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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New times, new rules

暴力、欺骗和理想主义
对内暴政和对外暴政
民主、专制与暴政、黑社会
专制：垄断的必然表达
贪官与分配制度
外向型霸权主义
日本地区与朝韩地区

法律与道义、道德
国家、民族与歧视
学术、经济和政治
文化与保守
自由与纪律
宗教与信仰
性、爱情、婚姻、家庭和伦理

普世价值之追求目标：真、善与美
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仁爱、礼貌、信用、忠诚
人在生物圈中的作用与责任
我们的未来

此后想到的随感

 
我是一名来自山东半岛的地球人类，这一地区现在在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所控制下的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统治之下。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违反地球人类基本原则和权利，与整个人类自由、发展和进步背道而驰的政权。而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文字值得而且应当写下。这些内容实际上都已思考过很久，但鉴于中华大陆地区网络监控的强大，以及西方地区对区外人员进入的势利、傲慢和排斥，所以一直到现在才将它发表出来。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我所讲述的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如果只是拿其中的只言片语去理解，就只能得到一些错误的结论和影响。这里也不要因为一些表面上矛盾的话而产生困惑，任何事情的对错都是相对的，也即是有条件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对、错分界线的那个度。当然其中的有些观点也许有人比我认知得更早，我又不可能将其中与别人重合的观点一一查明并列出。但我能保证的是，这里所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自己所思所想的结晶，即使是那些有与人雷同嫌疑的想法，也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因为在看到其他人的文字之前，这些想法早已在我的脑子里成形或者形成了文字。如果有我能记得的确实是从别人那里惠得的，我也会尽力把这些转引的思想出处写出来，并感谢提供给我灵感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暴力、欺骗和理想主义
到现在依然有人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式的暴力“革命”顶礼膜拜，当然更多的人实际是对“暴力”顶礼膜拜，而全然不顾在中共统治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历次清洗中那些死去的冤魂。他们对当前的特权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却到相反的方向去寻求解救的良方。历史总是在踟躇前行，如果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那必定是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毛和中共之错误就在于其实行了专政共产主义，表面上要消灭剥削与压迫，追求人人平等，实际上却是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在现实中又建立起新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因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对马克思的错误理解从列宁即已开始，经历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到波尔布特发展到极致。这种本质上十分唯心的专政共产主义最终拖累共产主义，由伟大理想变成为人人唾弃的祸水。
但这是马克思的错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意识，而后者对前者有能动作用，即能对前者进行认知以及有限的预视性。实际上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通的地方，意识对其认识也有相似的地方，即人可以认识规律并自觉地运用规律，但不能去凭空创造规律，或者反规律而行。而那些共产党人恰反其道而行之，在取得政权、终止了原来统治者的暴力统治之后，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继续大搞阶级斗争，将他们认为的所谓黑五类从精神直至肉体上进行消灭。他们已经忘记了阶级是成对出现的这样的道理。矛盾的辩证统一说明，消除或消灭掉矛盾的一方，并不能使另一方一统江湖，而是其对立位置由新的矛盾对立方所取代，或者其内部分化成新的矛盾对立双方。历史上儒道释之间的斗争等等都是如此。在两级分化的社会体系和社会关系中，两大对立阶级在同一时期内没有谁比谁更先进之说，农民比地主是这样，工人比资本家也是这样。如果非要说先进的话，那么工人比农民先进，资本家也比农民先进，而工人与资本家相比倒不一定哪个比另一个更先进。代表先进的是新的生产力，工人代表，资本家也代表。代表一词很容易使人以为有了工人，生产力就会提高和先进，而实际上是先有生产力的提高，然后才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所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资本家和工人都是更先进生产力的产物，也必然会被更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所替代。斗争则主要是为了使这一发展更加公正，能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而不只是统治和剥削阶层的利益。毕竟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是整个社会力量的协调与配合，而这只有基本满足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达到。之所以有人觉得被压迫者比压迫者先进，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受剥削和受压迫者，在特定时期和场合内是正当利益的受损害者，能够为了自身的利益起来斗争从而使整个社会接近于公正。但这些都是自发而形成的，并不代表他们本身意识的先进，有时会出现因为被压迫者实力变得强大而在讨价还价中取得自己所不应享有的权利的行为的情形而成为压迫者，使整个社会又变得不公正。而且这些人可以因为自己取得了不正当权利而无视地球上其他人的正当权利，甚至为了这些不当利益转而支持本国资本家对别国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甚至发动战争，正象两次大战中欧美的工人阶级所做的那样。而农民和地主一样是铁器时代或者说高级农业社会的产物或代表，本身带有很强的小生产者的局限，在中国和红色高棉却被当作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同盟军，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真正能对社会有所作为和推动的不应该是这些只知道自发地反抗而不知道自觉地维护自己和他人正当权利的人，而应属于社会中每一个有觉悟、自愿为了公正和他人的正当权利去奋斗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存在于工人中，也可以存在于资本家中，更可能存在于有知识、会思考的阶层中，也许这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喜欢镇压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只有这部分人中的有良知者能意识到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和怎么做，才有可能使社会发展更接近于公正和有序。
共产党只是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却没有将处在矛盾的另一极的农民和工人消灭，也就是将所有阶级一并消灭，也没有在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去改变生产关系。在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苏联表面上依靠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中国依靠的先进与落后并存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红色高棉则完全依靠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农民。旧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也就并未改变，只是由现实的个体和实体剥削阶级转变成了虚体的剥削阶级，变成了资本家式的各级政府和地主式的村委会。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这份资本是由谁实际操控和支配着，是国家政权或者说占据政权统治者地位的那小部分人还是只是一小部分由经济而后政治控制的资本家，而这一小部分人又是如何取得这份资本的不同又可分为资本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也包括那些单一信仰国家里所谓的宗教和精神领袖占据资本的形式。在城市，工厂里工人依然在做苦工，得到的报酬还不如在资本家手下得到的多，因为新的统治者告诉工人们这是在进行社会主义积累，需要劳动者勒紧裤腰带建设社会主义。而国有或者合资企业中方的厂长和经理们只是以国家资本形式占有工厂的统治者们的代理者，这些脑力劳动者工资不高，责任却很重，即使经过自己经营有方而取得的财富也都被当作企业利润而“理所当然”地上交给“国家”，自己从中捞取一点就被当作贪污而被惩治。不仅如此，他们对企业没有长期代理和决策权，随时可以被“需要”或者“组织安排”调离，这种需要或者组织安排也只是当官们说了算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又为其中的一些人对企业没有感情而大捞特捞创造机会。农村里也是一样。在农村，他们所建立的无论是大农庄还是人民公社体系，都是把农民集中、束缚在一起，反而不如自耕农自由和高效，分配上的大锅饭体制使原来的不管是自耕农的中富农还是半自由的贫雇农都变成了更加依附在土地之上的农奴。农民被人民公社和户口制度束缚在土地上，处于近似于农奴的地位。农民一切私有的财产都交给所谓的“集体”或者“国家”，自己有时甚至连口粮也不能留下。有人也许会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这种税收和分配制度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这是因为，一方面生产者获得的报酬较少，就会因回报期望的减少而对生产失去兴趣，虽然他们一开始可以被号召起来象信仰宗教那样信仰一个肥皂泡似的共产主义明天，但当他们看到这种愿望遥遥无期的时候，就只能以消极怠工来回应。另一方面，分配本身会有很多缺陷和漏洞，使分配不容易分到最需要的或者最有能力的地方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容易产生以权谋私等弊端。三年灾害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广大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都交给了伟大的虚幻的共产主义理想，自己仅能保留维持自己生存和再生产的一点财产。不过农村因为是集体所有制，村委会的权力略大一些，也就更近似于地主，而他们又不能象地主处理私人财产那样处置集体财产，对于集体财产只能以假公济私的手段捞到手，所以就很容易变得比一些恶霸地主更加恶霸。从众多上山下乡的知青遭遇中就知道那些所谓翻了身的农民，特别是那些实际中充当了地主角色的、身份为翻身农民的生产队干部们都是什么样的货色，而一些农村征地过程中村委会贱卖土地或者侵吞卖地款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很象地主恶霸。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的形式只是身处农业社会高级发展阶段也就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人所能想出来的对共产主义的想象，但是否就是由更高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共产主义的实际表现呢？这个虚幻的社会主义并不象资本家这样的实体，资本家在获得较多利润、“吃”得很饱的时候返还劳动者的也会比较多，而这个社会主义就象一个无底洞，吮吸着无尽的财富，劳动者不仅将所有的剩余价值而且将很多劳动力的价值也奉献出去。相比之下，哪个更是剥削剩余价值的吸血鬼呢？而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更是依靠来自偏远地区、代表更落后生产力的农民，而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整个城市和知识精英阶层赶尽杀绝。于是，消灭阶级成了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现象和剥削制度成了肉体上消灭所谓的剥削者，消灭旧压迫转变成了建立新压迫，消除两级分化被代之以特权为代表的新两级分化。所以，共产党政权的纷纷垮台在所难免，但这是专政共产主义的失败，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共产主义作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以来许多志士仁人追求的人类理想目标之一，依然有其现实意义和理想光辉。而从现实的发展和专政共产主义者所采用的措施来看，专政共产主义在本质上不属于共产主义，而是封建主义，是小农经济均贫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提出后的大背景下的变形与折射。所以现在的公有制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是假公济私的公有制，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因为这种公有制并不能给一部分掌握实权和利益分配的人以真正的相应约束。那些带着私利的政客在国内讲公有制，把每个人应得的报酬采取各种巧取豪夺的方式集中起来，再在二次分配中或者初次收入中就做手脚，将其成为自己或者自己人的灰色、黑色、红色等等形形色色的收入，再到国外去充大款，反而通过宣传机器要让国内受剥削的国人感到自豪，感到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的“民族自豪感”。为何许多中华汉族区的人到国外可以一掷千金？因为不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这和花彩票中奖得来的钱不心疼是一样的道理，更何况还有一种此时不花就没机会花的末世感觉在里面。现在的中华汉族区的确很象汉族政权中逆历史潮流而行的明代，极权的开国者大开杀戒，大施淫威，却还是挡不住贪官污吏，而在朝代中期随着经济的恢复与迅速发展，腐败也相应增加，而且因为没有约束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到了王朝晚期矛盾积累，积重难返，加上一系列负面事件，一点小波动就促使社会动荡，迅速解体，以达到新的平衡。
由自由主义资本家投资和经营，由工人所创造出的产品，经过销售获得利润后，其产生的价值中除了必要的生产资料投入和由公共服务支持所产生的税收以外，还包含如下几块：工人的劳动价值，资本家投资、经营的价值。其中工人的劳动价值包括其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这个成本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社会以及特定的行业中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常量，而资本家依靠的是自己的脑力劳动，将自己的投资投入到赚钱的产品生产中去。赚钱的产品原因很多，比如有创新、品质更好、花费工人劳动更少等等。这是需要资本家具备独具的眼光和魄力甚至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才能获得，而工人生产出的产品只有经过资本家的创新性销售之后才能销售出去并获得利润，产生价值。所以资本家拿的报酬较多无可厚非。但如果资本家通过压低工人工资，低于本行业普遍的工资标准以及工人生存和再生产所必须的价值就是剥削了。实际上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人对人的剥削程度在不断降低：原始社会将其他部落的人杀死并占有其财富，是完全剥削；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是保存其生命而完全占有保有生存之外的劳动成果，近于完全剥削；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是不完全剥削，其剥削的途径在于对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有不劳而获的成分，所以也有剥削的成分；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完全参与生产和价值的创造中来，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劳动者，创造了比工人生产更重要的价值，只是因为其对各种形式的资本的占有而从表面上看变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早期工人的生活困苦更多是在于整个价值总量不丰厚，加上一定的不公正剥削的存在，导致其工资甚至无法满足工人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资本主义早期对剥削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感受而非实际。因为工人所挣得的工资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而钱则给了资本家。是否剥削的评定应该看是否从工人那里取得了他们用以生活的开支，应该取决于当时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以及工人的个人表现等等。当然也不排除有资本家巧取豪夺和投机取巧，这是纯粹的剥削。而投资方向的确定也是一种劳动。投资与经营的分离，使投资也变成一种经营。而投资的暴利性吸引那些并没有经营头脑而有点闲钱的人也去进行投资，就体现为所有人对股票投资的狂热，热衷于获得其他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其中包含的是资本家和工人共同创造的以公司红利体现的剩余价值、个体公司由于在整体商业竞争中暂时领先而获得的股票升值，以及垄断企业的垄断性得利，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工作去创造财富，这是投资对生产剥削的一种极端表现，虽然能吸引资本的投入，但人们越来越变得对资本本身而不是背后的生产感兴趣。所以，要消除剥削，重要的不是打倒甚至肉体上消灭资本家，而是将投资行为与经营行为相分离，并减少投资食利现象和对良好的经营行为进行奖励，以最终消除剥削现象。这其中取消遗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许多人通过继承遗产而不劳而获，又不具备经营的能力，只会挥霍而从各个层面影响社会公正，又使有能力驾驭金钱的人得不到资金而无法使财、物、人得到合理的配置。关于投资与经营的分离，从现在看，也许基金会和风险投资是比较近于合理的发展方向，当然还需要改进以更加符合公正和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重要的还是发展生产力，当财富增加到每个人手里的余钱很多的时候，投资将不再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因投资资本而食利的现象也会减轻，到最终消失。而对于工人来说，其收入也应在围绕其特定时期的劳动力价值水平上下波动，其波动的依据在于能否制造出质量更好的产品，是否更敬业等等。总之，每个人都应该并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获得与之相符的报酬，这是公正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体现。智能机器和信息等新的生产工具也会使人直接面对人的剥削以及不正当获利行为受到限制直到消失。
什么是剥削？从总的成果那里取得超过自己应得的部分或者比例部分叫剥削。不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一个人的付出与他的获得应成正比，且多于他的获得。若所付出超过所获得，即为剥削。付出的衡量并不取决于其要付出的意愿，或者付出的过程，而是由其付出后所取得的被社会承认的劳动成果所决定。而劳动成果的大小需要放在其时代和地域背景中去衡量，但地域背景随着时代和全球大生产的发展、使劳动力价值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均衡，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当然，有时出于人道考虑而主动放弃的利益不算，如超过个人贡献的医疗保险等，但这些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超过社会承受能力和其本人所贡献的太多。剥削也是违反公正的。但如果只有把工人生产出来的价值完全返还给工人才不叫剥削的话，那么剥削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因为总有提供资本的人要取得收益，否则就没人愿意投资，也就是说，人对人的剥削是不可能不存在的。马克思设想公有制体制下每个人都把劳动成果上交，而按自己的需要享受劳动成果。但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来看，在生产力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公有制也变成了一种剥削，只不过换成体制对人的剥削。因为有了资本要投资，就要有人去负责投资的方向，这样就有了利益的争夺和为己谋私的空间。除非每个人真的会把劳动当成自己的第一需要，并且不在乎别人多吃多占，否则这种理想式的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也是不公平的。也许用机器代替人力是一个人不剥削人的方向。机器可以做体力以及低级脑力劳动，唐诗宋词可以由机器写出来，说明部分写作是低级脑力劳动，中华汉族区古人辛苦追求并引以为傲的“才”只是低级的脑力劳动，而“能”是高级的。产品销售收入扣除了固定资产折旧、销售成本等等的生产成本以及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本投入之后的劳动价值并不全属于工人，也并不全是剥削的产物，因为资本家也付出了劳动，而且这种脑力与体力相结合的劳动往往比工人的体力劳动更加辛苦，还需要将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因素加进来才能使产品取得成功，比如创新、对市场的把握和预见、对内和对外管理的能力等等，只有这样工人和资本家共同的所有的投入才会得到回报。也正因为如此，管理者需要更多的报酬来平衡这种投入。除此之外资本家所取得的工人所贡献出的部分才能算剥削的产物。也就是说，如何在剩余价值这块蛋糕中确定工人和资本家，也就是所有劳动者所应得比例才是最重要的。这要两种途径，即把饼做大，或者分得合理。在进入资本主义初期饼还没法做大，分得合理的意义就十分重大。资本主义初期的许多弊端都是由于分配不合理引起，也有饼太小不够分的原因。但有能力而贪心的资本家也比当下许多中国官员封建式的不劳或者少劳而获得巨大利益对社会更有促进作用，因为暴利正是资本所追求的，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当然象倒卖军火、毒品等等这样暴力又制造社会动荡的商业行为本身已是违反公正的行为，已经不属于此列。表面上由于资本占有者对资本的占有而有绝对发言权，而事实上由于自私所起的作用，资本转化为产品过程中的参与者则要求收入能得到有利于他们的分配，就在这种博弈中双方最终达到一种平衡，来确定分配的最终比例界限，只能说是相对的公正。所以最重要的是分配得是否公正，其次才是如何兼顾不同需要。比较公正的社会应是引入第三方，一般是政府来监督这种分配的公正和合理性，而不是取代资本占有者的位置而变成无形的资本家，并运用自己手中的暴力强迫所有参与者就范，按有利于政府，实际上是有利于占据政府职位的那些人出自自私私利的愿望来分配，除非这些占据政府位置的人也能受到很好的制约和监督，但这在专制和暴政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政府不应进入经营性行业，这不仅是与民争利的问题，而且在于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维护者，经营具体产业势必会造成不公正现象。何况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不同，经营好政府的并不能经营好企业，甚至会出现因为垄断或者政策偏向而导致社会不公。何况政府是不应该有闲钱存在的，即便是公积金放在银行也比赢利强，因为政府的经营一般是赢不了利的，这也是出于人性的自私的缘故。当资本与经营相脱离，即资本家分化成投资者和经营者以后，经营者也变成为资本打工的雇佣者，而投资者靠预先投入的资本收取收益，这也是资本与生产相平衡而达到相对公正的一种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比奴隶制社会的完全剥削和封建社会的大部分剥削实际上要好得多。不过既然资本家也属于劳动者，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资本家仍被称为是剥削者？其实还是在于资本本身。现在投入资金而取得收益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实际上资本本身不能增加收益，只能与其他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后才能取得收益，也就是说，资本只相当于催化剂或者药引之类，创造出价值来的是人或者动物或者机器等等具体将生产资料转化为最终产品的这些产品制造者，而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生产使新的产品获得了增值。资本作为生产资料，在本质上与那些机器等等没有什么区别，也只有与劳动力结合起来才会变得有意义。因此资本除本金以外，本不应获得额外的报酬，因为它没有创造什么，只是创造的催化剂而已。但从表面上看，由于它的先期投入和资金链的形式，使人们以为它使它本身得到了增值，也理所当然地要求资本本身获得一部分增值的收益，或者象机器那样需要折旧和扩大自身再生产，这就有了食利者这样副作用产物的存在，剥削也就有了其立足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不是自我增值的钱，而是带有剥削性质的钱，它剥削了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所有劳动力，但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由资本家对资本进行占有，从而使他们受资本剥削的部分得到了补偿甚至超补偿，而成为资本剥削的体现者和代理人。但如果不让资本取得剥削收益，资金的拥有者就不愿进行资金投入，生产的基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就无从谈起。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资本也创造了价值。正是由资本购买机器而赋与机器价值，购买劳动力而赋与劳动力价值，并使机器与劳动力的价值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综合价值，完成升值过程。在阶级社会，或者说剥削社会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常态，也是社会压迫与不公正的基础，不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如此。所以，资本应该不被任何具体的人或者利益集团所占有，又会不断投入到生产中去，让所有人都围绕它成为劳动者取得报酬，而不是依赖它取得剥削上的收益。当然这是很难的事情，也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会显现，我们不能预期或者规定这种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式使劳动不被资本剥削的日子早一些到来。现在的社会劳动与报酬之间存在着两个极端，即不劳而获和勤苦无获，这种不公正的报酬制度引发大量社会问题。所以更重要的是，如何加快发展生产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公正对人待事，让人类的苦难减小到最低，当然，对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和有碍公正的行为坚决打击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所以，劳动过程实际上是整个投资、经营、生产、销售的过程，也要处理好这几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智能化的提高，生产会越来越由机器来承担（由人剥削人变成人剥削机器，从而将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降至最低），人会更关注于脑力劳动领域，而信息和电子会让决策、经营、销售等变得轻松。因此体力劳动的工人会逐渐消亡，而人们更倾向于脑力上的竞争。资本家和员工的界限会模糊至消失，人应当更有闲暇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劳动将不再被称作劳动，而是称为兴趣爱好，也因此变得令人愉悦。所以不管是现实发展，还是要努力的方向，都要降低体力劳动者的数量，而使脑力劳动者的数量得到增长。不自由的奴隶不会去幻想自己成为奴隶主，半自由的农民和相对自由的工人都只会被动地或者出自本能地去追求地主和资本家的生活，而不会象比较富裕和高知识水平的中产者们去思考和创造性地工作和生活，而这些都是更合理的世界显现的根基。
经济危机很多时候都是资本与生产的背离。前面说过，资本本身产生不了任何价值，当它取得来自劳动力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所产生的额外报偿时，即已出现投入和回报不相统一的局面，这种背离使不该出现的对资本的回报出现了，而相应的劳动力的回报则减少。当这种减少降低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劳动力本身价值以下的时候，劳动力因为无法恢复而萎缩，其所支持的购买力也随之下降。而资本却仍在滚雪球般增加，最终价值和价格等调节杠杆失灵，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做为财富的指示物和价值的价格表现，社会中的货币总额必须与财富总额相称，并随着财富总额的增加而增加，而不是没有限制地印发。如何将资本本身的回报与投资行为的回报剥离开来，使每一种劳动的回报都正确反映其价值应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投资行为本身的各种脑力和体力劳动要按比例取得与其付出相合适的收益，而不只是象现在这样按固定价格和工资标准扣除后所有都归资本，也就是投资者。这其实是人使唤钱还是钱使唤人的问题，也是劳动者和资本谁被谁奴役的问题。现在对于钱病态式的追求正反映人仍受着金钱的奴役。要记得，钱之本能是用来为人做事服务的，而不是人所追求的目标。
解决剥削的途径是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至少在现在这样一个还必须要剥削的时代，还看不出如何实现的途径，但在用人的劳动中要让人能养活自己，并尽量发展机器生产，也许是达到减轻甚至消灭剥削的途径之一。实际上使用劳动力和用机器生产在道理上都是相通的，即对机器来讲要留出折旧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对劳动力来讲是继续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给工人的工资如果不够其生活，那么和折旧费用提取不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再高，超过工人生产实际所产生的价值，则是看资本家的良心了。虽然人的劳动报酬原理和机器折旧一样，但资本家更喜欢尽快收回折旧，却不愿增加甚至尽量压低工人工资，这与拖欠机器折旧，最终买不到机器或者使机器损耗加快是一样的道理。低工资的坏处在于，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能抵偿其劳动力的付出，一方面使工人无法补偿其先期投入，而造成劳动力低下或萎缩，使工人身心受损，也使社会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使资本家收到比其付出多得多的补偿，这些补偿又是以货币形式出现，这就使一部分货币因为占有了一部分劳动力而无法兑现，变成空价值货币，从而出现通货膨胀的风险。其实如果没有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等等的极大提高和改善，产品产量和价值量在很长时间内都应变化不大。通货膨胀或者说货币贬值都是由于货币本身这个衡量标准发生了变化。如果是单个资本家采取剥削工人和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对货币与商品之间的比值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当所有交易都以较多的货币去交易同一商品的时候，通货膨胀就出现了。所以通货膨胀也是社会经济和剥削程度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的晴雨表。来自工人没钱和资本家有钱，也即资本多出和劳动力短缺这两种因素相结合，经济危机就产生了。总之，要财物相配，社会经济才会更稳健地向前发展。
为了取得自己应得的，工人们会联合起来组织工会以对抗。工会对于生产是有双重影响的，即在工人的工资不能补偿其生产和再生产时，会产生促进公平的正面作用；但在工资已能补偿其劳动力成本时，再组织工人寻求更大的利益划分，则是从资本家那里拿取资本家应得的部分，变成工人剥削资本家，而变得不再合理，所起的作用也就成负面的了。毕竟，同样的钱，到资本家手里会不断增值，而在只知道生存的产业工人那里，就只能被花费到享受中，当然消费是与生产积累相对应，工人用为消费者所消费的钱会转出到资本家那里成为新的资本，但是工人们也应进化到将钱投入到不断升值的领域，比如学习、创新和实业投资等等中去。而现在的西方正处在所有人都是投资者的转变中。所以工会的作用是促使公平而不是相反，这里有一个度的衡量。产值扣除固定资产（机器）和工资（人）和税金（政府）以及其他流通环节费用，就应该是对资本家投资和经营的报酬，这样也才能体现能者多劳多得的公正，当然前三样也应该给足，最好是与整个社会财富同比例增加，这也是出于公正。降低生产成本才能取得更多利润，但降低生产成本不能靠降低工人自身生产所必需的工资水平，就象不能降低机器折旧那样，而是要靠引进生产率更高、更廉价的机器以及生产更受欢迎的产品，当然尽量用机器取代人工也是途径之一。资本家的后代们依靠坐享其成更是不应该。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能过高于也绝不能低于当时当地维持正常生活的水平，要能养活工人一家但也不要过度，这是由工人特别是还处于体力劳动阶段工人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贡献水平来决定的，要体现能者多劳多得的公正性。当然随着工人与资本家的日渐合流，也就是都越加倾向于脑力劳动，工资和投资等也许会最终合并成一种报酬形式。马克思只看到了工人的有形体力劳动，而没看到或者说回避了资本家的无形脑力劳动，只看到了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而回避了他们之间的统一，即处在同一个生产力水平所限制的生产关系的架构内。当然这有时代上的原因，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从表面上看仍然是尖锐对立着的。而就目前来看，还要按投资者、经营者、生产者、销售者进行初次分配。对脑力劳动价值的衡量似乎应包括其应用价值，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可获得性等等。
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文明的进步是渐进式和覆盖式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点象软件的更新，是全面的覆盖，保留旧软件中合理的部分，补充其中有缺陷的部分，去掉其中过时和不合理的部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进入剥削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个人的剥削程度是逐渐减弱的。奴隶主完全占有奴隶及其成果，地主是部分占有农民及其成果，而且不排除一些地主亲自参加劳动，而不象奴隶主只是象征性地耕耕田。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只是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工人的自由度较大，而且中产阶层的出现成为本来对立的阶级之间的过渡，随着科技在生产工具中的运用，体力劳动也越来越让位于脑力劳动。由此发展下去，相信以后会发展到每个人真正按其贡献取得回报，而且更多的是一种想法改变一大片，提升一大片，而不是象体力劳动那样做一件是一件，具体的体力劳动大都由机器去完成。历史发展在于本质内容而非形式，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都有过类似于“一大二公”的表现形式，如奴隶主和封建主们的大庄园，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口号，所以一大二公并不是共产主义与其他剥削制度相区别的标志。而专政共产主义认为，要建立新型社会就要将社会全盘格式化，重新来过，要对人进行大换血，即使不能将所有旧时代的人要处理掉，也要将旧时代的精英清除，将没有智识、更为听话的下层民众催化成新时代的人。那么新时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并不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而自然而然进化出来的人类，而是他们用其预先的设想打造出的他们认为理想的人类。问题是他们也是人，他们的理想也会有缺陷，更不必说由他们设想所造出的失去思想和灵魂的所谓新人了。共产党人把他们理想的接班人称为是“又红又专”，专业不必说，红是什么？是为整个人类进步、促进历史发展，而不是仅为一小部分人谋利益，为维护其统治而出力。
专政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暴力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看到了太多与之相同或相似的主义倾向，如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等等等。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不惜主动地使用暴力去实现它们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去消除和消灭那些他们认为会成为其理想实现障碍的人和事，他们将这些人和事归入与他们相对立的一类并加以整体消灭，以为这样他们的理想就可以实现了。表面上看这些理想主义都十分高尚和迎合当时当地的需求，但当他们使用暴力的时候我们就要怀疑其正当性了。因为如果一种想法是正当而且可行，而且符合大多数人类利益的，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类的支持，不必一开始就使用暴力这种极端形式，即使是敌对者用暴力进行反对的时候使用暴力也不晚。暴力理想主义很耐人寻味的一点就是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利益说成是自己的，然后鼓动人们为了这些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而去消灭另一部分本来合理占有这些利益的人。法西斯主义不必说，专政共产主义认为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了广大劳动人民，应该被推翻，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但他们实现的是什么呢？许多地主和资本家是否就只是靠着剥削才达到了他们的地位的？而这些暴力理想主义的危险在于，不仅暴力很容易被滥用，极端的体现如斯大林对苏联上层的清洗和波尔布特对城市和知识阶层的消灭，而且在于即使是将他们所假想的障碍群体消灭掉，他们的理想也并未实现的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原本就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之上而未得到实践的检验。拿专政共产主义为例，他们认为剥削阶级的存在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就去消灭所有他们认为是剥削阶级的人，全然不顾马克思所提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他们消灭了剥削阶级，却没有连被剥削阶级一同消灭，更没有去提高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从而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原有的生产力依旧，在此基础上，新来的统治者只能填补了原有剥削阶级的位置而变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他们又实行自以为是的政策将原有的生产力搞得乱七八糟。原苏联当然红火过一阵子，一度与美利坚地区实力相当，但那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是对以前积累的财富以及对所镇压的对象人力的无偿占有，还有从铁器时代转进机器时代而带来的红利，而当他们自己开始建设自己所自以为是的社会时，就很快陷入经济衰退的境地。犹太复国主义则认为只要犹太人回到祖先居住的土地上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他们就会得到上帝的眷顾而幸福。且不说《圣经》里的教条是否全都符合全体人类而不只是某个民族的利益，也不说如果这样说的话最应该先回老家是近代才在美洲占有印第安人土地的欧裔美国人，即使是现在，以色列也与阿拉伯人打得不可开交，他们也远远没有得到上帝应允的幸福。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什么处于相同时期的不同甚至对立的派别或者主义会归于一类？深层一点说，原因仍在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物质财富的供给依然有限、生产力水平仍然停在较低层次上时，相互对立的两群人尽管其信仰的具体内容各异，但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是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没有目标是可怕的，有偏离公正的目标更为可怕，急于将目标变为现实也是可怕的。暴力理想主义在本质上又是更高一级即暴力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暴力主义即崇尚暴力，以为暴力可以制服一切、君临一切。这里暴力不只是指肉体和行动上的，还有言语上的，即口头上的谩骂、侮辱和诽谤。只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暴力会占据上风（这也是有原因的，即大自然或者神是不允许地球人类的某个种群发展得过分突出而使其他种群一直处在黑暗时代中），但暴力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如果暴力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在原始人阶段、甚至是动物时代就已经解决了，因为那时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常态。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动物要时刻提防来自天敌等的危险，寿命很短，人却基本不必如此，除非是在法律和道义已经不起作用的战争地区。因为人类有规则和为贯彻这些规则所做的各种保障，自然不会担心某天走在路上就被斩杀、被吃掉的可悲命运。这种安定是暴力所不能带来的，却是人类发展所必须的。事实证明，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主义，如果其目标不是以民生、以发展加以公正为直接目的的，而是曲线救国式的解决掉他们认为是阻碍社会发展的问题再来解决现实中的民生问题，那么都会无助于解放人类这个问题的解释。比如专政共产主义是以先解决阶级矛盾再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处理方式，结果造成民生的急剧恶化，而法西斯主义是以先解决想象中的劣等民族或者种族再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结果是将一小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其他大多数人的痛苦生活基础之上，也最终使这一小部分人受到灭顶之灾，原教旨主义则认为回到最初的神所指示的“理想时代”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结果与现代人的生活和理念格格不入的问题越来越多。而无论是北欧还是土耳其，都不是真正的以先入为主的主义为指导，而是真正地俯下身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讲究实务，生活却要比那些讲主义的地方安定和幸福得多。而土耳其最近出现动荡的局势，实际上也正是背离了这一点的结果。非暴力虽然不一定能达到最善，但至少不会出现大恶。
暴力行为实际上都是个人行为，即使是打着民族、国家、阶级的旗号，因为做同样的事情，可以暴力地去做，也可以非暴力地去做。而暴政和暴力组织为这种极端的个人行为提供了实现的平台，纵容、鼓励甚至强迫个人去实施暴力。当这些组织被消除之后，暴力的个体性就会更真实地显现出来。这实际上是个人如何做事和达到自己目的的态度和方法问题，越是无能和心中无爱的人，越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即使这个无能的人很弱小，也会在适合的条件下倾向于暴力。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暴力都是邪恶的，有一种暴力是允许并值得颂扬的，那就是为了公平与正义的暴力，法律之权威性也尽在此。但公平与正义在不同的族群、地区甚至个人中间有不同的理解，又会引起无谓的争斗。所以在地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不能对公正有一个统一而正确的认同之前，我们只能寻找一种替代的方式，那就是完全的非暴力，也就是只有制止暴力的暴力才是必须的和高尚的，不管这种原始暴力是来自政府还是民间，群体还是个人，外部还是内部，都是应该被制止的。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还要制止我们使用暴力？这是因为真正有理的自然会有人站到你们一边，只有都不首先采用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才会有人大胆讲出真话，也才能有得到合理的公正解决的可能。而且历史表明，即使开始是正当的反抗，也往往会因为暴力超过必要的限度而成为非法的暴力。尽量不要进行战争，战争一旦发动起来，就不可控制，所有的善恶、对错、美丑等等差别都会被抹杀，而最终只剩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原始状态，不管战争的发动者最初的愿望是多么美好，个体则在这场杀戮的盛宴中没有任何发言权，除非除掉战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战争中杀人和一般杀人不同，特别是传统战争中下级服从上级的模式下，下级只能执行命令，所以如果有真正的悔罪表现，处罚就不必象上级那样重罚。要承认人性都是一样的，即害怕被杀害和杀敌英勇的正负面刺激下，都会超过限度地神经质似的去杀戮。而挑起和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必须要严惩，这是为了公正，也是为了惩戒未来者，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这就象在合伙杀人中，担任主导和主使者要处以极刑，执行者则要看其当时是否自愿地做这些事情而给予相应的对待。
也许有的所谓毛派会说，没有暴力怎么去推翻反动统治，当反动派们架起机枪的时候，我们能用嘴去说服而坐以待毙吗？如果统治者使用暴力维护其统治，被统治者当然要用暴力反抗，但在反抗后取得统治权以后如果还是用暴力去消灭已没有使用暴力的所谓剥削阶级，那就是残暴而不应该被视为正当了。这是两个阶段的问题，前一阶段因为统治者的暴力，所以用暴力去反抗和制止暴力是正当的，但后一阶段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而用暴力去镇压非暴力或者已经丧失暴力能力的原剥削者就是罪恶的。
虽然提倡的是非暴力地互相对待，但是暴政统治和暴力集团不在此列，暴政是以暴力而不是民意或者社会秩序作为统治基础的政权。即使暴政国家的政治表面上十分安定，那也是通过潜在的暴力镇压和压迫而得到的表面幻象。暴政所做的一切都是违反公义与法律的，因为暴政本身即违反了法律不损人的第一准则，无论其上台还是统治都得不到任何法理上的支持而只能是无法无天的产物。即使这样的政权设立了公安、检察、法院等等这样貌似法律性的部门，这些部门也因为其本身建立的不合法而不受法律保护，更不用说代表法律去行使法律职权了。在暴政下的公检法只能属于暴力机关而非法律机关，他们对于法律的亵渎也就不足于奇。比如在中华汉族区，往往一项法律规定不是出于公正而是出于方便统治、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目的而被制定出来，之后就会被人所诟病，有时诟病得多了也许会修改甚至是删除，但会有更多更离奇的规定被制定出来以补偿统治者本来就不合法所取得的利益。所以暴政是无药可救的，任何人，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地球人，甚至是外星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采取任何方式对暴政给予任意打击，就象暴政所一贯采取的不择手段的手法那样，这也算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致其人之身的方式。因为暴政本身就是暴力，问题不在于它会不会采取暴力手段，而在于它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及什么情况下采取暴力。所以任何反对或者结束暴政的行为都是在以暴止暴，都是值得颂扬的，只是在其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和区别哪些暴政机构、哪些是政府行为、哪些是民众行为的问题。而在语言暴力中，也是遵循着不可违反公正和公认的道义这样的准则，而其他如学术、观点等等上的分歧不应成为攻击甚至谩骂的理由。其实，在人类当中，除了极少数天生有嗜血倾向的人以外，大部分人心还是比较倾向于公正和善的，所以他们才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克服杀人伤人所带来的罪恶感，比如要消灭的对象是异教徒，是劣等人，是剥削阶级的一员，是贪官，上过我的爱人，骂过我家里人，等等等等。这其中信仰的差异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只是，除了对方真的用暴力进行了伤害以外，其他理由都不应成为杀伤别人的理由。特别是信仰的不同，因为信仰本身强调的是我相信，而不是你们必须信或者必须这样信。即使是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伤害，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总是会扳平的，除非这个社会是不公正的邪恶社会。
欺骗则是另一种罪恶。因为客观上不能使用暴力，或者感觉欺骗的成本比暴力要小一些，欺骗是一些头脑灵活而不具蛮力的人所喜欢的。但这往往也是出于非法占有他人利益的目的，因而也是违法行为。欺骗主要违反了善中关于信的原则，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再通畅，而需要采取各种测谎手段对其进行防范和检验，也就增加了所有办事特别是商业事务的成本。比如金融行业里对假钞、金融诈骗等的规定十分详细而具体，许多手续也是因此而起，使社会成本增加很多。欺骗也是对公正的违反。但在中华汉族区，由于说真话往往会被人拿来做把柄，所以谎言却成为保护自身的有效手段。也难怪在中华汉族区谣言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如此之多了。中华汉族区政权总以公正的权威自居，对于自己不利的谣言就出来辟谣，他们却也是在制造着谣言的一方。如果公信力受到损害，那么在普遍的不信任中，公众只能去相信对他们有利或者对政府一方不利的言论，而不会象政府以为的那样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损害公信力实际上就是在制造谎言，总是喊狼来了的人没人信，别人又凭什么再去相信一个总是喊狼来了的政府呢？事实上无论谣言和辟谣来自何方，都必须由公认的公正第三方进行独立有效的调查才能证明其是否是谎言，否则涉入其间的任何一方都无权说自己所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谣言的出现和日渐流行并不表明民众的水平日益低下，却是标志着政府公共信用度的下降乃至崩溃和对信息封锁的失败。因为一个正常的政府其职能是维护公共信用体系和扩大信息渠道、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所以当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就只能表明政府已被少数人劫持而变成为其谋利的工具。谣言之类是因专制禁声而自然产生的对抗形式，在专制的制度条件下也是禁绝不了的。除非这种对于信息封锁的状态解除，谣言的阴影才会在信息自由传播的透明中消散。因此，谎言也只有在一种情况才是正当的，那就是为了公正。例如为了对抗专制与暴政的谣言，为了取得罪证而进入犯罪集团或与犯罪嫌疑人交友等。
欺骗和暴力是最大的两种罪恶手段，而且往往互补，使用欺骗的适用人群与使用暴力的互相有交叉，但合起来可以覆盖整个罪恶制造源。处于专制或者暴政制度下的人大都是不可信任的，这也是这些国家发布的各种调查结果不可信任的原因。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甚至相似的环境下，如一个充斥暴力或者家教十分严格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也是满腹阴谋诡计，尽管其表现会有所不同。此外，中华汉族区的人十分要面子，为了面子不惜去粉饰太平，或者用谎言去给自己开脱，结果往往陷入更大的谎言困境之中，最终自己的面子并没有保住，也失掉了自己的信用。欺骗总是有放大效应，即往往是以一个小的谎言为开端，却要更多更大的谎言去掩饰，最终谎言将无可隐瞒，也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所以有了错误就要诚实认错，并自我检讨，这对于高层的要求尤为重要，因为对于高层只是一点面子过不去的问题，对于底层的百姓却很可能就是致命的威胁，看看大跃进以及三年灾荒中毛周等高层与中层及底层的互动就可知一二。因此，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国家，都应该将这两种放在罪恶之首的位置。中国的年轻人自以为永远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偏激中生活和看待一切事物，这与之前的中国人并没什么区别。思想上大一统，接触不到也不允许其他思想的公开提出和争论，党同伐异，实际继承的是上一辈的生活和思想作风。也许中国也要象日本一样需要一场从战胜到战败的侵略战争中成长和成熟起来。

对内暴政和对外暴政
但是为何许多身处暴政的政治家们却主张用和平手段、采取非暴力手段对待暴政呢？如印度地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缅甸的昂山素季也没有用暴力对抗当局，即使自己被非法关押和判刑。这有现实的考虑。暴政国家可分为对内暴政和对外暴政两种。甘地所面对的是对内与对外暴政相结合，即印度王公与英国殖民者联合的暴政，而昂山素季所面对的是绝对的对内暴政。暴政之所以能建立，就在于它把反对的有效力量都摧毁，已取得在特定地区的绝对霸主地位。而暴政本身对暴力的推崇和熟悉，是决不允许出现反抗实力的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两种情况下，武力反抗没有出路，而且往往在一开始即被镇压。如果不是由于国内局势的持续动荡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暴政是不会自动进行改良的。所以，除非在暴政国家内部矛盾已积累到相当深厚的地步，又遇到合适的突破口，或者出现国外干涉，在暴政国家里出现武力反抗的可能性很小，而被镇压的可能性极大。自古以来的暴君统治，远到凯撒近到卡扎菲即可见其对国内控制力之强。如果要终结对内暴政，所费的代价注定将是十分高昂的。对于有着十分悠久的专制传统的中华汉族区来说，在古代的宗教社会，专制是依靠信仰的力量进行统治的，儒家为统治者提供了天命说，也通过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使小民从家庭开始就习惯于听命于长辈与权威，而不是自己的独立思考，统治这些思想上十分懦弱的顺民是比较方便的。而专政共产主义却要用新的信仰来驱逐旧的儒家信仰，并不惜使用暴力和专制。他们的信仰又过于贴近现实，因此在现实中碰壁后就很容易陷入信仰破灭的思想空虚状态，这时就只有采取赤裸裸的暴政专制形式，因为没有人再相信他们的信仰，他们又提不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就只能用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许多国家的独裁者都是对内暴政，即借镇压国内的反抗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此要建立忠于他们的武装，这种武装也特别得到恩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共的专政共产主义也有有利的一面，就是将人们，特别是农村人从宗法制的不平等专制下解脱出来。虽然他们立即给人民扣上了另一种等级不平等，就是干部和下层民众的不平等，但毕竟这是可以改变的。相比之下，印度是一个种族制度为依托的等级制国家，虽然国家很稳定，但这是一部分人受到信仰和世俗的压力而“安分守己”、主动放弃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而形成的，并不利于国家的正常发展。但中华汉族区现在有滑向新等级制度的危险，就象日本地区和朝韩地区已经形成的那种以血缘、关系和资历为基础的上下层很难流动起来的等级壁垒一样，中华汉族区的太子党们将为中华汉族区的上下层流动进而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画上一个句号而非做出表率。
对外暴政以美英法为代表。对外暴政在国内基本上不用暴力解决问题，但对国外的地区关系中则往往诉诸武力。当然有时对外暴政客观上会推翻一些对内暴政，如美、英等现在在中东地区所推翻的一些暴政。但对外暴政之所以不同于解放人类，就在于其出发点在于维护本国利益而不是出于捍卫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所以当国外有不听命于国内政客命令的政权时，对外暴政也会破坏普世价值，为本国利益出兵他国或者不去理睬他国内乱，如美利坚当年在巴拿马、苏联在捷克“布拉格之春”以及法兰西在卢旺达大屠杀时所做的那样，他们或者为了本国的利益，而与暴政国家亲善友好，或者出于获得本国利益的需要，对本国商业组织出售给暴政武器或其他高科技产品听之任之，或者包庇携赃款逃往其国的经济罪犯。所以即使是各国都在致力于或者联合起来打击经济犯罪，但洗黑钱在当前这种各国当政的世界政治环境中是无法被禁绝的。当然对外暴政由于暴政的对象与对内暴政不同，其解决方式也不必同于对对内暴政的武装推翻，而可依靠选举和议会的力量进行解决。只是这种可能性因为国内民众出于其自私的利益考虑而往往不能奏效。对外暴政所起的结果实际上和对内暴政一样恶劣。中共在取得政权后对所谓剥削阶级进行镇压，是中华汉族区发展停滞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美利坚地区在占领伊拉克后默认允许当地无政府状态所起的结果不是使伊拉克人感恩戴德，相反却是激起许多人的不满，以前对欧美民主社会的幻想有所破灭，这既不利于他们继续维护其统治，也不利于战后的重建工作。要解除这些暴政，首先要将遭受暴力文化浸淫的人民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其次要压制暴徒以及人的自私倾向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才谈得上进一步的自由发展与改造，而美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利比亚都没有做第二步，暴力行为的甚嚣尘上就是他们自以为是政策的最好回复。二战前的英法政府和二战后的美苏政府都是撒旦而不是神的追随者，为了自己国家上层统治者不惜牺牲其他地区和人民的利益，而他们所具有的实力又使他们能够这样去做，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可耻的榜样。这种国际关系方式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的极大阻碍。
许多国家或者民族都自称是爱好和平的，比如自斗不止的中华汉族，侵略成性的大和民族。实际上真正爱好和平的民族是那些不喜欢打仗，打起仗来就容易停止的，比如奥地利、意大利和印度等等地区的民族。只有很闲情逸志和内心平和的民族才会有那么多的歌舞音乐。当然现代的奥地利、意大利由于法西斯主义、印度由于西方国家观念的灌输，一段时间以来也变得比原来好斗起来。但总起来说，西方各民族是以竞争为主，比较好斗，而东方民族则比较平和，倾向于求同存异。西方人的语言里比较富有侵略性，表达不满时汉语说“我操”，英语中则是“fuck you”。从体育运动也可以看出，东方即使比较剧烈的运动象武术和相扑也比西方的拳击和自由搏击要文明许多，而据说东方起源的球类游戏与西方的足球运动比较起来，也少了许多野蛮和血腥的味道。这里面也许有环境影响的结果。西方的海洋和大陆性气候都十分明显，不很适合农作物生长，其人口承载量并不大。加上西方是以古希腊文化为渊源，更注重的是城邦之间的争斗和政客们的雄辩，所以斗争和竞争的观念是深入骨子里的。如果没有来自东方的基督教博爱思想的传入，不知道那些野蛮人还要争斗到什么时候。基督教则给予处在痛苦中的人们以希望。虽然现代欧美地区人已不再用赤裸裸的弱肉强食观念带入人际关系中，但他们那种在各种场合，包括议会和学术会议中辩论的派头还能看出他们倾向于对立统一中的对立一面。西方的电影所透露的也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个人在危机中通过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能够保全自己和家人就是最高准则，比如他们认为外星生命是邪恶的，来到地球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为此在一开始就要消灭他们。而根据地球历史和进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很可能拥有更高智慧的外星生命有着更高层次的道德文明，否则他们在地球人还是原始人时期就已来到地球，足可以消灭地球原始人并取而代之。外星生命对地球人的报复行为大多是从20世纪，即开始日益争权夺利并以为这样做是必须的地球人对他们不友好的态度开始的，比如苏联人将外星人飞船击落，美利坚人则将捉到的外星人杀死以研究其生理特征，因此只能说是报复而不能说是敌对。最有可能的是外星生命与地球人一样，本性是好坏参半，而好的一面会更多一些。他们只是想要来了解而不是破坏甚至毁灭一个文明，因为他们既然发展到高度的文明，就应该已经对宇宙的和谐法则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承认并保护着宇宙中文明的多样性。西方文明斗争性的表现还在于，他们认为不仅恐龙之类庞大的动物，甚至其他生存在地球上的动物都是与人类为敌的，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都是野蛮和邪恶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消灭、消灭、消灭，把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威胁都消灭掉，最好是建立一种欧美地区人和欧美地区人观念一统江湖的世界。很不幸，马克思也受到这种西方式的影响，认为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人与人之间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他也看到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处在19世纪血雨腥风的历史条件下，他也只有用斗争的观念来解释和号召，结果在西方这种善于斗争的地方没有斗争成功，反而给原本气质平和的东方人带来了灾难。东方是季风性气候，各种自然条件都比较适合人类繁衍，不必象欧美地区人为了一点农作物而互相争斗，气候温和也影响到人的心性。除非是人口过于庞大而超出自然所能供给的能力之外，他们是不太愿意打仗的，喜欢用其他非暴力的手段甚至是欺骗和耍小聪明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当然也有不利的地方，就是社会阶层过于层次化，每个人都因此安于现状，结果却使整个东方文明都在发展成熟后变得缺乏活力而死气沉沉。但中华汉族区似乎是个小例外，因为除了各种等级制度和安身立命的说教外，中华汉族区从来不缺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皇帝是可以轮流坐的，这给中华大地历史上带来许多礼崩乐坏的不稳定和变革、使各种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长期无法稳定下来的同时，也直接给中共的革命理论提供了基层的民众思想基础，使中共的革命至少在一个方面带来好处，就是破坏掉原本稳定的等级分层，将处在社会基层最为顽固的士绅和族长统治也一并打碎，使普通的中华汉族区人认识到人是不分三六九等的，每个人只要有意愿，也就都有机会实现自我的价值，这对文革后短短几十年经济就有所起色有很大帮助。因此，中共的革命与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有着同样的作用，只要等级制度还存在，社会就还会出现动荡，新的等级制度代替旧的只能使这种动荡周而复始下去。而没有发生革命的日韩以及印度等地区人们还是固守着原来的社会分层方式，其变动进程就要缓慢和平缓许多。但这种破坏等级制度的暴力形式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后应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却使共产主义因此成了世人心目中的洪水猛兽而产生了抗拒心理。而且中共在打破旧的等级体系之余又建立起了新的等级体系，即上下级服从关系，而原有的以孝道为体现的亲情等级关系也依然存在。说到底这仍是经济基础没有提高的结果，即使打破旧的体制，新的体制在同样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和运行，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与旧有体制相近似的模式。现在的中华汉族区有强化这种等级体系的趋势，重新尊孔以及官员们急着把儿女安插到公务员队伍中都带有这方面的影子。在这种民族心态下，欧美地区人在东方进行的殖民活动没有遇到很强烈的抵抗，对比《勇敢的心》就可以看出东方人与西方人在和平共处上的差异。当然这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历史上的定义，而在现代来说，爱好和平的民族是指那些不去主动侵犯别人，但对别人的无礼侵犯坚决予以回击，以让世界保持在正常的发展轨道的区域人群。
而现代社会基本上是处在西方的话语威权中，本来脾气温和的东方人也开始为了利益和所谓的信仰等等争斗不休，可算是欧美地区人带给东方的很糟糕的礼物。这里并不是说一团和气就没有缺点，也不是说竞争就没有好处，只是如果过了头就不好了。比如穆罕默德称四海之内皆兄弟，现在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却互相争斗不已，已经不是什么兄弟情义了。而回到祖先家园的西方化的犹太人也信奉的是斗争哲学，加重了中东的苦难历程。未来社会应更重于和谐，即承认对方与自己在认识和文化上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互相取长补短，但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而是为了能不断地共同提高。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集体来说都是这样，处于敌对方的往往能认清对方缺点就是这样的道理。当然互相消灭在现实中也是可能的，但最终只能是从新建立的统一体中产生新的分化，而不可能是统一体一直存在和不分化。而无论东西方，将人们分层都是十分落后的表现，因为划分等级只是有利于统治而不利于人类的发展，它使各阶层或者各等级的人安于现状，而不是去努力改变现状，社会也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也许，只有一种近似于分层却又不是分层的结构是比较正常的，那就是每个人都竭尽所能，然后按各自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来决定自己应该处于社会中的哪个位置，更高的层级需要更高的能力，需负更大的责任，当然也要有相应的更好的回报。这不是中华汉族区的士绅制度，或者日本的领主制度，或者印度的种姓制度，或者现代的世袭上下级等级制度所能做到。总之，除非是按才能和公正所划分的等级才是稳定的、有效的和有流动性的，其他任何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等级划分，比如中华汉族区的士族、士绅、官僚、家族制度，日韩和美利坚地区的家族财阀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等等既没有流动性，也对地区的发展起不到积极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也许是有效的，比如西欧的封建制度有上百年，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持续三千多年，而印度的种姓制度到现在还在维持着，但其弊端早晚都会显现出来，那时就是社会动荡的开始。战争就是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的产物，人类文明中的某些文化就在战争中被毁灭，然后在战争后的废墟里重新来过。而且由于人们对财富的追逐，战争的发源地虽然不一定在经济富庶的地区，但是战火往往会很快蔓延并毁灭富裕地区。两河流域、中华汉族区的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被毁都在现实中说明了这一点，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也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以后战争打起来会让哪些文明受到实质性地损害。现在的欧洲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似乎都在表示不想再打仗，似乎都从中得到了教训，特别是以反醒而著称的德意志人。但似乎Toynbee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观现代欧洲新纳粹等势力的崛起以及总是在打在杀的部分地区，也说明战争并没有变成遥不可及。正象历史上战争的诱发因素一样，现代欧美人只是因为战后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比较富裕，才不去想战争的事情，当他们遇到象1931年一样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时，去侵犯别人来满足自己仍会成为第一需要。当个人遭遇到危机时，会因为迫切想要摆脱窘境而变得盲目而又不择手段，会相信那些在平时不会相信的东西，一个群体也是如此。除非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都认识到公正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从而不会利用宗教、国家、民族这些借口去为了自己所属小集团的利益而去损害整个地球的利益，否则战争仍只能是加在这些野蛮人身上的魔咒。这其中仍然要留意类似德意志人和日本人这样的文化人群，不仅在于这些人群其国民性中刻板而认真的特性，还有遇到危机就喜欢对外转嫁矛盾的国民风格。这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确对于国力的恢复很有益处，但在出现危机或者战争时期，如果受到不公正理论的蛊惑，就很容易走向偏执和极端。虽然其他文化人群里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损人利己的缺陷，或者因为信仰狂热而走向极端，只是这样的国民风格如果在不正当的理论煽动下，更容易走火入魔。不过总的来看世界各地的人性都是差不多的，只要合适的时间和境遇，再加上偏执的理论或者对理论的曲解，就会使整个世界陷入灾难。
人们在谈到和平等等字眼时，总是说为了孩子，要向孩子们那里学习做人。因为孩子处于人类生存的初始状态，也许那里能寻找到本真和原始的生存状态。但孩子们虽然天真可爱，但在处理与他人的事务并不见得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的要求。在儿童的世界里，互相抢夺玩具、划分各自地盘等类似这样自私自利的做法比比皆是，这当然也是人类本身在发展初期所经历过的。当前和之前的人类社会正是继承了孩童的这一点而一步步走到今天。随着人类的破坏性越来越大，这种方式已经不适合当前发展的要求甚至于人类生存的需要。其实我们也可以向人类的另一个阶段看看，去借鉴一下，那就是老人阶段。老年虽然处于黄昏时期，但也代表了睿智。由于身体条件的退化和脑力以及处理问题的艺术化，老人们轻易不动用武力来进行争夺和解决问题，虽然这更多的是人自然性的反映。他们靠平和包容的心态、对世事洞察的认知以及待人宽厚的风度来化解潜在的争端。到了老年还动不动使用暴力或者提倡暴力解决问题的只能是还没进化好的人，也往往是性情暴戾或者没什么成就的人，即使是他们坐到了高位，就象苏联和中国的老人暴政，永远无法散发出老人政治所应有的魄力和魅力。但是另一方面，在心理上也要保持孩子式的天真好奇，因为这是认识包含人类社会在内的自然所必须的。孩子式的心态在于发展、认知以及对知识的探求，老人式的心态在于公正、合作以及人际关心的和谐，而壮年式的心态在于成熟、自信，以对以上这些做出保证。

民主、专制与暴政、黑社会
许多人都在追求民主，但何为民主？是象文革时一样表面上的全民当家作主？还是象欧美那种民主假象下的真专制？这个星球上太多的制度自称自己是民主制度，但并不是你自称是什么就是什么。自从语言出现以来，名与实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问题，而越是民主、透明的环境，名副其实的现象就越普遍，反之亦然。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民主制度虽然不是最好的，却是当前最不坏的制度。他们只是从当前欧美那种民主假象下得出这样的印象。这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代议制到底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是身处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参与到涉及公共事物和自身利益的政策的制定中来，都成为决策贡献的一部分，一项政策的执行来自于经过众人讨论的那个最优方案。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由某个或某群“睿智”的领导者或精英们拍脑袋或者讨论而得出的方案，而其他人只能是被动的执行者和利益受侵犯者。实际上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通讯手段的进步，真正的民主形式和渠道已经闪现她的曙光，那就是各种论坛、微博，这些众人在上面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要记住，民主是不需要被代表的，而是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只要其议论不是象被收买或者被胁迫，象五毛或者网络水军那样出于个人自私的目的，以及被蛮横地禁止，都能对公共事物和涉及自身利益的行为发表看法和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由特定政府部门加以统计和采纳，吸收进决策的编订和执行中，才是真正的民主方式和民主决策。当然总会有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混淆视听，或者散布一些极端的不公正比如种族、性别等歧视性言论，也会蛊惑一些看不清时势的人，但只要网络是真正透明的，参与其中的人是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是高素质与持公正之心的，就会被真理中的善所吸引和折服，而不是象选举纳粹上台的那些德国人，或者象那些吃饱喝足而乱来的古雅典人那样乱用自己的权利。所以，讲当前欧美的“民主”制是“最不坏”的人，只是把他印象中的表象民主但实际属于温和专制的制度当成民主制度，然后以此为民主标准来谈民主，自然会得出这样令人丧气的结论。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管是哪个人，一旦成为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总是会结成利益联盟，因为统治者毕竟是少数，可以联合和驾驭，这也是少数统治多数导致专制的必然结果。想想看，如果不是假民主、真专制，为何东西方差异如此大的制度，却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选举候选人制度？而且对候选人要求标准如此严格，却不是从个人执政能力、道德水准等方面去考虑，而是看其是由谁推出的，又有着多少身价或者背景呢？
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为达成目标的一种形式，即能够鼓励众人去朝着一个目标或者努力去做一项工作的方式。因此最重要的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公共事务要做成功。否则无效率的民主也不是较好的选择。如果从效果上来考虑，最优的是做成事的民主，其次是做成事的专制，再次是未做成事的民主，最后是未做成事的专制，当然这种成事是指对全体人群有利，而不是指只对私人有利的事情。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一个社会要健康发展都需要两个条件：全民自由而充分的表达和全面而真实的信息来源，当然暴力性和欺骗性的内容除外，这是指当发布者在发布的时候即已知他是在煽动暴力或者进行欺骗。已知的暴力主义倾向都属于这一范畴。专制和民主并不是截然可分的，其实当前地球上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或地区，因为所有标榜着民主的国家实际上都有专制的成份在，或者也许真正而完全的全民民主是不存在的，俗话说众口难调，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而要做成某件事情，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可以说专制乃至暴政是最狭义的代议制，而其他各种政治制度都只是在极端的专制与民主之间拉起的线段上的不同质点而已。专制君主也可以看作是其臣民的代表，就象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当然处于他们管辖下的人不一定会这么想。而且他的代表的权力来自暴力夺权、君权神授、世袭等等途径，通过民选而能选出一个君主，除了在暴力威胁下，几乎不存在这种可能。而虽然相对于君主制，民选代表制度使其能代表的人数增加，代表性也相应增强，但依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会越来越民主，这与生产力的提高是一脉相承的。在立法权和最终裁量权归还民众以后，就形成为效率的行政、为公正的司法和为至善的宗教新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且不太同于之前立法、司法、行政互相牵制的模式，新三足鼎立是互补和共进的关系，因为它们是建立在默认公正地发展基础之上的。如果说行政更多地代表发展，司法则代表公正。历史发展到现在，行政应服从于司法，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司法成为行政的附庸，除非行政能自觉地服从于公正。这是由司法、也是公正的最高权威所决定的。
民主的优点在于做事之前能听到最大多数人的想法，从而避免在行事过程中侵犯到他人的合法利益而受到较大阻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效率低下甚至做不成事情的尴尬，也容易迎合一部分没能力、没远见的小人的主张而对有远见的人的建议视而不见。而专制正相反，高效，却一方面容易侵犯到许多人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另一小部分人的私心恶性膨胀，使社会矛盾迅速积累并最终使社会崩溃。专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个人或一小部分为所欲为，而是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还处于落后的思想状态时，使改革派冲破的阻力小一些。想想历史上能做出比较伟大成绩来的君王，如彼得一世、拿破仑等皆是如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专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只是，专制所集中的对象要合适，如果集中到一个独裁者身上，那么专制就成为暴政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所为，这样对社会带来的伤害远比一个民主但不高效的社会来得大。所以，也要看专制是朝哪个方向去的。其实民主不是主要问题，专制也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决策能否在公正公平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一前提下，所有的方式方法都不是注定的善或者恶，而要看其具体运用的领域。即使是专制，如果专制者是出于公心而不是私利去考虑和解决问题，社会也会因此而得到发展。当然这是就目前来讲。历史证明，民主和专制就象一对在对立统一体内的矛盾，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但就长期的发展来看，民主的成分将占得越来越多，专制的成分将越来越少。因为专制毕竟依靠的是个人的智慧与胆识，这在全民普遍地知晓自己的权利，变得越来越聪明、也越来越懂得如何合理地使用自己的权利的形势下将会越来越受到限制和指责，其所适用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小，而且会加以更多的限制，以防止其滥用的倾向。在什么情形下、什么程度上以及什么范围中专制，是与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的大多数人的普遍意愿相一致。比如现在的不丹、英吉利等仍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即是与其自身地区国民的历史传统、心理接受程度相适应。但随着国民素质的日益提高，当大多数人需要自己决断时，就要还政于民，这是一个明智的专制者所能做到的。而从民主的主体来说，民主应该是有此意愿并有此素质的人享有，否则很容易成为政客操纵愚民或者暴民乱政的工具。民主应对那些真正理解和公正对待他人的人开放，但象文革那一代中的大多数根本不懂什么是民主，以及那些不承认和尊重其他人生活方式和三观的人并不应该给他们行使民主的权利，因为他们会将民主变成迫害其他人的工具，就象现在法国那些声称要维护传统家庭观念的人和英国那些要建立伊斯兰秩序的人。别人并没有禁止和反对他们的生活理念和行为，但他们却要禁止和剥夺别人的，也就犯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专制性错误。从历史上到现在，妇女解放、黑人解放、少数群体争取权力，各种解放五花八门。但这些只是身体上的解放，而不是精神上的，而精神上的解放更为重要，否则被解放的人要么是主动放弃权利，要么是滥用权利，而不懂得如何正当地使用。所以身体上的解放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在公正的基础上权利的平等，由其自愿选择自己过怎么样的生活，这就需要每个人明确不歧视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阻碍他人实现自己的生活追求，而是正当的竞争，这对于歧视者和被歧视者来说都是一次精神上的解放。而就象封建社会中的十字军和铲除异端、大清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纳粹一样，新型社会如果也是带有歧视和压迫色彩，那么大的动荡仍然会来临，只因为其有存在的条件。如果有人胆敢用他信仰的对象或方式来要求其他人，那么别人也可以剥夺他的信仰自由和权利。在这一方面所有人的权利都是对等的。
但是现在许多的专制国家并不仅是专制，其罪恶的根本点来自于暴力。专制制度很容易导致暴政，这是因为专制即给予某个或某些人很大的权力去决策和执行，当遇到反对者时，专制的当权者非常容易动用武力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一些专制制度比较悠久的国家自然不必说，就象是温和专制的美利坚地区，在华尔街受到示威威胁的时候也差一点走向暴政的道路。更不必说在南北战争时北方的谢尔曼将军在南方邦联所做的纯粹的暴力，当然南方暴力在先，但在解除南方暴乱武装后，对待平民也用这样残酷的手段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也说明，国家本身即是暴力的化身，无论它打着多么民主的旗号。有些国家如大多数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做得隐晦一些，而在其他特别是专制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就很容易形成暴政。暴政也可以说是黑社会和传销组织的结合体。暴政与黑社会有如此一致的表现，如：少部分人享有治外法权而大多数人则受到超出法律限制的压制，社会底层无偿地交纳财富给黑社会，这些财富被称为保护费或税收，但能否受到保护则看黑社会的心情或者统治者本人的性情而定，当底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进行反抗的时候，其遭到的镇压往往是血腥和暴力的。而为了让被统治者变得愚昧而俯首贴耳，利于统治和利用，暴政往往在其一国范围内大肆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却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传播到民众中去，这种洗脑方式与传销组织的运作方式又十分相似。如中华汉族区在互联网时代大搞GWF，屏蔽所有对其统治产生不利影响的信息，不仅如此，我相信他们对个人电脑也是控制的，并搞各种秘密拘捕之类的恐怖活动。所有专制政权都是对广播、电视、报纸等这些大众媒体严加控制，有些暴政国家还对图书报刊的出版发行有严格的规定，对于私人出版物更是严厉禁止。当新的传播媒体如互联网、手机微博等出现以后，他们又采取跟踪发布人、对敏感词进行过滤等方式对其进行严格审查和控制，对于一些他们一时控制不到的漏网之鱼进行追杀。如美利坚地区政权在维基解密公布在其国内媒体所看不到的不利内容时，所做的是对解密组织成员的追捕和对泄密军人的惩处，而不是反省自身的言论和行为是否得当。“军队式的解决方式”在这里又起作用了。无论是东方的中印还是西方的美英都对互联网进行监视，这种监视并不仅是针对暴力的潜在行为的，而是针对所有人的言行，以防范其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比较极端的情况是，现在处在暴政国家里的年轻人根本不了解外界甚至国内其他地区发生的真实情况。所以为反抗网络专制和镇压而兴起的黑客组织和解密运动貌似违反了各国政权自定的法律，却是网络中反对暴政与专制的基本有生力量。他们违反的只是各国内部的专制法律，而对于整个人类要求信息公开透明的历史进程来说，却是合理合法的，只能说是由于非法限制而套上非法外衣的真理在行动。所以，从一个国家对论坛的管理和态度就能看出三种政权统治模式，能积极参与并响应网民意见、将其纳入到政策制订的是民主，对网上言论不管不问、我行我素进行统治的是专制，而在论坛上采用删帖、合集或者雇佣、收买水军要钳制网民之口的是暴政，而将统治延伸到线下，对发帖人打击报复，甚至动用暴力机关打压言论自由的，那更是暴政中的暴政。但也要警惕那些在网络上哗众取宠的人，他们发帖不是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这和现实中那些政客一样面目可憎。所以只有在网络中对他人进行谩骂、人身攻击，或者明显违背公正、损害到他人的正当权益，或者出于不正当目的的欺骗等等的言论才是可禁止的，而其他不论是什么人、什么观点，都可以在网络上流动，因为不管是多偏激和幼稚的观点，都应该让人自由地说出来，而众人之观点会自然地向公正的方向靠拢。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维护专制和暴政的社会成本是最高的，除了公开的武力以外，还有各种为了防止和制止人民起而反抗而建立的各种特务和安全组织，在本来应该十分通顺的事情上却非要设置一系列障碍，对于专制的统治者来说是尽力将一些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以使社会驯服，而对于社会来说，就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运行成本，就象在一条本来十分通畅的高速路上非要加几个收费站，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运行速度也大大地降低下来。专制和暴政就是这样行事的，因为他们着重的根本点是稳定，是维护他们的统治，而不是效率和最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虽然专制在效率上也许对上层来说是有利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有害又高成本的。如一战中各国上层在争权夺利，却要由下层的你死我活来实现。根基和基础不正，随后的许多进程就会进行得很辛苦，而且会越行进越狭窄，最后行进不下去。所有措施只能修补，而无法可持续进行下去。最终只能被新的规则所代替。所有的规则都是如此，不管是信仰，统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所以无为而无不为。当社会最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往往是制度的恶所造成的）的时候，去讨论其他问题，如要人行善，或者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未免都会落入很滑稽而又无聊的境地。而无论其提议的人的初始想法是真诚还是虚伪，都免不了无人喝彩的下场。所以不要责难处在专制制度下的人自私、狭隘、不明事理，当个人正当的权益受到不公平损害而又无力伸张正义的时候，自然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消极甚至敌视的看法，其结果只能是对自己负责，为了取得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法西斯主义和专政共产主义的成功之处在于：凡认同它的人内部平等，剥削那些剥削者和敌视者是一种被人赞扬的好品质，如纳粹认为犹太人是恶人，武士忠于天皇，专政共产主义发展生产力等等，但其失败之处也很明显，自私、自大、保守、老子天下第一等等。人类的善总是被来自政权的、信仰的、制度的等等的恶所抑制，当这些恶消除以后，人类本身对正常运行的要求自会回到善的轨道上来，建立一种良好而可持续的制度比去谴责和改造人性要给力得多。要记住的是，在暴政国家中人性最为扭曲，专制国家其次，真实的人性只存在于民主社会。
现在中国的许多反对和支持现政权的人都拿国外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的照片对比，来说明他们或是、或不是同一类货色，有意或无意地只挑焦点而忽略背景。对于只为维护统治而实行的专制和暴政来说，所有的亲民行为都可以被认为是作秀。因为专制的统治者有现实的能力去镇压、去享受、去不公平公正，既然他们在根本问题上都采取与人民为敌和作对的态度，那么下层也自然可以认为他们只是在表面上做这些亲民的行为。而真正受到约束的统治者，无论他们做得亲民与不亲民，讨好与不讨好，也都不会被人认为会怎么样，因为那里有制度约束着，他们再胡乱搞也不会搞得很乱。所以，讨论这些具体的行为并无实际上的意义，除非将暴政的根基去掉，否则再亲民也是在作秀。中国现在太多的愤青和趋炎附势之徒，即使是冷眼作壁上观的到关键时刻也会做两种选择中的一种。因为统治者的事情与下层无关，而想做点事情的人却被排挤和排斥，要么因此而愤怒，要么就与上层同流合污，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更不可能出现那种真正为国家出力、能干出些事业而又保持心情舒畅的人。
平衡是相对的和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和永恒的。这是来源于运动是绝对的这一命题。运动即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也可以说，不平衡是运动的原因和基础。由此也可以推论：公正是相对的，不公正是绝对的。但是不能因为此就放弃对公正的维护和追求，因为这是达到新的不平衡的条件，也是人类认知提升到新的层次的条件。当权者或者上层往往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的暴力机器和话语权，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在意下层的感受。当一个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不管这个人是懦弱还是强悍，是逆来顺受还是奋起反抗，也许对大局都无大碍，但这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感受并不会消失，而且会随着打击面的扩大而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种不公，会随着个人受打击次数的增加而感受变得强烈甚至扭曲。当这种不平衡状态和感受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扩散到一定范围，大到大众型暴动，小到个人反社会的行为就会出现。所以统治者应该比下层老百姓更应该知道自律，知道待人以公正，否则鱼肉百姓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甚至是毁灭性的。在这中间，上层的责任应该更大。不要以为闭目塞听只对下层产生不利影响而对上层有利。对于言论过于控制，其危害是双向的，即上层的一些阴谋诡计固然不易被老百姓知晓，而下情也不容易被上层获得。因为当统治者关闭或者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渠道进行限制并处罚以后，这一渠道上的各个环节上的人都会明白什么是统治者想听的，就会隐瞒真相，甚至去制造假象和谎言来逃避惩处和获得最佳利益，这种情形在统治者想获得他们真正想获得的利息的时候依然是这样不正常地运行着，这就会使社会上层所获得的信息和社会下层获得的一样不真实。还不仅如此，因为对惩罚的恐惧感的扩大，谎言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维护谎言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当每一个正直的人和真实意愿的反映被打压下去，整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更进一步为了自保而对其他人说谎，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在谎言中运行，达到一个节点而崩溃。无论是只给袁世凯看的报纸，还是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导致的三年灾害，还是卡扎菲和萨达姆自以为是的不可一世，都在对这种禁言行为的危害做出警示，而中华汉族区的统治者总以为自己是特例，不仅对传统信息渠道进行封锁，而建立了十分严酷的互联网封锁制度，最终使他们也得不到真实的信息而做出错误的决策。所以专制很容易造成下情无法被统治者获得，而变成瞎子指挥，再加上随心所欲地乱指挥，社会矛盾激化是十分正常的后果。
这里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为何会存在黑社会？这与人类进化有关。人类是从暴力向非暴力进化。在原始社会末期即父系氏族时期到奴隶社会，几乎所有的野蛮人都以武力在解决问题，可以说全球都笼罩在黑社会的阴影之下。当人类文明一些的时候，暴力也随之收敛，退缩到一国范围之内。所以暴政是黑社会的较高级形式。在现代，暴政国家的数量不断减少，而在一些已不被称为暴政的国家里，暴力行为则以黑社会的形式存在着，再文明一些的国家，暴力就只由单独的人对人或者人对动物的暴徒和暴行来表现了，解决人与人、人与组织或者国家之间争端的方式已经由法律和道义这样的非暴力但更为公正的手段所代替。可以说黑社会等暴力组织或暴力现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规模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之一。虽然单纯的暴力是可恶和可恨的，但如果这些令人恶心的东西所产生的社会基础没有消除，那么即使一种暴力形式或组织被花费大力气得到清除，也仍然会有新的暴力形式或组织出来填补这些权利或者利益的空缺。所以更重要是铲除这些产生暴力的温床，比如政府本身行为的规范和公正，消除不作为和胡乱作为现象，给予每个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实现正当的责任和权利之间的对等，让一些有着人性基础却不符合道德准则的行为浮现出来加以规范和约束，不能有政策或者法律管辖不到的真空地带，政策透明，将法律惩罚的界限明确并坚决贯彻，将恶人恶行曝光并实施重点与全民监督，等等。黑社会之所以比现在所有的政府都要高效，在于它在内部实行公平以及成功运用了专制的高效率，奖罚分明而不拖泥带水，完全实施了公正而又高效的措施。老大只有服众才会树立权威，即使是背地里阴谋诡计，但拿到面上来的都是让人信服的。所以黑社会也可以说是内部的政府行为，当然其专制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副作用。而政府却有许多妨碍以实现公正这一步，这更多的来自于人本身的自私心理。总之，管理只是为了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而存在，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而不是去限制人的自由，甚至是制造问题，儒家有所作为的励志心态在政府行为中却是值得警惕的。因为发展和创新是社会的事情，而不是政府的事情，政府所做的是要保护好发展，不要使其产生偏差和对部分人造成损害。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是要发展生产力，通过物质文明去带动精神文明，从而使人完全脱离动物性的野蛮状态。
当然东方与西方的黑社会有些不同。东方黑社会更强调伦理方面的纪律，即讲“义气”。在黑社会组织内部贯穿的是传统宗法社会流传下来的基于血缘组织形式的伦理道德。比如不能出卖朋友，要服从大哥安排，兄弟也就是帮内朋友受到欺负时要挺身而出、奋不顾身。这些都很带有儒家“三纲五常”的特点。黑社会之所以存在是与政府职能缺失和效率低下有密切关系的。比如在日本地区大地震中，最先出现在灾区并求助百姓的是黑社会而不是政府。东方所有社会中的政府都存在或者贪污腐化，或者效率低下等等各种管理漏洞，造成的权力真空和不公正对待，迫使受不到保护的人们只能求助于黑社会。所以在一些地区黑社会是受到欢迎和追捧甚至是钦慕的。这里黑社会攫取了一些政府职能，为政府所不能容忍，其所作所为大多数时间又对社会的正常运行有害，所以黑社会又总是政府堂而皇之所打击的对象。当然从黑社会内部来讲也有不受人待见的地方，从事非法交易等等这样的不合法律的行为自不必说，他们所推崇的只是“义气”而不是“正义”，这样就走向了法律和道义的反面。因为小团体中的“义气”往往与全社会性的“正义”相对立。如果梁山好汉也象其他草寇一样只讲“义气”是不能受到后世称赞的，即使这样，里面一些如对“黑店”的描写也不为人所赞颂。西方黑社会的组织关系则简单一些，开始是为了对抗政府或者其他群体对本群体的压榨和压迫而联合形成的自保组织，而发展到后来就往往成了只是为了钱。所以可以看到手下为了钱而为老大卖命，也会为了钱而与老大分裂甚至火拼。虽然意大利黑手党有些家族亲情的成分在里面而略微类似于东方的黑社会，但大体上讲，西方黑社会仍是以金钱和利益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在现代，随着东西方黑社会组织之间的渗透和交流，东方黑社会渐渐连“义气”也渐少顾及。当一个组织完全被金钱所主宰，以暴力形式来取得和实现，那么就与社会和历史的正常发展相脱离了。
既然暴政并不是人人所喜欢的，被统治者在数量上又远高于统治者，为何暴政依然会存在，还会存在这么久，甚至还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是因为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专制的吸引力也就在于可以通过努力，让个体的欲望无限膨胀，变得无法无天。虽然被统治者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他们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中也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价值取向，所以实际上只是一个个单个的人的混合体，而不是整合体。而统治者虽少，目标却很明确，很容易因为利益的驱使而抱成一团，而且他们被称为精英阶层，一般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才能和对私利的强烈追求，这种优势再加上对暴力的拥有，就会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很快取得统治权并实施自己的计划，将自己的私利笼罩在所能统治的每个人的头上。但暴政为何又容易受到反抗而崩溃呢？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统治者也是如此。他们最初的胜利不会使他们罢手，而是会让他们想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广大的被统治者的私欲被进一步剥夺和受压抑，虽然这种私欲的压制在一定限度内是有弹性的，而且因为武力的镇压而变得更有弹性，甚至发生一定的人性和人格扭曲，但当超过这个限度的时候，下层人就会因为忍无可忍而起来反抗，只要有一处这样的火苗燃起，别处就会响应而一起汇合成燎原大火。所以中共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维稳，实际上就是要扑灭一切可能燃起的火苗。维稳工作不仅占用和浪费了大量本来应该用于生产及再生产的经费，而且其效果也很微乎其微，使被统治者更加愤怒、更加机智，也使统治者变得更加神经衰弱和恐惧，更加愚蠢地秀下限，也更加疯狂和狂妄，这几种看似矛盾的表现加起来，就是使统治者变得更加歇斯底里。只是火苗即使一时被压制住，也会向内燃烧在每个人的心里，只要时机合适就会更加猛烈地喷发出来，直到将统治者的私欲所制造的不公正全部毁掉。所以暴政的存在既依赖于每个人的私欲，又毁灭于每个人的私欲。所以不要总是迷信压制。只要有矛盾而不解决，就会越积越大，最后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当然有先进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会因此而进步，而民众自发的反抗只会简单重复，周而复始。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只能是为了基本生存的灾民暴动，与真正民主革命并不相同，现代民主革命很少有在人口大国成功，更何况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家。因为处于阶级社会的最底层和最高层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其不同仅在于底层想要过上高层那样的生活，而高层想要维持自己现在的特权，斗争由此而起，但对于社会进步和推动历史发展，底层和高层一样懵懂且无兴趣。除非从一开始就制定一种公正而平等的制度，让每个人的私欲得到合理的满足和释放，否则这种状态会周而复始，交替进行下去。
暴政是可推翻的，而民主不需要斗士，事实证明那些所谓的民主斗士最终往往成为独裁者，成为民主的对立面，因为他们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和谐相处。看过萨达姆庭审就知道，如果之前不了解这个独裁者在伊拉克统治期间犯下的各种罪行，我相信许多人会为他在法庭上反击美利坚地区的神情和气概叫好。可惜他是在此之前而不是之后做了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也就只能将其庭上演讲当作小丑的表演来看。另一方面，对于本来对他人没有危害，却因破坏到旧的传统或者影响到暴力集团利益而受到人身威胁的人应加强保护，这其中更重要的是发给其能够自卫的武器以使其能自我保护。比如在印度和中东因为跨种姓和跨教派恋爱而面临“光荣处决”的男女应发给其能够自我保护的武器，而且法律应规定如果因此而发生的正当防卫应视为无罪，而不能只是发给金钱或者派保镖去保卫，毕竟他人是靠不住的，保护自己还是自己保护更有效，也更合情合理。这也是美利坚地区人们在校园枪击案一再发生时仍坚持平民持有枪械的目的之所在，也是中华汉族区的统治者所极力禁止民间持有枪械的出发点，因为统治者要更利于统治，就要尽量减少其对立行为和对立面，并减轻来自这些对立面的威胁。想真正的人想要社会发展，有时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以对应非常威胁，以暴力来对抗或者制止暴力的发生。当然，施与的对象要明确，只能针对施与暴力的人本身而尽量不能伤及无辜者，这也是反对原教旨主义者针对平民的自杀性爆炸袭击的原因。对枪支管理的一种办法是可以参照在烟盒上印吸烟有害健康等的标识，在枪上印此武器仅限于自卫、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等等提示，或者使用指纹识别等身份识别。而对他人有暴力倾向的人，包括精神病患者都要禁止其携带和拥有武器，并限制其活动能力和范围，以消除对于其他人的不利影响。请不要忘记法律的原则即是公正，即是保护正常人的合理权利。
专制的形式除了个人独裁和少数精英统治式以外，还有群体式专制，这有点象当年支持纳粹上台的德国人和支持共产党上台的俄国人以及中国人的方式，但是是在人民掌握了一定权力后容易发生的，即出于自己的利益保护和一些抽象的信仰理念，而做出对没使用暴力的少数派如犹太人或同性恋者，或者无权利对象如动物或大气不利的裁决或一致行为，这种专制形式将代替传统专制模式而越来越多。这实际上象民主一样，是专制由少数向多数扩大的方式。这也只能说明，如果人类不明白自由、平等和权利等的真正含义，那么一定范围内的民主就是相应一定范围外的专制。这也需要公正来进行协调。

