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這個國家，它不會讓你瞭解過去，因為它本來就生於不義。這個國家，它不會讓你看到真相，因為它到處充滿了罪惡。這個國家，它不需要你學會思考，因為謊言已代替了真理。這個國家，它不要求你道德如何，因為人的良知會激發起正義。這個國家，它不允許你了解世界，因為愚昧才有利於統治。    

近年來有無數書本和文章都預測，中國幾乎可以確定會崛起成為全球霸權。然而，《跛腳的巨人：中國即將爆發的危機》的作者譚寶信（Timothy Beardson）卻明確反對這個廣被接受的假設。譚寶信從過去三十多年一直在亞洲生活和工作，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即創立克羅斯比金融控股公司，當時是遠東最大的獨立投資銀行；1989年成為第一家中國授予執照的外商投資銀行。此後，他進入學界，成為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他在這本書中揭露了現今中國面對的難以數計的挑戰，以及當局錯誤的因應方式。針對這些挑戰提出大膽的政策處方，並解釋為何中國不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超級強權。

在這本出版後即名列倫敦《泰晤士報》「每週暢銷書」排行榜，譚寶信將中國當下的情勢如數家珍、一一道來：無可阻擋的人口結構前景造成的勞力短缺、人口老化、極端的兩性人口差距，甚至人口減少。此外，中國面對社會不穩定、環境遭破壞、普遍的低科技經濟且缺乏創新、缺少有效的福利安全網、僵化的治理結構、激進的伊斯蘭教派潛伏在邊境等威脅。他不像章家敦那樣輕率地斷定中國即將崩潰，卻篤定地指出：雖然中國能夠、且會進一步壯大，但它不會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強權——至少在這個世紀不會。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夢」一路凱歌高奏。習近平傾向於向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尋求治國靈感，「漢唐盛世」是他可以效仿的樣板。習近平仿效毛澤東當年召集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了一場文藝座談會，應邀出席的七十二位代表被網民戲稱為「七十二賢人」。畫家范曾是其中之一。因深感龍恩浩蕩，范曾在北大中國畫法研究院召開「學習‘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研討會」，並且限韻作詩為賀。九位教授的詩作，五人用詞非皇即聖，范曾詩中有「皇圖八萬、龍吟昊宇、鳳擇高枝」之語，邵盈午詩雲「鼎革親傳列聖意」，萬俊人詩雲「金秋帝廟正高陽、一代天驕成大夢」，朱彥民詩雲「躬逢赤縣遵皇則」，周建忠詩雲「中興可待承明主」。五四運動的搖籃北京大學上演了一齣張勛復辟式的鬧劇。

從這些詩句中發現，似乎「習氏中興」、「習氏復興」呼之欲出。然而，面對躊躇滿志的習近平和中共政權，譚寶信澆了兩大盆冷水：其一，他指出，中國從來不是跨大陸的、世界級的強權，即便是其國力最強盛的漢代、唐代和清代前期，其影響力亦只是局限於東亞大陸而已。其二，他強調，中國從來不是一個自我誇耀的「熱愛和平」的國家，中國跟俄羅斯一樣，把永無休止地擴張當作最大的喜好，直到擴張超過自己所能承受的極限而走向崩潰，這種擴張不會自動停止。

中國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仿佛除了自己之外，其餘國家都是不毛之地、蠻夷之地。而譚寶信偏偏說中國從來不是世界級的強權，這未免太傷害中國人的自尊心。但譚寶信的論點有若干論據支撐。就地域而言，中國的世界影響力向來有限，它的軍隊從未越過里海東岸，在最盛時期最多不過是一個極大的區域強權。所以，「羅馬和大英帝國是跨大陸強權，而中國不是。」就文化和價值的滲透力，也就是所謂的「軟實力」而言，中國文化影響的範疇，始終沒有超越日本、韓國、越南等週邊的少數國家。今天中國以文化大國自居，但使用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人數，卻只有不到兩千萬人，少於英語、法語、俄語、葡萄牙語和阿拉伯語。而真正的世界級的強權，意味着它使用的語言可供其他人學習，以便分享文化、記述或社會權力。譚寶信通過多組數據的分析和比較，戳穿了中國官方公佈的2010年學習中文的外國人高達一億的謊言——這是一個跟大躍進中畝產萬斤相似的肥皂泡。

中國自古就標榜「不戰而屈人之兵」，共產黨政權更是自欺欺人地宣佈「和平崛起」，但是，譚寶信引用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江憶恩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國在1911年之前的三千年間，總共打了三千七百九十場內外戰爭；而在中共建政後直到1985年，中國涉入十一場外交政策爭議，並在其中八場訴諸暴力解決，中國對暴力的使用堪稱「高強度」。近二十年來雖然稍有收斂，但習近平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又引起週邊國家普遍的疑慮，尤其是對台灣展示出的赤裸裸的敵意，讓譚寶信不禁仗義執言：「看到一個小小的民主地區被世界最大的非民主國家以軍事壓碎（或者嚇到屈服），就足以說服許多人相信中國對世界是一個禍害，完全不尊重人的自決。」

