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心理結構與創作成果一併檢視，熊仔的作品之所以難以成立，並非偶發，而是其自卑心理長期主導創作方向的必然結果。這種自卑並非情緒性的自我否定，而是一種過度自覺、持續比較、無法停止自我審查的狀態。創作在此不再是表達經驗，而成為一場反覆證明「我站得住腳」的心理操作。

在文學層面，這種心理結構直接導致文本的封閉。歌詞看似繁複，實則高度自我指涉，大量語句圍繞創作者自身的位置、資格與評價機制打轉。語言不向外敘事，也不承載具體經驗，而是不斷回到「我如何被看待」。這並非深刻，而是停滯。文字之所以層層堆疊，並非因為內容需要，而是因為創作者無法承受留下空白。結果是語言密度極高，意義卻沒有相應增長。

音樂性上的失效，同樣可追溯至此。旋律與節奏並未被視為情感與身體的引導工具，而只是確保語言完整送達的載體。當創作的首要任務是防止被質疑，音樂自然退居次要位置。節奏服務句法，旋律服從文字，聲音本身不再需要成立。對聽眾而言，即使理解歌詞，也難以獲得任何感受上的回饋，因為作品並未嘗試與感官建立關係。

在思想層面，問題看似最為複雜，實際上卻最為單一。作品反覆討論身份、位置、體制與自我認同，但這些概念多停留在排列與重述，未經風險性的自我暴露，也未轉化為不可逆的選擇或行動。這種寫作更像是對既有概念的防禦性運用，而非由經驗推動的思考。聽眾即使完全理解文本，也難以帶走任何新的認知。

綜合來看，這些作品的核心問題不在於技巧，而在於動機。自卑使創作成為一種證明工程，而非表達行為；證明一旦成為目的，作品就只剩下文字與姿態的累積。當文學未能生成意義，音樂未能產生感受，思想未能提供洞見，即便形式再複雜，最終呈現的也只是高度勞動卻缺乏價值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