专制：垄断的必然表达
这里来看一下四大专制类型的代表国家和地区。并不是说其他地区没有专制或者垄断的存在。实际上当前世界并没有真正实现民主理想状态的国家，即能将民主与专制完善结合起来的国家，只是其他国家和地区与这几个专制国家相仿，其专制方面相似但不够典型而已。
（一）经济专制的国家：美利坚地区
美利坚地区总是被其国内和国外的人吹嘘为民主的化身、自由的灯塔，却不怎么提她在国内外所做的许多龌龊的勾当。从历史上讲，美利坚地区不仅对不同种族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犯过罪，在南北战争中对国内白人也犯过罪，可印第安人口从原来的数百万迅速下降到数十万，这种美国式屠杀并没有被列入世界级的种族灭绝和应受谴责的人类大屠杀行为中。虽然南方白人有侵犯黑奴的不合法行为，但将一个城市及其所有居民毁灭也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因为这些居民并不都是奴隶主，也并未都歧视过黑奴。而在现在，美利坚地区通过盘剥整个世界而变成现代的罗马，只不过是将罗马本土扩展到美利坚地区本土，而将原来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张到全球而已。当然他们不是用武力，而是用经济、科技和金融等手段来统治本国和征服世界，建立起一个现代帝国来，但结果都是一样，就是造成地球上一大片整天辛苦劳作却贫穷落后而局势不稳定的不发达人类世界和一小部分醉生梦死却不思进取的不当获利国民世界。因为人只有面对危机的时候才会想着去改革社会。美国并不是人类民主和自由的灯塔，只有在二战及之前的一小段时间有微光闪现，但也少不了因自己的领土扩张和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而被世人垢病，在二战以后美国则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来控制世界，对本国人民也压制过不同的声音，所以那里只不过是民主和自由的海市蜃楼般的投影，当向往的人们真的接近的时候，就会因为了解到真相而感到失望和被欺骗。不仅如此，美国政权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有时反而会打压其他地区真正的民主力量而去扶植专制甚至暴政式的傀儡政权，使整个世界陷入专制和暴政的黑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领导世界战胜了纳粹和法西斯，却在战后与共产党政权的对抗中接连地失败。他们在二战中是在为自由和民主而战，当然也夹带着让自己强大起来的私货，而在二战后，他们并没有继续沿着解放整个人类、将较为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推广到世界这样的战略前进，而是放弃了用反法西斯的手段去解救那些已处于专政共产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统治阴影下的人民，而在一些这些暴政力量还没有掌权的地方比如印度支那、中东和非洲去为他们认可的代理人争夺权力。人民是向往民主、自由和好生活的，这在哪个地区都一样，只是因为下层的人民受到太多统治者的愚弄宣传以及自身知识素养等限制，并不知道怎么样去得到这些，他们需要思想上的启蒙，进而转化为行动。而专政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样十分善于蛊惑人心，而且当时的专政共产主义的确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他们貌似强大的一面，平等、民主而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也是他们很吸引人的口号，原教旨主义则通过其清教徒式的生活行为来展现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社会，这些主义过于理想化的政策也还没有成为现实而破灭之时，这使许多地区的人民感到希望。相比之下，美国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争夺的那些地区起用的大都是独裁者和卖国者，对下层人民并没有丝毫益处。在这种情况下，人心所向就很明白了。二战中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开战时不去帮助欧洲，二战后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扶植他国对其国有害而对自己有利的统治者上台，结果都是自己最终受到排斥。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制定本地区和对外政策而不站在全球共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结果只能是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
美国人是比较满足于不关心别国过自己小日子的，只是当人过得太安逸、太舒服和太满足的时候，就会有灾难降临，无论是美国的1929还是中国的1958年。看过一些经济领域纪录片的人都会感到欧美垄断企业的强大，强大到本来很正常的个人选择行为竟成为非法，要偷偷摸摸地进行，还被列入黑名单，而真正非法的行贿等交易手段却可以在垄断寡头那里变得“正当”。而在不久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一直躲在背后操纵的美利坚地区大资本家们对纽约警察的资助，险些将民主的光环直接转换成暴政，也让人看到主宰着这个国家的美元的实际专制力量。罗马人在骄奢淫逸中失掉自己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地区的政权也将是这样。当然美利坚地区的人民不会灭亡，因为这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只是会西方与东方共同发展，互相映照，形成此亮彼暗的局面。现在的欧美人都很自我，这虽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高级阶段的反映，但相对于落后社会中的抱团和侵犯个人权利式的集体主义并不占优势，容易被有着这样传统的落后地区移民排挤到边缘的位置。所以，如果欧美人不能帮助加快地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民主、人权发展，他们早晚会被这股逆袭的力量拖回到与落后地区同等的水平。
实际上小布什的上台已可算作是美国梦的破灭。美国梦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小布什的上台则让人看到由于家族、权势结合起来，会让一个个人能力普通到滑稽的人仅仅因为出身和有人脉，就数次危难都因为有人帮助提携而屹立不倒，最终登上权贵的位置。以布什家族为首的美国各大财团家族、骷髅会、美国军队，等等等等，都在这场滑稽戏中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总统虽然是人人都想当的，但只有适合当总统的人才应当去做总统。当然布什当总统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何是他而不是别的智能平平的人去做总统，但这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件的性质。而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出现在美国和日本的议会里。当前的美利坚政坛上更多活跃的是演员、智力低下者、撒谎者和交际花，因为现在的美利坚需要这样容易控制的人去为财阀忠实代言而又要表现得亲民和所谓的代表人民。当他们在议会中表演、特别是进行所谓的质询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权贵是什么，权力也只是从一部分人转移到另一部分人身上，真正需要解决问题的人却无法获得权限去做应该做的事。比如一个素食者要提交法案，只能到议会委托给某位议员，议员即使是真正同意而不是虚伪敷衍的话也要争取到他所在党的支持，而如果党不幸是大农场主或者食品加工企业代言人或者只考虑就业的话，就会压制或者通过一些不痛不痒的法案，而来自人民中的真正诉求就这样被忽略了。这样的话个人奋斗的意义何在？这不是《阿甘正传》，而是《百万英镑》。这也证明我很早就持有的一个观点：把无能的人提到高到他的能力所不及的地位，只能使其变得更为放肆也更加残忍而丧心病狂。因为无能却得到高位，并不象有能力的人那样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长短之处而在短处方面有所收敛，所以这些小人就更加放肆；因为没有去控制整个局势的能力，所以只能采取许多匪夷所思或者非常手段去应对和应付，就显得其处理事务十分生硬而毫无艺术感可言。这无论对于政治权位还是学术地位还是经济高层都一样适用。这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一起，可算是以家族垄断和精英政治为基础的美国式温和专制的失败。不仅如此，在对外政策上，美利坚政权只是在重复着原来在国内所做的那些，比如用限制产品来控制价格，而不是通过帮助国外提高国民的购买力来实现生产的增长。日本参众两院虽然与美国不太相似，但其中的政客也是靠着各种关系而不是个人能力上台的，许多议员出身议员或者政治“世家”本身就是个讽刺，因为政治能力是看个人而不是看血缘，这比做议员秘书而上台的要反常理得多，虽然议员秘书当上议员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
一个人到猴群里去宣传民主与自由，鼓动猴群起来杀死了首领，猴群中实现了初级民主，但这些猴群由于还没有形成民主实现的基础与现代理念，最后又选出与先前一样专制而暴力的首领，就又开始新的折腾，这就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生的推行民主和自由过程中发生的困境。与其这样，倒不如与猴子们商讨，指定共同能接受的首领，或者就自己当首领，然后促进猴子向人转化，一点点让其明白民主和自由的本质含义。生物意义上的人进化成社会意义的人，人类进化也是如此。而西方人做事也总是有些唯心主义，而且一刀切，却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分别进行解决。比如在许多经济、法律和社会等问题上，就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伦理、舆论以及人的素质方面，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在他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到了经济和文化发展落后的地区就会成为人为地拔高的行为，这不仅不会对这些地区有丝毫促进作用，反而会起到反作用。根据特定地区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制定相应而有效的措施才是比较可行的，当然这要以全体人类共通的人性和价值判断为前提，否则又会被某些地区以国情不同而拒绝发展和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并不能等同于生产力的提高，看看那些富裕的中东国家就知道，真的是精神贫乏得只剩钱了。当然中东地区长期的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欧洲人惯出来的。
出于自私的考虑，西方人从来没有把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的，输出到其他地区，输出的只有意识形态、宗教、国家民族货币概念等等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对于提高一个地区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生产力并不热衷，甚至是限制的，顶多因为需要原料和市场而把其他地区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这样其他地区与传统经济和生活方式等割裂开来，又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做为后盾和基础，其社会动荡是必然的，而这种不稳定最终返回到西方，变成为世界性的不稳定。欧美现在的困境是早先欠的债，是其先发展起来却没有带动世界其他地区一起发展，反而为了自己保持领先而有时刻意不让其他地区发展所必然导致的最终伤及自身的结果。西方的入侵和人权思想的传播对世界各地人类的觉醒是有积极意义和必须的，但西方人在使他们觉醒以后，却只是一味维护自身的利益，使本来应该可以共同进步的世界变得七零八落，也产生了太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最终回到西方人那里，成为他们不得不咽下的苦果。很难相信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时代，另一方面还存在石刑等等这样落后而残忍的私刑。当然，这不都是西方社会纵容的结果吗？既然都是在地球上生活的人，为什么甘心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在要么被奴役，要么被文明之光照不到的地方？而只因为生活的地区不同，其人权就只能由其所在政权宰割而相差悬殊？西方人的逻辑是一个正常的地球人所不能理解的，这也是他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受到抵制和鄙视的原因之一。只是因为那是别的国家的事，是别的国家的人，就似乎和他们撇清了关系。有能力而不去拯救，那么和发生的罪恶本身是同等的。西欧国家已经因为自己的宽容而成为罪恶的国家，是的，宽容的罪恶，因为他们的宽容表面上看是对所有人，而在实际运作中这种过分的宽容却真正变成了对有暴力行为和信仰的那部分人的宽容，真正对他人无害的人却要提心吊胆，这种宽容最终导致罪恶越来越无法无天，这难道不是很大的罪恶吗？
美国政权是世界级的流氓和黑社会组织。如果美国政权不停止对沙特等国原教旨主义借助石油收入所带来的富裕经济对其他世俗伊斯兰世界的实质性渗透和示范性强迫，世界再次经历一场大乱是早晚的事情，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坏的征兆，其发生地也包括欧美在内的西方国家。为什么非要扶植那些顽固、保守、侵略、暴力，即对其他和平的人类有害的政权呢？经济上所得的利益只是暂时的，而不自由的暴政统治无论对现在还是将来，无论对世界还是对本国，都后患无穷。二战中一个惨痛的教训就是：纵容罪恶，哪怕这罪恶只是朝向别人，最终也会到达纵容者自己身上，英法美国可以放弃捷克人的利益，可以放弃波兰人的利益，可以放弃犹太人的利益，可以放弃中国人的利益，但最终他们也品尝到了恶之果实。所有国家的统治者和政客们只是想保住自己的位子，这当然需要臣民们的拥护，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除了可以做对他们有用的人资源，就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可灭绝的废物，欧洲人这样想犹太人，犹太人也这样想阿拉伯人，日本人这样想中国人，中国人也这样想日本人。这就是古往今来、中外皆然的事实。他们何曾想过，他们为之争斗的自以为神圣而高尚的，大多数往往一钱不值，甚至对这个世界有害，除了那些为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不管是为本民族还是全人类，而努力的以外。
当然西方社会本身的难以融入和过于理性（也可称为只认钱）也是出了名的，虽然在台面上都是天下一家，但到了那个社会里就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即使是移民时间达近二千年的犹太人和比较容易相处的中国人，到了西方都反而更坚定了自己的生活习俗和民族认同感，这说明了什么呢？虽然经历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后，西方人在文化多样性上变得宽容，也明白非暴力的道理，但在对待外来族群和蔼的外表下，有没有仍挥之不去的种族优越感和顽固坚持把不同于自己生活方式的人排除在生活圈以外的愿望和做法呢？穆斯林本身本来就很难融入其他文化圈，在温和的冷酷面前，又怎么能不坚定他们的信仰呢？更大范围一些说，亚伯拉罕系内的三大宗教都很难相互之间和谐相处，这是与神创造宗教信仰的初衷相违背的。所有的宗教都需要反省自身顽固和狂妄自大的一面，努力对彼此和解创造条件。现在的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反抗压制的武器。在中东，它是下层反抗上层压迫的武器，因为上层被认为是西方的走狗。而在欧洲和美国，它又成为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穆斯林的武器。虽然现代西方国家已经不存在明摆着的歧视和迫害，但实际上仍有无形的力量在阻挡不同文化的交流，即使是持比较无所谓态度的中国人，也很难进入这样的社会，更不用说受到尊重。当然中东伊斯兰社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由于其内部文化同质性较高，文化冲突还不明显。但在那些伊斯兰文化不占优势，或与其他文化共存的地区，这种不宽容往往表现为比西方国家严重得多的暴力冲突。
（二）政治专制的国家：俄罗斯
俄罗斯给世人的印象总是很强悍，不管是富强还是虚弱的时候，就象那些北极熊的样子，即使饿得要死，也给人以庞然危物的感觉。之前的苏联与中华汉族区一样，是全面专制的典型，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领导人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信仰上实行多元化，但在政治上虽然建立起表面的民主体制，也就是杜马制，实际上仍是总统在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局面。这在俄罗斯的选举中就可以看出，总统与总理只是两个人互换着不同的面具。在对待反对他们的人的时候又是如此一致的铁腕。比如对待国内反对者可以用判刑消除影响，对叛逃者可以用放射性元素毒杀，而在车臣对付所谓的恐怖分子，双方都在使用极端的暴力，维护的和反对的都是很虚幻又已过时的民族国家和政教合一的幻象。而政治上的专制也很容易扩张到经济领域，在俄罗斯，即便是首富，如果表现出与当权者不合拍的行为举动，也可以因为致富过程中的原罪而轻而易举地被捕入狱，财产收归国有。这与中华汉族区倒很有相似的地方，加上两国历史上悠久的专制统治传统，两个大国能走到一起，在一些向专制和暴政挑战的问题上保持出奇的一致也就很正常了。当然这种专制也是有民众基础的，崇尚暴力和专制的强人政治是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传统，就象他们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崇尚父权专制那样。这里的民众其思想水准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男女平等这样的最基本人权的争取上，更不必说对同性恋者、对少数族裔的宽容以及自由与民主这样的思想层次了。
俄罗斯留给人的印象只有革命前的音乐和革命后的杀戮，虽然有大机器生产带来的实力强大，但这也属于暴力威慑，而与人民福祗无关，只是延长或者最终放大了人民的痛苦而已。可以说，俄罗斯至今仍还没有从苏共时期的残暴统治中完全复苏过来，特别是在思想方面，就象中国对中共各个统治时期的真实情况仍是谜一样，原苏联时期的历史也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些谜并非由于时代久远，却来自于统治者的刻意隐瞒与回避。虽然共产党的统治从一方面来讲也是沿袭了之前历史悠久的专制统治的结果，但这种统治更象是洪水到来和过后的场景，满目疮痍、寸草不生，需要长久的时间和气力才能恢复过来。统治者们也许认为这样的隐瞒可以让他们的统治更加稳固和带有某些“天命”的性质，但如果没有对过去公正而深刻的回顾和审判，接下去的发展是不可能变得成熟和正常的，就象俄罗斯当前的许多问题实际上仍与之前苏共的统治方式和策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受着苏共的影响，也就难免在不同程度上犯着与苏共同样的错误。这在那些不想以历史为鉴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日本等等表现都是一样的。虽然中国与俄罗斯相似，但中国毕竟还是受温和儒家信仰熏陶的地区，就不会象俄罗斯对许多事情的处理那样具有绝对化和暴力化的倾向。当然这也和俄罗斯地区民族和信仰比较单一有关，这与中国的情形也是相似的。虽然两国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但基本上都只在主体民族和文化的边缘而非核心地区，在其主体文化核心地区，对外来文化实际上是采取的是一种排斥的态度，只有接受了主体文化进行改装的外来文化才会被接纳，当然现在的美英也越来越变得如此，这说明文化惯性和文化自大思维是多么让人习惯。而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交流是产生宽容社会氛围的必要条件。当周围的人想得与你一样、做法与你一样时，你就会觉得这种做法是天经地义的，而一旦有与这样一种思维惯式所不同的思想闯入这个思想封闭圈子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当然首先就是排斥和消灭，除非另一种思维能大量涌入并站稳脚跟，人们才会逐渐由怀疑转而试着并最终接受。虽然俄罗斯在原苏联时期的确有着一段大发展时期，但这从马克思主义眼光看来，主要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工具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以及集体性规模生产所促进的，但由于与先进生产力以及组织集体活动相密切配套的政治、经济等制度仍处于十分落后的封建式时代，因为文明本身是一个系统进化的产物，而不能只是其某一部分过于先进或者是过分强大，这样就无法可持续地向前发展，苏联终于在解体前陷入全面困境，改革也只是在生产力也开始退步的情况下进行，其失败也是注定的。俄罗斯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使其思想圈更加封闭，政治上也就更加保守，而这又更促使经济和文化上的封闭与落后，这与伊斯兰文化圈以及其他文化圈的保守地区中所表现的情形是一致的。当然，由于文化发展上的相近性，野蛮对野蛮，反而使俄罗斯在与伊斯兰的较量中占据主动和上风的地位。
（三）信仰专制的地区：伊斯兰教地区
穆斯林是众多国家的集合，从大西洋东岸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西岸，这里面生活方式有很多差异，政治和经济制度千差万别，却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都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很多地区甚至将其定为国教。而与此相对应，这些国家里面就不允许信仰其他宗教，甚至也不允许无神论的存在。虽然有的国家是明令禁止，而有的国家则为默认允许其信徒对其他信仰信徒的歧视和迫害。宗教并没有对错高下之分，但用这种手段强迫一个国度内的所有人只相信一种信仰，这就是一种专制的体现，因为这样本国人就没有再去接触和信仰其他信仰的可能。也许有的伊斯兰信徒会说：真主是最伟大的，除真主之外没有其他值得信仰的。这种相似的言论在中世纪的欧洲和1840年以前的中华汉族区都存在过。这种对信仰的禁忌只会让人目光短浅又顽固不化，而无法进入到更高层次的信仰状态。这其中，最极端也是最激进的莫过于现在的原教旨主义。现在的伊朗是在反对和推翻世俗国王政权中产生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并且依据伊斯兰教义全面清除所谓的异端思想和学说，使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伊斯兰地区的希望变成专制和恐怖的地区。伊朗现在是少数几个有政治犯的国家，同样有政治犯的国家大多是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由此可见“革命”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可以说，现在的伊朗是以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暴政代替了原来世俗国王的暴政，因此两代人的仇恨都是有理由的。但毕竟世俗的力量很强大，这个国家原来的民主传统也是强有力的，虽然伊朗当前政权一直在致力取消人民的各项权利，却依然无法阻挡伊朗人对自由和美的追求，这不仅是出自于自然的人性，也更出自于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相信伊朗的现政权仍然要用暴力去维护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东西，其实际上也就离历史的发展轨迹也就是真正的神的意愿越来越远。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则在阿富汗的统治垮台以后彻底沦为恐怖组织。他们在任时要恢复伊斯兰中世纪的部分传统，也许是对那个时代伊斯兰辉煌的一种怀念，但时代已经在发展，回到过去不仅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他们对阿富汗人民所做的只能是倒行逆施，而对巴米扬大佛的损毁并非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考量，却只是出于所谓的信仰，这是对整个地球人类历史和文明的严重亵渎。虽然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传播初期也毁掉一些偶像，那是因为他们是偶像，还在受着当时当地人的崇拜，当然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但在当时中东地区多神教泛滥的时期，他要树立安拉的绝对偶像地位，用这种手段使人们改宗，这就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但巴米扬大佛所属的佛教在现代阿富汗已无人崇拜，它已经变成了历史文物而不是偶像存在着，毁灭它就意味着破坏历史，在历史文物异常稀少的今天，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历史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也是整个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历史遗产。此外他们沦为恐怖组织后在网络上发布的杀人视频的确很血腥，让人觉得很恐怖。但除此之外呢？会让人产生屈服、崇拜或者敬畏的感觉吗？不会，只能是让人更加厌恶这个组织，或者远离，或者更坚决地去消灭它。丑恶的东西都是会引起人、神共愤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表面上是在维护和宣扬伊斯兰教义，实际上却是让这一信仰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因为在新的时代，当法律也就是互不损害已成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暴力行为已渐渐淡出或者范围和程度日益缩减的时候，各种原教旨主义者相似的行为只能让人们产生十分强烈的厌恶情绪。伊斯兰教除了在其教徒中还受到尊崇外，在其他现代人的心里已经沦为杀人犯、自杀式袭击等等为代名词的野蛮人的宗教，这些组织和政权的行为可谓功不可没。他们不仅无法弘扬教义，反而亵渎了他们所信仰的，因为他们只是按他们所理解的去行事，但这是《古兰经》里所规定的吗？对没有反抗能力的人进行杀戮，无论在哪种宗教中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说明，即使是有神派来的先知所创立的宗教来引导人们上升到新的思想高度，也无法让真正的野蛮人开化，他们只会从经典中去寻找到任何可供的借口来实现他们的暴力企图。这也从另一个事实说明，只有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才能从野蛮状态逐渐过渡到文明状态中来。而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实质上是十分懦弱的表现，因为他们知道不能与荷枪实弹的军队相抗衡，却朝着比他们更弱、对他们根本构不成威胁的平民们做出这样残忍的行为，只能是畜生也懂得的欺软怕硬的表现。而且他们这样做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吗？我们可以向平民袭击者提出一系列问题：他们会让统治者或者军队感到害怕和受到威胁了吗？平民们会因此而起来游行示威向政府施压或者让政府下台吗？统治者或者军队会因此而改变对他们的政策和态度吗？答案都只能否定的，他们这样做除了在下层民众中造成恐慌外并不会对统治阶层造成任何直接性的威胁和伤害，却让平民更加痛恨而远离他们，也让政府更加强措施来消灭这些恐怖分子，可以说他们除了造成一些伤亡外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效果。自杀式袭击是与二战时日本神风队一样疯狂的行为，这些人把这种死描绘成伟大而美丽的，却全然不顾神造人的初衷是为了什么。《古兰经》中也说过，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但恐怖主义者依然迷恋这种过分的方式，只能说是自欺欺人的幻想罢了。武力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对方，而是让对方回到非暴力的轨道上来。这就是伊斯兰教对于武力“不过分”的要求。而自杀式恐怖袭击实际上更是对神这个造物主的嘲弄和亵渎，因为神用漫长的时间才创造出了人，并不是让他们用毁灭自身的方式去毁灭别人的。所以迎接这些暴徒的只能是地狱，而不是天堂。信仰来自于自身的虔诚而不是对他人的强迫。虽然伊斯兰地区很多国家是信仰上的专制，但伊斯兰本身与现代文明并不冲突，在土耳其等地正在发生的繁荣事实证明，信仰本身并不是问题，而对信仰的专制才是问题。当然，随着出卖石油等资源，中东一些国家是富裕起来，但富并不等于强，除了土耳其、马来西亚等相对来讲国力比较强盛、这是各种开放的结果外，伊斯兰教其他国家并不算真正的强大，而象迪拜这样靠着残酷剥削外来劳工而建立起来的“奇迹”城市也注定会随着其经济回复正常而昙花一现。信什么样的宗教并不是问题，一个日益开放、民主、明智的政府和社会风气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现在正处在新的宗教冲突所引发的世界性动荡的前夜。与二战中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冲突不同，目前的冲突是伊斯兰教与世界其他所有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冲突。而且与二战中天主教对犹太教的不宽容相反，这次冲突却是缘于各种教派和信仰对伊斯兰教的过于宽容。虽然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在表面上看都受到了广泛的排斥，但他们之间还是有所不同。伊斯兰教徒有自己的原住地，而不象犹太人一样寄人篱下。除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其他所有地区的伊斯兰教都在不断地扩张和对当地施加宗教压力，冲突也由此产生。穆斯林在西方实际上是处于当年犹太教一样的客家地位，但却采取了当年天主教迫害犹太教的方式去侵害其他宗教土著的利益，他们也没有能力象当年犹太人那样通过灵活的经商头脑致富，并进而控制所在地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而只是一味地利用西方国家二战后对宗教的宽容政策和对文化多元化的浪漫理想式却是唯心主义的追求而取得特殊的国民待遇。只是有几点是现在的伊斯兰教同当年犹太教一样的，即决不忠诚于他们所在的国家和地区，而只忠诚于他们的阿訇所解释的宗教，通过过量的生育来增加在所在地的人口比重，以达到进而主导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目的。与当年欧洲犹太人的隐忍相比，现在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过于狂妄和自大，包括在传统的伊斯兰地区，这最终将会使整个世界陷入动荡。
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教对人类并没有太多物质文明上的贡献，精神文明也只是一部《古兰经》，而且其中许多是抄录《圣经》中的内容，再加上阿拉伯游牧部落的一些伦理道德。当然，在一千多年前，阿拉伯世界作为东西方财富和文化交流的中介，起到了保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作用。特别是西方还处在中世纪的黑暗中，阿拉伯帝国所做的功不可没。不要忘记，伊斯兰教正是借着宽容的宗教和世俗政策，才在当时显得野蛮的欧洲和封闭的东方显出文明来。作为擅长文化吸收和传播，而非创造的一种文化，伊斯兰文化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不是到东西方去破坏人类文明创造的文化基础。而当别的文明都已经进步并整合的时候，无论孤立自己还是原地踏步都会离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越来越远。但时代已经行进了一千多年，伊斯兰教地区由人类文明的传递者变成了阻碍者，这反而是原教旨主义所带来的灾难。真正文明的缔造者，古两河、埃及、印度文明都是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而现在连伊斯兰初创时期对不同信仰的宽容和文化的保存与传播都不再存在。当前的伊斯兰教徒对于猪肉之类具体而表象的宗教禁忌的维护已经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程度，却破坏了其他人吃猪肉的权力和自由，而对于其他真正代表人类进步和自由而又未被宗教法典禁止的如男女平等或者为世人所诟病的酷刑等不仅兴趣不大，甚至进行强烈对抗。而在其内部，特别是特权和统治阶层，所谓的违反古兰经的事却是可以通融的。这与现在许多所谓的专政共产主义者“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是相通的，这倒也可以看出人性中所共通的劣根性。而伊斯兰教只能强迫或者自愿加入，却不能自愿退出，难道只有强迫退出吗？那这与中共的党籍没有退出只能开除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何只有与世俗联系紧密的宗教或者形而下式的信仰如革命会产生激进主义？可见非自由的信仰和过于现实的信仰也并不是件好事。伊斯兰教在兴起之初，为了激励当时还处在野蛮状态下的游牧部落为其宗教扩张卖命，提出了世上所有的财富，包括卡菲勒的都是真主留给穆斯林的，这种宣传与历史上基督教十字军东征时提出从异教徒手中取回耶路撒冷和财富是同样的手法，包括纳粹对犹太人财产的剥夺、共产党人在号召底层人起来革命时也是用的这样的手法。夺取和毁灭，而不是创造，可以说是世界上崇尚暴力的各种组织的通病，当然如果没有这种通病他们也就不会使用暴力了。每个人都有权力保有自己合法取得的财产，也就是通过劳动而不是剥削和不劳而获而得到的财产，这个劳即可以是体力劳动，也可以是脑力劳动。
如果象伊斯兰教国家中所有其他教派都是二等公民那样，其他国家也把穆斯林列为二等公民的话，他们又会是什么感受？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实际上在受教育程度、发展经济能力等水平上都低于国内的少数族群，如果这些国家真的能利用起这份资源，无论对他们还是对那些少数族群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法国的穆斯林女性既然认为政府禁止其戴面纱是侵害宗教信仰和个人着装自由，那么她们就应该先回沙特或者伊朗去抗议这些国家让进入该国的其他信仰的女性的蒙面纱、不能穿其喜欢穿着样式的规定。如果不喜欢，大可不必到法国而到其他能接受长袍面纱的国度去，就象真正秉承自由与平等理念的女性也不会去沙特、伊朗这些国家。不喜欢对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那就回到自己喜欢的制度中去。无论是在西方的中国人还是伊斯兰教徒。但从长久和人性来看，任何人，只要不是心怀鬼胎，就不会把自己全身包裹起来，这不是宗教问题所能涵盖。等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种歧视性规定以后，再来商讨可行的解决办法。对于其他的争议也应该如此办理。真正的信仰自由并不是只照顾一种信仰的自由，而在真正彼此宽容的多信仰多文化的国家里，这本来就不应该成为问题。
原教旨主义是种很偷懒的办法，因为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实和不满和对未来的不确定失望，就将原来在特定场合起过作用的经典照搬来用，全不顾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不同。人要过面向未来的生活，却要向过去寻找解救良方，不是很荒谬的事吗？在根本还没显示出相对于其他文化和文明对社会的贡献来，就热衷于从其他比较成熟的文明中抢夺地盘，这算聪明还是蠢呢？穆斯林们要明白，他们所遵从的经典是一千多年以前出现的，只是对当时阿拉伯地区伦理和政治、社会等生活的一种规范，对当时还处在野蛮状态中的阿拉伯部落具有进步的引导作用。经过一千多年，时代和经济、社会生活都发生极大转变，在这时仍固守以前的经典而不知变通是否合适？他们的经典是一千多年前伊斯兰所认为的神界和世俗的生活，但他们生活的却是当下世俗的世界，既然处在世俗世界中就要遵守普遍的人类人性基本准则，即公正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仁爱和不损害别人的正当利益。更何况有些事穆圣已经说明他能做但穆斯林不能做，比如娶多于四房太太的问题，而关于娶幼女也是这样，先知能做的事并不就是穆斯林都能做的。当然，他们在神界的理想，比如奴仆和处女之类，可以由将来的智能机器来实现，但对真正的人类内部而言，这种剥削和压迫别人的理想是在亵渎神造人的本意。在公正、自由、平等等等这些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目标的时候，再自说自话已经不合时宜。基督教和其他各大宗教，甚至犹太教都已经进行着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转变，伊斯兰教如果仍迫使自己停留在中世纪只能是自欺欺人，最终将受到公正的也是神的惩罚。
关于圣训与古兰经，圣训只是对先知日常言行的回忆记录。不管记忆力多好的人，回忆本身也会有偏差。先知并不是神，先知也会犯错误，也会说不合适的话，而不可能任何时刻都正确，永远正确的只有神，即自然，因为它创造了世界，制定了规则，自然是没有错的，即使对人类做出使人类痛苦的事，人类也只能忍受，只有在认识到神创造万物的规律以后，才有可能扳回一些来。在信仰先知所说的之前，还要明白的是，先知传道时，也要考虑、顾及甚至迎合他当时所处的时代人们的想法，所以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而这一部分虽然对当时当地有效，并相对于之前的时代带有先进性，但是当时代发展或者拿到不同的地点，这其中有些内容就会显得落后和不合时宜，这就是不进则退的道理。
中东地区的膳食结构也有问题。过多的牛羊肉食不仅会增加人的燥动性，也会增加性欲，而这是性侵犯和攻击性所不可缺少的。提倡和平的现代西方人现在提倡素食者越来越多，以及较为平和的东方民族也是以素食为主，都说明食物对人性情塑造的重要性。过强的性欲除了增加攻击性和性侵犯以外，也使人更加关注性而忽略其他方面。伊斯兰教中对永福之地的描写，除了财富就是代表性交的处女，而对人精神上的升华和需要并不看重，即使教义中提倡施舍穷人等善行，也是为了进入财富与处女遍地的天堂，而不是真的要求人灵魂的升华。
《古兰经》中本来是对女性尊重和保护的措施，在仍不开化的人那里又变成了束缚妇女的工具。如羞体，是因为中东的游牧部落男人过于色，当时局势又过于动荡，以此来保护女性不受强奸等，也并不包括面部，但在极端伊斯兰教那里，却变成了单纯对女性欺压的手段。伊斯兰教毕竟只是在游牧和狩猎采集部落中流行的一种宗教，其中许多习俗与古老的游牧生活相合，而与农业社会特别是文明的现代工业社会相差甚远，所以还是找适合这种形式的信仰人群为宜。
伊斯兰信徒需要一个象基督教徒已经历过的转变过程，即从保守的、封闭的、固步自封的、唯我独尊的、暴力解决问题的、完全按字面来解释经典的阶段向开放的、宽容的、共同进步的、和平主义的、理解教义精神的方向转变。希望这一转变过程能更加和平和平稳一些，而不会象基督教那样在转变的过程中充满血雨腥风。其实历史本来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伊斯兰教中的原教旨主义和激进主义基本都是在40年代以后形成的，这有其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背景和冲突，就象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激进主义在中世纪的欧洲十分盛行，天主教无论对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新教都十分残暴，为此人类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也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天主教在中世纪，也许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现在。也只有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能够最终解决这些问题，这当然要看强国和富国们的意愿，在专制还盛行、人民还没有权利决定的时候。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伊斯兰教还是比较和平与宽容的宗教，但由于冷战和美苏争霸，美国所扶持的又是伊斯兰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使其充满偏激的思想和解释随着这一派实力的增强而慢慢渗透和改变了伊斯兰地区对教义的解释，而西方国家在中东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也使中东变得异常不稳定，这种情况下，仇视西方的心理使原教旨主义和反西方主义有了丰沃的土壤。现在这种情形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只能看西方政客们和中东所有人的角力和表现，但形势不容乐观。一小群接受了现代理念（而非只是现代知识，因为即使知识掌握太多，思想也有可能是偏执而僵化的）的人，和大多数还没有真正开化、才开始向现代化进行转变的人类共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其结果开始并不是很美妙。
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在亚洲和非洲比基督教更深入人心，一方面都是属干旱和游牧地区，相似的生活环境和方式比较容易产生共鸣，而象孟加拉等热带湿润地区就更世俗一些，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弱者的帮助和同情，成了贫民的宗教。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总是起着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武器的作用，现在也不例外。基督教虽然也表现出一定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但总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些欧美人在中东和非洲的所做更象是赐与者而非互助，与当地产生太多的隔阂。东南亚的小乘佛教更注重个人的修心养性而不是互相帮助所产生的温暖，中国的大乘佛教虽然重视施舍，但在现在被中共控制得更多的是趋利的负面形象。伊斯兰教则填补了下层民众在生活困苦和失意时对互相扶助的渴望，而基督教和佛教所不能带来的空缺。但同时，伊斯兰教中的许多规定毕竟已经不合时宜，只适合人类铁器时代的中世纪式的生活，也是当下贫民的那种生活，而当人类要进行更高一级进化的时候，就成为了时代发展的巨大阻力。所以，当新的信仰产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人类平等地互助这一点。
所以，美军在伊斯兰地区犯了很多错误，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将那些真正向往自由的人、受到原教旨主义者暴力威胁的人武装起来，而是依靠当地部族武装和军阀。这些人虽然与原教旨主义者有利益上的冲突，但在观念上并不比后者先进，他们所追求的也只是对真主机械的信仰和自己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真正向往自由、特别是那些彼此真心相爱却被传统视为离经叛道的伊斯兰人却不能掌握武器进行自卫，只能任人宰割或者逃离自己生活的地方。利比亚等地的人民能够胜利，正在于向往甚至渴望自由的那部分当地人掌握了武器，而不是本国统治者所豢养的那部分人，也不是外国而来的武装力量，虽然他们现在仍有走向对别人自由进行侵犯的危险。要注意的是尽量减少反对派中保守势力所能拥有的武力，虽然保守势力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会暂时与自由主义者和外国武装结成联盟，但他们所觊觎的是权位而不是自由，最终他们所要建立的政权与他们所要推翻的同样霸道而保守，只不过换了独裁者而已，这只能将人民推向再一次的革命浪潮。宗教的作用本来就是在无希望的生活寻求生存下去的希望，无论基督、佛教都是如此。而现在在不发达的地区，伊斯兰教则充当起人类疾苦的精神安慰角色。但显然信仰它的人中大多数还生活在原始的野蛮状态中，最终只会增加世界的暴力和不稳定。如果欧美和其他地方对此熟视无睹，依然靠不平等、不公正地压榨来获得他们认为的舒适生活，这早晚会成为大动乱的根源。公正地对待他人，自己也才会最终被公正地对待。
（四）全面专制的国家：中华汉族区
如果说中华汉族区是最大的专制和暴政国家，也是专制和暴政的最顽固的堡垒，相信这个地球上的许多人都会赞同。不仅是政治、经济与信仰，社会各个方面都处在中共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中。从信仰上来说，如果说80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还属有信仰的黑社会组织的话，那么现在它已丧失任何信仰，所有行为的目的只是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成了没有信仰的赤裸裸带黑社会组织性质的世俗政权。但为了表明它统治的合理性，它还是在抬出自己已毁灭的外表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却是封建宗法制的僵尸，去压制各种独立自主的思想和信仰的存在。即使是宗教信仰，也必须受到来自中共的控制才可，一些所谓的佛教徒在现行政权下的所作所为是令世人耻笑的。从政治上来说，它对各种黑社会组织的强力镇压也与西方国家不同，因为它才是真正的黑老大，那就是暴政。暴政并不只是指军队或者警察对人民的大规模镇压，在镇压过后的暴力过剩时期，暴政就体现在深入到社会各个深层次的暴力行为，以及许多本来应用法律手段解决最后却用暴力手段体现的行为，比如城管对小商贩的打砸抢，比如公检法警的刑讯逼供，安全局的“喝茶”“查户口\水表”之类，以及以此为后台在网络上盛行的为政府所有行为叫好和掩饰而不管其真正做得对错与否的五毛和赤裸裸的恐吓（或可称之为网匪）。从经济上来说，最能体现其对经济控制的即是所谓的国有垄断企业和拆迁。中华汉族区21世纪的拆迁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经济的发展都是从对土地的掠夺和再分配开始。中共现在所起的作用正与那些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们一样，至于他们下一步的行为和影响就要看他们自己的表现了，至少在现在这种表现并不乐观。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城市扩张，都主要是房地产本身而非其他经济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所以这种发展和扩张模式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后续问题也就更加严重。经济的发展（生产力）需要新的发展领域，要突破原有的小农经济模式，因此带有进步性，但也充分暴露资本在扩张过程中的血腥和唯利是图。问题在于，在必需的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能否有不那么暴力和血腥的道路？中华汉族区的国企一开始就是垄断的，一方面使民企无法与其竞争，另一方面也通过税收、惩治腐败甚至直接夺取的手段榨取民间和个人的财富。中华汉族区也在损毁古迹，而这种损毁是带功利性质，因为他们认为要发展经济就要毁掉任何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且不说这种发展经济实际是中华汉族区官员为了仕途上进的表现，旧的文明遗迹真的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吗？许多成为旅游圣地的名胜古迹似乎并不支持这种想法。存在著名文物古迹的地方应当受到来自中央的保护，而不能任由地方政府去开发和利用，以免其因为地方经济小利益而受到永远的损坏，西安城墙即是一例。为何中国人热衷于占据就业岗位，对于神童有特殊的偏爱？正因为对于各种好的就业位置的垄断，而不是让真正合适的能人去占这样的位置，才会这样的现象，因为早占位就早得好处，神童也意味着会早毕业、早找工作甚至是找到好的工作。占到了好的工作，即使有能力再强、再合适的人选，也只能望位兴叹了。由于专制的强大，中国人对于许多明显有失公正的事情是不参与和言语的，“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有人归之于反右时的“引蛇出洞”政策，或者国民性的退化。而实际上只要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的严格等级制度还存在，上级的任何行为没有约束，下层永远无法准确地预知到上层会采取什么行为来回应他们的述求，他们就只能以沉默或者猜测上层喜好的表现方式来表达，从小到大、来自父母、上级等等的约束也使他们感到无力挣脱的束缚，就只能因怕被穿各种各样的鞋子而显得很顺从。但这种顺从归根到底是不顺从的一种表现，一旦有导火索出现就会很快成为燎原之势，这时统治者再想挽救也无力回天了。不仅整个民族如此，个人也是这样操作的。比如毛泽东，在得势之后对于以前限制或者反对他的人迫害得都非常厉害，人们只看到这一面，却没看到他在长征以前的忍辱负重，这种灵魂的扭曲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组织环境以及畅通的表达途径中是可以避免的，只是中国人都太自以为是，又喜欢互相斗来斗去，而最终让一个扭曲的灵魂就这样得到了最终的发泄，不择手段就成了在暴力型专制制度下最为有效的手段。中共和以前的封建统治政权一样，都喜欢把好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以维持一个伟光正的形象，工作是我给的，报酬也是我给的，至于这些钱是从哪里拿来的你不要管，反正有你一份吃的喝的就是我的功劳，你就要感激我，就要懂得报恩，知识分子是这样，工人也是这样，工资都是国家给的，涨不涨都是国家说了算，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去取得相应的报酬，农民则虽然收成是自己的，但地是国家给的，收购也是国家统一收购，随行就市是有风险的，于是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的每个人表面上都变成了国家福利的受益者，而不是国家的建设者和财富的贡献者，并因此而被禁声。这种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生意做得的确不错。其实也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做法。因为既然劳动力是有价值的，那也就应该随行就市，随市场和个人能力而上下波动。所以对所有的行业采取定级制本身就是扰乱市场和经济规律的行为。其产生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实真正有能力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而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目标，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在一个不公正、唯关系是从的社会里，即使有很大的能力，要么被排斥在关系网之外，要么就只能把自己同流合污到关系网中去，实际上除了便宜了一小撮没能力、道德感很低却很有“门子”的人以外，社会和有能力的人都是被损害了的。但当人们对这个政权表现出不满或者反抗的迹象时，它们就会通过当前建立的这种不合理制度和规则来绑架和要挟你，要夺走你通过自己能力和努力所得到和应得的财富和地位来迫使你就范，要遵守它们的规则。而在此之前，它们除了阻碍一个人的正常上升渠道之外，就是让那些没有进入到关系网中的人自生自灭，并没有为一个人的发展做任何事情。除此之外，中共往往还会做更为恶心的事情，就是将提合理意见的人打倒，而事情照着打倒的人所设计的那样去做，然后取得的成果就又成了他们的政绩，并从中取得利益，做这种事情的效率往往还很高。这也算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一种继承，也是做得说不得的一种表现。在历史上，儒家一方面与佛教和道教等其他信仰斗争以争取高层，另一方面又从对方那里吸收许多有益的成分，最终将自己变成四不象又包罗万象的理论，当然核心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其对其他思想进行钳制和排斥的统一思想也并未放弃，反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但如此就将本来是正常而合理的提建设性意见变成了敌我双方性质的矛盾，消灭了对立面，使自己独一无二的结果，是使其发展也向着越来越僵化的方向发展，这就使中共失道者寡助，至少在中华汉族区内变得越来越孤立。
但也正因为其垄断得过于绝对，中华汉族区也十分有可能实现人类的最终理想，这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物极必反的道理。地区之间实力的上升是交替的，这看似不成规律的规律，却也是实实在在有规律的。每一个地区在特定时间内只能有一种占主流的文明状态和意识形态，任何文明在发展到极致的时候都会变得十分细致，比如石器时代许多石器的精巧程度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而一些器物的技术原理到现在也还在争论之中。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就决定了这一文明或文化走到牛角尖的最后归宿。因为一方面是以某一特定材质或者技术为支撑的文明或文化达到顶峰，也就是人脑所能想象得到的完善程度，而这也就摈弃了选用其他材质或者技术的可能，一种特定文明或文化的局限性以及之前所暴露出的问题也就十分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些因素都决定这种文明或文化只能由盛极一时而走向衰落。相反，其他在一开始落后的文明或文化在吸收借鉴当时先进文明文化的长处后，能够与自己本身的长处相结合，就更容易从新的角度去找到新的发展途径，而处于落后的地位也使它们能奋起直追，从而在新的一轮较量中胜出。文明或者文化就是在互相对比和竞争、吸收和借鉴中你追我赶地成长壮大，从而使整个地球文明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在世界历史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当一方文明开始衰落的时候，就会有另一方新的文明兴起乃至兴盛。如古希腊罗马文明之于商周文明，唐宋、阿拉伯文明之于欧洲中世纪文明，还有近现代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吸收与对抗状态下的相互融合，都是这样一种模式的表现。中华汉族区在延续了几千年，即使被中共拿马克思主义教条来腰斩，仍在民众底层顽强生存下来的儒家文明，在适应新的形势下脱胎换骨，成为新的文明或者文化领先模式，以目前来看是可能的。现代西方电影中魔幻现实主义横行，是一种对现实的嘲弄还是逃离？但在这种文化模式的浸淫下，人总是要与现实相脱离，或者以为电影小说歌曲中所展现的就是现实而不愿面对现实中现实，或者按文学文艺作品中的描述去行事而在现实中碰壁。相对比中华汉族区反倒从原来的理想主义中走出来，虽然又有些过于现实和实用，但毕竟也是立足于现实的土壤中的。当然，中华汉族区的统治者是不会让民众过多的知道现实，故只有那些轻浮的古装片或者歌功颂德的所谓历史片才容易通过纳粹式的政审。但这也给我们以启示，那就是专制的统治者们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竭力试图在电影、电视这些传统的视频媒介中少现实而多虚幻，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青少年对现实的知识和真正成熟的思想都少得可怜。只有立足于现实中才能去解决现实问题，也与文学文艺作品只体现善美而与真无关的局限有关。当然，这种文明自身的突破和扩张是采取平和还是激烈，是统治者有意改革还是下层起来革命，那就属于达到这种目的的多种途径选择了，就象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取代中世纪文明那样，也是有许多种选择的。但人类文明最终在整合和竞争的双态链中会不断突破而达到新的平衡，这也是周易阴阳鱼的一种表现模式吧。
为了达到分而治之和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中华汉族区统治者是擅长使用很多激化矛盾的措施，比如挑起国内外各民族、宗教、阶层、人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比如各地户口与福利相挂钩、升学入学考试口径不一、扶持实际上是官僚资本和垄断企业的国企而压制真正代表民企的私企等等。当前在中国为了经济建设而毁灭文物的罪行，其罪恶程度是与塔利班等同的，而面对这种毁灭人类遗产的暴行人类却束手无策，只能说这种制度的可恶。而此次在反日游行中中共政权与暴力势力相勾结，就演出了丢国人脸面的打砸抢一幕，说明他们明知丢的是民族的脸，却宁可为了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也要丢这个脸。或者以局部来否定全体，比如在实在民主的问题，提出因为中国的老百姓的民主意识还不高，所以还要慢慢来，而全然否定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受过教育的人其民主意识与民主要求已经到了很高的层次。民主需要带动和示范，而不是禁止。当然，民主是与经济发展挂钩的，也是和经济水平一样永远都具有地区的不平衡性，不能因为大部分落后地区的民主意识不强而全盘否定全体人民应当享有的权力，也不能因为局部地区人民民主意识的增强而全部推行导致乡村选举或者台湾最初选举中出现的那样对民主的滥用。这要象对待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一样，承认地区间的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和文化和自主意识水平高的人中间先实行，然后再层层和块块推进，让底层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有一个学习和缓冲的机会，让经济发达地区也有一个锻炼提高和示范的机会，相信这要比大一统思想下的一刀切要好一些。中共在一国之内人为出现地区差别，这种地区差别又非美利坚地区那种独立性强的区域化，而是中央有意的分化政策的表现，但是这并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当前的中华汉族区的独裁形式甚至比之前的皇权还要糟糕。带有理想性质的小集团独裁和专制在能动性上比个人独裁专制要弱，而且其治国理念往往倾向于小集团中那股最保守、最顽固也最暴力的势力。现在中华汉族区的政权总是声称要维稳，但谁都知道谁才是不稳定的制造者。现在的经济发展只不过是要接近和重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过程，但由于没有社会舆论监督，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与之抗衡以及内部争斗而显出的对强势控制的力不从心，所以统治者对于权力和财富的攫取更加肆无忌惮，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更多的阻碍。中共总将现在的经济发展归功于自己的正确领导，其政绩宣传也是极其恶心的。实际上象中华汉族区这样拥有丰富而优秀的人力和历史资源的地区，只要是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其经济总是要在世界经济的拉动下有起色的，因为她有这样的实力，也有内涵，所受到的阻碍只是来自于统治者的阻挠或者私利。中共过去、现在都不是中华汉族区经济发展的正确领导者和强大后盾，反而一直是经济的持续阻碍和麻烦的制造者。他们所控制的官僚资本对民间和民族资本通过垄断贸易和不等价交换等等攫取巨大的利润，却没有用于全国的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鼓励创新等方面，而是终饱一小部分人的私囊。国家或者官僚资本对经济的垄断使真正的民族企业举步维艰，而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造成大量的人、包括刚毕业的学生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在农村的土地危机和种粮食无利可图，迫使众多农民涌到城市，这本来对于城市化和人口结构的调整有些好处，但他们到城市找工作又受到各种阻碍和限制，这更加重了中华汉族区人的生活压力以及生存成本。统治者通过各种名目巧取豪夺，他们的征收分为费与税，又将税收分为国税与地税，而且收了税以后并不管事。许多个体经营者还要为了讨好直接的管理上层而行贿，甚至送给一些黑社会组织保护费。从经营者角度看来，这些都是其生产经营之外所额外付出的成本，都属于税收。难道各种费用换了个名称就不是钱吗？税收是否应该交，交到什么程度，只有统治者去随意决定，而许多被收税者却无力提出自己的质疑。虽然其他专制型或者暴政型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在中华汉族区基于庞大的人口和地区性就显得更为突出。而且中华汉族区统治者一种匪夷所思又总一脉相承的统治思想就是“宁赠外邦，不与家奴”，不管外邦对自己友好与否，只要是与自己统治的人民比起来都是值得用任何利益去拉拢的。中共和国民党政权对外来日本战犯可以优待，在审判中做到公正，而对自己人却是严酷又不公正，严重侵犯人权。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只能说明其两面性，而这是继承并发扬了以前的儒家传统，也是因为其对对与错的看法只是从自身角度出发而得来。中华汉族区当前在海外各种投资、各股股份、各个贪官洗钱的赃款，甚至是所谓的友好援助也总是往国外跑，全然不顾国内也需要甚至更加需要这些投资。地区内通过所有人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就这样在恶的制度下纷纷流到地区以外，就此也能看出中华汉族的内外有别与别的地区其意义有多么不同。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不只是喊喊口号，或者揪几个所谓的卖国贼出来。只要是给一个地区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的都可以称之为是卖国。当前中华汉族区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坐在火山口上，只是要看能拖多久爆发而已。但是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做指导，或者依然是唯心主义地去均贫富，或者党同伐异，或者用暴政专制思维，中华汉族区也只能依然是走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的老路，而不是利用自己丰富的文化遗产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为整个人类增加新的思想源泉，而中共统治之被取代也将是必然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仍有现实的意义，无论是在目前的中华汉族区内部还是外部。
为何中华汉族区的专制和暴政存在时间会如此之久？这要从中华汉族区的人口和地理角度去看。要在一个有着与欧洲面积相当的政治实体中去维护一个统一的局面已经相当困难，加上中华汉族区的人口又比欧洲多得多，众口难调，要让这么多有着各种各样思想、文化背景与追求的人安于被统治，去实现统治者所希望的同一目标，非专制不能胜任。当然历史上的思想催眠与控制也起到很重要的辅助作用，儒家的忠孝之道对国民的思想控制是成功的。以忠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要为专制大一统思想在二千年的时间里泛滥负责。家长式的统治方式和家长式的专制家庭是一样的，由政府包办一切，每个人从出生到坟墓，每一步都被计划好了。于是政府担上许多不必要的职责，而且往往出力不讨好，被娇养惯了又感觉自己努力会得到更多的老百姓骂；而社会中的每个人失去了个人奋斗的权利和意义，也就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虽然在政府禁止的领域显得很听话，实际却牢骚和背后议论不断。这种统治模式当然可以一时禁锢异端思想，使社会变得死气沉沉。而由于自私的统治者在统治中往往象大字庭的家长那样宠爱特定的孩子，而引起普遍的不满，财富利益的分配也容易失衡，最终孕育成社会危机。这与各尽所能，按能取需，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真正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呢？这是一个动态的状态，而且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使有东西可取；另一个就是各尽所能，这个各尽所能的意思是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虽然每个人的才能并不相同，但所有的才能如果充分发挥，其价值应该是等同的，也就是说，缝补之类的体力劳动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应该与做软件之类的脑力劳动一样，其对社会的贡献和取得的报酬应该是同等的，这就象一般的鞋子价格很便宜，而精工制作的顶级款鞋子却可以卖到上万美元一样。而同样的劳动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不管这项劳动是发生在非洲还是欧洲。这样不同的劳动成果之间会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就象现在用货币衡量那样。如果只是各尽所能而社会财富不丰富而又要达到各取所需，那么就成了大锅饭；社会财富丰富的状态下不各尽所能，就容易形成与现在发达国家所类似的坐吃山空的危机。要达到各尽所能，需要政府一系列作为来使每个人能够认识并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能力，这样的政府首先就是要公正而自律。但中共现在的做法是除了暴力压制以外，就是虚假的宣传。专制宣传的恶在于他们会拼命地混淆视听和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会控制舆论，让已经有所怀疑的人们产生“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错觉，从而对自己原初的本能和本心产生的疑问产生怀疑，进而否定自己对事件的正确看法，而趋同于专制宣传想要达到的效果和结果，他们做事的手脚无非是通过谎言欺骗和压制正确的言论，五毛是这方面的极端表现。所以在专制的环境下，如果在内心对某事有所怀疑，就不要轻易地去推翻自己或者相信各种媒体上的宣传，而要靠自己的思维结合生活阅历，并借一些敢于揭露真相的言论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即使不完全合真相，但至少不是别人想要你相信的那样，自己的思维也获得了锻炼。当然中共为顺应形势维持其统治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也要做一些政府应该做的事，可惜的是和其他暴政型政权一样，由于根基不正，无论对社会做什么有利或者有害的事情，都会受到咒骂，这是因为之前中共所做的许多事情已经使民心丧失，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与中共统治者期望相反的惯性思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统治思想和统治方式，相信中共的统治也会象历史上那些封建帝王一样，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中华汉族区人向来都是唯心主义当家，从人性本善、克己复礼以为仁就可以看出。即使是从西方传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汉族区人也从来没有真正运用其原理、从实际出发去解决当时矛盾，而是从自己所愿出发，用阶级斗争理论和集体生产、大公灭私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最终全线崩溃，还是要从头开始搞私有制经济和对外开放。儒家所制造出的顺民遇到高举专政共产主义的信仰及措施，会产生很奇妙的反应。在中华汉族区，很容易可以看到人们一边骂着现政权，一边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即使是领导所安排的去打砸抢他们也照做不误。他们就是这样矛盾地生活着，而矛盾来源于各种思想的交汇所产生的奇异的效果。中华汉族区地域的广大也对专制和暴政起到保护和促进作用。如果对此不能理解，就想想希特勒在欧洲实现他的梦想之后的情形吧，那时欧洲犹太人被消灭干净，统治者利用武力保障和个人崇拜，以及从德意志地区以外地区压榨和搜刮来的财富养活占人口比例很小的德意志地区人口，如果没有外来强有力的干预，这种统治模式在一定时段内是比较稳定的，而统治区内的人们想要推翻这种统治，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而中华汉族区的现状就是德意志法西斯统治在欧洲的实现，中共利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台，消灭掉他们所认为的剥削阶级，而对大多数国民以武力强迫和信仰欺骗使其变成供养其富裕生活的奴仆。从这一点上来说，法西斯主义和专政共产主义是等同的。在这样大范围的地域里、这样多的人口基数上、这样复杂的民族和文化构成中，要想起而推翻暴政是异常困难的，更何况中国人在思想上还受着为大一统式思想服务的儒家的约束，向来将自下而上的追求自由和解放视为大逆不道而大加鞭挞，即使是那些因此而上台的统治者，在自己成功之后也会处心积虑地制止其他人的复制行为。这些统治者不仅已经在之前的对敌经验知道怎么去对付异己，特别是在思想和行动控制上，还在于只要小规模的暴动或者叛乱一出现苗头，就会由统治者从其他地方调动优势兵力予以斩杀。无论是天山南北地区暴乱还是东部沿海争取民主或土地所引发的暴力事件被镇压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大一统的思想既创造了这么一个大疆域的帝国，也创造了这么多有着相同想法、也有着共同弱点的文化人群，这也是中华汉族区两千多年来只有王朝更替、社会进步却如此之慢的原因之一。那么美利坚地区和加拿大与中华汉族区面积相当，为何没成为专制独裁国家呢？这是因为美利坚地区和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即各小行政区行使本政区的行政权，这与印度有些相似，即貌似国家很大，但实际上政治已被划分成各个小的实体而去执行，这样各地的政策有所不同，也就有了各种多样性和可能性，小范围的民众更容易表达和表现自我的政治上的思想和需要，从而显得更为民主一些，小区域的行政自由与大区域的统一行动能够兼顾。所以，言论信仰自由、民主和放权地方是中华汉族区需要改进的重要方面。其实愚民政策并不见得对统治者就是有利，因为没有头脑的民众可以今天因为这个统治者的说教而追随他，明天也可以因为另一种说教而抛弃他。中华汉族区层出不穷的大师现象就很说明问题。授民以智胜过授民以知，更胜过愚民政策。
中华汉族区的人总是对自己国家出产的工业品比不上进口货愤愤不平，或者出于民族自恋情节整天在网上嚷嚷国货当自强。可是他们只看到中华汉族区的企业家们捞一票就走的现象，却不去探讨其背后的成因。中华汉族区的人的确很聪明，也敢想敢做，自从儒家的思想体系被打倒后，在思想上就没有太多的负担。但是中华汉族区的政治向来都是强大的，无论是以前以宗法和儒家伦理为外表出现的封建宗法制政治体系，还是之前中共以一大二公为代表的封建共产制政治体系，还是现在的贪污暴力政治体系，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其专制而残暴的本性。而这一集权制制度在商业上的表现就是要发展自己控制得住的那部分资本体系，比如国有垄断资本企业、领导者自己的亲戚和亲信或者向自己示好的跨国公司所办的企业，等等。而对于民间独立性强的个企和私企、也就是真正的民族企业，他们则百般刁难和压制，通过收税、强迫行贿甚至直接动用暴力机关来达到其压制的目的，比较远的有对私人创办的网络电话和其他商业创新行为的打压，近的有各式各样的私企被用法律手段打倒、国企跟进吞并的方式将私人财富巧取豪夺到国有资产的名下。中共政权现在关于金融和生产的政策，除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似的以外，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与民争利，不允许私人的富裕。现在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起决定性作用也是政府买办而不是真正的资本家。中华汉族区的投资环境依然是十分恶劣的，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还在重复着发达地区刚开放时所经历的原始积累阶段。在这种环境中，做企业的人也只能抱着捞一票就跑的态度，因为根本不可能将企业做大做强，在这种状况还没有真正改观之前，中华汉族区要出现本土又能够壮大的非山寨实业，无异于天方夜谭。
不要认为中国只有阶级压迫，其实中国的压迫是全方位的，父母、子女互相压迫，领导下属互相压迫，各式各样的人互相压迫，以把本来自由人的天性压迫到儒家规范的“合理”中去。现在的大中华地区的人都只是在为争取最基本的人权而努力，他们中间的一些优秀分子经过勾心斗角，通过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互相踩着向上爬而占据金字塔的顶端，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争取国外普通人都能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一般的中华地区人则只能象奴隶一样地生活，其生存权利时时在受着来自城管、公安、政府甚至是象父母这样的亲属的威胁和刁难，生存都如此不易，更不必说去发展了。中华地区的人对于稳定有着超出寻常的追求和爱好，却往往难以达到，因为统治者对于稳定的理解与平民百姓的理解总是有很大出入，当这一矛盾用各种措施不能弥补，用武力也不能镇压的时候，社会大的动荡就开始了。而一些发达地区的人权又过于扩张，一些本不属于下层的或者需要努力才能取得的权利在发达地区可以不劳而获，当这些地区的统治者面临财政赤字之类的危机而想从百姓手里取回这些权利的时候，社会也就开始动荡起来。因此，过于压抑和过于扩张的人权都是不合理的，只有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相适合的人权才是合理的和可持续发展的。
中国人有时表现得的确很贱，特别是工作的时候，能够自觉地去有所担当的人很少，或者消极怠工，或者充当狗腿子时十分积极。如果上级要求严厉而苛刻，就会象怨妇一样抱怨，然后不得不去完成；如果上级温和而倡导自由，那就会放任自流，甚至完全去做自己喜欢而与工作不相关的事，最终将工作变成了自己娱乐之余的儿戏。这也与中国人所处的专制性环境有关。从小到大，时时刻刻处在父母、夫妻和上级的监视管束和替他们做决定的专制统治之下，中国人并没有太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而又不懂得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和时间，当受到约束的时候会感到束缚，在不停地偷懒和忙里偷闲之余，也会觉得按部就班、不必动脑的方便，当有自由空间的时候，则不知道该怎么去利用，最终只是浪费在不必要的娱乐甚至是放纵上。不只中国如此，在专制得厉害的地区，如中东和俄罗斯等地区也都是如此。当然欧美人中间也存在这种现象只是程度较轻，而且必要的约束会使人产生向上爬的动力，只是在中国，越厨代庖的专制行为过于普遍，自由空间被压缩得过于狭小，以致使中国人的人性都受到了严重扭曲。
有人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归功于其经济转型时期的专制统治。这总是让人感觉到是有问题的。且不说亚洲历史上悠久而程度更深的专制盛行期内并没有使经济达到快速发展的目的，那些在民主一些的国家其发展模式就被忽略了吗？一个国家的发展，要看是否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同步，还有历史的机遇，而一个开放和安定的局面是必须的。专制只是对局势的安定起作用，但也只是一时的安定而已，当中产阶级觉醒的时候，不也是有着象光州事件一样形形色色的权力诉求吗？这样的代价哪个更大是说不清的。有的人看到民选国家里议会吵吵闹闹、正事还是办不了，就认为是民主导致政府执行力的弱化。其实民主与权威并不矛盾，这要看怎么去结合，就是谁讲得对听谁的。权威只是讲得对的次数多而已，这也是权威制存在的理由，但专制将这种权威制强化和固定下来，使权威即使在做出错误决断的时候也不会被阻止或受到质疑，这样就会带来危害，甚至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现行的各种所谓民主制在取消专制的同时也弱化了权威制，容易出现各种扯皮和不行动现象。但相信真正的民主起来，每个人会舒心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被迫着去做，权威也会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伪权威遍地。
中国很让人诟病而又遗害无穷的是教育，其思想政治课对一党统治的宣传与封建帝王时期的忠君爱国思想没什么两样。对一些课程，特别是文科的文史哲，只采用对官方有利的观点，这与日本右翼对历史是一样的态度。这种虚假而偏颇的教育使人要在成年以后重新补课，不仅浪费人的生命，还使人的思想受到束缚，不知道怎么样去得到正确的信息。中共统治者以为他们的目的达到就错了，因为这样做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他们的鬼话，反而更倾向于接受与他们期望相反的观点和观念。高考等人才选拔制度也是如此。高考被人称作是公平的，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但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现在却被人拔高到公理的高度。考试只能说是在相对不公正的制度下的相对公正的选拔。但一考定终身是十分荒唐的事，也必将在相对公正的制度下变得相对不公正。就象美利坚地区实行推荐和考核制度，也没有人提出这是不公正的，虽然这其中的确有不公正的成分，因为出身好的人获得好的学校录用的机遇会更多，但相对于中华汉族区这样绝对不公正的制度下，至少是在选拔人才，而不是会应试的奴才。所以在何种制度下，做出何种决策，以及取得何种效果，都要在当时当地的大背景中去还原，才能得到相对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是很滑稽的事情。不必说是如何山寨自自己口口声声要讨伐的山姆大叔，而且中国梦与美国梦也没有什么可比之处。美国梦是真正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许多是与金钱财富有关，但更多的是保障个人权利的社会体系、当时更利于个人发展的社会环境所支撑的，保守专制而又人口臃肿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虽然现在看来“勤劳致富”看似可以做为勉强的一条，但可以想一下，为何以前的中国人，不管是在国民党体制下还是在共产党体制下，也是勤劳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却始终不得发展，有时甚至连温饱也不能得到？现在的中华汉族区的确在开放的进程中取得着一些从几乎被糟蹋到零基础的国民经济到发展到一定经济水平之间所产生的红利，这些红利当年也在日本、韩国等等被破坏到起点很低又开放的地区出现过，但如果中华汉族区当前的政权依旧在政治上专制而且暴政，在社会生活和财富传递中依然遵循着血亲和潜规则等法则，他们现在所竭力吹嘘的“中国梦”也注定将象他们以前所吹的大跃进等等那些时髦的口号一样最终成为蛊惑人心的肥皂泡，而且会破得更快。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不断地催发人们去创造出新的梦想，而不是象坏的制度那样只能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靠吹嘘来给自己贴金。

除了时不时向暴政倾斜的经济专制之外，另三种专制实际往往都是以暴政的形式来实现的。专制制度往往先绑架武力之类物质性保障，再绑架经济和法律之类，再绑架社会伦理和信仰等思想，以为其所用。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信仰上的专制实际上都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垄断。垄断即是在某种领域的排他性和独占性，这种排他性和独占性也会带来其他两个方面的利益。比如美利坚地区的大财团在经济的垄断就会增加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白宫与华尔街的勾结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在美利坚地区两院中来自财阀以及为财阀利益服务的占了相当比例，以致美利坚地区电影中都对政客们的行为尽情嘲弄。在信仰问题上基督教也有很大的发言权，重要人物宣誓，手都是按在《圣经》而不是其他经书上。伊斯兰地区对于信仰的垄断也使统治者们更容易维护自己的封建性质的统治，以阻挡历史进步的潮流。垄断得多了，留给大部分的其他人的份额就少了，很多人就免不了为了一些残羹冷炙而争得你死我活。就象一条本来很宽阔的马路，因为有人晒粮食而变得很窄，导致两辆相向行驶的车相撞，那么应该指责谁呢？垄断组织，不管是为经济的还是为政治的还是为信仰的都应该成为这个指责对象吧。而美利坚地区政权虽然只是专制政权，但是它要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暴政负责，除了那些不听命于它的暴政以外，何况许多后来表现与美国对立的暴政也是美国政权一手扶植起来的。它也要为目前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秩序负责，这是它所起的麻烦带头作用所形成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邪恶轴心的话，以美利坚地区政权为首的西方才是大邪恶轴心，在其内部和外部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邪恶轴心，它们就象齿轮组一样在运行着，但大邪恶轴心得不到清除，那么小轴心清除掉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旧的一去，新的就来。
其实中华汉族区有句古话，叫做“冤有头，债有主”。无论是怎样不公正的决策，都会最终追溯到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头上，而公正就是要使用任何可能得到的工具向这一小撮害群之马讨回公道。这要比面对下面那些爪牙和打手要准确，也更容易一些。
这所有的国家中，中美两个地区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两个地区的地盘和人口、财富总量都十分巨大，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传统等可以说是处于两极，世界未来的发展就是要看这两极的互动关系和程度。现在的中国和上世纪初的美国差不多，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连人的气质和想法都有些相似，来自卓别林的自传就是：要成功，多赚钱，别受骗，赶紧跳槽。他们就象是航空母舰和火车头，如果行进的方向正确，发展起来就会不仅自身十分强劲，而且会带动整个世界一同进步，但如果方向错误甚至对立，不仅会损毁自己，对世界也会带来灾难。而其他地区就象围绕在航空母舰周围的战列舰，体型小但行驶灵活，他们的多样性会对航空母舰提供思想的源泉和方法论，以使其不致偏离正常的轨道太远。这个由航空母舰和战列舰组成的世界如果能象舰队那样和谐一致，人类文明就会受益许多，而如果互相冲突，人类文明就只能在一处打转而不能顺利前行。而目前现实中美利坚地区和中华汉族区是两个极端，美利坚地区是一个真恶的社会，中华汉族区则是一个伪善的社会。这与其教育中所体现出来的现象是一脉相承的。伪善使父母成了孩子撒谎的启蒙者，而学校成了使谎言升级的地方。这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性培养来说是不利的，当他们习惯于撒谎时，做其他什么也就都无所谓了，再加上儒家围绕着“礼”与“孝”的道德教育，于是他们就可以抛弃自己真正想要的个人幸福去为一个吹出来的稳定、实则死气沉沉的社会状态服务。美利坚人是真自私，说爱国那是对外的，当与国家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还是以个人私利为先；中华汉族区人是假为公，说爱国是对内讲的，实际上许多人做的是出卖本地区本民族利益的勾当，特别是那些官府以及与官府有利益往来的人，在与国家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表面上以国家利益为先，那还是在保护国家利益外表下的个人私利。中华汉族区的人都很贱，这种贱是历史上长期受专制统治和佛道儒家思想浸淫的结果。表现为自私自利，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喜欢钻营，喜欢打嘴炮，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就当缩头乌龟，还总是幻想太平盛世，坏人受到天谴。这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源，当受到专制的压迫而无法去申诉或者申张正义，又被礼教教育不能反抗，不能对不起列祖列宗，公共资源又被权贵们垄断而为其服务的时候，就只能做贱人，或者时机合适时就起来反抗以至天下大乱。所以，在学校里要培养的是真善的人而不是伪善的人。现在随着中华汉族区政权从中华汉族人的努力工作中剥削来的实力的增强，在国际上说话有些份量，这使得其国民因为过分的福利制度而日益懒惰的欧美人从实用角度出发，对中华汉族区对内对外的一些霸权行为也不再给予谴责。不管他们内心怎么想，这种只认钱不认理的无耻行为也算是真恶的一种表现。另外，从基础性的对儿童的教育也可看出。美利坚地区教育孩子去独自思考，但不管他们之间进行怎么样的肉搏，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弱肉强食式的竞争环境，长大的美利坚地区人个性张扬又喜欢一些热辣刺激甚至恶性很强的运动，其校园枪杀案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中华汉族区教育孩子们从小懂得服从，至少在家长和老师面前孩子之间不准打架，并从课本上只学到社会是美好的虚伪印象，走上社会时因为极度不适应而需要一段很长的调适期。从发展来说，真恶和伪善无论发展到真善还是伪恶都是好的，所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要有信心。

贪官与分配制度
在专制和暴政的国度，贪官也是非常之多。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十分巨大而又没有什么约束力的权力只能在人性本恶中变成贪婪的无尽欲望。中华汉族区古代往往在朝代的前几任皇帝中对贪污用力很大，最严的莫过于朱元璋，剥皮实草却还是抵不住后世的贪腐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和层次。为何中华汉族区的统治者对贪官处置向来十分严厉，往往以剥夺其生命为代价呢？原因还在于专制政体本身。因为特别到明清时代，财富是国家或者皇帝的，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被剥削得仅得活命的地步，而权力的监督来自上级而不是下级。在权力的金字塔中，愈往上走权力越大，人数也相应越少，以极少数的上级来对较多数的下级进行全方位而有效的监督是不可能的，而由更下级的平民百姓来监督下层官员又会使官员们失去其专制的权力，也是官僚阶层所不愿意的，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比较有效的方式是采取超出一般的严厉制裁来使下属就范。所以，贪官实际上是一个专制而不透明又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权的产物和替罪羊，他们不受或较少受到权力的制约，却要为这种失衡付出代价。受到惩处的贪官往往是那些从下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没有背景后台的百姓后代，而官二代或者太子党基本上是不会受到惩处的。这样实际上就把一些真正有能力而只是自私自利的官员打落下马，留在官场上的就是些更无耻或者更无能的人。在当前的中华汉族区，说一个人贪污也容易引起百姓的共同声讨，而成为打击政敌或者杀人灭口的手段。因此，贪官并不可杀，该杀的是这个制造贪官的制度。在一个舆论自由的国家，贪官的行径是容易被发现的，让贪官加倍退赔所得赃款后就应还贪官自由。至于是否留任，就看其主观恶性的大小而定。但更重要的则是建立上下层共同监督的机制，让想要贪污的人从刚伸手就被捉中得到教训，就不会产生贪官和社会都受巨大损失的双败局面。
从另一个方面讲，在中华汉族区贪官的出现也是和其惯有的儒家思想密切联系的。儒家出于人本善的设论，认为个人私利是罪恶的，是应该时时加以防范和杜绝的，这在古代理学最盛行的明清时代就表现为对官员的严密控制和为制止腐化而采取的低薪养廉的政策。这被中共借用，又披上共产主义人人平等实则大锅饭的外衣，不论有没有贡献，工资都定得很低，升迁与工资增加和能力无关，却与资历以及级别有关。这样有能力的人出于失衡就会内心不平，去寻求体制限制之外收入，而同级别资历却能力平平的人也会出于攀比产生内心不平，最后就是有捞的机会每个人都会去捞一笔，对于正常的工作反而没人去关心和认真对待。机关人员脸难看、门难进、话难听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在分配上孟轲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论调是极有问题的。在分配问题上，可供分配的总量实际上是患寡的，在分配方式上不患不均，而患不公。当一个有能力的人做出成绩时就要取得相应的奖励，一方面是鼓励他继续用自己的能力为公众服务，另一方面也是才酬相应，也就避免他因为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而产生不公平的心理失衡状态。实际上，真正有能力的人到哪里、在何种制度下、做什么事情，成功的机率都会比一般人大许多，但只有在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们才能够做得最好，而且不会因为当前的社会中各种限制和“潜规则”而使这种能力使歪，或者被迫发不出。因为在一个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里，有能力而又有公正心的人会被各种势力所打压，发挥不出自己应有的能力和影响；而有能力却没有公正心的人则会将潜规则之类运用得得心应手，或者危害社会，或者危害到自己，也无法实现对社会应有的贡献并取得相应的堂堂正正的回报，他们也会出人头地，但将不得安生。所有的人都会受到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的拖累而时不时被这个制度所裹挟，所挟持，因为做事就要潜规则，不要潜规则就做不成事，那么到底做还是不做呢？社会也会因此而丧失真正前进的动力。没能力的人不能因为关系而上位，这样会有失公正，最终会对社会正常发展带来损害。此外，特定的位置需要的是特定的才能与职责，而不能将不相关的评价标准带入。当前人类社会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总将个人道德问题引入对名人的评价当中，好象“不检点”的名人就不应处在高位上，不仅是政治界如此，甚至娱乐界也是如此。现在社会进步到对此比较宽容，但依然不够。要知道，一个将政府或者企业管理得很好的人的能力并不取决于他晚上跟谁睡觉。因为花边新闻多就不将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也是很不公平的行为。当然，行为放荡的人也不注定能管理好一个政府或者企业。因为个人生活方式与个人能力本来就是两码事，非要扯到一起，不是出于妒忌等阴暗心理，就是脑子有问题。不怕恃才傲物、恃能傲物，怕的是恃权傲物、恃财傲物、恃暴力傲物。现在个性张扬的人不必政权动手，周围的人就会因为看不顺眼而自动加入剿灭行列，而这样的人往往是天才之选，磨灭了恃才傲物，也同样磨灭了其天才特性的发挥。所以容忍都不应是对待这样的人的方式，而要尊重不同的性格，这却需要整个国民性的磨炼。当然每个人都有私心，贪官也会层出不穷而不会消失，只是社会的进步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会日益减低这种现象的发生频率和危害。实际上目前的收入分配是严重不公的，律师的法律咨询可以按小时收费，演员出一次场就可以赚翻，而医生或者教授在接受咨询的时候会按小时收费吗？许多大公司因为当代科技的发展而大赚特赚，可如果那些科学界的发现和发明要向每次运用其理论生产出产品的公司收取产权税的话，那也可以暴富了。不要说发现就没有知识产权或者不应享受其权利，你发现个相对论试试？而在经济上受到损害的一方还要花钱请律师和进行法律咨询，这是鼓励公正还是不公呢？
效率优先而不能够说是兼顾公平。中华汉族区的事实表明，只要提出是兼顾，那实质含义就是“不顾”。但公平本身应该是第一性的。虽然历史的发展总是以不公平的形式表现，而这恰恰是在提醒和警示人类不公正公平地发展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如何巨大的损失和创伤。没有公正的发展虽然在一时会很迅速，但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和精力、费用等等去做善后或者弥补。广州与上海当初两种对待发展与公平的不同考虑和处理方式到现在的结果就显示出了这一点，而北京则因为属绝对不公平的政治性城市而排除在发展序列之外。公正是基础，发展是根本，这两个都不能偏废。只有公正地发展才是王道。邓小平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发展是硬道理都很正确，但他在89年所犯的错误也十分严重，可以说直接葬送了10年改革的成果。他针对当时的学潮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是中外敌对势力的勾结，而低估了腐败而带来的社会不公正对于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当时的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当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与之相仿的就是当时一些人的保守和落后观念了。能引起社会的动荡已能说明其危害程度，是需要加以克服的。但他出于自私的心理，无论这自私是为了他个人还是家庭还是组织，都使中国的民主陷于低潮，这直接影响到中国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生产力的继续顺利发展，也造成他所在的组织——中共由共同理想者的组织褪变成利益集团，无论于国于家都影响极为恶劣。即使他事后予以弥补，损失已经造成，而且一直对现在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共无法得以自我净化，也造成党与国民的对立，于国于党于民都无利。

