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台灣台北城的繁榮進步,勝過當時的日本東京。」誰敢如此自信自豪的勇敢宣稱?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台大教授、日本綜合研究權威,許介鱗教授在所著《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文英堂出版社)書中,舉證歷歷,日本殖民之前,台灣是全中國最富庶的一省,也比日本富裕,其書中記載:
「早在1860年台灣開港,外資在台已獲投資利益。而清廷派沈葆禎、劉銘傳撫台,自1874到1895年,20年的投資與心血建設,其成果讓日本隨軍記者寫下當時進台北城所見『…財貨金銀之流溢,人民之意氣高昂…』」
故意忽視日據前富庶的台灣,只歌頌日據後的殖民建設,令人不解!
日本強占台灣,台灣人展開長期的武力、非武力的反殖民抗爭。根據日本官方文書累積統計,50年間約近40萬台灣人遭受日軍警屠殺。為了嚴密控制、鎮壓反抗和經濟榨取,貫徹實施50年警察統治。才數十年前的歷史,台灣人凜烈正氣的抗日,已被漠視扭曲。積非成是,日本人的高壓統治及榨取,卻被美化、歌頌?是何道理?
如台北市政府,可以花了9,200萬,復原殖民者的「西本願寺」,卻說沒有經費設置「台灣抗日史蹟館」?又如在北投溫泉季,先有讓台灣的小學生穿和服扛日本神轎,後有文化局長穿和服辦活動,還沾沾自喜是「文創」。
日本命令八田與一建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水利工程。不是為台灣農民謀福利,而是為奪取更多的台灣米與糖,供應日本。日據嘉南平原的農民吃到白米飯是奢求,曬乾或發霉的蕃薯籤幾乎是餬口的正餐。日據時代,台灣人沒因八田與一受惠;光復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農民才享有因水利增產而受惠。馬先生,與其媚俗的歌頌八田與一,不如回頭肯定國民黨的土地改革政策更符史實。
家母日據時代,被徵調赴南洋任隨軍護士,途中幸運躲過美軍轟炸,搭另一條船的友伴,卻不幸沉船喪生。這是她老人家一生最悲痛的記憶。我讀大學時,每月她都會以台式國語寫信來勉勵我,只記得她一再提及,慶幸因有台灣光復,終於可不受日人歧視為「清國0奴」、「支0那」,可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她一生中國人的認同,也從未妨礙她做一個台灣人的認同。
坪林的南山寺,就是日據時期,當地鄉紳為抗拒皇民化,傳承漢文化於子弟,集資興建。南山寺絕非日據傳承漢文化於寺廟的唯一特例。台灣先民在日據高壓下,想盡辦法傳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豈能假藉「包容」,承襲李扁,扭曲日據史觀,埋葬中華民族主體意識?
在日本統治之前,台灣在全中國之中是最富庶的一省,當然也比日本富裕。
日本的從軍記者松原岩五郎,以乾坤一布衣的筆名留下「台灣風土記」的紀錄,敘述日軍在1895年登陸台灣時,看見台灣的一切確實要比日本富庶得多。
他寫下以下記錄:台灣土地百物茂盛,動物植物之產,多種多樣,非高麗(朝鮮)遼東之地可比。其土地不但是天賦之大富藏,山水景象亦極似好画。山嶽丘陵之形,千種萬樣,在十步百步之間,風物之變化顯著,僅僅旅行二、三里之間,得天然的好画題,不下千百幅之多。
台北府城半中國式半西洋式的高樓大廈,此邊尤多。與遼東營口相比,富庶更高一段,至於其富美豪華,則有更高幾層之盛觀。
財貨金銀之流溢,人民之意氣高昂,不像遼東地方人民那樣對日軍奉承,台灣各個人,高傲自滿之氣露出鼻端,視日軍到來如旅行者過來,表示汝等以戰爭取勝,我等以金錢和物產自行生活,又奈我如何。臉色旁若無人,傲慢自大,在市中橫行跨步,毫不忌憚。
這名記者在甲午戰爭時,隨日軍到過朝鮮、遼東半島,他也描述當時的萬華,比大陸各地繁榮,物資豐富,勞工勤勉,而庶民穿著絲、麻編織的豔麗衣裳,身上裝飾,金銀珠寶。
此記者親眼看到,台灣山海物產饒多,台北府的市場,集合各地產物,而且開港之後,西洋以及中國各地輸入物品,日用百貨無不具備,吃有魚肉鳥類,糖果的種類有千百種,西洋料理、中華料理等山珍海味,金牌煙草、馬尼拉煙捲,罐裝牛奶等精選品,充斥於舶來品市場,如果不問價格,沒有得不到的百貨。
這表示台灣在日本統治之前,確實是商業鼎盛,遠比日本富庶的「寶島」。在台灣寶島,只要隨便插一支蕃薯藤,就可以長出蕃薯葉和蕃薯充飢,不會餓死。台北府的市場繁榮,經濟生活發達,比剛遷都不久的東京,還要多采多姿。但是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台灣的一切能量資源,轉而被日本榨取而犧牲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