八田與嘉南大圳的貢獻究竟是甚麼？八田的水利工程確實增加了灌溉面積與稻米產量，但是一般民眾並未因此獲利。根據日人公布的「日本經濟百年統計」數據顯示，嘉南大圳完工後的1930年代，臺米增產2.07倍，臺灣人口增加1.57倍。雖然米糧增產倍數高於人口成長，但當時每人平均稻米消費量居然比1910年代減少23.1%，而甘藷消費量卻增加38.1%。

　戚嘉林教授指出，嘉南大圳工程費雖達5412萬日圓，但單單1920年一年，全臺前5大日人製糖公司當年總利潤就達7600萬圓。換言之，日本從臺灣攫取的利益，遠大於它給與臺灣的。整體來說，當時農民並未因嘉南大圳與農業改良而獲益，反倒愈加貧窮。日學者矢內原忠雄亦坦承臺灣「無產化的程度日益加甚」。

　嘉南大圳雖增加灌溉面積與給水量，但並非每個農戶都有水可以灌溉。當時的三年輪作制度規定，以150甲為一單位，作為一給水區。其中50甲種水稻，50甲種甘蔗（在秋冬乾季灌溉），其餘50甲種雜作（無水灌溉）。嘉南大圳促使「土地所有及經營」的集中，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已故學者周憲文的解釋如下：「因為150甲統籌經營，始有可能，在單獨「所有」或「經營」此集團地的大地主大企業家，固然最為有利，至於耕作小面積土地的農民，則因其耕作地由於輪作的關係，在從事甘蔗作或雜作的年份，連一家的糧食都不能生產。又其每年的收益，三年之內也不相同，這對貧農是很痛苦的，一面形成資本家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獨占，同時促使農民喪失土地的『無產化』。」

　周憲文還注意到：以人口數而言，從1910年到1945年，半自耕農增加2.10倍，佃農增加1.48倍，自耕農增加1.44倍。如果半自耕農與佃農合併計算，則其增加率約為自耕農的1倍。臺灣耕地的半數以上是在地主手中。自耕農所耕的，乃是旱田；佃農耕的，則多水田，大多數的水田係在地主手中。因此，嘉南大圳也好，日本政府也罷，他們帶給臺灣農民的，就是「耕者失其田」。不可諱言，少數獲益地主階層傾向於感念八田和日本統治，但我們不能忽視多數一般農民因此「建設」而被剝削的事實。

  相對的，當時中國的師範體系，就比日本要好的多，中國的師範升遷制度就好的多，著名抗日英雄飛行員劉粹剛，他的夫人許希麟，18歲就當上小學校長。當然這與中國正在革新階段極需人才有關，但是中國人尊師重道的精神、人人平等的觀念都比日本要好。

  我小學的時候，就常聽到很多年紀大的師師「稱讚」日殖時代的治安，而且是以一種迷戀與懷念的態度，深情的說：「日本時代治安很好，偷竊就要砍手。」

4.日殖時代的台灣高等教育與台灣關係不大，整個台灣只有一間大學，就是台北帝大，而且還不是給台灣人讀的，而是日本南進的研究基地，是一所研究型大學，主要是給日本移民為招生對象。因此台灣人的錄取員額非常、極為有限。

  1940年「台北帝大」醫學系，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的占比是1比1，這個看起來公平。但是文、政科系的比例，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的占比是5比82，非常糟糕!至於物理、化學、農業科系比例，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的占比是離譜的4比86。這意味著，日本只對台灣人放?醫院院錄取名額，其他一律收緊，這是教育種族岐視

  甚至出現一種離譜的現象：留學海外都比進台北帝大容易!這就是為什麼在日殖時代的台灣律師，居然赴日留學才學到法政的原因。比如228事件後被處決的林連宗，是日本中央大學畢業，而不是台北帝大。可是出國又豈會容易?因此這又以家境環境，限制了台灣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還有更多的台灣人，選擇到中國求學，包括謝東閔、謝娥、黃國書、蘇紹文等人，他們在中國所受的教育，一點也不差，而且相相當的好，誰說只有日本有高等教育?

  日殖時代的議員，只開放一半的名額，而且只能選議員，不能選州長。參政權又受性別限制，只有男性有資格。財產也有限制，年繳稅金5元以上的人才能投票，可是台灣人深受壓迫，普遍沒有這種財力，因此台灣400萬的人口中，合格的選民只有2萬8千人，也就是投票權只有0.7%!