外向型霸权主义
不知从何时起，内向型的人成了过街老鼠。在中华汉族区，一切以关系为上，所以不善于言谈的内向型人被认为是没用的、不善交际的，也是注定要成为LOSER的。而在以活跃开朗示人的美利坚地区人那里，内向型的人可以说完全被妖魔化了，在美利坚地区的电影里，内向型人经常被描绘成阴险狡诈、不露声色的杀人狂、变态者。只有在宅男宅女泛滥的日本地区，内向型人因其人数众多，形象略为正面，但也只是到了正常水平而已，也免不了被认为是胆怯、喜宅、喜欢玩具和女仆控之类有点不正常的家伙。内向型与外向型本来只是人对人际交往态度的不同，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在一个外向型为主宰的世界里，内向型即使无罪也成了有罪，罪因却是不能迎合外向型者。实际上，最富侵略性的往往是外向型的人。外向型的人因其性格开朗而受到众多人的欢迎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许多外向型的人在赢得大多数人赞同的同时也往往会借助其好人缘而要求别人去迎合或帮助他们，即使别人不是那么情愿，但碍于情面也会去为他们做事，这样就使他们相当得飞扬跋扈，容不得不同的异己。当他们遇到不随流不动声的内向型人时，往往先是挑逗，碰壁后就开始揶揄甚至公开羞辱内向型人，而内向型人因为人格特点又无法对其公开反驳，只能默默忍受外向型人的凌辱，直到后忍受不下去而崩溃，或者自杀、或者失常、或者去杀人。美利坚地区几起校园枪击案的主犯大多是如此。人们只看到他们凶残的一面，却不去探寻他们为何会这样做，既看不到更多的内向型人的自杀倾向，也看不到事件发生之前很长时间内外向型人许多出格的侵犯行径。外向型人高高在上，他们侵犯内向型人时要求内向的人忍受，当内向型人反抗时他们又反过来说内向型人本质恶劣。总之，行动和话语霸权都掌握在外向型人那里。这也是一种歧视和霸权行径，与种族主义、歧视妇女的性质是一样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内向型的人好比是一台精密仪器，需要的是安静的环境和精心呵护，他们才能正常地运行而得到十分精确和优良的产出。外向型的人则象骏马，喜欢在各地自由的驰骋。而如果骏马非要拉着机器到处闲逛，轻则损坏机器，重则引起机器爆炸，一同玩完，这是何苦？外向型人与内向型人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也借由这些优点和缺点形成自己的成功模式。比如外向型人虽然活跃，但感受力很差，神经大条，在文学和科研领域往往会因粗心或不细腻而比不上内向型人成功。而在政治领域，表面上是外向型人占优势，比如古希腊和当代美利坚地区总统议会选举，往往是会说的能许愿的获得成功。但是政治要求的不仅仅是会说，甚至可以说辞令并不是重要的，管理才能、感受真善美、具有前瞻性和开阔性的眼光等等对于一个领导人的品质来说要重要得多。但受到言辞拜物教蛊惑的人们却容易跟着能说的人走，也难免要吃到苦头。说大话的人有的是，而做实事的人又太少。在这种氛围下，已是外向型为主导的美利坚地区富有侵略性却认为自己总是正义的化身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逻辑就是：不管我需不需要，你都有配合我的要求的义务。争端也由此而起。
与之相对应的是乐观与悲观的人生观。现在无论宣传还是人们的印象里，似乎乐观就是好的，悲观就是不好的，轻则会产生厌世情绪，重则会产生厌世行为。但想想悲观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回到道家的太极来说，悲观也是有其存在基础及必要的。乐观虽然引人向上，但往往看不清世事而陷入盲目乐观之中，悲观的人要敏感、深刻得多，会体察到社会现象不为人所知所见的另一面。对表面的善的颂扬和对隐藏的恶的鞭挞都是需要的，这样社会才能更为正常地发展。
为什么人类特别是外向型的人如此地渴望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欧洲的人们觉得生活过于平淡，怀着浪漫的情怀而把战争当成寻求刺激和建功立业的手段，当然现实给了他们无情的一课。只是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也不是在特定时段才会出现。现在的中国也存在着这样一股势力。这其中媒体也起了很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战争虽然在表面上被描绘成罪恶和苦难，但实际上却是被颂扬的。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能杀人的人都被当作英雄来崇拜，特别是现在的军人，更能看出这一点，各个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些杀人者，将其描绘成国家、人类和正义的守卫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看看二战就知道了，即使是作为战胜者的一方，苏联军人在欧洲、美国军人在亚洲所做的龌龊勾当也足以让这些名义上人类和正义的守卫者变成实际上的破坏者，更不必说以毁灭和屠杀为任务的德国和日本军人了。所有的战争宣传片，基本上都只是突出炮火的威力和建筑的破坏，这更会激起一些人心底的破坏欲望。而除了反对法西斯的纪录片，很少有影片将战争中死去和受伤的人的惨状直接呈现出来。这也许有对观众心理接受能力的顾虑，但也就把真正能揭露战争残酷的一面弱化掉了。那么，人们印象中的战争也就和电子游戏里的差不多，只不过破坏了些设施，人是被打死了，但死的惨状是不被刻画出来的，更何况还有战胜的成就感和荷尔蒙激素所带来的快感。战争就这样被美化了。

日本地区与朝韩地区
作为中华汉族区的邻邦，日本地区和朝韩地区是两个感情很复杂的区域人群。这在文化十分相近的区域人群中表现很普遍。如欧洲地区内部各个地区的人也是互相瞧不起，更不必说美利坚地区的人与欧洲人根深蒂固的互相轻视了。这其中，因为日本人侵略过相邻国家而更被其他地区的人所痛恨。但仇恨日本军国主义并不等同于仇恨日本人。要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原因是因为军国主义是暴政，也并非只是它侵略过的国家反对，而是因为军国主义是反人类的暴行。建立东亚或者亚洲共荣圈可以，但是怎样的共荣圈呢？是让亚洲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自由选择自己的做事方式还是按照日本人的模式来共荣？为何要让别的地区的人努力去养活日本人，提供资源让日本地区加工和消费？但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或者地球人类的一份子，是不能因此被灭绝的，虽然日本人中的某些国民性成为产生军国主义的温床，但就象中华汉族区人有优点也有弱点一样，日本民族的优点和缺点也是全体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并不能象实行种族灭绝那样去消灭日本人，但一些日本人认为靖国神社通过供奉战死军人来宣传和平，这是不可忍受的。且不说靖国神社的喇叭里真正宣传的是什么，单就应被供奉的人来说，为战争所屠戮的和平居民更有资格接受这样的供奉。除非这里供奉的所有军人都是以维护公正和制止暴力为目的的，否则靖国神社就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标志。靖国神社应以整个人类的情感为基础，真正转变成对战争和暴力进行反思的地方。日本人总认为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认为理应由此减低对他国侵略所带来的负罪感。但他们并没有对死于日本人手里更多数量的生命实行这样的理论。如果在二战中日本地区或者德意志地区人最先拥有核武器会怎么样，他们不会立刻将它用到战争里去吗，不管他们是在高歌猛进的侵略时期还是被动受打的防御时期？那就不是一两城市的毁灭这样简单了，人类的公义也会因此而被葬送。对拥有象神风攻击队和大屠杀这样的没有公义的国家时期，原子弹也许是相对来说比较仁慈的解决方式。但现在中华汉族区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让两个本来文化相似的民族互相仇视，反而更利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重新抬头，这种对长远不利的事情也就只有中华汉族区的统治者能做得出来。
看NHK的纪录片，特别是早期的很让人无语。对于二战只是站在本国立场，对自己受到的苦难甚至是士兵死亡也全是同情，这与对法西斯德国的批判形成鲜明对比，而对带给别人的灾难能不提且不提，或者只是匆匆带过，对于神风突击队这样又傻又狠的自杀行为竟然用长篇幅进行描述，而对于南京大屠杀不仅只是用了外国人的资料而不用本国新闻报道，而且还加上“据说”二字。这说明日本人虽然在说着要追求和平，但实际上骨子里仍是崇尚武士道精神，离着人性这个概念和真正的公平与正义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在和平时期当然可以冠以不同的思想和看法之类，但在战争爆发以后，就足以成为新一轮非正义战斗和大屠杀的舆论支持和思想导向。虽然当今每个国家都有这种以本国利益代替整个人类的状况，但对比德国和日本就知道这两处地方的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走了多远。如果美国人知道更多日本军人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杀害俘虏的行为，也就会明白同样的这些人在战争后期为什么要选择玉碎而不是投降了。
日本和英国是两个比较相似的国家，两个都是岛国，国民性中保守和开放的特性都表现得比较明显。他们都固守着传统，但其海洋性的开放特征又使他们并不是很拘泥于一种抽象的信仰或者理念而对外来文化持绝对的排斥态度，而在日本的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中有很明显的表现，但由于英国地处欧亚大陆西端，临近的是比较崇尚自由的欧洲大陆地区，故其国民性也更加开放，日本则受专制的亚洲大陆地区影响，其国民性也更保守和专制，这对内部凝聚力的加强很有帮助，但也形成了排外和自大的心理特征。所以英国有大陆均衡政策，有时会演变成绥靖政策，而日本则有军国主义。现在的中华汉族区也有一股象二战时日本那样的戾气情绪，也许也要象日本那样经历过一次大胜大败的洗礼，才会知道自己的确切地位。
朝韩地区人是比较自大的民族，这种自大来自于常受身边两个强大的邻邦、中华汉族区和日本地区的欺凌。正象日本与英国两个岛国的国民性有很相似之处，与朝韩地区境况也有很相似的国家，如波兰，也往往体现着这样的心态。一个时时受到欺压、威胁甚至经常亡国的国家国民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迎合。因为民族主义无论来自于大国沙文主义还是小国自保主义，都是与全球化潮流相违背的。朝韩地区人热衷于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他们的一些小发明小风俗也的确很出色，但这毕竟是在别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比如铜活字的创意源于中华汉族区，朝韩地区人是改进了材料，但并不能说活字就是他们发明的。端午祭也是这样，虽然已形成朝韩地区所特有的文化表现，但其原型仍在中华汉族区。朝韩地区人为何不同中华汉族区一起去申请文化遗产？这样能消除两国的仇视，也使整个非物质文化从源到流都显得十分完整。南韩地区人总是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去处理国内外事务，反而在与北朝鲜的争斗中落下风。因为北朝的意识形态基本是专政共产主义，以前是阶级斗争，现在是主体思想，这都与南韩地区一厢情愿的“民族”牌相抵触。血并不总是浓于水的。信仰的不同、利益的追逐，都会形成不同的结果。
朝鲜在二战前被日本占领，虽然他们随同日本军国主义做过许多伤害别的民族的事情，但这并不能成为其被当作日本本土占领区的理由，二战后应该恢复其原来独立的地位，而不是象对待日本本土这样处置，与之情形相似的琉球也应如此。美国只是为了能独占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和主导权，就牺牲朝鲜人的利益，将苏联的侵略和控制止于三八线，实际上也只是大国在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强国主导和决定相对弱小和和平的民族的行为今后决不应被允许。而朝鲜吕氏对战后朝鲜政府的构想应是一种理想型政府的典范，可惜这在强国政治和霸权主义中是不会被尊重和采纳的。
东方民族实际上都没有自我，都不能为自己而活，所以过得都很累。因为东方民族都十分重视血缘关系，虽然他们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网络，其根本还是在于血缘关系。每当一个家族中出了一位名人，他就会被贴在与之有丝毫血缘关系的每一个人的脸上，并引申到每一个与之有过往来的人的脸上，被认为是群体的荣耀，而不管这位名人的先辈和后辈都是庸庸碌碌之人。每一个东方人小时候是父母的孩子，受到父母的管制，直到长大结婚后才算是“成家立业”，虽然在传统的东方社会大家族里，成家也要呆在父母身边以聆听教诲，以尽孝道，但毕竟可以貌似独立地去与外界打交道。但此时外部的压力随之而来，在家里又要受到丈夫或者妻子的控制，他们之间的结合是毫无爱情可言的。即使有的人“有幸”父母、另一半都死掉，也不能自由地做自己，因为约束的对象换成了孩子。即使他们想再找一个老伴，也要看孩子们的脸色。无论是中华汉族人、日本人、朝韩地区人都是这样“兢兢业业”又十分辛苦地活着，从生到死都有事实上的监护人，其自己无法对自己做主，甚至于生命权也要因为“这样做会让父母多么伤心”之类的想法而不能自由处理。这也有避免对自己的生活和前途处置过于草率的好处，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就是失去了自我，为自己而活变成了为别人而活。每个人都在这样的监护与被监护中陷入一个彼此干涉和控制的罗网里。只懂得遵守法律而从不问法律从何而来、由谁制定乃至是否公正等问题的人称作顺民，也可叫做烂好人，简称烂人。他们虽然与专门欺压其他人类的恶人不同，是专制乃至暴政的产物，但既是专制和暴政的牺牲品，又成为维持和维护专制以及暴政的中坚力量。他们有规则时会严格按照规矩办事，不管这规矩是多么不合理和低效，没规则时他们就会随心所欲地乱来，根本不顾他人的正当权益。所以他们是人格有缺陷的人，与真正的人即公民相差很多，但在东方，特别是几个大国里为数众多，而且往往成为压制具有反抗精神的下一代的父母，这也是儒家强调“孝”之良苦用心处。而现在的年轻人似乎要表现出离经叛道，但事实上却仍然是随众心理。虽然他们在用新型的发型和服饰来表现自己与上一代人以及同龄人的与众不同，可是他们在同一代人中还是同一种样式，并没有真正地现出独特的自己。个性是一种品格，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的外在表现，而在从众心理盛行的中华汉族区乃至整个东方地区，能自由地表达自己仍是任重而道远。但是人性总有要求自由的一面，对此各个地区的人有不同的对策。比如中华汉族区人有些喜欢押妓，或者搞婚外恋，喜欢出去和朋友相处，有些则认为这是命，就安心呆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搞些家庭式工作如写作之类，或者去种种花、养养猫狗。相对来说，日本人更加苦逼，因为他们没有中华汉族区封建士大夫那样的传统休闲方式可供借鉴，而出于忠的目的，男人将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为自己的企业献身，业余也喜欢与同事（而不是朋友）喝酒聊天，也就是将工作境况延伸到工作时间之外，此外也还喜欢乱搞男女关系。太太们只要管死丈夫的钱袋，对其他都是睁只眼、闭只眼。而且日本地区的太太们甚至不要男人们回家过早，即使没事情也要在外面与人喝酒应酬，表面上看似乎对工作有利，实际上却是以失去家庭幸福为代价。因为这样丈夫在外面的时间过多，就有机会寻花问柳，却少了与妻子和子女的感情培养时间，这样只要退休回到家，日本人都会感觉失去生活的重心，自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此外日本文化提倡男主外女主内，女人结婚以后只能回到家庭去养儿育女，伺候丈夫公婆。但在实际的人性中，男性更多是的决策型动物，而女性更多的是社交型的，现在本来喜欢自己呆在一处做思想家的男人被逼着去外面应酬，本来应该到社会上去与人更多交谈的女人却被闷在家里做家务。工作的时候苦，不工作的时候也苦，无论职员还是退休人员还是家庭主妇在日本自杀率居高不下也是情理之中。无论中华汉族人还是日本人都很少有人把重心放在家庭上，虽然很多人说着要以家庭为重，实际上做得并不如此。因为东方式家庭只不过是个旅馆加上生孩子的地方，并不以双方的爱为基础，自然也就不值得人去留恋。所以东方民族都几乎没有因为热爱而去生活的热情，而只有在无聊而无奈的生活重压下的呻吟。日本人富裕，但不幸福，不丹人据说幸福感最强，但没人真正想去。生活得简单一些好还是不好呢？或者富裕与幸福之间能否有一个完美的统一？那只能由世人们自己去解答了。但至少，当前的家庭和抚养孩子的方式应该作出改变，社会和企业都应该对人的生育权更宽容和更加人性化。如果这都不能做到，只能采取硬性措施，比如强制男人与女人一同休产假，以此来抵消求职中的重男轻女现象。有条件的单位应有育儿所，允许不能上幼儿园的婴儿由母亲照看，或者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总之不能以利润为由而把人的基本权利忽略掉。
日韩地处两大强势文化大国：中华汉族区和美利坚地区之间，实际上起到的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桥梁的作用。无论是中华汉族区还是美利坚地区，都是从日本地区那里得到经过消化过的对方的文明，这种消化使其文明变得相似而更易于接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日本地区是很难出现能引导全球思想的哲学家的，因为它的文化根源来自于大洋两岸，自己只是消化吸收。这样不是土生土长的文化是很难有创造性发挥的。虽然日本人可以将来自异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吸收得很全面，加工得更加细致和精致，这从日本地区造产品就可看出，但仍只是小的改进而非大的发明。因为不能从内容上进行创新，就只能在形式上做得很精细。而朝韩地区是中华汉族区与日本地区之间的桥梁，其作用也就比日本地区更弱一些。

法律与道义、道德
法律是公平与正义最直接和最合适的体现。但已经被许多国家的法理学搞得象雾里看花一样了。法律是什么？很简单，2个字：公正。复杂点说就是“不损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不去侵犯或者损害别人以及整个公共群体的正当利益和权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自于每个人的权利的平等和平均，不仅是政治权利，还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任何个体权利的扩大都相应地使其他个体权利缩小，是对其他人权利的侵害。只要是人，就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是平等的约束。如果自己不想被束缚，不想被剥夺劳动成果，就不要去束缚别人和剥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其中“正当利益和权益”也许有人会认为很难界定。但实际上只要认识到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是同等的，这就很好来理解。因为基本权利等同，所以如果发现某个人利益扩大，那就意味着相应的其他人权利和利益的缩小和损失，如果这种利益扩大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而得来的，那就算是违反了法律。而强制法律所管不到的比较小的违法行为如乱插队、大声喧哗等等则由道义来对其进行约束。道义可以说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交叉地带，因为对一些侵犯别人合理利益的小奸小恶的容忍，从另一方面来讲，实际上就是一种将自己合理利益让渡给他人的大度行为。所以，实际上每个人的合理利益之间、法律和道德之间是没有真空或者空白地带的，因为损人从对方角度来讲就是利他，只是这种利他是出于被强迫还是出于自愿而已，一方得到利益即意味着另一方利益的失去。因此，道义实际上也并不是独立于法律和道德之外的一种法理定义，而只是因处理上的不同而采用的一种区分方式而已。如果不清楚公正的界限，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做涉及到其他人合理利益的事情前，要先知会对方，征得对方的同意和理解然后去做。当然这也有几个前提，一个是不能涉及对对方身体的无理索求，比如德国那个杀人吃人魔，即使受害者同意他杀死自己并吃掉，他也不应这样去做，因为身体是神给予的，除非是你自己不想再要它，而即使如此，自杀也是不鼓励的，除非有生病而治愈无望的人所请求的结束生命这样的行为，因为这时身体已经成为意志不得已的拖累。另一个仍然是他人的合理利益，如果是不合理的，那么就不必知会对方再去做，因为对于不合理的那个人来说，他已经是在侵犯别人的利益了。但儒家在处理法律和道德的问题上，总是用道德这一名词来指代道义甚至是法律所管辖的范围，致使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总是模糊不清，人情与法律、德治与法治也就成了一锅粥一样的东西，这也就便于他们在其中自由地钻来钻去，来达到圣王的说教的目的。
为何人类需要法律，因为其公正，因为相对于施害者，受害者往往是弱小的，其利益需要法律出面进行维护。法律要求的是事实，以及在建立事实基础上的处理和处罚的公正。说句题外话，其实行政手段中也有一部分这样的职能，但行政中更多的是协调众与私的关系问题，但二者其内在要求都是处理上的公正，否则法律不成其为法律，行政也不成其为行政，而被称作枉法和滥用职权了。人类历史上为了保持法律的公正性，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给予保障，如三权分立、陪审制度、上一级复审等等。但因为人类阶级社会本身带有压迫性质，或者说权力很容易被绑架和滥用，所以法律也很容易与其他制度一样变成有权者或者既得利益者的工具而违反法律本身的原则。在东方地区法律就很容易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做出明显违背公正这一法律原则的行为。而西方则由此走向其反面，过犹不及，因为害怕违反公正而违反了公正原则。比如对被告过于宽容，有律师为其撑腰，即使判罚有罪也只是关押起来，甚至有时条件比罪犯呆在外面还好。这如何能打击犯罪，维护正义？日本那个“蝴蝶结”的著名案例说明律师们的认识已经走入误区。被告不一定就不是施害者，也不是必定会受到现行法律的迫害。不能因为法律制度和法律部门相对于被告是强大的就要去维护法庭上表面上相对弱小一方的利益。因为这样的话被害者的利益有可能被完全忽视，而法律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其要维护相对弱小的受害者的合理利益。总之，法律要公正，这是法律存在之根本。无论对原告还是被告、审判者还是代诉代辩人，无论哪一方来说都是如此，哪一方违反了这一原则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否则这样的法律制度就不能称其为公正的制度而尽可以被真正的公正所征讨和给予相应惩罚，就象封建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过的侠客一样。
法律体系的建立可以算作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之一。以此之前，人与动物一样服从于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在动物界和人类的野蛮时期，是没有法律与道义的，物竞天择成了弱肉强食式的无序竞争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文明人作为与动物和野蛮人相区别的一类生物，在于他们用法律来规范这种弱肉强食，限制其对他人无理侵犯的一面，使无序变得有序。“不损人”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约束力的，而不管是他们的性别、年龄、职业，等等等等。只要这些人还称为人，他们就必须受到这样的约束。因为这样无序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才能变成有序的竞争，才能突出竞争中对人类社会有利的那一面，也符合“真善”的标准。我们不必去学一条条的法律条文，只要认识到行为“损人”就是触犯了法律。这里的人不仅指个体的“别人”，而且有时还指公共场合和财物、整个人类社会甚至是整个生物圈。因此，在公众场合吐痰、排队时插队、生育过多的子女、滥捕滥杀等等行为都是损人的表现，也都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同性恋、老少恋、性交易等等并没有损人，因为是双方自愿，所以也并不违反法律，也不应受到制裁。这里有一个恋童癖的问题。因为许多恋童癖者的性趋向带有原发性，无法受医学矫正，有些人就认为是正当的，照这样说的话，因为性是本能的，那么强奸也是合理的？而且有些儿童会因为钱的原因愿意与这些人进行性交易，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双方自愿。但儿童是非独立行为能力人，这表明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意味着什么。一个性器官还没发育成熟的孩子即使知道性交是怎么回事，又能理解其中的多少意义呢？也许他听说过，但并不意味着他会理解以至向往做这些事情。那么与不懂性爱的孩子做爱就无法说明这是爱情，这与儿童之间或者儿童对成人所表达的喜欢是两码事。因为爱情中很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通过肉体上的性爱来表现和表达，另一个是灵魂层面上的相互愉悦、欣赏和珍惜，所以娈童仍是不合法的，只是一方单方面的欢悦表达。而象自杀自残的行为只能靠道德的力量去约束。当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与道德依然带有历史的风俗的信仰等等的影子，并不是真正客观意义上的法律和道德。现在的世界还只是一个伪文明的时代，其表现就是虽然有法律和道义，但法律和道义本身界限不清、定义不明，而且往往是法律和道义之下的潜规则在实际操纵着各种行为模式。比如在处理前南斯拉夫的问题上，北约以及海牙法庭仍是一边倒地违反公正的原则，这应该算是人类历史上强权依然横行世界的耻辱性事件之一，相信这种强权还会有之二之三，只要这些西方人只为自己或者同盟者的利益考虑，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中国是一个流氓国家，其流氓之处与美国不同。在中国流行的是潜规则，不守规则的人是吃不开的。但如果顺从这种潜规则，就上了中国政权的套，让其掌握了把柄，稍有不从就会被修理，也就只有更加服从的份。虽然人们在表面上都承认法律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但在暗地里仍然做着违背法律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也往往得不到相应的与法律作用、性质相似的制裁。所以人类虽然在开始制定法律的时候也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但除非所有人都真正遵从“公正”和“不损人”的法律原则和精神，人类才真正称得上是进入了文明时代。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个“伪文明”的社会推进到真文明，而不是回到真野蛮的状态中去。这其中，统治者的责任更为重大一些，顺应时代潮流则流芳百世，逆则遗臭万年。就象爱德华一世在执行《大宪章》时所说的那样：国王也必须遵守法律。因为国王也是人，即使是神在人间统治的代表，也只能代表神让其子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并有向未来进发的能力和使命，而不是搞独裁，做神的抗命者，这其中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行事就十分必要。
而象毒品之类，需要特别考虑，例如毒品的危害已经十分明显，但禁绝毒品的危害在墨西哥也十分明显，其社会动荡也是直接后果。那么如果象荷兰那样在一定限度内放开不上瘾的神经快慰剂的使用会怎么样？这里还有可供参照的是烟草和酒这类已变为商品的神经快慰剂的使用。如果说酒对身体还有一点益处的话，吸烟则纯粹是出于提供神经兴奋度的目的，那与毒品只是程度上有轻重，在本质上又有何区别？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对烟还是酒的管制，都只会使其取得的成本上升，很多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利润的下降，反而是大幅度地上升。因为对这种麻醉品的需求是刚性的，阻止只能促使其价格大幅上涨。所以用堵的办法向来不是有效的办法。也许更重要的是象戒烟那样找到有效的戒毒品，在此之前，放开软性毒品象烟酒那样半自由地买卖，再通过个人的自觉不吸行为去抵制也许会更好一些，而对吸食硬性毒品的人加以隔离。要对任何引诱灵魂堕落及对社会会造成潜在危害的行为如酗酒、酗烟、吸毒、淫乱等给予道义上的谴责和警惕，但加以暴力限制时要慎重，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有的人就是喜欢过传统上认为是放荡和堕落的生活，走自我毁灭之路，这如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就无可厚非，就象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去自杀一样，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只有宣传与疏导，当然社会环境与风气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这里有一个底线，那就是要防范吸毒者可能的攻击行为，就象要防范酗酒者发酒疯一样，当人做出这样的行为，那就是侵犯到了别人的合理利益，也就是触犯法律，自然要受到相应制裁，也要加强这方面以及潜在犯罪人群的管理与监控，以使其不对社会的正常发展做出损害。另外一点，因为要获得毒品而去犯罪的要依法制裁，引诱、欺骗和强迫别人吸毒的也要追究法律责任，因为这不是对自己不负责，而是对其他人不负责的行为。当然毒品禁与不禁，最终是要建立在广泛的调查基础上，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对于酗烟、酗酒行为也是这样，而不能因为后者能带来巨大的利润和税收就对其不管不问，这是资本家的做法，而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更何况，美利坚政府在处理禁毒问题上的内外有别，国内卖毒吸毒犯罪的处罚很轻，而同时却要拉美国家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去禁毒，难道美利坚地区人的生命就比拉美地区的人值钱吗？与其谴责自杀、吸毒等等于人无害、于己无益的事情，不如去更新一个更合理、更健康的社会环境，少一些无所事事的人，用更多的爱去关心那些失意的灵魂，与其限制毒品等等，不如加快进行消毒品和毒品阻断剂的研究和人类成瘾问题的研究。事实总是在一再证明，与其用堵的方式，不如用疏导的方式更为有效果。现代生活的确在越来越满足了人类太多物质需要的同时，使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如此匮乏。也许这也是先物质后精神的前奏？
法律的公正性是如何表现的？现在的法律不是过严就是过松，过严往往发生在那些专制而暴政的国家，而过松的现象往往发生在那些表面上“民主”的国家。比如，同样是从银行恶意挤兑存款，在中华汉族区的南京会将取款人一审判无期，而英吉利地区的一家银行会将因取款机故障而被恶意取出的钱送给取款人。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也有着过严和过松同时存在的现象。比如对于贪污，几乎所有的国家除了退还赃款以外还要对贪污者处以徒刑，甚至剥夺其生命，而对于真正的杀人越货者许多国家以人权和普世价值为借口只给予监禁的处罚。这算是真正的公正处罚吗？公正是什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那就是判定施害人或者完全恢复原貌并提供赔偿，或者要施害人得到比受害人多一倍以上的相应损失，简单的说就是以手还手、以眼还眼，复杂一些说就是以双手还一手、以双眼还一眼。完全恢复更多是见于财物侵害中，比如在强征中让受害人损失了一套房子，那就除了赔偿相应地段相应价位的房子或者相应赔偿外，还要赔偿一定金额作为“多此一举”的侵害的赔偿，还有受害者精神上的和其他因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而贪官贪了多少钱就要加倍地还多少钱，杀人者如何残忍地杀害被害人就要如何残忍地杀掉杀人者。为贪财而起意的犯罪如偷窃、贪污等等除了返还不当得利外，还要为就此造成的受害人其他的损失负责。如正当权利受损害人因此而卖掉财产或者自杀等，就要按偷窃来赔偿，按过失杀人来处理。当该做的处罚完成后，就不必再行关押。为何？处罚已经结束，正义已经伸张，就可恢复其自由。违背人类普世价值和违反法律的人，就不能再以正常的守法者或者正常人待之。当恶意杀人者在杀人的时候，他已丧失要求一个人的基本道义准则，也就相应地失掉了作为人的一切权利。这些人被处死只能说是正义的体现，他们的尸体是由政府统一处理还是交给受害者家属还是交给杀人者亲属，各地区可由各地情况不同而灵活采用，但不得违背公正的原则。从道理上说，刑罚应与犯的罪行相对应，即罪犯从被害人那里取得了什么样的利益，就要他不仅要把相应的利益还出来，而且至少要加一倍偿还，这样罪犯才真的是无利可图，也才能真正做到法律的公正性、预防性和警示性。比如一个人无故或者因为“损人”的原因如抢劫、强奸等而使被害者身体受到损害甚至失去生命，那就要这个人身体的相应部位或者生命来相抵。而相对于身体的伤害来说，精神伤害更为普遍，也更为严重。在传统道德和法律中，强奸是比非婚性行为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就是因为除了身体的伤害外，更多的是对受害人精神上的伤害。而在专制和暴政国家中，占据政权的领导者通过各种手段对人们所思所想给予限制，使本来应该非常自由的思想变得“自觉地”有了玻璃天花板，这是对人性的摧残，也是对创造性的损害，也是对神创造自由人的亵渎，因为只有神或者自然才能限制包括人在内的他的所有物的自由，这也是通过自然和社会规律在起作用，而这些暴政实施者妄想拥有神与自然的角色和能力，想取代神与自然的位置对人进行限制，他们自己却过于放纵而突破做人的底线。要知道，除了自然和社会规律以及公正的限制，任何人至少在意志上不应受到任何外界强加的限制和约束，特别是这种约束来自于其他人的时候。
有些“善人”们会说太残忍了，或者说他杀人是做错了，你杀他不是“错上加错”吗？这些“善人”我只能说他们很虚伪或者没心智。既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在权力上是平等的，那么当一个人平白无故被另一个人伤害的时候，为什么就要受到伤害者不被惩罚或者只是罚坐牢的不公平对待？当那些杀人越货者在做着杀人越货的事情的时候是不会听这些“善人”的陈词滥调的，现在法律要做出正义审判的时候“善人”们跳出来，无视受害者所受到的痛苦，只一味替罪犯开脱，是在帮助受害者还是帮罪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与人的实质是不同的，他们有着对人世间意义不相同的灵魂：受害者本身对别人并无害，而罪犯则是对人有害的人，当他们把身体的一部分或生命从受害者身上夺走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能当作与受害者相对等的无害的人来看待和考虑了，甚至不能当人来考虑，就象动物对人进行伤害的时候，人类并没有因为这是动物界的通行法则而对伤人动物网开一面。对别人有害的生物就只能剥夺他相应的部位，让他感受到他所带给无辜旁人的痛苦，也避免他用那些部位再实施犯罪的可能。从现实中来说，现在监狱里人满为患也是法律不公正的原因所造成的。因为许多根本不需要收监的罪犯也被收监，这样就加大了社会成本，人类所创造的财富却用来限制和养活一部分侵犯过他们的同类，这是很不合理的。而另一方面监狱也成了“魔高一丈”的温床，本来是小偷小摸的人到了监狱从其他罪犯那里学到些知识，可能会变成大盗甚至强盗。这样“重新做人”又从何谈起？反对监狱还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表面上讲法律的地方却实际成了最不讲法律的地方。这里成了展示人类丛林法则的最佳场所，只讲谁最猛最狠而不讲其他道理，法律形同虚设，内在起作用的还是监狱的潜规则。因此许多犯小罪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出来，或者出来后犯更大的罪，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讲法律的地方实际上却并没有法律，没有人权，没有公正，只有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法则在起作用。那么，这是在维护法律还是在破坏法律？“善人”们的另一个传播比较广泛的理由就是，恶人作恶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当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十分肮脏和丑恶的环境中时，也只能使他们形成那样的个性和行为。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正确，实际上仍是有问题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处在不利环境中的人都变成了罪犯，而且犯罪的人许多也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正常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犯罪和成长环境并不存在必然的一一对等关系。社会不公正那就改革社会，而不是拿这些做幌子来包庇犯罪。因为事物发展的原则就是哪里有问题，就在哪里解决问题，而不是搞什么曲线式解决，这除了使问题本身复杂化以外，并不能带来其他任何的积极意义。此外如果不按事实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解决问题，问题也会越解决越复杂，越解决越糟。不过一些本需要关押的罪犯倒可以尝试到愿意接收他们的“善人”家里去服刑，去感受与他们成长所不同的环境，让他们接触与原来不同的社会圈，也许这样效果会更好些吧。以后随着科技的发达，也许会通过作用于人脑的方式将违反法律者特别是杀人、强奸等恶性罪犯脑中违反法律的欲望抹除。但那是以后的事，当前能做的只有用法律的处罚来获得尽可能的公正。总之，法律的精髓在于公正，而不是对灵魂的拯救，拯救灵魂是宗教的任务，但不能用宗教来代替法律。罪恶不会因为一个灵魂的被拯救而恢复到未发生时的状态，却会因为法律公正的审判而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弥补。传统生活中的世俗生活总是与宗教中的精神生活纠缠不清，因此总是用宗教和信仰的观点去解释和代替法律的公正，结果使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总是不相配而无法得到较完善的结果。
那些“善人”中以欧美地区人居多，这其中有宗教上的考虑，也有所谓“普世价值”的考虑。但基督教本来就有以手还手、以眼还眼的说法，而且我下面还会提到基督教，而关于普世价值，我只能说普世价值并不等同于欧美价值，而是应当把全球人所认同并遵循的价值都合在一起，然后把不同的去掉，其相同的才能算作普世价值。对犯罪者仁慈显然不包括在普世价值之内。东方人有“以德报怨”的说法，这实际上是歪曲孔丘的理论，因为孔丘实际上提倡的是“以直报怨”而反对“以德报怨”的。另外忏悔并不能代替惩罚，如果犯了罪的人是真心悔过，那么他会心甘情愿地因为他所造成的伤害而接受公正惩罚；如果他只是迫于情势而假装悔过，那惩罚更是正当的。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教法要做得更公正一些，保留对故意伤害者实施肉刑，当然这里指的只是涉及并非出于信仰性质而发生的暴力侵害那一部分，至于一些肉刑，比如剁掉小偷手指、将追求个人幸福与自由的人乱石砸死、将同性恋者处以绞刑和其他酷刑等等，并不在这些正当的范围内。而美国对这些侵犯人权的野蛮行为上所持的放任态度，足以表明其伪善和对美国以外的地球人漠不关心的一贯本性。不要忘记，这些人也是如此对待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持不同政见的人的。而如果没有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公正而强有力的反击，暴力就会自发地扩张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伊斯兰地区现在被迫害、被杀害的那些同性恋者和其他向往自由与民主的人正是中东地区和平和发展进程的希望之所在，而美利坚来的“精英解放者们”就这样让他们受到残酷迫害，或者帮受害者逃离，而不是武装他们，在原地建立起真正自由而公正的社会秩序。当然这也在意料之中，除了美国人对其他地区的地球人类自私和冷酷之外，以他们能选举出象小布什这样总统的智商、刚入伊拉克时对到处打砸抢的社会秩序的破坏熟视无睹、对上级军令无限服从、对犯人和手无寸铁的人却大开杀戒的淫威，说明他们与那些暴徒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一个是代表着官方、穿了一身军装而已。美国军方的态度也代表着他们对美国以外地区民主的态度，那就是美国式的温和专制式的民主只能由美国人享有，而其他人只能服从于美国人的利益而不是看他们实行的是民主还是专制，而且也只能跟着美国人的步伐来进行。这也正说明，外向型的人也是有人格缺陷在里面的。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造成世界上大范围的自由“沦陷”区，而美国人也最终必将自食其果，就象另一个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处理伊朗事件时那样，或者象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美国本土一样。人心是不可测的，人的头脑在现在来说也是不可控制的，如果象美国这样的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不能在占领区内任用那些真正带有自由和公正意志的人，不帮助世界上的其他人在他们自己的家园建立公正、自由的社会秩序，那么他们就在自己的国家里等着被袭击吧，或者让那些逃到所谓的先进的民主的国家的人感到失望和灰心而又让其本国人感到外来人太多招架不住吧。因为恶是可以无限膨胀的，美国人自以为离着残暴很远，事实终将证明他们的自私与冷漠会给他们带来近在咫尺的灾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绥靖政策已经使人类在二战中受到很惨烈的教训，而在现在人类特别是西方人类仍不长进。因为解放别人就是在解放你自己，或者说拯救别人就是在拯救你自己。玩人者终将被玩，美国人以为政治就是撒谎，就是谎言的艺术，因此对别的国家许下的诺言可以背信弃义，但政治终究不是由谎言所堆砌起来的，谎言和放空炮、许空诺对于政治的杀伤力与对于其他领域的杀伤力是同样致命性的，因为它破坏的是“信用”，这一公正的另一表现形式，不守信的效果只能有效几次，而信任一旦被摧毁，要重新树立起来要花费更大的气力，相对于此，玩人者所得到的暂时的利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整个地球的进化来说，清除那些愚蠢而只会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暴力份子才是最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这是每个秉承公正之心、痛恨罪恶、希望有美好未来的地球人首要的责任和义务。要注意的是消灭的对象是暴力者还是非暴力者，是破坏公正的人还是遵守公正的人，对付不守公正的暴徒是全民义务，当然这也要先将遵守公正的人武装起来能够自卫，然后再去建立公正良俗。就目前来讲，为民众武装自卫设置障碍的都是暴政，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的力量，害怕任何专制无法操控的力量，而情愿去使用自己能操控得住却效率低下的警察系统，因为从被害人被害到警备系统起反应是需要时间的，只有每个人才会对自己的生命真正高度负责。武器也是生产工具，也是文明的产物，不让人拥有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便利武器，而让其置于比动物还悲惨的境地，因为动物还比人善于奔跑逃避，牙齿也更为锋利，这是任何文明社会都不能接受的。当然，人民使用武器是用来自卫，而暴民则是用来伤害别人，任何基于不是公正的信仰或者偏见而来的暴力都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比一般暴力更可恨，因为他们滥杀无辜，而且不会有负罪感和停止的时候，他们所带来的只能是人类的毁灭和对公正的信心的丧失。所以，基于某种偏颇信仰而有潜在暴力倾向的人应与其他有现实和潜在的暴力行为及倾向的人一样，必须剥夺其拥有武器的权力，并严格监控。而如果那些善人真的为善又不想让犯人们蹲牢房，那还是应该请这些犯人们到他们的家里，去感受“善人”们的温暖，但不一定能保证善人们的人身安全，如何？对恶的原谅，实际上就是对普通人的残忍，对善的伤害。相反，对恶的制止和惩罚，就是对善的维护和弥补，制止和惩罚的程度也决定着维护和弥补的程度。对无辜的人不能造成伤害是公正的准则。现在的社会还是一个善怕恶的社会，不能不说这些貌似善意却不切实际的想法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总之，要让想侵占利益的无利可图，让想加害他人的反加于自身，这样才不会因为施害与惩罚之间的严重失衡而让罪犯有恃无恐，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要记住冤有头、债有主的道理，谁制造的伤害和损失，就由谁认罪和赔偿。那种出于人脑中抽象出来的停留在现象表面，却是十分无理的阶级、民族、种族、信仰、国家之类的划分使对立而产生的复仇就象中世纪的血亲复仇一样无理、无聊又无耻，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或者累屋重架式的矛盾和仇恨的层层叠加，最终使无辜的人受害，将所有人卷进本与他们无关又无法辨明的是非之中，每个阵营中的每个人都对那些对立方的每个人心怀仇恨和恐惧，使本来清楚的善与恶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所谓阶级的、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界限却变得异常清晰，使想从人性和爱的角度跨越这些界限的人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变得不可能，并被当成反面教材来加深被划分成不同阵营的地球人之间的隔阂。这最终导致大屠杀和大清洗之类惨绝人寰的悲剧，也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场悲剧式的闹剧，而好战份子正借这种貌似明确却十分混乱的思想状态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和势力。血亲复仇的人知道自己无法找到或者对抗仇家，就拿更容易获得的无辜者的生命来代替，来满足自己复仇的快感。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寻找能满足快感的对象，而对正义、对复仇本身并不在意。而各种民族、信仰复仇式的依据最根本的却在于国家或者政治实体层面，即是政治实体间的对抗，而被宣传或者隐藏为是由阶级、民族、信仰等等所产生的问题。因为野心家或者好战者们也知道，单纯地用政治来号召人们并不感兴趣，产生不了人人自危的效果，而恐怖的范围越广，恐惧的程度越深，人们就越会赞成他们所挟带的政治私货，他们也就越有可能因浑水摸鱼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上位去实现自己的统治野心。人类的历史悲剧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愈演愈烈。要知道，虽然善与恶的划分不如民族、阶级、种族、信仰、国家等等这样的划分来得容易，但却是本质性的划分，而后面这些只不过是比较容易分辨的表象式的划分，而由这些表象式的划分所得的只能是一种无害的更利于认识人类世界的分类，而当前的人类却将这些用来做为划分善恶或者生死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偷换概念又混淆是非的认识。
对于主、从犯来说，如果从犯是唯主犯是从，来协助主犯达到实施犯罪目的的话，那么主犯与从犯应该同等处罚，而不分谁在犯罪中责任轻一些，谁重一些。这就象一个健全的人，主犯是人的大脑，从犯是人的四肢，虽然大脑指挥四肢，但没有四肢，大脑什么也干不成。也就是在有主从犯的案件中，主从犯实际上相互配合成一个完整的法人来实施犯罪的，那么其处罚也就应该同等。除非主从犯中一方是受到另一方的胁迫或者欺骗而加入到犯罪中来，那么强迫或者欺骗的主使者就理应负更重大的罪责。
但是对于肉刑要严格其范围。这不仅在于肉刑的残酷性，还在于施加肉刑的部分无法再生，所以要慎之又慎。根据目前的条件，肉刑应该限定在故意无理恶意伤害和杀害案件，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故意，就将其与无意中实施犯罪所造成的伤害区别开来，比如违反交通规则而将人撞伤撞死；无理，即没有理由或者理由不合理，这就与正当防卫以及因为自己原来正当的权益受到侵害而实施的犯罪区别开来，比如因为对方欺骗了自己或者官员贪赃枉法而造成了损失，在寻回公道时将人打伤，而正当防卫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施加肉刑，即使是超过一定限度的所谓防卫过当，一般也不应作有期徒刑之类的处罚，因为防卫如果是正当的，在当时当地受害人往往无法有更细致的考虑，在制止施害人时很有可能会超出限制，但至少制止了对方的恶意侵害，这就达到了目的，至于将施害人致伤还是致死，这都无关紧要，因为施害人在施害时受害人并无法确定施害人会施害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停止。比如在反抗抢劫时，你无法确定劫匪会怎么做来达到他的目的，也许他文明点只是抢到就收手、抢不到就算，也许他会更野蛮不惜致你于死地来抢到财物，那么遇到抢劫反抗时无论是将劫匪致伤致残或者致死都不算是过分的行为。而象贪官受到因贪污而受损的受害人攻击，因为其无理在先，所以就不能当作正当防卫的行为来处理；恶意，是与一些善意的伤害行为相区别，比如医院里给病人动手术，是故意而有正当理由的行为，但可能因为医生医术不高或者医疗水平限制使病人受到伤害，这就变成无理行为了，但这并不是出于恶意，所以也不能用肉刑来惩罚，除非这个医生受到利益或者其他恶意因素的驱使，在手术中故意制造伤害，这就满足了以上的几个条件；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是对人体造成损害的伤害和杀害案件，这当然是为了符合公正和对等的法律处罚原则。
法律的平衡与自然界的平衡作用是相同的，比如学过物理都知道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二力相等而方向相反，其相互作用才能抵消，物体才不会因失去平衡而移动。法律也是如此，暴力与反暴力也是要相当并方向相反，社会和个体才能保持原来不受伤害的状态。而由于个体和社会受到伤害后其复原需要更大的投入，而且还往往不能恢复，比如肢体上的伤害等等，所以反暴力的力度要比暴力来得大才能近似于回到平衡状态。而当前欧美一些法律提倡的是非暴力，这就相当于只有作用力的存在，反作用力被法定取消或者作用时没什么力度，那么社会公正就会偏离原本平衡的状态而越滑越远，这实际上是在鼓励暴力和犯罪。
法律的时效应该是看这种不公正的状态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如果其不公正的状态一直存在，那么法律的时效也可长到与施害者生命时段长短相仿佛。总之，除非不公正的影响消除或者受到合理的补偿，否则法律时效将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施害影响恢复或者施害主体完全消失。此外，刑罚应由受害者本人或最亲近的人来行使最恰当。虽然罪犯可恶，但并没有伤害过刽子手，由刽子手来行刑就意味着一个人去伤害另一个并没伤害过他的人，这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让受害者行刑的另一个好处是有的受害者可以因此不必再有心理障碍或者阴影，能够正常地过以后的生活。所以除非找不到受害者或其亲人，否则应尽量不用刽子手。
当然，由于当前世界的不合理性，许多犯罪案件实际上本不该发生，这在处罚时也要考虑。例如，两个本来相爱的人，因为其中一方已婚，如果离婚不仅会受到传统社会的谴责，那一方的身份地位也将不保，所以双方密谋杀掉了已婚的对象。如果在一个真正恋爱自由的宽容的社会里，这样的事件是不应该发生的，那已婚的一方应该很容易离婚，也不会因此受到迫害。所以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时，虽然仍要体现法律的公正，因为毕竟一个无辜的人的生命被伤害了，但也应该认识到这是不公正的社会本身所造成的悲剧。在量刑时也要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欧美地区法律中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的分法却让人匪夷所思。有特定目标的谋杀和没有特定目标的有差别吗？相比之下，甚至二级谋杀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每个人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成为这些随意杀手的随机目标，引起的是整个社会的恐慌，而且在犯罪预防上还不能象保护单个人那样容易一些。二级谋杀的刑罚比一级还要轻，竟然最高只有25年刑期，是因为那时杀手出狱就没力气再杀人吗？放弃适当的制裁是对法律、对正义最大的嘲弄。
而执法人员是不是可以使用暴力呢？可以用，但不可以滥用。执法人员也应当而且更应严格遵守“以暴止暴”的原则，因为执法人员可以说是法律的化身，要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和尊严，而不是知法犯法，以法谋私或挟法淫威。当城管粗暴对待小贩，公安或国安人员对嫌疑人或不同意见者刑讯逼供时，已经不是在执法而是在犯法了。请记住：法律的精髓永远是公正。而刑讯逼供除本身违法外，也是无法据此进行定罪和量刑的，因为谁都可能被屈打成招，而且在二者关系上并不对等，甚至于不象施害人与被害人那样对等，因为被害人还有反抗的可能，而被执法者却只有听任执法者摆布。如果执法人员出现非法执法或者野蛮执法的情况，除了国家要给被害人予赔偿、因为其雇用了不合格的行政人员外，对以法犯法者应按主动施用暴力者的刑罚从重惩处。在他们刑讯逼供的时候，他们已不是作为执法者而是暴徒，不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而是为了自己早日破案得到奖赏的私利。当他们伸出罪恶的手去的时候，他们也已经把公对私的法律问题转变成私对私的个人恩怨，是“他”这个人而不是法律在进行违法行为，这与罪犯对受害人的侵犯没什么区别。而作为法官，如果出现误判，除了看他在判案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犯错外，也要给予一定的处罚，或者令其恢复原状，或者进行赔偿，而如果是出于私心的不公正判决更应当加重处罚，可由公正的第三方或者公众，而不是上级主管部门做出评判以及判定处罚的轻重。当然，如果在法官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地区或者制度下，如美国陪审团制度，就要追究相应责任相关人的责任。在中华汉族区，上级对破案不合理的介入和期限规定，带有明显的大跃进性质，这也加重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和程度。有时监督案情进度似乎比要求尽快出结果更有效和合理。
有人总是举些莫名其妙的例子来为刑讯逼供开脱。比如说在一起绑架案件里，绑匪派了一个人来取钱，这个人规定的时间回不去就撕票，拿回去钱的话也撕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应该刑讯逼供？一是这种例子在现实中太少，二是很象是为反对而杜撰出来的，因为没有人会冒着风险去自己主动现身的。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也是与一般的刑讯逼供有区别的。因为这种情况已经确定了罪犯的身份，只是没有经过审判而已，那么用什么方式都无所谓了，但更多的时候是警方并不确定审讯的对象是罪犯而用逼供方法屈打成招，这也就违反了公正的原则。中华汉族区更多的是先确定犯罪嫌疑人，然后就去找各种对其不利的证据，而不是通过找各种证据比对来锁定真正的嫌疑人。这实际上也是案件侦破中的唯心与唯物主义的区别。
那么如何裁定某人的罪呢？物证。中外许多判案的经历说明，人证已被证明是不可信的，靠刑讯逼供得到的证据更不可靠，那么只能运用科技手段和交谈技巧来得到证据或引出真相。在维护法律的公正性上，西方的律师制度证明是不现实和不可靠的。虽然律师制度建立最初的理想是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权益，顾及双方有可能都不懂得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尽量避免落人口实，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律师却因为受人雇佣，存在“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想法而屡屡出现运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帮助真凶逃避法律制裁的情况，他们或者让害人者沉默，以避免不利自己的口供，或者运用自己熟悉法律条文，而将法庭变成其口才表演的剧场。律师收人钱财，为人消灾，本身已经是对法律本身精神的违背，更何况遇到不那么敬业更不理会公正的人会把这个职业当成敛财机器，更不要说去维护法律的公正了。所以说，如果不以公正为准绳，那么毛泽东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是正确的了。可见谬误在一定条件下也变得正确。他们将自己和法律置到了公正的对立面，也就亵渎了法律和公正。实际上，律师是不需要的，法律只要公正的裁判就可以了。当事双方可以尽情而自由地阐述自己的经历和立场，只要只做过的总是会露出马脚的。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甚至可以将双方以及证人言论放到网上，由网民进行评判，相信大多数人合起来的智慧应该能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那么原来的律师或者精通法律的人是不是要失业或者无用武之地呢？不尽然。在现实生活中要求法律裁判的地方还有许多，许多小的违法事件或者法律纠纷需要即时做出判决，需要法律程序的简化，而不是象一般诉讼那样耗时费钱。所以“微型法庭”和“微型法官”是在社会各个层面时时处处都需要，可以由持有法定法律执行证的人充当这样的角色，对社会资本、微观的公正等等都是一种有利的方式。
西方人因为认为有权不被胁迫招供是正义，所以让有罪行无罪行的人都有权保持沉默。这其实是两个概念和两个范畴。为了公正的实现，所有罪案的相关者和知情者都有义务详细说出他们当时的经历和看到的事实以供甄别，而不是由一个本不相关的律师代言。当然最重要的是物证，但涉案人自身对案件的说法（这里不能称之为口供，因为不能确定其是否就是罪犯）也是应该采集到的。
这里相关的问题是，西方人所制定的旧的法律是有问题的。一个确定犯了罪的人、侵犯到别人的人，可以获得保释，定了罪以后还可以获得假释，而其所获得的惩罚只是以坐牢和罚金为主。我怀疑这样对犯罪者十分宽松的处罚出台是因为其制定者——权贵们为保护自己而设置的。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比较有可能侵犯别人的人应该是来自社会上层和下层的比较多，中层比较少。社会下层犯罪主要是为了生存和报复社会，上层则主要出于自我欲望的无限膨胀。权贵们就是为了保护自身，就制定出这种金钱本位的法律制度来，所有的罪恶似乎会金钱就可以减轻甚至搞定。富人们只是破费点钱，而穷人们因为没有钱和有社会地位的人出面获得假释，就只能长期呆在牢房里。富人们有钱请名律师，穷人则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这二者之间所能得到的法律保护实际上是不相等的。这是对法律公正的又一种侵犯和嘲弄。公正在西方要为钱让路，在东方要为权让路，这就是当今社会的现实。
任何违反公正的做法，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不管是以亲情为借口包庇纵容，还是以文化的、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差异等等为借口，都是不可原谅和能够接受的，因为这违反了人之为人和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公正准则，也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准则，而这一人际关系准则是其他任何人际关系都不能凌驾于其上的。
至于负全责的年龄，应该是该地区普遍的发育到能做出伤害行为的年龄，东方人青春期发育是从12-13岁也就是小学五、六年级开始的，在这之前都还是些孩子的样貌，也没有足够的体力和智力去做很需要体能的犯罪行为，所以应以此时为基准。欧美地区人发育得早一些，可以将年龄定得更低一些。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触犯法律的比较小的事件，如随地吐痰、不排队等等并不是由法律来强制执行。小错并不够得上法律惩治的级别，所以才有道义的存在，即基于法律和道德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种对轻微触犯法律者的惩戒。比如对没有公益心的人的鄙视、指责，联合起来禁止其插队等等，既是维护自己权益、也维护法律的体现。公民社会也正取决于这些小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另外，也不应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因为亲属等关系网开一面，就象孟轲所说的父亲犯罪，儿子有包庇的义务。亲属只是自然关系，但自然关系要服从于基本的法律和道义准则这些社会关系，大义灭亲是应该的，因为这是对法律的服从和尊重。说到底，父亲与儿子在社会中都是独立的个体，生育和抚养并不代表控制，孝也不应在这方面来体现。如果永远要照顾到世事人情，那么法律也就永远如同儿戏，得不到真正严格的遵守，以权治国的统治者也永远会有不遵守法律的借口。因为有人情，所以要暗箱操作，局外人知道得越少越好。但纸包不住火，最终只会使事情的发展超出当事人所能控制的范围，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而最终变得都不守法。因为公正，所以权威，而不是因为权威，所以公正。法律的权威只能来自于公正，这是刚性的，不允许任何的挑战性行为。比如对于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只能由自己对自己被撞的死伤负责，因为他违反的是刚性的规则。而归他们所有的宠物之类如果违反交通规则被撞也应如此，甚至应该因此向受到惊吓的司机赔偿精神和车辆损失，因为动物虽然有自由的天性以及不懂人类内部规则的自由，但其主人应该懂得并遵守这些规则，既然他们自愿成为宠物们的看护人，就应该为其行为和安全负责。至于在路边安装畅通行按钮，那是在规则前提下的人性化，而人性化前提下的规则是永远不会得到遵守与尊重的。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比如盗窃是违法行为，但偷或抢一个贪官呢？这要看其动机是什么，如果只是出于获得财物的盗窃才依然是违法行为，但如果是由于对贪污的愤恨而去盗窃，就是正义行为了。而如果在盗窃的过程中发现其贪污的证据而公布，虽然还是要按盗窃进行惩罚，但也要考虑到这一因素而减轻刑罚。这就是大恶与小恶的区别。所以在古代，行侠仗义的侠客被人称颂的，而一般的拦路强盗则被人痛恨就在于此。《水浒》里一百单八将之所以被人称颂，就在于他们的正义，而一般的路匪却得不到这样的称赞。其实经过后天的教育以及与其他人的交往，每个人的心里都对公正公平有着相似的尺度把握，只是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会千方百计地破坏这种对于公义的原始认知，看中华汉族区各种宣传行为就可知这种行为的目的只是为了混水摸鱼，为自己的统治中不良行为找到借口或者粉饰其行为。于是，公正与非公正似乎只由其官位大小而决定，而非由现实的客观的公正认知所决定。
当然，以上谈到的这些都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原则，而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例时，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总是要贯彻一个原则，那就是公正。而且，当自己受到非暴力式的利益受损，如被人欺骗等等，想要出气时，最低的限度就是不能给对方给永久性的身体和肢体伤害，因为骗子、贪官等等的行为虽然可恨，而且使受害人产生了实质性的利益上的损失，但他们并没有使受害人身体受到伤害，也并不是以此为目的，如果将其致残致死，这绝对是超过必要的公正限度了。另外追求法律的公正也是每个人的责任。除了公检法等法律系统外，其他人也要为此出力，这是无条件的。为了追求公正而受到损失，如因救人而死而伤，因作证而受到身体或财物损失，因自主或协助破案而受到身体或或财物损失等等，都有权利要求赔偿和收到感谢金，这些补偿按情况可来自施害人、被救者和政府。
道德是什么？也是2个字：利他。即在完全理性和自愿的基础上让渡或者说放弃自己应得的利益而给其他本与自己无关的人去享有。如捐赠、助人为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但道德不能“己所欲，施于人”。因为每个人的欲望不同，需要不同，何况当前许多人把错误的信仰、不正当的享受当成正当的欲望，以为别人也应该需要，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实际上是相违背的。比如伊斯兰教中名为对妇女的尊重和保护，实际上却是对女性的限制和歧视的一些措施，就是“己所欲，施于人”的结果。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正说明人类人性的共通。之所以强调理性，是与一些感性或者动物本能性质地放弃权利相对应。比如由亲情而引发的一些行为，如放弃自己的生命也要让孩子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成活或者顺利，这就是一种本能的动物性反应，而与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道德无关。而与自己无关，也就将一些存在潜在利益关系的利益让渡行为区分开来。现在中国人往往将一些本来是本能的上升到道德层次上，其结果往往是令人诧异的。比如对于下层人的道德高尚的颂扬即是一例。中国古人说：衣食足而知礼仪。马克思也认为人只有满足了物质上需要才会有满足精神上需要的要求。但一些出身贫寒的家庭所做的一些看似温情脉脉的行为似乎与这些结论有很多出入，甚至有人说道德只存在于下层人民中间。但要看到的是，下层人之所以体现出一些貌似高尚的道德情操只是感性的本能表现，而不是经过理性思考后采取的自觉行为。他们之所以那样去做，是因为不那样做会被人笑话，或者“老辈人就这样教的”，而不是去思考这些行为本身的对错再去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他们所谓的高尚道德来源于守旧，以及要生存下去的本能。比如我们往往看到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往往早熟，并且学习上十分刻苦，但这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为民族为人类而奋斗的理念，而是出于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的本能行为，这要比一般人只是为了改善生活的目标更加强烈。这本来是发展规律中降低贫富分化的调节手段之一，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健全，这样的人出人头地后却也往往因为要满足自己幼小时没有满足的欲望而变得很贪婪，如果没有监督，就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当然另一方面，贪官很多出身贫苦也在于他们没有后台或者后台不硬，只是靠着自己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奋斗才到达现在的位子。这种非理性本能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当受到外界介入时很快就变得与常人无异。如常见报道的原来生活很苦还是拼力养活全家的人，子女也争气考得好成绩，如果再是个残疾更会博人眼泪。这样的人被报道后，受到外界的资助而变得有钱之后，人们往往会失望地发现原来的那些好的“道德品质”都消失，人变得又懒又自私，总是想着怎么去述苦以得到更多的求助，子女也变得爱打扮之类，成绩下滑等等。这是有过报道的实例。所以，低层次的人即使是得到了财富，也只会想着消费掉或者胡花乱花，而不会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想要道德从下层人产生，或者为了道德而向下层人去学习，这样的人最终往往是失望加失败，就象共产党在鼓动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时所遇到的许多农民素质之低下到令人尴尬的程度。社会底层的道德水准并不如一些媒体所宣扬的那样高，没有才能和头脑的人很容易被要求按着当前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要求去机械地照做，但社会的阴暗也象沉渣一样沉积在底层，为了几百块钱而去卖命砍人的也是出自社会下层。所谓劳动人民有道德只不过是中共所极力鼓吹的阶级斗争的论据之一而已，现在则成为媒体选择性失明报道的一部分。而社会上层则因为利益的争夺而过于勾心斗角，其阴暗和肮脏程度与下层不分高下，虽然其表现形式上各不相同。真正的社会进步还是来自于社会的中层，即中产阶层，他们足够富裕而不必为温饱发愁，所经历的世态炎凉使他们更倾向于公正地对待他人，所受的教育又使他们不至于丧失做人底线。所以一个只有上下层而没有中层的两极分化社会既不稳定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只能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黑暗之中。中层的出现和日益壮大将会给社会带来全新的变革。但这并不象专政共产主义者那样将社会简单地分成不同阵营，社会最根本的分化依然是善与恶的区别，只不过中产阶层更利于实现它而已。所以应该是思考后信仰，而不是信仰后思考。与官方和民间在道德上对一些事情的极力拔高相对应的是，民间又有将高尚的事物还原，甚至是贬低的另外一种倾向，比如一些词汇如小姐、情人等等，都从高贵变得低俗。当然国外也有lover等等贬低现象，只是中国人更乐于和精于此道。相信以后即使出现爱人一样的专指，也会被拉低到人性的低层次中去。
所有古老的道德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考虑而与法律原则相左而违背了公正的原则，那么当年轻人在触犯和违背这些道德的时候，因为他们也并不明白不损人与自由之间真正的界限在什么地方，而就借着反抗的势头，连真正应该遵守的法律公正原则也一并违背了。无论是西方的嬉皮士还是东方的流氓青年都是如此。实际上，私生活就是私生活，与一个人在公共生活领域的表现无关。但在公共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严重侵入到私生活，将一切都以儒家也就是传统或者封建道德来衡量的中华汉族区，拥有多少性伴侣，有什么样不合“规矩”的嗜好，都会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理由和对象。想想看，一个人和多少人做爱，或者是和异性还是和同性做爱，与他对公益的支持或者秉公执法有什么关系？被国民党暗杀的杨杏佛、美利坚地区的罗斯福总统，据说也是很风流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个为中华汉族区的民主呐喊以至牺牲生命，一个成为美利坚地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相反，希特勒据说倒是在家庭生活中十分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其实罗斯福新政、共产主义、法西斯等等都是应对越来越世界化的经济危机的几种手段，但应如何将其不利转化为有利，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而且，相比于固守传统的人，提供性自由或者其他自由的人思想更为活跃和开放，也更懂得去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正当的自由权利，也更为聪明和独立，而不是象烂人们那样人云亦云。他们有自己的幸福观和价值判断，并以此为信仰去奋斗，而不是象大多数人那样随波逐流，思想和行为上都受到传统的肆意摆布。虽然道德来自于理性选择，其基础却仍是来自于感情，是出于满足人类情感的需要。可以说，法律管利益，而道德管情感。法律要公正，而不是搞慈善。

