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及殺害兒童無疑是嚴重的刑事案件，然而面對這樣的悲劇，假使從事後諸葛的角度重
新檢視現行系統，或許我們能發現對此一家庭暴力「加害者」（現制度內改稱相對人）的
服務/約束，是否有發揮作用，若無，是否系統應加以因應調整，以避免更多類似案件的
後續發生？

李宏基家暴殺人一案，依據判決書自述：婚後應妻子要求搬到岳家，並於岳家工作，後因
工作不熟悉、進修導致時間很緊、錢也不夠，妻子不說話或是一直抱怨，於是人變得很煩
躁，情緒上來就會暴怒打妻子、小孩，同時懷疑妻子有外遇，因而核有保護令一三款，後
因拿小孩性命要脅妻子不成被判入監服刑，刑中輔導顯無成效，反而加深其對妻子之恨意
及攜子自盡念頭，遂導致最終於孩子幼稚園前爭奪孩子、殺死妻子、後以汽車內二氧化碳
與女兒共同輕生之舉。

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及兒童權利公約已經推行多年，從判決不難看出這兩個先行的價值已
於法界生根，站在人權進展的角度上實應欣喜；然而，透過判決不難看見現行的家庭暴力
防治系統在時代的演進下，確已產生限制，從當年的鄧如雯殺夫案誕生的婦女及家庭暴力
防治系統，基於保護婦女及兒少人權，避免持續受到侵害，因此「恢復家庭」、「促進彼
此理解」、「澄清誤會」的功能較弱，同時系統偏重受害者服務、增能，也因此缺少增進
加害者對此的理解、協助，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庭暴力加害者通常有困難理解「法何以入
家門」、「我做錯了什麼」、「錯的明明是別人，卻整個系統都懲罰我」，因而衍生對整
個系統的憤怒，或將此憤怒轉到特定的個人身上，衍生更嚴重的犯行。

同時，因為家庭暴力系統將他們標定為「加害者」，這往往會導致他們一方面難以接受「
加害者身分」、二來難以求助，但他們其實亦可能是冷暴力及性別刻板印象受害者，不知
如何面對自己在婚姻關係裡的挫敗、失落、工作上的不如意、妻子的冷淡或埋怨，男性受
困於性別刻板印象不能輕易求助、輕易示弱的問題，也往往導致整個家庭暴力防治系統更
往女性傾斜，缺乏對男性或加害者的理解，導致惡性循環，其中一個實例即是監所提供之
輔導課程不符需求，不僅無法達成讓其轉換視角的目的，反而激化其對前妻(獄中已裁定
離婚)的不滿，此一輔導機制實應檢討以回應設計初衷，達到積極促進加害者認知成長、
情緒及暴力控制之目標。

令人慶幸的是，家庭暴力系統已經逐漸注意到這件事情，並由保護服務司的預算分配領導
，增加對家庭暴力加害者提供支持協助，然而，這件事情仍需要公眾、及受害者及家庭暴
力服務者們更多的理解，協助加害者並不是不公平的一件事，而是彌平傷口、促進和諧與
情緒平復、終止後續更嚴重案件產生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基於判決書內資料及上訴資料指出，李宏基曾因自己的情緒失控求診於精神科，並於精神
科獲得躁鬱症、或憂鬱症的相關診斷，並持續性地有無望感、因而希望帶孩子們共赴黃泉
，同時，因其死意甚堅，於刑事案件請求精神鑑定期間亦拒絕配合、並表示自己若出獄一
定會對前妻家不利，以便獲得死刑判決。

一個不珍惜生命的價值的人，被施以剝奪生命的刑罰，對他是否真的是懲罰？在性別刻板
印象的框架下，他不正是因為認為自己被剝奪了完整的家、剝奪了孩子，因此生無可戀，
故而走極端犯下嚴重的犯行，對他處以剝奪生命的死刑，他又能理解自己究竟犯下什麼錯
嗎？

或許，這反映一個重要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的社會文化裡，究竟對「犯罪者」有怎樣的想
像，我們要的是「每個人都不會犯錯」、「奉公守法」、「排除所有犯錯的人」，或是我
們期待「個體能體會到自己所犯的錯誤」、「體認到他其實也擁有選擇，但他沒有珍惜」
？

翻開新聞，我們真應該繼續鼓勵男性吞下一切，直到殺人或是自殺嗎？因為家暴保護令衝
撞總統府的張德正，違反保護令而自焚、燒炭、槍決自己的男性新聞層出不窮。我們對男
性、對家庭暴力、對生活壓力導致的精神狀況下的犯罪，是否能透過李宏基一案有其他的
視角，好讓我們調整這個系統，避免繼續產生下一個李宏基？還是，我們依然要選擇認為
「犯罪都是個人的問題」、「是他個人心智薄弱」，樂觀且單純的相信我們身旁的男性都
能扛起這所有的重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