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嘉南大圳是1930年完成，比起嘉農揚威甲子園的背景早了一年。八田與一和當年選
手的邂逅，當然更是劇情浪漫化的產物。錠者博美到底有沒有到過嘉義？一點也不重要。
這些敘事就如同電影中的字幕刻意以日文「野球」而非「棒球」一樣，都是KANO這部電影
裡，透過突顯嘉「農」、「野」球與嘉南大圳的意象，連結棒球這運動與台灣這塊土地的
操作。

所以必須先釐清的是，社會集體記憶與歷史是不同的，歷史強調的是真確性，但那是歷史
學家的職志，然而，屬於大眾的集體記憶卻與史實的真確性沒有必然關係。集體記憶可能
是片段的、選擇性的、穿鑿附會、甚至從未發生過的，媒體的再現強化了歷史與集體記憶
的差異。美國紐約州的古柏鎮（Cooperstown），與棒球起源天差地遠，但卻是百年來美
國共同記憶裡，棒球浪漫主義下難以動搖的伊甸園。

臺灣的運動集體記憶中，我們選擇記憶了打赤腳、以石為球的紅葉，摒棄了超齡與冒名的
不堪紅葉；七虎也往往被遺忘在巨人與金龍之間；KANO這部電影，相信也是未來許多人對
於1931嘉農甲子園歷史的集體記憶，甚至取代紅葉成為台灣棒球起源的浪漫想像。但別忘
了，在KANO裡，我們選擇記憶吳明捷、而非陳耕元，貫穿全片的三族共和的訊息，也必然
掩蓋了族群衝突的痕跡。訊息的產製與傳播中，個人選擇的理解與記憶都是不同的，愉悅
與光榮可能被強化，反之痛苦與羞辱卻可能被壓抑；而在臺灣的社會記憶中，屈辱也可能
被操作，1931嘉農在冠軍賽的落敗，當然也可以詮釋為「贏」得亞軍。

我必須要強調的是，儘管馬志翔與魏德聖的作品（乃至於所有以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再
怎麼強調忠於史實，KANO作為一個電影作品與歷史就不能相提並論，紀錄片況且都有選擇
性敘事的成份，更何況是一部劇情片？從分析集體記憶的角度，我們該更去理解KANO在此
時空拍攝的意義，大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漸漸在這塊土地上蔓延下，棒球作為
區隔兩國鮮明標記的國球，卻始終欠缺一部建構集體記憶的文本，但是一些人台灣人誤把
紅葉當成世界冠軍，知悉陳智源和許金木的人數可能遠不如Jeter和Rivera的歷史空缺，
嘉農絕非台灣棒球的伊甸園，但KANO可以是運動電影作為集體記憶的重要標竿，藉此映照
出你我認同建構的線索。

也正因為這是集體記憶的建構，KANO觸動了台灣族群認同的敏感神經，正因為它所發生的
時空背景。無疑的，日本是台灣社會顯著的他者，卻是極端的他者。對一群人而言，他是
台灣現代化基礎建設的源頭，因此帶著後殖民「那個美好年代」的依戀；對另一群人而言
，卻是軍國主義與殘暴的「狗日」，一看到旭日旗、聽到台灣人講日語就難以下嚥，把棒
球追溯至日本殖民時期的根源，甚至歌詠那「美好的年代」必然使得這些人坐立難安，當
帶給他們多少美好回憶的國球卻是源於贏下甲午戰爭的「狗日」時，那是一個認知多難以
協調的概念？

但，我們是否只能依此粗暴的二分法來建構彼此的認同？棒球之所以是台灣的國球，就在
於它可以是超越族群的符號，1930年代下的台灣就是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不管你喜不喜歡
，旭日旗、日語、霧社事件、嘉農、棒球，都是那個年代與這塊土地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以葉啟政的話語來說，那是一個「搓揉摩盪」、「正負情愫交融」的過程，而非一刀兩斷
如此簡單，魏德聖不同作品中的史觀及認同，不是、也不該被單一解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