国家、民族与歧视
看过美国大兵回家视频的人都多少会被其中真挚的感情所打动。只是在被打动之余，我又开始了另外一段思考：美利坚地区的军人能活着回家与家人团聚，自然是令人欣慰的事，只是他们在为谁而战，又与谁作战？他们要剿灭的对象是不是也象他们一样，身体孔武有力，也有一个日夜思念他们并被他们日夜思念的家呢？那么一方的胜利和安全回家，是否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和无法再回家的可能呢？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他们的情感都有共通的一面，只不过对象不同罢了。只是，如果让东方人或者伊斯兰教徒来拍这种视频的话，他们会怎么拍呢？相信中华汉族区的人会象二战期间的日本人一样，以向天皇效忠的形象出现，只不过实体的“天皇”变成了虚体的“大义”，但都会拍得很大义凛然，很“高尚”，士兵们与家人的团聚只是当作这种精神的配角或者注释来处理，而伊斯兰地区的人也差不多，只是将人形的天皇又换成了神形的真主，他们的胜利和回家都将会演变成赞美真主的伟大。虽然文化与信仰的不同会使不同地区的人在处理情感的着眼点不同，但相信那份人与人之间情感依然是不可磨灭和真诚的，即使是被某些所谓高尚的目的的影子所遮挡。再从另一方面来想，这些可算是地球人类中外型最为健美的一群彼此争斗、杀戮，竭尽全力不惜相互摧毁，以让对方回不了家、彼此的家人听到噩耗而哭泣为目的，又是为了什么？而在这一点上，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却又都表现得如此一致：美利坚地区的人说是为了国家，中华汉族区的人说是为了国家，伊斯兰教地区的人也说是为了国家。那么国家是什么，值得这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孔丘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想让自己亲爱的人安全回家，那么为什么要其他人忍受失去亲爱的人的痛苦，在双方都没有违反公正的前提下？无论是信仰、国家、利益等等都不能成为让别人不能回家的理由。
马、恩已说过，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当然，国家也是民族间斗争的产物。人为的东西并不象自然的创造那样界限分明，而是可以随着人的意志而改变，如国界与地区界限，并不象气候带那样带有客观性。总之，国家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争斗，甚至只是列强以他们的想法而强加于人划定的三八线，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国境线形同虚设，就是因为那是“别人”划的，与当地人的生活、种群分布等无关。虽然英美的一些权贵和精英总是想为国家正名，使其存在合法和合理化，例如用主权国家或者民族国家的称谓，试图将国家与人权或者民族等同，至少要挂个钩子，但直到现在国家依然无法达到他们的理想境界。国家是保护国民的权利的吗？好象是，但只是表现在发达国家，象在东方的许多国家，国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压制国民思想、行动自由的工具。国家是民族的吗？这更说不过去了，不必说许多多民族国家内部日益激烈的争斗，就是一些所谓的单一民族内部，不也是争争吵吵的吗？认为国家是民族的去看看朝韩地区这同一民族的两个国家就知道了。而在中华汉族区的藏人和在印度的藏人算不算一个民族？为何他们除藏语的第二外语是不同的呢？分散在几个国家内的库尔德人也是如此。现在国家已经是被神圣化了的人为的概念，而不是山川那种客观存在。国家就象神像一样，本来是些泥土砖石，被人塑造出来然后又被人顶礼膜拜。说到底，国家是为部分上层人利益服务的，因为它本来就只是权贵们划分的势力范围。因为你划，我也划，划了以后就可以统治屁民，得到屁民们所贡奉的利益。因为要利益最大化，势力范围也是越大越好，当两部分权贵所划的势力范围交界的时候争端和冲突也由此而起。现在的国际争端有许多是这样起来的，看每个国家都将只要在自己国家范围内疆域最广大的时段当作盛世而纪念，而力图恢复，这样一来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屁民表面上得了好处，因为国内权贵的势力范围越大，他们能自然到达的地方也就越多。然而实际上却非如此，因为虽然屁民们能去的地方多了，他们受权贵的控制依然不减，而且如果没有国界，他们去的地方更多，也更自由，但这对权贵们并没有好处。也就是说，国家只有在专制上是有意义的，而对于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国家只有限制与束缚的意义。虽然国家在国民福利、国防等方面起到正面的作用，但实际上确切地讲，那是政府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国家依然是一小撮权贵压制广大处在国家内部称为国民的地球人的工具。因此，国家也注定是要灭亡的。每个地球人，只要不以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不管其宗教信仰、民族、血统等等，都有权利在地球的任何地方生活，并有权利和义务在他们所生活的地方享有自由和公正的平等对待，即作为一个人的对待。不仅是在某地生存的自由，还有迁徙的自由，而不能以国境、户籍等进行限制，不能以军事、行政等手段进行威胁。留不住人反映的是政府在经济、服务等方面的无能，限制出境则更变成了罪恶。只有打开所有的国界，让地球人自由地在整个地球表面穿行，地球人才能知道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你是无政府主义！我只能说我是无国家主义或者无政权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国家与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表面上是地域概念，其统治国家的政权则是利益团体，国家可以被其他地域性概念如经济政治共同体、联盟、联邦等所取代。而政府是政治概念，政治是大家的事务，因为大家的事与个人的事在处理方式上有所不同，需要专门的机构来进行服务、协调和管理，所以政府是必须存在的。政府除去政权功能外，有集结人们为所有管辖范围内的人服务的作用。因为总是有私人不能或不愿进入的公共服务领域需要政府牵头去运行。但这与国家的概念有本质上的不同。国家政权可以无而政府不可无。政府管辖的地理范围即政区是需要从自然、人口、历史等多方面去考虑确定。而现代政府被少数人或利益集团所把持，成为其谋最大利益（而与合不合法无关）的工具，从而其真正的意义和功能被掩盖。故专政型政府被公益型政府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国家也不是划分十分明确的范围。比如同一个国家内部会有多于一个的政治实体和势力范围。因此，当前的世界是由政治势力来划分范围的。国界线只不过强化了这一范围。国家政权把能控制的资源都严格控制在国界线以内，动植物、矿产、甚至是人都是资源。这些资源只能供国家政权驱使和使用，为他们带来利益。而那些无法控制的如阳光等或者没什么现实利益的如沙漠等反倒不太在意，当然这也有程度上的不同。比如河流一般是不受控制，但对于水源或者水利要求比较迫切的国家，比如两河流域、印度河两岸国家则将其作为本国资源严格加以控制，由此而起的水战有很多，如果国家不存在，这些所谓的领土、资源争端本来是不必发生的。这里老百姓们给那些有着所谓民族情节、国家大义的士大夫们上过很多课，比较远的宋元明清不必说，就是现代，在二战中，河南、湖北的老百姓因为灾荒时国民政府和所谓的日本侵略者对于他们生存的不同态度而采取的方式就显而易见这种道理。中华汉族区的国民政府在灾荒发生时不仅不去救灾，反而更加紧搜刮粮食囤积在军队仓库里，因为蒋中正所持的是三民主义的信仰，认为军队才是打败日本人的决定性力量，而老百姓死光自然还有其他地区的老百姓供他统治，而军队没有了就没人能为他打仗，他的统治也就只能换成日本人了。而日本人则在占领河南后开仓放粮，获得河南人民的好感。以致在其后日本要打通大陆交通线而打散汤恩伯军队时，河南、湖北人民会自发起来收缴游兵散勇的枪械达5万人。老百姓的信念与士大夫的不同，只要谁对他们好，他们就依靠和支持谁，而不管他来自哪里、哪个民族和文化，而对他们不好的人就加以反对和反抗。老百姓在河南、湖北围剿国民党，在江淮和西北地区反对日本军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在后两地日本人是十分残暴地对待他们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而朴素的人（地球人）的价值观。在清末，中华汉族区的老百姓也跟着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去清帝的各处园林、寝宫疯抢，这也是一种人性的价值观的体现，虽然暴露的是种野蛮的人性。因为清帝、皇家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而只有抢到他们手里的才是他们自己的。这里，无法用民族矛盾、先进落后或者资本主义到世间来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解释，只能说，这就是人性，问题是如何约束和满足这种人性，而不是一味的打压或者放任，并将其升华到接近于神性的高度？任何政府、任何政权、任何信仰所制定的任何措施等等，如果不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是地球人而不是带有任何附加国家、社会等等属性的人，那么这些杂种已经自绝于人类之外，这些措施也不值得遵守。
这其中，某种区域性、民族性、时段性的信仰并不可靠，除非这种信仰是将眼光扩展到全球、贯穿到整个人类甚至是地球历史而形成的普世价值的信仰。以前总有些人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土地有着奇谈怪论，比如“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之类，为何不扩大点说“地球是地球人的地球”或者缩小点说“华尔街是华尔街人的华尔街”呢？这种提法的核心还是一种排外心理，好象自己生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这土地就属于你的一样，真的如此吗？不必说历史上历次人口大迁徙和大移民都使移入地的土著们消灭殆尽，就说现在除了非洲一些偏远地区，好象没有人敢于称自己是自古以来的纯种土著了吧？而现在的人们，由于西方国家观念的普及，已看不到自己的真正位置。要知道，钓鱼岛不属于中国，也属于日本，它属于整个地球人类，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属于地球。地球上所有物品的所有权在地球，地球上的土地、各种资源不属于任何国家，只属于地球，人类只是在地球上生活着的过客，只是地球的孩子，他们也只是借用或者讨来地球的物产，但他们就以为自己是这些物品的主人，这和现在子女认为继承和享用父母财产理所当然是一样不可通的。即使人类做为一个物种消失，钓鱼岛也还是在地球上存在着。也许还会有新的物种发展起来，然后再来争执甚至用战争来解决“谁是钓鱼岛的主人”这样的伪命题。任何人都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只要他公正而且不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对每个人发地球人护照比发各国护照更有意义，因为这代表的是基本的人权和最广泛的自由。没有什么能凌驾于人类公义之上，即使是以爱国或者民族、信仰等等的名义。那些为了所谓国家利益和安全而实际充当统治者鹰犬的人注定要受到正义的追杀和审判，就象逃到世界各地的纳粹分子那样。所有待人严酷的纳粹看守都是可耻和该死的，虽然他们说自己是被迫，但实际上他们可以选择不做或者反对，或者在不得不做的过程中更有人性，而不是跟打了鸡血似的去迫害其他地球人。所以问题不在于你生活在哪里就要从哪里取得什么，而在于你生活在地球上要为地球贡献些什么。政治口号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要将狭隘的只为自己国家和民族服务心理抛弃，每个地球人可以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安家和生活，服务于这个星球和生活在上面的生物，甚至是外星生命也可以，只要他们不是自私自利的，不对其他物种构成生存威胁，大家都可以和睦共处。而且我相信外星生命既然有着比地球高得多的智慧，在道德上也应该更加完善，因为他们所遵从的是更高级的宇宙道德准则，只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许会对当前的地球生命的生存带来威胁，比如带有宇宙射线或者其他对地球生命有害元素构成等等。
民族是什么？只是历史性的区域文化人群而已，至少在民族形成时是这样。民族是区域文化人群中被承认或认为是民族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民族的定义虽然有所依据，但也有某些随意性在里面。这与国家或者语言的概念有些相似。后来随着迁徙、扩张、融合、灭绝等等之间民族之间的界限变得不明显起来，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世界格局。民族并不象有些人所想的泾渭那么分明，或者象另一些人想的那么神圣。在旧石器时代是没有民族概念的，想想看，现代人从非洲走出来，他们是同源的；他们之间可以互相交配、互相理解，而不是象与其他物种交流那样存在着许多障碍。西方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人类在一些基本的情感上，比如关爱、羞耻心、对公正的向往等等，是相通的，这说明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也是普世价值的立论基础。但随着地球人遍布世界各地，暂时的封闭性以及不同的自然条件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应对机制，产生了对自然界的不同理解，形成独特的生活习惯、心理和行为模式，这种机制和理解就是文化，所以文化都是区域性的。文化一旦形成，民族也就随之产生了。虽然原始民族因为地域分隔，而在最初表现出人种化和种族化差异的倾向，使民族似乎与人种、种族在某种程度上合而为一，但实际上民族发展到现在，同一人种和种族中也分有不同的民族，比如以色列人把黑肤色的贝塔以色列人也视为犹太人，阿拉伯人中也有肤色较深的近黑色人种。虽然现在人种的划分不再单以肤色作为标准，但肤色仍然是划分人种的重要参照。何况民族还有大小之分。比如欧洲人把“大发现”之前的美洲居民都称为印地安人，觉得他们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而所谓的印地安人内部比如苏人、印加人如何看待自己和其他部族？他们会认同他们是同一文化吗？再如中华汉族区秦汉以前将中原地区以南的民族统称为越人，现在由于认识的深入而将其分为南越、骆越等等。所以民族在与外界的接触与融合中得到身份认同，也是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互见所产生。由于对文化圈大小和标准划分的不同，民族也可以细分下去。民族之间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只是因为长期的隔阂，使不同民族的人群在一开始重新接触时，总是喜欢用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去判断他所见到的其他民族的文化风俗，这样评价的结果往往是负面的，于是有了民族优劣之分的言论，也产生了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被称为民族的不同文化人群之间为了话语和控制权互相争斗，并由于政治分化等因素使其身份认同得到加强。民族文化就在这种争斗中或是消亡，或是融合，或是彼此相互独立又互相吸引借鉴，最终整个人类在互相认知和了解中走向价值观的统一。比如中华汉族区南方的土著居民就在被中原汉族的侵凌中逐渐有了其祖先来自中原的认识，西方人也在全球的扩张中逐渐认识到民族的多样性，虽然他们还是坚持用他们的上帝去取代其他民族所信仰的神之变体。因此，只要一个人认同和力行一个民族的文化，那么他就是这个民族的一员了。现代随着交往的不断加深，各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少，融合和整合越来越多，各民族中特别是生产力比较发达的民族中已比较少地出现种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等的行为和倾向，但由于地域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民族还有存在的可能性，但其用于区别的色彩会越来越淡化，也许以后会被区域人群这样的概念所代替。而现在的问题是，来自西方的用民族与国家来划分人群的概念已经被世界上所普遍接受，这使许多本来没有民族和国家问题的地区因为这一划分而在民族和国家之间人为地树起一道高墙，而这很容易使那些向来奉行非我族类的文化人群找不到影响其社会发展和稳定的真正原因，却以民族和国家差异为名进行鼓动，而使本来很虚幻的民族和国家问题如今真正成为了现实中的问题，这也算是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么？现在越来越多出现的民族问题和国家领土争端即是如此，这其中最可笑也最卑劣的就是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屠杀和非洲各国内部的民族仇杀。经过长时期的通婚等等，欧洲人和犹太人在人种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已经同化，只是信仰上有所不同，而非洲中的许多民族实际上只是人为的划分，连不同的文化都谈不上，而这些不成为原因的原因却也能成为导致如此众多的人伤亡的原因，但那些争得不亦乐乎的人是否明白他们所争的只是个肥皂泡，而且是他们所幻想出来的肥皂泡而已？这必然会让未来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和可悲可恨。
而在一个民族内部，虽然没有民族间的差异那样明显，但由于地域等差异依然存在，所以不同地区的人群的差异以及与此而来的歧视依然存在，只是不被称为民族或者种族歧视而更多地被称作地域歧视。这在表面上都称为汉族的地区表现十分明显，当然在其他的民族内部也普遍存在。现在仍然是一个歧视普遍存在的时代，比如红绿灯是对色盲色弱而想开车者的歧视，奥运会金牌统计则是对集体项目的歧视等等。在区域文化上，虽然统治者不遗余力要统一各地方的思想，但差异的存在使这种努力打了折扣。经济发达的地区的人就比较瞧不起落后地区来的人，比如上海人将来自中华汉族区其他地方的人称作乡下人，甚至不管他们是不是真正从农村来的。而中华汉族区的统治者又在不断强化着这种差异和歧视。户口制度即是其突出的表现。这种在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制度起初是经济困难时禁止人口自由流动而产生的，其产生的最初原因即是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被强化，被加以种种附加条件，最终形成现在这样的怪胎。这意味着一个地球人生在中华汉族区就不仅是中华汉族人，还要因为生在哪里而被区别对待，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就会有比其他地方更为优惠的各种福利和便利条件，而生在农村的人即使才能很高也往往只能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交纳各种苛费杂税的主体。虽然随着改革开放，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大体上并没有改变，在有些比如高考、养老制度等等方面反而得到了强化。我们知道土著也就是坐地户往往在能力上不比移民，在历史上土著往往被征服、被外来侵略者所打败、被外来人所同化。现代也是如此，在京、沪等大城市能进入上层社会的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还是外地人占多数，而许多土著只能做些低级的服务性工作或者吃劳保混日，但往往这些人即因为占据地理上优势而享有与本身贡献很不相称的特权，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可以办理退休手续，领着退休金整日无所事事，只以打麻将之类的为乐。这也就为地域歧视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基础。当然户口福利制度的实行也有现实的考虑，那就是中华汉族区政权明白要在大城市中维持稳定就要给这些坐地户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多的福利，这样他们就成为不当得利的既得利益者，政权对于大城市的统治也更为稳定。这严重一点说，就是在搞分裂。所以不要总妄说别人忘我之心不死，妄图搞分裂，实际上中华汉族区的统治者自己就在搞实质性的分裂活动。为什么人们想到发达国家，取得发达国家的国籍？重要的一点就是发达国家国籍的“含金量”大，能得到很多利益，而在一国之内，按出生地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这与因国籍不同而享有权利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中华汉族区许多问题是匪夷所思的，当统一的不统一，造成民族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而不当统一的反而统一起来，将地方或者个人的灵活性统死。此外，中国号称没有歧视，但实际上处处有歧视。既有比较公开的地域和年龄、性别等的歧视，也更有其他隐形的歧视。当然由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原因，来自落后地区的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的确在思想观念上比较落后，即使是一些通过个人努力进入高层的农村人也摆脱不了这种影响，拉帮结派、重用亲信甚至是亲属、封建迷信等等的小农思想和意识还非常强，许多有名的贪官也往往来自于农村。所以社会的进步不能依靠社会的下层，或者带着落后观念的人，他们即使有道德也是旧式的，而且是自发而非自觉的去遵守，更容易在旧道德失效的时空中为所欲为，变得无法无天，成为社会新秩序的阻碍者。但是这需要随着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将地区发展的差异逐渐抹平而得到改善，而不是因为自己出生的地方就搞地域歧视的理由。这与阶级、地位、性别等等的歧视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些实际上没有能力的人寻找心理平衡的安慰罢了。要真的觉得自己比别人能力高，就请证明来看，而不是靠着政府和政策的不公正的规定来实现。所以，歧视这种行为本身实际上是做人的失败，是做人不合格。也不要对任何人群实施优惠政策，这只会导致其衰弱，实际上仍是一种歧视心理在作祟。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提供其公平的竞争环境，当然各种歧视性的想法和做法也必须加以杜绝。
任何基于种族的、民族的、信仰的、地域的、年龄的、阶级的等等方面的歧视都是带有纳粹性质的。美德和才能并不是只在白人或者日耳曼人或者基督徒或者上海或者老一辈人或者无产阶级身上显现，也不是只有在这些标准的人身上显现才能更显出美德和才能的光辉。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只是有时显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只能以美德或者才能本身存在与否以及是否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去进行判断和评价。欧洲在民族国家的欺骗性认识下，经历了大量战争才达到现在这种相对平衡的疆界和认识，而且依然很不稳定，那么整个世界需要多久和付出多少代价才能稳定呢？答案只能是：永远不可能。所以以民族或者国家来划分地球疆界在认识上很愚蠢，在实践中也总是在碰壁，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学术、经济和政治
学术。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真正的学术存在，不真实的所谓记录和研究都是宣传，而不是学术。学术是对真理的高度追求，即探索真、善、美的理性行为，是离真理最近的，所以应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其他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不是被这些所挟持。这首先就要求信息完全而真实的公开化，即学者可以自由地得到各种研究材料，这些材料必须是真实的，不仅来源真实，记录也是真实的。即使是真实的记录也带有记录者本人的偏见在里面，所以学术是探索的行为。政治本身也只是学术所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但现在许多社会现象被各种各样的势力打上保密的印章而使学者们接触不到，这就影响到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与发展。这其中各国政府所做的最为恶劣，往往为了本国利益，甚至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而禁止甚至限制学者们的行动，如在中华汉族区进行学术活动即是如此，学术成了政治统治者手里晃动的纱巾，而学者则受到人身控制，有些甚至自甘堕落成为为统治者帮闲的文人。所以，受到政治、经济、信仰等各方压制的学术并非是真的学术，就象一个奴仆是无法象自由人那样生活一样。这也从反例说明学术的巨大号召力。中华汉族区大陆的口号一天一个样，今天三个代表，明天要开始思想启蒙运动，却在启蒙的地方更加加强了思想控制，一方面无良文人们说假话空话为统治者所不喜，另一方面说真话的学者却被禁锢、打压，甚至是生命威胁。在学校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冲突不是学生与老师的冲突，而应是师生与官僚的冲突。而到现在，被政府培养起来的官派学生走上教师岗位后，冲突即演变成学生与官化的老师和官僚的对立。但冲突对立的思想是不变的，即一为学术、为知识，一为政治、为权力。在研究上四平八稳的人要么是平庸之辈，要么是城府很深的人，对于学术都是有害的。因为学品如人品，学术既然是求真理的过程，具体到个人学术则是其个人阅历、知识、能力、品格等等的综合，人品低下则学术能力也不见得好。而学术能力低下的也往往要投机取巧、努力钻营，变得人品低下。中华汉族区的学术界有着与政治界一样的心态，或者说是其民族所特有的，就是“宁羡友邦，不与家奴”，虽然对于国外的学术成就十分钦佩，对其学术方法十分推崇，但当学术新辈们运用，或者同样推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时候，他们更多的不是扶持，而是打压，在他们的心里，那些新方法毕竟都是外国人的东西，中国人要做学术，就还是只能用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做中国的传统学问。除非是位高权重者身体力行并博得一片“思想开明进步”的赞扬声，否则学术小辈很难靠国外研究方法的运用得到认可。中华汉族区的所谓的学术期刊所刊登和欢迎的许多都是描述性的信息，即使是理论探讨方面，也十分小心翼翼，不敢越过雷池。所以欧美期刊中那种各种近似天方夜谭似的讨论和推论在中华汉族区是看不到的，这正与世界上其他思想管制十分严厉的地区类似。要知道，每种方法在初期都是不完美不完善的，非要将其与运用了几百年已经成熟但也因此而停滞的方法相对比，那只能是榆木脑袋的结论。对于中华汉族区来说，向来是尊从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而非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因此中华汉族区向来无真正的学术，只在五四以后有一点闪现，即被扑灭。即使是象马克思主义这样带真理性的思想，在中华汉族区也会被加以唯心主义式的利用，而成为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工具。因此，中华汉族区的学术由于统治者的压制而远远落后于经济以及其他文化的发展，虽然比政治发展得好一点，但也仅是好一点而已。真正的学者有三项任务需要完成：传承旧知，开拓新知，推广思想。这三点是相辅相成的。
所有的学问、知识都只是逻辑推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和反应的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和局限性。要克服它是不可能的，只能尽可能地去克服，以接近真理。途径有两条：一是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真相，这就是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的区别，二是有较强逻辑能力和洞察力的研究者。所以看到文献时，要首先知道的是：这部文献出自何人之手，他是怎么知道其中记载的内容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又是怎么样写这部著作的，他写这些的目的何在，为何写这几部分，有没有其他舍弃的部分？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有没有删改添加，其目的为何？而这不需要非凡的功底，也需要非凡的眼光。所以，学问也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就象其他任何职业有大师也有一般从业者一样。每个要做学问的人在迈入学术殿堂之前都要先问一下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学术，是否能受着了学术工作的乏味与清苦，是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因为相对于各种以文字、声音、图片等有可能被篡改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文献资料，社会包罗万象，以其广度和深度，本身就是很值得去体验的书，而且是十分真实的。许多人食古不化，或者成为书袋子，都与其社会经验的缺乏有关。而且学术也不只是象传统做学问那样尽量占有了文献材料就可以了。认为学术只是文献研究的坏处除了使人的眼界只局限于书本中，变成井底之蛙外，还限制了人的思想，处处都以文献为瞻，研究历史者往往成为统治者们的代言人，只是注意去研究帝王将相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就是一例。我也不相信这些在社会中经过磨炼和磨难的先知们靠他们的阅历和人生经验感悟出来的著作会被那些整天只知道钻故纸堆还美其名曰受教育的人完全而正确地理解并得到完全而正确的注释。没有经历过社会、在社会中受到教育的教育都不是完整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也只能称作纸头学士、死读书研究生或者书呆子学者。同样的道理，再聪明和成功的人，过了六七十也只能做顾问而不能做决策者，即使他们在身处高位时能俯下身子，对下层的真实情况有着清晰的了解，他们以前所积累的成功秘诀也不一定能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情况。当然文献也要读，但在中华汉族区这样以著作论职称的地区，许多书是不值得去费脑子的，但有四类书是要读，第一类是入门书，可以给我们以了解此门学科的捷径，又能从宏观上对整个学科有个把握；第二类是最近出版的相关专业著作，不管其水平如何，至少一部负责任的著作应该将之前的前人相关著作都罗列出来，这是回顾学术史所必须的；第三类是此学科的经典研究著作，第四类是原著，这两类处于文献学术研究的中心地位，一个提供研究方法，一个提供研究对象，所以应该相互交叉着看，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这其中，导师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文科，高明的导师能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给予指导，尽快将学生领入门，并登堂入室，还能讲授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以授人以渔，还能够为学生以后进入相关学术圈积累人脉。一个好的导师绝对可以胜过乱读100本书，因为前者可以盖出基础结实的学术建筑，而后者只不过是在堆砖头而已。这也是学者与一般爱好者的区别，一般爱好者知识面可以很广，提起相关知识来头头是道，但他们只能停留在“知道”的水平上，却无法更深入地去发掘背后的内在的本质性的东西，也就无法上升到哲学层次的高度。当然学者与文人甚至学棍、学阀、学霸更不同，这就有关乎道德层面了。
在治学中，既要有文科思维，也要有理科精神，而不是相反。文科思维是一种发散型的思维，能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去审视同一个事物，去考虑同一个问题，看问题也往往更加全面，得出的结论也更加丰满和近于事实。理科思维则是“一捅到底”，力求以最简单的方法、最迅速的方式、最短的路径接近和到达目的地，这样比较容易急功近利，而失掉其他多种思维的益处，因为“一根筋”思维在处理某一个问题上也许是有效和高效的，但对于其他问题，对于学问整体而言却往往并不是最佳路径，甚至会因为去钻牛角尖而误入歧途。科技虽然是现在生产力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力量，但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对于人来讲，许多理科学生和学者的思想却由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想所限而并不先进，这或者阻碍着其自身对社会的贡献，或者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二战时的纳粹德国其科技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但为其工作的科学家也就更为罪恶。只是抱着谁用我我就为谁服务的有奶便是娘的态度，理科学者只能成为双刃剑。专制暴政再加上严谨的工作和处世态度会对世界产生多大的危害，看看二战中的德国和日本就清楚了。相对的惯于游戏人生的意大利所产生的危害远不如那两位大。对理科出身的人要求具备文科特别是艺术的知识技能是必要的，许多在理科领域作出成就的人也往往是发散型思维的也就这个道理。而在精神上要用理科的。所谓理科精神就是要对事物刨根究底，追问事情的本貌，从而能迅速深入，去探究事物和现象的本源。文科精神是对世间所有事物都有好奇心，都兴致勃勃。这样的好处是见多识广，但坏处不能专攻一门，往往成为“万金油”系列。文科思维和理科精神实际就是思维上和对待问题的广博与专一的关系。
对于求真的诸学科来说，自然科学相对来讲更容易总结出规律，而历史学却不容易，为何？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非人的自然的东西，容易抽去其个体性而符号化，从而归纳总结其共同特征。比如花开，不管是此花还是彼花，都是花，也都是开。而历史学所研究的是人，又是同是人的历史学家去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历史学家的人性阻碍而容易迷失，出现“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现象。更不必说除了对以信仰起家的如教会等等，自然科学对于一般的统治者都是有利的，而历史学则对社会有改革和推动作用，这往往是统治者们所不喜欢的。中共控制的中华汉族区大陆地区对历史学入学考试采用统一试卷测试，即是要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表现。对研究来说，研究什么就要跳出什么，比如研究中华汉族区就要跳出中华汉族区，以旁观者角度去进行解释。看历史和现实人物或者人群活动要象研究黑猩猩那样去研究，才不致将自己的情感加入进去。在研究与宗教有关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因为宗教所擅长就是对人思想的控制，除非研究者的思想更加强有力，才不会被其所困。在这方面，理科要比文科有优势。当然有些地方文理科是有共同点的，比如证实很难，但证伪容易一些。为何文科不能象理科一样靠探究规律、原理归纳取胜，而非要穷经皓首地去钻故纸堆呢？中华汉族区的历史学界就是这样推崇文本而不顾其余，自己画地为牢直到现在，甚至还在推崇文字狱起家的乾嘉学派传统，只能说专制得太久，脑子都被驯服得服服帖帖。考据是文字游戏，是孔乙己展示自己的地方，玩的是从纸头到纸头的功夫，虽然在学术中需要，但也不是绝对的，更不是要放到尊崇的地位上。追求这种三脚猫功夫的思维现在仍在中华大地上普遍存在着，正象现在中国的哲学，也已经堕落为帮闲文人和附庸哲学的地位。好的学问应是美利坚人的方法论、中华汉族人的整体观、德意志人的严谨、日本人的细致，加上法兰西人的想象。
对于做学问有两类人才，即记忆型和思考型。东方更重视记忆型，从小学即开始对学生的记忆力犹为重视。这当然也与对古代先祖崇拜、认为都是圣人之言以及其专制制度只要求阐发义理而禁止独立思想创造有关。在东方国家里，只要记忆力好就可以拿高分，进入高等级学府深造。中华汉族区在高考和研究生入学中统一试题也是这种目的的手段之一，因为国民关于高考地域歧视的议论才开始各省命题。但这样的人往往越到后越感觉吃力，特别是读研究生需要独立开始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们只是知道，而不知道为什么，一切只从书本上找答案，却与社会脱节，可以说只是书袋子，而不能将书转化成新的思想。这也引发出另一种倾向就是对动手能力的轻视，虽然没有明白地提倡，但现在是在实践着孟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伺人，治人者伺于人”的主张。在大学里，许多学生特别是只动笔的文理科学生坏了东西就只知道让别人来修理，自己的动手能力非常弱。这也反过来限制了他们的思考以及创造能力，因为许多事情需要自己动手实践一下才会有真实的体验和感悟的。所以东方国家所谓的国学大师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进来之后其成就就显得比较可怜。西方则以思考型为主，学生不重对知识的掌握，而重视其社会实践和创造能力，所以上大学之前的东方人瞧不起欧美地区人，认为其中学阶段相当于东方的小学阶段，但大学之后欧美地区人就开始瞧不起东方文人的愚腐。当然，这也是有缺点的，因为知识毕竟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开拓，也需要深厚的积累。所以东方人到西方以后的后代比较能升入高等研究机构。记忆型和思考型实际上都十分重要，比较理想的方式是二者合而为一，在一人身上都有很强的体现，但这种人往往是凤毛麟角。可退而求其次，记忆型可以有的放矢地为思考型提供一些现成的前人的思路，思考型则可以据此扬长避短，减少花在钻文献上的时间。但现实中二者往往互相看不起，这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记忆力方法的推广和检索引擎检索能力的提高，对记忆力的要求会逐渐降低，而对思考和创新的要求将会增加。比如日本地区经济和实业能力在迅速上升一段时间后即停滞，而此时仍未赶上美利坚地区，除本国市场容量等因素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地区文化以学习借鉴而不是创新为主，其知识产权多是建立在美利坚地区全新的创新型知识产权基础之上的。日本地区人小处很细致，但大处却看不到、学不来。学习比较容易而创新很难。所以，在学术中重要的不是学到多少知识，而是在自己已经学习到的领域里能够提出和解决多少前人所未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以及因此能将人类的知识视野拓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不要怕自己提出的问题或者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多么幼稚或者荒诞，只要是自己独立提出而没有参考其他人的就是在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了。而当一个人所能提出的问题与一些大师级人物提出的相一致，那么就说明这个人起码在这一方面已经达到这位大师级人物的水准，如果他能再提供解决方案，那他的水平就在大师级人物之上了。思维就是这样逐渐锻炼出来的。另外，对于信息的载体的日益轻量化也是这类表现之一。人类从只有动物言语到不能保存的语言，再到用石刻、纸草、泥土、竹木简之类比较笨重或者易朽的材料做信息—文字和图像—的载体，到用纸张，到用硬盘、优盘等，到现在用网络云存储以及平板电脑和电子书等电子终端，载体越来越轻便，但信息量越来越大，相信以后会更加轻便，甚至到无载体时代。因为信息本身是没有重量的，今后其载体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向其本身的性质所靠拢。当然纸质被电子载体代替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就象纸质代替竹木简一样。这是科技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们心理接受度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经济是比较早全球化的一种人类行为，当那些异域珍奇受到土著首领们喜爱时，长途贸易实际上已经产生。而这其中，工业和农业都是基础性的，它们就象地基一样，虽然看不到，似乎也不重要，但如果不打地基，再宏伟的建筑也会轰然倒塌。就象原始社会进化到现代社会，由采集到信息化一样，在前面时代比较重要的产业都是后代比较先进时期的越来越必要的基础，但也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比如制造业，在工业社会是最重要的，但到了信息社会，它的风头就让位给信息和计算机产业，但依然是信息社会的基础，没有熟练的工业化工人，没有制造业对于机械等等的积累，信息产业也不会有很大的发展。而没有信息产业，制造业也不会成为信息时代的制造业。日本地区、中华汉族区的时代崛起，也就是靠着制造业。当然随着资本向更廉价的地区移动，制造业也会向那些欠发达地区移动。但无论如何，新经济的条件下也要重视农业和工业的基础地位，即使这些产业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可以用新的生产关系如农民和手工机械被农业工人和大型农业机械所代替，但工农业本身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否则会产生许多问题和不稳定。美国因为眼前利益原因关闭贝尔实验室以及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也属于这样的败笔。当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如果没有特别的附加值或特色，个体劳动式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产品的价值也会越来越低，最终将无法生存下去，就象历史所一再显现的那样。
在经济中，商人是种奇特的动物，这里的商人包括所有的工商金融业者，也就是经营者。商人不讲信义而讲利益，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为了追逐最大的利润而存在的。虽然在客观上使生产工具得到改良，使生产工艺得到改进，使不同地方的人们会得到和享用其他地方的产品，但这并不能减轻他们主观上要赚钱的目的，所以需要更为严格的规则来加以限制。历史上许多地区对商人的歧视和限制不是没有道理的。商人的行为既然有侵害别人利益的嫌疑，那为何还要将财富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这是因为在生产力还不发达、财富还不能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时候，将财富或者说生产资料集中到最有能力运用它们的那部分人手里，财富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10元钱在资本家手里可以成为再生产100元的资本，在工人手里只能是多了其养家糊口的10元钱；在地主手里可以雇长工或者买地，在农民手里只能成为吃喝而排泄掉的废物。在历史上，财富曾随着的生产力的发展，按照地域、血缘、暴力等等分配原则进行过归属，但其趋势也是越来越归于真正有能力运用它们的人。这种占有越来越不血腥，也越来越讲求公正公平。但专政共产主义将这个发展的链条打断，将财富集中到并不能“聪明”地使用它们的各级政权中去，即使是平均分配也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一方面使大量的货币化的生产资料被闲置和浪费，成了“交学费”，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使一小部分能接触到这些大笔“外来之财”的官员出于私心而贪污或者腐化，造成外在的浪费和内在的堕落。原则很简单，就在于这是“不劳而获”的。所以商人也不应用简单的歧视、法律限制甚至人身伤害和消灭来取消，只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点点使他们转变，其中利润的减少会使他们在优胜劣汰中退出一个市场，也许以后交通和信息业的畅通会减少商人谋利的程度。此外要用法律限制其欺骗的本性，为了得到钱商人们会抛弃一切社会道德而容易采取欺骗的手段去获得财富，这与一个不诚信的人或者政府有相似之处。欺骗也是侵害他人合理利益的行为，自然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谓守法经营即是这样的道理。而在中华汉族区，现在还处在欧美地区已经历过的市场化的初期，各种欺骗手法层出不穷，以至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手段也大量使用，这与“不损人”的法律原则相违背，只能将其不法所得处以双倍以上的罚款，既然他们想要得到钱，就要从他们手中把非法所得的钱拿走，他们才会得到应有的教训。政府对于守法而致富的商人则不应象中共这样巧取豪夺，这也是违背法律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所以，商人实际上也要受到公正的制约。比如瑞士银行关于保守储户秘密的规定是正当的，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储户的收益也是正当的。许多非法所得如洗钱、纳粹存款就不属于此类，银行如果保留这些钱就是在与公正为敌。此外，工商业是比较容易产生垄断行业和垄断行为的行业，这来自于自由竞争，但最终会损害到自由竞争。所以当出现垄断的苗头时，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避免。比如扶植每个行业中可以与龙头老大相抗衡的企业，或者象细胞分裂一样将潜在的垄断企业进行复制式分离，这样每个分离出的子企业在人、物、知识产权等等方面都是不相上下，可以有效地重新展开竞争。总之，最重要的是不能产生垄断。也许有人会对帝国情有独钟，无论是商业帝国还是政治帝国还是其他，但垄断就意味着垄断者不必再去竞争和积极进取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和利润，而这实际上也属于不劳而获所得，并且为了维护垄断，垄断者必然要采取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阴谋诡计和专制手段，这必然会损害到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了维护公正和法律的尊严，一定要规范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不能给投机以机会。而在企业里的管理者们，不管是不是其帝国的缔造者，都十分狂妄，认为企业是自己的，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聪明一点的会体贴部属，象一些美利坚地区和日本地区财阀那样。不聪明的就认为工人就是来挣工资的，所以自己要威严一些，对他们要苛刻一些才能有权威。但他们却忘记自己的企业是如何起家的，或者错认为是自己挣到钱以后才开始起步，而实际上，是钱挣到了他们，因为当他们与钱结合在一起之后，就被钱所捆绑住，为了钱生钱去招募工人、购买设备，自己也为了钱而卖命。想想看，每个企业无论多大，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不可能身兼经理、操作工、人事经理、财务总监等等数职，那是手工业作坊的存在形式。只有许多人相互协作、构成一个有机系统，钱才能正常运转而生出钱来。所以企业从来不是归个人所有的，而是在招募到其他人以后，就形成了一个赢利团队，需要成员共同的努力，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企业里无论上下层都认为的决策者一人的事情。雇员被雇佣，从最低限度来说只是为了养活自己，而不是将自己卖身于单位。所以这也要符合经济规律，有多少报酬办多少事情，或者质量上都会有打折扣。想要别人卖命，就要拿出与平均薪酬高得多的报酬来。平均薪酬是与人口数相联系的，特别是那些简单体力和脑力劳动，能替代和竞争的人比较多，而且也与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当生活水平提高再要人去从事报酬低而劳动强度大的工作，雇员是不会愿意的。所以控制人口、在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提高简单重复劳动的机械化替代也是非常重要的。从雇员本身来讲，为钱卖命的也有，而且在中华汉族区还很多，这当然有当前的和传统的社会背景，但当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也会因为一些因素比如重病、离婚等而觉醒，知道健康、家庭、爱情、个人爱好、探索自己所未知的领域等等要更为重要得多。
现在是讲知识产权的时代，因为破解软件、盗用电子书的事件层出不穷，也让当事人大为光火。但从另一个方面想一下，如果无偿的非法下载上传是不公正的，那么购买到自己不满意的软件或者服务就是公正的吗？许多软件为了以更新换代来垄断市场，故意制造有瑕疵的产品来绑定用户和消费者，这又算公正的吗？软件产品相对于硬件产品的一个优势也可以说是劣势就是其可简单复制性，这与硬件产品的独占和垄断性不同。制作一把实体椅子要花费很多工夫，而且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内只能由一个人享用，一把椅子你在用别人就不能用，软件却不同，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提供给最可能多的人使用，即使是一首歌也可以无限复制。因为这种原理，软件产品的利润取得方式也不能象硬件产品那样标示每件产品的价格并用传统的营销方式去销售，用传统的各种保障体系去维护，而且要找到相对于硬件产品更合理的利润点。这些都需要大规模和大范围的调查、维护和支持，而现代性政府应在此有更大作为。当然这要从浏览、下载和引用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衡量才能判定软件产品的价值。现在西方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过于严厉和保守，可能在新的时期和历史环境下反而会起到与他们的期望相反的作用，会压制新的创新和减弱每一项发明创造对社会应有的贡献，也更利于从知识产权上对一类产品进行垄断性经营。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根本的理由在于保护产权人的利益，这种利益往往是以收益的形式取得，但这种收益的取得并不一定就需要限制使用者，也就是非要使用者付出才能取得。这在中国这样的山寨大国就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有时会使新的知识和科技迅速得到扩展和普及。而且有时人发明只是为了自我实现或者是好玩或者探究自然的需要。当然发明者的权益也要保护，问题是找到更为合适的方式而不是使博弈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权益和积极性受到损害。其实以后如果全球大和时代来临，完全可以把所有的软件产品放到网上，让所有人自由下载，而由提供下载的网站计算数额，由网站或者政府根据软件的原创性、可用性、使用价值及受欢迎程度等等付给制作者以相应的报酬。
与经济相类似，当前的分配方式也是不合理，象中华汉族区这样绝对分配不公的地区不必说，世界其他地区也不见得合理。如果论贡献来说，没有人比爱因斯坦等等这些大家的贡献更大，但爱因斯坦并不是收入最高的人，收入最高的却是拿了这些伟大发现，利用资本和占用资源去进行生产的人。西方国家为了建立高福利制度，对个人所得也进行征税，违反了公正的原则，因为个人收入不同于企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也不同于个人消费。单位经营收入是在政府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协调参与中才能顺利取得，所以以税收的形式的将这部分交出会更利于许多协调性或者服务性设施的发展。而个人收入只是与单位相关，而且按正常程序，单位经营收入中已经扣除社会协调成本所形成的税金，再对个人收入征税就属重复征税，也不利于个人去自由支配自身的收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事实证明收入调节并不能达到均贫富的目的，却让巧取豪夺成为可能。中华汉族区是个人所得税征收十分积极的地区之一，但其结果并没有使基尼系数下降。那种想以此来缩小收入差距的理想只会打击多劳能者的积极性，许多富豪在某些国家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额度时移民国外就是明显的例子，而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既不会从中得到现实的利益，也不会因此变得积极工作，更不会感谢政府。因此，向收入者收税，一方面使高收入者想尽办法逃避税收，也使他们不再想去更积极地创造价值，另一方面也使低收入者安于现状，从而减低了收入本来所应有的奖励和调节作用，也影响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也许有人会担心一些高收入者不是靠能力而是关系等等取得收入，但这些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而不是收入调节的问题。每个人、每个公司、每个利益相关者都不是傻瓜，有时他们所做的事情虽然有悖常理，但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将有利益往来的人员的亲戚招进公司来，给上级的亲属以优厚的待遇等等，他们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和好处。而这些潜规则只有社会真正达到公平后才会消失，而不是依靠个人所得税去调节。但消费因为与社会协调挂钩，从商品中征税是可行的，特别是奢侈消费品方面，因为其对于社会财富的稳定增长以及稳定并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发展经济无力的政府是作孽的政府。经济是一个地区的人得以生活得象个人样的物质支撑力量，一些落后的地区往往暴力和色情泛滥，人在生活中也不把自己和他人当人来看待。当然，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也还存在，但这要存在于相对封闭中，只要与外界有了实质性接触，就很少有人能继续保持这种心态。信仰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信仰可以使所有信仰者在一段时间，或者少数坚定份子在所有时间内过得坚强，但不可能让所有人在所有时间内都有满足感。精神毕竟还需要物质来支撑而互相促进发展。另外，从守时的程度也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程度。处于原始狩猎和采集社会阶段如许多非洲国家的按时是按半天来算，到农业社会如中国等地是按小时来算，到工业社会阶段则变成了按分钟来计算。
虽然学术、经济等有着各种弊端，但它们是倾向于全球化，所以全球化的速度非常快。相对于艺术、经济甚至地方文化等等来讲，政治本应是最该全球化的，因为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是为全体人类服务的，也是最不应该讲求私利不开放的，所谓政治，就是大家来议论，大家来献策，大家来管理。许多事情如果跳过政治，不仅执行起来有很大难度，而且无形中会增加很多成本。比如救灾，一个透明度高的政权和政府就比一个效率低下又喜欢中饱私囊的强许多，救灾物资也会更快到达需要的人手中。大众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而不是象一些所谓的思想家所说，是治理国家、管理民众的艺术，或者是少数精英管理多数民众、或者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行为。因为政治一旦由少数来掌控，就会出现种种弊端，对于少数来说，总是要出于其自私的本能而利用自己的才能为自己或者亲信谋利，对于其他人的权利则能不问就不问，甚至肆意践踏，不仅才能使错了地方，也坏了公正的规矩；对于多数来说，则少了对包括自己权利在内的政策制定的关心和出策出力，也出于自私的本性，能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就钻。结果反而造成整个社会上下都视法律和政治为无物的局面。规矩破坏掉，整个社会就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中，反而要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去维护。不管是实质上专制的东方，还是表面上讲民主的西方，无论统治者怎样造势，选举都吸引不了所有人的注意，只是因为那是“他们”的事，和“我”又有多少关系呢？但现实中政治却是最后进入全球化，其进程到现在还看不到很大起色，象欧盟与欧元区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实体建立起来运行也十分不畅。其实这也还是利益的原因。既得利益者是无法将已获得的巨大利益让与其他人或与他人分享的。象国家元首及其权贵们都是如此。政治不可避免要拖全球化的后腿。现在无论在中华汉族区，还是在伊斯兰地区，还是在俄罗斯，还是在美利坚地区，每个有良知的人、甚至只是与政府对着干的人都可能被精神病、被自杀，或者以各种莫名其妙的死法被处死。而在中华汉族区的统治者所出台的关于精神病患者自愿入院的“新政”更是阴险，却又违法。如果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入院要求自愿，那还要监护人做什么呢？这样做只不过是将矛盾推给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以反对那些反对被精神病的人做借口。而这问题的实质都在于这个政权一方面不作为，另一方面又乱作为，全都是为了自己的暴政统治服务，这也是暴政统治的产物，因为统治者不想让自己为所欲为的做法受到限制，在受到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就只能实施这种看起来十分脑残的荒谬政令，这只能说是落后而封闭的政治意识形态对已先进一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绝望的打压。每个地区的文化塑造每个地区政治人物和政治行为的形象，但作为一名政治家，有些方面是共通的，当做为一方长官时，就要对这一地方的人与事物负责，就要从整个地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从个人私利或者家里那几个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否则就是以公谋私。人的社会角色不同，相互之间不能混淆。比如一个父亲同时也是一个儿子，也可能是一个省长，在政府里做省长决策时就不能再以父亲或者儿子的身份去考虑和行事。这在血缘关系十分紧密的中华汉族区很难行得通。但即使如此也要分清，否则有令不行，行而不远，禁而不止，政府规定也就失去其应有的效力。
对于政权权利的取得来说，代表和被代表都是不利的，因为每个人的要求不同，而要让议会或者代表大会里的每个代表去代表上万甚至上千万人的意志本身就是荒唐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表达自己权利愿望的正常途径。在时代未发达到网络选举涵盖整个世界的时候，按什么样的阶层或者人群来进行怎样的比例分配就显得十分重要。美利坚地区是州数和人口数来分配，印度是按地区，中华地区比较复杂，是按党派、人口、地区、性别、知识层次等等来综合考虑的，应该算是分层代议，但是这些都不能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意愿得到表达。在印度地区，不按等级分配比例的议会成了维护种姓制度最坚强的后盾，而中华地区的选举和代表大会因其权利高度集中以及作为摆设的实质而常常被世人所耻笑和诟病。以代表制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也许只能在人口基数较小、文化模式比较单一的地区实行，怎样去完善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以后政府的职能也许更多的是协调和执行，决策权应该交给大众。“执”政者更多和更应该的是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当然这也要求真正的决策者们即人民的素质提高，而不是把自己的权力和命运都交给权贵们去决定，也不能象雅典人那样胡乱决策，否则纳粹式的由民选又体现畸形民意的执政方式会一再出现，就象在西方和伊斯兰教地区出现的那样，那么就与东方式的专制没有什么区别了。当大众意见不统一时要进行协调，但不是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为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其大多数人的立场有时并不公正，也不符合发展的原则。真理的颗粒存在于人民中，但不是在大多数人当中，有真知灼见的人毕竟是少数。言论自由是要每个人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并进行思想的碰撞之后，才有可能找到合理而又稳妥的解决方案。这也就是为什么专制容易产生广泛危害的原因。言论自由的界限也在于公正，即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总是提倡暴力解决问题的言论是不允许的，除非这种言论是为了制止暴力或者维护公正的目的。另外附加的一个潜在条件是言论应当是个人真实想法的流露，而不应是被胁迫、被收买而发出的，因为言论自由的精神即在于自由言论，在于自由精神，被迫和被收买都不合这种精神。当然有时为了公正的需要而让想保持沉默的知情者被迫发言，但这样做的前提也是为了公正，并且也是让知情者言其所知，而不是其他人授意的内容。被收买的言论则基本上属非自由言论，五毛和水军等等只能是专制和强权的产物。五毛是所有通过不正当宣传取得个人利益的统称，包括各种名不副实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及辩解行为。虽然中共的宣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非常有效，但那是因为这些宣传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当时的中共的确是这样想也这样做的。而现在他们所做、所想与所宣传的已经背离很大，而且越来越背离，自己都不相信，又与现实相脱节，怎么会起到让别人相信的效果呢？五毛只能是一个表现很无耻又尴尬的存在。
政府维持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经费，包括雇员的工资等等应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消费所产生的税收。因为正常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如果要顺利地进行下去，那么就需要公共资源的加入和合理配置，这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为支撑，当然也要以税收的形式给予补偿，以利其循环运行。而且这种方式是最合适的，因为纳税者正是享受服务的当事人，而不存在多交少交的问题。坐一次飞机就交一次飞机正常飞行所需要的民航、信息等社会服务投入而产生的费用，坐汽车的就交汽车保养、道路养护、交通维护等等所产生的费用，而不必为坐飞机的交钱。当税收不足以补偿政府和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行时，就需要将赤字部分按有收入者的人数平均分摊，因为这是公共部分，每人享受，每人也要承担义务。平均而不是象现在一样收所得税，是因为那是个人能力突出的人的奖励，这和地租以及商品的价值的道理是一样的，向有能力者多收现实中也不能带来缩小收入差距的实际利益，从道义上来说也是不公正的行为。平均分摊是比较合适的办法。而没有收入接受救济的人既然不交纳，也就无法享受其政治人的利益，虽然其作为自然人的利益是得到保障和保护的。对于富人也要用法律手段来杜绝其利用才能、关系和社会漏洞等等进行损人利己的行为。总之，在政府行为和公共关系上也要时时处处体现公正的精神。

文化与保守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探索自然中形成的一种固化的认识，是为适应环境与生存而形成的特定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生存的日益艺术化。一种文化可能是对自然对自身正确的认识，也可能是错误的，再加以各种鲜亮外表的包装，就成了后代要严谨恪守和顶礼膜拜的神祗样的信仰。一种文化发展到顶峰，会产生让新的文化所代替的后人所不能想象的高度细致和精巧。例如石器，发展到新石器之后，其许多制作工艺是握有更先进生产工具的现代人所想象不出来的。但这也就容易让人止步，固步自封，画地为牢而被拥有更新换代的文化所赶上和超越。现代的中国学者总是在鼓吹，直到清末中华汉族区的GDP仍占世界多少多少，是第一位的，只是这种落后的生产工具所生产出来的即使是十分精致的手工产品，纵使卖价再高，又如何能与新兴的还不是那么完美的工业化产品相匹敌？历史一再证明，表面上的强大未必是真的强大，只有内涵的强盛才是真正的强盛。另外文化是有地域性的，或者说其首要的特性就是其地域性。因为文化之所以存在，许多是为了适应当地特殊的气候、地形、物产等等的产物。各地不同的服装、有特色的用具，等等，都是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而形成的。比如欧洲因为气候较为阴湿，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而利于牧草的繁殖，适于放牧，所以他们的衣物也以动物皮毛为主，鞋子也是皮制的。而东方的季风气候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牧区反而只能在长城之外分布，所以东方人衣着所用的材料以棉麻等植物性纤维为主，鞋子也有草鞋、布鞋、木屐之类。而象东方的服饰—汉服、和服等等，除了表达了东方人的天地观以外，也是注重环保和适应环境的。汉服是开放型的，无论胖瘦都可以穿，较之西方需要严格根据人体型裁剪到位更利于环保，而宽袍大袖比较适应东方天气变化冷热温差较大的季风气候，当然根据儒家的观念而设计的内衣大小便时不太方便，但是现代人足可以不穿汉服的内衣。可以说，不同的自然地域特征决定了当地最突出也是最核心的文化特征。而这些文化特征又对当地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东方宗教与西方宗教就有显著的不同。人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对自然伟力的崇敬，使许多自然崇拜由此而生，对于许多现象的解释不同使他们形成相应的祭拜和信仰模式。这样，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文化人群也就是民族也形成了。当不同的文化遇到一起时，就会先发生激烈的冲突，通过此不同的文化人群在认识其他文化的同时也在认识着自身，继而互相侵入对方文化领地，进行文化理解和交融，而最后各自形成既不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新文化。当然文化也有顽固守旧的一面，也就是保守，这也许是与文化人群对祖先的敬仰、对于失去自身认同和与其他人的区分标准的恐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既然是在不同地域产生，当这些地理因素还没有丧失的时候，这些文化的内核也就是适应地理因素的部分也就还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也就不易被代表其他地域特色的文化所取代。这里面还要考虑到民族压迫的成分，有的民族比如犹太人仅凭其信仰犹太教就可立于世间，不管散布到世界哪个角落也不失其本色，只能说民族心理力量的强大。当然犹太复国主义也有一些犹太人比较顽强坚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原因在，但其借口实在让人感到无力。如果仅是因为《圣经》说迦南之地应该为他们世代所有的话，那么所有其他的民族也有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传说或者祖训，是否也可以说他们也要保留他们的土地？这样美洲白人也应该回他们的欧洲老家去，民族和地球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又从何谈起呢？事实上从历史上看，往往是外来移民比土著更占据优势，因为他们往往有着更强的生存本领，有更高的文化，即使没有更优秀的文化也有更强的武力，土著往往是被征服和同化的对象。当然，以色列作为一群叫犹太人的地球人的后代带着全新的欧美式文化重新回到他们祖先所居住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群新的人类进入到已被其他人类占据的地区，这也算是一种人类互相融合的现象，如果是发生得平和一些就更好。因为人类互相融合和尊重是大势所趋，只是由原来的野蛮征服等等血腥的方式而变得更加柔和，更加和平。如果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能取得和解，一起建设巴勒斯坦地区将是神比较喜欢看到的注解。而一些国家的统治者比如中华汉族区的中共领导人总是以文化的差异性来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文化的确是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积淀在不同的文化心理中，形成人们对同一件事物的不同看法，但这并不能成为人们之间是无法沟通和理解的借口。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并不能以违反基本的普世价值为前提，即不能损害个人、集体、社会以至整个人类、整个生物圈乃至整个地球、整个宇宙的合理利益。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是地球人，我们也许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或者外星球上的智慧生物沟通有障碍，但并不是说我们内部所遵守的基本法则和原则是不同的。所有国家的人都可以互相交配、生子，都能食用和消化同样的食物，都有喜怒哀乐，也都对被欺骗和被侵犯感到愤怒或者悲哀。而有些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殊心理。比如欧美人力争要取消死刑，是基于其基督教义原理以及影响下所形成的心理。他们认为人是上帝的羔羊，总有犯错误的时候，而且这种错误往往是和他成长所处的环境有关。基督教导他们要宽以待人，即使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感化而不是惩罚。而中华汉族区则在儒家和佛教的双重熏陶下，在暴力专制的长期统治下形成自己的以德报怨学说，认为人性本善，只是有些人在成长中本性被蒙蔽而去作恶。但他们在其文化熏陶下产生的心理是有问题的，因为这违反了公正的普世价值，也违背了基本的人性，那就是做了错事就要受到惩罚，这种惩罚也必须是与其罪则相应，目的是惩恶扬善以及杜绝可能的犯罪，因为人性从恶的方面来讲有着无限扩张的倾向，也是与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背道而驰。反对死刑和肉体惩罚的大赦思想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种惩罚的不可恢复和弥补，人死不能复生，如果是冤假错案就势必造成绝对的不公正。这当然也有道理，但相对于冤假错案，对应处死或肉刑的人而不判相应的惩罚更是不公正。冤假错案毕竟是少数，而且在提高办案和判案人员素质、新技术应用于刑侦、提倡全民办案以及有疑问即不得判死刑和肉刑以后，这种现象的概率在新的时代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如司法程度比较健全的美国的死刑判决中就基本上没有错判，而真正出现错判案的地区如中国，则是与司法程序不公正特别是刑讯逼供、司法不独立以及胡乱判案紧密相联系。而因为此就对证据确凿的杀人及身体伤害网开一面，这却也是绝对的不公正，特别对死去和受伤的受害人来说，不能因为伤害或者死亡已经形成就不再去保护所有没被伤害的人的潜在利益，不再去追讨这些杀害和伤害所带来的生命损失以及对其亲人的感情伤害。何况长期的看管所造成的人员、场地和费用都是巨大而又不必要的，加上罪犯本来是对身体的伤害却要付出自由被剥夺的代价、监狱中更可能出现的对罪犯的不公正对待，公正的死刑和肉刑反而是正当的。总之，出于某种抽象的善意理念以及对一小部分公正本身的怀疑就不去实施更大范围和更公正的判决，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公正的态度。
判断是否为普世价值，可以看如果一种公开宣传的行为准则与另一种准则起了很严重的冲突，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这两种准则中的一种或是两种都有可能不是普世的。真正普世的准则是整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应当赞同并且愿意遵从的，而不只是当中的一部分人。而恶是最小范围的准则，也可以说是最小的善，因为它只对某个人有利，或者说暂时有利，而从长远看，它对任何人都没利，因为做恶的人终会被其他恶所征服或取代。只有基于所有人幸福的善才会对所有人有利，而最基本的善即是公正。所以公正，而不是宽恕，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真正的普世价值是需要整个人类去共同探讨，而不总是由一种文化提出、让其他文化接受。而现在还有许多人出于罪恶的目的，使有的人被剥夺了权利而去提出他们所认为的普世价值，这些价值就不可能是普世的。
人是保守的，其保守性有可能来自于其对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稳定性的要求。如现在的法国，从最近的反同性婚姻游行，到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对美国的低眉顺首，也可见到法国从对胡格诺派大屠杀和维希政权中所继承下来的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另一面传统，不管是法国的左派还是右派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也许，一个小丑样的总统正符合现在法兰西的形象，而不是他们所标榜的三色旗。纯洁与无知不同，纯洁是在经历了许多，也学习了许多之后，仍然保持原初那份对世界善与美好的看法。知识和智慧不仅不能阻碍，甚至有助于这种心境的提炼和升华。而无知是因为害怕内心受到污染而拒绝一切改变、智慧或者知识的熏陶，实际上是因为自己过于愚蠢，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对各种诱惑加以抵制，而这不仅与神要求人类的发展背道而驰，而且也会使人陷入到无知而产生的偏执与武断中去，这是专制和保守得以产生的土壤。如果敬神，就不要害怕改变，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纯洁的心，才能与神相通。
维基解密小组和斯诺登只是做了正常人和普通人所应做的事，所以面对美国政权的高压而不象一些人想的显出英雄式行为是情有可原的。而相对于已经被美国政权所绑架和恐怖袭击所摧毁心理的美国大多数人，这种行为已经使维基解密小组和斯诺登变成了世界意义上的英雄，这与罗斯福在二战中对世界所做的效果是等同的，即不屈服、不放任，保护人类的自由和民主理念不受侵害和蒙蔽。这说明，在信息日益发达的今天，小人物也可以做大事。当然我们也往往可以看到越是体面的、成熟稳重的人越是趋向于保守，这是因为毕竟新的生活方式带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使这样的人感到害怕。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和小规模地实验就贸然进入，就很可能出现那几次大的人为选择的灾难所带给人类的苦难，将20世纪变成血的世纪。人从行为和思想的保守度来说可分为几类，每个民族大体上也可以做此类划分。一类是思想保守而行为开放，中华汉族区和日本地区等东方民族可为代表，他们严谨到顽固地遵守一些规章，不去触犯，却又在本性和本能的驱使下去破戒，从而其行为和思想变得十分矛盾，而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甚至大兴文字狱，在行为上却并不检点，“做得说不得”的脾性也与此有关；一类是思想开放而行为保守，可以英吉利民族为代表，这是产生绅士和淑女的民族，绅士和淑女意味着遵从一定的已经形成和被世人认可的行为和道德规范。与新新人类相比，他们行为上更严谨、更保守，但他们并不严格排斥各种思想的传播，保守党和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知音，找到传播的途径，英国能成为工业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先驱也在于此；一类是思想和行为皆开放，以法兰西和美利坚民族为代表，这是新思维、新主义产生的源泉，也正如此，众多的发明创造、引领世界的时尚甚至思想都从这些地方汩汩而出，滋润着各处，只是有时也急于想品尝新鲜而造成失误和失败，法兰西地区大革命带有法兰西地区人所特有的浪漫主义气质却又十分血腥，美利坚地区反战时期的嘻皮士运动以及毒品泛滥都可以见到这种思想和行为皆激进的另一面，当代美利坚地区各种思潮涌动，但其中许多是带有危险性的，当然美利坚地区因为国土广大和思想的开放性，地区与地区之间还不相同，思想和行为的交互模式似都有；最后一类是思想和行为皆保守的，以伊斯兰地区和非洲众多民族为代表，这会形成一潭死水一样简单重复的固化模式，十分稳定，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阻碍了新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产生，也会因此使各类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得到总的爆发，其摧毁力十分巨大。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既要有发展又要有稳定性，这其中以思想开放而行为保守些为好，通过不断的思想进化来推动相对稳定的社会向前发展。然而其他也是一种补充，因为只有某一类存在而没有其他的思想的冲撞，新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就不容易产生。但是现在看来欧美各国已经历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其思想和理论在变得成熟的时候也变得日趋保守。这比较好理解，因为一种原本是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元素的汇入就会变得停滞不前，在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赶超时就变得相对落后了。历史往往就是如此，当一种理论或者思想在初创时，虽然有种种局限和缺陷，但也就有了很强的生命力，随着后代将其立为正统，日益将其完善而变得十分系统并被普遍接受时，这种理论或者思想就因表面上过于完善而显得过时，需要新的理论来加以升华和取代。就象牛顿的经典物理学注定要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取代、中华汉族区历史上由诗到词到曲的演变一样。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准则也需要新的架构来代替，因为毕竟那是基于西方文明之上，而非真正的将所有人类文明都包括在内的普世文明之上。欧美地区变得落后似乎也不可避免，除非人类真的能走上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世界上每个人一台手机和欧美地区每人三台手机、别的地区十几个人一台手机，哪个利润和创造的效益更大？这还没有加上因为地区差异而造成的对手机功能不同需要而产生的潜在商机。要想富，就不能只是想着自己富，大家富起来才是真的富，否则即使是富起来的也会最终失去他们的财富。
当许多国家的人民起来推翻其暴力政权时，表现出来的似乎是人民与政权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流行于利比亚、伊拉克人民中间的暴徒文化就只能产生象卡扎菲、萨达姆这样的暴君，因为只有狼王才能在狼的世界里一统天下。在中华汉族区，如果每个人都在工作中极力想多捞一些好处，有孩子的人尽一切办法为孩子的将来铺路，那么他们就没有资格去指责那些贪官和官二代、富二代的父母们，因为他们所指责的对象只是做了他们想做而没能力做到的事情而已。而在这样一个表面上对权力和不义之财、不劳而获深恶痛绝，实际上却异常热衷和推崇的社会环境中，贪官与官富二代的出现是很正常的。拿腐败来说，在一个腐败盛行的国家或者地区，可以想象那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民或者无法从正常途径满足个人实现自我的需要，政府在国家整个框架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社会也以下层服从上层、层次分明、各层之间缺乏流动为特色，其社会中的每个人说起腐败来往往义愤填膺，但或出于羡慕，或出于妒忌，从而使他们在一旦有可能达到他们表面上所痛恨的那个地位时，依旧会腐败得有模有样。拿中华汉族区来说，没有儒家思想文化就不会有绝对的平均主义，也不会有那么多农民和流民起义是以这个口号相号召。中华汉族区人对于不如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甚至只是与自己文化有差异的国家和民族总是带着天朝大国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去嘲笑，也就有中华汉族区政府对外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应对措施。中华汉族人对于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总是火冒三丈，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往往会因为仅仅在某一点上的意见不同就反目成仇，而互相敌视和攻击，认为对方是完全错误，“道德”上是丑恶的，这种小人做派在中华汉族区政府的一些行为上也可见到。比如，为了证明自己是“新”的，就要把所有“旧”的打倒批臭，无论是改朝换代时烧掉旧宫殿、捣毁旧城市，还是文革时的批资斗修，以及“敌人所反对的就是我们所赞成的，敌人所赞成的就是我们所反对的”等等，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上的“洁癖”实在让人无语。所以，改变其民族心性中比较“小人”的一面与反暴力是同等重要的。另外这也说明，要与一国的人民打交道时，既要注意人的共通一面即共同的人性和普世价值，也要注意文化有差异的一面。美利坚地区在二战中注意到这一点，向人类学家请教，受到《菊花与刀》的影响而保留日本地区的天皇制，避免了双方人员更大的伤亡。而在现代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人却完全抛弃这种做法，以小布什为代表的战后成长起来的美利坚人任由从自己想当然的民主、自由出发，去人为地制造混乱，在这些地区举步维艰也在所难免。
可笑的是，西方国家在提倡民族国家的同时，又在提倡文化多元性。可知所谓的民族国家即是一个国家最好只由一个民族构成，这样的文化只能是单一文化，而不可能多元。单一文化或民族当然有其优势，比如其向心力比较强，容易全民上下同心协力，共渡时艰，政府的政令也容易理解和下达，而且不容易出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社会稳定有好处。而其劣势也十分明显，即全民思维过于一致和单一，会在许多政策中缺少灵活性和多面性，从而对社会发展造成损害，而民族内部自大自满、对不同思想进行排斥的井底之蛙思想也很普遍，且容易安于现状。现在单一文化和民族已经不可能，西方殖民已经打开了过去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封闭之门，除非是那些铁定要与外界绝缘的国家，否则都会感受到这一点。
文化多元化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这些文化都是非暴力的，即使产生文化冲突，也不能用暴力的形式加以解决，因为多元化本身就是为了在良性竞争中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并互通有无，以取得共识和共同进步。含暴力的文化就必须加以转变，否则就只能成为陈迹，即只保留其对人类发展有用的部分。而现在在许多地区实行的是文化灭绝，即使是在以往以文化宽容著称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文化圈，今天对其他文化的不宽容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不得不感谢西方所带来的强势文化和竞争意识对这些文化圈的浸染，使文化落下风即灭绝成为世界性共识。而讽刺的是，始作俑者的西方现在却认识到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性，而又提倡起来，只是他们所造成的恶果已经在世界范围漫延开了。
文化多样性既然为多元，也就不应存在一种文化压迫、取代甚至灭绝其他文化的现象，就象在经济领域不能存在垄断企业一样。任何出现这样的苗头都要警惕，并在合适的时候给予坚决打击，迫使并使其最终自觉地遵守多样性的规则，否则就要象取缔纳粹组织和思想那样加以根除，因为其对其他文化的灭绝直接影响到文化的多样性，也注定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痛苦。而且在多样性的多元文化，也应当是有主次之别的，这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来选择，还是由文化对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来决定。在一个地区占主体的文化是对当地环境适应性比较好的结果，相对于其他文化，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地的次要文化，都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当地资源，更有效地逃避和减少自然灾害。而次要文化除了对主体文化有所补充外，也会吸收主体文化中适合自己的部分，以适应当地的环境。比如随叶卡特林娜二世迁移到俄罗斯的德意志民族，除了保留本民族在原生存地的一些文化特点外，也为了要适应俄罗斯地区的环境而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从而形成不同于原居地和现居地文化的独特德意志民族文化，以致在二战后被苏联人赶回到德国后，仍保留着这种文化特色。当然也有外来文化取代当地主体文化的现象，比如现代欧洲人取代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要外来文化足够的强势，即有能改变当地环境的能力，而当时的欧洲人文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等各方面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因此能不仅在美洲取代印第安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取代了当地主要为自然经济的原始文化。二要这种外来文化自身也有很强的适应当地环境的能力，就象美国文化与原欧洲文化并不是等同的，而是原欧洲文化进入美洲以后，适应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特有文化，这就要求这种外来文化本身要有很强的可塑性。这也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可以在世界各地成功，而欧洲天主教文化就差一些的原因。伊斯兰文化也是如此，其中一些世俗性比较强的亚文化就比较能适应，而一些顽固和保守性较强的在迁入地就比较难以适应和扩展。但无论如何，任何人到了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民族、来源地区、性别等等受到歧视甚至攻击，这是不可置疑的。
西方因为害怕出现二战中出现的文化排斥和灭绝，而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且态度依然是歇斯底里式的，比如在废除死刑问题上就要求别国和他们一致，即使自己国家也因此出现诸多问题。他们以为这是合人性的，是普世价值的一种，但也只是自以为是而已，却不顾反对和异样的声音，这是否也是一种武断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行为呢？至少这种行为是违反公正原则的，只不过因为欧洲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并且利用其实际上存在的内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进而影响到一大批追随国，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与沙特利用其石油经济和圣地的优势，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推行原教旨主义是同样的道理。有信仰不至于被迷惑，但容易偏激，这一是取决于信仰本身与人类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大还是小，也就是信仰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如何，对其信徒物质方面的规定越详细和越死的信仰，其与世俗生活的矛盾越大，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低，因为信仰本身就是精神性的，与世俗生活的发展规律并不相同；另一个是取决于其信仰本身规定或信徒倾向于采取何种手段解决冲突，更倾向于暴力解决的更为专制，也就更为偏激。原教旨主义虽然本身在表现上不一定是激进和暴力的，但在思想层面和认知上已经是激进和偏激的，这种激进和偏激是由他们所信奉的是旧时的经典而与现在产生矛盾，又顽固坚持旧时的规定而产生的，这就为激进主义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行动基础。所以激进主义在原教旨主义基础上产生就不奇怪了。
当然，现在伊斯兰教所做的是基督教在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时期所做的，当年基督教徒迫使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信仰了他们的宗教，更远一些讲，是所有形成气候的宗教所共同走过的扩张的道路。可惜的是，时代不同，也不能再使用原来那种用武力和强迫来使人改变信仰的手段。在不同的文化、信仰等等刚接触时，就要看其是否是开放型的，即对教徒的约束是否是松散和自愿的，另外是否愿意彼此间和平相处，如果非要采取东风压倒西风的方式，就要给予打击，如果是一种纳粹型的，就不能让这种信仰再传播下去。宗教和信仰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不是以暴力威胁和强迫，本身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改变和摒弃其不合时代发展与共同人性的部分，注重与其他信仰的和谐相处，那么文化多元性才会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西欧正处在美国移民时期那种各种信仰混杂而混乱的局面状态中，只是现在还只是无神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或者说西欧式生活与伊斯兰生活的碰撞中，只是文化二元性，这很容易形成二元对立的局面。而其他对人类有所贡献的如佛教、印度教、儒家、非洲和美洲原始宗教甚至东正教等并没有进入或者在这个体系中起到有影响的作用，这是否是文化多元仍是值得怀疑的。只有多种文化共同生长，才有可能在交流而非碰撞中达到交融的目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些文化本身是不是宽容的，是不是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和文化，否则不仅不能带来文化多元的好处，反而会引发社会持续的动荡。

自由与纪律
看过德国电影《浪潮》的人都会对里面对于集体生活和一致行动的恐惧，以及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的忧虑印象深刻。据说故事原型还来自于美国，一个向来标榜自由主义的国家。故事的最后，当然是安排了集体主义的幻灭作为结局。只是，自由与纪律、个人与集体真的是水火不容吗？即使是纳粹所提倡并由此起家的集体主义，是否就没有一点实际的和正面的意义呢？将纳粹的崛起和泛滥归于其纪律严格、共同信仰之类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法西斯的臭名昭著并而对纪律和集体主义讳莫如深，很有些投鼠忌器的意思。法西斯的确重视纪律与集体，但并不意味着所有重视纪律与集体的就都是法西斯，因为这本来就是两类事物，是众多组合中的一个特例而已。纪律与自由并不是不可共存，同样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也是如此。在同一个社会中，各个行业不同，所需要的参与者的品质也各不相同。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提倡集体主义，其正面意义在于一方面运用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促成共同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也使个人有归属感，处于相同理念的集体中的个人会感觉更为舒畅一些。但纪律和集体主义需要有一定条件，即非暴力，不得将目标定为歧视、消灭另一类特定人群，除非这个特定人群本身持有非法暴力，比如暴政之类。集体的目标应该是多建设性而尽量少破坏性的。建设是指对个人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有益，所以为公正而实施的暴力依旧是建设性的。如中共在建国初期对生产力的恢复是建设性的，对人进行划分并给予不同对待则是破坏性的，在经济建设中领导人的初衷意愿是建设性的，但由于不听取其他意见，一意孤行，大搞人有多大胆的唯心主义，其实质结果仍是破坏性的。建设与破坏，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必须依照那句老掉牙的话：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集体成员无论在集体内部和外部都要宽容地对待不同信念者，包括理想、意见、看法、人生观等等，只要这种信念不是指向无辜的非暴力人群，并且不提倡以暴力去实现其理想，那就是可以共存的。在运行过程中也要尊重其每位成员的个体自由，不能强迫或者用歧视的态度去对待存在分歧的成员，也不能借口肃清队伍中的异己而实施独裁和暴力统治。其实，除了纳粹之类，其他人类群体活动也有强调纪律及共同信仰的，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以宗教为代表的信仰。信仰同宗教的人在特定时间到特定地点去进行礼拜，有共同纲领以及相似的心理特征，有时甚至是穿着同样的服装来表明他们的教徒身份。但是除了宗教战争时期以外，宗教并没有变得象纳粹那样极端，其原因就在于其集体目标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宗教是信仰神的行为，并不要肃清异己，虽然历史上各个宗教都有过多次对异端征讨的纪录，但更多的是通过信仰将人们联合起来，因此在表达上更多的也是采取相对固定而规范的宗教礼拜活动。其他类似的信仰组织也是如此。而所带来的结果是教徒内心的纯净与强大，能更平和地看待和对待他人。这从另一个事实说明，只要是公正而且非暴力，讲纪律和集体主义同样是可取的一种人类生存方式。中华汉族区现在所经历的奇迹也说明遵守纪律的好处。纪律有优缺点，就象过于自我也有使人散漫、过于自私等缺点，过分强调也会使极端自由和个人主义思想给社会带来危害一样。为共同目标奋斗并不是要消灭所有个体和个性，宗教与纳粹的区别即在于此。实际上有信仰而又守纪律的人会在艰难时期更容易面对艰难困苦，如中华汉族区50—60年代的人。如果纳粹不搞迫害和独裁，那么集体主义也许会成为其凝聚人心、致力于共同建设德意志的强有力力量。自由与专制、与独裁才是真正的不相容。法西斯主义只是局部的善，即对雅利安人种族的善。
而在东方，儒家则想采用让个人完全放弃自我的方式来达到它所设想的以礼为最高境界的善。问题是自我本身包含着善和恶两方面的内容，即除了负面的不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自私以外，还包含着对个人、对社会的发展都有利的自由因素。儒家这种将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的做法并不能使它实现圣道的理想，却因为压制了正常的个人需要而迫使人变得伪善，伪的卫道士横行，整个社会也因为个体缺乏动力而整体变得死气沉沉，这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毛派表面上打倒了孔家店，但只是取消掉儒家对于社会建构的一些具体做法，而在实际上、在精神上传承甚至是发扬了儒家这种克己复礼的思想。狠斗私心一闪念，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集体生活，无论从思想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是将其发扬到一种极致的表现。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穆斯林兄弟会等类似原教旨主义组织在世俗的伊斯兰国家屡屡碰壁表明，清教徒式的依靠限制人的欲望来实现其理想的想法在发展到较高水平的经济和日益追求自由的生活面前不堪一击，只能在那些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才会得到追捧。而且这些“清教徒”自身也会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转变，但由于这样的组织往往是专制甚至暴政式的管理方式，所以在取得政权或政府领导权后贪污腐化与堕落是其必归之路。
集体主义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集体的力量体现善的本义，即利他，个人在互相帮助中感到个体满足和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单个的人性是有善有恶的，或者说是有更倾向于自私和自由的各一面。但对个人所组成的集体来讲，善就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这对于集体中的每个人来讲都是最优的选择，而不会因为部分人占有了其他人的合理权益而变得不稳定，这也是一个集体所能存在下去的依靠。小集体有小善，大集体有大善。但总是有人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惜破坏整个大集体即社会的公义，集体内部之不稳定也就由于此，即使依靠暴力统治而得到暂时的安定，也会或者因为这种过分强大的权力让人眼红，或者因为被损害利益者忍无可忍而在任何时间或者任何地点、经任何形式的原因而爆发出来。暴政最终指向的只能是一方或者双方的共同毁灭。当然集体主义要适度，因为集体主义在每个人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期，很容易侵犯到私人领域而变成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独裁。人民公社的彻底失败，也是公有制理想与小农私有制思想碰壁后的结果。总之，只要合乎公正原则，所有做法都不太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实质性伤害，都是值得人类去尝试的。