譚寶信敏銳地捕捉到，當下的中國在表面上熱油鼎沸、車水馬龍，骨子裡卻已經停滯不前。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旦停滯的態勢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會啓動。譚寶信評論說：「即使在威脅可以去除的地方，也缺少採取行動的活力和意願。法律已經通過，但未落實執行；問題已經發現，但沒有解決；有些問題沒有人關注。改革和嚴肅的政策制訂似乎與特權機器相衝突。」就連曾經做過習近平老師的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也大聲疾呼，如果要搶救中國這個早已病入膏肓的病人，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了。孫立平估計歷史留給習近平的時間，與譚寶信的評估不謀而合：最多十年。但是，當權者「似乎以世紀為單位思考，而實際上他們必須以年來計畫」。用一句不雅的中國俗語來說，這簡直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因為每一盤棋局總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中國的執政者信心滿滿，毛時代憧憬的超英趕美似乎倚馬可待。譚寶信卻在書中指出，不要高興得太早了，「中國今日面對的主要挑戰十分嚴重，包括環境、福利、人口、就業、邊境、資源、科學和穩定——各種經常重疊的因素」。作為一名銀行家和投資家，譚寶信的每一個論點背後，都引用大量的、來自不同渠道的數據和材料來支撐。僅以環境惡化和生態浩劫而言，中國的環境在過去數十年間已遭到嚴重破壞，且迄今未見明顯改善的跡象。2014年的一份中國國家報告指出，中國五分之一的農地遭到鎳、鉛、鎘、汞和砷的汙染已達危險水準。其他報告也揭露，落後的農耕方法導致水汙染惡化。

在國內安全領域，「當局維持龐大的情報和安全機構以壓抑異議，不僅虛耗金錢，更重要的是讓國家難以與人民進行任何道德價值的討論。」雖然執掌政法大權近十年的周永康垮臺了，但他依托的那套維穩機制如同一台沒有人敢拔掉其電源的絞肉機，仍然在高速運作。維穩體系耗費了超過兩成的財政收入，更製造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敵人」，如同梁啓超在清末的時候對局勢所作出的評估：「大小官僚以萬數計，夙暮孳孳，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為事。」最明顯不過的一個例證是：當香港佔領中環運動興起之後，習近平不敢直接針對運動本身作出論斷，卻命令安全系統大肆抓捕國內支持香港佔中運動的民間人士，短短一個月之間便有數百人被捕——有的人僅僅是在個人博客中發表一張在家中舉起雨傘的照片而已。可見，習近平內心的恐懼已經到了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地步，自詡「三個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他，哪裡有絲毫的自信可言？

中國又走到了清末那種大廈將傾、無力回天、改革已死、革命潮起的境況之中。譚寶信感嘆說：「中國今日一些問題的急迫性、那種火車即將出軌的感覺，類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清朝即將大難臨頭的氣氛。」高官顯貴們紛紛將家人和財產轉移到西方國家，政治局中的「老男人們」大都成了「八國聯軍」的爸爸，然後再自欺欺人地去教育那些「不願做奴隸的人民」如何「熱愛偉大的祖國」。

當愛國主義成為中共政權最後一支強心針時，當政者往往通過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這就是習近平為何在週邊挑起釣魚島、東海、南海爭端的原因。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對於近代以來掠奪中國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的俄國，習近平卻畢恭畢敬、不敢說半個不字，甚至不惜用夫人外交去拉攏俄國總統普亭。可見，中共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一種假冒偽劣產品。

對於以《環球時報》為代表的法西斯式的民族主義，對於中國人對領土擴張的迷戀，譚寶信開出的藥方是：「中國如果片面放棄西藏、內蒙和新疆，甚至一部分的甘肅、青海和四川，很可能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上反而變得更強大。」從現實主義角度考量，如果當地人基本上想出走，為了阻止他們而耗費龐大的財務、政治、外交和社會成本可能不值得。而學界的研究指出，「大規模的種族多樣性會削弱經濟成長」。對中國來說，龐大的安全支出是一項沉重負擔，阻礙其他更有利的選項。

1991年蘇聯的瓦解，被中共視為一場悲劇，以及防微杜漸的前車之鑑。習近平論及蘇聯共產黨政權崩潰之時，色厲內荏地痛斥戈巴契夫的「叛變」，並反問說，不知為何「竟無一人是男兒」——偌大的帝國之類，居然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捍衛黨和黨的領袖？殊不知，蘇聯的崩潰，不是因為戈巴契夫輕率地啓動政治改革，而是戈巴契夫始終不肯放棄帝國遺產，如果他早幾年放手讓那些本來就是巧取豪奪而來的、其實已經離心離德的邊疆國家以公投決定去留，那麽蘇聯的民族問題不至於演變成內部改革的心腹之患。

如果今天的中國要從昔日的蘇聯吸取經驗教訓，就要明白「強扭的瓜不甜」這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以收縮的方式重建國家認同，正如譚寶信建議的那樣：「如果是一個漢族國家，有著更協調一致的自我、價值和目標的觀點，它可能更富裕、更強大、更穩定、更受尊敬、更現代和更安全快樂。……中國可以回到明朝的邊界，而不堅持擁有多種族清帝國的大多數領土。西藏高原的水源和新疆的礦產及能源會有許多爭議，不過，協議可以達成。只要有那些能讓社群滿意生活的地區，省的劃分沒有必要完全依照既定的疆域。」二戰之後英國從全球殖民地撤退，從輝煌的「日不落帝國」變成一個歐洲中等強國，對於普通國民來說，儘管經歷了一段心理落差的時期，可他們很快發現這樣的國家形態更能讓自己安居樂業——再也不用派遣子弟兵四處爭戰乃至拋屍異鄉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對外擴張所成就的不過是少數獨裁者的慾望和野心而已。如今，中國需要的不是胡吃海喝，化身為歌利亞那樣的巨人，而是竭力減肥，瘦身之後方能去除「三高」，恢復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