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說，這本書應該要改名《從司馬光的眼中看大宋變法》。作者趙冬梅毫不掩飾對於這
位《資治通鑑》作者的溫情與敬意，這也導致了《大宋之變1063－1086》的評價變的十分
兩極，宛如重現了當年黨爭，書的內容本身不論，立場決定了一切。但坦白說，處於這個
時代的我們應該早就習慣這種現象了……

最早認識趙冬梅，是看她翻譯的《中國轉向內在》，這是劉子健先生的名著。後來她又陸
續出版了講中國帝制，以及司馬光的專書，還有在百家論壇活躍等，就存有印象。先前看
完《新宋》之後，想到了這本，就去圖書館借閱。

儘管本書作者確實存在著個人立場問題，但個人從以前就認為，有時候極度追求客觀中立
的作品，除非作者文筆跟寫作功力極佳，否則通常最後就是變的冰冷而生硬的純學術專著
。《大宋之變1063－1086》顯然作者也不是想追求這個，但平心而論，她也沒有一昧的偏
頗，總算還是保留著歷史學者的一個底線。文筆跟敘事功力，也在水準之內。

我之所以戲稱本書應當改名，是因為作者確實某種程度上是以司馬光的一生來講述宋朝的
這場變法，始於英宗朝，終於元祐年間。而這個起始點個人覺得趙冬梅的理由也很充分，
我讀完這段，真心的同情趙曙。他的即位，的確是一個偶然，因為仁宗始終無法擁有繼承
人，英宗在一些機緣下成為了備胎。但是，他這個養父直到死後都不是心甘情願，就連曹
皇后，都在等著遺腹子的性別。吾人用現在最流行的「換位思考」，應該不難理解趙曙的
心情了吧。個人以前很不能理解「濮議」，如今倒是明白了。

而趙冬梅從這裡開始談起，則是為了解釋身為兒子的神宗積極變法跟「想要有所作為」的
心態，有一部分則是為了「證明英宗即位的正統性」。如前所述，趙曙自始至終都不是養
父心中的繼承人，這讓某些宗室「有非分之想」。儘管在士大夫集團如韓琦等人出於朝政
穩定的理由，還是讓英宗坐穩了大位，但親眼見到父親困境的神宗，產生這種念頭，也不
奇怪。

個人對於王安石的這場熙寧變法的印象與了解，並不出一般通史交代的範圍；但這確實是
宋史，乃至中國史研究的一個大熱點，毋庸置疑。因為這之中探討的，不單只是趙家天下
的困境，甚至乃是秦式帝制的根本結構問題。

趙冬梅引用了一段王安石與司馬光針對國用不足的辯論，讓我印象深刻。後者主張：「天
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王安石則說：「善理財者，民不加賦
而國用饒」。

這段話是有前言後語的，但整體意思仍不脫中國傳統儒家跟聚斂官僚之間的經濟思想對立
問題。吾人站在一千年之後，尤其是在經歷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洗禮之後，難免會比較傾
向王安石，而詬病司馬光過於傳統。然而，近些年的“大歷史”相關著作，例如《西方憑
什麼》的作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已提出數據證明，人類生產能力只有在這兩三
百年才有了巨量的突破，在此之前，全球不論何種社會文明，都是半斤八兩。所以，司馬
光的論點反而在當時才是「常識」。而王安石的思維，也不該理解成那種「把蛋糕做大，
一起共享成果」的現代經濟思維，他不過是覺得當時的宋朝稅收系統不夠「效率」而已。

誰是誰非是千古聚訟的案子，不好輕言之。往前的唐朝跟往後的元朝，王安石也都不乏「
同行」，也都有類似的批評。只是他的聚斂，冠上了變法的美名，而當時的國家也確實需
要有所為時，就顯得「偉光正」。但以成敗論英雄來說，不論介甫的本心為何，結果總是
不如人意的。乃至於到了南宋，甚至被歸咎於導致靖康之變的原因之一。這種結論多少是
政治的因素導致。宋朝到了神宗之時，各種沉痾積弊早已經到了不得不變的地步，即使不
存在王安石，也必然是要有所動作的。而改革這種事情，必然激起利益者之間勢若水火也
是自古不變的劇場。北宋晚期的官僚惡鬥，即便不是史實變法引出的新舊黨，早晚也是會
因為別的因素爆發。王安石充其量只是「加速師」，就像戈巴契夫那樣。

對我個人來說，王安石的一些改革法則是過於「先進」，乃至於，甚至有些方案即便放到
現在，都不容易實現。他的很多政策，都是需要大政府，廉潔的官僚跟制衡的權力精密配
合才可能真正做到，但，真能這樣要求一千年前的北宋嗎？二十一世紀都很多政府做不到
了呢。這些，在阿越的《新宋》，或者一些專業研究者中，想必都有所洞見了吧。而且，
王安石在選擇推動變法的人才時，「德」跟「才」之間選擇了後者，那麼，變法淪為當代
中共官場那句調侃的「上頭的本意是好的，只是下面執行歪了」，也就不意外了。自古變
法都是千苦萬難，那種「一品大官殺幾個，法就變了」的話只能哄哄剛出社會的毛頭書生
，看著王安石，很難相信康有為能做出什麼正經勾當。

至於趙冬梅本人對王安石變法的評論，也不脫這些範圍，只是她講到元祐時代，司馬光絕
非大權在握，而且他一力想促成兩黨大和解，恢復成宋初那種「君子之爭」的政治風氣，
結果卻被各種扯後腿，只好含恨而終。對此，個人是有所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