宗教与信仰
现在的宗教和信仰都只是区域性的，如天主教和东正教主要是在农业和畜牧区，基督新教主要在现在的工业发达区，伊斯兰教主要在游牧和干旱地区，佛教、印度教、道教、儒家等则在东方传统农业区传播。虽然它们都标榜自己是普世性的，但实际上其教义仍然只是在有特定相似人生经验的人群中起作用，虽然有时会依靠强大的武力或者经济或者文化实力传播到其他地区，但实际上由于其所处环境和人生经验的差异，并不能、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接受，比如基督新教在非洲地区，伊斯兰教在印度地区等等都是如此。真正开始带有普世性的信仰也许要算马克思主义了，只是其在认识上的偏颇而给人类带来的伤痛使其在得到广泛接受后就被迅速地广泛抵制。也许现在应该是真正的普世性宗教和信仰出现的时机，那就是对公正和神的信仰。从其表象来说也就是对法律的信仰，而对神的信仰则是对真实的善、对拯救、对人类思想不断进步的信仰。
不同宗教和文化间的争夺，在宗教文化交接地带可见一斑，如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在西班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在西域和印度，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在巴尔干半岛，基督教和原始宗教在印第安人的美洲和土著的大洋洲，等等。种种的争夺并没有让这些人觉醒，去寻找一条不同文化和信仰间更合适的相处之道，而直到现在仍在互相攻击，并以信仰的名义似乎就能减轻其罪恶似的。如果不倡导宗教的信仰的真正自由，不严惩各种宗教极端份子，这种冲突将使世界永无宁日。教徒要互助。
在中华汉族区，儒家属不属于宗教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要看宗教是如何定义的，如果按照比较严格的定义如有教义、正式的仪式等等这些表现方式，那么儒家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儒家却有着与宗教同样的内涵，那儒家就是一种信仰。其实信仰是很宽泛的词，宗教、儒家、共产主义等等都可以称其为信仰。人们由于信仰某种规定而形成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如伊斯兰教的女性要带头巾，儒家信仰下的国家对家庭伦理、长幼尊卑十分看重，共产主义以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为己任，等等。宗教则是规范化和程式化了的信仰，相对于信仰的自发性、模糊性，宗教的教义十分明确，仪式十分规范，但这也有着所有程式化的弊端，那就是失去了创造性，也就更容易固步自封、趋于保守。有调查表明宗教可以使人心灵宁静，但实际上信仰都有这样的功能，比如共产主义，比如法西斯，而且这种宁静也存在善与恶两个方面，就象所有教派的教徒可以到教堂礼拜时宁静，也可以在屠杀所谓异教徒时平静。调查还表明宗教在物质文化不丰富时比无信仰者更淡定、乐观，但同样是在物质水平比较高的北欧地区，宗教人士的幸福感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相差不是很多。这从好的一方面说是宗教有安抚人心灵的作用，从不好的一方面来说是让人安于现状，有麻醉人心灵的作用。这只能说任何事物都是中性的，只有当人去做的时候就产生了善与恶的区别。这样即使发展到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的顶峰，也会就此走向衰亡。无论古代诗词还是宗教都是如此。所以要让每个人与神进行沟通，而不是只能通过僧侣，后者只能是一种辅助力量。信仰是可以交叉也可以借鉴的。闪族三大宗教以犹太教为正宗，而其他两个都是在其基础上互相吸收借鉴而成。人为何要有信仰？是因为有信仰才会有目标，也就是有奔头，人才不会被日常谋生的卑下生活所淹没，变成行尸走肉，才能在形而下的生活中把自己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层次中，也就变得与只为谋生的动物有所不同，而整个人类社会也由此得到提升。每种信仰都有一个从起始到反复、到成熟的过程。比如儒家从孔丘创立，到百家争鸣，到西汉独尊儒术，然后分化，后来又重新统一和正统化，在内部出现对其批判再到重新确立，到现代被新思想和共产主义打倒，直至现在又重新被树立起来，走过反反复复的很长一段过程，相信这个过程还会继续下去。所以只要人类还有信仰，也还不能做到象神那样全知、公正地爱，那么对神的信仰也依旧会存在下去，当然在信仰中科学所占的成分会越来越大。
但是，由于人的野蛮和专制的特性，他们在信仰自己的信仰时并不允许其他的信仰存在，他们或者贬低、或者禁止其他信仰的存在，似乎他们信仰的才是正确而神圣的。这在极端宗教主义者中十分常见。甚至在同一宗教中，人们也因为对同一教义的解释或理解不同而互相仇视，这在大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伊斯兰教有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区别，而各种小的教派更多。基督教教派则更复杂，不仅在东欧和西欧有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区别，欧美还有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而新教也有各种教派，其区别也许仅仅是对教义里面部分字句的理解有不同。但他们就因此而互相敌视，视对方为水火。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体会到神之本意而走到了神的对立面那里去了。试想一下，神在不同的地方会以相同的形象来展示他的神圣吗？神要世人相信，必会以世人所接受的形象来示人，这样才能容易感化和影响他们。比如，如果上帝是一个东方黄种人或者黑种人或者现代人的形象，那么还处在农牧社会阶段的白种犹太人会接受他吗？如果《古兰经》里的一些记载是按美洲印第安人或者东方印度人的生活习俗来进行描述，那么还会在阿拉伯人中间赢得共鸣、取得相信并得到遵守吗？神如果在中华汉族区人中间宣扬小乘佛教、认为个人念经修行是无效的，那还会有如此众多的信仰者吗？神是无形的，也可以说是变化形象的，可以化身为多种身份和形象，就象在一些多神教派中的那样。即使是一神论，也含有多神论的影子。圣经旧约中神是复数形式，这被天主教会解释为神是三位一体的。但圣经开始就有这样的记载：按照他们的形状来造男造女。这说明神不仅具有人的形貌，而且有男有女。这应是犹太人最初对神崇拜是多神崇拜的写照，而在后来男性父权制建立以后，才被窜改为男性一神论。后来又加上蹩脚的肋骨造夏娃理论，使女性成为男人的附庸。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有神和人之外的生灵的存在，圣经中是天使和魔鬼，古兰经中是精灵。这些不同于人的生灵是怎样的，至少在描述中应比人更有法力而近于神的存在。这也许也是多神向一神转化后调和矛盾的产物。因此人类在神灵信仰的最初阶段应该是多神信仰的，这也符合最初的万物皆灵的思想。一神论中也有众多的天使，虽然不是造物主，但在多神论中也没有说过某一个神就是某类事物的造物主。所以一神论也有多神论的影子，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神对人是亲切的，他要亲近人而不是高高在上，以威权的形式迫使人类信服，否则他就直接毁灭这个世界或者部分人就可以了，所以在世上的人也不能自以为是地替代神去做惩罚，除非那个人违反的是公正和不损人的基本准则。甚至有神论与无神论也可以统一起来，只要把有形的观念神与无形的大自然或者更高层次的十维空间存在体合而为一就可以了。无神论者怀疑神的存在，是因为神一直没有以其真正的面目示人，对于一个只是想象中的对象，当然会引起人的无限怀疑。而如果神真的是存在的，那么神就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了，所以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神也好，不是神也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是水火不容，也不应拿来作为对立的理由。所以对本宗教或者本信仰之外的其他宗教或者信仰的排斥并不是神的本意，也是神所不喜的，因为我们都可算是神的子民，自然的产物。信仰什么并不重要，有没有信仰才是重要的。具体的信仰形式是与当时当地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相关联。比如耶稣降生在饱受战乱之苦的犹太人中间，他所宣扬的博爱正是当时流行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人所缺乏的。而穆罕默德在中世纪的阿拉伯人中间宣扬安拉的旨意，将各自为战的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彼此视为兄弟，也减少了当时当地人的苦难。儒家所宣扬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在宗法制社会的中华汉族区也起到了社会稳定的作用。当然，所有的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们只是为当时当地而设。按照常理，神会在每一代人中派使者或者先知（无神论称之为先驱、导师）来拯救世人或者提升世人的层次，旧的信仰应该在新的道义中得到更新而使之升华，所以旧的信仰也不能压制或者消灭新的信仰的产生。什叶派与逊尼派应当视彼此都是安拉的信仰者，都是兄弟姐妹，至于如何表达对神的崇拜，每个人按每个人理解的方式去进行，只是不要有损己损人的行为就可以。而伊斯兰教徒遇到基督教徒、佛教徒也要想到对方也是神的信徒，只不过安拉在以另一种面貌对其进行说教而已，反之亦然。而有神论者遇到无神论者，也要想到对方所信的是神的自然状态，神与对方的自然、或者说宇宙是合为一体的。如果只是拘泥于具体的信仰形式，对待异教徒又十分粗暴，宗教争执乃至战争就会因此而起，这不是神所喜欢和希望看到的，也不是自然界状态发展到人类社会状态的发展方向。所以信仰也是可以叠加的。要知道，信仰之本质不在于你具体的信仰形式，而在于你的心里是不是对神有敬意、对自然有敬意，学习神内心有爱，有对世人的爱。当然有爱就有恨，对恶的恨就是对善的爱。不要因为信仰而丧失人的本真，即本身的人性，包括生而有之的真和后天而得的善。信仰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让人过得更好而存在的，但如果过分拘泥于形式，甚至搞信仰专制，那并不是对神的真正的信仰，而是走到了信仰也就是神的对立面去了。而且，信仰是自由的，如果觉得某一宗教的信条过于呆板，或者过于保守，或者给人的束缚过多而无法忍受，那就放弃信仰这一宗教，去追寻神所指引的新的道路。毕竟数百年前的情况所产生的解决方式并不能完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由某地风俗而产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到了其他地方也不会再适用，更何况现在各大宗教也在为适应新的时代，自身也在努力做着变革，产生新的教派和新的教义解释，信仰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变而变化，而不是让新的时代来受到旧有信仰的禁锢。只有信仰本身才是信仰的精髓，其他具体的信仰形式都只是辅助工具而已，在这一点上不能越厨代疱。事实证明，如果信仰对世俗的介入越深、范围越广、越没有弹性，那么这种信仰也就越容易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更而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如果一种信仰不能秉持神或者自然的宽容精神，容忍甚至公开或暗地支持各种违反公正的行为，也不容许其教徒加入和退出同样自由的信仰自由，也不允许其他信仰到与之进行竞争，那么这种信仰就只还是停留在中世纪，不仅本身会变得保守和堕落（暴力相对于其他生活方式属于绝对的堕落和罪恶），而且也就失去了传播布道和要求信徒信守的资格。要知道，虽然世界各大宗教在历史上、特别是中世纪都存在着因强权推动而广为传播的历史，但是到了现代这样一种个人的自由意志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圣战之类已经属于必须要废除的罪恶了。也要知道，代表着现代文明生产力的工业革命，包括原教旨主义者暴乱所依赖的武器等等，并不是在伊斯兰世界首先发生的，也不是在佛教世界发生的，甚至也不是在天主教和东正教地区出现，而是在经过改良后的基督新教地区首先出现，是新教徒和坚持客观思想的科学家和无神论者。为什么？就是因为改革了的基督教起码在部分上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所以要对顽固坚守传统以及提倡暴力传播的宗教必须加以限制和改进，否则就不能再进行传布。
不仅如此，宗教教义与实际、与现实生活也十分矛盾。基督教和佛教都一方面要求教士或僧人生活清苦以修道，另一方面不仅鼓励信徒们大量捐献金钱，以对上帝或者佛祖表达敬意，还身体例行地用精美器皿、宏伟建筑来显示所谓神的威力。人总是在以自己的理解力来自以为是地铨释神的旨意。而现在宗教上的问题，除了不同宗教之间、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之外，还在于许多宗教团体和组织在主导信仰功能之外，还努力试图去干涉甚至代替世俗的政府事务，对社会按照他们所认为正确的行为进行管理和规范，而由于他们对自身宗教的虔诚所导致的排他性的思维习惯，使他们无法容忍任何哪怕是质疑他们所信仰的声音，所以所有的宗教性组织或者团体，包括象专政共产主义者这样的单一信仰主义者上台，在政治上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专制甚至是暴政，钳制持不同意见或者信仰者，或者强迫他们服从于自己的想法，而从不会质疑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因为他们自认为其想法来自神或者某种绝对正确的理念，他们是代表神或者这种绝对正确的理念来管理社会，最终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意志替代成了神的意志，而根本无视来自其他社会各界的真实声音。无论是历史上的天主教会，还是现在政教合一、政信合一的国家，都在发生着这样的现象。真正的世俗或者社会发展，是需要不同声音加以混合借鉴、彼此弥补、独立运行、共同进步，宗教和信仰如果不是被强迫或者被代表的话，也只能在其所相信的那部分人群中起作用，而不能也不可能扩大到社会上的整个人群，这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体现。所以宗教的要归宗教，世俗的归世俗，政教必须分离。教士们只能在宗教场所内进行宗教活动，而不能在政府中担任实权性的职务，两者决不能混杂到一起。
宗教很多时候很容易与民族、阶级等问题混合起来形成复杂局面。比如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是带着宗教影子存在的。当时的德意志人只是想夺取犹太人的财产，把他们继续当贱民对待，但并不是把他们赶尽杀绝。纳粹则走得太远。只是，歧视其他地球人就是应该的吗？利用自己在政治和军事等上的优势而获得不平等的利益是十分无能的表现。如果对方做的是非法勾当，就依法制裁，否则公平地竞争，任何以任何依据对某一部分人进行保护，对所有人包括被保护的人都是一种歧视。我们现在知道纳粹迫害犹太人和其他他们认为应该消灭的人群的事实。现在的宣传也只是纳粹出于仇视犹太人的目的而加以迫害，只重视道义上的谴责，却没有继续深入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有什么根源？我们可以一层层地剥开这个坚果，站在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被灭绝的起点，一点点追问下去。犹太人之所以被迫害和杀戮，是因为在当时的德意志地区人乃至欧洲人中间，犹太人都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人。犹太人为什么只管他们自己而不管所在国家，或者说犹太人为什么抱团却敌视圈外人呢？因为中世纪犹太人到达欧洲以后欧洲人对他们普遍存有敌意与排斥，让他们感觉不到自己与所在国家有任何联系，在这种迫害下犹太教就为他们产生精神上的归属感。欧洲人为何要排斥犹太人？因为信仰和现实。从信仰上讲，天主教徒们认为犹大出卖耶稣，犹太人处死耶稣，犹太人是恶的化身。从现实中讲，犹太人到了欧洲，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普通欧洲人所获取不到的财富和地位，自然会招人眼红。这是很现实和普遍的道理，任何个人或者群体迁移到别的地方都会因人生地不熟而加倍努力以获取成就和他人的认可，但这也成为土著人仇视外来人的理由。且不说耶稣也是犹太人的事实，单就因为信仰不同以及别人更努力而去排斥甚至仇杀，除了表明欧洲地区人的狭隘与自私以外，没有其他解释。欧洲人刚到达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也因为信仰和谋生能力的差异而排斥欧洲人了吗？为何欧洲人就要排斥？因为欧洲的文化就是互相争斗的文化，先分出你我，然后就开始斗，否则就不会在人类能生存的倒数第二小的洲出现这么多国家了。当然这对各种发展的多样性有好处，但不可否认这是互相争斗而非相互尊重的结果。当年许多欧洲人向纳粹告发自己的犹太邻居，许多天主教士帮助纳粹军官逃出盟军控制区也就可以理解了。而在远东，在中华汉族区，犹太人并没有因为宗教以及行为习惯的不同受到歧视和虐待，与汉族人和睦相处，反而因此日益融入到当地社会，以至其最能区别其身份的犹太教规也久不遵守。两相对比，只能说欧洲人因为所谓的信仰而达到怎样偏执的程度。到现在欧洲人依然如此，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到了欧洲也很难融入当地社会一样，这似乎是欧洲人的某种传统性思维。虽然大规模的仇杀已不存在，但对各种合法和非法移民排斥的态度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东欧都是明显存在的，尽管有些国家因为经济相对落后而没有人愿意去。比如俄罗斯人对中华汉族人、甚至对独联体内部其他地区人的排斥，西方各国带法西斯性质政党和组织的纷纷出现以及驱逐茨冈人等外来民族都说明人的劣根性会存在很长时间。真正要做的不是建立什么犹太人国家，而是欧美人要检讨自己的文化中对待其他族群的不宽容的一面，否则即使不迫害犹太人，他们也会迫害其他民族或者文化少数群体，迫害依旧会存在下去。只是因为信仰的不同而使同一文化或种族分裂并不是朝鲜半岛才有的现象，早期南斯拉夫的塞、克两族，以及后来分化的波黑穆族，可以说人类的自我设限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但这除了之间的仇视与对立，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效果，西方式处理此类问题的方法又简单而粗暴，而且基本上没解决什么问题，还是应该向东方学习，向中印两地的传统文化中一些处理信仰等矛盾的智慧学习。
而在同一信仰的内部，每个人对神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为何必须要别人按照某个或某些人所规定的信仰去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呢？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女人不能抛头露面，男女平等是不合伊斯兰教义的，他们要回到《古兰经》所规定的理想中去。先不说他们所阐释的《古兰经》的教义是否真的如此，对于女性的规定是出于保护还是出于禁止的目的，单就《古兰经》来说，也只是首任哈里发对穆罕默德叙述的记录，而且是从各个版本中综合到一起来的，其是否真的完全合于穆罕默德甚至安拉的旨意是可怀疑的，就象《圣经》也是经过后人修订，其中有许多不合创作者原意甚至篡改的成分一样，这都需要打个问号在里面。而即使《古兰经》真的是完全按照穆罕默德的原意所撰写，这些原教旨主义者也没有真正完全恢复到《古兰经》字面表述的那样。就拿他们所捍卫的伊斯兰道德来说，他们出于维护所谓的伊斯兰教的纯洁，禁止人们使用手机、禁止女性使用化妆品，但在使用武力的时候所用的却是“敌方”所发明的现代机枪、卡车而并非《古兰经》时代的骆驼和阿拉伯长刀。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都利用了默罕时代所没有的物质文明产物，如汽车等机械交通工具，以及电器和互联网等，这些并不是伊斯兰地区创造和发明出来的，也没有在古兰经中出现过，却被这些所谓的原教旨主义者使用，而且用来维护他们所认为永远不变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这不是很荒谬的事吗？即使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怎么可能再回到过去？塔利班在阿富汗几年的统治已经说明这一点。做事要识时务，否则自己做得很辛苦，还属于出力不讨好之类还被人骂。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何要在其他问题上执着于恢复旧时代的传统呢？都是伊斯兰世界之外的现代文明世界的产物，枪炮与手机和化妆品相比，哪个更为暴力，也更为罪恶呢？伊斯兰教严厉禁止偶像崇拜，为此禁止了娱乐节目和影视明星的海报，可什么是偶像？如果不明确定义，那么可以说在伊斯兰世界里处处有偶像，什么是精神领袖？为什么精神领袖一出场，人们都要顶礼膜拜？为什么教义只能由阿訇进行阐发，礼拜时只能由阿訇在前面领导进行？礼拜为什么要有方向？为什么要朝向麦加？那是否意味着神在那里？也就是说在麦加有神或神的偶像？无论选举还是领导人讲话的时候那些候选人和所谓精神领袖的大幅照片和竞选口号算不算偶像性质？那些频频露面的国王、酋长等等政治权贵一出现就要求其他人回避或者成为焦点人物，这算不算偶像性质？为什么只有影视明星这类娱乐偶像或者摆在神坛上的土木神像算偶像而这些宗教的、政治的、商业的等等里面受崇拜的就不算偶像？如果伊斯兰的那些信徒们真的遵从《古兰经》的教导，那么除了神以外，就不应再向任何人、朝任何方向表达敬意、顶礼膜拜，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他们也不应遵从任何其他人的指示而不经由自己的脑子去处理问题、看待事物、对待别人，因为这是伊斯兰教的神所禁止的，每个人都只是凡人而已，只有神才能向人传达他的神圣旨意，即使神是通过象穆罕默德这样的先知来传达，也应向神本身表达敬意，而不是向一个凡人——即使他是神的使者——礼拜，更何况许多被认为是神的使徒的人，并不理解神之本意，也并没有真正传播神的旨意，只是机械而教条地去遵守一些过时规范，却认为其是永恒的存在。看来人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对自己讲自由，而对别人讲主义，喜欢让别人匍匐在自己脚下，这就必然造成都用武器来解决由此产生的争端，造成有武器的一方对没有武器的一方的暴政。这并不是靠信仰、靠经济发展吸引，而是靠暴力强迫来维系。而这并非来自于《古兰经》本身，而是来自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地区所固有的保守思想对《古兰经》的曲解和随意解释。这在中世纪信奉基督的地区也发生过，而且现代在一些生产力不发达而导致的思想保守的地区对基督教的信仰也带有很多原教旨主义的色彩。而在经济和生产力发达的地区，严格遵守宗教表面性的具体程式的色彩则淡得多，社会也显得更加包容与和谐，这在伊斯兰教盛行而经济又很发达的地区同样存在。因此信仰何种信仰不是问题，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在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地区，不管其宗教是属基督教还是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大都是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很落后的地区，不管其是否很富裕，而激进主义更是如此，许多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出身西部富裕地区，却要跑到贫穷的伊斯兰东部地区，因为那里才有他们所贩卖的思想的市场。中华汉族区中共的发迹也是在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山区，可以说都是相似的，不必幻想在这样的经济基础支配下的环境中会出现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起进步作用的组织，而他们的确给人类发展带来了十分显著的副作用和无法抹掉的伤痛。所以，反对极端宗教势力也需要全球人共同努力，而不是各顾各地只去维护本地区的利益。
因为信仰或者生活习惯等等而不能融洽相处的说法都是瞎扯，原因很简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还怎么出国旅游、进行商务活动甚至是移民定居呢？为了土地或者祖先世代生活于此地之类的话也是瞎掰，土地是属地球，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一处土地有永久的所有和使用权，更不必说现代所有的民族和人群都是迁移的结果。不管愿意不愿意，人类之间相互融合将是大势所趋，任何对此的抗拒都只会使这一过程变得艰辛而痛苦，却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如果感到自己信仰的宗教、自己所在的民族或者生活方式受到侵扰或者威胁，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如果是由暴力推行的法西斯式而来，要坚决与其斗争；而如果是和平式移民，那就与其进行良性的竞争，吸收其长处而得到发展和融合，因为这是一个民族或者一种宗教重新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的契机，有危机感才会有发展的欲望。而不是鸵鸟式的眼不见为净，也不是通过排斥和灭绝来继续维护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信仰的形式和方式不同并不是问题，因为信仰指向的是内心，即从心底里表达对神的尊敬，并按神的旨意去生活才是主要的。其实每一种宗教都没有教义明确地规定必须强迫别人来按本教义进行信仰，而只是强调如果信徒们相信，就要坚信神的旨意。每个人都有对经典的理解，只要不是有意地曲解，或者强迫别人按自己的理解去理解和表达信仰，或者象某些教派宣称的那样根据神的旨意去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合理的，因为《古兰经》就在那里，不增不减，里面的规定和启示也已经十分详细和明确了，只要是懂阿拉伯文的人都能看懂，并不需要有人再去画蛇添足地解释一番，因为所有的后人都不是穆罕默德本人，他们的解释怎么就一定是穆罕默德乃至神的本意而不是自己自以为是的理解和歪曲？当然有的人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产生的感悟比较多一些，想得更深一些，但记住：这是由经典所做的阐发，并不是经典本身，就象各种研究文章并不能代替经典本身的学习一样，它们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参考，里面有正确也有错误的成分，这些都需要每个人阅读经典时加以辩明的。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个人对宗教经典的信仰，而不能强迫别人也按你的信仰方式来进行。伊斯兰教已经分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了，那么哪个教派更正确，更符合《古兰经》的本意？因为理解上的差异，那是否就要互相争斗来证明自己是正统？那么这就成了谁的拳头大，谁都有话语权，而不是在理解经典本身的正确与否了。历史上太多这样的例子，基督教有，伊斯兰教有，一些小的宗教也有，而其实对同一件事物产生理解上的差异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实际上具体的信仰表达方式和行为都是与当时当地的环境以及文化相关联的，这也体现了信仰者个体的差异性。比如伊斯兰教规定妇女要戴头巾，是因为妇女们的头发比较长，在伊斯兰地区干旱多风沙的环境里很容易弄脏，而伊斯兰地区又是极度缺水的，这样妇女们的美丽面容就会受到损害。事实上不仅是伊斯兰教妇女，任何人特别是女人到伊斯兰地区这样的热带干旱地区去都会自觉地戴上头巾以躲避当地炎热而干旱的骄阳和风沙。这种规定并不是硬性的，而是自愿地去遵守，即使有的妇女因为有充足的水源以供梳洗而不愿戴头巾，也不应该用打骂甚至剥夺别人生命的方式去强迫其遵守。如果这样做就是绝对的恶而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只要记住一点：神要你自己相信，而不是要你强迫别人去相信！所以信仰方式要正确，否则天使与魔鬼就在一线和一念之间。在这里一些年长而又孤陋寡闻的信教者起到了很坏的示范作用。现在世界已经从工业时代要进入到信息时代，但还处在农业时代的老人们却在拿着他们在农业时代所获得的经验来引导和限制信息时代新的年轻人的成长，所以说因年龄增长而变得明智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因为明智取自过去，而智慧是要面向未来的。所以，对于老朽者，尊敬而已，不必听和信得太多。每代人的智慧应该由每代人从他们所经历的事实中去汲取。
就基督教来说，上帝派自己的圣子耶稣降临人间，传播爱与福音。但耶稣还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说明只有爱是不能完全拯救人类的。但现在的基督教徒一方面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诋毁，认为彼此是异端，虽然他们信仰着的是同一个上帝，对其他宗教更是仇视；另一方面却在宣扬一种无原则的博爱，据说不仅要爱自己的人，也要爱敌人。废除死刑就是他们所努力的结果。且不说这种博爱与对异端的恨之间的矛盾。单就上帝来说，为何上帝是三位一体，而不仅是圣子显灵？如果圣子代表着无尽的爱的话，那么圣父代表着的是公正的权威，圣灵则代表着无所不知，也就是信息的透明化。也正如此上帝才是完美的。因为公正，所以权威；因为无所不知，所以会决策公正；因为公正，所以才会是最博大的爱。每当看到美利坚地区上层人物宣誓时总要手按《圣经》宣誓，总感觉这是对上帝的嘲弄，因为国家政权是最违反上帝旨意的，他们既没有圣子式的对世人的爱，即使本国人如果触犯当权者的利益也要受处罚，更不必说国外的人；他们也没有圣父一样的公正，看他们对不同利益国家的不同态度就知道，只要是和他们关系密切的，即使暴政也会获得支持，而对他们说不的，即使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也要采取各种手段打压下去。所以虽然他们总是想在世界上树立权威也就是霸权，却总得不到所有人的支持；他们又没有圣灵一样的透明胸怀，总想掩盖事实，看美利坚地区政权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以及对维基解密的态度就知道他们撒谎的本性。当然暴政国家和专制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说那些要废除死刑和肉刑的人是敬耶稣而不敬上帝的人的话，那么这些国家政权根本就是不敬上帝的存在。当然，因为要暂时维护人类总体利益，或者为了保护一些人的正当权益，有时是有必要进行保密工作的。比如刑事侦查，为了公众利益而压下新闻稿件等等。但这样做的前提必须是正当的，即要保护的是其他人或者公共大众的正当权益，保护手段也是合法合理的，而且在这种需要消失之后就应公之于众。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人质事件即是一例。在警方营救人质的过程中，需要保密的时候，媒体就应放下手里的摄像机，而不是向全世界转播营救行动的最新进展，因为这关系到的是几十个人类成员的生命安全，包括被绑架的以色列运动员，行动中的警方人员，甚至是绑架者的生命安全都应受到理所应当的保护。只有在营救成功后，才能公布，而不是以新闻自由和时效性的幌子公然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力。如果非要这样做，还不如新闻记者们自己去交换人质，也许报道得更身临其境，当然前提是要得到绑架者的允许。而象一些涉及知识产权的行为，如有的人发明后不公开公布，其他人不应以非法手段获取，但有知道事情真相的权利，当然这些发明因为没有知识产权、专利权等等的保护，其他人也可以研究得到相同或相似的结果而谋利。企业与个人不同，要将因运用新技术所取得的利润按比例交给发明或发现者。总之，事件公开不公开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符合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因为许多暗箱操作或者背地里交易都违反的是公正公开的原则。
所有宗教的教会在其本质上都是卖精神产品的企业，这是其自身正常运作和发展所必须的。通过布道使尽可能多的人相信，通过信徒的施舍使教会组织运行和致富，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与企业的商品和资金运转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商品比较特殊一些罢了。而旧的信仰终将会被新的信仰，即对公正的爱的信仰，所代替，不管这是以神的形式还是以其他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是对神的信仰依然存在，神也是公正的和慈爱的。现在除了十分落后的地区以外，人类越来越相信科学，信仰科学的人越来越多。只是当前科学发展的水平有限，还有许多科学解释不了的，需要宗教和其他信仰去填补空白。从根本上说，宗教也只是某个人对世界上各种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受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的影响和局限，又与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地域的人们所见所感产生共鸣，才会被信仰和传布。当时代在发展或者传播到不同的地域，它就只能作出改变以适应新的对其所处时代和地域的影响而产生的印象。但当这种修修补补的解释到全新的时代和地域变得终于无法解释的时候，这种宗教或者说信仰内容和方式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而被新的信仰所取代。正象其他企业如果生产出对人有害甚至致人死命的产品，就要追究其企业的责任一样，所有宗教机构也要有这样的责任和问责机制，以确保宗教事业的正常进行和对世俗生活无害，而且与追讨公正的期限一样，这也是无限期的，除非这种伤害他人的状况消除和得到弥补。总之宗教要划分好与其他管理领域的界限，而不能侵入到超出其信仰职能范围的其他领域。
按照正常的道理，每一代的每个地区都应当有自己一代先知的出现。因为每一代都有自己一代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神就派不同的使者来世间帮助迷惘的人们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乔达摩、李耳、孔丘、耶稣、黑格尔、马克思等等都是这样的先知或者说圣人。但要记住的是，只有神是全知的，也自然才是全能的。先知们虽然因为用身体感受和传播神和自然的教诲而受人尊敬，但是他们毕竟仍是人，仍摆脱不了作为人的局限，比如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以及他们本人的局限，使他们在布道时难免会有所偏差，或者将一些暂时性的当成永恒的，或者将神或自然的旨意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表达而可能曲解神或自然的本意。犹太教《圣经》是耶稣诞生前、基督教《圣经》是地中海地区在耶稣诞生后、《古兰经》是阿拉伯地区穆罕默德时代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写照，与后世当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他们只是为当时环境服务，而无法指导现代人生活。先知们尚且如此，更不必说那些又远了许多层、只是盲从而不是思考的教士了。一方面神要让大多数人信他而不得不顾及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况，另一方面先知和教士们在布道时会有意无意地曲解神之本意，所以更重要的是自己面对经典，然后自己去理解神在其中所布下的奥妙，去继续探索自然之本质，而且要从精神上感知和接近神或自然，而不是从具体的繁文缛节中去迷信神或者自然。要记住，神是形而上的，希望的是人在精神上的升华，而不是肉体上的过分享受和堕落，更不是对他人犯罪。而公正是目前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最合理的，至于个人是否愿意从精神上更接近神或自然，那是他个人意愿的自由，而且每个人愿意接近神或自然的方式是不同的，不能因此而强迫他人，因为这已经不是你本身的堕落问题，不合理地侵犯他人的行为比堕落行为的罪恶更严重。
如果说因为以前人类处在各自较为封闭的状态，其圣人也多是区域性的话，那么在人类交往和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先知的出现就越来越带着普世价值观了。也就是说，不同地域的神圣观点会越来越融合，以产生人类普遍的价值观。那么现在神要教导人们的是什么？神要你们相信他，相信真善的力量。表达对神的虔诚是可以的，但不得采取自残或残害他人或者其他生物或者浪费财富的方式进行，也不提倡捐赠财富的方式。因为信仰最重要的是内心里相信、懂得时刻内省和做善事。这里可以拿猫对抚养人的一些行为做对比。养过猫的人都知道，如果对一只猫足够好，它会捉一些蟑螂、老鼠一类的摆到人的床头。因为在猫的意识里，这是它喜欢吃的东西，因此认为人也应该喜欢吃这些东西，却没想到把人恶心得要死。虽然如此，养猫人还是感到欣慰，因为从这些行为中看出猫对人的友善。其实人在对神的崇拜时贡奉大量人所喜欢的所谓圣物也是同样的道理。人所喜欢的并不是神所喜欢的。神既然能得到和创造任何东西，自然也不会把这些人视为财富的东西放在心上。当然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神的敬意，只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人并不理解猫的内心，但神却可以理解人的内心，所以从更敬神的角度来讲，内心的虔诚和敬意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正当”的行为才是更敬神的。
要相信神是什么都看得到和知道的，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善行还是恶行，出于真善还是伪善，神都清楚，因为神是全知的。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作品，那么无论是残害自己还是他人还是其他生物就都是神所不喜的。这里所说的残害并不包含为了谋生所做的不利他的伤害，也就是将其他生物做为食物，但这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以生存为度，不能因为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如吃穿好一些就去杀害超过自己生存需要的生命。另外过分的行为，即使是没有危害到别人，也是神所不高兴的，比如吸毒、吸烟、酗酒、暴饮暴食、浪费等等这些对自身和社会有伤害的行为，因为这相对于满足自身需要足够的行为已经显得过分。实际上神所给予每个人的财富虽然有多有少，但并不是让其挥霍，而是通过人之手将其充分运用以实现财富的扩大，再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幸福。与其到神殿里去祷告，不如回到自己内心深处，即每天留出一点时间进行深思，回顾自己所做的为神所不喜、自私而不公正的行为并忏悔改进，另外努力地去工作和生活，努力向神所要求的方向靠拢。神既然让人来到这个世界，当然是想让他们过得更好，这个好是可持续的共同的好，而不是部分人的或者只是一两代人的，这也是整个地球进化的要求。神职人员是需要的，毕竟有的人对神的旨意理解得更深刻一些，但这不能作为敛财的手段，神本来就不需要财富，视财富为无物，只有人类才因为要使用财富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而去追求。作为将身心都献给神的人，怎么能做离神更远的事情呢？只是以后的发展也许是神职人员越来越与哲学家合而为一，总体上作为有智慧的人去理解神或者说自然最深奥的道理，并引导人们走向那里。除此之外，作为神的最忠实的信徒，神职人员还有教导人们向善的义务，真善，即真正和真实的善，即是神的本质。这就对神职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比世俗的法律所规定的公正更高一级，也就是对世人的慈爱。所以，神职人员应当更加严于律己，即使是世人经不起毒品、烟酒、美食等等的诱惑而陷入其中，神职人员也要杜绝这些过分的行为。另外想说的是，对性爱的态度。虽然许多宗教要求教士要全身心地将自己奉献给神，其中包括对性爱的禁止，但这也并不符合神之本意。正象那些声称要将身心献给神的人，却仍在享用精美器物、倾听神曲一样，我并不知道性交与这些有什么区别，远古时性交也是被认为娱神的，因为神之创造人，是让他们在世上快乐地生活，而不是通过禁欲、也不是通过纵欲，这两种做法都只能让身心的某一方面受苦，因而都是过分的行为。敬神并不必然是一个痛苦和放弃的过程，神之本意是要通过神给人所传达的快乐，让人对神更加崇敬和信仰。原因很简单，神创造了每个人的性器官而没有剥夺它，人类也没有象动物那样明显的发情期，是因为动物的生殖器只是为了低级的繁衍，而人的性器官除了繁衍之外，更重要的是用它去实现人与人之间非常重要的情感体验——爱情。如果性行为只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话，那么乱交特别是女性乱交才更符合繁衍的本意，因为乱交才更富有遗传的多样性，可以生育更多数量和基因的后代，一个男人占有多个女人只能使基因的遗传趋向单一化；而且性交也只能在受孕期进行，在其他时间或者人过老以后就不应再有性行为。但现实并不如此，为何？因为除了动物都能享受的性交和生育外，到人的阶段更为重要的是爱情，而爱情中除了情爱以外，性爱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有极少数无性恋者不需要性爱就能产生爱情，这种与另一个人的相依相守也许是最纯粹的情感之爱。所以感情上的爱是最重要的，否则如果只从生理上讲性爱的话，每个人应该去与其他任何人做爱都可以。当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灵魂上的相爱是不够的，灵与肉的结合才是完美的爱情。只要每个人都有对爱的想法和自由，对他人抱有宽容的态度，就会更接近神所教导给我们的爱。爱有许多种，而爱情相对于其他的爱，比如亲情、友情、对神的爱、对世人的爱等等，有着其他的爱所不能代替的功能。佛教里的欢喜佛也是通过爱情来使恶人得到转化。如果说只有生活得越简单才越快乐，也才能越靠近神的话，那么白痴才应该是离神最近的，是否人们都应该变成白痴，或者懵懂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的状态呢？神之逐人出伊甸园，正在于神知道人掌握了智识以后，不仅具有了在伊甸园外保护自己和发展自己的能力，而且能从思想、情感上更接近神，而不只是被动如机器一样拜倒在神的脚下、受神的驱使而行动，这对于神来说是更为欣喜的。如果说性爱是来自魔鬼的引诱而非神，那么为何只有性才是引诱，而美好的食物、精美的器物、高大的教堂、高级的教职甚至当上教皇的愿望就不是引诱呢？禁绝性爱这一爱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只能使人变得粗暴专横、情绪低落、更加顽固和专制地相信自己所认为的东西是正确的，也就更加推崇暴力，或者出现其他更为变态的性欲望行为，就象在一些神职人员中所出现的那样。真正的爱情只会让人对神更崇敬，去相信神要世人幸福这一本意。当然，过分则不同，就象美食一样，品尝到美食、真正的情爱会让人感到愉悦，但暴饮暴食或者因为是美食就不去碰，禁止一切欲望和纵欲都属于超过限度的过分的行为，这是神职人员应当避免的。这是神对神职人员相对于普通人更高的要求之一，而一种更高的要求就是更高的道德层次的爱世人。虽然在世俗的法律层面上要求公正，当一个人无理地侵犯到另一个人时就要受到制裁，但在神职人员那里，要有更高的道德层次上的爱，即即使一个人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当他叩响教堂的门的时候，也要接纳他对神的忏悔。教会是与世俗社会不同的地方，这里是讲爱与拯救世人的地方，在社会上大部分地方都在讲公正即法律的时候，也要有这样一点地方突显神对世人的爱，突出神的宽恕与仁慈，来帮助那些罪孽深重的人完成对自身灵魂的忏悔和救赎。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原则的爱。如果罪人仍然执迷不悟，继续在教堂内外、对无辜的人甚至是神职人员犯罪，或者是神职人员本身犯罪，或者神职人员包庇、纵容甚至协助罪犯在教堂内外继续犯罪，那都是不可饶恕的恶行，因为这是对神之爱的公然亵渎，那就要立即将其交给世俗社会，由世俗社会对其进行更严厉的惩办。当罪人进入教堂后，教堂有义务告知外界司法机关，当这些人出教堂或者在教堂里犯罪时也有即刻通知外界司法机关的义务。另外神职人员要明白，要象神那样不看重物质上的东西，所谓身外之物都是可得也可失的，财富向教会的集中，是要拿这些财富来救济那些需要的世人，而不是让自己得到这些财富，相对于财富来说，信仰上的满足感是更令人愉悦的。当然，如果有人对神职人员提出更过分的要求，比如要从教会那里得到满足他生存所需的更多的物质财富，或者对神职人员的身体进行伤害，如违背神职人员意愿的性交，或者无理由地将神职人员致残、致死，都是对神的大不敬，因为这些行为在世俗中都是不可原谅，违背了公正原则，更何况是在神的面前，在追求比公正原则更高的道德理想的教会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总之，相信神，相信神的力量，更多是从内心而非从外部，即信由心生，外在的对神虔诚只是内心虔诚的一种外在表达。但如果只是为了表现虔诚而去表现，或者强迫别人去按照自己表达虔诚的方式去表现，那是野蛮人的表现，就与虔诚背道而驰，也不会得到神的眷顾，甚至是在与神为敌。在神界会被斥责，在世俗界也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总之，要记住，信仰来自于内心的真诚，而不是外界的各种强迫。总之，相信神，相信神的慈爱与拯救，每天用一段时间学习，用一段时间劳动，用一段时间反思，以回顾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公正，并为损害他人的行为向神忏悔，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加以改正和弥补。
信仰也不同于迷信。迷信是未经思考就去相信。如果不辨是非即去相信，即使是科学中也会存在着科学迷信。比如许多人相信西医能包治百病，认为中医和巫术都是骗人。实际上西医也只是医学的一种，也可以说是科学的一种，西医并不能包含医学的全部，更不能包治百病，而中医和巫术的许多治疗方法看似不合现在所知道的“常理”，却有可能符合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科学规律，也有许多现代人还不了解但包含科学成分的真正的医疗作用。西医为了研究病理用动物去做实验，让人想起罪恶的731部队。许多健康的动物要为一些人类不健康的生活、病态甚至是一些根本无谓的自找伤害而受到肉体和精神折磨，这些本来就应该是人类自己所应该承受的，因为他们只迷信西医，而不管西医还有那么多没有认识的领域，也不从个人保健上下功夫，只是随心所欲地进行不健康的生活，病了就把身体交给医生，结果每年政府投入和个人支出里医疗的比例都非常大，效果却越来越差，特别是抗生素的滥用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要知道，保养比养病更为重要，另外也不要在疾病和医学上力图与自然抗衡。人之所以生病，总还是违反了自然中的一些准则。即使象天花那样一些疾病被人类“征服”，自然神也会造出更强大、危害也更大的疾病来惩罚人类的自以为是和不知自重自爱。再比如对于星座和占卜，以前的人迷信地认为这是神奇的鬼神的力量，现在的人则迷信地认为这其中没有现代科学所能揭示的“科学原理”，因而是不科学的。很少有人去探讨为何占星如此之准的深层次原因。如果说宇宙是一个系统，地球是一个系统，人体也是一个系统，那么整个太阳系之所以称为一个系统，除了看得到的和感受、计算得出的轨道和力等的原因外，星体对人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以现在的科技还是说不清的，但不能因为现代科技还没有认清和研究出就认为那种原理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不“科学”的。科学毕竟来自于对现实的认识，也只是对现实原理的一种解释而已，尽管这种解释看上去十分地“科学”，让人信服。但是否真的如此，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会如此，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验证。宗教是以信仰为基础的，所以也更容易产生迷信，许多人不问缘由就拜倒在神像脚下也是不为神所喜的，因为这和那些无智无识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思考过，然后理性地去信仰、去追随，人也许才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和自然（神）的旨意吧。
信仰只是人类想法的一种，只不过这种想法被外在化了，便被以为是客观的，又附加上永恒之类的光环，便被人以为是永伟光正了。做为想法的一种，信仰实际上和其他想法没什么区别，比如一个人喜欢这样做事，不喜欢那样做事，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都是有弹性的。当然，人总是倾向于与爱好、兴趣以及其他想法相同或者相似的人在一起，而对有其他想法的人只是忍受，专制一些的则排斥甚至歧视有其他想法的人。当想法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时候，人们就把它神圣化了，神圣的东西自然更要坚守，于是有了一种信仰就开始否定其他的信仰，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专制和独裁就这样纷纷出笼。实际上，信仰就只是一种想法而已，自己接受和坚持而已，为什么把借此来打击别的信仰者也当成维护信仰的一部分呢？没人强迫，你信了一种信仰，那么为什么要强迫别人服从和改信你的信仰呢？认为自己所信仰的是绝对和永远伟光正的人是无知而且霸道的，即使是对公正的信仰也是这样。绝对的公正是达不到的，因为公正本身也有自己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只有辩证地看待，理解并尊重其他人的信仰，世界才能安宁一些。
什么是最好的信仰，盲目崇拜还是理性信仰？我相信神更喜欢后者，因为其离神更近。在人类懵懂的早期，将自己知道和不知道的部分都交给神，认为一切都是神创造的，这就是宗教。这当然也是人类对所处世界的一种解释。当人类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因为旧时代所创造的神不能涵盖和解释一切，就开始怀疑自己开始所造的神，而将自己知道和不知道的归于客观规律和认识这种规律的科学。神学和科学都是一种对人类之外存在客体的解释，于是也就有了共通性，一些科学家同时也是宗教信徒就说明这种共通性，而不必非要要求对方按自己的方式理解来争得你死我活。解释争论的方式，而不是争论的论题本身，是人类应当注意和警惕的，非暴力和和谐在这里也一样适用。虽然人类靠理性知道了许多，但不知道的更多，也就更惊奇于自然的造化，也即神的伟力，这也是一些优秀的科学家也是很虔诚的教徒的原因。而盲目信仰并不能使人更接近神，反而容易被别人的想法牵着鼻子误入歧途，为信仰而搞战争和恐怖袭击的皆在此类，这实际上是背弃神的旨意的行为。在接触一种说教前，要先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是以人本身所具有的知识为前提，这也就是要多学习和知识教育的重要性。神既然是全知的，就不会害怕人的质疑，因为人在质疑之后的信仰才会更坚定。而只有那些假借神的旨意来达到自己自私想法和目的的人，才会因为害怕他们所窜改或杜撰出来的神的旨意会在人们的质疑中露出破绽，而极力鼓吹要信仰就要完全相信，而且不能质疑的谎言。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老的信仰中去伪存真，摈弃那些浮在表面上过时的和不合理的成份，吸取那些沉淀下来的合理的精华部分，从而达到新的信仰的高度，不仅对宗教如此，对其他各种理论和信仰也应该这样对待。对经典追根溯源和对经典不断提出质疑并不矛盾。追根是为了明白最初所说的是什么，因为最初作经典的人应该是修行比较高深，所做也更接近于神所传授给他的本意，而对其质疑才有可能把其中与现实矛盾的、对神理解错误以及被窜改和增加的部分找出来。从这两方面入手，才更有可能接近神所想要人理解的大义，或者说是这个宇宙或者自然运行的真正规律在哪里。在人类所有的经典中，那些具体的规定往往都会变成为不合时宜的过时的东西，只有规律性的大义式的才是能够长久甚至是永恒存在下去的。要去不断寻找，而不是盲目拜倒在经书脚下而固步自封。
如同普世的人性是从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提取出的共性一样，所有宗教也有其共性，而且应该更近于神性。从几大宗教来看，所归纳出的共同点在于：1、神存在，也存在幸福的天堂或者来世，而恶人恶行会受到神的惩罚；2、对爱与善的追求；3、相信通过个人内心修养和对他人行善，能达到幸福的彼岸。新的宗教应更代表神的精神来与人类沟通。而世俗社会对于宗教信仰应秉承的原则：1、宗教和信仰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任何人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可以信任意一种或几种，而任何其他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如有人退教而受到任何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除为其本人提供自卫的便利外，政府或者其他任何有能力保护的人都有保护其信仰自由的义务，对于干涉和破坏他人信仰自由的，依其情节轻重，按限制人身自由到谋杀罪论处。宗教应是有理性的成年者的自由选择，不得向青春期及以下的未成年人传教，不管是何种目的和何种方式，如有违反，按实施程度而与家暴至性侵害等罪同等对待。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的自由地生活的意愿一样必须得到贯彻和保护，每个地球人只有在成年以后，即明白什么是宗教以及明白自己有加入的自由判断以后才能开始宗教生活，在此之前所有宗教或者信仰派别不得在学校或者其他场合对幼儿宣教，有此行为者，不论是教士还是父母，都必须给予严惩。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世俗的教育，特别是公正、善、科学和生存的教育，此外法律和公正意识也要从小培养。如果这不能够，就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放到学校里教授，课时一样，也就是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等等都并列在学校里教授，教师不得带有倾向性。任何违反这种规定的，包括偷偷把孩子带到其中一种信仰的场合中或者是在家里单用一种宗教模式教育孩子的都被判定为非法，因为这从根本上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是把父母或者教士教师等个人的信仰强加于孩子身上，所以必须受到法律制裁。2、可以传教，但不得采取欺骗和强迫等手段宣人入教。如一地出现较多出于某种宗教理由教徒迫害他人的现象，此宗教教士应付连带责任，教堂应予关闭，教徒应予遣散。而一宗教如受不公正迫害，比照干涉信仰自由处理。坚决禁止各种出于宗教信仰差异或者宗教规定而出现的任何私刑、宗教审判和宗教迫害等等违反或替代法律现象。3、政教分离。宗教只在信仰领域起作用，而且应是积极性作用，应是善的行为，因此不应与世俗的行政行为有任何交叉和覆盖领域。包括所有行政人员不得以宗教的理由对本帮宗教提供任何便利条件，否则就是宗教歧视和干涉信仰自由，应止其职务。
所以，开始新的信仰吧：1、相信神，相信神的拯救。只有神以及对神的信仰是永恒的，而规定了各种具体信仰表达和礼拜程序的宗教都不可能是永恒的，也会随着时代和地域的改变而改变，否则就会带来诸多的不适应和矛盾。同样，神性高于原始而野蛮的动物性，人性即是由动物性向神性不断的转变过程，也只有如此神才会在精神上不断引导逐渐脱离动物性的人类走向新知。但这种神性不可能由某一阶段的人来完全定义，否则人就成了神，而可能的途径是由先知们首先认识到并传达给其他人，而且这种对神性的认识过程在不断深化中；2、目前所能认识到的神性是：相信自由、平等与爱的力量，但要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否则个人完全的自由就是对他人自由的侵犯，爱也就成了不分善恶的溺爱。而平等也不意味着平均，否则神就造一模一样的人和千篇一律的世界出来就可以了，平等更多的表现为提供一种平台，让每个人在上面依靠神所给的能力尽情而努力地发挥；3、努力地工作、学习和创造性地生活，因为这是人类从整体上接近神的途径。神喜欢勤勉的、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自己也在不断进步向他靠拢的人；4、每天应该留出一段时间与神对话，自我反省违背神意的地方并努力加以改正。在对神祈祷时，穿与不穿衣服，处于什么样的姿势都无所谓，神创造的是人的身体和灵魂，而衣物以及仪式等等都只是人类自己的创造，所以神不会介意人向他表达敬意时是裸体还是裹得很厚。神所看重的是人内心是否虔诚，这决定着人与神之间的距离。所以富人和居高位的人不一定就比穷人和底层更接近神，只是他们更有机会和能力帮助他人而宣扬神爱人的旨意，而穷人则更能从亲自照顾弱者等方面做到富人所做不到的事情；5、既然神是无形又可创生出任何形体来，那么可以把所有存在的和不存在的事物当成神的寄托而对神表示敬意。实际上，只要相信神存在，甚至只是在脑海中对神表达敬意，神也会感知道；6、除非为了生存等等必要，尽量不去伤害其他生物，也不浪费任何财物，娱神不能采取损伤自己和他人以及其他生物和财富的形式。造物主所创造的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是要人与之更好更和谐地生活，并不是要提供给人类去毁灭的。人也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包括不进行各种放纵和过度行为。除非为了公正的目的，不能损害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因为人是造物主满意的作品，不应加以伤害；7、追求真善与爱，对他人表达善意，救助那些暂时处于困境的人，而对恶要坚决给予打击，受到帮助时要表示感激，并在自己渡过困境后，用同样的方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神喜欢互助，因为这代表了一种神性中的善。所谓天堂，应该是存在于未来或者异元次空间里人类所能达到的理想境界，而只有在精神境界进入到神的层次时人类才能达到，而这只有整个人类都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去做努力，才有可能整体得到实现，而在人类整体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之前，个体只可能在精神这一层面与神相交，获得神给予的精神上的愉悦；8、就象神创造了光明来与黑暗抗衡，神也创造了善来与恶抗衡，恶是人从动物而来、脱胎换骨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而只有奋斗和斗争之后取得的善才是最可贵和值得珍惜的，善只有在恶的背景下才会闪闪发亮，而恶本身也暂时顾及了一小部分人满足私欲的人性和向善之前的顾虑和过程。神也给了人类战胜恶的希望，这就要看人自己的选择。人要制止恶，因为止恶即是扬真善。人性道德中最尖锐也是最根本的对立是善与恶的对立，这种对立只有靠公正地对待他人来解决，也只有必要时才可以采取战争、暴力等方式解决。除此之外的各种对立，包括观念、信仰、思想和行为等方面的不同，都不能使用极端手段解决，因为善与恶的对立不仅存在于不同集团、不同个人之间，甚至也存在于同一个人思想之中，所以首先应通过个人或者集团的反省、对善的追求来解决。虽然集团之间有善恶，但如果恶的一方不使用暴力，那么善的一方也尽量不使用相应的暴力，但要时刻感化和保持警惕；9、不必对不相信或者不敬神的人冷眼或恶言相向，因为无论无神论者还是其他信仰者做出怎样的行为，神都在那里，只不过他们对神的理解和敬意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比如无神论者，只不过将用自然或者科学将神替代了而已。而强迫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敬神的，却是神所不喜的，神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否则就不会创造人和万物出来；10、神职人员应当比普通信众知识更渊博，也更理性，解释信众疑问时应有更多的科学涵养，而不是基于某种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浅薄理念。更重要的是，神职人员更懂得真善的含义，也更愿意引导信众向真善、也是神所指引的方向迈进。那种以神的名义或者其他的名义对没有作恶的人给予谴责甚至号召圣战的是魔鬼的信徒而不是神的信徒。要记住的是，神要神职人员向人们表达的是爱而不是恨。教堂是讲爱的地方，这种爱不仅是针对本宗教徒，也还有异教徒。除了犹太、基督和伊斯兰教都出于一宗外，对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也应如此。教堂应是荒漠中的清泉，是因公正而显得缺乏人情味的社会中体现神的宽容与仁慈本心的地方。所以教堂如果讲仇恨，不管是真正有罪的还是无罪的，不管是对本教徒还是异教徒，都是违背了神的本意。这样的教堂不是真正宣扬神的旨意的地方，主张任何仇恨的教职人员也是罪恶的，他们服从于恶魔而非神，鉴于他们对教徒的影响，就更应以罪犯来看待。凡因所谓信仰而起的犯罪，不仅要追究当事者，还要追究其所在教区教士的责任，如果有教区并且犯人去礼拜过的话。
宗教只能引导人们上升到更善的生活状态，而不是控制人们去过什么样的生活。宗教只能是精神层面的、形而上的，在人的意识层面上起影响作用，但不应规定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也不应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做评判甚至是裁判。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宗教并不明确自己的位置和自己应做的事，结果就是制造了许多悲剧。在这一点上佛教和道教做得要强一些，虽然在某些地区比如西藏的藏传佛教也过多地介入到世俗生活中，但大部分佛教和道教还是比较注意在与世俗世界划清界限的同时又在精神世界中对信徒进行引导。而那些处在不仅落后而且动乱地区的教士，不管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的，都没有尽到他们应尽的义务。他们并没有把神的爱与旨意带到苦难的人民中间，因为贫穷与动乱并不等同，穷是神对人的考验，而乱则是违背神的旨意的。
人们都喜欢和追求着金钱、权力、名望，其实并不在于其本身，因为满身金银的人在灾年也会饿死，只有官衔而没人理的人也不能做什么事情。实际上人们是在追求这些背后的那样东西，就是实际的支配力。只有能做到支配别人，钱、权、名才会产生如此大的魔力。这其中钱与权的支配力是硬性的，即使被支配者不那么愿意也不得不按照有钱、有权者的意思去做，而名望则比较软性一些，是靠着改变人们内心的信仰、心甘情愿去追随而实现的。许多圣人、先知都以名望而受人尊敬。但如果这种道德大厦一旦倒塌，那对于信众们来说就是信仰的破灭，这对人的打击十分巨大，看看文革后期人们的状态就知道了。许多中华汉族区大陆地区的知青到现在还在坚持着文革时的看法也与此有关，因为至少他们那时是有信仰的，而对比现在普遍的信仰缺失，错误的信仰似乎依然是值得的。这方面二战后的德意志要做得好得多，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清理纳粹所留下的流毒，即使这样也还有新的纳粹青年支持者产生，不能不说信仰、哪怕是错误的信仰，其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文革一代应该为他们所做的对于他们民族的损害感到羞耻和惭愧，特别是那些打砸致人死以及毁坏文物的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不管文革已经过去多长时间。这些人称自己是受害者，可即使是在当时，上层也没有明确指示用杀人的方式进行斗争，而毛泽东对文物和古史是十分喜爱的。这些人只是在找借口来释放他们心中的恶罢了。而且我并没有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个人出来向整个民族、向受害者道歉！所以在文革被清算之前，不必去尊敬那些已经老掉的迫害者，他们给整个民族带来太多的灾难，却享受了不应该他们享受的改革的红利，在八十年代过着现在年轻人即使奋斗也不一定能达到的舒适生活。也正是在这些人手里，八十年代改革所呈现的良好风气被葬送，贪污盛行也是从这一代人开始。没有法治，没有公正，没有审判，不合理和不合法的事就会一再呈现，而不管是否是在同一代人身上，也不管是呈现得多么不可思议。可以说文革是上层的默许与下层的滥用的结合，是丑陋人性的一次大释放，这与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没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文革如果不被清算，没受到教育和教训的人性的丑陋面仍旧会在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土壤里再次呈现出来它的恶之花。通过信仰达到对不信仰者进行财产掠夺的目的是带有世俗性目标的信仰具有的共同特征。从犹太教将迦南地视为上帝给予其的土地开始，基督教用战争去取得异教徒的财产奉献给上帝，伊斯兰教则将世界上的所有财富视为安拉给予伊斯兰教徒的，包括非伊斯兰教徒的财产，而专政共产主义则认为无产阶级和受剥削阶级之外的人所持有的财富都是剥削所得，也都本来是属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所有。这样他人的合法积累的财产倒变成了他们名下，对信仰之外的人的掠夺和迫害也就变得正常而心安理得。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剥削和压迫？
一个民族的整个心态成熟与否，一项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对自己民族历史上的侵害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和反醒，无论是对内部还是外部，是否能从整个人类甚至整个地球界的角度去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文革中许多迫害过别人的人也总称自己是受害者。只是他们当时的脑子到哪里去了？自由和独立思考到哪里去了？他们如果是受害者，那么那些被他们迫害甚至殴打致死的人算什么呢？他们有如此打人的蛮力，却连认一个错都不肯。文革的事实也说明，年轻人有热情但也容易受到煽动，被人牵着鼻子走，做起事情来又容易无法无天。当然成年人又有保守和懒得动的一面。这在文革这一代得到了很充分的表现。所以有能独立而正确地思考又能敢做敢为，国家才有希望。这又是要靠建立公正基础上的自由价值观才能实现。

性、爱情、婚姻、家庭和伦理
人们总是喜欢将性、爱情、婚姻、家庭混于一谈，在中华汉族区尤其如此。这当然也要拜儒家所赐，因为儒家要混水摸鱼，借此完成他们对于“礼”的构建，而伦理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儒家的构建。他们首先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人性本善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仁。“仁者，爱人”，貌似很不错。可惜后面又来了个“克己复礼以为仁”。那么仁就是屈从于礼，以礼为目的。那么礼是什么？儒家的礼并不是礼貌、礼节这样简单，而是一套伦理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虽然君为臣纲排在首位，也是儒家所认为和倡导最重要的一纲，但这一纲实际上第二纲即父为子纲的引申。在三纲中，父为子纲是最为自然的伦理关系，因为任何人都是父母所生，所以儒家认为子女因此要服从长辈是理所当然的。而尊重父辈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孝道。孝道中包含很多内容，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重要，就是一定要生孩子以延长子嗣，绵延香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引申到国家，就是臣要对君忠诚，君要对臣关怀。另外妻子也要完全听命于丈夫。儒家由此而建立一套他们认为是理想的和稳定的伦理社会。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实质上还是为了统治得更安全一些。孝而尊上，故不明事理而为人左右。
只是事实总在证明，人所凭空也就是唯心构建的理想社会往往是不理想的。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君不君”怎么办？臣是否依然要守臣节？先秦儒家如孔孟是提倡可代之的，但汉儒以后都只强调臣的义务，要恪守臣节，至于君不君也还是君。这就要把处于臣的位置上的人变成狗一样忠实的奴才，即使主人对自己好也好，坏也好，都要对主人不离不弃。这就很有“愚忠”的味道了。在伦理上，儒家认为婚姻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难而他们所苦心构建的伦理大厦中却少了一样在婚姻家庭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情。情一发而不可收。爱情一旦来临，儒家伦理就象纸墙一样倒塌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儒家就要求子女结婚也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有媒人介绍、父母同意才是正统的婚姻形式，由此建立的家庭儒家也认为最为正统和和谐。而婚姻中本处于中心地位的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却被排斥在边缘之外。这里，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沦为延续子嗣的工具，也就是生育工具，至于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儒家是不管的。作为补充，男人可以纳妾，而这也是出于让子嗣繁多的目的。这被后世的中华汉族区共产党借用过来，换了层皮而成为了“为革命而结合”。总之，结婚总是为了某种好象很高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爱。可是恩格斯已经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中指出一夫一妻制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私有制而产生的，是经济目的而不是爱情目的。这里无论是封建的宗法制婚姻还是资本主义式的婚姻，家庭与爱情都是分离的。在中华汉族区，这种分离的结果是婚外情的盛行，小三被所有人痛骂，却成了众多已婚男人“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追求目标。所以不要先骂小三，先来检讨一下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否则本来高尚的反倒成为卑鄙的，真实的情感反而要为虚假的形式婚姻让路。儒家建构起他们的伦理道德大厦之后，并不是如他们所讲是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扩散开，而是上升到政权意志，由政权强行推行而展开的。在汉代，子女不孝可以被处死，而只要其父母告官即可。可见历史上意识形态的推行基本上是以暴力为后盾的。也由此可见中国孝道遗风之烈。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爱情是伟大的。可爱情为何伟大？为何为了一个原本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以茶饭不思，甚至可以付出生命？爱情是很奇妙的激素分泌过程，但就是这样发生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和家庭才是最为稳固的，在这样的组合面前，保卫婚姻、维护家庭的口号是不必的。因为当一个人深爱着另一个人的时候，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象母亲会爱护孩子一样自然，都是出自本心的本能反应。许多人因为对象有了外遇而咒骂对象和小三，却从没有想过对方有没有真正想和自己建立婚姻和家庭。在中华汉族区的古代，男人与要结婚的女人是不能见面的，只能由父母出面，听凭媒婆一张嘴，再看看生辰八字合不合，合就定下聘礼。父母出于自己自私的目的，只是从实际考量理想的媳妇或者女婿，比如生育能力怎么样，能不能使人丁兴旺，对方家里钱财多少，等等，而子女的真实想法是不考虑在内的。虽然民国时期稍微开放一些，但由于当时风气所限，也并没有大开，到了毛统治时代更成了男女为了革命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现代，虽然也提倡自由恋爱，但实际上仍有许多因素在限制着两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比如读书期间不能谈恋爱，早恋是不允许的，因为有要读书读得出人头地的考量。男女过了20岁谈恋爱最好，25以后家里人就开始着急，逼迫子女去结婚，这时七大姑八大姨也加入逼婚的行列。孝字当头无法让人发火和反击，还没找到自己理想对象的顶不住的就从了这些本来无权对自己婚姻指手划脚的人的拉郎配，随随便便找人结婚过日子了事。等到真爱出现时，就很忘情地投入进去，背叛了婚姻；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表面上的婚姻，背叛了自己所爱的人。比如同性恋者的传统婚姻伴侣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同性恋们则认为他们也是受害者。根据矛盾的理论，总有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在一场双输的博弈中，谁是胜利者？是儒家传统道德，或者具体地讲是围绕在他们周围、无所不在又无所不控的传统势力，它就是凭借此维护其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牢牢控制的。儒家将爱情的概念偷换成婚姻和家庭，“对爱情忠贞”变成了“对婚姻、家庭忠贞”，“爱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变成了“婚姻和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由此而完成了其宗法制下的婚姻家庭模式的构建，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将爱情置换成家庭伦理，从精神上摧毁了要去追求真正幸福的人之本能，所以才创出那么多无与伦比的贞节烈女和鲜廉寡耻、道貌岸然的士大夫阶层。要维护家庭和婚姻美满就成了中华汉族人衡量自己幸福与否的一个尺度，而不管实际上这双鞋是不是合自己的脚。所以不要说外遇是对婚姻和家庭的不负责任，问题是当初结婚时是不是已经是不负责任的结合了呢？但这是谁的错呢？如果没有长辈这样的逼迫，每个人都去寻找自己的爱情，那么儒家式婚姻会变得这么脆弱不堪吗？如果说邪教，那么儒家应该是影响最大、为害为深的邪教。专政共产主义虽然也是邪恶的，但有一点进步性就是摧毁了中华汉族区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使人们从对家庭、对家族的服从中解放出来，虽然他们立刻又被套上了另一层枷锁，但这层枷锁相对于儒家那种含情脉脉地杀人枷锁要明白和浅显，也容易被人所识破和反对。台湾和日韩因为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冲击，儒家仍在那里起着这样的阻碍作用。日韩、台湾人虚伪地追求德性又禁不住到处拈花惹花，也可以说是拜儒家这种表里不一的伦理道德所赐。在东方的传统社会，可以看到婚姻家庭与爱情是相脱离的，是两个并行的东西，每个东方人到家里都是好先生、好太太，要尽夫道妇道，要尊老爱幼，而出了家门，有身份的就去寻找外遇，差一些的就去找小姐或者野鸡，也就是找独立于婚姻家庭之外的爱与性。爱情实际被贬低到偷情、偷腥的境地。许多老婆在丈夫外遇时会哭诉：我对你不好吗？我对这个家不好吗？你为什么还要去外面找别的女人？她们不明白对家庭尽责并不是爱情。这样的女人往往是儒家妇道宣传的受害者，她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丈夫，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地痞流氓，不管丈夫对她们好与不好，她们都只会去尽她们做妻子的本分，而不是出于爱的目的去做。做得十分辛苦也就在所难免。如果为了爱情，会觉得劳累和痛苦吗？即使是感到累，一想到是为自己爱的人所做的，也会感到快乐的劳累吧。而那些家庭主妇们，她们做的是家务工作，却要求丈夫以爱情和关怀作为回报，这在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家庭中也过于强人所难了，难道丈夫们不也是在外为家打拼吗？既然如此，至少在对家庭的贡献方面，双方是扯平的，而在情感方面，这却是强求不来的。在婚姻中，最痛苦的并不是与自己喜欢、却不喜欢自己的人结婚的那一方，因为他们实际上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幸福的；而是那个与自己不喜欢却喜欢自己的人结婚的一方，因为不喜欢，所以也不情愿去尽丈夫、妻子之道，可是另一方却因为婚姻在手而强迫对方做出爱自己的表示，那就是自我上刑了，又没有得到自己爱的人，这就是双重刑罚了。而且这样的婚姻要维持一辈子，那就是无期徒刑了。这样的家庭中，一方因为爱而时时紧逼，另一方则因为不爱而时时退缩，双方都过得累而且痛苦。所以，那些与自己喜欢而不喜欢自己的人结了婚的人出于本能的爱的举动却被捧上道德的神坛，可以说是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的那种，十分可恶。而另一方面，对情人，遇到了真爱的已婚男人总是在说：如果20年前我遇到你，我一定会和你呆在一起。但20年前两个人如果真的相遇了，就真的会呆在一起吗？一切假设都是虚无的，只有现在才是实实在在的，才是可以把握的。所以遇到真爱的人，无论是不是已婚，都跟着感觉走。爱是精神的，却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看你怎么去面对和处理。如果是真爱，就不会得不到神的祝福，不会向任何困难屈服，所以为现实的婚姻家庭而放弃爱的人，既害人又害己，也失去了作为人的幸福的权力。与自己不爱的人结婚不只是造成两个人的不幸，实际上造成了许多人的不幸。因为与自己不爱的人结婚，不仅自己失去幸福的机会，那个真正自己爱也爱自己的人也会失去幸福的机会，而与自己结婚的那个人也失掉了遇上他爱和爱他的人的机会，由此产生连锁反应，东方人之不幸也就来了。婚姻只是一份契约，但约定了就要付出太多的责任，如果没有爱情的支撑，会过得很辛苦。当然孩子的出生会使这种难熬的日子因为注意力转移而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而且做父母的都有借口说是为了孩子含辛茹苦，而有借口放弃或者不再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以此作为强迫儿女就范的工具之一。当然在付出辛苦之后等子女成年他们会颐养天年，这种付出值得不值得，每个人应该有不同的感受和追求，但是在中国式婚姻里，可选模式都变成只一种模式。
现代的婚姻和家庭就象是一场游戏，一场每个人都在严肃认真玩的游戏。女人们以为自己美貌，有教养，受过良好教育，大城市，良好家庭出身，就理应得到男性的追求。而男人们以为自己富有，健壮，会调情，就会得到女人的青睐。现在是不讲爱的时代，家庭和婚姻都围绕着财富而展开。特别是在当代的中国，家庭婚姻上的拜金主义是传统与现实主义共同催化而成。女人在结婚前要房要车是普遍现象。而这要怪谁呢？中国传统婚姻中，男女结合的基础就不是爱情，所以符合动物的择偶规律，只不过雌性们的选择由体型强壮、体色艳丽的异性变成为能赚钱、有物质实力的。有钱有权有名声的人选择配偶的机会多，数量也多。现代的发展使女性自我和自主意识觉醒，但传统中要成家立业的观念逼着所有人去完成这项“任务”，社会上的物质化倾向又使人们将幸福与物质完全等同起来，于是女人们即使不是象妓女们现金交易，也是在做着待价而沽的实际行为了。所以不要责问女人们。在当前这样的社会大环境，要房要车现象是无可厚非的，是一个变态社会的变态表现罢了。既然男人们在有房有车后结婚去找处女，婚后去找小三，富二代拿着不是自己赚来的钱去玩女星，那么女人们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将妻子和小三的位置一齐占稳？这是整个社会出现的问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转型中出现的，是整个社会向钱看而将感情视为无物的恶果。是女性意识觉醒在还是以物质为第一要务、成家立业和将女人视为生育工具的传统观念中的曲折反映。要责问的是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问题，否则就只能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而自发地去解决它。在现在，中国人总是喜欢管别人的家事，探究别人的隐私，侵犯别人的人权而不自知。总有人会问别人结婚了没有，却没有人去问结了婚的人他们幸福不幸福。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结婚即等同于幸福。如果一个人单身是觉得幸福的，那么保持单身又有什么不可以？当他感到遇到了他真正想呆在一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单身的痛苦，那时结婚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又是谁规定所有人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就要去做结婚这种事呢？自己蠢到这种地步也就罢了，却巴不得和强迫别人也象他们一样蠢，这就是一些催婚狂的逻辑，而他们所倚恃的就是儒家那些破玩意，儒家之恶、传统宗法社会之恶可见一斑！因此，重要的就是不要对别人的幸福指手划脚，越厨代庖。每个人对幸福的感觉是不同的，幸福不幸福也只有他自己去体会和懂得，即使是父母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和理解，所以也只能让每个人去摸索，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幸福。
爱情的内涵被婚姻和家庭所取代也影响了下一代的成长。每个人都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但在实际生活中就变成了“孩子是婚姻、家庭的结晶”。孩子出生即处在一个无爱的环境中，这对于他们的身心成长是否有利？当然，把孩子当成完成任务或者传宗接代工具的人是不考虑这些的。中华汉族区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中华汉族区的父母只是为了养儿防老或者是上一辈需要而去生孩子，孩子生出来却要感激他们的养育之恩，这真是滑稽。孩子从小学到高中的义务教育是由国家出钱，而象大学这样重要的人生关口却要父母出钱，父母也由此来达到控制孩子趣向的目的，以使孩子的未来目标向自己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这也是人身控制的一方面。所以在中华汉族区，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并不好，反倒是祖父母因为年龄和对死亡的恐惧等等因素对孙辈特别关切，产生隔代亲。这样的家庭和婚姻往往是归于失败的，即使是在表面上都和和气气的海派婚姻家庭里，也是如此。这里有个现成的例子就是那位精通梵文的留德博士。他当初的婚姻就是在长辈“生了孩子才能出国”的威逼下完成的，本来就是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婚后长期分居又加重了这种隔阂，即使孩子长大双方也没有和好的可能。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只知道父亲欺负母亲，要为母亲出气，却不知道在这之前这个儒家社会已经强奸了父亲作为一个自由人自由选择爱人的权力。
这样的悲剧在这个社会中还时时刻刻地上演着。有人会说：传统婚姻也不错了，不是有许多人这么走过来，也不是很美满吗？表面上看自然不错。但这不是出于爱，只是在一开始遵从的是外部强加于他的道德规范，到后来则是习惯了而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应是指去做符合社会发展和进步方向但还不为旧时代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事情，而并非是为了迎合某个或某些人的利益或者愿望而去做，即使这人是自己的至亲和至爱。否则这种牺牲于人于己都无利，只是满足了某些人的一时愿望，却放弃了自己应该做的甚至是幸福，这是懦弱和可耻的行为。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两个人建立家庭是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而非由两人之间产生的吸引力所致。所以他们是被压迫在一起，而非吸在一起，当遇到合适的环境，比如一方出现问题的时候，另一方就很自然地弃之而去。而且，从人性的善或者说虚伪性来讲，在开始的时候，一个人与陌生人比与家人更容易和平相处。何况若干年后，对方已经成了自己的亲人，也就是象兄弟姐妹一样的亲属了呢？可以这样说，即使是强迫一个人和他的仇家一起生活上十几年，也会成为一家人的，即使是见面就翻脸，但没有的时候也会不习惯。更何况汉民族与大和民族一样是比较以别人为中心的，即使自己过得不顺心也不会明说。认为传统婚姻美满的不妨去亲身色诱一下传统婚姻其中的一方，来证明一下你自己的观感吧。异性婚姻尚且如此，那些不太合乎“正常”伦理的如同性恋、老少恋、恋物者更逃脱不掉这层用亲情织起来的大杀网。儒家之所以提倡不以爱为基础的婚姻和家庭方式，是因为它是稳定的，它的稳定来自于对个人真性情的扼杀，每个人如果在这种关系到自己终身幸福的大事都身不由己，都如此草率、受人摆布，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摆布他的呢？所以父母让他孝他就孝，君主让他忠他就忠，他永远只能做别人心目中认为是正常的形象或者面具，而不是他自己。人间之大恶莫过于此！
也许又有人会说：爱了又能怎么样，那么多一开始爱得死去活来的，最后不也是劳燕纷飞？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那是真爱吗？看到一个人就想干他和想爱他是两种感觉。许多人因为在传统中浸淫得太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性，什么是爱，什么是真爱。他们把一见钟性当成是一见钟情，投入进去才知道对方不是自己的理想伴侣，这时想要抽身而出就不太可能了。理想的婚姻应该是建立在理性的爱情基础上的。这里还有一种因素需要考虑进去，也就是吸引自己的往往是与自己差异非常大的人，无论是性格还是处世方式等等，在星座和属相中也就是与自己成困难相位的那些人，这样的人因为差异太大而彼此吸引，但也会因为差异太大而引发争执，如果处理不得当，就只能是分手的结局。所谓理想的爱情是这样：在一开始为干柴烈火，爱得浓烈，但也不能一天几次性交。要知道，神是按照一周一两次的量分配爱液的，如果在一个蜜月里就做完，那么接下来两个人还做什么呢？一次吃太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以后见到就会反胃，性爱也是这样。这里主动权还是在女方手里把握着的。当然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原来没看到或者看不到的缺点看到了，两个人也要开始为将来的现实考虑，这时身体的交往就会退而其次，而精神的交融就变得十分重要。找与自己志向相投的人会得到更多的情感支持，也会使感情生活更加丰富和坚定。如果不能确定，就去占星或者占卜吧。有人会说：这不是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吗？貌似如此，但在传统社会里，结婚的双方都没有见面，只能听父母的意见，何来爱情？即使占卜过也只能说明对方的性格与自己的相合，并不能说明彼此会喜欢对方的相貌。事实证明，一开始相貌或者气质在爱情中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爱是内在与外在的双重统一，虽然交往越往后，内在的契合就越为重要，但在开始，外在吸引的力量也是十分巨大，有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没有这个过程，即使是以后感情再融洽的双方，也会有出轨的想法和行为以实现最初的缺憾。现在把这一因素加入进来，再占星和占卜就变得有的放矢，会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保护爱情的双方不至被不合适的爱情困住。当然有的人就是爱与他不合的人，即使争执和吵架后也放不下，那两个人就呆在一起吧。只是也要承认人性的阴暗面，要知道无论男女都是花心的，这来自于人的动物本性，男人出于雄性本能要更多地占有能为他产生不同基因后代的雌性，女人也希望与不同的对象做爱以生育各种在各方面优秀的后代。当然在真爱的面前，花心都会因为怕对方伤心而得到收敛，但这也应该是自然而然地发生，而不是靠社会舆论的强迫。这里性放在次等的位置。马斯洛将性放在与吃穿而不是与爱同等的位置，就说明性是人之所欲，象吃喝一样是必须又是较随便的，而爱则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旦遇到就需要用心去经营。性是通向爱的手段。英国人曾做过一项调查，女性要经历过平均22次接吻、谈过5次以上恋爱才能在30岁以前找到真爱，男性要更多一些。这说明什么呢？性只不过是一进一出，并没有什么大义在。但在宗法社会中，为了维护血统的纯正，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保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传给“纯正”的后代，对性是打压的，处女情结即是这种突出的表现，另外还有男女授受不亲等对潜在男女性爱的杜绝和禁止。这只能说是封建时代为了保卫私有财产和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所必须，但在当代更为开放和自由的社会里，是不必的。当然完全的性乱，单纯追求性快感也不值得提倡。爱由心生，性是爱的直接表现形式。没有爱的性只是回归到动物性交的状态。为爱而性，由性而追求到真爱，这也许是许多人追求的幸福之路。当然在未找到爱之前，处于生理期的男女总会要找到发泄的途径，性工作者的存在有着社会和现实的意义。性是社会交往的润滑剂，得不到性交机会的人总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与其压抑，不如用这种方式进行疏导，也许会少一些由此而产生的恶性事件。除非一个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把性放回到基本需要、而将爱放在十分高尚的位置，性工作者问题才有望得到缓解到最终解决。当然，不乱性也不能成为硬性的规定，因为性乱者往往首先是广受欢迎的人，也往往是有所成就的人，所以仰慕者众多，才有性乱的机会，而且这样的人往往也能比较快地找到真爱。许多道德团体比如教会指责乱交是产生性病艾滋病的根源，但那些性生活严谨却也得了性病或者艾滋病，和一个乱交但懂得保护自己、每次都使用安全套或采用安全性交方式的人却没得病是为什么呢？将纯粹医学或者生理学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来进行讨论不仅无意义，而且是无聊的，只能让人产生偏颇的认识。
其实，遇到与自己想法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爱人客观上讲是一种幸运，因为这会让一个人了解到与自己十分不同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并在这个认识和了解的过程中学会如何与自己想法以及生活习惯不同的人和谐相处，从而对社会抱有更加开放、宽容和积极的态度。当然从主观上讲，除非处于恋爱中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悲剧就会来了。许多婚姻和家庭生活的不和谐就源于大一统状态下对于爱人的固定想法，即爱我就要顺从我，或者爱我就应该理解我，就应该达到水乳交融和默契的程度。许多争吵、家庭暴力乃至情杀都与此有关。想想两个人为什么会相爱？还是因为彼此有吸引的品质，而这些品质往往又是自己所缺乏的，正因为不同而相爱，也因为了解和要改变对方而不爱。所以要爱，就要理解和接纳对方与自己不同的地方。而另一方面，爱情是不需要谎言的，这也是要正确认识与自己不同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的需要。如果谎言遍布还怎么去发现那些不同的方面？对爱人的坦白也是相互信任的需要。相互爱，信任是其中最起码的要求。当然，如果有涉及第三方正当权益时，比如怕爱人因为容易泄密而暴露他人隐私，那么可以隐瞒，但对于单纯的二人世界爱情中，其他都可以克服和原谅，但谎言却总是让人感觉无法忍受。
不要因为失恋而去自杀或者做一些极端如杀人的事情。古往今来只有两人相爱受阻殉情才会得到同情而被纪念。象梁祝，象孔雀东南飞，象罗密欧与朱莉叶，都是在反抗外界对他们纯洁爱情的干涉时自杀以保卫自己伟大的爱情，并没有听到谁因为失恋自杀而得到怀念，除了他们悲痛的亲友之外。失恋是一堂课，虽然这堂课很不好上，会给人带来几乎不能忍受的痛苦，但就象凤凰涅槃一样，经过时间的磨砺之后，失恋过的人会对生命、自身、别人的认识更进一层，个性也会更加坚韧，也更懂得忍让与生活的价值所在。当然有的人会因心被烧过而对爱情失去信仰，而变得玩世不恭，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当他们遇到真爱时，会重新燃起爱情之火，并重拾对爱情的信心。但重要的是，不要因此而消沉，而去听从别人，过早地与自己不爱的人结婚生子，那么真爱来临也就真的只有当小三的份了。就只当在爱情上上了一课，这会对一个对爱有信仰的人有益终身。东方人因为不能爱、不敢爱，只能对亲人负责而不能对爱人负责，所以他们即使失恋也只能消沉，而心如死灰，却很少有人去做出格的事情。这当然也要从两面去看。有的人因为贪官中找小三的比例高就认为应该回归家庭才是杜绝贪官的一种解决方法，甚至有将对家庭忠贞列入官员选评成绩的。且不说这种说法有多幼稚，因为许多并没有贪或者没有机会贪的人找小三的也有的是，这也是贪污所造成的吗？贪官为什么就不能去找真爱，即使这种真爱是以小三的面目出现？有的贪官为了自己爱的人一掷千金，有的长年两地跑，许多时候爱得并不轻松，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曾听过有的贪官为了自己的爱人而写保证书，而去挪用公款，而去做任何对方想要他做的事。贪污的行为本身当然是罪恶，要受到法律制裁，但也要看到的是现在“大公无私”的国情剥夺了贪官很大一部分应有的报酬，却给了他们假公济私、贪污腐化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现实。有这样的人对待自己，小三们应该感到欣慰，而不是去把他们当作摇钱树，毁灭了他们，也牵连了自己，也毁掉了真爱。应该说，不以乱性为目的的真爱，即使是发生在贪官身上也是十分可爱的。人性都一样，只是他们在这样一个时期到了那样的位置，而一般人并没有这样的机会而已。所以减少贪官更多的是制度上、民主上的建设，而不是去过多地指责贪官个人的品行问题或者他们的真爱。
综上所说，婚姻和家庭应当以爱为基础建立。没有真爱的婚姻是不会被祝福，也不应成为阻挡真爱的理由。《简•爱》通过戏剧化的处理，使之最后得到了幸福，除了那位可怜的疯妻子之外皆大欢喜。但如果桑费尔德庄园没有被烧毁，疯女人还在，他们就不能完成结合了吗？那么简•爱在牧师求婚时所受到的罗彻斯特的呼唤回到庄园又有何意义呢？这在事实上指出，实际上，即使有了婚姻，而这场婚姻是不幸福的，任何一方感到是被欺骗或者是盲目而莽撞的结合都是不道德的，这样的婚姻就应该无效或者不应再继续下去。结婚证实际上只是为了保有双方共同财产也就是私有制而出的证明而已，它只能维护婚姻而不是爱情。因此，应该取消结婚证，而代之以金婚、钻石婚之类的荣誉证书。婚姻不应受到结婚证这种象先付费一样的证件的束缚，这样人与人之间最神圣最纯洁的一种关系就被世俗的财富保有观念所玷污。婚姻应是由爱而生，自然而然地发生和进行，至于进行到哪里，进行到什么程度，这就要看两个人的缘份、对这段感情的重视和努力程度。有证书也应该是对两个人相濡以沫10年、20年的情感作证，而不是先设定这样一个假设再让双方去遵守。虽然许多人会乖乖地听话，但并不代表他们由此就会感到幸福。只有由心而发、由内到外的情感表达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而且稳定的，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于婚姻中的任何一方的。也就是说，两个人应该靠的是彼此之间的吸引力，而不是来自于社会或者家庭的压力而使他们在一起，否则只要这种压力一旦消除，家庭就会立即解体，这无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双方还是对潜在的爱人还是对已有的孩子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和伤害。有人会说：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标准了，我们原来所信仰的婚姻和家庭还比较可靠，爱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依靠这种很不可靠的东西去获得幸福也太幻想了吧？事实的确如此。就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亚里士多德和牛顿以固定不变为基础观念的经典物理学的冲击一样，以不稳定的爱为基础的双方相处模式就是要对以婚姻为基础的相处模式产生冲击，虽然看似飘渺，但更真实，以其为基础的婚姻家庭也更为稳定。
人们总是将婚姻与家庭合而为一，认为婚姻即是家庭，或者说成家即是成婚的另一种说法。但实际上单亲和单身家庭是不是家庭？所以婚姻与家庭也并不是完全统一的，甚至并不是同一概念。随着人口老龄化，空巢家庭和鳏寡孤独家庭会越来越多，而对应这种情况，让老人与子女合住虽然迎合了儒家的孝道，在现实中却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会让老少二代人都过得很不愉快，而养老机构的设置也有很多问题，虐待老人的事件经常有闻，养老费用也是很大的开支。其实如果跳出家庭即婚姻关系，即亲属生活在一起的窠臼概念，也许我们会找到其他更好的解决途径。比如几位兴趣爱好相投的老人可以组成一个大家庭，就象中华汉族区以前的大杂院那样，每家有独立的小单元，小单元又组成相互扶助的大单元，这样能较好地照顾到个体与群体的利益。甚至可以象原始社会里一大群人在一起生活而能相互照顾。当然这要处理好个人隐私的问题，即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其他人的隐私，而不是在中华汉族区里经常见到的“包打听”“小喇叭”，这样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才会感到舒适和方便。
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对于爱情、婚姻家庭的看重点也有所不同。有的人，特别是许多男性性征特别强的男性，天生就对爱情等情感不敏感，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传统式的家庭和一个稳定的婚姻状态，也许有的性欲旺盛的人还需要路边的花花草草来点缀。这样的人也当然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都会自动去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爱情却是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体验。有的人就是想以婚姻家庭为重，认为这要比获得爱情来得幸福。那么就守住自己的婚姻家庭，而不要再出现找小三和婚外恋之类，因为这本身就是对婚姻家庭的不尊重，既然选择一样，就不能再选另一样。有的人则就是喜欢找其他刺激，只要不是强迫，那么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要征得他的爱人的同意，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深爱着另一个人，自然会十分在乎另一个人的感受，这样对爱的忠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一对一的爱情模式还在于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便一个人对他所喜爱的每个人都是真心，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当然爱有余力的人也是存在的，但也不可能超过个位数，当然以性为游戏的数量就难说了，这有点象精品与大众品的区别。而性自由与泛爱也是两码事。性自由只是对其他人身体以及交配的渴望，性交达到以后即失去原来的激情，甚至往往只是一两次性交就不再有兴趣。泛爱中这种渴望和激情依然存在，只不过这种爱的对象是许多而非单个人，这样也就难免使泛爱者背负“花心”的罪名。这也要看交往着的双方对爱情的理解以及对于对方对爱情理解的容忍度。要知道，多配偶制相对于单配偶制不仅历史久远得多，而且在现在也还是存在着，也并没有出现过多社会和现实问题，而单配偶制的社会里各种寻找婚外情却对保守的社会提出挑战。而且这与公正和道德无关，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讲求公义的人其个人生活是不合传统道德的，以为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的观点会决定其在其他方面的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想法本身就是很荒谬的。还是一个原则，那就是参与其中的各方自觉自愿。觉得爱一个人爱得很深而不在乎有其他人介入的就多配偶，觉得无法忍受的就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爱并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双方共同选择才会成功和长久。只是现实中人们往往是将恋爱这样的多选变成了婚姻式的单选题，这只能说是落后的社会发展模式和人本身私利相结合的产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婚姻中，并不是两个平等灵魂的结合，而是一个成为另一个的附属品和玩物，这往往是由女性充当，而子女又成为父母的附属品和玩物。
这里还有一个孝的问题。孝是尊敬长辈，也是人类善的要求，但把孝上升到“道”的层次，孝就变了味道，而成为维护正统的代名词。不仅是孝道，凡是成为系统的理论性的东西都带有这样的缺点，因为系统化即排斥和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只采用了其中一种，也许对当时当地是有利的，但对整个历史长河来说这种选择是否永远合适呢？对长辈表示尊敬，赡养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是人之常情，但因为父母在不远游或者因为要尊重父母的意见而放弃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生活或者幸福那就不是“孝”而是“顺”了。顺就是顺着别人的意思而放弃自己所追求的。这从大方面来说就会损失有可能在那一方面有所成就的人才，对个人来说也失去个人发展和提升的原动力，人会变得得过且过，所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是不利的。比如，因为生病的母亲而放弃一次打工的机会合适不合适？只要母亲不是那种时时需要人照看的病，那么出去反而可能挣得更多的钱来给母亲治病，这算孝还是不孝呢？人总是有两难境地，当然去与不去都是个人的选择。但在选择时最好先尊重自己的想法，因为只有自己才了解自己，也需要这种成长过程。要知道，父母所给的只是肉体，而每个人的灵魂却是自由的，灵魂之产生到现在并没有定论，但事实证明它相对于肉体是有独立性的，不能因为肉体的限制就不去追求灵魂上的自由，也不能因为肉体是父母所生就要将灵魂也完全服从于父母。这是两回事。而儒家将国、将自以为是的大义总是摆在前面，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可以抛弃家庭，为了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可笑又可悲的是，每当南北朝的时代，没有逃到南方的所谓做了亡国奴的汉人就与逃到南方以遗民自居的汉人互相对骂，成为中国历史上时时上演的好戏。而当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时候却不可以，私奔之类每每被当成对长辈的不孝而口诛笔伐。另外，过年回家只是高兴了父母，而辛苦了孩子。只不过是农业社会聚族而居在新时代所保留的残迹，在社会越来越发展的形势下，只能是越来越不合时宜。回家看父母也不能是立法来解决的。如果后辈喜欢，不立法也会去做。子女不喜欢看父母这中间的原因有许多，但我想最主要的是中国的父母太盛气凌人，太妄自尊大，总把子女看作仍处于未成年的状态，喜欢居高临下地聆听，又喜欢为其做主，又不顾及其感受。回家就象是下属拜见领导，子女们喜欢回家才是怪事。过年回家只是变成了一种风俗，毕竟平时忙于生计，在工作中单位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回家也可算作一时的逃避和休养。所以父母们如果少一些压迫和自作主张，我想子女们还是更愿意回去的。其实，过年一定要回家就表现出中华汉族区的人许多特质。保守，顽固，集体无意识，非理性，随大流，吃苦耐劳，有强迫症，过于重视血缘纽带，顺从，以道德舆论作压力，媒体推波助澜，等等，都在这里面有很好的体现。
中华汉族区的父母喜欢在物质上无限满足孩子的要求，而在精神上则喜欢摧残，这很类似于对待宠物的态度。而年纪轻轻就获得成功并不是一件好事，不管这是父母赐予的，还是自己争取来的。人的一生就象是在爬山，一开始就处于颠峰或近于山顶的位置，再发展就只能是走下坡路了。年轻时也不能追求与自己的能力与贡献不相称的消费品，这会产生无尽的烦恼甚至罪恶。收入、能力与支出三者相称，才能产生真正的幸福感觉。
而西方则相反。现代西方已经被赤裸裸的性文化所占领。如果说性文化在五六十年代因反抗传统的家庭文化而有其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它现在就已经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堕落了，给予人的只有性交的快感而缺乏更深层次的爱的体验，于是使人更加空虚和堕落。相信爱文化将在两性和社会关系中得到确立而取代当前已经陷入快感的绝望中的性文化。爱文化也更不同于传统的家庭文化，因为爱文化不是以建立家庭为目的、以个人特别是女性受束缚于家庭以及各种传统道德的形式而存在，而是人在真爱的感召下自愿做出对爱的关系中各方都情愿和有利的选择。现代西方人之不喜欢生育，也是与其男女关系中以性而不是以爱、也不是以家庭为基础而产生的副作用。两性间如果只讲性，就会只以快感为基础，而忽略了爱情中相互依赖和照顾的情感因素，这会导致为了追求性的快感而不愿生育的现象。以家庭为基础当然和以爱情为基础一样比较稳定，但却是以牺牲个人幸福、将个人变成传宗接代的工具为代价，从历史上看也是处在以性为基础的两性关系更低级的位置上，这也是东方伊斯兰和儒家家庭伦理观要低于西方性自由伦理观的道理。而人类两性关系未来的发展将会是以爱为基础的比较稳定的两性关系，这其中孩子必然作为这种关系的稳定剂而变得不可或缺。同性以及其他爱情之间的模式也很可能会向这一方面发展。在爱的天平上，双方都是平等的，而不是象以家庭和婚姻为基础的社会中那样其中一性，一般是女性，成为被压迫对象和泄欲工具。
乱伦也是伦理学中一类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许多道德上的问题总是能从生理等理科角度找到原始起因。乱伦即是在原始人群婚制过程中发现近亲结合畸形或低能儿产生的比率高而做出的限制。但在各地的各个时期对乱伦的定义也是不同的。西方古希腊传说中诸神很多都有直系血缘关系。中华汉族区在周代实行“同姓不婚”的政策，这是与当时以氏族社会为基础、姓相同即代表有血缘关系的情况相适应。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成堂兄妹不能结婚，而表兄妹却可以，更是亲上加亲、值得称赞的，从《红楼梦》的时代，甚至到民国时期仍是这样。而在中共统治时期，受了西方的影响，才从优生优育的角度规定三代以内亲属不得结婚，对“乱伦”的定义也就由同姓演变为堂兄妹之间，最终到三代以内。所以乱伦也是将医学问题转变成了道德问题的一个例子。但只从医学角度貌似科学，却也无视真爱的存在。如果三代之内的从兄弟姐妹，甚至是兄妹、父母辈与儿女辈之间产生了爱情怎么办？这是有现实的例子的，当前的处理也是坚决而严肃地禁止。而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应当允许各种形式的真爱的存在。即使是父女、母子相爱，只要不生儿育女，也就可以允许其存在。等以后医学更加发达，可以用基因技术或者自体繁殖来繁育后代的话，那么人类关于性之禁忌要少许多，只剩为爱的性了吧。当然，如果不是双方出于爱，而是一方以强势地位强迫另一方性交的那就不是爱，而是性侵，就象很多报导中对子女进行性侵的“兽父”那样，而且未成年的子女性器官和性欲望都还没有成熟，与之性交也是不应该，这与禁止与未成年人性交是一样的道理。在爱情伦理中，甚至一对一是否就是爱情的唯一模式也是值得讨论和探究的。总之，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不有损其他人、不损社会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正处在技术给人类思想带来冲突、将其带到新的高度和境界的时期，克隆和造人技术等等对传统的人类伦理提出挑战，但也许更准确地说，是人类现阶段的伦理所不能理解的新伦理即将开始出现的预兆。实际上，这也是人类由自然伦理关系即血缘关系向社会伦理关系转变，即重要的不是谁生的，而是由谁抚养。而且人与人的结合也会由为了生育这个传统任务而变得真正是为了人自身的幸福，即为了爱。如果人类仍是以旧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新事物，用旧伦理去规范和框住它，那么人类就会失去进化到更高一级的新伦理的机会，也会对科技本身造成极大的困难和损害。说到底，伦理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而不是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以后通奸的定义也许会变成没有爱情的性交活动，而不是现在所指的婚外性行为。其惩罚也应是道义上的，而非法律上的，更不能因此剥夺别人的生命做为代价。
人类在爱的需要中所追求的是婚姻对象、家庭伴侣、性伴侣、爱人、孩子爹妈等等的完美和谐统一，而不是这几样分裂成互不相属的人生几大块，这样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就会造成其人格的分裂，人生也就会充满欺骗、不信任和不幸福感，会导致活得很虚伪，也活得很累。性、爱情、婚姻和家庭是几种不同的概念，当然如果能合而为一是最为理想的，但也并不是为了合而为一就一定要合而为一，这样反而会欲速则不达，伤害到真正的感情。自愿的、自然而然地由性进入爱情，步入婚姻和建立家庭才有可能是永久的幸福。去掉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导致人的幸福感的不完善。而这也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适应。除非人类不再为物质所困，不会为了物质上的保有和需要去建立家庭，代表物欲的家庭和代表精神的爱情才能最终合而为一吧。这其中，上一代人的观念和态度是一个关键，只有让每一代人自己去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上一代人只有提供建议的权利，而不是代下一代人作决定的权利。特别是父母或者其他长辈粗暴干涉子女或晚辈恋爱与婚姻自由的，应当给予严厉打击，造成子女或晚辈肉体伤害甚至死亡的，更应当按照公正的法律予以严惩。否则，就不要谈什么幸福。

