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整個邏輯都不太對。
原PO是討論一個假設的,而且不太會是常態的情形:『你去日本工作,存款拿回來會不會比較賺。』
原PO的假設是著重在旅外工作划算與否的問題,但回應的大大將其引伸到一個荒謬的邏輯:『勞動條件不是藉由協商或罷工等工會機制來完成,不管你怎麼去討論,都在迴避一般工會先進國爭取勞動條件的正常機制。』
『我們爭取勞動條件不利,不是因為其他原因,而是因為我們不清楚東京物價。東京物價是我們爭取勞動條件的利器,工會先進國的工運先烈都他媽腦殘,空服員也腦殘,只要我們清楚東京物價,一切都會成功。』
這也不能怪台灣人缺乏工運常識與意識,即使華航工運例子在眼前,但台灣工會法、歷史業障、現實環境,都沒辦法讓人們短時間內進入狀況,理解爭取勞動條件的過程。
台灣問題,首先就是資訊紛紜,政府、學界應該有職責去定義、呈現數據,一個合理的生活CP值,要有多少最低工資與勞動條件去達成,這我記得DPP和時力都有提過,就是法律條文最後會是浮動的數字,不是定額每年檢討修改,緩不應急。
第二,政府在工會法等配套修改之後,政府應該是對最低勞動條件去把關,工會才是主導勞資協商的主體,不是政府仲裁。
第二點,其實以台灣工運落後半世紀,也怪不得人們還是訴諸於政府恩給,直接仲裁,這不能怪一般人民。可是,這永遠是違逆常理與實務,工運落後國的作法。但在台灣邁向正常工運水準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尋求政府協助,就像剛學游泳的人總希望別人扶著自己一樣,但終究所有助力都是要往工會主體的方向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