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美國駐東京公使迪龍（C.E. Delong）認為中日結盟對美國而言是一大「災難」。當時美國國務卿費雪（Fisher）在回覆迪龍的文件上表示：「你當把握所有可能的機會，設法誘導日本盡可能地遠離中國，而與其他強權勢力們在商業與社會上結合。」

迪龍和曾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善得（C. W. Legendre）商量利用1871年12月發生的牡丹社事件遊說日本出兵攻台，李善得告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說：「台灣番地，是中國政令所不及的化外之地，只需用兩千左右的兵力就可以迅速佔領，而且不必擔心美國的干涉。」

迪龍在事後寫給美國國務院的一份「秘密報告」中說：「我一向認為西方國家對日本的真實政策，是鼓勵日本採取一系列的行動……使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朝鮮政府彼此仇視。……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使這場戰爭成為……把台灣及朝鮮放在一個同情西方國家的旗幟下的戰爭。」美國力圖破壞中、日、朝三國的傳統關係，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險惡居心，至此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