普世价值之追求目标：真、善与美

人人都会说真善美,但在现实中却总是违背。何谓真，何谓善，何谓美？许多人讲过却总也说不清。
先来讲真。真是什么？真实的存在和真实存在的道理即真理。其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真实存在。真之排在第一位是因为一切事物在评判其善恶对错时，都必须以真实存在和发生为前提。真即真理，即客观规律，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但往往在现实中背离这一原则。大中华地区的人尤其如此，往往以为自己所想就是现实，就是真理。即使真理在握，也会因为其过于自我而将真理作为教条，或者以为自己所做即为真理，而陷入到唯心主义的泥淖中去。如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列宁及其追随者将之变成帝国主义理论，过于夸大阶级斗争。无纶足前苏联地区的肃反，还是大中华地区的反右文革，都是把他们所认为的阶级敌人消灭，以为这样就可以在没有剥削阶级的情次下建立一个全新的公正社会。只是他们忘了一点：恩格斯说过，阶级总是成对出现，而真正决定生产关系如何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统治者们消灭了他们认为的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却没有改变生产力的水平现状,因而生产关系也并未改变。只是阶级的体现由实体的个人变成虚体的组织,就是各级政府和村委会。这些人对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敲诈就不足为奇。另外由于个人的私利无法用一种合理合法的途径表达,中饱私囊也就不足为奇,于是下层人民反而遭受到比之前地主、资本家更为残酷的剥削。因此尊重现实、尊重真理,也许走向理想的途径也许会更通畅更短一些。
但是尊重真理是否就是真实的就要尊重和遵守?真理是否就是合理的?这涉及到何为真理的问题。真不一定就是善和美的。比如潜规则是真实的,但我们需要将其变成社会正常的规则吗?相信大多数人不这样认为。我们无法对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进行评判，这也是没必要的。然而恶的思想所导致的恶的行为虽然还没有产生，但我们认为思想发生过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犯罪未遂也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而腹诽之类则因其无法评判其存在而倾向于认为其未存在，或者需要从前因后果中加以仔细考虑和辨别。真实会一时被蒙蔽，但真理不会永远被埋没。真理的力量就是来源于真实。不管谎言伪装得多么巧妙，也总是时不时被拎出来过过堂。这就是各种文理科研究的兴趣、乐趣和意义所在。伪善之所以是恶就在于其伪。欺骗在任何社会都被认为是恶的，要受到惩罚，是不允许的。比如现在的五毛，纯粹是为金钱服务的，这与因为信仰和有所追求而采用欺骗手段达到目的的美分还有些不同。他们与商人中那些唯利是图者一样，都是将灵魂卖给金钱和魔鬼的人，但唯利是图的商人至少还有自己的事业，还是利用自己的能力去赚钱，五毛则除了为金钱服务，为维护当局的稳定服务以外，倒行逆施，助纣为虐，对于历史的进步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然而五毛的出现也是一些人在现实社会环境中无法正常生活，而甘心被当局利用充当打手的产物，对于民主和社会进步可以说是一种反动的恶性循环。除非这种欺骗是对欺骗的欺骗，或者是出于公义的欺骗，这和以暴止暴以及为了公义而使用暴力是同样的道理。但真理只是真，它既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例如潜规则是中华汉族区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地区普遍存在着的，这可以说是人性的真实一面，但并不善。在中华汉族区，伪善也许是与汉族人所特有的面子观相适合，就象在人生的其他方面发展找不到支点而去搞美食一样，面子也是汉族人所特有的护身法宝。而随着儒家文化的推广，伪善已经浸入到社的各个层面和层次，因伪善和伪伪善而带来种种表面上让外人匪夷所思的文化现象。比如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外国人总奇怪中华汉族区的人为什么那么爱拼酒量。国外虽然有酗酒的瘾君子，但不象中华汉族区的人这么喜欢看到别人醉倒在自己脚下。有人说这是因为能喝酒的人会很有面子，这于常理也讲不通，因为中华汉族区的人只拼酒量，餐桌上的其他吃喝是不拼的。比如中华汉族区有个成语叫做酒囊饭袋，是说一个人只会吃喝，其他什么都不会或者不做。但在汉族人的酒席上，大家都在拼命比谁比谁更酒囊，而很少有人去比谁更能吃的，难道酒量大小比饭量多少在酒桌上更有面子吗？而且只有男人会拼酒量，或者拉酒囊女人来跟男人拼，女人之间是很少出现拼酒的。如果说这是男人好胜心理在做怪，那么为什么不去比其他更实用的呢？这只能说也要从中华汉族区的特殊文化背景去考虑。因为中华汉族区的人实际信奉的是伪善的哲学，所以每个人在外都表现如谦谦君子，不管是政界、商界还是学界，都在拼命把自己打造得十分完美，以期获得更多更大的名声和资本，所以越是小人，将自己隐藏得越深而不露。这在人际交往中便带来困惑，使人互不知底，也就互不信任。但一旦醉酒情况就不同了，男人们会把平时隐藏得很深的那一面透露出来，彼此也就知根知底，心领神会。这就象是把人心层层包裹的假面剥去，彼此能够坦诚相见，以后再见面就熟识成朋友了，所以酒后好办事也成了一帮人的信条。下属则会因为见过领导的庐山真面目，至少可以在以后的吹侃时说：某某领导或者名人和我吃饭的时候还耍过什么样什么样的酒疯呢。不仅可以暗示自己与其不一般的关系，还暗含他也和咱们一样的潜台词，而且说不准以后就凭着这样的小关系领导会对自己另眼相看呢。所以在迎接上级下来视察的时候，小领导们即使自己酒量不大，也要叫上几个能喝酒的下属去“陪酒”，而且一定要陪好，因为这也是一种政治资本，能在席间抓住领导的小辫子或者获得一些内幕消息对自己也是有利的。而对于被劝酒的人来说，一是有面子，因为是被人敬的；二是喝醉了也可以借着酒劲说一些自己平时不能说的话，发一些平时不能发的酒疯，就算平时装模作样的一点补偿，即使身体不能裸奔，让心灵也裸奔一下，也算是一种补偿和调节，更何况被人问起时可以用“那是醉话，不作数的”来搪塞。于心有益，于地位无碍，只是让身体受点小苦，何乐而不为呢？但有时酒后吐真言怕也对自己的前途不利，所以酒桌上一方拼命地敬，另一方拼命地推，或者假装醉酒也就成了中华汉族区酒席文化的一景。而外国不必有这样的隐瞒和伪善，也不必通过这种方式去展露真实的内心，自然也就不必有这样令人难受的酒桌文化。中华汉族区的人好面子、喜欢做面子工程等等，都可以说与伪善有关。这只能说伪善虽然使社会表面上和谐，实质上是害人的东西。研究真的学科包含所有的理工科、社会学科以及人文学科中的历史、语言学等等直接研究客观现象的学科。
因为真不一定善，所以我们才需要将善从真中独立出来。那么善是什么？是有利于群体的行为。为何这样讲？因为人本身的自我中都有自私的一面，自私是人的天性。这是由于每个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要维持这个系统的独立运行，有时会采取抑制其他系统而不是超越其他系统运行的行为，这被称为恶或者自私。而人又是处在一个复杂的群体或者社会中，有时为了这个群体或者社会的顺利运行是需要让自己一部分私利让渡出来，这也是为了让自己的私利得到更好的发展。比如虽然对自己没有实际的利处，许多人还是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们是处在同一群体中的，只有整个群体的壮大和良性发展，个人才会从由受到更多的益处。一方面看到别人因为饥寒而死会让人因为感同身受而觉得于心不忍，另一方面也会因这部分受到帮助没死而在潜在的可能性上对人类整个群体的发展有所帮助。实际上，传统上所谓人的自私行为更确切地讲是自我行为，是无所谓善恶的，因为象物理学中的坐标系一样，这要看评论时评论人选取什么样的坐标系统来评判具体的行为。这里有必要谈谈儒家的善。孟轲认为性本善，荀况认为性本恶。儒家的善恶坐标是定在是否利他的基础上的。这样不争夺食物和藏匿犯罪的亲人都处在善的定义里。而如果以现代人的善恶坐标系，为了个体的顺利生存而争抢到食物活下去是无所谓善恶的，只有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故意去损害别人的合理利益才能称作恶。比如孩子在出生到懂事之前会将所有自己所能拿到的东西都搜罗到自己身边，这是无所谓善恶的。而在儒家的道德标准中，会认为这种维护自己私利的行为即是恶。难道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去成全别人就是善吗？所以儒家的善恶观实际上是出自自己对善恶的理解定义，是唯心主义，并不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来进行善恶定义。不仅如此，在现实中也是不可通的。连孟轲都哀叹说：吾未见好德（后天修养）如好色者（本能）也。善对于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十分重要，在中华汉族区历史上不乏有鲜廉寡耻的统治者利用各种手段将自己塑造成受天命或者是善的代表、正义的化身，因为这对他们获得权力后的社会稳定有好处。这种对真与善的混淆，推广到社会中，会使人以价值取向和判断来代替客观的评价。比如对一个自己难以接受的新观念，人们的批判往往是先立足于“我喜欢不喜欢”，而不是这件事本身对不对、侵没侵犯到他人或者社会的合理利益，再基于此而找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这种新事物或新理念是“恶”的。东西方都有这样的例子，如西方对犹太人和茨冈人、对女巫的迫害，东方人对一切反传统伦理的自由恋爱、同性恋、喇叭裤等等的“西方腐朽生活”的禁止和厌恶等等，都是如此。恐同从根本上说不是性倾向差异而产生的问题，而是从伦理上说是以家庭、婚姻为基础的传统伦理与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伦理之间的冲突，更深层次上说是旧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法在其框架内容纳新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新思想的冲击。旧思想反对同性恋，也反对其他一切表面上是“离经叛道”的行为。基督教在反对堕胎，伊斯兰教在反对妇女权力和自由恋爱等等思潮上面上都是如此。这些持着旧思想的人应该呆在旧的时代角落中而不是对新的时代指手画脚。可以说，纳粹的出现和肆虐全球并不只是属于希特勒一帮人，甚至不只是属于德意志人的罪行，这是全体地球人的耻辱。当法西斯在德意志大地上开始迫害那些他们认为对他们的理想有害的人的时候，那些有能力出面维护正义的国家和人们到哪里去了？给犹太人生命签证的是几个人，又是有几个是代表着他们的国家而接受这些一部分人类的？只有法西斯开始危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的时候他们才出来对抗，而并非出于对正义本身的信仰。而在法西斯进行迫害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不是明哲保身，或者冷眼相待，或者幸灾乐祸，甚至助纣为虐？即使是那些受到过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国家里面，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俄罗斯人、法兰西人、荷兰人，等等等等，甚至包括犹太人或者同性恋者自身，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有没有做过帮助和欢迎法西斯的事情？我们可以去问每一个地球人一个到现在仍没有失效的问题：当别的地球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你在哪里？在做什么？为什么犹太人对二战时被屠杀念念不忘，而在自己身边他们对待阿拉伯人同样的行径却熟视无睹。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吗？为什么这块流着蜜与牛奶的地只属于他们？如果这是上帝给的，那么他们当初放弃到外面去流浪是为什么？按这样的逻辑推理，阿拉伯人也可以说这是阿拉给他们的，那么二战及以前欧洲人把他们从欧洲赶走也没有什么不对。推开来讲，每个民族都应该回到自己的原生地，欧洲人也不应该到美洲、澳洲和非洲去，最后都应该回到非洲老祖宗那里去。既然他们带着这样大的宗教偏见来行事，那么纳粹对犹太人的宗教偏见来行事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以色列的政权一直在给自己的种族灭绝行为找借口，但事实上他们在中东的所作所为是在惊人地亦步亦趋地模仿着纳粹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先是种族隔离，然后是取消人的权利，直到从他们的地盘上赶走，最终就是赤裸裸的大规模屠杀。这里面英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好角色。另外要知道，世上的犹太人这么多，靠巴勒斯坦那点地方能挤得下吗？而社会的进步是靠和解，靠生产的发展来维系，而不是封锁。无论是犹太区和阿拉伯区的两极分化还是其他分开措施，都不可能带来一个和平而健康发展的中东地区。如果英美仍然采取唯恐天下不乱的政策，这于他们本身最终也并没有什么好处。体现善的学科是文学和宗教信仰，包括影视作品。所以象新闻这样其基本要求是客观、真实，其次是深刻，再其次才是文笔流畅和富有感染力的职业，在西方将其放在社会学科中，而中华汉族区却往往放在中文系，一个讲求善与美却容易忽略真的学科里，中华汉族区新闻业的假大空和伪善也就不可避免。这里要提醒一下那些迷恋伟光正形象的男女主角的粉丝们，演员所演的角色与他本人的本性并不一致。除非是本色演出，否则一个优秀的演员可以演出与他性情完全相反的角色，也许他演的是高大全的正面角色，而他本人则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全的混蛋。而且相对于坏蛋角色，伟光正是比较好驾驭的，所以不要因为一个角色就爱上一个人，那最终是会让你们失望加痛苦的。
美是什么？因为愉悦、喜欢而产生要亲近的感觉。美是最带有个体主观感受的，也是最个人化、最个性的。比如有的人喜欢胖人，有的人喜欢瘦人，有的人喜欢年纪大的，有的人喜欢年纪相当或者年纪小的，这都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当然在同一时期内的同一地区，大多数人在喜欢对象上交集会大一些，所以会有公认的美的事物，如美女帅哥，但不能因为自己或者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美的就去剥夺或者强迫别人放弃他们自己对美的独特感受，要其与自己或者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比如中华汉族区人认为的美女在美利坚地区人眼里未必美，甚至古人认为的环肥燕瘦到现代人的标准就会觉得丑陋，那就不能以汉人眼光或者以美利坚人的眼光或者古人的眼光作为美的标准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现在被判定为长得丑的人们也不要妄自菲薄，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看对眼的人喜欢上，不过在这之前还要加强自己的内心修养，因为性情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即使被喜欢上也会因为没有可以发掘的其他东西而不再被人喜欢。我们要真善，为何还要美呢？因为真善也需要人们因为喜欢而去追求。比如一些道德感很强的传教士或者象明代官员海瑞那样的卫道士，他们道德上的自律既真实，也出于善的目的，但却为当时人所反对，放到今天也不会有多少人去认同。因为其不美，让人感觉那种生活很有距离感又很不适应。当然美的事物也不一定是真和善的。纳粹军装单从设计上看十分漂亮，但经过二战，却成为了最为恐怖印象的军服之一，这是美与善不相统一的证明。再比如有些日本人以为靖国神社的建筑艺术是美的，这种美在西方看不到。但这并不能对神社所表现的内容的罪恶有丝毫助益。神社的形式可以保留，但里面陈列的应该是真正表现善的如对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人的追悼，而不只是对军人，这样总是表明有种尚武而不管其是否代表正义的成分在。一幅蒙娜丽莎的肖像也许是美的，但并不一定真实，更不会体现善的意味。另外，年轻时长得青春靓丽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虽然追求的人多，做事也更容易成功，但也正因为被太多的人追求而在性情上容易变得飞扬跋扈，或者因为成功得太容易而失去继续努力的动力，当年老色衰，外形不在，气质又不佳的时候，生活就会变得很可悲。许多童星、影视歌星最终生活得穷困潦倒，倒不如那些年轻时没人理睬的人，更容易静下心来把自己的事业经营好，在功成名就之后反倒会引来大批的追求者。这时也才会更加理解李耳“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的道理。研究美的学科称为艺术。有时艺术会为了影射或者服务于现实而创作，但如果过于功利而没有美感，依然会传之不古。这与文学等等不同，文学作品如果读起来很美，却没有震撼人心或者让人产生共鸣的东西，那么也只能让人当作优美的小品文，而不会成为成功的著作。
在三者中，真是先天的、本性的，善和美是后天的、可以培养和影响的。真是集中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中低的这一层，比如对食物、性等等的需要。福比（Furby,1980）的研究表明，18-21个月大的孩子在与同龄人进行以物为取向的交流中，超过85%的交流涉及保留财产的冲突，而不是分享或给予。保护自身不受侵害以及为自身发展谋取更多的有利因素是每个人的先性，这是无所谓好坏的，当然在儒家的坐标系中这是恶的表现。孔融7岁才学会让梨，如果是把梨摆在一二岁时的孔融面前的时候，他还会让吗？真为其他两项打好基础，只有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存在才有可能让我们在其基础上建立善与美的大厦。由于后天的教育，使我们中的大多数变得礼让，变得彬彬有礼，因为这对于整个人类群体、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虽然好象看起来个体在吃亏，实际上每个人都这样，就会变得既对社会也对个体有利，而不象一个不讲道德、人人都要时时防卫他人的社会里，每个人时刻都要提防自己不被他人欺骗，其道德成本很高。这在每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比如现在的中华汉族区就显示得十分明显。这其中父母与幼时老师的影响更大一些，而且这些影响并不只是父母口头上的教育，所谓言传身教更为重要。出生在父母不和的家庭里的孩子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在善的培养中某些因素会因此而缺失，即使他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也无法完全弥补。而一个民族会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自己民族内部的善的标准，这是文化对善的影响。比如欧美地区人以真实而勇敢地表达自我作为善，东方则以含蓄、在配合他人中隐藏自我看作善。美则是三者中最易被塑造的。不仅对美的标准每个国家或地区、每个时代不同，甚至每个人对美的感觉都是有差异的。比如中华汉族区古代对女人美的标准集中在小脚上，最高的要求是三寸金莲，脚越小，得到的嫁妆就越多，而这在现代被认为是极丑和恶心的。太平洋岛国上以胖为美也会使其他一些国家的人觉得不可思议。由此也可以看出美与善无关。美也是可塑造的，现代的化妆和整容不必说，而且那只是皮毛功夫，而最可称道的由内而外、内外兼修的气质修炼。而这先要做到修己，要面对真实的自己，然后向善的方面培养，加上其他素质、处理问题能力的提高等等，才会由内而外给人以威严又温暖的气质美感。中华汉族区或者那些暴政型国家的官僚以及官商与其他地区的官员和商界人士或者民国时期的许多官员比较起来总显得很委琐，不精神也不振作，是因为他们在蝇营狗苟中丧失掉了自己的浩然之气。中气不正，给人的外在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原本是帅哥美女，在这样的环境中浸淫一段时间也会变得因精神委琐而丑陋起来。这不是穿着顶级品牌服装、用着高档品和涂抹着名牌脂粉所能掩盖得住的，难怪林肯要说中年以后仍然形象不佳的人是自己的问题了。
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为何要追求真善美。因为真里面有善有恶，只有真善才符合人类发展的根本利益，而有的真善因为不美，就不会吸引人们去追求它，所以我们才有了真善美三位一体。这其中真是普遍的、刚性的，因为存在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没什么存在又不存在的情况。而善是带群体性的，比如原始猎人打猎，对人这个群体是有利的，是善的，但对被猎取的动物来说是不利的，是恶的。这在特定群体中也是如此。比如纳粹对德意志人是有利，但对犹太人、对整个人类群体是不利，因而是恶的。当然真善美从范围上讲是依次缩小，主观性依次增强，其重要性也依次降低。所以我们要先求得真，次求善，次求美，而不是倒过来。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融合与成熟，各个民族所形成的特有的对真善美的认识也会在交流中逐渐统一起来而形成共识，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对真善美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即哲学。哲学是人文学科头上的桂冠，而历史则是人文学科的基础，就象在理工科中物理学是基础，而数学是桂冠那样。当然这两门学科是需要相对智慧和通达的人才能去研究并做出成果，因为可悲的是，这两个学科里出天才的人数众多，走火入魔者也不在少数。《史记》是历史小说，相对于同时代和现代真正的史学著作来说都是如此，但却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汉书》作为正统的历史著作，承袭的却是《史记》的体例和记叙手法，大概史学也有一个叙述历史与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合的过程。所以对于现在的历史小说，史学也可以吸收其营养成分。在当代中华汉族区只有哲学系，也就是研究哲学的机构，却没有哲学。这与统治者对真善美表面上颂扬、实际上打压不无关系。研究学术的知识分子要么与其同流合污，要么受其迫害。实际上中华汉族区人是十分聪明的，在中华汉族区人中血型B的占了大多数。B型血人自然有不好的名声，因为其天生有破坏规则、不按规矩办事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也这意味着创造与创新。只要能向好的方向引导，B型血人必将会创造出比现实更好的状态。而中华汉族区的官方体系总是在压制这种潜在反传统和反正统的倾向，无论是政治上的高压还是儒家在道德上要求服从的规定，都使B型血人在这方面的才能受到压抑，而现当代中华汉族区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否定又迫使其采取一种异常的方式表现出来。现在的中华汉族区有毒食品泛滥即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是由于私利、又不能按正常渠道发财致富就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用有毒物去迎合市场需要的表达方式。

普世价值：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仁爱、礼貌、信用、忠诚、勤劳、勇敢……
所谓普世价值，应该是对普世的善的追求，因为人性中也有许多阴暗面是普世的，比如自私、贪婪等等。但这些“普世”的人性却因为无法使人与人在社会中和平相处，也就无法带来和谐的发展环境，所以也不能作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促进力量。当然也可以说自私是有价值的，因为在社会中个人奋斗的出发点即多是出于个人自我养活到自我实现的需要，只不过这里的自私已经被自由所代替。或者可以这样说，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自由是人性中满足个体需要的正面刻画，而妨碍他人自由的自私则是负面刻画。普世价值并不同于西方价值，应该是全体人类共同追求和共同遵守的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来源于共同的人性，这又源于我们都是人属，现代人种。虽然在普世价值中欧美人贡献较多，但仍应如此看待。在地球上，文化可以不同，但普世价值观应该是从共同的人性中提炼出来的代表真善美的部分，所有民族、种族等等其行为不能违背这些基本的做人准则。具体来讲，普世价值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仁爱、礼貌、信用、忠诚等这些行为和表现。
普世价值的核心在于公正，即公平与正义，也是儒家的所谓义的升华，即正义是包含义气的含义在里面的，正义是最大的义气，因为它是对所有人都讲义气。公正的体现即法律，法律即公正，即不损人，出现损人的情况也要或者给予相当的惩罚，或者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是实现其他善的基础。如果没有公正，其他都无从谈起。而法律和道义所保护的就是人最基本的人权。这里要注意的是，公正是基于普遍和普适的人性，而不是信仰、民族、国家之类。特别是一些宗教以其教义中规定的神性做为公正的基础，这并不确切，因为这些宗教教义中所谓的神性实际上是其创始之初的人类所自以为的神性，而不是真正的神性，而且无法得到别的信仰和宗教认同，这将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教徒基于自己宗教的教义而得出自以为是的公正并不是真正公正，反而会导致从普适的人性来看真正的不公正。这也许与人性的定义有些循环论证，但实际上证明了普遍的人性其本质即是公正。
自由是什么？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前提是公正，是不违反法律，即不损人。自由就是自我中不损人或者利他的那一面。人之自由需要以下条件来实现，缺一不可：一是人的意愿的自由表达，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即不能用暴力表达或者以煽动暴力行为的方式表达，除非是出于制止暴力行为或者暴政的目的。因为单纯的暴力证明是对公正和自由的损害；二是能自由和自主地获得各种真实的信息，没有阻碍或者歪曲。人要自由，首先要使自己变得通达。这也是基督教中圣灵所赋予我们的意义。在专制的国度里，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希望自己的臣民越愚笨、知道得越少越好，所以他们要控制一切传播途径，如果不能完全控制，也要采取虚假信息的方式欺骗大众，以使人们的舆论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所有的政权都有这方面的倾向，因为这是他们在台上稳定执政的保证。政治本来应该是在阳光下操作的，但许多时候掺杂了某些人自私自利的因素，也就总有些见不得阳光的地方。
在人实现自由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意义十分重大。虽然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存在表面上似乎对人自由是一种损害，但实际上没有社会的支持，个体的生存都很难实现，更不必说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愿发展了。社会应努力为此创造条件，这是政府的事情。从古至今，我们都在这条路上前进，每个人都应当感觉呼吸到更加自由的空气。如果不是这种感觉，那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其中最可能出问题的就是政府。因为国家被证明是对人自由的限制，所以在去除国家后，这里就只谈政府。当然有时为了公正和别人的合法自由，会暂时牺牲或者限制自己的自由，比如在侦查犯罪的过程中，刑侦人员不能有随意说话的自由，评卷人在评阅试卷时也不能有泄分的自由。但这些都是暂时，目的也是为了公正和每个人的自由得到真正的实现，而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一小部分的人的自由而去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
为何要平等？西方的理论家们说人生而平等。但我们所见到的往往是人生而不平等，生在富豪之家与生在穷困之家的孩子能平等吗？如果能，那么平等的基础是什么？如果不能，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平等？平等指的是人生来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给予他们的机会也应当是平等的，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发挥自己潜能，成为优秀者和成功者的可能。不能让十分优秀的适合当演员的只有在做过杀手进入监狱以后才真正接触戏剧，也不能让那些空有一身本领却没机会展示的人只有在达人秀这样的舞台上才能一展手脚。神总要在富有和德高望重的家族里安排一些败类和大多数平庸之辈，为何？因为成功应该是个人的，而不应当是家庭的、家族的，不能一人成仙、鸡犬升天。所以取消结婚证和财产继承权不仅合理，而且必要，这是文明发展的要求，虽然现在条件还不太成熟。因为长辈的财产是他们通过奋斗，靠他们自身的能力积累来实现的，这或许与另一半有关，但与子女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他们反而因为没有付出所应付出的而得到所不应得到的而成为不当得利者。而遗赠可以避免子孙和亲戚不劳而获的思想，又可使遗赠人认真考虑其遗产继承者的能力而不是受到血缘关系的左右，使其遗产在授与合适的对象的同时，还能嘱托其照顾家人，而不是由家人坐吃山空。对整个社会来讲，延续不断而又不是以个人才能为基础、为个人发展为目的的贫富分化只会创造出越来越保守的下层和越来越飞扬跋扈的上层，而真正对社会稳定和发展起作用的中层却迟迟不能建立，就会产生乱时社会动荡、平时则专制暴政横行的局面。这无论在进行过无产阶级革命还是伊斯兰革命的地方都发生过而且仍在发生着。所以，这是人类在世袭制上的偏差所导致的恶果。这里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大学生的学贷。可以说学贷的初衷是为了减轻经济不富裕家庭孩子上学的负担，但前提是家庭不富裕，但这与要上学的准大学生有什么关系？上大学依靠的是个人综合能力而是家庭实力？学贷的存在实际上是承认了现实中人的生而不平等，因为只有家庭不富裕的学生要去完成学业才会去申请学贷，从而过早地背上经济上的包袱。而那些没有申请学贷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能力支付学费，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有这个能力，而这个能力并不是能够上大学的那个人所具有的。因此，在上大学之初人就分成了三六九等。而在高中以下，许多国家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在那些国家里高中以下实行的是义务教育，所有的孩子上学都是免学费的。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上大学到底主要是对社会有利还是对个人有利，是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遍都是接受大学教育还是只能由部分精英型人才来接受？本着平等的原则，如果要学贷，就应该必须一视同仁，贷给每个人，而不管其家境好与坏，而且规定只能由个人工作的收入来偿还，而不能由其父母来支付。当然，我本人更倾向于大学也象义务教育那样，不管上大学的人是不是选拔出来的，他们上学的费用也不应由学贷来支付。这当然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但在免除学生的学习费用的同时，也要增加他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和能力。学习并不只是指书本上那些前人已经提炼和归纳好的知识，更多的还是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知识。这类知识不仅直接有用，而且可以验证书本上的知识的真伪，使人不迷信书本，做书呆子，还能提供书桌知识中所欠缺的兴趣和动力，可谓是趣味与知识相结合的真知识。但在中华汉族区，书呆子式的文献学习和研究一统天下，理论根本无法和实践相结合，甚至出现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现象，不仅增加了所谓的知识分子们的英年早逝率，也使从书本到书本的纸上谈兵现象盛行。
另外比如，为何要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为何选举时要一人一票，而不是政治家、财阀与教皇多几票？这是因为政治权利并不包含其他因素。一个人用在其他领域的才能所获得的成就并不能以政治权利的形式进行回报，而且在他发挥了作用的领域，他已经取得了相应的回报。比如一位总统已经入住总统官邸，出入有专车，有专人护卫，能到处旅行，这些都是他在官场上的付出所取得的回报，而一个大企业家所管理企业的丰厚利润也是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上的付出所取得的回报。一个人即使本事再大，如果没有其他人的配合，他所做出的成就也极为有限。例如一个成功的经营者，如果没有工人以及各级下属各司其职、辛勤劳动，如果没有消费者去购买他的产品，如果社会没有提供给他各种高效快捷的服务设施和设备，他即使有许多很好的经营点子，也无法将一个企业由一个人独自运行下去，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职业或者说分工并不代表尊卑，虽然能力大小和运气好坏事实上可以使个人发展变得千差万别，当然在还是金钱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当代，成功就代表有钱，但目前社会的发展也正预示着这种情况在慢慢改变。如果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再在政治上取得比别人多的权利就是不当得利。政治是什么？是管理和服务众人之事，是为每个人的正常而自由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机会和平台。政治权利的取得需要相应的付出，其表现就是为政治，包括政府和公益事业正常运行所付出的劳动或者物质、金钱等形式。因此，选举是不能有种族、性别、年龄等等差异的。但没有付出相应义务的人，比如受救济的人，在还在受救济的阶段，是不能享有选举权等等政治权利的，但在一些关系到本地区全体人类命运的问题上可以有发言权或相应的权利。比如他们可以有被选举权，因为被选举的应该是不拘一格具有政治管理能力的人，这样的选择应该面向全体而非一小部分人。而所谓父母官和人民公仆都是很荒谬的说法。人都是生而自由的，在基本权利上也是平等的，父母官将从事政治的人放到了在政治上比其他人高的位置上，而公仆论则将其沦为低等的一方，虽然现实中“父母官”们以“公仆”自居而实不以为然，在潜意识里这种提法也是以人的实际政治不平等为潜在逻辑的，这种提法仍是宣扬了一种不平等的思想。
爱是什么？孔丘称之为仁，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表示关心，互相照顾。爱有许多层次。首先当然是对自身的爱,爱护自己才能有力量去爱别人。其次是爱情、亲情、友情之类。再次是对人类、对其它生命、乃至对整个地球的爱。这是由内到外、由己及人的爱,另外还有由外而内、由人及己的爱,也就是将整个地球的利益摆于首位。这是真正的有德性的君子所为,但不应要求人人如此奉献,更不应强迫。因为这些只能由社会的发展自觉进入。这里不谈爱情，虽然爱情是爱的高级形式，为了自己爱的人可以放弃一切，这已解释。这里只谈一般的爱。欧美人喜欢谈博爱，要爱自己的家人、朋友，也要爱陌生人，甚至爱敌人，废除死刑以及人性化对待罪犯也是博爱的内容之一。这应该也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那么，博爱到底是指范围广博，还是指程度深也就是无原则呢？爱得广博是基督的体现，只要不是在性爱上过于博爱，对爱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物倒也没有坏处。即使是广博的性爱也比恨要好些。而无原则的爱也是有的，往往体现在上一辈对下一辈的溺爱中，例如一位母亲对孩子有求必应，不让孩子吃苦，这是不是爱呢？当然是。但对孩子的影响好吗？不好。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往往是娇生惯养，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也就是完全的自由，对于他人的自由却视作无物。如果培养出这样的后代来，只能说是这位母亲的失败。所以爱并不是，也不能没有原则。虽然儒家提出仁义礼信智，并由社会遵守，但在儒家那里仁是表面，实质维护的是礼。儒家重礼而轻实质，重外在礼节而轻内在思想。儒家认为爱的原则在于礼教，即要服从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克己复礼以为仁”，导致最终得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来。这实际上是对爱的亵渎。虽然爱不能无原则，但也不应服从礼教，特别是旧式礼教。爱的原则在于公正，即在公正之下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也就是善之爱。母亲爱子女，但当子女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时也要加以提醒和制约，处理子女问题上要公正，这也对他们今后走向社会有帮助。对于犯罪的人也是这样。虽然有人说许多人因为出身环境不好，所以染上恶习，最终侵犯别人或公共利益而犯罪。只是同样的出身，有人会成就事业，有人会实施犯罪，环境说可做一参考，但决不是完全正确的。何况犯罪的人是主动去侵犯原本对别人无害的人，特别是伤害别人身体的犯罪，犯罪人只是被关一段时间，监狱的生活甚至比他在监狱外的还好，而被伤害的无辜者却要拖着残躯在社会上艰难生活，等于是被判了无期徒刑，这算公正吗？这是促人改过还是鼓励人犯罪呢？公正的爱即表现对一般人或物的关爱，而对于罪恶特别是暴力和欺骗的仇恨。既然想要的是一个和平而温暖的世界，就要将破坏这种状态的丑恶给予严厉而公正的惩罚，让坏人知道他要做坏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让潜在的杀人犯对杀人有所顾忌的是来自于同样要被处死的恐惧，而非在杀人时自己心里蓦然而起的道德忏悔。虽然有些犯罪中止中包含这样的情况，但这在杀人事件中只是占少数。正是对犯罪的罚不则当，使一部分人铤而走险，而另一部分人则无所顾忌，实际上是对犯罪的纵容。当然，当凶杀已经发生时，实际上杀人者已经成功地将警告式的恐惧植入他所要威胁的每个人的心里，因此说他已经成功了，相对于对杀人者事后的严惩，事先的预防更为重要，只是事后严惩也是对潜在的凶杀进行事先预防的一种手段。
礼是什么？对人表示礼貌，其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正象当今世界中各个民族都有表达礼貌的礼节一样。但正象孝道一样，礼是人之常情，而上升到“道”或者“教”的高度，就以一种固定僵化的模式去代替了其他所有的可能性，也就失掉了礼原来的面目。儒家的“礼”有着更为宽泛的含义，包含着法律、伦理、道德等等诸多因素，我们不去讨论和理会。现在所谈的是纯粹的礼，即如何对人礼貌。礼是有时代性的，如鱼的摆法，在先秦古人席地而坐，面前摆着长方形的案几的时候，上鱼时以鱼腹或鱼背对客是表尊敬；但在现代当人们围坐在圆桌边，要求转盘边缘能摆上尽可能多的菜时，那么树着摆就是合情理的，嘴对客人则表示主人的尊敬。所以时代发展了，礼仪也随之改变。只是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每个特定的时代总有一些行为被认为是有礼貌的，而另一些行为是没有礼貌的。也就是说，具体的礼仪行为是随时代而改变的，而礼仪本身是一直存在下去的。既然礼节有地域性，是多种多样的，这也说明只要向敬礼人表示礼貌，并让他意识到你在表示礼貌即可，而不必非要按某一种特定的程式来表达才叫礼貌。比如美利坚地区总统在向英女王致敬的乐曲响起时对女王举杯致辞致敬，也是一种礼貌的表示，而英女王因为他不是按英格兰传统礼节静默不语，反而白了他一眼。英女王的做法反而是不礼貌的行为，显得很没有风度，也不大度。因为礼节只是表达礼貌的方式，而最重要的是礼貌本身，女王的做法已经是舍本逐末，反而让人觉得不礼貌了。只要致礼方式对致敬人无害，并让人感觉到你的心意是在致礼就可以了。比如向人鞠躬、握手、吻额头都是礼貌的方式，并没有孰优孰劣或者用哪种、不用哪种的区别，而吻女主人的胸脯则不是礼貌的行为，把人举起来转三圈也不是致敬的行为，因为这已经冒犯或者有可能伤害到对方的身体，因而是不礼貌的。而象上海人穿着睡衣上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一些高级宴会场合女宾可以穿着大露大透、几乎等于是光着身子的衣服反而可以称为礼服，而穿着严实却舒服的睡衣上街却被认为是有伤风化，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每种服饰从一地传到另一地，在款式和穿着方式上都会有所改变，这是创新所必须的途径，而过于严格地遵守一些不必要的清规戒律，只能说这个社会追求礼教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相似的还有男人们无论在何种正式场合都是以西装领带出现，这在炎热地区或者是夏季，不仅无端耗费许多能源来降温，也使个人身体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还有皮鞋。欧洲由于气候所限，更多的是畜牧的传统，脚上穿的也是动物皮制成的鞋，但到了以农业为主的东方，制鞋的植物原料是如此丰富，完全没有必要去耗费如此多的资源和动物生命去制取皮鞋。东方闷热潮湿的气候使穿皮革也容易出脚气，“香港脚”的称呼似乎也是由此而来，全不如东方传统的木屐和布鞋来得舒适。这只能说明人类为了维持所谓的礼付出了太多不必要的代价，已经屈从于物的驱使而成为变态的礼的奴隶。至于出席宴会，为了表明自己有礼，宁可自己受饿也要吃得“文雅”，将厨师精心准备的食物大部分留在桌子上，那不仅实际上无礼，而且因为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变成罪恶。所以说，礼多而本失，而势弱，而意迁，而最终完蛋。如果真的担心外来者会因为不知道本地礼节而造成误会，那么当地就有负责宣传其特殊礼节的义务，否则就不应视为无礼。因为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默认的只是地球人所应共同遵守的公理，除此之外，各地的礼节繁多而复杂，当地人不去尽提醒的义务，外地人即使来之前上网查的再多，也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如果在这些小节问题上吹胡子瞪眼，只能说明此地的人实在是不开化，以为别的地方人都和他们一样守着同样的礼节。
与礼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守礼的人容易落后？为什么礼教会成为束缚？为什么在人类历史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开国一代不知道什么是礼节，也不喜欢遵守既定的规范，反而得到成功，也就越来越无法无天，而其后的继任者越来越懂得守礼，国家反而越来越衰败？这是因为规范总是固定的和排他的，遵守了其中一种规则、行为模式，就意味拒绝掉其他各种各样的可能，而固定的行为模式又对思想方式产生作用，于是行为越传统的人思想越僵化和保守，也越容易落后。人与人之间交往礼是需要的，但行为不应固定和模式化，要尽量减少具体的模式上的规定，这样在不违反基本准则的前提下就会产生多种多样的可能。对于宗教也是如此，要信仰的是宗教精神，比如博爱、公正等等，而不应从具体宗教仪式和表达方式上加以限制，即使这种限制规定在当时当地看是进步或者先进的，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历史的进步而渐渐变得不合时宜，甚至是变成滑稽的和反动的。虽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推崇礼仪，但过犹不及，过分遵守就只能是为物所役了。是谁规定不管什么场合，哪怕是40度的高温也要西装革履还要系领带？无论从人本身舒适的角度还是从环保角度讲这都是很过激的行为，过分注重礼节也容易食古不化和缺乏创新，而这对于人类发展来说并不有利。要记住的是，礼仪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礼仪服务。
另外有个性骚扰的问题。现代的女性衣着都是西方传统，即紧贴身体，让女性身体曲线毕露，或者穿着十分暴露，这就是在向所有的雄性进行性引诱和性挑逗，很难有男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还会保持君子形象和风度的，除非他是性无能或者同性恋。而男人对女人的情不自禁却被女人斥为性骚扰，被骂为色狼，那么女人在这里的表现又是什么呢？这种将自己放在自由开放境地而又要别人去遵守相应的规章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表现，由此而引起的性骚扰和强奸，法律也应当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存在。当然着装是个人的喜好，并没有对他人的合法权利造成实质性的侵害，所以只能靠女性自觉。但就象长得很好的帅哥美女会因为受到围观和骚扰而减少露面场合一样，着装暴露或者过于性挑逗的女性还是自我注意些为好。长相是天生的，而着装则是可以由一个人的意志控制的，也体现着一个人的素质与气质的优劣高下。在这一点东方的古代服饰要好很多。古代服饰宽大舒适，整体给人的是一种美感，而西方现代服饰从好处说是性感，不好处说是发春的感觉，反而不如赤身露体显现女性的身体之美来得直接。西方的文化也多是性之文化，而非爱之文化。看西方的广告等等都是宣传男人的性能力如何了得，却没有男女之间爱的传达就可见这一点。形而下是基本的需要，但若只为基本的需要那就只能停留在形而下了。
信是什么？是因守信用而取得信任，而不是相信和信仰。信用有时也被称为契约，法律也属于契约的一种。其他如合同、口头承诺等等都属于信用或者是契约。有的人很注重契约精神，认为这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很好，因为信用是人类进化到现代社会所得到的认识。但在遵守契约之前，要先考虑这一契约本身的公正性。比如法律，是由谁制定的，考虑没考虑到相关的所有利益人的合理权益？如果没有，那么这个契约就是不公正的，是对事实存在的法律标准的背弃，那么严格遵守这个契约反而是对公正的侵犯，是伪契约。比如中华汉族区的许多法律法规实际上本身就是违法产物，不仅与真正的公正相背离，甚至与他们制定的宪法违背。所以在强调契约精神之前，要先审视契约本身的合法和合理性，否则契约精神就失去了其依托的基础。而之所以要强调契约精神，是因为守信用会使人际交往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不守信用，虽然也许会取得一时的不当利益，但也会使人不再相信，会建立各种信用体系来保证信用的完成，这就会增加很多成本。这在金融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金融业是不守信的重灾区。要守信就要诚实，也就是不能欺骗。所以诚和信总是连在一起的。中华汉族人比较不守规矩，也不容易讲诚信。因此儒家对于诚信有十分重要的教导，虽然守了几千年，还是抵不住商业利益的诱惑而崩塌，由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才有比国外多得多的防范措施，每个人也就感到越来越不自由。因此，信也是要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公正了自然也就没什么要欺骗的，除非是不公正地想自己搞些小动作，这样也很容易让人不再信任而加强防范，即使在打交道时要用更多的设施和方式来强迫其履行信用。欺骗一时只是得到小利，却输掉了别人的信任，今后为取得信任所花费的成本也会成倍增加。从报酬上来讲，所有的报酬应当是对付出劳动的补偿和奖励，即应当是后付费的。而预付费是以信用作为保障，不应强迫别人实行。
何谓忠？即忠诚，不仅是服从，而且是心甘情愿地服从。忠实际上也是一种信用，只不过是下对上的单方信用，即双方不对等的信用而已，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党派等等。古今中外对于忠诚要求最多、最强烈就是军队里了，因为军队是暴力团体，每位统治者都希望能控制得住这团火来为自己服务，而用外在的如钱、性等都不能达到对军队完全控制，就只能用“忠”去教导军人用内在的忠诚来报效。农民纯朴，也容易愚昧、愚忠愚孝，听话、打仗不怕死，也容易犯下不守纪律的滔天罪行。所以历来统治者都喜欢让农民去充当炮灰，而商人奸滑，城市阶层不能吃苦，学生有头脑又太理想主义，不容易当忠兵，除非让他们为理想而战，历代统治者也是这样鼓动这些人民的。一些商业公司或者黑社会组织也十分重视忠，视为其组织能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而忠诚为美德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对谁忠诚？如果说谁养我就对谁忠，或者要对主子忠诚，那么最忠诚的莫过于二战时期的纳粹党卫军和日本军队了，无论对元首还是对天皇，无论是对德意志民族还是对大和民族，他们都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实却证明，从对待人类整体来说，没有比这两伙军队更凶狠和残忍的了。对钱忠诚呢？杀手以及卡扎菲所豢养的非洲雇佣兵可算代表，但这样的人也为世人所痛恨，因为他们要钱不要命，甘心充当暴君的爪牙。所以，对具体的人或事忠诚就只能象狗一样，不问青红皂白，不分正义邪恶，最终也只能象狗一样死去而得不到其他人的怜悯。然而忠诚还是有一个绝对的指向物的，那就是公正。忠于公正才不会犯忠于人或事的错误。因为人也有对有错，有好有坏，事物如钱也是不分好坏，只有公正才是最大的善，也称得起对它的忠诚。每个国家的军队并不应只对每个国家忠诚，因为每个国家都代表的是局部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有时是正义的，有时是非正义的，很多时候是与人类整体利益相冲突。如果只是忠于国家有时就会侵犯人类的基本准则。要对公正忠诚，就不必对其他忠诚，不能只服从上级命令，除非这一命令是合于公正的。比如对不带武器示威游行队伍开枪本身就不合乎公正的原则，再如对因为饥荒或者出于追求自由的目的想要逃离的人开枪，虽然是忠于上级和政权的表现，但却违背了人类公正的原则，因而实际也是不忠的表现。军人并不是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是以维护和平、维护基本的公平与正义为天职。如果说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话，那么二战期间的纳粹军队和日本皇军就是最优秀的军人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是因为这些军队实际上已臭名昭著，而且还因为，如此忠于元首和天皇的军队被实质上有着更高信仰、忠于人类公正、而表面上却显得有些嘻皮和不正规的美利坚军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联合起来所打败。苏联兵自然也是忠于野蛮的典型，但那是被迫的，在斯大林对军队进行清洗后尤其如此，他们的战斗力是如此之弱，以致德军可以直打到莫斯科城下。直到此时，德军在德占苏区所犯的暴行才暴露他们的本质，苏军为了自己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及民族尊严不被剥夺而勇守最后的防线，并最终在天气与实力的帮助下将德军赶了回去。当今的美利坚军人已全然没有这样的信仰和信念，他们只是为了一份工作，或者说为了钱而工作。虽然来自华盛顿的政客们总是在试图宣传和影响这些来自美利坚地区中低层的人要有爱国的信仰，要忠于自己的祖国，他们之所以到远离自己祖国的地方作战就是这种信仰和忠诚的体现，但仍无济于事，因为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时候他们只是为了一帮政客的利益，为了实现政客们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为了打击对美利坚霸权和利益提出挑战的人而来卖命，这里忠诚是不起什么作用的。这也说明想要全面对外扩张、对所有其他国家或民族进行侵略的国家或者民族要掂一下自己的份量，不要成为一条想吞掉大象的蛇。如果军人不是对公平与正义表现出忠诚，而是以某种信仰或者宗教或者其他什么的为忠诚的对象，那么他们就会变成披着军装的恶徒和爪牙，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都是一种损害。
儒家用仁义礼信智来讲五常，这里为何没有智呢？这是因为前四项，不管是仁、义，还是礼、信，都是所有人可以轻松做到的，只要他们愿意，并不需要费力去学习或者领悟。而智并不是这样。智慧除了需要个人努力，与天资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智慧只能由一部分人享有。这就与五常的“常”相违背。常即公理，即默认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所以用常人皆可做到的“忠”来替换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智”也算合情合理。
这些结合东西方的智慧和良知的词语构成了新的善的标准，或者说是新的“常理”。公正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仁爱是权利也是义务，即在自己享有的时候也要尊重他人的，礼貌、信用、忠诚则更多的是义务，是为了享有这些权利而服务的。这也可见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提出的这些口号更多地带有义务色彩，而对人的权利并不很注重。当然也许还有其他，但应该不是太重要了。因为只要有了公正，其他的实际上都是次要的，或者说即使没有也无妨。比如只要有公正，即使没有爱，至少一个人不会去做损害其他人或者整个社会的事情。即使对人没有礼貌，也只是让人觉得没有教养而不会觉得受到威胁。对人不讲信用而又待人公正，有这样的存在吗？其他可以类推。所以还是那句话，公正才是在真善美中占据第一位，也是普世价值中首要的价值。

人在生物圈中的作用与责任
人虽然总在试图超脱自然，与自然划清界限，然而实际上他仍是自然的产物，也是自然和生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社会也只是自然界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高级了一些。人依然在做着与其他生物本质上没什么区别的行为，如获取食物，要求得到爱与公正对待，等等。人比其他生物高等的是他们已不再单纯受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支配，而是进化到用法律来规范这个群体，只允许在不损害彼此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发展和竞争。生物界则依然受着残酷的自然法则的制约。为何？因为它们要进化要发展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依靠它们的自愿自觉是不可能的。比如，如果没有动物，植物会充满地球表面，因为氧气过剩而变弱；如果没有肉食动物，植食动物会吃光植物，自身也会变得虚弱不堪。而肉食动物不仅要忍受经常的饥饿，往往吃到的只是其他动物中的老弱病残，客观上维持着其他动物种群的优势种，其寿命也要比植食动物短得多，种群数量也不多。自然或者说神就是这样让这些物种在残酷的竞争中维持着自身的进化和繁荣，这也是物竞天择的道理。而人是唯一高居食物链的金字塔顶端又数量庞大的群体，虽然细菌数量同样巨大，但体型十分微小，又不是主动猎食的动物。在人这里，物竞天择所起作用有限，是因为人有认识的能动性。但如果滥用或者运用得不当，人会对自然、也对人本身带来不可逆转的危害。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食物，吃动物中那些最嫩或者最为健壮的个体的肉，甚至将不合意的食物丢弃而造成暴殄天物，或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美丽感就去从动物身上扒皮，或者特意采用配种技术来繁育有着先天缺陷却因为物以稀而贵的优良品种，比如折耳猫、白化动物等等。各种实验和观察表明，动物也有感情，也有道德感，也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也有政治，更不用说恐惧、欢乐等等这些高级动物中普遍的情感。所以，人类目前的行为是违反生物道德的，除非这些行为对动物群体本身有利，否则也是一种十分残忍的行为。要记住，每个人有他作为人的自由，每个生物个体也有它作为生物的自由。任何剥夺这种自由的做法实际上都是侵犯生物权或者生命权。在不得不做的情况下，也只有合理和节约利用，才能使这种情况相对得合理一些。肉食是居于食物链顶端的野蛮人或者说动物人所追求的。它们在食物的金字塔顶端欣然傲视其他动物，却也将自己等同于动物的水平，因为它们是站在动物界的金字塔上，热衷于在动物界中称霸，而不是进一步向神去靠拢。在大部分时间里，人吃动物是可选择的，而不象肉食动物那样是不可选择的。但选择肉食还是素食，而意味着人离神还是动物界更近一些。但不能强迫孩子去吃素，因为素食依赖于个人悟性，应该由个人去选择。当然，作为真正进化到人的人不能同样地歧视这些动物人，即使是那些最有动物性的动物人，也要象人爱动物那样去爱他们。不过虽然不提倡损害动物，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在一些人类处于绝境时，借助动物的力量甚至吃动物如果是唯一可获救的途径，也只能牺牲一下动物。比如在西藏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队在政府不提供支持的保护中陷于绝境，粮食断绝，最终只能猎杀一只藏羚羊来果腹，就是一种极端情况下的自救行为，相信所有人也都能理解。但如果猎杀并不是为了生存的目的，而只是为了野味，甚至只是为了消遣，那就过于罪恶了。向来觉得那些手拿猎枪在狩猎地到处转悠，看上猎物也不必付出巨大的体力，只需付出一颗子弹即可使一位生命消失的人是屠夫和懦夫，甚至比不上旧时拿着刀上阵的勇士，他们只不过利用了并不是自己发明的、也不是自己制造的、更不是自己身体上的比动物先进的武器就自以为主宰了神所创造的生灵的命运，而他们在死去的动物面前留影也就显得格外丑陋不堪。人明知道屠宰厂里的事情，还是吃得心安理得，好象看不到就没有发生一样，这与那些没看到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惨状就可以认为其不存在的德国人一样。
另外，人类的多生多育也是潜在的威胁之一。生育虽然属人的本能，但这也要看环境或者自然对其承受力而定。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增加，人口也会增长，但在特定的时期环境对人口承载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环境和人类社会就会崩溃，这样的例子已不胜枚举。如青铜时代的两河流域、古典时期的玛雅文明以及大饥荒时期的爱尔兰，等等等等。即使在人口还没有膨胀到极限的时候，因为社会财富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固定的量，人口多得超过一个界限，可以称之为是小康线时，劳动力价值就降低，而且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越来越低。所谓美国梦只有在资源较多而劳动力相对较少的地区和时代才可能实现，比如处于开拓期的美国和澳大利亚。而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下，资源的提供是有限的，而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又倾向于无序竞争，导致劳动力的提供增长迅速，使其边际收益减小到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限度，就迫使劳动力要么普遍低酬以养活更多的人，但如果没有信仰等力量去激励，就很容易导致生产的低效率；要么将一部分劳动力排除在薪酬体系之外，以保持薪酬体系整体的稳定，排外和凭能力以外的不正当关系如亲戚血缘、户口等等进入就是其中的两种表现。凭能力当然是其中最公正、最不易引起争议也最能提高效率的方式，但也只能解决一时。当劳动力无序供给到有才能的人也无法完全吸纳的时候，社会也就存在动荡的可能了。动物界是利用食物链、集体自杀等十分残酷的方式控制种群，野蛮人则用相互屠杀、溺毙婴儿等残忍的行为或者自然调节来控制数量，文明人应当用自觉的文明方式去控制人口，因为各种技术手段、人文素质等都已经具备，只不过在心理上还有障碍。也不应该通过限制高出生率文化人群迁出的方式制造全球生活水平不均衡，提高其生产力水平才是更迫切和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华汉族区则还深受上一代还处在野蛮思想中的人的羁绊。个体生育虽然表面上看是个人的自由，但对孩子的培养却是全社会的责任。所以生育也是带有社会性质的。本来每对夫妇生育的多少是与其生育能力、抚养能力和生育愿望成正比，也就是有能力的人可以多生，没能力抚养的人少生或者不生，但在中华汉族区，生育却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中被异化。生育不是他们的愿望，而成了满足前代人对后代人期望的责任。即使年轻人们出于生活的实际考虑而只想要1个或2个孩子，决定他们生育的是他们的父母，而这些仍装在传统生育文化的套子中的人依然认为多子多福是正当的，所以如果放开生育，那么中华汉族区的人口数量只能是直线上升，到时就不仅是汉族区受累了。另一方面，如何更加环保地处理尸体也是一个问题。火葬、水葬都会污染环境，棺木土葬则造成浪费，也许直接将尸体掩埋，在上面种树或者天葬是一种更环保的方式，当然也许还有其他环保的处理尸体方式。中华汉族区人口相对于其生产力水平和环境承载力来说已经过剩，虽然计划生育被人诟病为野蛮政策，但如果人口增长真的引起社会和环境崩溃，那中华汉族区真的只能回到野蛮时代。虽然这对于推翻专制统治有所促进，但也会付出太多太重的代价。如果不计划生育又不采取其他措施，对于特定地区来讲，可以用移民来解决。但从全球来讲，还是需要计划生育。对矿物的掠夺性开采也会使人类的后代们失去许多机会。比如以古代的技术只能将煤用作燃料烧掉，现代可以用煤制作各种化工产物，那么将来也许会用煤做更加无可限量的用途。如果煤在古代被烧完，现代和将来还能使用煤做更多更高级和更广阔的用途吗？当然如果动物的行为对人类有害，比如蚊子吸血又传播疾病，那么消灭它是自然的，因为这也符合人类法律中的公正原则。不要去伤害无辜的生命，除非它伤害到你的合理利益。在中国，许多人面对动物权益保护者会说：连人都吃不饱，还管什么动物权利？可为什么人吃不饱？如果中国人仍是生生生，那么他们就只有在天灾人祸结束后一段时期能吃得饱，这可不是动物们的错误。
要根据本地区实际制订生育政策，在那些明显人满为患、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必须限定可生孩子的数量。所有家庭的基本工资标准应该足够一个三口之家过上小康生活的费用，四口之家则仅可满足温饱。在生育两个孩子后，再多生育的孩子不仅不能享有各种福利，而且应向社会交纳资源占用税，要让那些只懂得生育而不懂得抚养和对社会负责的人付出应付的责任和代价，受救济或者自身都养育困难的人没有权力生育后代。而在平均人口数量稀少、资源又较多的地区，即使鼓励生育，每个家庭三个孩子的规模也足够人口达到稳定地增长。何况人类人口政策的目标并不是总要达到该时该地人口消费资源的临界点，这在农业及更原始的社会是必须的和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这会迫使人们去发展生产，开拓更多领域去生存，但在工业社会以及更高级阶段的社会中，人口的质量更至关重要，当生产由智能化机器代替而不再需要过多人力以后，少量人口也可以使人本身过得较惬意而又对环境不会造成较大损害，甚至发展到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人口越来越少并达到一个较为稳定值应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对于环境来说，人口越少对其影响越小；对人类本身来说，人口只要不是少到灭绝的临界点，即二三十个以上，也能重新发展起来。许多民族和文化的传说中都有一男一女即能繁衍出一个繁盛的种族，虽然未必可信，但也是可以参考的；而对人类发展来说，只要众多的人口不是只受一种思想行为模式控制，那么越多的人口就意味着越多的思想和行为的可能性，但也意味着越来越难管理和控制。综合起来，就是要求人口发展与环境要达到一个和谐的度，才能构成双赢的局面，这其中较少的人口反而容易达到这种和谐。历史发展规律表明，发展得过快过猛，也就是突然繁荣，也就容易很快衰败。发展得慢一些不要紧，但要稳定地增长，而且必须是实质性地增长，这样才能长久。突然性繁荣往往带有巧取豪夺性质的不等价交换。那么其衰落也带有回归正常的意思，虽然有时甚至还不如繁荣前的水平，但那是因为榨取得太多太狠的缘故。神，或者说经济规律本身仍然是公正的。
各种天灾人祸其潜在的原因都是人类数量过多或者人过于贪婪自私所造成。因为除了人，神也要为其所创造的其他万物提供生存的空间。人类除非理解并自觉地去控制人口数量以及收敛自私的想法和做法，并用科技等力量来消除这些不利因素，否则仍会陷入自己制造的灾难中。做恶的人只配象动物那样生活，因为那是神给动物的生活方式。作恶的人应当受到公正的惩罚，不管这惩罚是来自人类本身还是自然界。他们不应享有人类文明的成果，特别是与武器相关的产品，因为这会让他们的动物性急剧膨胀，甚至要按他们的动物性来统治人类。
对各种地球资源的无情杀戮和过度利用也是如此。生命生来并不是被当作食物的，这并不是神创造万物的本意。食物是不得已的维持更高等生命的手段。弱肉强食也不是种族灭绝，没有哪种生物是被另一种生物灭绝的，但人类做到了。在人类拥有猎杀工具以前，基本上没有一种生物灭绝另一种生物的记录。人已经有相当影响自然的能力，这对于在地球上生存的其他动植物和矿物来说并不是好事，因为现在的人还不懂得节制。他们用野蛮杀戮除去其他动物的生命，只是为了吃得美味一点，穿得华贵一些。人吃是为了基本需要，而不主要是为了享受。英吉利的饮食糟糕透顶，却是工业革命和工业发明的发源地。中华汉族区的饮食很精致，却是数百上千年不进化。看一个地区的文明进程也要看它注重哪个领域，以及哪个领域发达。食物一定要吃尽，而不是供过于求，甚至是有意地去浪费，这是绝对违背神的旨意的暴殄天物的行为。一个人的浪费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饥寒，这并不符合善的原则。许多人不懂得食物只要谋生就好，衣着只要保暖就行，这也可以看出真善与美的分离。看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养殖场里不能带来利润的小公鸡刚出生就被打成肉酱，而手工业生产的帐篷里为了获取利润更高的羊羔皮，刚生下来的小羊就被剥皮，就可以看到人已变成多么残忍而贪婪的动物。这与纳粹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和人皮灯又有什么区别？要知道，人是万物之灵，而不是万物之主，只有自然或者说是神才是万物真正的主宰。人只有在运用自然所赋予人的认识能力的前提下，认识自然所创造出的规律，去体现自然或者说是神的意志和旨意才能更好地进步。有的人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会呼喊：神，你为什么会给人类这么多的苦难？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和平主义者，没有去伤害其他的人就是善了，他们每天却在屠杀许多动物，吃它们的肉、喝它们的血，穿它们的皮，用它们身上的器官做器物和装饰。而在神看来，这与人之间互相的争斗和杀戮有区别吗？这与动物之间互相的争斗和杀戮有区别吗？神给了地球上所有的物种物竞天择的机会，对其中的道德感不作评判，就象人在研究黑猩猩时也不会去干涉不同种群之间的争斗和杀戮一样，因为物种们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进化和发展。但人类是个例外，他们已经进化到突破了物竞天择的限制，那也就只能让人类自己去处理他们内部的关系，去创造相互关系中的公平与正义的准则。所以解救人类的只能是人类自己。而人类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进化高度的，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他们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去理性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由一方必然压倒另一方的野蛮状态演化成为尊重对方、共同发展的和谐模式，从而离神更近一些。另一方面人类灾难也是出于人类均衡发展的目的。我们看到许多伟大的文明受到蛮族的破坏而毁灭，即使是象古印度河文明这样以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十分“文明”、没有压迫与统治迹象的文明也失落了。历史就是这样反复着，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开始，发达的经济引起其他人群的觊觎，引起地盘争夺和资源的浪费，从而被战争所毁，变得落后、萧条，环境恶化。人类记忆里满是游牧民族到处烧杀的尘土飞扬的景象，或者殖民者在新土地上肆意妄为的景象，孔武有力的民族为了财富和开拓生存而去进攻和占领弱小的民族，最终却或者成为了后者先进文明的被同化者，或者将先进的文化传入落后的民族，人类社会才因此基本上没有掉队的部分存在。在发展中，各个民族也越来越放弃原始而野蛮的征服与反征服，和平交流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特征。曾在欧亚大陆到处制造恐怖景象的蒙古人和吐蕃人，最终接受了佛教的洗礼，反而在近代成为挨打和被侵略的民族，也算是为其祖先的血腥行为偿债。
现在许多消费品的价格是越来越低廉了。但是这也是残酷剥削的结果，不是人剥削人，就是人剥削自然和动物的结果。比如欧美人十分注重食品的新鲜，许多食物还在保质期的时候就被扔掉，以至许多穷人可以直接到垃圾堆里去找吃的。在欧美地区范围内看，也许会认为人类生活得十分富裕了，但从整个世界的范围看，还有许多人得不到基本的食物供应。而总体上和理论上来说，全球的粮食供应应该是充足的，也就是说，发达地区的人们实际上是在拿不发达地区人的口粮在浪费，这种浪费是通过不公平的剥削而实现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粮食供应达到每个人都很充足的程度，这也是一种剥削，即人剥削自然界的结果。其实当前人类所有的产品都称不上是自己创造的，因为原料都来自于自然界，人类只是将其进行了再加工而已，包括人类本身都只是大自然的产物，说人类是一种高级机器人也不为过。而人类对自然资源巧取豪夺，拿到自己手里的就是自己的，不管是矿产资源还是其他动物，这近似于抢劫的行为却使人类没有因此而满足，却更变本加厉地相互比赛着，看谁能从地球那里拿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廉价意味着购买量的增加，而这些需要自然供给的增加为前提，但自然供给不可能无限增加，于是只能在某个节点上崩溃，或者物价上升很快，或者根本无货可居。拿一个很小的例子，比如渔业，以前小渔船只能在近海捕鱼的时候，鱼肉价格是比较高的，但对环境影响不是很大。随着大工业生产的扩大，大量大型渔船开始到深海去捕鱼，鱼肉市场因一时大量捕捞鱼的涌入而价格下降很快。为了获得比别家更高的利润，渔业公司只能扩大生产规模，以期获得更加廉价的鱼肉，这样海洋里的鱼越捕越多，越捕越快，当超过鱼自身生长繁殖的周期时，可捕的鱼类总量开始下降，远洋渔船又不能休渔而耗费成本，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样几个循环往复，海洋里的鱼类就会开始实质性下降，而且往往是不可逆的。成本增加，价格也会上升。渔业公司又开始为新一轮高价格高利润而战，最终使海洋里鱼类资源消耗殆尽。世界几个渔场已经衰退得很厉害，就是这样的结果使然。可更新的鱼类都是如此，更不必说不可更新的矿产等资源了。人类在某些小范围对环境和自然的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已经在提醒我们，比如在两河流域，在古希腊，在复活节岛，在玛雅地区，等等，人类如果依然是以自己的贪婪和私利为导向，只能走上毁灭自然、也毁灭人类自身的道路。与此同时，许多不必要的消费品造成很多污染，影响到人类生存质量。私人汽车即是一例。人购买私家车也许是出于出行方便以及面子等方面的考虑，当然私家车价格下降到人们所能购买的程度是一个前提。大量私家汽车的出现对道路扩展、对能源消耗都有很高的要求，致使许多城市即使不断地在扩建增建道路也无法满足需要，看看各大城市上下班时间主要道路的拥挤程度就可知道。可人们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些，还是要买私家车。所以不要说商人是贪婪的、个人私欲恶性膨胀的，每个人实际上都是这样。而在中华汉族区大陆地区，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中华汉族区人更好面子，经济的发展也给他们带来了有面子的机会，而中华汉族区目前的税收和报销体制也存在大量漏洞，使大量灰色和黑色收入成为可能，至少在街上许多车都是公家车，油费又可以报销，对私人合法收入的限制以及对贪腐的惩治使人们不敢公开把钱往家里拿，又有那么多剥削而来的公用经费无法消费，一方面会使人在这方面动歪脑筋、千方百计钻空子去为自己谋利，另一方面又助长公家消费的大手大脚，而不管这对于环境、对自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华汉族区无论作为生产还是消费大国，污染都是非常巨大的，只是不知道这种浪费加污染型经济会在哪个时间点上崩溃。
人类总喜欢以己度人，这如果在人类和基本的人性范围内未尝不可，但各地方的人往往突破这种限制，以为既然人人似我，那么我即人人，我所感受、所设想的别人也应当感受和想得到。于是就出现许多越厨代庖的事情。美军在中东许多所作所为、中国对外的许多政策的出发点即属于此。只是人类除了普遍的人性之外，也还处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也还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个体性格差异，因此不能一刀切。比如美军在中东碰壁之后，也开始能关注当地人的想法，注意与当地人尽量关系融洽，并且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虽然这有所进步，但还是没能达到二战期间对待日本的水平，当时专门请社会人类学家在调查了日本人的民族性后著书《菊与刀》，并提供给高层参考，从而在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能避免双方本来更为惨烈的冲突和损失。而这种实际上十分唯心的想法和做法甚至延伸到非人类领域。许多以动物为主题的电影实际只是用了一下动物的外形而已，以至美利坚地区拍的影片里的动物个性象美利坚地区人的个性，即使这是些些非洲来的动物。虽然对人来说比较亲切易懂，但不好的一方面是看过的孩子会以为动物就是这样思考和生活的，以后除非他们接触到真实的动物，才会真正认识和理解动物，否则这样的想象式的想法会伴随他们很长时间。所以即使是出于善的想法和目的，也要先尊重客观事实，了解了要施与对象的真实状况和真正想法后再做对方易于接受的善行。当然也可以用人类历史上存在以久的野蛮人的做法，就是对待不顺从的反对者进行灭绝式的杀戮，使之因为恐惧而服从。动物性的人即野蛮人与文明人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他们如同动物一般思考和行动。当刚与他人接触时，就会表现出他是老大要服从于他的意思，而且会给不服从的人以各种颜色。而当他们被更强的人打败的时候，或者趴下来摇尾乞怜，或者伺机在合适的时候再咬人。而文明人无论何时都会尊重和公正平等地对待别人，而不管对方的实力在自己之上还是之下。所以对待野蛮人与对待文明人应不同，对野蛮人一定要有理有利有节，用充足的实力将其永远而彻底地压制住。野蛮人这一代往往已经很难向文明人进化，所以只有而且一定要完全制服，才有可能将其后代教育成文明人，这就要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坚决而彻底地加倍偿还。对于野蛮人，就不要用现代的文明体系去对待，因为当二者处于根本不同的体系中时，如果愿意对话还能相互理解，但如果是对抗的，而这往往是两种文化接触时会出现，较高文明的体系就只能先以较低文明体系的方式进行对话，否则会因较低文明不能理解较高文明，或者夜郎自大而为所欲为。当对方用绑架、爆炸等手段来解决争端的时候，才就只有比之做得更狠，但要在合理的限度内，这样才有可能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或者以理性的态度来接受与之不同的文明。这对于不开化的野蛮人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但历史证明其虽然有效，但带来的负面效果也十分大，只能用于对野蛮的惩罚性制裁，而不能用于平民，而且非不得已而不能用。
对绿色和平或者海洋守卫者这样的对人类某些成员产生一时不舒服感觉的组织的态度反映着许多国家对整个地球家园实际的态度，那就是只有自己利益得失的考量，而没有对整个人类、生物圈和地球的责任考量。地球被各个政治实体和不同利益集团分割也加剧了这种危机。的确，海洋资源是“无主”的，是不受谁的保护却能带来巨大利益和福利的产业，这和捕猎是一样的巧取豪夺。而海洋更大的好处是谁都可以来捞而没有国界的限制。可是，多打捞一些海产品只会使国内出售的价格短时间里降下一些，也许会让世界上的人在本来已经膨胀的人口中再添几个丁，但对整个生物圈的影响却巨大而深远。但现在各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又使那些所谓的精英领导人们只为了自己的选票能多几张，能在台上多风光几年，能多掌控几年本国的人民，实际上最终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私利，却不惜损害甚至毁灭别人和地球人类整体的利益。作为人类的一员，面临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却只能将希望寄予那些对此毫不关心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表面上关心一下的政客，这不是太滑稽的事吗？有太多的对地球、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在发生，各个政治实体却还在为了最终是其个人的私利在推脱、拖延甚至是阻止，这不应该是政治本来要带给人类的东西。那些没有全球观念的人无论多么能说和能做，对整个地球都只能是损害，所以各国领导人的选举，如果在当前专制制度还盛行的情况下还有必要的话，那也要有海外选民的支持才能上台，要逼迫他们不仅为管辖和服务区内的地球人负责，也要为以外的地球人负责，否则这样的领导人还不如去下地狱，因为他最终会因损害整个地球的利益而损害到他的选民。即使选民们是短视的和有私心的，他们却不能做一个目光短浅的政客，这也是专制制度唯一能带来的好处。要对专制永远保持警惕，不使其随时凌驾于法律之上。不管选举时候选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要知道那都是不能即时兑现的。听罗斯福与小布什的演讲，其语气、口吻都不同，因为一个是真诚而现实的，另一个是虚夸而不负责任的。罗斯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坚持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并不是小家子气的，而且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和对未来走向的把握，从而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目标，并且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并不受时局或者民众的左右，不管是在处理经济大萧条时还是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对苏联和日本的政策都是如此。而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些在当时受到怀疑和非议的政策和措施，在后世却得到肯定和尊崇，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式专制的模式。而后继者杜鲁门、尼克松和里根等等都或局限于一种理念，或被只重眼前利益的民意所左右，在处理国内和全球性问题上就显得生硬而呆板，不仅显得被动，而且失掉道义的支持。思想先进的国家的国民不能因为某些落后的人而受到利益上的损害，这也是公正所教育我们的。因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和行为都到了能影响他国甚至全球的能力的程度，政治上再只管自己的两亩三分地的想法已经是不可能了。
总之，人类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就要珍惜地球母亲所给予我们的任何财富，不会因为富足而去浪费，也不要因为节约而至吝啬。节俭与环保的区别在于，节俭出于对自己有利的目的，即如果不需要自己出钱或承担责任，原本节俭的人会更浪费。而环保则出于对整个地球和生物圈有利的目的，即使有大手大脚的机会也会合理取用而止。要尊重自己所得到的食物，而且即使不能完全素食，也要在保持健康的前提下合理少用肉食，这对自己的身体、对环境、对动物都是一大善事。合理地发展公用交通，以及大力促进新型交通方式的开发研制，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再如丧葬方式，火葬虽然对死去的先辈求得心理上的实际上是欺骗性的安宁，但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土葬则让死人占用了活人的生活空间，这在中华汉族区的许多地方可以见到，特别是一些背山朝阳的所谓风水宝地成了白色恐怖的坟山，反而不如天葬或者其他不损害环境也不造成污染的方式，让人体回归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更加环保。要让每个人懂得，人的进化是整个生物圈进化乃至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进化的一部分。虽然每种事物都有起始到发展到高峰到衰落到灭亡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可以延长的，即如果不发展就会停滞，就要衰落直至灭亡，只有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才能避免这一规律的重演。生命进化和灭绝的事实表明：被动适应环境的身体上的进化最终都会达到一个极端而走下坡路，比如恐龙、猛犸象等都是在体型巨大的时候灭绝。只有脑力（而非大脑）的进化是无限的，文明的进化是可持续的，宇宙的进化也表明，事物发展不一定就是必然的走向灭亡，还有一种可能是虽然一种形式的存在会消失，但会进化或者发展成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从小的方面比如阿米巴虫分裂，从大的方面来说比如新的物种总是从旧的物种演变分化而来。可以说旧的物种是灭绝了，但实际上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要发展、要进化，就要冲破任何阻碍和束缚，无论这些束缚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人类观念本身。宇宙是一个十分奇妙的系统。比如太阳系中太阳与行星的质量比、行星轨道和行星质量分布与原子中原子核与电子的质量比及电子轨道和电子数量分布是如此完美的相似。不知道太阳系外是否也遵循这样的定律。虽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生物圈有表面上的许多不同，它们的运行原理和机制是相通的，人类社会也有赖于与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交流。生物圈的进化又是地球进化的一部分。说到底，我们都是地球本身进化的产物和一分子，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的生存才有价值和有意义。
以后也许还会有是否给予外星人公民权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一种先进文明到低级文明中，不应对其有所改变，因为无论做什么都会改变其本来应有的进程，破坏其正常发展模式而对其产生损害，正象当年欧洲人到全球各地所造成的那样，这也是欧美人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理论基础之一。这种看法有其积极意义，但仍显得片面。从动物和人类的实践来看，当两种不同的种群或者文化相遇时，不是一开始就互相杀戮，而是先观察，当感觉有害或者无害时再采取相应的行动。当然由于他们的动物性，不承认或者接受不同，只认为自己才永远是伟光正的，其结果也就往往是负面性的。因此，真正的星际法则除了观察对方习性，不干涉对方文化发展的基本轨道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法则是制止其内部的杀戮和自我毁灭。不同动物之间的猎食是为了生存，但群体内部的争斗只是为了取得领导权之类私利，动物是用决斗，人则依靠其控制能力，而自相残杀只会导致文化发展的停滞或单一模式和种群的缩小直到灭绝，这对种群的发展都是有害的。即使是常为人引用的猩猩行为，也有攻击性强的黑猩猩和擅长交流与性交的倭黑猩猩等不同模式。而且即使是争斗成性的黑猩猩，在制止它们之间杀戮行为后，也会更重于发展而不是自相残杀。自相残杀只是物竞天择和发展的手段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手段，因为无论是何种方式，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更好地发展。所以要看这种弱肉强食是不是进化和发展中所必须的。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文明之后，这些原始和野蛮的丛林法则自然会让位于更公正也更和平的竞争模式。记住：只有伟大的自然或者说是神可以决定整个种族的毁灭，而不同种族或者种族内部之间都无权做这样的事情。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但要制止其内部的不公正的对发展有害的行为，这无论对处理家庭、不同组织、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不同星球和宇宙之间都是一样的道理。但如果人类连自身的权利问题都划分不清、互相侵犯，对外星生命就更不必说了。
此外，无论地球进化还是人类发展都遵循着短木桶理论，马克思关于地租以及边际收益的理论也与此相似，这也算是一大规律吧，即虽然最高级或最高层给所有同类以标杆和发展的目标，但标志整体进步的还是最低级或者最低层的那一部分能提高到什么程度。比如标志人类进步的，并不是欧美地区那些精英或者富豪的生活及理念，虽然这是人类中大多数人所向往的，而是亚非拉地区那些最不发达地区以及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最底层的那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及理念，除非这部分人的生活不再受到各种苦难和限制，否则他们在上升的过程中还是要拉低整个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水平，但这不能靠法西斯或者专政共产主义式的灭绝来实现，因为消灭了这部分人，也还是会有其他人来填充这部分空缺，因为这实际上不取决于人类的意志或者向善的理念，而是取决于生产力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类思想的进步水平。按是否听话来分敌我，或者是先进与否，绝对是封建大一统式的思想。这只能靠每个人的努力及公正公平的制度实现，让每个人都真正感受到只有努力、只有创造才会生活得好，而且就会生活得好，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一部分人即使每天无所事事也可以过得很舒服，而另一部分人拼死拼活地谋生也只能得到一点报酬。
就目前来讲，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计划性会越来越强，生育如此，各种从自然获取资源的生产亦如此，而消费是计划性中比生产还要强的一个循环环节。许多汉族区的人因为中共实施的计划经济，就对计划深恶痛决，但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只不过是处于落后时代的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对计划的歪曲而已，并不是由高度市场化发展而来的计划。经济中引入计划并不是由人所臆想出来，而是现实的需要。就象各种资源，特别是海洋资源的各种配额配给制等等，这就是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而实施的，而计划生育和生产也是如此，都是从自发地无序走向自觉地有序，而不是相反。那种小农经济式的自私而靠天吃饭的习性是应当改变和受到谴责的，其原因一在自私，二在无序，只能导致越来越乱的熵化状态。而当人们不能用战争、疾病和溺婴等等来使还处在动物性阶段的人口数量缩减时，就只能由更高级的人性阶段的计划生育所取代。当然，计划不能事事躬亲，否则就会破坏甚至毁掉个体性、创造性和多样性，但也不能因此不要计划，任由人类恣意妄为而给社会和自然界最终带来极大伤害。

