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於立法
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
決議，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憲法第70條寫得很清楚，立法院除了沒有預算提案權之外，於預算審議時也不能要求增加
支出，另外可以參照大法官第264號的論理以及第391號的更嚴格限縮。這告訴我們立法院
因為不能要求編列特定預算，因此是沒有特定政策決定權的。這也可以跟1997年第四次修
憲時，憲法本文第57條第二款中立法院對行政院重大政策不認同時可以做決定移請變更的
規定被凍結適用來交互對照。

但520號解釋處理的是「立法院通過的預算，行政院得否不執行」的問題。大法官區分兩
種情形，其一是沒有涉及重大政策變更，結論是可以；其二是如果涉及重大政策變更，那
麼則須經過立法院參與的程序，首先這段論理其實就已經忽略了憲法第70條以及修憲凍結
立法院重大政策參與權的憲法意旨。

此外，大法官從度預算的覆議機制導出預算執行不是行政權核心這部分是很怪的。因為行
政院有完整的預算編製權，而且立法院的預算審議權又被限縮到只能減額修正，那麼行政
院要求覆議的情形必然是立法院刪除了政策執行必要預算而不是因為立法院通過某項預算
但行政院不想執行。

另外就是解釋文中提到，停止執行預算涉及重大政策變更時，行政首長有赴立法院說明的
義務，立法院則有聽取的義務並於聽取後做成贊成或反對決議。如果是贊成決議固然沒問
題，但是做成反對決議後難道就是「課與行政機關應該執行預算的義務」嗎?其實並不然。
大法官其實只說要依循「適當途徑」處理而未對行政院不執行預算之行為給予違憲評價，
，我們觀察大法官所說的適當途徑裡的用語，其實是諸如諸如朝野協商、行政院長辭職或
立法院提起不信任案等，其實都是政治上手段之抉擇。因此根本無法論證大法官認為預算
具有課與行政院執行義務的法律效力，從「措施性法律」的用語來解釋更只是淪為說文解
字，其實預算的法律效力毋寧還是「授權性格」，拘束力是展現在必須於預算的上限以及
必須於預算目的內支出。

如此可見，大法官既未明白肯認此種決議之課與行政權義務之效力，並且解釋上基於權力
平衡的考量，為避免將來立法院廣泛認定重大事項而以憲法第63條議決其他國家重要事項
之職權無所不包地介入行政決策，導致政治責任難以釐清，也不應輕易肯認該決議有拘束
行政院應執行預算之效力。因此結論上應該認為，決議的效力毋寧展現於政治責任之釐清
上，透過此國會之參與權表達人民代表機關不贊同某一政策之變更，而行政權倘堅持為之
，自身即應承擔政治責任。作為實質行政首長的行政院長面臨此局面，則其可選擇辭職而
由總統另覓他人貫徹該政策，亦可選擇繼續執行該受立法院明確表達不同意之政策，此時
立法院亦可尋求不信任投票機制以反映民意，此亦可解釋為何大法官不言明決議具何種具
體拘束效力而舉出此等後續處理方式的原因。

最後，這號解釋的時空背景是朝小野大，民進黨政府不願意繼續執行立法院多數通過的核
四預算而產生與立法院的政治危機。而現行的國民黨是多數執政，根本不會有這個問題，
要嘛就是黨內好好談，讓行政與立法間做出共識，要嘛你立法院假設真的不爽預算不被執
行，那就倒江宜樺的閣，如此簡單，少拿這號解釋在這邊騙，以為大家都不懂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