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教改越改越爛，班上有暴力犯、恐嚇犯的機率相較於以前的能力分班，機率有直線上升的趨勢，某些特別的區域更是某個班就有幾個幫派的青少年混在裡面，台灣的青少年犯罪是不是沒救了？

在台灣現行的教育與法律制度下，對青少年的犯罪行為幾乎無能為力。特別是國中生便犯下殺人重罪的案例，社會時有所聞。由於法律規範與教改制度強調「教育優先」、「保護未成年」，這些犯下重罪的青少年往往僅以短暫的感化教育或矯正措施了事。然而，許多加害人既未展現悔意，也無法真正改過自新，反而造成社會更深的恐慌與混亂。這顯示出台灣教育與懲戒體制，在面對極端青少年罪犯時，存在嚴重缺陷。

當制度無法真正懲治青少年罪犯時，受害的不僅是直接受害者及其家屬，還包括所有被迫與這些青少年同處校園的「好學生」。教育制度在強調融合的同時，卻忽視了危險的極端案例，使得本應受保護的學生反而暴露在高度風險之中。更嚴重的是，這些青少年犯往往在未成年出獄後，再度成為父母，將不良的價值觀複製到下一代，形成「犯罪—再生產—再犯罪」的無限循環。這種情況若不加以制止，社會治安與教育品質必將持續惡化。

對照其他國家，不難看出台灣的制度過於寬鬆。例如，新加坡對青少年重大犯罪採取嚴厲刑罰，並允許鞭刑作為矯正手段，藉以震懾潛在犯罪者。日本則雖然也有少年法，但在嚴重殺人案件中，仍可能將未成年犯移送成人法庭，以確保社會公義。再如美國部分州份，青少年若涉及惡性殺人案件，會被視同成人受審，甚至可能面臨長年監禁。這些案例顯示，嚴刑峻法在某些國家被視為防止青少年惡性犯罪的重要手段，並有效降低了重罪再犯率。

台灣的問題在於過度強調「教化」而輕忽「懲戒」。教育部與司法體系往往將青少年犯視為「受環境影響的孩子」，但這種觀點忽略了社會安全與受害者的正義需求。對於惡性案件，僅以短期矯正或感化處理，不僅無法讓加害者真正悔悟，更傳遞出「殺人無須付出代價」的錯誤訊息。此種體制性的寬鬆，等於縱容了犯罪，使社會陷入更深的恐懼與不信任之中。

台灣若要避免惡性青少年犯罪持續惡化，必須調整教育與司法體制。首先，對於重大暴力與殺人案件，應比照嚴刑國家，允許將未成年犯移送成人法庭，並給予足夠刑期，防止其過早回歸社會。其次，應建立「父母連帶責任制」，若子女犯下重罪，父母亦須承擔法律後果，以迫使家庭教育真正落實。唯有在教育與懲戒並行，且懲戒端更為嚴厲，才能有效震懾潛在犯罪者，切斷「犯罪的無限循環」，恢復社會安全與教育環境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