我们的未来
展望未来，一定要以总结和清算过去为前提，因为未来做法的成败对错与否，都是以对过去的总结是否公正而正确为基础的。中华汉族区对文革以及中共历来政策品评的讳及忌医，使他们之后的道路走得很辛苦，而且相信不远的将来还会很辛苦，除非那些在这些决策中所暴露而被隐瞒的错误被认识并加以注意和克服。而所有人都来审视，都有发言权，才会使这种审视更近于真实于平和全面，从而评价更加公允，做法也才会更加得当。只有甩掉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包袱，才有重新开始的希望，历史也才能以较为轻松的状态前进。
人性从先天来讲都是带有无限膨胀的欲望倾向，即世间万事万物都为我一人而存在，而服务于我一个人，这是由人性中的动物性所决定的，也是物竞天择中“物竞”所实现的手法。因为只有个人的需要对个人来讲是最基本也最迫切，也能产生最为强烈的动机和需要，而这种需要在外界又得不到满足，人才会去竞争，去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形势。从儒家道德的尺度来说，这就是性本恶的来源，因为来自于人的本性的竞争是倾向于不择手段的；从基督教道德的尺度来讲，这就是所谓原罪的根源。真正的原罪在于人性中自私的那一面，这是人与生俱来、与其动物性相适应，但不符合更高一层的、社会生活对人性要求的一面。而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果，其原罪并不在于其拥有了智慧和思考的能力，而是在他们开始遮掩下体的时候，他们有了自私的欲望，尽管这种欲望还非常原始。上帝会不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走出这一步吗？他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把人造成两种生殖器官，以及其他为了满足各种欲望的器官。于是他还是让它发生了。中世纪的教会认为所有欲望都是罪恶的，因为它引人堕落，但也正是这种欲望促进人前进，去接近神。因为有了欲望，人才有前进的动力，去创造，而不是象动物那样每天过得浑浑噩噩。也因为有了欲望，人才会去努力思考，去主动地向神靠拢，不是象动物或白痴一样不明事理，或者象史前人类那样只能匍匐于神的脚下，而不是在思想和精神上向神看齐。欲望是无善无恶的，要看怎样去运用和实现它。人毕竟不可能单个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当两个以上倾向于完全自由的人遇到一起的时候，他们都无限膨胀的欲望就会碰撞，彼此打磨，而最终达到一种合适的尺度。由于每个人需求的渴望程度不同，方向方式有异，能力有大小，综合这些因素，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所取得的利益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按照这些因素达到一种平衡，这也是封建宗法时代小农平均主义及大锅饭思想不可能实现的现实原因。这有点象热带雨林中植物分层式的生长模式，高大的乔木占据最有利于生长的高层，能获得最为充足的阳光、水汽、养料等等，其下依次随着层级递减，到地面上的喜阴植物如苔藓之类基本上得不到阳光，却可以用地面丰富的有机质堆积做养料，各种植物各取所需，大自然所给予的养分基本得不到浪费，共同组成欣欣向荣的热带雨林系统景观。所以能力大的人能通过自己的才能发挥以及对社会的更大贡献来获得比一般人更多的财富、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更多利益，拥有决策权和指挥权，财富到他们手中也更容易获得增值。能力小的人贡献相对小一些，但也在各自所能发挥特长的地方贡献自己的才能。要正常发挥这种机制，就要求公正，一是能够鳞选和培养出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并使其各得其所，二是在这些人作出贡献后要有相应的激励和奖励机制使他们获得相当和相应的报酬以激发他们的能力潜力，而另一方面对不能胜任或者创造出麻烦和因失误对社会、对工作造成损失的要追究相应的与损失相当的责任。当然总会有人出于自私的目的，要采取各种手段去获得与自己的贡献不相称的利益回报，这当然就是绝对的恶了。人类要保持动态的和相对的平衡，也就是公正，就要警告、预防和制止这种损害社会全体利益的行为，于是就有了法律和道义，这就是最根本和最基本的善。所以，不符合公正原则的法律只是统治工具，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当然也会有人出于更高层次如宗教、信仰、对同类的怜悯等等的考虑而自愿主动放弃自己应得的一部分利益，这就是高级层次的善了。但无论怎样，也无论是任何宗教、信仰，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这些社会和生活领域，都不得与公正相抵触，必须服从于公正这一人类公义。当然，公正必须要建立在真的基础上，体现真的即是学术，因为学术是求真，而公正是讲真善的结合体，建立在“真”的基础上，但又高于“真”。所以当一些学术研究损害到部分人的合理利益的时候，就不宜公开发表，除非这种威胁消失。合理应指向仍活着的现实的本人，而不是亡故的或者抽象出来的人，合理的定义也是需要人类共同参与和讨论的，而且参与讨论的人都要将自己当前各种妨碍公正的因素排除之后。但在人类的发展中，人们只能在冥冥之中受到神的启示，他们并不是出于理性、出于对现实的分析，而是出于信仰或者一些“聪明人”的教导所制定出来的法律，这往往与最基本的善也就是不损人相龃龉，让一部分本来正常的人性也归入法律所禁止的范围内，这就对人性中合理需求的那部分产生了不良影响，加上每个时代对人类整体所能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权益以及财富上的限制，他们往往把这种上个时代的限制当作永远固化的神所加的限制而保留下来，加到新的时代中去，以为这是永恒的和不可违犯的，也就在遵守僵化的教条中成了湣灭人性的刽子手。
理性说明人是由不可见、不可控的自然之力所操纵和控制的。当他与身外之物发生关系时，即为这种力量所左右。而感性则在人受控制的同时又想摆脱这一控制，想以人的特有方式去处理那些理性事物，即带感情地表达善的真理。作为不是神的人，谁都无法指明真理在何处，但应当为通向真理的道路扫除障碍，以使其更为通畅。神的意志体现在自然法则中，而人的意志体现在自由法则中，两者相遇产生冲突，从而产生互相尊重的必然法则。谁也不知道绝对真理是什么，也不知道人类会往何处去，但是，通向真理的途径应该是通过制止暴力，让每个人能畅所欲言，每个人都有全球观念，都去追求真、善、美来实现，因为这是地球进化和发展的要求。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自由的而非受束缚的，平等的而非等级制的，稳定的而非动荡的。这其中首要的就是公正。虽然自由和开放也极其重要，但是从某种角度说，开放即是自由的一种结果和状态，可归入到自由中去。只有不侵犯他人合理权益、也不受这样侵犯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丢掉传统中过时的东西，才能轻松上路。除非在全球范围内公认的公正尺度已经建立，否则现在只能是先制止一切暴力，要严厉打击所有使用暴力的个人、组织、集团、暴政，直到他们不能够再使用暴力产生危害为止，然后再去审判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这是对固守过去传统的人类所说的，因为他们仍崇尚用暴力解决问题，就只能先取消暴力本身再谈其他。虽然他们的观念意识是落后的，也不能象专政共产主义那样将其完全消灭，这不仅会制造另一场人类的大灾难，而且也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因为归根到底，人类的发展还要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来决定，而不是消灭某一部分落后的上层建筑的体现者。但新型人类和新型生产关系建立之后，人类就可以用公正做为判断是否曲直的标准，给予犯规者以相应的惩罚。
人总是想往高处走，最终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马斯洛把个人实现排在人的需要里面的最高位。其实在个人实现面前是人人平等，也应该是人人平等的，无论对高富帅还是对屌丝来说，只不过这种平等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而且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拿屌丝们来说，高富帅虽然在一开始处在绝对领先的位置，但这种地位并不是他自己努力得来，而是由其父母提供的财富和自身先天优越的外在条件而来，不仅使其觉得理所当然，而且往往安于现状，甚至挥霍人生，其性格因为追求和巴结的人众多而容易存在缺陷，在不进则退中逐渐落后。而屌丝则因为先天条件的有限，更加会去珍惜每一个机会，并做出加倍的努力，这样反而有可能在中年以后凭着阅历和才能超出，完成逆袭。而且这种超越是能力上的，往往就更为持久。许多长得丑的人都是在中年以后发迹，性乱与婚外情也是从此时开始，这也说明人都是一样，到了合适的时机就会把他真实的人性显现出来。但由于屌丝们要抓住的是机会本身，并不涉及这机会的道德评价，因此他们要么是圣人，要么是大奸大恶之人，两极分化很大。所以说神还是公平的。只是高富帅的家长们出于保护后代的本能，往往尽自己所能去破坏神所给予的公正，各种关系和后门随之敞开，社会就变得日益不合理了。所以要公平就要使所有的人明白，所有人都是要经过努力才能实现自我，才能到高位，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依靠父母关系。也要从法律上杜绝潜规则上位的可能，使那些总想投机钻营的人止步。当然，这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工程，而且处在旧时代中的人，不管是高富帅还是屌丝，还是经过努力已经成功上位的屌丝，都出于自己的私利而不愿去真正实现它。所以中华汉族区只有按血统和先天环境划分出来的高富帅和屌丝，而非西方经由个人努力而实现的winner与loser。
人类往往是为争夺财富而发展，而竭尽全力，却为守住财富而衰落，而保守。穷人当然能因为一无所有，所以也没有什么顾忌，富人则相反。一正一反，财富就在守与夺中实现它对世人的嘲弄。对财富的守卫和争夺都来自于人性的阴暗面，即自私。古往今来、集体个人皆如此。私利并非不好，因为人会为了私利而去奋斗、去实现、去积累，文明的发展也正来源于此。现代即使是城市贫民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比古代的君王要好。虽然他们也许时时处在饥寒交迫中，但所吃的所用的是古代享受不到的。这就是先进生产力的力量。私利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许多志士仁人对私利的切齿痛恨也就不必说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将这种出于真实自我的自私引向善、也就是公利的轨道？如何使个人在实现其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实现社会进步乃至地球进化这样的双赢局面？我只是在这里抛砖引玉，并不代表我所说的就一定正确，只是能与有共同志趣的志士找到这种解决方法更好。首先，就是要尊重每个人的私利，并且尽可能地让这种私利自由自由地发展，要为他们的成长和成才创造条件。并不只有能赚钱或者出人头地才是成才，只要每个人不辜负上天对每个人心智的先天设定就好。要建立合理的奖惩制度，要尊重每个人通过正当努力所取得的财富。所以税收只以政府正常的运行和对政府工作人员所付的工资为限，而且这些工资也要看政府工作人员的表现而应有差别，一个治理有方的官员与一个能力有限的官员之间报酬应该是不同的。当然，在暴政的条件下，行政人员工作兢兢业业反而有损于社会正常的发展，这就是“开枪瞄准时要抬高一英寸”的道理。相反，对于那些以“奉命行事”为借口做出的违反人类公义的行为，比如纳粹份子，也可以这样回答：我也是奉命行事。
要保证每个人在失利的阶段起码的衣食住的供给。中华汉族区古代和国外对灾民或者无家可归者设立粥铺即是这样一种慈善，但在现在中华汉族区已无法见到，而代之以遣送站之类，实在是一大恶。要让每个人能保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所获得的财富，财富自然就会流向那些能力更强、更勤奋的人，而这也有利于以财生财，或者这些能人利用财富去做对社会更为有利的事。当然前提还是不能损人利己，所以要用法律和道义进行严格限制出格行为。当今各国的法律都是出于各种目的而设立，或是条目划分过细限制人的行动，或是过粗而让人有空可钻，或是为了某种信仰而实际侵犯人的合理权利，或是空洞无物不着边际，与不损人这一原则总是有许多冲突。不损人之外就可以做任何事，这样人类才能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自由。
这其中以网络为代表的交流手段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媒体是牵着人鼻子走的宣传，观众看什么都由编辑或者上面决定，而不如网络，甚至还不如书籍。虽然网络里面也有倾向性，但读者可自行选择的余地更大。现在的选举或者象中华汉族区一样只是走形式，虽然中共已取消朝鲜那种父子相继式的世袭君主制，而采用一种类似远古传说中的禅让制的作法在小集团中传递领导权力，但一方面只是在中共上层小圈子里进行权力的转移，排斥了大多数处于党外有能力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从禅让适应的范围来说，禅让只适合于象原始氏族或氏族部落联盟这样人数不过几千的小范围人群，对于大范围人群来说并不合适，因为随着社交圈的扩大，一个领导很难摸清所有人的品行从而明智地给予相应职位。何况传统的禅让制还有人民的参与，部众有投到有德行的人门下的权利，至少传说里是这样叙述的，而在中共的禅让中只体现领导意志，没有甚至中共下层意愿的声音；或者象美利坚地区一样选举的是能忽悠选民的演讲者，而不是真正有能力管理好一个国家的政治家。管理能力与是否能说会道是有区别的。正是那些不知判断的选民让小布什上台在伊斯兰地区乱搞，才最终让美利坚军人陷在里面拔不出来。而网络却改变了这一切，所有的信息更加透明，不起眼的人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意见领袖。所以专制国家往往限制网络上的言论自由，但这毕竟是挡不住的。以后也许有意愿的人都可以到网上留言，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有政治才能的人也会因此受到追捧而成为现实中的领导人。而现代国家中普遍的任期制是由于专制制度下对领导人独裁的担心而引发的，在真正民主的制度下不会存在这一问题。只要做主的人民愿意，领导人做多久都只会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因为想想那些数百年才出的人才，就知道真正能治理有方的政治家也并不总是能在合适的地方出现很多的。
未来应取消结婚证和继承权，人们因爱而结合，将一生积累的财富用于消费或者实现自我或者交由别人去打理，而不是让自己的后代不劳而获，最终却是损害了自己的后代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社会公平，明智的人应该在一开始就培养孩子的自立、兴趣和创造能力，以使其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立足，而不是留给他们一大笔可供挥霍的财富，就象幼雏长大要自立，父母要赶走它们一样。这财富包括土地和住宅等财产，虽然土地私有有利于发挥对土地价值的利用，但土地所有人死后土地即可进行拍卖，拍卖后的款项收归政府，在此过程中对能公正拍卖的官员应给予奖励。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给予最基础的帮助，比如不能让人因为饥寒而去犯罪，对于因饥寒而偷窃的人不应被判刑，因为这是整个人类社会未负到对每个人免于饥寒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之一就要满足所有人基本的温饱，但只能是最基本的温饱，每个人要想获得财富、更好的食物、更大的房子以及成就都需要认真付出个人努力去实现，而不是靠姻亲、遗产或者彩票等等掉下来的馅饼。应该给予老弱病残幼者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人靠劳动获得报酬。“不劳动者不得食”是一条基本的原则，不能让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无法生存，也不能让有劳动能力的人因为没有劳动机会而去偷和抢，或者不劳动就得到丰厚的补贴。这一来自于公正，二来自于在公正基础上的善，即美德。社会应该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即使他们出身是不平等的，能力有高低，但至少在机会面前是平等的。有的人对家族积累情有独钟，不管这种积累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他们甚至认为要有三代以上的积累才能够出绅士和淑女。从物质上说这站不住脚。因为从历史的现实中看，有名望的家族往往是在第一代靠着胆识和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阴谋上位，迅速地将财富积累起来，到第二代快要上台时家族财富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第二代所做的也只是守成而已。无论从洛克菲勒还是比尔盖茨的发迹史都可以看到仅仅一代人就能积累财富到什么样的程度。而财富的丧失很多则从第二代开始，有的从第三代开始，富家子弟的养尊处优或者不谙世事使他们很快将家境败落，这在异常重视直系和纯正血缘关系后代继承家产的中华汉族区十分普遍。而在日本地区则以家法传后，对于血缘看得不是很重，反而容易找到合适经营的人选而使家族实业继续下去。当然日本企业因为日本人本身的一些问题其家族企业也面临很多问题，而美利坚地区则走向现代管理制度，即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始创者的后代成为股东，经营则交由董事会或者执行经理去做，这样就比较容易地找到合适的人将一份庞大的事业进行下去。在非物质积累的传递上，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书香门第出知书达礼后代的机会比较多，但实际上其真正所要传承的却未必传承了下去。许多一流学者的后代往往不能子承父业，即使是子承了，其名望也往往不及父辈，反而要仰仗父辈的名声来拓展自己的学术声望。在介绍一位名声不是很大的文人时，人们往往会注意到其介绍中“某某之后”的字样，似乎这样其人的学术水平就高了很多，但实际上决定学术高低的还是在于个人的天性，对于学术的悟性，以及个人经历等等这些要素，属谁的精子与卵子的结合倒在其次。许多名人后代的境遇也似乎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学术大家其学术思想的传递与发扬倒往往是由其学生或者所影响到的其他学人做到的。当然，人在取得财富之后，往往不会再重视这些而去追求内心的宁静或者善，这也是衣食足而知礼仪的道理，但是与其说财富之家更出才子，倒不如说是因为其他人没这样的机会，如果能给予所有人以温饱，相信才子佳人就不必只从富豪之家出了。应该按照每个人的能力和贡献大小分配财富，即使政府人员也是如此。政府首脑不应当只从政府部门中直升，而应从各行各业的有领导能力和领袖气质的人中选拔，因为政治的正常运行实际就是一种对管理能力的要求。在法律上要对所有人公正公平，即使是精神病人犯罪也要有相应处罚。因为法律是要保护正常的对其他人没有伤害的人，而不是去保护各种思想病态、变态的只想去主动伤害别人的人。除此之外没有限制，每个人有自由发展和自我表达的自由。
为什么在失意的时候要迁怒于别人，或者自我堕落和自残呢？神不会让一个人永远沉沦，每个人都会有时来运转的机会。当然这也要靠个人的努力，否则运气来临也会把握不住的。但在运气来临之前，要忍耐，要积累，而不是去做伤害自己和别人的事情，否则早晚是要后悔的。当然运气来临时也不要得意忘形，因为运气也只是一时，如果得意时就放纵，甚至以伤害别人为乐，也早晚会受到惩罚。神是公正的，但这种公正要通过人的努力行动来实现，而不是靠什么天谴，正象神的爱也是要通过人的努力行动来实现一样。要效仿神，而不是坐等神的拯救，神喜欢的是那些在精神上与之相通的人，而不是被动地受其支使的人。
人们总是对所有的关系户深恶痛绝，但人际关系和血缘关系还是不同的。有的人是人际交往的高手，因对人际关系处理得好而得到实惠，这也是社交能力的一种表现。而血缘关系只是出于原始的动物性状态的先天存在关系，与一个人的能力无关，这样往往就使才能不合适的人到了不合适的岗位上。当然人际和社交能力也只能在其应当发挥的领域中运作才对社会发展和事业有利，只有社交能力而其他能力欠缺的人要有自知之明，可以去做公关或者人力资源管理中人情交往的部分，否则也既损害了单位也会害了他自己。其实人们总把才能联用，而才气与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才气更多是先天所赋有，能力则除了先天素质以外，更多的是可以锻炼提高的。比如一个人是写诗赋词的高手，这既有先天组词造句的才气，也有后天学习的能力。如果说有的人凭才气吃饭，那么有的人也可以凭各种能力吃饭，比如沟通的能力、认识人的能力，等等。神所赋予每个人的才能不同，重要的是不要浪费每个人的才能。而因血缘关系而得到好处，其所起的坏作用是双向的，因为合适的人得不到岗位和施展才能的机会，而凭血缘关系进入的人也失去了到合适的岗位施展才能的机会。当然社交能力强的人在一个不怎么规范的社会里会变得投机取巧和擅长钻营，这只能说是不健全的社会给了他这样的机会，而不是因为他所具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和科技等等一样，无所谓好坏，但要看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去产生结果。
从教育来说，在孩子“懂事”也就是到脱离了动物性本能的年龄之后，父母、老师要严格进行真善美特别是“公正”的教育，而且要言传身教，否则说一套做一套会给孩子造成不良印象及影响。当代的教育东西方都有缺失的地方。美利坚地区的教育在于真恶，即老师对学生之间暴力的肢体冲突不管不问，认为孩子以后要在社会上立足，就要先适应这种自由竞争的态势，从而引起学生基本价值观的缺失。而东方教育则相反，在于伪善。学生之间任何打架、骂人事件都要处理，而不管谁对谁错，谁是正义的一方，这样就会使孩子在善恶判断上产生困惑，在将来进入到社会也会产生信仰的危机。当代社会对恶的纵容或者更准确地讲是逃避，也与此有关。当然，伪善要比真恶强一些，因为毕竟是在追求善，即使是用虚伪的方式表达出来，也比将恶赤裸裸地呈现而不加道德判断好。在将来的教育中，要注意加强“善”的教育，不仅让孩子明白什么是“公平与正义”，也要明白什么是“道德”的即有利于他人的事，怎样做才能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只有孩子明白什么是善，才能对恶产生自然的排斥情绪。其他方面则由孩子的兴趣爱好出发自由发展，父母师长不应给予干涉。当然必要的文化基础也是要培养的。当孩子由听话转而表现出独立倾向、即青春期又称“叛逆期”到来的时候，他们即在宣告自己心智已经成熟，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了。这时惯于管孩子的中华汉族区和印度父母就要放手，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使失败也由他去，最多给一些建议供他参考，这是子女成长所必须的过程，包括寻找自己的爱人也是这样。孩子并不是父母的附属品，父母要知道自己所能管到的权限，也不能由父母的价值观去塑造孩子，或者将父母的理想让孩子去实现。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父母关于善的教导只能是在幼年时进行，子女成人就应放手。无论是谁的理想，谁想过的生活，都应由谁自己去完成。中华汉族区父母往往把孩子视为自己养的宠物，在物质上给予太多享受，使他们变得对外界贪得无厌又认为理所应当，却在精神上对孩子进行残酷折磨，将自己当年未实现的愿望或者自己对孩子的预期放到孩子身上去实现，或者大众式的理想如“有车有房在存款”“老婆孩子热炕头”让子女去完成，还美其名曰“为孩子着想”。这样一代压迫一代，一代顺从一代，表面上社会是稳定的，却缺少进步的动力，如同一潭死水一般，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被压抑住，自然在平静的表面下会产生很多精神问题，父母被称作“祸害”也就难免了。总之，在各种生活中，包括政治、宗教信仰以及日常生活中，都不要替别人做决定，可以提供建议和参考，但决定权取决于个人手中。当前在所有损人的不公正中，特别要警惕的是把自己的信仰或者利益强加在别人身上的行为，这在老年政客或者年轻经济人中表现得较为多见。实际上，老人的人生经验与年青人的创新精神是两种层面上的智慧，应该是加以结合而不是互相掣肘。这一方面，中华汉族区和美利坚地区也是需要互相学习对方的。当然中华汉族区的教育制度本身也很成问题，教育部颁行的许多规定可以用不可理喻来形容，当然也许是当前政权授意这样做，但实际上是对人类智慧和人性的抹杀。中华汉族区的孩子在学校里呆的时间过长，却无法受到社会教育的磨练。理想的方式应是学习一段时间，再工作一段时间，让每个人尝试着去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如果仍然喜欢回来读书的再让其考试入学。这样可以避免死读书的现象。素食也是如此，美利坚地区一些家庭因为父母吃素，而让孩子也吃素。其实孩子是否吃素是他们的自由，应该由他们自己去选择。父母可以引导，但不应在这一方面代他们选择或给他们以限制。特别是青春期以前的孩子，由于身体发育的需要，应该补充成长所缺的各类营养。除非人类有能力不通过杀害动物就能制造这些营养素，否则孩子本身会因为缺乏必要的营养而受到损害。青春期以后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因为说到底，素食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信仰，是靠个人自觉与自决，而不是外力强加给个人。其实人的一生有点象人类的成长过程，先是什么都不懂，处于野蛮和混沌状态，随着不断地成长而在与其他人、与世间万物的相处和学习中逐渐明理，而变得文明起来。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让这个过程平稳一些，孩子在心智成熟之前不要受到实质性的伤害，所以才要对其进行公正和善的教育，这也是步入文明的人生教育所必需的。
中华汉族区现在一个词叫和谐。和谐不是一致、统一和党同，而是相互理解和尊重。笼统地说，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这种和谐还处在低等的和谐中，即人类通过内部彼此敌视、威胁和争斗来维系整体表面上和平相处的均势，这种和谐之所以低等，是因为这种均势是让人紧张的，就象掰腕比赛一样，虽然表现为一时的双方静止状态，实际上比赛中的每一方都在用尽气力，而这种气力消耗实际上是不必要的；这种局面也很容易被一方势力强大起来而打破，而变得不均衡、不和谐，人类又要受到苦难的又一次轮回。竞争既然是无序的，协商既然是无效果和无效率的，那么任何一方使用暴力就变得正常。公正往往就是这样得来的。而为了公正的目的，当然还是希望那些能让这一问题回到起点上的人使用暴力。高级的和谐是承认对方与自己的不同，公平竞争，而不是使用武力、暴力等打击对方，在竞争中尊重彼此，而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自己的特色，并吸取对方的长处，从而达到共同进步。当然这种高级和谐也要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是以非暴力为前提而实行的，存在暴政或者暴力集团的和谐永远都不会成为真正的和谐。周易中的阴阳鱼，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代表彼此的吸引和吸纳，黑白又界限分明，说明有自己的特色。当然这都要以彼此不侵犯对方的合理利益为前提，如此人类才能达到实质性的和平共处。这对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实体、不同组织，甚至对于不同个人之间的相处也同样适用。现在的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毁灭性攻击也会越来越容易，原子弹更容易制造，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人类很容易受到毁灭性打击。所以，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狭隘的个人、种族、国家，甚至是地球人类的利益走出来，从整个地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许到那时人类才会对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才能认识到杀戮和残害不管是发生在阶级、民族或者国家等等人为设定的界限内部，还是在它们之间，甚至是不同物种之间，都是没有必要而且有害的。现在许多地区或者国家的人排斥别的地区或者国家的人来管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侵略。而当地人管理当地人虽然有地主之宜，但也往往为自己区域文化所限，即使是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也会停滞不前。历史证明土著往往更容易被外来物种或者移民消灭、同化后才得以继续发展。当然所有人无论到地球的任何角落，也都要认识到自己是地球人，而不是属于原种族、民族或者国家的，这样才能真心为当地服务。比如从英格兰人到了印度，就不应再想着要为英女王和英格兰负责，而要将自己当成是一个在印度就要为印度地区人服务好的地球人，才会真正做好在印度的事情，为印度服务。
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就要勇于承认和虚心学习以缩小差距，而不是用各种手段甚至是屠杀的手段进行限制。中华汉族区所说的武大郎开店就是指的后一种，可惜和可恨的是后一种人和民族在地球上占到多数。历史总是欺负那些没有文字流传下来的民族。流氓的野蛮杀戮在无良文人的笔下被洗白而成了可以传颂千古的文治武功。而现在世界各地的交流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而交流工具即语言则显示出阻碍着这种交流。促进语言交流的方式也许有两种：一种是各种翻译软件，如google翻译等软件的日臻完善和快捷，二是一种世界性语言的出现。这种世界语言不应是人工创造的如世界语之类，而应从自然语言中去吸取。这其中英语和法语是比较有希望成为世界语言的。因为英语是当前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而法语据说是最为纯正的语言。但这两种语言要成为世界的“普通话”还需要改进，形式要更为简捷，表现内容上要更加丰富和全面。其他语言或者存在难读、难写、难记、难认的缺点，或者使用范围过小，而在交流的发展中可能成为方言。
历史和传统只能提供各种经验，所以有经验而明智的人并不一定是有智慧的人。要改变那句谚语为：不听智者言，吃亏在眼前。因为老未必有智慧。当然此智可以是小智，也可以是大智，在于你的问题是什么，是哪个层次上的。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可持续发展，还要有面对未来的精神，这就需要先知的指引。先知，也可称为圣人或者导师。他们与历史学家不同，历史学家喜欢研究过去，从过去找答案，有时会显得食古不化。先知的思想虽然从过去吸取过养分，但只是为了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他们真正的思想是迸发出来，甚至可以说是来自未来，因为他们的思想终将会在未来得到承认，构成未来人类理论的一部分。他们往往在同代人中被轻视、被嘲笑、被反对、被放逐，甚至被杀戮，而他们的理论会在后世受到尊崇，却仍然被歪曲地理解，直到若干代的实践与验证之后，才近似正确地被理解和接受。无论天主教会对基督还是共产党对马克思都走过这样一个过程。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贵族，他们外表各异，甚至可以不修边幅，但所表现出的是能吸引人的智慧魅力和随此而来的迷人风度。所谓贵族，并不是指高高在上的地位，也不是指华丽的衣着服饰和高级住所等，而是在于其高贵的精神，即使在困境和卑微的状态下依然保持着的高贵的精神。实际上人人都有机会成为贵族，只是许多人的思想达不到神所要求他们达到的高度，他们被现实所左右，屈从于现实的逼近，从而整个气质都变得十分委琐。法兰西人在攻占巴士底以后，会发现和中华汉族人在镇压反革命中发现的一样的情形，就是他们所要镇压的对象中有作恶多端而变得相貌凶残的贵族和地主，也有气质异常高贵又善良和蔼的上层人物。而他们只知道用敌我或者阶级来区分，结果是让自己所划归的一类人中品性恶劣的人成了暴发户。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发展表明，贵族的出现十分不易，要经历第一代既没教养又野蛮成性的暴发户，第二三代无所事事或者娇生惯养者之后才能慢慢培养起来，而如果社会各阶层不能实现以能力为基础的上下流动，这些贵族也往往会因为无法与依旧野蛮的下层人抗衡而被其消灭，历史又进入下一轮循环。所以归类的依据和方法十分重要，体现着归类者的智识，也应当慎而又慎地操作，要适合于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先知也还是人而并非神，他们也有历史和地域的局限，也会犯错误，或者错误地传达神的旨意，这是需要后来的追随者有所认识和鉴别，先知们也应该事先有所警惕，能清楚知道自己的弱点和缺点在什么地方。所有的信仰和理论都是有缺陷的，所以要容纳不同的意见，而不能只基于一种信仰和理念治理地方，因为它们为人所造，不会永远正确。至少从整个人类发展进程来看，敌我之间的区分不在于阶级、阶层、民族、国家、宗教信仰之类，而是很简单的恶——普通人——善的区别，或者简单一些，就是善与恶的区别。而这区别的标准就是损不损人，也就是有没有违反法律和道义。
历史的要求就是一个“顺”字，也就是能顺利地发展。社会要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稳定，另一个是自由而合法地竞争。只有稳定而没有竞争，社会就象一潭死水，只会循环往复，中华汉族区两千多年的历史也说明这一点，即使是吸取了比较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如此。竞争如果是不稳定、不合法的，就往往会导致无序竞争、暴力竞争，战争就是这种竞争的高级形态。缺少其中任何一样的社会就往往在这两个极端中循环摆动：稳定时没有活力，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战争等极端形式将所有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规则和状态摧毁，而新的社会就如同在洪水荡平一切后的一片萧条中再生，有了一点进步，或者根本没有进步，而进入下一个循环。这是历史所不允许的，因为历史其实是“地球进化”，是在地球物种发展到高等智慧型生物即人类阶段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历史本身的内在要求也在于进化。任何对于历史发展的阻碍都只能是自取其毁，最终被历史的洪流所冲垮，所淹没。进化是通过信息及其载体——物质来实现的。物质可以消失，而信息却会一直传递下去。人类从没有记事到用石头、竹简之类记事再到纸张记事再到电子设备记事，相信以后会进化到用更轻便的载体记录信息的阶段。人也会更加自由地认识、利用和改造世界，以达到与地球共同进化的目的。现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障碍，都在阻碍着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认识。只有克服它们，人类才能更加自由地探索自然和自身，才有可能尽快逃离外空间潜在的险境。人类认识自然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而人类社会如果仍在低层次上束缚人的自由，一小部分人侵犯或者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应得利益，或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蒙蔽大多数人的认知，作茧自缚，那么人类就不能完成自身以及整个地球的进化过程。人只有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在认识论上获得解放和自由，从而为人与自然、与地球、与宇宙的关系上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和自由提供基础。所谓人性即是从动物性向神性的转变，人之自由和解放也就是向更高维度升华。自私和自由所组成的自我都来自于人性，自我要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些单个而自我的人性通过集体结合才能转化变得正当，也只有少数人才会自觉地去维护公平和正义，即放弃自我中自私的一面而去寻求自由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真善美的表达如公正的爱与和谐等等会得到加强，而一些假恶丑的如欺骗、暴力、仇恨等等会得到荡涤和净化，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完成自然（神）所交与我们的使命。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生产力的大发展都会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而大发展的标志即是生产工具质的飞跃。可以说每一次新质的生产工具出现与使用都和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与确立相始终。石器时代与原始采集和狩猎社会相对应，铜器时代与农业社会的低级阶段即奴隶社会相适应，铁器时代与农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封建社会相适合。这几个阶段都是手工业生产工具阶段，也可以说是物质文明的低级阶段，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巩固而单纯，但对彼此的干涉也特别复杂和强烈。机器工业大生产带来了资本主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多变。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工业社会的低级阶段，不论是地球上的哪个地区，哪个时代都逃不过这样的发展进程，虽然有快有慢有反复有主动有被迫。那么科技时代，表现为电子、信息和智能机器等时代的来临，会带给人类什么样的社会呢？也许很值得我们期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每一次社会变革也是整个社会发生激烈动荡的时期。特别是两次大战说明，现代杀戮虽然已不象以前那样普遍，但因为杀戮的规模扩大到空前程度，在单位时间内杀的人数和总死亡人数仍是惊人和上升的。两次大战除了带给人类的痛苦以外，也还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如德国如何从一战的废墟和战后大萧条中一跃而起，到二战前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只用了20年时间。两次世界大战也使其他地区追赶上欧洲成为可能。战时对科技的重视，也在战后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而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两次大战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战是在信息、电子等刚起步时发生的，那时大多数士兵还成长于农业社会或者工业社会末期，只是受到统治者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宣传而卷入这场战争，可以说纯粹为了以国家利益为形式的统治者利益，但却在其中闪烁着许多人性的光辉，如圣诞节停战等。而二战只是理想主义者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进行的杀戮，与一战一样不合理，但由于将平民卷入其中，其惨烈程度远胜于一战。以前的战争都是占胜者杀戮反抗者，即使是杀平民也是将其作为反抗者的附属一部分而遭到屠杀。而在二战和以后的许多战争中，平民已经成了被屠杀的目标，而不管其是不是反抗者的一部分。而遵守这些命令的人实际就是杀戮者，而不是战士，因为他们面对的并不是军事对象。只是因为信仰、阶级、民族、国家等等的不同就要被消灭，还美其名曰建设理想社会，这倒底是人类的文明进步还是野蛮退步？机器工业生产的起始阶段毕竟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就象青铜器代替石器，铁器代替青铜器的那些年代一样，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和原有伦理道德的崩塌，而且在起始阶段，由于生产还不完备的缘故，在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会出现人民生活困苦或者动荡的阶段，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血与肮脏的东西，在农业代替狩猎采集生产生活方式时也发生过相似的困苦过程，但是新的总是要代替旧的，不管是否愿意，一旦代替以后，新的生产力解放就会涣发出勃勃生机。所以现在伊斯兰教地区对中世纪以来道德的固守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注定要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活方式所代替，就象在其西方和东方所发生过的那样，不进则退则是对一些人迷恋其祖先出现过的文化辉煌的最好注脚。伊斯兰教要完成自身适应新时代的转变，就象基督教在大机器工业开始时所进行的那样，这是挑战，也是机遇，是一个破茧化蝶的过程。就象由于资本主义的需要，天主教向基督教的转变，最终引导西欧人完成由农业主导社会向工业主导社会的转变一样。新的时代产生新的要求，这其实对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是一次挑战，只有改变才会发展和更新，也才会得到重生。旧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固定至僵化的人际关系和思维也受到冲击直到崩溃，战争与苦难也与这样一个变动时期如影随形。新的时代来临，我们是否还要象前几次变革时那样经历了血与火才能完成神也就是造物主自然的旨意，从而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来呢？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每个人用更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用更理智的方式处理彼此的新型关系，跳出自己狭隘的利益取舍及信仰的束缚，从全人类的高度去看问题，才有可能安全平稳顺利地渡过。这其中各个政权实体的当权者负有更大的责任，去接受，去推动，而不是去阻碍。相信最先懂得的地区和民族会处在更主动和更有利的位置上。套用一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当然要看你走不走，以及怎样走。这一次应该可以将整个世界统一为一体，当然这种统一并不是以往的那种以一种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统一，而是打破国界和信仰的界限，又能承认彼此的多样性的统一，是和谐的统一。
现在随着中华汉族区经济的发展，欧美人对中华汉族区的看法似乎也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他们认为中华汉族人包括日本人过于强调服从，强调一致性，以致个体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被打压和埋没。但现在似乎是表面一致性比较强的中华汉族区的经济在不断发展，而强调自由的西方开始落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整齐划一才能创造出奇迹，那么人类就停留在古埃及时代好了，那时的金字塔和一些伟大的神庙在今天看来也让人叹为观止，但那时人的生活真的比现代人幸福吗？不知道那些被从金字塔里扔出来的法老们的尸体怎么想。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整齐划一本来就是时代和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产物和表现，因为生产力落后，所以需要众多的人力去做同样的事情，这就要求他们身心都要达到一致才能办好。而在生产力发展以后，越来越强调的是个人的独创性和心智的发挥，那些需要整齐划一的工作则交由机器加以完成。以后社会的发展会更多地使用机械化，人会从家庭和社会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更多地致力于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新，他们所流的汗更多的是为了强健体魄。这也可以避免一些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官僚作风。比如现在许多申请都在网上进行，既节约了人工，也不必因遇到心情不佳或性格不好的工作人员而受到刁难。人类在自然的制约下、在认识过程中留下和建立了众多的规则，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去突破、摆脱这些规则，最终获得自由。从另一点来说，科技的进步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因为科技是中性的，民主力量可以使用，暴政统治者也可以使用。人类工具由木石器而金属器，而机械，而智能，今后科技很可能会发展到识别人脑信息甚至控制人脑的程度。如果那时还在暴力和专制的统治之下，人类的生活将会是十分悲惨的。而这取决于地球人类中每一个个体对于自由和责任的认识。除非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自由有着充分的认识，在个体行为中充分尊重他人的自由和合理权利，否则现代日益便捷和强大的技术手段只能成为束缚自由的桎梏。比如手机的广泛使用以及针孔摄像机、针头窃听器等等，都使每个人保护自己的隐私变成一场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无论在中华汉族区还是欧美地区，由于传统道德势力的强大，自由性行为往往成为迫使官员倒台或者控制官员、名人的手段。除非窃听和偷窥的是损人的违法行为，否则这本身就是非法行为。当然，这又牵涉到伦理等学科所管辖的范围。因为如果伦理学上认为婚外情或者其他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游离于传统婚姻价值观以外的“乱搞”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么那些自认为是“有道德”的人就会认为犯了这些忌讳的特别是居高位者下台就是正当的，那么对于这种下台起很大作用的窃听和偷窥等等也就变得正常和正当了。而且这种对居高位者的“道德洁癖”要求甚至发展到其他领域，比如最近就是几位欧洲领导级人物因为所谓的论文抄袭或者剽窃事件而黯然下台。但是，何为抄袭？据说定义是没有注明材料来源而内容雷同的或者全篇超过30%引用的就算。前一项看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中华汉族区人常讲和常用的“化用”算不算？虽然与所依据的原文在形式上不相同，但其思想来源却仍是出自于原文。而后一项就完全是无理的了。一篇论文价值的高低，并不在于这篇论文本身引用的多寡，而在于其是否原创，以及意义有多重要。一篇通篇引用别人材料却得出独到结论的论文，其价值比那些化用或者自己做了些实验、材料数据都是原创，却提炼不出什么观点的材料堆砌要高得多。何况在学生阶段，总是有一个向前人、向书本学习的过程，包括怎么引用材料的过程，所以开始基本上都只能引述别人的材料或者观点，这个过程会随着自己看的书越来越多、思考的问题越来越深入而变得淡化。在成为一名学者之前，对于学生阶段的论文应该要网开一面。对于一篇论文，最重要的有两点是要求作者原创的，即材料与材料之间的逻辑链，即作者是如何组织其论据的，再一个是结论，即作者得出什么样的论证结果。至于其他，倒都是次要的。当然，如果真的是原文引用，就应当注明出处，包括自己化用的其他人的材料或者观点也是一样处理，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的成果而非原创。但对于非学术圈的人，比如搞政治的人来讲，更重要的应关注其治理国家的才能，而不是大学阶段注没注明出处。造假和学术腐败是可耻的，但对于从政来说，还是本身的执政能力更重要，更何况，在当前变态的政治生活以及政治家生涯中，在官二代不必费多少心力就可以横行政坛的时代，从底层开始往上爬的人，如何高明地说谎还可算得上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社交和领导手段。不知道有多少政治家是靠着毕业论文的写作而不是因为其具备的政治家的素养升到他的职位上的？在哪个领域，就要用哪个领域的评判标准进行主要的评价，否则互相借用评价标准，其评价体系就要乱套，或者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实施的工具。当然，大学毕业论文没注明出处毕竟是个人修养的问题，可采用其他惩罚措施比如撤消其学位等等来实施，除非因为大学毕业而让其得到重大利益，并对其当上领导有直接利益相关，否则也达不到因此让人家下台的地步。如果一位政治家靠不当手段上位后，反倒能割掉自己不光彩的尾巴，也算是善莫大焉。
从现在来看，杀人也似乎越来越容易。许多人把越来越血腥的杀人视频传到网络上来，那些将人肢解的画面，越来越象如同肢解一个玩具娃娃或者肢解一只动物那样平常。也许那些杀手也是这样想的吧。但人是什么？如果只把人物质上的属性等同于象机器一样，那么人也就变成可以拆卸的零部件了。但人还有精神上的属性，即人不单单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他们之所以有血有肉，之所以头脑更加灵活，是因为他们是有使命在身的，这种使命就是进化，不只是人的进化，而且是在整个生物界甚至是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的进化。人怎样进化，进化到何种程度，都会为整个进化过程提供许多有益的经验。当然，所有的进化都会最终归入信息流这样的一维时空里去，但如果没有这些过程，信息流也将不会成为信息流，而只是单一的、单调的时间流而已。但正因为作为物质的和动物性的人来讲，这个系统本身是脆弱的，比较容易被个别人的专制钻空子。如果只是把人当作一种生物而不是智慧型生命，那么杀死、肢解一个人和杀死、肢解一只动物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在外观上也是由骨、肉、血等所组成，这也是那些残忍的杀手越来越冷血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只把所杀的人看作一种动物，而不是更接近于神、更能认识到客观规律的一种生灵。人是有思想的，也随之而有创造力，从而与动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生存，还是毁灭，已经不仅仅是属于哈姆雷特的苦恼。有人认为军事是科技发展的动力，因为从现在来看，似乎许多技术是先用于军事再转为民用的。这种说法需要加上时间限制，因为我们知道原始的工具比如采集和狩猎用的各种石器是先用于生产，只是后来随着局部地区人口扩张、生存压力增加，这些工具才用于人对人的武力征服关系即军事中，才成为武器。随着暴力的不断升级，武器当然也在不断完善和提高，但有时很难说一些科技产品是为了军事目的或者先用于军事，比如无线电发报、电脑等等。而且军事只对于那些能进行有效打击的暴力工具有兴趣，许多民用产品如果看不出有军事上的利处也还是只在民间生根发芽。相信即使以后军事越来越占次要地位，科技仍然还是会发展很快。因为科技的动力不只是来源于军事需要，而是来自于人本身的需要。此外，只有在那些越来越发达和高级的社会，每个人自身的价值才会被发掘和体现出来。姚明在中国只是个打球的运动员，但到了美国就会成球星。在低等和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就只有政客和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会在台上表演和“取得”各种机会，而在世界上的影响并不象他们意淫的那样大，其他大多数人则更接近于动物的生存状态，只是被当成人这种“动物”来群体性地对待，其个体的生死无人关心，也无大的价值。
这里人类历史上比较重要的理论有以下几种，当然是以个人所接触到的经典为限：
李耳的《道德经》。这的确是智人的著作，里面几个字可以阐发很深刻的道理，许多理论甚至到现在仍有指导性意义。比如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原本是被儒家极力批判的状态，但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却慢慢地在走向。现代宅男宅女的出现和存在似乎正在应和和实践着他的理论。这是因为人际交往本来就是让自己委曲求全的过程，这对于要求人性舒展和真性情解放的时代，老死不相往来应该是最经济的也是最不易产生矛盾的。小的地区更容易体现人民意愿和实现民主，老死不相往来更能表达真实的自己。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集体的善的发扬，因为许多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协同去作事情，所以还是需要儒道结合，而怎样结合、结合到什么样的程度，即怎样使个人才能充分发挥给群体以利处而又不至使双方受到伤害和损失，这需要一种智慧地探讨。而被称作李耳思想继承者的庄周的著作之所以不值得理解，是因为他是在其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反而就一脚踏空，成为了虚无主义，在李耳那里为“合理”服务的辩证法到他那里则成了服务于诡辩术，其理论也便演化成了一切都不值得的消极处世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前面说过，专政共产主义的失败只是封建式乌托邦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反而更证明这一学说的基本正确和伟大，或者说是马克思所认识到并表达出来的社会运行规律的强大。因为现在的社会矛盾仍然是他在一百多年前所提出的矛盾，他的两个决定仍然主宰着这个社会的前进，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起来也在向着他所设定的目标前进。虽然由于后人的智力有限而有些许偏差，制造出一些不应有的退步甚至是灾难，但在总体上仍是如此。当然，共产主义如同宗教一样，是远方指引人类前进的灯塔，即使到达不了，也会引导人类走向更为理想的状态。
乔达摩•悉达多的佛教经典。佛教是带有前瞻性的经典教义，但也是因为过于超前，而不适应当前的时代。佛教宣扬不去侵犯别人是正确的，但对于别人的侵犯也要求默默忍受，这就过于不现实。如果在一个非暴力已成为共识的社会中，佛教所倡导的状态将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现实的社会还处在一个动不动就侵犯他人合理权利的社会，这种学说只能让普通人受到伤害而最终损害到社会公义。佛教在现在世界上信众分布的范围大大缩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在佛教与现实社会之间还需要一个中间阶段，即制止一切暴力和追求公正的阶段，也许佛教中的理想社会状态才能最终达到。但其引申的各种教派和教义比如禅宗就过于追求思辨而不能对现实产生积极的影响。
孔丘和荀况的部分学说。孔丘以下的儒家不必看，孟轲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在真理基础上再前进了一步的。儒家是提倡积极入世的，但因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理想的而非正常的礼教社会，其许多理论在现实中就会产生偏差，在手段上也会变成不择手段。至少造成中华汉族区目前这种过于功利和伪善的状态，儒家是有责任的。当然，这其中也有后人理解上的偏差。比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立志），三十而立（明理），四十而不惑（通达），五十而知天命（理智），六十而耳顺（安然），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符合当时规范的自由状态）。但功利的现代人总以为其所说的三十而立是事业和家庭的树立，但从前后文看，立志向似乎更重要，也更符合孔丘的原意。荀况则在儒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法的功能和运用，虽然在法家那里法理也被滥用，由合理适度发展成严刑峻法，最终导致秦始皇之祸，但注重法律和法制仍有其合理的成分。总起来讲，儒家思想还是要与道家思想配合起来，并且处在相应合适的位置，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才能做到刚柔相济而游刃有余。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这几个宗教的教徒虽然现在彼此排斥，打得不可开交，但因为是由同一指导思想而来，其内质上更多的是一致性，其规定的宗教礼节也十分具体，可视为同一类指导思想。也许正因为其本质的一致性，才导致彼此的攻击如此厉害，因为过于相似的东西更易相互排斥来彰显自己的不同。这在东西方相近文化互相排斥、攻击都是同样的道理。这些教义里面多的是对当时世俗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的记录，但有些还是能穿透历史和地域限制，对当代信仰有所启示的。所以要更加注意那些贯穿于其中的宗教精神和理念所在，如基督的爱（而非基督教的爱，因为这种爱受到中世纪教会的扭曲已经变味了）、伊斯兰对善和理解以及对肉体犯罪的公正惩罚，等等。这其中，《旧约》和《新约》是以叙述的故事为主，可读性强，也容易理解和加深信仰，只是《新约》更强调救赎和宽容。《古兰经》中许多议论是由《圣经》里的故事而来，所以只有二者参照着读才更容易理解。《古兰经》里更多是对神赞美的重复，也保留了一些沙漠民族所特有的生活习俗和心理特征的写照，其中也包含那个时代对公正和对其他宗教的认识和态度。
古希腊的学说与中华汉族区的一样，都贴近于世俗，而又想出脱于现实，以期对其有所指导，许多理念与东方更多宗教性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也更大一些，至今仍是西方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但要注意避免其中的繁琐分析哲学。西方思想中重分析的套路得益于此，但也失之于此，需要东方综合性的思维加以弥补才不至过于偏颇。
这里，在中华汉族区所能提供的思想源泉中，李耳和孔丘，也就是道家和儒家也许是最值得关注。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儒家讲大丈夫立功、立言、立行。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对内和对外的两种尺度，无论对一个地区、一个组织还是个人都应如此，即外儒内道。对外是儒家，要积极进取、公平竞争；对内是道家，要心境平和、清静无为。中华汉族区历史上每个朝代在其经济发展的时期大多都是选用道家进行修养生息，让人、物繁衍至丰富，这就说明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看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地区是否会强大，不是去看它的现状或者盛世期，而要看它在积累时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不必对突如其来的繁荣景象欣喜若狂，过度的繁荣总是与过度的衰退紧密相连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正常地发展应该是积累和渐进型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是看待此类问题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现在的中华汉族区将其颠倒了过来。现政权为了所谓政绩，动不动出台新政策，让人无所适从，就是犯了对内用儒家治理的忌讳，对外却采用道家清静无为，以至于让其他国家觉得软弱可欺，就都来欺负一把。这与历史上许多追求文治武功的皇帝很相似，比如西汉在初期实行的是黄老之术，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很快从秦末战乱的萧条中摆脱出来，以至于骑母马都会让人笑话。这种财富积累到了汉武帝时期，其对内独尊儒术，打击商人，对外远征大宛，对内对外都用儒家，结果闹得民不聊生，自己的政治生涯最后也以《罪己诏》匆匆落幕。所以历史上真正的霸主和强势君主或者为人所颂，或者为人所唾，就在于他们强势所指向的是哪个方向，彼得一世能以一己之力推行改革，富国强兵，总比一味吃前代积累来完成自己盛世假象的汉武帝要优秀得多。只是西汉的无为而治是没有法律保障的无为而治，其丞相可以面对满案卷宗开怀畅饮，有些象纵容各种非法行为的丛林法则的味道。现代文明的无为而治则其基本原则在于公正，是在公正基础上的无为而治。所以法律要健全才能使社会更快更好的向前发展。而对一个组织来讲，领导者对外要积极进取，开拓新的领域，也要向上级积极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对内则宜以宽容怀人，创造宽松的环境，让内部能够自由发展。体育中也是这样，应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换成“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如果没有竞技，那么体育活动就不能称之为“比赛”而成为联谊活动了。所以政治上要求越清静无为越好，而不要瞎折腾。因为政府如果越无为，社会就会越有为，这就象市场经济一样，会自发达到一种较为和谐的稳定状态。当然并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管，恰恰是必要的公正还是应该由政府出面进行维护，否则社会就会转入弱肉强食的无序竞争状态。
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被福利制度所拖累。特别是医疗保险制度，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合理性。福利制度想法很好，但做起来并不符合实际。因为人总是要老，要生病，这个概率基数是非常大的，即使每个人在交着医疗保险，但当他们中有占很少数比例的人得了重病的时候，整个医疗保险系统就难以支撑了。而且这种医疗保险制度也使许多人有信心去放纵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从生活保健和健康锻炼上多加注意，从预防入手去让自己不生病。因为生了病就可以由医疗保险来支付，对西医的盲目迷信也使他们相信西医是万能的。去医院没有不能治好的病，即使治不好也有心理上的安慰。这其中还有一种“你得病，我不得病就亏了”的心理在作祟，虽然这种心理很病态，但也不是没有，而且在象中华汉族区这样唯利是图的地区，持这样想法的人应不在少数，这也加重了医疗福利的负担。现在的社会发展条件还不能提供全面而完善的医疗等公共福利的保障，因为这是要建立在所有人努力工作以及大的资金供给基础上。所以医疗保险不应该是全民享有，而应该按照各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以及对医疗保险所进行的投入去提取相应的偿付比例，更多的应投入到预防建设中去，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偿付能力的提高再深化和扩大比例。
当前的社会还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许多有才能的人的地位上升途径是被阻碍着的。但不能因此就象某些人所说，“生活就象强奸，不能反抗就要学会享受”。如果变得老于世故，每次对待不公正的待遇都不反抗，那是妓女心态，而不是健康的处世心态。自杀也不算是一种好的解决方式，虽然也许有时这代表着表面上占据主导权。应当承认当前的社会是肮脏的、不公正和不完美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世界才需要人类共同努力去提升它。维护公正是每个地球人的责任，只将希望寄托于执政执法者或者是某位“清官”身上，只能使梦破碎。自杀除了放弃这种责任和自己的生命外，并没有对社会产生什么进步，除非象梁祝那种会对社会产生小小的冲击，但也完全可以用私奔去解决，就象更早的时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所做的那样。因此不能向社会屈服，顺从社会。如果认为社会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还要“适应”和屈从于这样的社会，那么人也就显得变态了。当然在自己还没有取得控制权之前，要学会妥协和忍让。这一点要向小人学习，比如毛泽东在取得党政大权之前可以说是极尽委曲之能事，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中正的吹捧到肉麻的程度，而慈禧在接待外宾时让其完全看不出她平时对奴婢的严酷与刻薄。越是小人越懂得怎么去做人，八面玲珑，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让人际关系向着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化，只有在关键时刻才会显露自己不择手段的真面目。领导人物中出小人的比例也是很大的。所以君子在上升阶段也要忍让，也要对小人不择手段。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唐太宗李世民囚父弑兄，个人道德上可以说极其恶劣，但因为实行所谓的仁政而出现“贞观之治”的局面，被世人称赞，他的那些恶也被后世的儒生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掉。在传统中华汉族区社会里，只能更恶的人才能制得住恶人，这是儒家“圣王”的光环下所显示的真理。当前这个变态的社会环境是只看一个人取得地位后所做的事是不是合乎儒家仁义礼信智的要求，而不管其在取得这样的地位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当然，在这过程中被抓住现形也是不好的。因为还没成者为王就失败，那就只能是败者为寇。儒生们会将“大逆不道”的罪名很容易地加在没有成功的人头上，甚至创造出些当事人所没做过的坏事来证明他们从本性上就是恶人，是生来就要打入十八层地狱，却“忘记”了这些人还在台上时对他们肉麻的吹捧。这种恶习一直影响到现在，只要是中央政权说这个人是坏人、是贪官，老百姓就群起而攻之，很多人会举出各种其人在台上的各种劣迹，来说明其恶不是一天两天，另一方面也证明他自己能明察秋毫，早就洞悉其奸。这只能说是在长期大一统和党同伐异、墙倒众人推的思想环境中中华汉族人的异化。唐太宗是不值得学的，但要做真正的君子，就不能不懂得制小人之道。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不懂小人之道为腐儒，懂而制之才是君子。儒家有将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分成圣王霸的分法，能利用小人的恶性为其服务而彰显恶性的为霸道，能限制或者制止小人之恶的为王道，而能将小人普遍感化到自觉限制其恶的才是圣道。但在当前这样一个已成为霸道当道的变态和不正常的社会是不允许正常表达和正当上升空间的，所以对待小人也要用小人的方式，就象对待暴力要用暴力、对待欺骗要用欺骗那样。中华汉族区历史上一些儒生所吹捧的君子，说他们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或者能独善其身，这样的人只能是伪君子或者愚君子，因为他们只是在演他们一厢情愿的独角戏，却并不能制小人。圣人与小人不同，圣人应该是对世界要求很少，贡献却很多的人。除了他要遵守普世价值之外，还需要他是有智慧的，要将自己的理论变得能使人们向心慕化，除了自身的理论说服力很强外，也要依靠强有力的权势和宣传。以后评价一个人是好是坏的标准也许就是：对他人无害，对历史和社会发展有利。在取得了自己对外界的控制力，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之后，就要听从内心善的力量，以自己的影响和能力去引导这个变态的社会走上正轨。这其中蒋经国是一个榜样。虽然他本人能力很突出，但在蒋中正统治时期，他还是以太子党的身份上位，其领导权力的取得可以说并不光彩。但他能在任上一反蒋中正的恐怖暴力政策，而说出“我要以专制来结束专制”的话，放开党禁，就是一种大智大善的圣人表现。可以说台湾就是在那时开始真正步入文明的先进行列。虽然其中也有波折，比如促使民进党上台的那次选举可以用笑话来形容。但这是走向民主所必须的过程。因为大多数人实际上是蒙昧的，不懂得自己的权利怎么样去行使。受救济的人不能有选举权也是这样的考虑，因为这些人很容易受些小利就去投某人的票，他们对于政府、对于政治并没有建设，反而滥用给自己的权利，使政治活动受到损害，倒不如没有这项权利的好。台湾可以说是整个大中华汉族地区民主进步的实验田，无论他们取得独立或者被中共控制的大陆地区吞并都无法起到这样的作用。以目前所称的民主制度来讲，台湾式和香港式也有不同，各自打上了福建和广东人文社会中自私的烙印，也各有美式和英式的背景。单就台湾来讲，议员和政府官员都从个人角度勾心斗角，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服务，也很有福建人由环境制约而带来的一些地方特质，但这也从而彼此牵制，在总体上达到一种伪民主的效果，而这也许是走向真民主的一条道路。
在向文明进发的过程中，中华汉族区倒是有希望先行进入的。历史的发展总是表现一种翘翘板效应，即原先先进的会变得停滞和落后，原先落后的会变得先进。因为压迫得紧，反弹也就会更加强烈。中华汉族区的经济发展势头是强劲的，但道德下滑的趋势也十分明显，这必会引起除上层以外其他各阶层的不满。由于所受过的训练和自由独立的思考，知识分子往往是人群中最先能看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一群人，而不管方案能不能解决问题，预见到问题已经有了解决的希望。如果这些知识分子不象现在这样带功利性质，是直言不讳而不是歌功颂德，政府工作中的失误以及社会矛盾也许会很快得以避免和纠正。而专制统治者往往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甚至仅仅是脸面的本能，而对这一部分人打压严重。社会也继续向危险的境地滑动，直到身处下层的民众也意识到并起来以反抗的形式来纠正的时候，矛盾已无可挽回，社会也将动荡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平衡状态。这个代价和责任全由专制的统治者私利一手造成。所以接近民主政权的地区以及高明一些的专制统治者往往对知识分子提倡言论自由，当然这对于所有人都是应当的。强势的统治者已经通过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运动使代表着良心与人民喉舌的知识分子噤声，而直接与底层的民众面对面地产生冲突。底层民众所关心的是生存和吃饭问题，他们所面临的是一小撮统治者为了自己能加强控制和统治进行挥霍而将底层人推向生与死的临界线。除非当权者象蒋经国一样比较明智，自觉消除其对历史进步的阻碍，否则一场下对上的激烈反抗在所难免，虽然这对减轻中华汉族区的人口压力有所帮助，但是许多人所不想看到的。对民主的镇压，接下来就会是暴民战争了。而且不会有预兆，因为这是久存在人们心中对于不平等的怒火。当然除非有新的思想去引导反抗者，否则中华汉族区还免不了历史上帝王将相循环的轮回过程。而欧美人已经养尊处优很长时间，他们可以不必费力做工，甚至不做工就获得补助和救济，与第三世界的广大地球人勤奋工作也只得温饱形成鲜明反差。这时创造力的源泉和动力已经减弱，这从所谓的美利坚大片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影片只求技术上的出彩，而不求情节上取胜，看多了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种文明一旦一枝独秀得很灿烂，反而会失去前进和发展的动力，会限制其采用更新的工具、技术，垄断也更加深了这种限制。当人过得比较滋润的时候往往也是其不思进取的时候。从这时起，他依靠的是剥削而非贡献来养活自己。以前是剥削阶级剥削被剥削阶级，现在则是发达国家整体在剥削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这样他们也就走到历史的反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而不会去主动面对其中的缺陷和困难，在麻痹自我中也被第三世界国家的地球人所超越。不只是国家，企业也是这样。发展的平衡系统在这里再次起作用。80后是苦逼的一代，因为他们处在新旧规则交替的时候，生活刚刚好起来，又要面临生活的沉重压力。他们可算是人类进步实验的小白鼠，其在新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会为90后以及以后的人们所汲取。从这一点上说，他们也是有功的一代。
将来要建立一项与诺贝尔奖相似的奖项，以作为对那些为人类精神和人文力量进行研究和阐发，引导人类精神向上的人与学科的奖励。比如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生物圈保护、促进人类之间交流的活动如翻译和慈善事业、制止对包括人类本身的生物非生存性暴力行为的方式方法、控制人口数量以达到与当时当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承载力相协调、为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减轻工作劳苦的一些发明创造等等。奖项不应只为专业人士设立，只要有人提出有效并切实可行的方法，并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其价值都可授予。而凡使用公共经费获得实施的项目，其所调查取得的内容必须公开，而其个人论证成果可归个人。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已经证明，智慧成果越不公开，越容易失传而成为绝闻或者绝学。
未来人类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条更为专制，另一条更为民主。这两条路都是依靠科技发展来支撑。科技本来就没有任何倾向性，或者说是把双刃剑，看人类怎么去使用。暴君可以借此加强对他的每个臣民的控制，民主力量也可以借以防范专制。当前所谓的民主国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其政权中虽然因为民众对暴力的痛恨以及其自由民主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不能象暴政国家那样广泛和频繁地使用暴力，但他们代之以广泛而频繁地欺骗。现在看来专制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一些暴政国家对于军事的需求十分强烈，拼命在造原子弹就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各种政权都在竞争性地储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搞军备竞赛，以此来恐吓其他政权及其人民。但要知道的是，即使是最为强势的暴君、最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只是人，而且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物而已，他们并不能刀枪不入，也不是三头六臂，也和普通人一样只要一把刀子、一粒子弹就可以结束其性命。也正因为如此，暴君或者骗子们在拼命用各种手段保护自己。他们拥有保镖，对自己的亲信和近卫军施以不同于普通民众的恩惠，动不动就借以对别人使用武力来证明他们的强大。他们先是自诩为是神的后裔，后来又称自己是民意的代表，从思想上对民众加以控制，以期减少对自己不利的思想和行为的存在，当这些都被证明是谎言时，就以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护其统治。他们还极力吸取财富，因为财富也是保护自己和保障自己专制的手段之一。他们就是使用着这些伎俩来让民众错以为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以此让民众驯服，以便自己能继续高高在上，千秋万代。暴政国家的统治者不必说，就是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例如美利坚地区，他们的两会议员很多也是世袭的，或者与真正的权贵关系密切，他们是否真的有他们所宣称的那种管理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是可怀疑的。他们每年有几次到自己的办公室象征性地睡睡沙发，吃几个快餐，以此来表现自己的亲民，以确保自己的身份不会被取代。虽然见他们并不象在一些暴政和专制国家里见“父母”官那样难，但民众能否将自己的意愿提交议会讨论和表决还需要他们来做决定。这就似乎意味着他们的大脑代表了选民的大脑，本来是民众自己的权利和权益，却要一群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去代表和讨论。而事实也证明他们根本代表不了，甚至不愿代表，许多时候只靠敷衍和欺骗来打发选民。民选制度从本质上讲依然是一种专制制度，虽然是以民选代表实行代议制这种表面上的民主形式。因为这些代表除了选举期间为了争取选民而关注一下选民的利益以外，更多的时间实际上是要为自己的党派服务，而党派的利益则来自于其背后真正支持它们的势力或者是其内部的共同利益所驱使，这背后的势力在美利坚地区是来自垄断财阀，在中华汉族区则来自已形成共同利益的官僚和垄断资本。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也只是在选举时亲近一下人民，过后就呆在议会或者自己的办公室里，让人民去拜访他们了。
专制制度为了完成自己的专制统治，所极力想要传达给人民的信息是：我们是精英，是最懂得如何统治，即能够协调所有人利益和调动大家积极性的，所以你们这些屁民听我们的就好。而当决策失误时，他们就会采取放弃屁民利益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如美利坚地区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和中华汉族区在三年灾荒和工人下岗时期的所作所为都是如此。虽然他们采取的代议制方式和实质有所不同，如中华汉族区抓住的是分层代议制的形式，美利坚地区则是精英代议制的内容和本质，但相同的都是，他们都没有真正地代表人民。为了为真正的统治集团利益服务，他们会在争取民众的时候夹带自己或其党派、背后利益团体的私货，在美利坚地区，总统候选人在上台前后所说所做并不一致，但只要上台就可以。在台湾地区，所谓的民意代表在得到选区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之后，在议院里却公开声称是为了党的利益不顾一切勇往献身。虽然各个党派都极力表现自己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党派利益与人民利益真的总能在每时每刻都一致起来吗？其实人民不需要代表，或者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被代表。民众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倒不如到网上来得真切。在政治制度的探索中，只要不是暴政以及过于专制，秉承公正的理念，那么代议制、抽签制、选举制、禅让制等等都是可以一试的，因为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要有相应的代表者（即公正）以及发展。但是也要懂得，无论哪种代言或代议模式都是有缺陷的，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每个人只能被代表来表达意愿，而无法在每一件具体事物上表达其本人的真实想法，也就不能由此得到真实的信息，甚至会因为被代表而出现代表人滥用职权、为己谋私，被代表人则对选举不感兴趣的现象。所以推广网络议政和选举十分必要，但这也要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准、大部分人都有意愿也都能胜任这一角色才能实现，这需要人口中拥有温饱水平以上个人财富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产阶层在社会占有一定比例，按古人讲是“衣食足，知礼仪”，而按马克思的说法则是“物质决定精神”。但不管怎样，只要这一阶层出现，提出自主管理的需要，就要按其人口数量和分布范围给予其相应的民主权利，这样整个社会才能进入到民主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去。而中华汉族区却在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城市地区仍然实行任命式的提名选举，甚至强迫选举，反而是在代表着落后生产力的农村让还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又太多传统思维的村民进行村选举，使一些村中大姓或者村霸顺利当选，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和影响，不知是真不懂民主为何物还是想来证明“民主”的不合理性。但不管如何，相信随着网络的普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也许有一天网络民主会成为新的民主形式而被广泛接受。而政治应该象去宗教化一样地去党派化，政党是为共同目标而集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基于共同的认识或者信仰，这与宗教团体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政党也应该象宗教团体那样在世俗的行政之外活动，成为纯集体性组织，一个政府可以由不同信仰的人组成，共同效力社会，而不应由一党或多党轮流执政。
当然从奴隶到自由人有时并不是解放的感觉，反而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被代表这么多年，已经习惯成自然而安于现状，思想已经被禁锢，或者因为束缚被一下取消而产生个人权力的滥用现象，台湾地区民选制度刚开始实行时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到现在还是余波未平。这样的旧型人类已经思维定型化，并不适合参与真正的未来民主建设，只能被有真正民主思想的人去启发和带动，教会他们怎么实行自己的权力。因为民主并不只是保障每个人的所有权利，民主最终还是为了善，为了公正，为了更稳步地向前发展，这在有时会与个人权利相冲突，会让一部分人做出牺牲，让渡出自己的合理利益来为全局服务。比如某地政府通过全民讨论、全面衡量和通盘考虑，要在地区建设一个利于本地发展和全球利益的项目，并能考虑到因此受到一定损失的相关利益人的权利并做出公平的置换或者赔付，那么相关利益损失的人就不应再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去对项目本身进行阻挠。这就是民主的善和公正所在，需要政府和公民双方的博弈与妥协才能达成。在东方，问题往往先是出自于政府，由于其决策的不透明、不公正和不公开，又喜欢用各种行政的、司法的等不公正甚至暴力手段去解决问题，而使民众在与政府的对抗中也变得不公正甚至暴力起来，这样的矛盾积累起来往往会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并导致各种不稳定，结果往往是暴力升级，黑社会趁机介入，甚至是政府的被推翻或者倒台。靠专制起家的地区力量总是很弱的，特别是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严重对立的地区，因为统治者因害怕而不敢发动民力，这种状况即使是国力强盛的时候亦如此。而西方则更多的是私人方面的问题，因为个人权利的过分宣扬，而使民众过于自私自利，只注重自身利益而不会去从全局考虑，使一些很好的建设项目无法实施，这样积累起来，最终会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受到威胁甚至是崩溃，那么个人也最终得不到什么好处。
民主建设需要的是普遍接受了真正的民主思想和行为的人，以及保证民主实行和表达的各种保障性力量，比如象除宣扬暴力以外信息完全开放的网络一样自由而全面地获取信息，象对暴力和不公正坚决说不的公正机关等等，二者缺一不可。开放与全方位自由地接受信息，是人所能做出正确决策和实现民主的途径。所谓聪明人不是三缄其口、保持沉默，所谓智者也不会制止谣言。真正的智者是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所谓正确，即是对这个星球有益，而不只是对个人或者某个集团有利。要知道，保持沉默和谣言广泛传播只有在专制特别是暴政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很容易祸从口出，而人们又不容易得知真相。真正的民主是不怕直至鼓励人民放言的，而谎言自然会在事实和真话面前消失。在这里，军队人员的构成是十分重要的。军队是掌握暴力武器的组织，对于其他人或组织有着天然的实力优势。所以掌握这些武器的军人也不能由那些来自落后地区或者下层人进行实质性控制，也不能由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服从上级命令的暴力机器来充当。日本兵在二战中所作所为，美利坚地区兵现在到全球各处都受到抵制，都是这样的原因。没有信仰或者将信仰和信念教条化的人来掌握武器是十分危险的。未来的军队应是由人类最优秀的分子组成，他们应该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战士，以公正为最高信念，并比一般人更懂得何为公正，而不是单纯地服从上级命令，或者出于维护所谓的民族或国家的利益。他们要维护的公正是指对全人类的公正，是出于人性的公正，是代表着普世价值的公正。如果上级的指示明显违反公正的原则，比如向手无寸铁而且对任何人的合理权利并没有构成威胁的示威民众开枪，即非正当防卫性地使用武器，或者未经审理即处死已投降的战俘，或者去入侵一个没有对外界构成威胁的非暴政和绝对专制型地区等等，下属有权拒绝执行并应将其捉拿审判。上级之所以成为上级，只是因为其在作战技术和策略上要好一些，显得更聪明一些，但并不代表其所有决策都是出于公平与正义的目的。当前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是为国家服务的，这就有失全球范围内的公正，更不要说有些纯粹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来镇压下层人民的反抗了。这其中同性恋者的战斗力应该是较强的，因为他们也更向往自由，也不象男女军人那样“授受不亲”，特别是当相互爱慕的两人同处在一个军团中时，没有比爱情更能带给人激情，给人以要保护对方的强烈愿望，而不是象西方人想象和宣扬的，军队有同性恋者加入会减弱军队的男子气概，战斗力与男子气概并不同一，临阵怯如鸡的有所谓男子气概的人很常见，而平时娘娘腔十足，打仗时生龙活虎的也不鲜见，那种宣扬只不过是为了隐藏对同性恋者歧视的看法。
无论研究什么样的问题，都不能够只依赖媒介，无论是物理学中的时空相对论，政治学中的代议制和民选制，还是法庭上的各种证词，学术研究中的文本研究，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道听途说，都一再证明这样的道理。因为一旦有媒介介入，就象观察者和事实之间放置了一块透镜，观察者所看到的现象与事实之间的符合程度要取决于透镜的透明度和曲率，但总是与对事实进行直接观察有出入的。所以当事实发生过而观察者或者研究者当时并未在场，那就只能尽量地还原而不可能得到真实的景象了。但这并不是说事实就不可能达到，而是要尽可能少地减少媒介的数量和失真程度，这也是要真正的民主、法律侦察中的物证、对亲历者的采访、对文本的辨伪以及个人理性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先要事实清楚而准确，才有可能认识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在迪斯尼的《米老鼠与唐老鸭》里，有许多这样的场景：主人公被其人性中善与恶的力量互相拉拢而斗争着。一开始善只是象传教士一样用嘴皮子说教，结果恶趁机控制住主人公，让他做了许多坏事，最后善终于忍无可忍，转而使用暴力将恶打倒，使主人公改邪归正。当然这只是给孩子们看的文学作品，但相似的情形却在现实中一再上演。对恶人或者恶势力过于宽容只能使他们有恃无恐，不会感激，只会认为这是懦弱，甚至是对恶的害怕和屈服，从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做坏事。对恶人恶行只能靠大棒加胡萝卜，先用大棒打掉那些暴力主义者的暴力倾向，再用胡萝卜去推行教化。宗教在传播过程中也是采用这样的手段，不仅基督教如此，犹太教如此，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先不去讨论那些以宗教名义而起的宗教战争的对错问题，其结果很多时候都是使崇尚暴力的野蛮民族先打趴在护教者的暴力脚下，然后才去推行真正的信仰。如果没有从汉朝开始对南方的武力征服，中华汉族区的儒家思想如何在越族人地区被广泛接受？如果没有1840年以后的历次战争，欧洲文明如何能随着枪炮和传教士们真正深入到中华汉族区人们的心里？更不必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通过历次宗教战争，才使其信仰范围得到扩张的。现在不需要宗教的内容而需要这样的形式，要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变成“哪里有暴力，哪里就有以暴制暴”。要对暴力更暴力，对恐怖更恐怖，对野蛮更野蛮，对欺骗更欺骗，对善良也更善良，对诚信也更诚信，社会才会真正稳定下来，加快进步和进化。历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野蛮人具有的是动物特性，即对一切陌生的外来事物，不管是好是坏都采取先消灭之的态度，一开始对它们和平友好，只能使它们认为你软弱可欺，而要你来臣服它们，从而使局面变得不可收拾。只有一开始受到攻击后（否则就师出无名），就给以绝对厉害的颜色看看，它们才会因惧怕而崇拜，而最终向对待主人那样匍匐于脚下，接受文明，再经过几代才会真正理解和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因此，对待野蛮人只能先用武力使之屈服，再对其实行教化，因为野蛮人只懂得用暴力解决争端，消灭或者驱逐与自己不同或者对自己不利的想法和主张，他们的动物性很强，却并不懂得公正与和谐的道理。公正就是将恐怖还给那些带来恐怖的人，而保护那些应该保护的人。
对于这个世界上处在两极的两性来说，男女之间的确是有差异的，这表现在生理、体质和心理思考的方式和指向上都是有差别的。男性的思考更倾向于理性，而女性更感性，也就是说，男性更喜欢探讨真，女性更喜欢追求善与美。但这只是差异的不同，而不能做为不平等的依据。就象人的高与矮、胖与瘦、智力高低等等也不能做为不平等的依据。所以虽然他们在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是男权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都进入了认识上的误区，也就走入极端。世界之所以有男女，是为了让世界运行得更平稳，更合理，因为任何单极化的世界都会出现很多问题。男女抛弃任何一方都是有害的，男女分工不同并不意味着不平等，只有适合的工作不让干才是不平等。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不能作为其不平等的理由，除了两性的这种差异各有侧重也各有利弊以外，还在于平等是基于最基本的人的观念而非这些差异。我不知道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男女先天天性的差异还是后天有意识的教育的结果。如果以男性高高在上的理性正统观的角度来看，女性的这种思维模式的确是低级的，这也是历来男性对女性统治和压迫的依据。但如果世界完全被纯理性思想所统治，那么道德之类引人向善的理念将不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得更为僵硬和直露。社会并不能干巴巴地向前运行，还需要女性和感性所给予的润滑。更何况这种区分只是大体上而言，事实上许多杰出的女性要比一般的男性优秀得多。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质和魅力是男性所不能具有的。女性和男性之间，并没有谁统治谁的问题，而是一同去维护一个平衡而前进的世界。相对于女性而言，男人怎么样表现都象是个孩子，不管年纪有多大，地位有多高，表现得有多成熟，归根到底还是个孩子，这在他所真心相爱的人面前表现得最为彻底。这与无论外形和表现上多纯情的女人所拥有的背后操控力不同。这样的本性使男人也容易在各种利益的、情感的等等追逐中迷失自己，或者将世界统治得一团糟。而女性生来所具有的掌握力和维护当前行为规范的保守性又应当由男人的创新来弥补。而蛇蝎心肠的女人是最邪恶的，甚至比那些追求暴力罪恶的男人更邪恶，而不管她是美是丑，是女王还是妓女。男人是求真的动物，而女人则是求善的，恶毒的女人是放弃了神所给予她的善的力量，这更让人感到厌恶和恐怖。
中华汉族区的先秦哲学家们认为世界的发展经历过从大同社会到小康社会的转变，以为夏代以前的大同社会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所以他们的理想是要返回到古代那种理想状态。但是孔丘也提出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以他的态度，是不同意小人之“同”的。“和”即和谐，即理解和尊重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即使不同意对方观点，也能够与之和平相处。而“同”即党同，即是要求所有人的思想都是一致的，而且是按照某个人的想法或者某种观念来统一。如此，理想的大同社会之“同”是十分可疑的。孔丘是让人们再回到大体上都差不多的原始社会中去吗？表面上看起来无差异、无阶级的社会并不一定理想，就象普遍贫穷那样，也许会让人安于现状，但社会得不到发展，人也只能生活在比较低级的近于动物的层次中。所以，也许人类想要追求的理想社会应该是“大和社会”，即一种更为和谐的生存状态。每个人以自己的能力取得相应的财富和地位，这种能力的运用以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利益为前提。在大和社会里，公正地发展是社会的第一法则，甚至是达到一定文明状态的宇宙法则，因为宇宙法则就是如何更好的发展，这不同于丛林法则似的发展法则，虽然在一些还没有达到文明的星球上，弱肉强食而不是公正在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在另外一些更高度文明的星球上，也许是利他性行为更起作用。虽然发展从目前人类所知的范围来看是宇宙生物界进化的第一法则，但公正地发展则是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发展所必然要走向的高级阶段。因为弱肉强食这种无序竞争的残酷性和低级性，只能作为低级发展阶段而存在于低级生物中。如果说发展或者进化是宇宙的一大准则，那么公正就是进化到一定阶段所必须面对的。代表公正的法律和道义的权威也是不容侵犯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要求和束缚，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发展，以达到自己能力和理想状态的实现。大和社会中内质同一性较强的如时空标准、普世价值等应当统一，而差异性较大的如文化、语言等应实行各自发展、取长补短的模式。当然，这种大和在人们都把公正和不损人当作处理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第一准则以后，人们的思想归于一致，在这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是大同，但与“同而不和”之“同”已经是两种不同层次上的概念了。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种幻想。
中国人因为各种的束缚加之于身，对生命总有悲观的看法，认为自己生命贱如蝼蚁，也就有草根、草性之说。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从生物多样性还是从繁荣发展的角度来说，草原都比不上森林，草原只是环境恶劣的产物，但如果只是顺应恶劣的环境，那即使是有适合树木生长的环境，草性的国民也只能是扶不起的阿斗。总之，世界是不完美的，而且会这样不完善下去，不要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善恶问题，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根源于人的本性，不仅在任何团体、势力中，善恶都不能截然分开，甚至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善恶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心境等条件下也会显现出来。当然，善即是善，恶即是恶，善恶之间还是能够被分辨出的，其标准即在于是否损人。当然从理性上讲自私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总体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但从感情上来讲，一个绝对自私自利的人总是不那么受人待见的，所以90后的人不受人欢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自私一代的出现，是社会的问题。具体来讲，是对恶纵容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虽然东西方对恶的纵容在具体做法上不同，西方是出于对宗教不恰当的理解而以无原则的善来包容恶，而东方则出于有法不依，推崇人治。因为是人治，所以可以朝令夕改，从统治者角度可以为所欲为，所以统治者本身即是恶。不同的理由导致相同的结果，即以德报怨的理论盛行，使法律、行政等都倾向于养恶护奸。既然恶行其道，那么自私除了在保护自己之外还能取得一些额外的利益，自然在经济学角度上来说是最划算的。所以，有其因必有其果，恶之出现必有恶之原因。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明白了是非和善恶界线的未来人会变得既热情又不随意侵犯他人，保有自我又能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能结合东西方人的长处，达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吧。因为每个人自私的天性以及不同的需要，才需要人们努力去提升它的境界，让它变得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充满真善美。而法律和道义加上信仰的力量会使这些问题大体上得到解决。让每个人努力过仍感到痛苦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好的社会。虽然社会永远不会完美，但也要树立这样的思想，即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受着不合理的奴役和剥削，整个人类就不要谈解放；只要有一个人还在受着恶的暴力和恐怖的威胁，或者利益受到损害时却找不到可以申诉和申张正义的地方，那么整个人类就还处在野蛮状态；只要还有一个人辛勤劳作而不得温饱，整个人类就不能算消灭了饥饿和贫困。个体的发展反映着全体的文明程度，就象每一滴水都能反映太阳的光芒一样。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浑亦无鱼。要清浊合宜，就要有一个度，那就是公正，能提供给每条鱼足够的养料，又不至于让其挥霍无度，产生足以毁灭种群的废物。这就要学会怎样去抗争与反抗，要有即使自损八百，也要损敌一千的勇气。未来人应当是彪悍而秉持和平公正理念的人类，而不是象现代人这样懦弱而害怕暴力，只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和有利有节。虽然以生产工具和科技提高为赌注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升到一定的文明时期，如何稳定地发展就成为新的课题，这就需要公正来做发展的保证。
不要试图掩盖历史真相，这基本上是徒劳的。人之本性之一就是对真相有着不可理喻的兴趣和探求。再高明的伪造者也逃不过历史审判的眼睛，虽然他们的掩盖和销毁证据的确给真相的探究造成了许多麻烦，但后世会利用新的科技和侦探手段得到近似的真相，并把历史人物放回到合适的历史位置上去。因此历史上地位相似的人，后人对其评价却会千差万别。也许这种评价会因受到蒙蔽而且没有找到合适的揭示真相的方法而并不准确，这在权贵们还在当政的时候尤其如此，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历史总能越来越清楚地把握到真相，从而使评价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公允。人类社会也就是通过这种不断地认识他物与自身的方式在不断向前进步和发展着。事物都是复杂的，而道理都很简单，从最复杂的事物提炼出最简单的道理，这也是人类这种天生好奇的生灵探求世间的动力源泉。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发展也是全面的发展，单靠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改善和进步并不会起到全面积极的作用，有这种想法的人就象那些共产党人以为消灭了剥削就会万事大吉一样愚蠢而片面。许多事物存在总有其道理，要分析其存在背后的道理是否违反公正的原则，如果违反，就要进一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加以改变。
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觉得现在的社会糟透了，制度是不可救药的，人心不是堕落无救就是顽固守旧的，所以要凭着血气之刚起来打烂旧的世界，毁灭一批人，然后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只是从历史上这样的实践来看，无论是纳粹还是专政共产主义，还是伊斯兰世界的革命，还有其他各种各样有着自己的理想的人们所建立的制度，其结果都不令人满意，甚至到最后只剩下血腥和毁灭，而没有丝毫对文明的建设，更谈不上推进，最终社会还是归回到原有的基础上，甚至是比原有还低的基础上重新发展。由此也可以看到，盲从，无论是对一个人、一种宗教信仰还是一种理论，都会导致集体无意识而引发灾难。穆斯林对《古兰经》的绝对维护，与中国文革时期的“两个凡是”异曲同工，也与德国纳粹对元首、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天皇的绝对忠诚极为相似。而他们所绝对相信、维护和忠诚的却也只是一个人，或者是人所记录和理解的所谓神谕或理论，即使是这个人或者这种神谕、理论出现了不符合自然和社会运行规律，即真正而客观的神之本意的时候，他们却顽固坚持自己原有的立场，因为那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如果这些都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生存所依托、所信仰和所为之奋斗的就失去了意义，他们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也会受到怀疑，这对于这些信徒来说，自尊、三观、人生意义等等这些他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信仰之墙就会轰然倒塌，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事情。对社会不满是好事，这样才能有动力去推动这个还不完善和不公正的社会向真善美的方向发展。但不是去砸烂它，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中，也不可能完全推倒重来。除非这种体制是暴政性质的，是野蛮践踏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暴力型社会，为了制止暴力才能用暴力的形式。而这样去做的人首先自己要做一个正常、纯粹而自由的人。完美的人不应该是受清规戒律束缚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其意志和思想已经被传统和他人所阉割，甚至称不上是完整的人。完美的人应该是有自由意志并服从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以及向他人表达自己的善意的人。人总是被一些来自外部的表象的限制和来自内心的自私自利所束缚，现在是应该解脱这些的时刻了。当然，年轻人也不能凭一腔热情去做事，还要审时度势，学会利用最佳的形势去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这个过程并不排除武力，但如果不需要武力即能达到最好的结果，那么人类就会少些血腥和痛苦。直到现在仍在持续的纳粹追凶告诉我们，好的制度会制止坏人的暴行，坏的制度则会将好人变成坏人，而不管其个人道德上多么完美，能力是多么优秀，以及怎样受到制度的压迫去杀人。事后的审判有些残忍，但又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消除不良制度所带来的对人性的异化。
这是我的一些个人对世界和人类的看法和想法。作为一个不是神而只是想尽力更接近神之本意的凡人来说，里面当然会有缺点、有漏洞，有许多也许还很不全面的地方，还有一些也许只适合当代、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的地方，更何况在一个充满压制和谎言的国度里，要想获得真实的信息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这也直接影响到这里所引用的一些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果别人能从中有所领悟，进而建立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也就足够了。当然如果大家能一起来对大家的未来作一番探讨，不再重回到充满血与泪的老路上去，那就更好了。只是不希望有人借题发挥，只攻一点、不计其余，或者用阴谋论、阶级斗争、异端思想等等老套路来进行攻击。还是那句话，和而不同，每个人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发出的不是特意不公正的声音，或者不公正地发出声音，或者根本上在无理取闹，就象中华汉族区的各个论坛上现在活跃着的五毛一样，那么即使是表面上很幼稚、很无厘头或者很惊世骇俗的言论，也自然会有其合理的存在价值。真正思想上的差异用肉体惩罚甚至毁灭的方式来解决并不合适和恰当，当然这与五毛们无关。
死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活着却是不容易的，能活出精彩更是不容易，而自己活着又能让其他大多数人活得更好，这辈子就活得很值得了。我想，真正文明的社会应该是以不损人为底线的，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能尽力去实现自由意志、自我价值和超越，并努力做到有利于他人的事情，当然这也并不能由于社会或者舆论的强迫，而是真正来自于人的内心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其实，所有的信仰、知识等等精神方面的提升，所有生产力等等物质方面的进步，其目的都是殊途同归，那就是让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对无神论者来说，这是要完成宇宙进化中地球进化进程的人类进化这一部分；对有神论者来说，则是要人更进一步地向神靠拢。事实证明，采取压抑人追求幸福的本能去让人感到幸福只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宇宙是如此浩瀚，天空是如此广阔，自然是如此充满未知的神奇力量，人类又是如此渺小和无知，认识整个自然已经如此困难，又怎么能因为一小部分人的自私与贪婪，在人类内部设立如此多的自我障碍，使得这一认识自然和自我之路更加困难和曲折？对于一个与社会有关的问题，不管是深奥还是浅显，不论是关乎人类总体命运还是个人自身，只要不停地追问下去，都会逐渐揭示到这个社会的发展的本质层面上去，也许这也会为整个地球的进化和发展做出贡献。
总结起来，就是要：制止争斗，有序竞争，支持多样，和谐发展。这其中要警惕有人用斗争的名义来取得个人的好处，只有鹳蚌相争才能渔翁得利。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和利益冲突，即使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纳粹与犹太人等等诸如此类，将对方视为恶魔也都是宣传出来的，不管其始作俑者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些鬼话。因为仇恨使人容易找到方向和归属感，消灭对方则很有成就感和实现理想的快感，但却容易使人变得狂热而丧失理性，在明白过来以后已经被大势所挟持，或者在形成对立局面以后由于恐惧而被迫追随领导者。一切就都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而只有当一切平息以后人类才会痛定思痛，然后再开始新一轮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为之奋斗的往往只是一个泡影，在宇宙的伟岸面前，人类这些小小的思想或者行为上的差异根本算不了什么。
所谓天堂，就是人人互助成风气的地方，也是人互敬互爱的地方，不仅公正和不损人已经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而且善也被默认为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互助成为一种人人追求的快乐，又不会因此给别人带来尴尬和困扰。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懂得帮助和干涉别人自由的界限在哪里，所以那里的人会在助人与被助中感到温暖和幸福。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并总能因此对他人有益。剥削、歧视等等是看不到的，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知道谈话对象是否在撒谎，所以都坦诚地面对彼此和自己，因此谎言是不存在的。那种认为天堂是纯享受的地方，只不过是想不劳而获的人出于剥削的目的而幻想出来的充满着剥削者醉生梦死的形象的地方。其实这种地方在地球上已经存在过，比如铜器时代的奴隶主经济，特别是古代罗马，直到资本主义殖民地时期的英式享受，都是这样的例子。但并没有人感到幸福，即使是那些剥削者，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无所事事的无聊和乱搞所得来的刺激，而不是幸福感，何况要让最大多数的人感到幸福而不是一小撮人。当然即将到来的智能机器时代会减轻人类为生活而劳累的痛苦，就象历来的生产工具的升级所带来的劳动更加轻松那样，但如果人类不知道自己如何去定位，不能把劳动视为第一需要，他们就仍会通过剥削去损害他人的利益，而无法走出自己设定的牢笼。现在还是一个好人不得好报的时代，许多善良和有良知的人，比如MJ和许多犹太义人们的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好人不得好报，甚至不得好死，这肯定是社会运行的某个环节或者是整体出了问题。MJ身上有着人性的光辉，但是那些媒体及其背后支持的人们却在自己的臆想中只曝光他们认为是对的一面，来证明天使和凡人是一样的货色。在MJ性侵的指控以及后续的负面报道中，传统媒体做的那些勾当，只能证明舆论机器在被财阀和记者们控制和掌握、许多读者在潜意识里又喜欢那些迎合自己的想法和趣味时，只能起到不公正的作用，即使是在号称民主与自由的西方国家。如果不是网络时代和信息传播自由的来临，谁见到过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体精英们”报道那些媒体大亨们的绯闻，见到过东方暴政国家的媒体报道那些执政者的丑闻呢？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政权们只是表现不同，实质都是一样的。虽然东西方在同一时代的问题虽然表现各异，处理方式和解决途径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相同，但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本质上都是一致的，有时甚至表现也十分相似。比如对恶的纵容，虽然原因各异，但最终表现和结果都一样。再如现在沸沸扬扬的政权利用先进技术对私人通信的侵犯，也都是如此。经历了二战和冷战，以及之前各种战争与暴力，至少教会人类一件事情，那就是决不相信不公正地使用暴力能带来美好生活，也决不相信来自暴力的承诺，也决不能与暴力妥协，哪怕这暴力只是发生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也许还时不时象那只向东郭先生求救的狼一样楚楚可怜，但只要暴力一得势，就会借助人类贪婪、自私、懦弱、恐惧等各种本性而迅速蔓延开来，最后只能花费更大的气力和毁灭才能压制住。所以天使的存在，只是来证明凡人的无知与狭隘与自私与各种各样的缺点和弱点，但还是要相信人类觉醒和自省的能力，这是人能够不断进化所必须的希望所在。也许今后我们不再需要说自己是中国人、美国人，也不要说自己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重要的是开始说：我是地球人。I am an earth human.作为一个地球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地球人都是一样的，期待自己、他人、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整个宇宙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并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但方向与态度同样重要，不是吗？
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玛雅所谓新纪元的意义。
 
