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李姓女子身體不適向警求援，警方協助她就醫住院後，6天後李女出院返家，卻發現
病母早已在家中氣絕身亡，檢警認為李女消極放任病母在家裡承受病痛，也拒醫院社工前
去關心，依過失致死罪嫌將她起訴，但高雄地院審理時，認為李女當時病重無法清楚表意
識，因此判她無罪。

判決指出，2018年7月20日，與女兒同住的陳姓老婦倒垃圾時跌倒，導致不良於行，食慾
也不佳，只能臥床無法起身行走；同月26日，李女因身體不適，向母親說要出去看醫生，
但她剛出家門就頭暈，無法自行前往醫院，於是她轉向家裡附近的派出所求助，由警方協
助她送醫。

李女到院後發高繞，被診斷出肺炎，須留院治療，李女6天後出院返家，驚見母親已死在
家裡；檢警獲報展開調查，相驗解剖查出，陳婦因十二指腸潰傷導致消化道出血，引發低
血容性休克死亡，發現李女住院時，家中只剩下1杯牛奶、4顆櫻桃。

檢方認為，陳婦不良於行，無法外出覓食，但李女卻沒有沒對醫師或外界表達母親情況，
還拒絕社工拿鑰匙去她家探視，認定李女消極放任病母在家裡承受病痛死去，依過失致死
罪嫌將她起訴。

高雄地院審理時，李女否認犯行，直說自己生病後意識狀態混亂，且媽媽怕陌生人，她當
時只想要自己趕快回家，沒想到一住就是6天，且她住院第4天時意識恢復，向醫生說要出
院，但醫生不准，隔天她仍燒著高燒，但她向護理人員說出母親的情況，才終於獲准出院
，沒想到已發生憾事。

合議庭根據醫院提供的資料及證人等證據，認定李女入院後因病言語能力不佳、意識狀態
混亂、遲鈍、反覆發燒、無法自理生活，但她狀況好轉時，確實有向外界求援，並非疏於
照顧母親，因此難以苛以過失致死之罪責，判她無罪，全案可上訴。

再按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
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係
依刑法第15條第1 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
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乃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
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
又構成保證人地位之法律理由，並不以法律設有明文規定之義務為限，所謂保證義務之內
涵係指保護他人法益之規範，該規範非以成文者為限，並應包含社會共同生活所公認之行
為準則。而「注意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同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
，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
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
應否成立過失犯。是上述兩種義務法源依據不同，處理問題領域亦有異，或有重合交錯之
情形，惟於概念上不應將「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相互混淆，而不能以行為人一有違
反「作為義務」即認違背「注意義務」。換言之，保證人地位僅是行為人「作為義務」之
理由，無法直接從保證人地位導出「作為義務」之內容。至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
仍應以行為人在客觀上得否預見並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為其要件。非謂行為人一經立於保證
人地位，即應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危害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
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保證人
之過失不作為，方得論以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判決意
旨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