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懂得自律性的社會，當一群人獲得權力時，照理同時也會負起相對的責任。但在台灣女權意識抬頭時，卻未能擔負起相對的責任。比如在便利商店做著相同的職掌的店員工作，台灣女性慣性會利用身體較弱的特點來迴避搬重物的責任。但談論到薪資時，又會利用兩性平權要求同工同酬，而這就是勢利的行為〈利用台灣高漲的女權，來逃避相對的責任〉。男女如果有得選擇，估計都不會和勢利的異性在一起，這也是為什麼世界每個國家，終究都有一部分要靠仲介外配。而台灣女性也應該盡快擺脫父權遺毒，畢竟家庭是一種程擔責任的過程，任何一方迴避越多的責任，則家庭越容易崩潰〈換句話說，任何時代創造出不負責的個體，則這些個體很容易就會因為無法成家而被天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