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台灣台北城的繁榮進步，勝過當時的日本東京。」誰敢如此自信自豪的勇敢宣稱？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台大教授、日本綜合研究權威，許介鱗教授在所著《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文英堂出版社）書中，舉證歷歷，日本殖民之前，台灣是全中國最富庶的一省，也比日本富裕，其書中記載：
「早在1860年台灣開港，外資在台已獲投資利益。而清廷派沈葆禎、劉銘傳撫台，自1874到1895年，20年的投資與心血建設，其成果讓日本隨軍記者寫下當時進台北城所見『…財貨金銀之流溢，人民之意氣高昂…』」
故意忽視日據前富庶的台灣，只歌頌日據後的殖民建設，令人不解！
日本強占台灣，台灣人展開長期的武力、非武力的反殖民抗爭。根據日本官方文書累積統計，50年間約近40萬台灣人遭受日軍警屠殺。為了嚴密控制、鎮壓反抗和經濟榨取，貫徹實施50年警察統治。才數十年前的歷史，台灣人凜烈正氣的抗日，已被漠視扭曲。積非成是，日本人的高壓統治及榨取，卻被美化、歌頌？是何道理？
如台北市政府，可以花了9,200萬，復原殖民者的「西本願寺」，卻說沒有經費設置「台灣抗日史蹟館」？又如在北投溫泉季，先有讓台灣的小學生穿和服扛日本神轎，後有文化局長穿和服辦活動，還沾沾自喜是「文創」。
日本命令八田與一建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水利工程。不是為台灣農民謀福利，而是為奪取更多的台灣米與糖，供應日本。日據嘉南平原的農民吃到白米飯是奢求，曬乾或發霉的蕃薯籤幾乎是餬口的正餐。日據時代，台灣人沒因八田與一受惠；光復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農民才享有因水利增產而受惠。馬先生，與其媚俗的歌頌八田與一，不如回頭肯定國民黨的土地改革政策更符史實。
家母日據時代，被徵調赴南洋任隨軍護士，途中幸運躲過美軍轟炸，搭另一條船的友伴，卻不幸沉船喪生。這是她老人家一生最悲痛的記憶。我讀大學時，每月她都會以台式國語寫信來勉勵我，只記得她一再提及，慶幸因有台灣光復，終於可不受日人歧視為「清國0奴」、「支0那」，可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她一生中國人的認同，也從未妨礙她做一個台灣人的認同。
坪林的南山寺，就是日據時期，當地鄉紳為抗拒皇民化，傳承漢文化於子弟，集資興建。南山寺絕非日據傳承漢文化於寺廟的唯一特例。台灣先民在日據高壓下，想盡辦法傳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豈能假藉「包容」，承襲李扁，扭曲日據史觀，埋葬中華民族主體意識？
在日本統治之前，台灣在全中國之中是最富庶的一省，當然也比日本富裕。
日本的從軍記者松原岩五郎，以乾坤一布衣的筆名留下「台灣風土記」的紀錄，敘述日軍在1895年登陸台灣時，看見台灣的一切確實要比日本富庶得多。
他寫下以下記錄：台灣土地百物茂盛，動物植物之產，多種多樣，非高麗（朝鮮）遼東之地可比。其土地不但是天賦之大富藏，山水景象亦極似好画。山嶽丘陵之形，千種萬樣，在十步百步之間，風物之變化顯著，僅僅旅行二、三里之間，得天然的好画題，不下千百幅之多。
台北府城半中國式半西洋式的高樓大廈，此邊尤多。與遼東營口相比，富庶更高一段，至於其富美豪華，則有更高幾層之盛觀。
財貨金銀之流溢，人民之意氣高昂，不像遼東地方人民那樣對日軍奉承，台灣各個人，高傲自滿之氣露出鼻端，視日軍到來如旅行者過來，表示汝等以戰爭取勝，我等以金錢和物產自行生活，又奈我如何。臉色旁若無人，傲慢自大，在市中橫行跨步，毫不忌憚。
這名記者在甲午戰爭時，隨日軍到過朝鮮、遼東半島，他也描述當時的萬華，比大陸各地繁榮，物資豐富，勞工勤勉，而庶民穿著絲、麻編織的豔麗衣裳，身上裝飾，金銀珠寶。
此記者親眼看到，台灣山海物產饒多，台北府的市場，集合各地產物，而且開港之後，西洋以及中國各地輸入物品，日用百貨無不具備，吃有魚肉鳥類，糖果的種類有千百種，西洋料理、中華料理等山珍海味，金牌煙草、馬尼拉煙捲，罐裝牛奶等精選品，充斥於舶來品市場，如果不問價格，沒有得不到的百貨。
這表示台灣在日本統治之前，確實是商業鼎盛，遠比日本富庶的「寶島」。在台灣寶島，只要隨便插一支蕃薯藤，就可以長出蕃薯葉和蕃薯充飢，不會餓死。台北府的市場繁榮，經濟生活發達，比剛遷都不久的東京，還要多采多姿。但是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台灣的一切能量資源，轉而被日本榨取而犧牲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