  反過來說，一但放寬了法律，台灣人會變成什麼樣子?全部原形畢露!228事件期間，台灣人兇狠異常，幾乎可以說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人無異的程度!台灣事變內幕記第3卷就有記載。

所以，先把1937年的整個東亞局勢搞清楚，再來看日本與台灣的差距，就可以很快明瞭台灣當時根本是東亞最落後地區，戰後能拼到亞洲四小龍之首，僅次於日本，還是拿最少美國資源的地區，這根本就是奇蹟了！

八田與一，是一個學生時代被稱為「吹牛大王」的日本漢子。正如吳新榮醫師當年的紀錄中所描述的 ── 「八田……，唯性稍急……督導工人工作，偶因工程遲緩，則厲聲斥責工人，聞者起悚。」 然而，今天我們的暢銷書上竟如此地褒稱其人──「為了工程的事而煩惱在深思時，若有人叫他，會招來斥罵。在烏山頭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台灣的勞動者絕不會對此有所反感。被斥罵後反而更振奮……」 使得該八田竟成為島上李前總統與馬前總統一致推重的人物。

然而，在史料中我們還能聽到當年的種種史實。例如，該工程由於八田缺乏完整的工程經驗，他竟沒有為工人做職前訓練，因而隧道開挖後不久，就造成了因石油氣爆炸而崩塌的慘劇；那是工人在坑道中發現石油與石油氣時，竟不知其危險性所造成的，一次就有50多人無辜犧牲；他竟不知自省，只是責罵餘生的工人。

又例如，這位「吹牛大王」真是個彆扭僵硬的人，該工程曾遇到必需大量裁員的處境，他的做法竟非「汰弱留強」，而是「汰強留弱」，然後振振有詞地說，如果弱者離職將沒有去處，強者離職則不用擔心其前途；他竟沒有想到他所設計與監造的工程乃是關係到我們平原上百萬生靈存亡，那是不能出錯的事業！

再例如，他還曾經為了自己與日本國的面子而拒絕總督府由美國請來的權威專家的指正；在那本日人所寫的書中，說他的爭辯都是對的，所以總督府接受了他的辯解。 此外，由開工後民間就傳出許多的悲憤；因為工程的土地都是無償徵收，地上物沒有補償。然後，到1925年，大圳工程的濁水幹道先完工通水時，當時民間的怨訴雖然見報的不多，民間已出現了不少怨訴。例如，「嘉南大圳的灌溉問題」〈1925/10/18〉、「嘉南大圳的工事問題」〈1925/12/27〉、「小農民十大苦況」〈1925/12/27〉等：但是他們還由於心底有一些憧憬，盼望著到正式完工後，真能有較美好的遠景…… 當時包括在該工程部底層的我們台籍工人，都被高度地歧視著；日籍員工當時在烏山頭有功能齊全的宿舍群，其中除了有宿舍，還有醫院、郵局、學校、泳池、雜貨店、網球場，射箭場，還有設備完善的俱樂部；而我們台人則只有「特准賭博」的簡陋工寮可住；他們應該也都抱持著那樣的期盼，只能忍受著日人的「頤指氣使」。

1930年底，該工程完工不過半年，新完工的烏山頭水庫就被地震震損了330尺；當時的報紙是這樣刊登該地震的 ── 報導的標題是「地震雖非甚大，島人家屋相當倒壞，寺本台北測候所長談」；其內文，則「本島人家屋，多用土角，建築樣式亦殊。雖屬強震之弱者，亦有相當損害」；另，對於大圳損壞的報導則稱「烏山頭水庫貯水池堰堤崩壞……恐形勢重大變化，警察當局頗憂慮」與「這回的損害，頗有關乎該大圳的生死關頭」。

日殖五十年間，我們島上這耗資最大的一筆建設，竟然是這樣的工程。所幸，當時是「枯水期」，所以，水庫下游只有幾十甲田地成為魚塭而已。不過，不只於此的，還有完工後的其他許多新聞，讓我們可看到當年真實的情況：「北港產物賤租稅多民苦痛難言」〈1930/6/14〉「不負責任的水利組合」〈1930/8/16〉「嘉南大圳沒有給水，也要徵收水租」〈1930/9/27〉 「嘉南大圳區域內，地主七倒八苦」〈1930/11/1〉「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無理的受剝，何等悲哀呢？」〈1930/11/1〉「台灣二大工事，南圳水量不足，月潭電力有餘」〈1930/11/1〉「嘉南大圳當事者計畫陰謀」〈1931/5/30〉「台南州下的特別負擔太重，大地主既然如是，小作農更不待言」〈1931/8/8〉「台南州地主會呼籲，救救餓死線上的農民」〈1931/8/15〉「台灣財政危機，住民不堪重稅，行政須大整理」〈1931/8/22〉「世傳的窮鄉，永遠沒有出路，老幼日夜勤勞，終得不到溫飽」〈1931/8/22〉之類…… 這是除了不少人原本是「全年有水」的田地，此時竟成為「三年才供水一次」，「沒有給水也要收水租」的情況；而更大多數「看天田」雖獲得了這難得的一次供水，但是供水時強制的深耕，使它們失去了耕作上的選擇權，從此只能種甘蔗，而甘蔗的價格是被日資糖廠壟斷，常常其定價是不符成本的。例如，據稱由1930~1942的十二年間，至少有八年，不只是入不符出，更是根本賠本的。這就是本區「三年輪作」的制度運作。

此外，官方的水利會似乎很合理的，推出類似「使用者付費」的規定，要求農戶雖然每日重勞動，各戶仍必須負責自家的中、小送水渠道之維修；做為日式保甲制度下，地方上修橋、鋪路、修護溝渠的義務工役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