此后想到的随感
内容未分，不过好象古今中外的哲人都喜欢用语录式的体例，想来也是因为他们的想法太多太庞杂，而人又太懒的缘故。

不仅要对正义有正确的定义，还要分清动物的正义、人之正义和神之正义。
那些高喊真主万岁搞自杀式袭击的人，与那些高喊天皇万岁的神风队员有区别吗？
美英法之所以能采取专制而非暴政的形式，是因为其上层的经济精英绑架了法律，独占了法律的制定权而可以用不公正的法律和警察这样的次暴力机关为其服务，显得“合法”而又不那么暴力，当然其发达的经济、国民性、历史传统等也使这种专制有了存在的基础。
然而我更希望中东出现新的人类的曙光，因为虽然非洲是人类肉体的来源，而中东却是真正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旧的人类文明的曙光即是从这里开始出现，并照耀到其东西方仍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中的。当然这是与人类发展的历史分不开的。当人类还无力在海洋上驰骋的时候，大陆的中心位置因为是必经的交通孔道，汇集了各方财富和信息，而这些都是一个新文明诞生所必须的。而当人类发展到能在近海甚至大洋上相互联系的时候，文明的创造地也开始从地中海沿岸到了所有大陆的海岸线上，因为这里反而变得越来越处在交流的中心位置了。未来的发展也许要看海陆空之间的物质交往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交流的发展程度，使整个地球的各个角落都会成为中心地带，而到这时文明在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性才会被打破，人类真正有可能处在平等的出发点上。
如果在伊朗的监狱里年轻的政治犯被强奸的情况属实，那么这个政权真的是罪恶至极了。因为他们不仅公然违背了公正的人类基本准则，甚至也公然羞辱了他们所宣称笃信的伊斯兰的真主，这表明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信仰，而只相信他们的暴力和为所欲为的统治所带来的变态愉悦。这也同在其他暴力理想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一样，都表明任何信仰如果总是用暴力在进行维护，那么最终导致的都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为所欲为的暴政，而永远无法达到其先前所宣称和预想的那种理想境界。
都说军队是为了维护和平的，可挑起战争的是哪些人呢？除了政客就是军人了吧，老百姓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即使他们想。因为互相争斗，所以要维护和平，不稳定的制造者又是稳定的维护者，这就是军队存在的价值吗？
当然动物过于繁盛也不好，这与人类过多是一样的道理，会对整个地球环境和其他生物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要象人类的计划生育那样去将各种生物的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比例之内。而许多局部地区个别物种的过度增长，往往是由于人类不顾神或者说客观规律的安排所导致的。
现在各国的法律除了公然的不公正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事先的规定过多过死，而对一些法律规定未涉及到的不公正行为就不给予处罚。怎奈世事繁杂，许多事情看似一样，实际在性质上已经不同，而且法律规定得过多过死也阻碍许多创造性事务的开发。所以法律的事后追讨与事先警示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的。要允许任何事后觉得自己的正当利益受到侵害的人向法律机构和大众申诉，只要仍是只贯彻公正的原则，在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混乱的适应过程，当人们都知道公正的界限在哪里以后，接下去就会比较顺利了，也不会过多地妨碍新做法和新思维的产生。当然事后追讨也有不利的地方，但相对于过多过死的事先警示性质的法律条文要来得简单和易于操作。
既然都是人，就没有谁比谁高贵一说，愚蠢得如白痴一样的统治者又不是没有见到过。那为何还要一部分人统治、剥削和压迫另一部分人？行政管理本应是服务，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更好的生活服务。当然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种本应具有的意识却是被人的自私加以利用而成为这些人统治、压迫和剥削其他有着同样自私想法的工具，而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认识到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存在而成为先知对此进行呐喊。
中国现政权在别国政变等发生时总是口口声声说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一是他们并没有总是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二是人民也分不同阶层，不同阶层的选择往往是不同的，这样就使其选择带有对立的性质，人民的选择并没有说清是哪一阶层之选择，三是人民真正选择出来的政府不应是依靠暴力上台和维护其统治的。所以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实际上只是不作为的一种托辞。
对于暴政，不应该给他们任何的机会获得先进的技术，因为暴政虽然也在努力发展科技，但其着眼点是在如何将这些技术用于暴力目的，以更加顺利地维护统治。比如此次美国召开的太空技术会议，虽然研究的对象是远处的星系，但探测的技术却可以用于军事目的，所以不邀请暴政和消极型专制国家的科学家与会是正当的，当然美国本身也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那些提倡科学无国界的人要么是幼稚园里刚出来的，要么是虚伪的，因为他们不可能邀请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的同行与会，这是同样的道理。何况中国人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乡愁太浓，受到儒家过多安土重迁的熏陶，即使自己到地球的别处很久，也会把自己当中国人，把根留在故土。这当然有人性的一面，但对于可能会促进人压迫和剥削人的制度来讲，这些科学家虽然在理科学得不错，但在人文精神上是低能儿，从而为其所来的政权所利用，为其服务。在不能明确其脑子里是否真的只有科学，或者是由先进的思想所指导之前，阻止其进行破坏世界而获得科技能力是必须的。
当政府行为，或者说大的社会环境处在不公正即非法运行的状态时，一些原本在正常环境中算是非法的行为就变得合法和合理了。就象在纳粹统治下各种倒买倒卖行为，在专政共产主义统治下各种灰色交易等等，因为这是以变态行为对抗变态政治即暴政的一种手段，而且往往是十分有效的手段。而在正常社会中，这种行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和完善而变得无利可图或者受到正义的抵制而消声匿迹。所以各种反社会行为是否存在以及激烈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性的标准之一。
普世的人权必定是高于主权的，因为除了国家本来就不需要存在这一层原因之外，维护主权的目的即是为了维护一方人民的人权，而不是只为权贵们的权利服务。主权可以说就是其管辖和服务区域内所有人的人权的集合，而其中的基本人权是最需要保证的。无论是出现主权下的人权通过战争、压迫等方式高于普世人权，如纳粹或者其他不正当侵略别国行为的时候，还是主权下的人权低于普世人权的情况，如暴政和专制政权对所管制下人民权利的剥夺，每一个地球人都可以为了维护普世人权而剥夺这种侵略和压迫性主权的一切权利。当然还有象西方国家这种本国人权高于他地方人权的的情况，他们却要苦于其他地方的地球人大量而千方百计涌入的现实，这只有在这个星球上各处人权的状况都得到改善并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才会缓解。因此，主权的存在实际上即是由于人权不正常，或者说普世的人权未建立和得到普遍尊重而得以存在的。
遗产与彩票并不同。彩票虽然也属于不劳而获，但还是要付出一点成本，而且受到概率的严格控制，遗产则纯属不劳而获，而且是注定的不劳而获。遗产的存在也是人类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根源之一。
现在的政客充其量只是演员，而且是二三流的演员，只会哗众取宠而没有内涵。他们更不会是导演式的谋略家，也非编剧式的演讲家，但他们却自以为自己可以胜任，于是只能在被他们弄得一团糟的片场内到处救火。
大凡极端主义上台，都由底层强有力地推动；底层的积极参与来自于其对生活现状和社会的不满，而其生活环境中到处充斥的弱肉强食又使其相信丛林法则的正确性，从而在政治上更倾向于极权主义。在还经常饿肚子的人中是不讲人权之类的。现实中的各种不公正又促进了这种认识。经济大发展时期的极端不公正使伊朗巴列维王朝倒台，却又使宗教极端势力上台，经济大萧条时期更差的生活境遇使纳粹和专政共产主义上台，都是一样的道理。这时这些国家的底层又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使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通过革命取得民主的理想化为泡影。所以重要的不是看领导者之类，也不是到民众中宣传什么理想，还处于温饱状态的民众所要求的仍只是简单的吃穿二字，只要答应给他们这些，他们就会跟着走，这就是动物本能。只有达到温饱水平的人越多，才会有更多的人脱离原始的动物状态，起来转而追求更高的需要，也就是人的需要。这也是唯物主义史观所揭示的。不管如何，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能，总体上满足了低级需要才能再去满足高级需要，所以物质上的丰富才是王道。
动物性的人只能以动物的方式生活，他们反抗，却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导致反抗的原因，因此只能陷入反抗—无论成功和失败都还是被压迫—再反抗—再被压迫的历史循环中去。人只有从动物性中走出来，才有可能摆脱这种死循环。
滥发纸币和印假钞没什么本质的不同，无论从得利对象、产生结果等等来看，只不过一个是政府行为，就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最终都会产生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
在网络还没有出现或者不普及的时代，大字报的形式实际上是沟通下层与上层、让民众自由表达意愿的有效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涂鸭墙，六四以前大学里的信息栏实际上都起到了这种作用。但这种好的形式却在文革中被滥用，成了统治者打击政敌和打压不同意见者的手段，因为那时的墙上虽然铺天盖地，但实际上只能有一种声音，不同声音都被批斗掉了。而在六四以后，又由于体现了真正开始觉醒的民意威胁到统治者而被禁止，许多大学的信息栏都被拆除。现在的互联网上，从论坛、博客直到微博，实际上是大字报形式的一种延续，这一方面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使民意表现越来越便捷，另一方面也说明民意是无法被压制的，只会从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但本质上都是要每个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想。因此只要符合公正的原则，无论是大字报还是涂鸭墙还是微博等等其他形式，都应该被鼓励。
有人以为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的模糊性、方法的感性方式以及结论的不确定性，就贬损其价值，认为不如自然科学，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偏见。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无知者无畏式的豪迈，验证很简单，让那些科学家们进行一次常规性探险就可以，看是不是能迈得出家门就可以了。文科的一个特点是研究对象的不可复制性，不象理科那样可以进行反复相同的实验来验证之。但是理科也不是只要实验就能得出完全靠得住的结论，文科通过各种研究材料来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完全靠不住的。拿物理和历史来说，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再到下一位牛人，物理也总是在不断突破前人的经典认识中前进的，这种认识过程和历史研究不断去伪存真和认识不断进步的进程实际上没什么两样。虽然物理实验给人以理性、规范、正规等等的感觉，但其中许多实验也是失败的，许多实验结果也是带有很大概率性质的，需要人为的修正，这也和历史研究没什么两样。最重要的是，文科和理科都是对事物发展规律性进行探索的科学，只不过一个侧重自然，一个侧重人类社会而已，都是人类对真理的探索过程，这一点上文与理是同等重要的。从人类历史上来看，科技进步，人文发展落后，就会出现纳粹这种用落后的种族论武装头脑、却在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搞大规模战争和批量屠杀的奇葩来。单靠理科并不能拯救人类，提升人类的认知水平，文科和理科的发展必须平衡，这是必须要懂得的起码认知。
所以在没有多种渠道的消息来源的证实、没有真正的公认的权威机构的核实、至少在没有自身经历的经验基础上印证之前，所有的消息，包括新闻、论文、互联网信息等等，甚至包括那些所谓的僻谣，都属于真实性待考、等待划归是谎言还是真实信息的谣言，真正公认的权威机构并不是政府、科研和媒体机构，除非这些机构总是发布真实的全面的信息给大众，否则公信力的丧失会使许多小道消息变成真正具有权威性的信息来源。
现代科技也就是自然科学的确很厉害，但再厉害也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框架，这种框架能否囊括所有的知识是可怀疑的，更确切地说是不可能的。
在暴政和消极专制制度中，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惜用任何借口的。如现在中共对所谓谣言的打击，而实际上中共领导和中共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人幸福是最大的谎言而不止是谣言，竟能堂而皇之地流行于世。要维护谎言和自私的利益是有代价的，所以这些制度中的统治者的所做所为会越来越没有底线，中国如此，俄罗斯如此，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亦如此。
暴力理想主义都是如此，在用残酷和残忍的手段消灭掉理想中的敌人之前和以后，都开始内部的争斗，因为理想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当这种理想受到质疑和反对时，就会被无情镇压。而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暴力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利用起来继续为他们服务，并作为转移他们无能的目标的一种手段。
暴政和消极型专制的统治者们总是把本来正常发展的社会弄得一团糟，各种不公正的处理方式使社会变得动荡。而他们又利用公众对不稳定社会的恐惧感而增加暴力机关的数量，并更加以不公正的方式对待更多的人，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整个社会的崩盘。
现在中国所谓的维稳，实为维不稳。因为事件的起因大多是有权有势的人不公正在先，制造出不稳定，无权无势的人又得不到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一联合起来就被诬蔑为不稳定因素。国之大厦的倾覆，正是这些制造真正的不稳定因素的权贵被各种暴力所保护，使不稳定一点点积累起来而形成的。这最终对于权贵们也是没什么好处的。
人们尊重传统，但不要拿传统来束缚人们，就象人们不会去束缚传统一样。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包括对传统生活、信仰的选择权利，当然也就有不选择的权利。
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有两个基本尺度需要衡量，即是否能推动相关事物的向前发展，然后是否符合公正的原则。这两条综合起来，简单地说，就是是否可持续发展。
中东的辉煌时期，也是对人类贡献最大的时期，不是在伊斯兰开始传播时期，那时可以说是强大，但也只是强大的时期之一，因为在中东强大的帝国也是出现过许多次。只有最早进入金属文明的时代才是最辉煌的，可以说同时照亮了东方与西方的蛮荒和黑暗，但这个时期是如何出现以及进程，人类却知之甚少。
相对于宗教来讲，民风或者说区域文化似乎更重要一些。同为基督教，英国新教徒就比西班牙天主教徒更懂得发展经济，而不是一味得野蛮杀戮。同样在伊斯兰教区，有伊拉克、阿富汗这样已变成化外之地，也有中亚国家这样比较讲和平共处的地区。一种宗教与特定地区结合，就会产生独特的效果，但不能据此就认为这种宗教好与不好。最重要还是看这一地区的人是否将这种信仰绝对化、化世俗而不是被世俗化，以及是否用暴力表达出来。
中国的学术圈个个想占地为王，结果却成了画地为牢，这也许也成了隔行如隔山的道理。
在中国，烈日当头的时候，即使没有宗教的禁令，妇女们也是全身包得十分严实，这才是真正神的旨意。为什么人非要强迫别人而不是让他们自愿去遵守一些规则？只有神或者说自然才有权力用它的伟力使人们遵守它的规则，而人不能做这样的事，除非是他们认识到神或者自然制定的规律规则，并将它揭示出来，而那也要人自由地遵守，由神来做出判罚。只要不违反公正，任何人不得擅自代表神来做出判罚。
金钱的突然快速增长只能代表着不劳而获和通货膨胀，因为真正财富的增长除了在工具的升级换代时期如铁器代替铜器、机器代替铁器等等时间或者破坏性大的战争结束的一段时间以外，都不会有超常规的发展，而金钱只是财富的一个代表符号，而且极有可能与财富相脱节，而如哈哈镜一般地反映着财富。所以金钱所表现出来的财富和国民经济的增长是有水分的。
伊斯兰教要完成基督教那样从中世纪到现代信仰的转变。现在伊斯兰教的改革并没有多大起色，并不是因为那些原教旨主义者所宣扬的，是永恒的真理，而是因为现在的伊斯兰教地区经济和相应的人的意识并没有多少进步。经济发达与否与生活富裕并不总是相关的，因为其最根本的衡量标准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虽然中东许多国家生活富裕程度可以在世界上排上号，但并不发达，甚至还会出现现代奴隶制的剥削制度。与之相似的是太平洋上的瑙鲁，都是由矿产起家，而不是依靠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实力。因此在信仰等人的意识形态上这些国家并没有进步，依然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而且反而通过财富来控制和阻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变革，起了历史上的反动作用。
为什么瘦小、黑发的希特勒和希姆莱会成为高大、黄发的雅利安种族的代言人？为什么争强斗狠的人会成为和平运动的先驱，而表面上平和的人会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义的领导者？而本身就很专制独裁的却声称自己在为民主和自由奋斗终生？如果不明白这是神对这些偏颇理论的讽刺，那就必然受到现实的惩罚。所以，言行一致是对一种理论及其实践者最基本的关联的要求。
一项法律规章的遵守情况，首先并不在于其执行力度和宣传效果如何，而在于这项规章是谁制定的，是对谁制定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制定的。如果只是一群所谓的精英在拍脑袋，又没经过全体需要遵守者的讨论和认可，那就会充满歧视色彩，其遵守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代表制或者代议制所导致的最大弊端是代表们认为自己是由人民选出，是别人的代表，所以就有经其想法来代替别人想法的倾向，而这也是专制得以出现的方式之一。这种制度所导致的最极端的现象就是，统治者实施专制独裁的实质性暴政，却认为或者声称自己是代表着人民。
以公正是有参照系的区别的，利益等等也是如此。拿最低的层次来说，对一个人有利，对另一个很可能没利，甚至有害，所以要引入高一层级的立场来判断是非，就是集体。大到国家、族群，小到一家与另一家，都属不同的层级，但对整个人类的立场来讲，都属低层级。而人类立场又与其他生物的生存立场相冲突，于是有了更高级的生物圈的立场。但对生物圈有利的，不一定对地球有利，比如生物都和平共处，都繁衍越来越庞大的后代，就会与整个地球的环境产生矛盾，所以又要引入地球这个层次的立场。最终在地球上就要服从于这个最高层级。当然到了宇宙中，当地球与其他星球发生矛盾时，又要引入太阳系、银河系直至整个宇宙的立场，甚至还有比本宇宙更高级的立场。这是因为公正或者利益都是善的范畴的划分，而引起这些划分的物质则带有客观性，即本身没有善恶。而善则是有层次和层级的，大善一般会兼顾小善，而小善则往往与大善相冲突。而公正地发展则是站在人类这一比较发达的动物群体角度，从各方面来说、从各个角度去看都是比较合适的。
我相信万物是有灵的。因为人是自然所创造出的比较有灵性的物体，那么会不会有其他有灵性的物体呢？人类目前也只是自然拙劣的摹仿者，因为人类创造出的都是没有灵性的机械和工具，而自然才是生灵的创造者。持有这种观念并不是要重新拜倒在造物主的脚下，而是对周围的万物能用新的视角去看待，去和谐相处。
美国人的电影充斥着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自私自利，顾小家而不顾大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东方人，我无法认同这种价值取向。如果说欧洲人通过历次的战争才认识到大家和平共处和利益休戚与共的重要性的话，美国人经历过两次大战的胜利而自以为自己就是真理和正义，还需要一次真正的痛击才会清醒。
统治者与政治家的区别，一个为私，一个为公，虽然前者也总是声称代表和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实际上对有与之不同想法的人，即使没有进行暴力宣传也采取镇压和迫害的态度。一战时英法德统治者对待士兵中自发的圣诞节停战行为即是一例，圣诞节停战终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能代表人性光辉的时刻之一。
美国梦：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努力和能力，就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是与旧大陆基于血统、等级和关系等等基础才能成功所不同的成功学。
当代中国所谓教育的机构对学生的摧残是史无前例的。通过早出晚归使其身心俱疲，通过课程中各种宣传进行奴化教育，通过学习成绩和学历等手段将孩子塑造成充耳不闻的书呆子。
所有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总是在炫耀又拿下了多少巨贪，单看其数额的确很大，但是正象泰山没有珠穆朗玛峰高，在平原上却显得很突兀一样，如果把这些贪污放回到贪污成风的统治阶层的大背景中去，那就没什么特别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并不只是牛顿才能做的事，贪官们也在专制制度的肩膀上贪得更高更强。
现在本来就应该是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时刻，而不是中国目前的统治者赐给中国人的。而且恰恰相反，中国的统治者却正在通过贪污、禁止自由表达、裙带关系等等各个领域的专制方式阻碍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以说，当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包括那些客观上推翻了暴政的战争，基本上都只是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战争，与屁民们有什么关系？统治者们有矛盾，却要屁民们不炮灰，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屁民们与其保护着那些在后方根本伤不到的专制统治者，还不如象一战中那样大家一起围坐过圣诞节，至少战争动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公正对于任何体制都适用。英荷等国虽然是君主制国家，但包括国王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所以才会国运长久，而欧洲其他的君主国，甚至是所谓的共和制、民主制国家，居上位者想搞法律之外的特权，也注定会被推翻的命运。
所有的暴力理想主义，最后都注定会走上暴力扩张的道路，法西斯如此，原教旨主义如此，专政共产主义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理想是正确的，而他们通过暴力的推行给了他们这一假象，于是他们依然会沿着使用暴力去强迫别人顺从他们的道路进行下去。
不知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要恢复原始教义的意义何在。如果从历史的辉煌来说，中东地区，包括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最为先进的时候是刚进入金属时代，许多发明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而且那时绝对是世界第一。而伊斯兰教开创时代虽然建立起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但主要只是通过开始的掠夺和之后的贸易以及传播其他地区现有成果，而且那时也只是上层是富有的。如果说民风纯朴，那么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封建时代都差不多，也不只是伊斯兰地区，何况实际情况也并不象原教旨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不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宣扬方式倒和犹太教、基督教等的宣扬方式差不多，这些教派也在极力鼓吹只有笃行笃信教义才会获得幸福和快乐，可事实呢？宗教的正面和负面作用都实在于此。
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贪污问题，是专制问题。因为在中国，当官的拿人并不手软，吃人的也不嘴短，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从民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美其名曰行政经费，现在每年都花不完，以致成了各级领导们的心病。这种花别人的钱不计成本的官场形势下，上行下效，自然老百姓也影响得变得打肿脸充胖子了。其实不只是中国，那些专制到暴政的国家，哪个统治者不是出手都很阔绰呢？当官的把下层民众的钱通过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渠道变成自己的，使民贫而几不能自存，这是衣食足而知礼仪的道理，这样民便整日为生计奔波而不会有余暇去想争取自己权力的事。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总是因为下层活不下去而起，或者上层争权夺利而起，而不是下层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起，证明这种霸道还是可行的，也使中国在历史上只是周而复始，而不是有所进步。此外，当官的拿出一点搜刮的一点零头来安抚一下知道分子们，安慰一下最底层的贫民，再多拿一点出来豢养一批打手和武装力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一切就都平静而在掌握之中了。现在还多了一个渠道，就是把钱存到国外去，反正这个世界上只认钱不讲人权和公正的国家政权有的是，即使是那些自诩为民主自由的国家也是如此。这就是这个地球上当前占统治地位的生物们内部生物圈运作的现实。
赤身裸体在具有封建思想的人看来的确是有伤风化的行为，因此为他们所创造出的同样有封建思想的神所不允许。
不要以为在消极专制或者暴政型政权中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提意见会解决，既然行政是对上不对下的，那么何必为了出力不得回报甚至讨不了上级欢心的事去费心呢？所以这些政权下的行政部门对待意见都是能推则推，装聋作哑，甚至打击报复，都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提意见实际上并不起作用，都做顺民最好，而他们稍微动一动尊臀，就已经是给屁民们最大的安抚了。
要采取任何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暴政。诺曼底登陆时盟军也误炸死几万法国平民，但如果没有诺曼底登陆，二战的胜利就可能推迟一段时间，那样人类受到的痛苦和创伤会更多。这是一个权衡利弊的问题。个体的利益固然要受到保护，但如果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和实现，那么个体的利益也不会得到保护和实现。先要有群体利益的恢复，后才会有个体自我利益的恢复，至少在战争时期是这样的，这也是罗斯福为什么以战争结束为首要目标而对斯大林提出的价码尽可能满足，而比丘吉尔视苏联一切为敌的高明之处。战争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状态，自然也不能按和平时期的方式进行。战争状态下所有人都不是无辜的，除非尽可能地、采取一切手段结束战争，只有结束战争，才有可能公正地对战争的所有参与者进行审问和鉴别，而这都是以和平状态作为前提条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针对暴政和暴力的战争除外。
鉴于海牙国际法庭的明显不公正性，应建立新的世界法庭，并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相对独立，如果其有明显的错判误判，其他法庭可组成特别巡回法庭进行审理。世界法庭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公正，除此之外没有种族、民族、性别、政府和个人等等的区别。个人也可以控告政府或政权或社会组织。而经过审核的判决生效后可由世界上任何人或组织执行，而不只是暴力机关。
但不能说因为农民阶级是落后阶级，所以每个农民都是落后的，何况思想的先进与落后和思想行为的善与恶并没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
即使是儿童，在触犯了法律以后也要分清是过失还是故意，特别是杀人一类的严重犯罪行为。如果是过失杀人酌情可予轻判，但是故意杀人就要按成人杀人的标准来对待，因为生命对谁都只有一次，无正当理由的故意杀人就是对神、对公正的亵渎，这并不是年龄而是人本性的问题。
现代社会对于钱等等的看法都是呈两极分化的。一类出于自私的目的，认为钱越多越好，也全是为了自己；一类则认为钱是罪恶之源，应该杜绝，人应回归清贫。其实钱与其他物质一样，看人怎么去利用。多赚钱并不是坏事，富裕也是神所希望的，因为神要人努力上进和幸福，财富也是这样一种象征。钱多不是问题，但钱怎么用却是一个问题。有钱的去做慈善，去推动社会进步也是大善，没钱的整日喝酒，不思进取也是大恶。所以说，物质都是一样的，而要看怎么去运用。
人际关系就象是在打磨石头盖房子，原始的石头有棱有角固然不合用，但打磨得过于圆滑的鹅卵石更不合用，而打造得千篇一律又失掉了个性和创造性，最好的是有一定打磨又能保持自己独特的形态，正象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巨大而又独特的石头建筑一样，人类社会的巨型建筑也是这样建起来的。不过现在的趋势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对人的过度限制到极度放任，这样固然能保持个人本性的独特，但对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不一定是好事，当然那些还在限制甚至扭曲人性的国家和地区更不必说了。而这中间真善的教育应该是极其重要的打磨环节。当然如果是玉石钻石之类，即使不打磨其价值也在那里，只不过打磨更是价值连城而已。对待真正有才能的人，保持其本真性情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其本真的性情是与其创造力密切相关。所以只要不危害到公正，保持其本真状态是有必要的。
虽然比之前的苏联时期有所进步，但俄罗斯仍然是当今欧洲最不开化的地区之一，也许只有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前苏联加盟国更垫底一些。
许多情况下，科学和理性会使人离神更近一些，但有时灵性与感性却能感受到更多，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被当今的科学和理性认识或者解释清楚的领域。有时人性反而是指路的明灯，使当人们无法用理性解释或者判断一件事的对错的时候，单凭直觉或者感觉就会认为一件事中谁做得对或者不对。这也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神给人类的一种财富。有时回到本心，而不是受到任何理论或者信仰的困扰，才是更重要的。
其实老百姓的生活哲理都很简单，那就是活下去。不管是心情愉快地活，还是苟且偷生地活，还是损人利己地活，只要活下去再多生几个就行。特别是那些还处在农业社会和受压迫地位的民族中间，这种想法尤为普遍，也催生了许多只重眼前和忍辱偷生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来源于较低级的生产关系，对人群能在严酷的自然和社会生态中繁衍下去固然有利，但并不合公正的道义性，也是专制和暴政统治者得以长治久安的民众心理基础。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也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而弱化直至消失。
对于弱肉强食式的进化，动物界已经完成了。现在神所交给人要完成的是更高层的进化，即在自由、和平的环境下完成自我和群体的发展。动物式的进化虽然对于提升整个生物群体的生存质量有益，但并不尊重个体的生命，这种对个体所带来的痛苦一直延续到人类阶段。而人类要达到个体与群体都满意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高的道德要求，这往往是动物式的人所无法接受的。
韩国的司法制度和中国的一样，都是“沐猴而冠”式的司法制度，这种制度虽然是从西方借来，但由于没有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根基，就只能成为统治者的遮羞布。而韩国号称为民主法制国家，包括司法人员都却行违法之实，也就更为可恶，这会让那些不想推行法制的人找到借口。
监狱制度是以摧毁人性和人的基本权利来维护社会安定的，特别是在那些专制和暴政国家，已经成为其乱施淫威的违法场所。即使这种制度不被废除，也不应该是目前这种模式。监狱中必须每人一单间，防止监狱中不正常的人际关系对初犯或偶犯进行人身和精神摧残。
对待战犯等的态度：战争后立即追讨，给予严惩，后即不要追究没完没了。
中国的国民性在专制的统治中已经浸淫太久，能否走出这样的思维定势还是个问题，何况当前的政权还在不断强化这种思维模式。中国人现在虽然一部分人钱多得可以出去装逼了，但仍被人视为素质低下。中国人目前所走的和美国人在20世纪所经历过的素质差不多，当然欧洲人在之前也是这样的。欧洲人到现在只是大体、美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完成其由动物性人到人性人的进化，中国人呢？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呢？虽然前途光明，但目前人类依然在暗淡而曲折的路上前行。
神性与人性不同，神性的善与人性的善也不同。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神是可以无限给予的，因为世间万物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而个人所能获得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无法象神那样去给予，只要有这样的意识就好。最重要的还是要维护人性中最根本和最本质的核心，即公正。
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地教导人类，任何不以公正为基础和目的的信仰或者理论都会使人在实践中出现偏差。一些不诉诸暴力的解决方案虽然有偏差，也不会产生很大危害。而号召通过暴力去实现不以公正为目的的目标，就只能产生罪恶和灾难。
社会的发展总是由相对平衡到失衡再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其运行一旦失衡，将会越来越严重，直到倒塌而重启到相对平衡的状态。事实证明专制乃至暴政有时比民主制度要高效而且灵活，特别是民众素质低且安于被领导的状态时更是如此。但这并不能说明民主比专制要糟糕，因为其通过提出和论证来使最终解决方案的负面影响减小。而暴政则由于是一小群甚至是一个人做出决策，这就极大依赖于其个人领导的能力，而且受到损害的利益也没有机会申诉，最终这种负面效应将会积累起来，在合适的时机得到爆发和总解决。
西方人总是以他们的生产和社会发展水平为基础去考虑全球性问题，生育问题即是其一。西方的社会已经发展到生育可以随个人特别是女性意愿而选择的水平，生产力水平也使养老这样的问题可以不依赖于后代来完成。而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这些都还是做不到的，放开让个人自由选择生育，实际上这些地区的人并没有自由选择权，而只有多生快生的权利，这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仍是人口膨胀到只能用战争、瘟疫、饥荒等自然调节手段来解决。实际上现在人的生育都还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计划生育绝对是必要的。
人与人之间的不停争斗先是来自于欧洲各个小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终于明白了这种争斗根本是无益的。现在的欧洲相对来讲变得比较理性而宽容也是无数次战争的结果。但欧洲在争端之后走向了和平，却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带入了深渊，由于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和理念的推广，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概念，使整个世界都陷入争斗中，而自由与民主则对原本实行不平等的上下级式的统治方式产生动摇。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一起使世界动荡。把世界弄得一团糟，自己那边却清静了，这是引领时代潮流的秘诀吗？
专政共产主义为何没有象法西斯那样让世界起来反对？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对内不对外，这是符合英美独扫自家门前雪的国家主张的，因此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哀鸿遍野，他们也会以其国家内部事务而推脱责任，全然不顾普世的人权这样的全球性责任，只会背地里使绊子，这往往使目标国的朝野各方都极为不满，也是美国现在名声越来越臭，不受哪个国家的任何一方待见的原因之一。
纸币充当货币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本来没有什么价值的纸币却可以交换到高价值的财物，这本身就是巧取豪夺的过程，也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成为必然。随着网上交易的风行，货币更直接成了数字符号，连纸币这样的代替品也不需要了。这会使商品从更高的层次上回归以物易物的状态，还是比纸币更甚的价值掠夺者，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剥夺人正当的权利，特别是物质上的权利，本来在较为正常的国家通过正当途径可以获得和享有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却成了恩赐或者通过非法途径才能获得，这是暴政得以维持的手段。所以，不必为这样的政权所谓的任何进步感恩戴德，因为这在正常的国家本来就是人应享有和正常付出即可获得的基本人权，这些权利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
战争状态并不同于和平时期状态，这是一种全暴力的极端形式，因此最重要的是要结束这种极端状态，公正地对待交战双方，即所有人要帮助正义的一方打败非正义一方并对其绳之以法。这时主要不应考虑和分析交战双方的人权，因为根据以往的战争发生和进行的模式来看，战争往往是由民族、国家、阶级、信仰等等这类原因而起，而不是正义与非正义，因此战争一爆发就带有全民性质，即往往全民皆支持战争的模式，所以象向日本原子弹却是当时正确的抉择，能避免双方更大的伤亡和更持久的损耗，其受害对象也并非完全无辜。所以，对待战争的态度就是，支持正义的一方，如果支持非正义一方的就是全体人类的敌人，非正义一方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如果武力抵抗或者为武力抵抗实施便利就可以加以消灭，只要能尽快让战争结束各种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按和平时期的标准在战争时期对非正义一方讲人权，最终只能是损害到更多无辜人的人权。
暴政在上台前往往是最具欺骗性和煽动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并不会为那些他们所吹出的肥皂泡买单。而那些有自己理论信仰的人，因为他们把理想中的海市蜃楼当成了现实，满腔不切实际的热情，反而吹得更大。他们大都是天才的演说家、宣传员，却不是基本合格的政治家，因为没有高于一般人的广识也没有远见，甚至不是有基本操守信用的人，只是利用和煽动愚昧无知的民众为他们服务，而一些所谓的明白人则更多看客心理，纵容他们的行为。等暴政者上台，或是自己的理想遇到现实的坚冰无法实现，或是根本就是为了挖苦保住自己在台上的利益，转而露出狰狞，为赖在台上而对民众动粗，于是被支持的和被选举的变成统治者，支持者和选举者则成了被统治者，暴政也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独裁。
所有纷争，包括宗教、信仰、民族等等，从根本上讲都是权力之争，即利益之争。所以即便是同一宗教内部也是纷争不断，只不过这一利益上的冲突被不同宗教信仰等等表面问题掩盖了而已。除非人们从这些虚幻的意识形态中获得解放，回到普遍人性这一本真上来，否则只有一切问题都只有问题的回避，而没有问题的解决。
不管是美国式、欧洲式还是中国式，重要的是人民生活安定的同时，不妨碍任何符合公正的新思想的产生。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人的思想大一统和党同伐异是专制君权盛行的土壤，专制共产主义的传入则加强人民中对这种专制的信仰而变成暴政，与之相似的情况在伊朗、朝鲜等国也存在着，当然伊朗还包含下层愚昧民众对宗教的狂热；而欧洲则由于各个国家相对较小、激烈的争斗、君权和神权相争中相对落于下风等原因，使民主、自由思想渐入人心，但这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存在于人民中的普遍思想状态，使伊拉克、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即使通过各种努力推翻了旧的暴政，新的暴力也会很快建立起来，甚至出现看到让自己不爽的人就可以当街杀死的程度。这样的民风出现萨达姆和卡扎菲这样的暴政独裁者是很正常的。而埃及则由于世俗统治以及与外界接触较多，就不那么暴力，即使是穆巴拉克被称为专制之君，也会做出和平交权这种意义深远的举动，同样的民风也使穆兄会这样的宗教极端组织想要推行的政教合一式的宗教专制并很可能发展为宗教暴政的企图失败，虽然有众多的支持者。而叙利亚这样的多教派又有专制传统民风的国家，其前景也不乐观，除非民众更加开化，否则也许只是能否成为第二个战时黎巴嫩的问题。
专制分为消极专制和积极专制。消极专制即是确立领导者的权威，其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暴政，积极专制则是领导者有清醒的头脑，并有引导民众走向民主的意向，最终会发展成真正的民主。而中国目前正处在由暴政向消极专制的转变之中。
如果非要坚持某一种信仰不动摇，那么最终肯定会走火入魔。因为除了自然界和社会本身的规律以外，任何理论都只是人创造的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也必然带有很大局限。只有不断更新认识，才有可能不走到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反面去。
东方民族被认为是心境平和而友善的民族，实际上这只是表象。受到儒家伦理学说的压抑，每个人活得都痛苦而麻木，而会寻找一切发泄口。从中日两国菜肴中许多不只为吃肉还为虐待动物的残忍菜品中就可以窥见一斑，也就此可以理解日本人在二战中对其他人的虐杀和中国人在历史上历次动乱中骇人听闻的暴行。这种屠杀与纳粹式的系统工作性的屠杀还不同，是真正丝毫没有纪律性的虐杀，是受到扭曲的人性在极端环境中的突然释放，带有其原始本能，而这也正是其十分可怕的地方，因为这是人性的原始释放形式，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小群人，而是这一文化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释放出来的，其惨烈程度更甚。与之相近的如卢旺达等地的屠杀，虽然其形成并不是因为人性受到儒家这样的伦理束缚而扭曲，但表现出来的全民性和爆发力是纳粹式屠杀无法相比的。不能对人性束缚得太紧太死，包括以任何宗教、信仰、风俗、伦理等等的名义。
事实上人类一直没有实现真正的一夫一妻即平等偶婚制，不只是在于一些地区还在实行一人多偶制，也不只是在于现行对偶制内部的不平等，还在于即使在盛行对偶婚制的国家，也通过妓女妓男、二奶等形式来为好色的人性做补充，而情人模式已经是实际上的一人多偶制，只不过法律和道德规范不予承认而已。只是不承认就认为不存在，认为自己是纯正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无异于掩耳盗铃。人类从杂交到同辈交到群婚到对偶婚到一对多偶婚到固定对偶婚加婚外情到多偶爱情到对偶爱情，似乎是一个发展的轨迹。这一轨迹的趋势在于，人类越来越从肉体欢愉和受财产等因素的双重物质压迫中解放出来，逐渐过渡到越来越注重情感上的依恋和愉悦。当然这个过程不应是强迫性的，总有人喜欢搞一对多的形式。但是只要是一个正常人，总是在性满足之后，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和契合。只要其对所能爱的人都是真爱，都是真诚的付出而不只是金钱等财富的付出，那么让其多爱几个也无所谓。取消结婚证也是为了让人们自由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爱情或者性模式，由于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和失去，所以那些认为结了婚就可以在家里放一个然后出去乱搞的人就会有所顾忌。而实际上，在真正的爱情为主导而不是以性或者财富为主导的家庭和情感模式下，一两个真爱已经会让人感到难以抽身，这将会导致人类家庭模式渐渐步入真正的对偶爱情模式。
在中国,官方公益的提倡和响应者往往是那些所得多于所付出的人,即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中取得了额外利益的人,工商界如此,其他上层领域也是如此.因为其所获得超过其能力或所付出,所以捐得并不心疼,而且维护和支持目前的体制,并很多带有感恩心态.
就相似星座来讲,目前的主要国家和民族与一些星座比较相似。
美利坚民族象白羊座，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感觉热情奔放，很会哈拉，一般人会很容易被吸引。但这种关系的进展要看彼此之间合不合拍，因为深入下去就会体验到其极端自私和霸道不讲理的另一面，更不可理喻的是美国人总要求别人和世界按着自己的想法来行事，却还以为自己是维护民主和自由的先锋。对于听话的他会是好哥们、好领导，对于有自己想法的他就会露出极其阴暗的一面，武力干涉、暗地里诋毁造谣等等手段全都用上。总是用自己的想法要对整个世界进行改造，哪怕是用武力强力推选，认为只有他选择的才是最好的，结果却把世界弄得一团糟，这时他已经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美国人对技术之类很着迷，因为知道这是实力和钱，但对思想之类理解欠佳，另不用说去主动创造新思想了。喜欢玩乐，没有定性，但可以在短期内高度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而获得短平快的成果。
中华汉族象巨蟹座，胆小温和，对外总想表示友好以博得美名，不喜欢直面冲突，勤奋节俭，但有时就显得过于俗气而目光短浅，既重利益也重道德和义气，比起其他规则来更重视遵守伦理道德上的规则，因此对“善”和名声有极高的追求，有时过了头反倒成了伪善和名不副实。推崇历史和传统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喜欢到历史中去找答案，又喜欢从宏观角度去看和解决问题，既不精确也不规范，所以做起事来会撑大场面，而最终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为家人努力，但又视领土内为自己的领地，也要求领土内所有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让新疆和藏族人感到很崩溃。一方面对内专制独断，对不听话的和背叛的会进行迫害，特别是喜欢不动声色地对其名誉加以损害，另一方面又不许外人对自己的“家事”说三道四，但最多也是打打嘴仗，一般不会硬来，一是胆子小，二是也不想把事做绝，把关系搞僵，于是很让美国这样的外表直白实际奸滑型流氓占便宜。
英吉利民族象天秤座，举止优雅，气质高贵，喜欢上档次的东西，有自己的思想，但也很懒散，喜欢被人供奉而有了剥削别人的意图。对内比较提倡民主和公正，对外则希望搞平衡，于是主张各种势力均衡，但无论对内和对外，都不动声色或者说贵族式地起着基础支配作用。虽然讲求平衡，但由于其根本是出于维护本身的利益的目的，所以很容易自以为是地公正而在许多时候并不被别人买帐，而且由于其想面面俱到的个性使其在决策中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结果让实力更强大的侵略者一方取得实际的利益。想让英国人融入世界潮流是不容易的，除非这一潮流是由他们发起，否则其保守的个性更喜欢作壁上观。
德意志民族象摩羯座，个性严肃而谨慎，对于工作一丝不苟，并将其带入到生活之中，有些过于精确而显得乏味，这与中华汉族得过且过、大而化之的个性相对应。德国人比较务实而重现实，会跟着当时推崇的社会思潮走，喜欢厚积突发，拿下目标来稳准狠。对于社会思潮并不是先锋派，但会成为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那个，从而很容易成为后起之秀。从较好的方面说这会使其成为继任的领导者，如从法国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德国人那里修成正果，还有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最终由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取代，但仍是重要而光辉的一页；从不好的方面说，这种个性也容易走火入魔，走上极端，而且还自以为正当，而由于其常处于后起领导者的角色，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也更严重。挑起一战和二战时屠杀犹太人即是如此，拿屠犹来说，虽然当时整个欧洲的社会风气是在歧视和迫害犹太人，但大规模从肉体上根本消灭，走得这么远和极端的却是德国人。因此除非有近乎一贯正确和对别人无害的社会思想做为指导，否则德国人仍会因为思想的偏差而走上制造灾难性后果的歧途。
法兰西民族象狮子座，高贵而注重名誉，十分重视独立性和自主性，对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即使是在落魄之时也是如此。思想敏锐而丰富，可惜花朵虽然绚丽，但过于形而上而多不实用，需要到更务实的德国人和英国人那里结出果实。虽然曾经全民贵族化过，但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都做过主战场，使其元气大伤。过傲又过于固执己见，使其殖民地政策并不如英国那样有效，反过来又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变成落魄的贵族。
俄罗斯民族象天蝎座，气质高贵而又神秘，时而热情奔放，时而敏感多情，喜欢富丽堂皇，有很高的艺术和科学修养。但另一方面又阴险而狡诈，喜欢说谎和欺骗，但常因功力不够而往往为人所觉察，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又会死不认帐，从而在名誉上受损，好在其对名声也不是太在意，更重视实际的效果和利益。对于反对者或者对立者的镇压和迫害十分残酷，而对其他人的生活缺少关注，比较冷淡。对于喜欢的事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和享有，不论是酒精还是土地，对于不喜欢的东西则必欲贬损之而后快。创造力不够，喜欢在传统的框架内解决问题，所以有时反而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由于对旧贵族毁灭性的打击，使其原有的贵族气质一落千丈，和法国人一样需要一个重拾贵族化的过程。
日本民族象金牛座，勤奋踏实肯干，对于工作兢兢业业，这与德国人很相似。不过日本人更注重家庭和家族力量，追求高品位和精致的生活，而不象德国人对领导权力更热衷。另一方面日本人也象金牛座一样贪财好色，个性保守而顽固，特别是在传统习俗方面，但对科技等等能带来财富的各种方式持欢迎态度，但一般喜欢拿来主义，再在其基础上加以改善，自己的原创性不足。和德国人一样，需要在稳定而良性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出好的一面，一旦社会环境失控则变得无法无天，成为人祸的制造者。
水瓶座比较难找到对应的国家和民族，也许与之较相近的非洲中南部的黑人，以及太平洋上的岛国居民。非洲不仅是人类的发祥地，而且人种也较丰富，而思想与人种一样都比较怪异，使生活在一定规范中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感到无法理解，但深入到最基本的思想层面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拉丁美洲有些象射手座，感情热烈而奔放，爱得浓，不爱了走得也快，总之显得既真诚又没有负担，不过总让人感觉有点不负责任。极度喜欢玩乐和游荡，天马行空一样的感觉。希望世界和平安宁，但对婆婆妈妈的各种繁琐事务比较没兴趣，搞恐怖活动也喜欢枪战一类刺激又带动感的，不象阿拉伯人那样搞自杀性袭击一同毁灭。自身的政治主张和诉求等等并不强烈，容易受到蛊惑和控制，处在追随者的角色上。
印度及东南亚地区象双鱼座，安于宁静而平淡的生活，不喜欢过多的改变，即使这种改变意味着更加合理和有效率。对善与美有很深的体验和追求，但比较容易情绪化，头脑有时比较迷糊，表面上看混乱而无秩序，而实际上只是按着其自身的方式进行运作，反而具有另一种类型的稳定性。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更具感性和灵性，比较容易能取得成就。印度教和佛教能在这些地方流行也不是偶然的。
阿拉伯人比较象处女座，虽然长年生活在沙漠干旱地区，外表却很干净整洁。喜欢喋喋不休和与人争执，当然更喜欢争执后获胜的感觉。注重细节，但也因为过于注重和遵守细节而容易失掉大义，比较吹毛求疵。连斗争也象小女人式的，喜欢玉石俱焚式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而不是正规军作战,属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的那种。对比外交而言更擅长窝里斗，对自己人更狠一些，要求也更严格。要求普遍的自律，重贞洁，追求精神和信仰上的纯净达到洁癖的程度，暗地里却好色得很，而内心深处实际更容易悲观失望。能通过贸易等等动嘴勤苦的方式积累财富，但除了奢侈品以外似乎并不怎么懂得和喜欢其他投资。思想的原创性不足，更适合担任中介的角色。
意大利等南欧民族比较象双子座，好玩乐，好争论，喜欢交谈和搞怪，自由而浪漫，很萌的感觉，即使是二战中作为战争发起和组织者也是如此。喜欢新鲜事物，但散漫没有耐性，不能专注而持久地去做一件事，即使是争论也是如此。本质上对战争之类不和谐的事物都是敬而远之，对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贡献，耳听八方，从事贸易也很在行，只是现在还处在衰落期。
那些号称自己是民主（西方式）卫道士的人实际上只对自己的利益感兴趣，能够有名有利又降低潜在对手的威胁是最好的，而政治家所应有的对整个人类苦难的关切和关怀是没有的。过去他们二战中即使了解到纳粹集中营里的屠杀也还是不采取空袭等任何措施，借纳粹之手将一贯看不顺眼的犹太人欧洲部分屠戮殆尽后，才打着解放的旗号把少数人放出来，这些人成了解放者，也名正言顺地占有了犹太人的财产，还把剩余的犹太人以回归故土的谎言发配到贫瘠的中东，至少在那里犹太人已对他们构不成威胁，还可以在中东扰局，他们坐收渔翁之利。而现在，他们又容忍暴政国家的存在，只是在自己受到威胁时才去打击一下，甚至对那些表示顺从的暴政进行保护，一同来镇压和剥削其治下的人民。所以说现在仍然是一个强权的暴政世界。
野生动物性资源，特别是现存数量较少的生物资源，决不能采用大规模商业捕捞和买卖的运作方式。因其数量上有限，商业性捕捞只会加速其灭绝。因此要象制造业那样对农业对象进行分级，适合商业的和适合手工业的要分开。当获得得太简单和容易的时候，就会不懂得珍惜。
专制和暴政统治者都喜欢引发被统治者之间的争执和争斗，不管是其统治范围之内还是之外，也不管是出于愤怒还是恐惧，对他们统治方式和效果的指责和对立情绪就会减轻，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加，还会使他们坐收渔利。只是当仇恨的程序一旦启动，向着对立甚至战争的轨道前进的时候，许多事情的发生也就由不得他们，正所谓玩火者必自焚的道理。
忠实的奴才是暴君想要又十分忌讳的。需要他们象走狗一样忠诚，那是在有敌对势力存在的前提下。当外在的威胁一旦暂时消失，这些忠实的奴才就会因为知道太多而落得走狗烹的下场。因此要么做推进民主化的功臣，要么保存足够的对立力量是野心家们的生存之道。
一些讲所谓集体主义的野心家或糊涂虫总讲这样的理论，即集体是个人的保障，只有干流涨满，支流或者沟渠也才会满。或者说只有主动脉的血充盈了，才会使毛细血管血流充足。这是混淆了源与流的关系。当财富从集体流向个体消费者时的确如此，但当财富是由个体创造者流向集体时却非如此。只有私人创造财富增加，集体财富才会随之增长。所以较聪明的统治者都懂得休养生息和让能创造财富的私人先富起来，蠢笨的暴政者则只知道横征暴敛。而作为消费财富和再分配的那批人则应当等到集体和社会都富起来以后再享受财富增加。但现在的中国则是反其道而行，反而是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实际在消耗财富的经济、政治、信仰等的垄断者先富起来，创造财富的人则担负过重，即使有钱也不敢花。这一现象不仅反社会，也违反了经济规律，也是实际上反集体主义的。
知识产权应按其意义和重要性、发明或原创者的寿命和意愿来制定有效期，对企业购买行为特别是买断行为严加控制。按人类知识本身的积累来看，发明和创造本身的乐趣才是最根本的动力，而由知识产权获利只是在一切都价格化以后形成的，也很可能随着价格化的消亡而消失。
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阻碍作用，但并不一定对经济起破坏和阻碍作用。如果将经济仅仅理解为财富总量的增加，那么旧的生产关系、专制和暴政政权都有机会和可能达到这一点。它们或者象中东国家那样通过对地球稀缺资源的排他性占有，或者象欧洲早期的殖民帝国那样靠掠夺积累，或者象现代专制国家那样靠剥削国内外劳动力进行经济外延式增长。但由于它们是建立在旧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对新的生产力发展即经济内涵式增长并不热衷，甚至进行阻挠，比如出于利润和保护旧生产方式的考虑拒绝新技术，禁止威胁其统治的信息技术发明和传播等等。
对传统应是尊重但不崇拜的态度，特别是一些定义、分类和思路，也许在当时当地对待特定问题而有效，但不应该当作永恒的法则对待。
中国的历史文献更多的是体现统治者意图和目的的规划，与按现实进行归纳性质的总结性还是有区别。这与中国专制历史是相通的。
行政区划和疆界的重要并在于其本身，因为其是人为的划分，而且是历代统治者意志、意图与客观环境相互动的叠加。但是行政区划和疆界一旦形成，即会成为各种资源包括文化资源的配置依据和限制因素，而不得不成为考虑因素之一，但不应成为许多更为自然因素的主导。
海关是一个很奇葩的政府部门，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是处于对抗和竞争状态下的政治实体为了对本国市场的控制和垄断，就把一些仅仅是“政治”上不合规定的私人拥有的人类创造的财富无偿占有或销毁。由于政治实体的存在而将地球表面的各种资源进行分割和准入，这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很可耻的一页。
靠关系吃饭的人才会迫切地追求即时通信方式，以获得别人的最新动态。
西方人的商品实而不华，中国人的商品华而不实，二者结合起来最好。
以前法国封建制的三座大山，封建主、武士、传教士，旧中国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现代中国三座大山，官僚、资本家和无良文人，基本占据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导权。
事实上真正而完全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并不多，中东国家除了伊朗以外，基本上都是政教分离的。尽管宗教的势力十分强大，可以左右一些国家的政局，而影响另一些国家的民众生活，但宗教领袖都没有象在伊朗那样成为世俗的政治领导人，而是由国王或者总统之类掌管，宗教界实际上起着顾问团的作用，通过影响世俗政治在幕后进行操控。扩大一些讲，甚至是政治与信仰合一的国家也并不多，而且多为暴政，突出的例子就是专政共产主义。由于单一信仰所带来的偏激政策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使除了上层以外的其他阶层并不感到生活的改善和愉悦。中产阶层会感觉在各个领域都相当不自由，而这些政权当初上台所依赖的底层民众也并未得到所承诺的生活的改善，依然处于底层被压迫和剥削状态，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使生产关系并未得到改变，社会财富也不会增加，而去关注除此之外的虚无的信条只会使原来的承诺变得虚伪。因此政信合一只能是不成功的一种模式。而英国虽然国王兼任宗教领袖，表面上看是政教合一，但事实上这只是仪式上而非实质性的，实质则是由于世俗王权受到来自教会的威胁而采取的反控制措施，世俗政治控制了宗教信仰而不是相反，加上其宗教是改良后的，因而在各方面基本是成功的。
世界上多数国家所经历的路程表明，他们之间的发展历程都是相似的，即开始时由于出现问题而一片混乱，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直到出来真正强大的人来统治。由于这时往往是底层民众占主体，对于民主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和认同，而现实中又要求的是胜者为王而非正当和正常的手段，所以真正能上位的往往是心狠手辣或者铁石心肠的人。这种人往往又在上位后，一方面在经济上采取措施使人民不至继续反对，另一方面则加强其政治上的独裁统治，所以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而经济上是否成功是决定其政治命运的一大砝码，那些经济上失败的人会很快被新的独裁者所代替，而经济上成功的统治者则面临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得越来越要求的权利的满足。不能顺应时势的统治者会被人唾弃，令其最终发展进入民主模式时代。在较为宽松和民主的制度下，如果没有真正公正的行为准则相约束，众民中的每个人都往往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倾向于滥用自己的权利，或者将自己的权利最大化而义务最小化，最终整个社会因为这种失衡的运行而走向崩溃，从而为新一轮的无序竞争提供基础。因此无序和独裁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坏的结果，但其向民主一些的制度转变过程中，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社会动荡。社会本身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是无序的，比如经济就是放开就活统管就死的。因此重要的不是无序的发展状态，而是这种状态能否在一个不是同样无序的框架约束下运行。许多先哲都在找这个框架，有的找到了神，有的找到了经济规律，有的找到了善和人性。而我觉得现阶段无序的社会只有在公正的框架中才能得到持久而平稳的发展。
底层人虽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选择了暴政和专制，但他们的境遇并不可能因此得以改善，从现在的中国、伊朗、非洲或是大革命时代的欧洲都可看出这一点。因为他们是受到剥削和压迫的最基本对象，在旧有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甚至恶化的情况下，其境遇只能是不变或者变得更糟。中国和伊朗在革命成功后所采取的措施都是让全民生活水平降低到很低的水准，在此标准下等同，即拉低中上阶层的生活水平并向下层看齐，这虽然会取得一时的效果，但穷过渡和穷得只剩“纯洁”的信仰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这种脆弱而暂时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因为人本身和整个社会都是倾向于向上发展，而个人才能之间的差异和地域之间的区位优势又很容易使新的不平衡状态出现。而两极分化模式又的确带来过于不平衡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培育中产阶层并使之壮大就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步骤。所以要创造一个各社会阶层能够自由流动又整体向前发展的社会运行模式，以便在发展中弥合人与人之间因为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在这之前穷人们想要通过一次革命改变整体命运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不排除少数人通过革命地位上升，甚至是跃升高位，但这些下层来的人因为并不懂得行政管理又自私自利，只能使其地区和民族陷入更深重的灾难。
总起来讲，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和精神病人有些相似，属对社会有潜在危险的人，大体也应参照对精神病人的管理进行单独处置。当然“被吸毒者”和“被精神病者”也有追讨赔偿和相关责任人的权利。
民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胜任，有些类型的人给了他权力就只会胡作非为，滥用民主的权利：1、不知民主为何物，也不关心自身权利的人，以旧式的农民居多；2、极端自私，有奶便是娘的，如五毛和网络水军；3、连自己都养不起或不想养的人，前者如精神病人，后者如依靠别人救济的人；4、思想狭隘偏激的人，如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带有各种地域偏见的人；等等。总之，还带有动物习性的人是不能给予民主之权的，带有这些印迹的人要通过宣传和引导，让其对自己的权利有清醒的认识，这是积极型专制所能给予的，就象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那样。
伊斯兰教中也只是认为猪是不洁净的动物而不提倡吃猪肉，并没有说不允许说猪、看猪、养猪等与猪有关的活动，更没有说不许非伊斯兰教徒不许从事与猪有关的任何事。比教义的规定更进步并不表明其信仰的更坚定，却往往是相反，到了偏激和走火入魔的程度，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的道理。现在许多伊斯兰教徒的所作所为已经是走火入魔，而已经真正变成魔鬼式的信徒，这本身己经违背了伊斯兰教创立时的初衷。如果穆斯林因为吃猪肉和其他宗教上的原因而鄙视其他人类，那么他们也必被其他人类所鄙视，比如中国的佛教徒就更可以鄙视其竟然吃肉，那么穆斯林是否比中国佛教徒更不洁呢？而中国佛教徒可没有强迫佛教以外的人不吃肉。相信如果伊斯兰不是起源于中东沙漠地区，而是起源于非洲或者拉美，其教义就是另一番景象，比如不吃另一种动物，而其教徒依然使用暴力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禁吃类型了，那么这种争执又有什么意义呢？任何信仰无论是教义的创立还是传播过程中，以及其信徒的信仰过程中，都不得违背人类基本的相处准则，那就是公正不损人，否则就是邪恶的。
基于对等的原则，世界上任何地区都必须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其他宗教以及信仰方式的开放，如果任何单一宗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不接受其他信仰的竞争和挑战，那别的地区也有足够理由禁止这一宗教进入和传播。如果一种宗教或信仰在一定地区和范围内采取对其他信仰歧视性措施，那么在其他地区其被歧视和被采取措施就是必要和正当的。只要不违反公正的原则，就一定要提供给人选择的权利，而不是生硬地禁止其他思想的传播。对于其他对待信仰十分专制的地区也是如此，专制和暴政国家往往对提出异议或者批评的人加以迫害或驱逐，而较民主的国家则采取开放的态度，这往往造成权利的不对等。来自专制国家的人可以利用较民主制度的宽容而制造各种事端，就象二战前美国纳粹所做的那样。因此对其也只能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即除非这些来自专制和暴政国家的人懂得并认同和认真行使民主的权利，否则应该让他们回老家过他们想过的生活去。重要的是让本地人在当地建设民主制度，而不是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异乡去感受他人的民主，因为文化等因素的隔阂，很容易使一个人因为留恋自己家乡的生活而对目前的境遇感到不满，并迁怒于其他方面，怀疑进而否定民主制度本身。至于在当地民主制度如何建立，是屁民起义还是统治者自上而下改革，还是依靠外来力量解放都可以，重要的是在当地建立起土生的民主制度才不会出现各种水土不服的现象。土生民主形式可多种多样，但民主的实质和适用范围应当是相同的。
民主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是应该人人有权享有的，但这又出现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民主权利的乱用。即本身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的人给予其民主权利而破坏民主。这就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民主权利是属于基本人权还是政治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还是需要一定资历才能获得，为什么要民主等等。从各国的民主实践来看，民主权利是人基本的政治权利，需要一定年龄的成人才能享有，但即使是这样也出现了放任甚至选举暴政上台的现象。所以选举或代议式的所谓民主实则专制也带有不可避免的弊端。民主权利是否应与教育程度或道德水准等政治义务挂钩是需要探讨的。当然网络民主如果按照自由诚信不干涉的原则，也许会纠正选举代议式政治的弊端。至少民主制度的具体运行应先在素质较高的人群中试行，成熟以后再推广到所有人群。
许多暴政都有反右、大跃进、文革情结，即在一开始把先敢于起来提意见的人打倒，然后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以为自己比神都伟大，比自然更高明，在现实中碰壁以后，不是检讨自己的过失，放开言论允许大家的批评和建议，而是相反，扩大打击面，这样循环往复，最终将其演变成一场人为灾难。专制制度下这种问题的程度要小一些，但只是发展得缓慢一些而已，就象经济危机被经济衰退的表现所取代一样。而在合适的时机，则会随时跳出来疯咬一通，就象麦卡锡时期的美国一样。也许只有积极型民主有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
美国人向来标榜自己是自由国家，从一建国就开始说这话，但是黑人、妇女等的平等权利是在上个世纪才实现的，同性恋婚姻直到最近才承认，而其他与自由相关的权利如公众参与治理国家的权利、摆脱婚姻等束缚的性爱自由等到现在都没有实现。如果给黑人以政治权利之后是自由平等的，那就表明在此之前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所以要慎提自己是自由平等国家。自由虽然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但限度内的自由都没有达到就不要标榜，而且只有在为了所有人类的自由努力过了之后，才能说自己是一个为着自由而努力的国家，美国实际上连这一点都没有达到，更不要说是自由国家了。
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当政，表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已经陷入了困境。要么是世袭上层家族近于白痴式的统治模式，要么是从底层奋斗上来的所谓精英神话，却脱不去在这一过程中所固有的厚黑哲学、独裁倾向和贪婪本色，即有能力的很自私，没能力的又治不了国。这与中国出现的情形很相似，这也说明专制独裁的政权都是殊途同归的。这也表明自私的个人或精英式小团体统治模式与社会运行以及政府应服务于大众的要求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能是二者中选择其一，而是满足少数精英的自私愿望还是普罗大众的整体需要就要看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民众的知识水平和觉悟程度，还有是否愿意为此目标而奋不顾身。。
做为个体的人来说是十分自我的，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自私的一面;对于小团体来说也是如此，有共同而可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只有将范围扩展到整个人类时，单个人和小团体的自私自利才有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被抑制。所以只有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时，善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而无论个人独裁还是小集团统治，都只会带来表现为专制的自私的疯狂。当然，从时间发展即历史来看，人类整体的水准也会越来越高，越向重整体而非个人的方向发展，从而走向真正的善。
无规矩不成方圆，那规矩过多呢？
对于将暴力作为信仰的人，不管是宽恕还是严惩，都很难使其改正。就象沙皇可以判革命党人许多次，魏玛政权可以逮捕纳粹党人许多次，许多连环杀手也在大开杀戒前有过杀人的经历。这些人只要一次成功，就会不仅处死当权者，而且将更多的人拖进灾难中去。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暴力信仰者对其他人的伤害，那么死刑和肉刑就是必须的，对其宽恕只能属于无知，以及对潜在受害者的不负责任。
对内暴政相对于害怕国内的反抗，更害怕国外来的支援，其实例可见越南入侵柬埔寨;对外暴政更害怕国内的反对，就象美国在越南所做的那样。因此它们都力图压制能控制的一方而讨好另一方。
一方面指责他国的贪污腐败，另一方面又积极接受贪官携款移民入境，这是十分不要脸的行为。明知道这些钱滴着其他地区人类的血与肮脏的东西，还收来改善本国境内生存环境，养着一大批不当食利者，这绝不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现代国家所为。不过这倒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很相似，为了利润最大化可以不择手段。这说明资本主义式的世界除了将血与肮脏的东西大部分转移到其他地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转变。资本家这样做无可厚非，而本应起到公正平衡作用的政府也搞这些，只能说明其被资本家所控制的贪婪本性。
服饰除了表达地域和文化差异以外，不应违背基本的人性准则，如安全、保暖、健康等等。比如流行全世界的牛仔裤等，其裆部过紧过高，是要为美国过多的男女不孕不育负责的因素之一。其实裆部低一些、松一些，并不会因此缺少性魅力、男子气等等，至少要给人提示和选择的余地。
除非那些在外的第一代中国人知道什么是普世付价值，懂得怎样去真正帮助他们的祖国免受一小部分人的暴政的摧残，否则他们因为亲情乡情等等为这个政权服务就势必被人当作间谍而为人所不齿。
因为政治或者是宗教等信仰的不同而斗得你死我活的人，和《格利佛游记》里那些小人国民差不多，也就是为了点认识上的不同就争执不休的孩子，而这时就需要真正懂事和成熟的人来制止和进行公正地评判。
但毛泽东的罪恶在于，不是消除而是扩大了这种当权者无法无天的现象。遵守全民认可的法律使欧洲的部分王室得幸存，而不遵守却使一些号称为共和国或者民主共和国的政权动荡不稳，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进过监狱的人只是对监狱生活表现出恐惧，而非对法律本身的遵守和尊重，所以监狱只是表现弱肉强食而非法律公正的地方。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监狱实际运行中成为一个好人变坏、坏人变得更坏的地方，离创办它的初衷越来越远的时候，是否还应该允许其存在？可以说现在罪恶的横行，除了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外，更重要的是表面上讲求宽恕实则纵容犯罪的法律制度，使普通人害怕坏人成为风气，更加使社会运行的天平失衡。
五毛也许唯一有所促进的地方在于会使论辩的另一方提出论点更加谨慎，论据也更加准确而充分，也就更接近于事件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在专制和暴政的统治下，话语权和基本的事实真相都被当权者控制和掌握，而且当权者及其爪牙会随着事实的公开完善其掩盖事实真相的本领，所以取得真相会越来越难，这也只能使人们采取极端行为来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最终仍归于混乱和不惜一切制止暴政的地步。
创造历史的永远不会是那些向后看、固守传统的人，这些人向来都是使社会稳定但又保守，在时代向前发展时往往成为历史的阻力，而是那些向前看、创造性地去生活的人，当然其中有些人所创造的是损人利己不公正的，所以需要公正的制度来掌舵。
现行公有制的逻辑错误在于，因为私人有剥削行为，所以杜绝私人，改为公共剥削模式，然而却与传统农业社会中少数人借口天下利益弓实行的剥削方式不谋而合。事实说明，不能以剥削的形式使财富由私入公，只有私人利益得到合理满足，才会流到公共利益那里去。
专制可以分为暴政型、消极型和积极型专制，民主也可以分为暴政型、消极型和积极型，这要看享有政治权利的主体和有权做出政治决策的主体是部分人还是全体，以及对待决策所涉及的对象的态度。由于还没有真正的民主出现，只能说古希腊雅典的后期近似于消极型民主，二战前选纳粹上台的德国近似于暴政型民主。现在中国正处于暴政型专制向消极型专制的转变过程中，美国则是由二战时的积极型专制向目前的消极型专制转变，中间还有一段对外武力干涉、对内实行恐怖政策的近暴政型专制时期。
那些基于教义而反对其他人权利的人应该想到，别人并没有禁止你信仰特定的宗教，你又为什么要基于信仰而禁止别人呢？
其实伊斯兰教，也是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一脉相承的最基本的精神，即平等、善与公正，原教旨主义者并没有学到，却总是在枝节问题和礼仪上纠缠不清，而这些表面的东西实际上是最带有时代性，很容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得过时。拘泥于具体的教义只会被时代所抛弃，也让自己和别人都活得不自在。由于宗教本身出于对神的崇拜，这些宗教并不倡导自由，而实际上新教正是在此有所突破的。其实如果将神与自然以及创造自然的客观存在等同起来，就会知道除了客观规律所给予我们的限制以外并再没有其他的限制。
对于违反某一教义的教徒，应该由神而不是人代替神来惩罚。这与违反公正不同，前者是违反宗教教义，而后者是违反世俗的法律，由谁处罚和依据自然不同。这里的神也指的是各具体宗教中规定的神，而非指代自然的神。
杀光中国人所暴露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即巧取豪夺，遵从自然淘汰法则而不是社会文明法则。这是美式文化的原罪，从那些欧洲人到达美洲大陆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即开始。也许印第安人在文化上是落后的，一些习俗是野蛮的，但这不构成屠杀的理由。发展程度更高的文明应该去滋润、去影响，并在这一过程中吸取对方的合理成分，更何况欧洲人一开始是受到印第安人的帮助的，表明并不象太平洋上的一些土著人那样凶蛮，文化的交流是可能的。结果他们采用了暴力，也把无赖的原罪带到美国文化中，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充分发挥，即先是大发战争财，再以借口支持某一方。虽然二战中轴心国的违反人类准则降低了这一做法的恶劣程度。
只要生产力水平不变，生产方式不改变，上层建筑中仍能分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那么生产关系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无论是谁上台，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统治，都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
都只能是建立新的权贵阶层，除非这个权贵阶层比原来的更愿意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公正，否则与原来旧有的权贵阶层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管理有效而达到长久稳定的统治者，所遵循的无非是两条，一为发展，二为公正，二者之间没有轻重之别。革命和暴乱的火种并不是外人播下，而恰恰是统治者自己播下的，因为并不需要外来的煽动，统治者本身不发展或者不公正的政策和行为就已经播下愤怒的种子，所等待的只是一个契机，就可破土而出。
不要以为只是杀死和吃掉一头猪，一只鸡或者一只狗，这对其他生物来讲，同时也是一位父亲，一位母亲或者孩子。
中国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国家也许在于儒家信仰本身是很世俗的，以及更早地卷入与佛、道教的相争之中。而且三者都更多的是追求精神或者道德上的修养，对世俗生活和其他信仰没有太多的干涉和禁止，不象西方系的宗教那样。各种各有特点的思想相争会带来更多的思考，而不只是在一种思维模式下产生一种行为模式。
我们需要贵族，但相对于贵族式的生活更需要的是贵族精神。而且不是世袭的精英式的贵族，而是全民式的，就象在历史的进步中，人类所经历的整体素质的提高。
要按神的指示那样去做事，也就是公正，也就是你所加之于外部环境和别人身上的，早晚要返回到你的身上。
不管是什么规则，只要是在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下，并严格得到遵守，就会稳定很长一段时间。就象中国宗法制、印度种姓制、欧洲封建制和资本雇佣制、中东伊斯兰制等等都是如此，但这些制度早晚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被更公正更能促进发展更使所有人幸福的制度所代替。
当集体性迫害和屠杀出现的时候，不要总把所有的恶归罪于迫害者，旁观者甚至受害者都要反思自身，否则就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思想进步和升华的机会。
没有信仰是可怕的，有信仰而思想偏激更为可怕。没有信仰最多是毁灭自已，信仰偏激则会毁掉整个人类。现在到处是偏激的信仰，却都认为自己很纯正。
美国的电影总是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有时显得过于自私自利，这也许也是集体主义影片不受待见的原因。但不知道这些电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还是美国人心态的真实反映。若是前者只能说资本家们过于害怕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是后者则只能说美国人无可救药。
出于公正的目的而要取得真相可以使用各种手段，都是合法的，因为法律本身即公正。但这些行为的前提就是为了公正，为了真善。这种公正应当是基于整个人类和地球的和谐发展，而不是其中一部分。例如为了制止暴政和犯罪而进行的侦察、反间等都是允许的，但出于本国或本公司、本宗教等目的而派出间谍则是不正当的，除非这些行为也同时符合整个人类准则。比如二战时期法西斯国家无论出于何种政治和经济目的派出间谍都是非法的，而同盟国则是合法的，而一战中哪一方都属非法。
生活在中华汉族区的中国人和生活在欧美地区的犹太人在性情上有些近似，都是很会使“阴招”的民族。表面上看都很顺从，但实际上花花肠子很多，会偷懒，会抱怨，会赖皮，会偷工减料，会金钱至上，所以会让那些更喜欢直来直去的民族看不起，而且他们也只有在遵守现有的规则下耍赖，而一旦遇到纯流氓的人物，如军人土匪、旧式日本人或纳粹就全然失效，而成了引颈就戮的一群。只是直肠子的人们是否想过这些人是怎样变成弯弯肠子的，如果没有长期而公然的压迫和歧视又无法申述，没有其存在于民族血液里的隐忍的传统道德束缚，也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民族性格。
棱镜门现在闹得沸沸扬扬，但这何尝不是隐私与罪恶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而这一矛盾又是道德侵入法律领域所造成。除非在社会上形成这样的模式，即凡是秘密的、要极力掩盖真相的都是违法的和损人的恶事。这就要道德与法律真正各司其职，即以是否公正和损害他人合理利益为标准，而不管这人性倾向如何，有几个恋爱和性交对象，身上长了几颗痣等等。这样除了人们愿意曝光的或者认为曝了光也无所谓的，剩下的就是可以用任何手段监控的罪恶了。但这也只能在一个比较高度文明和自觉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真先知会引导人类走向光明，伪先知则会将人类引向黑暗甚至灭亡。不管伪先知表现得多么虔诚、坚定、巧舌如簧，如果他们将不公正的仇恨和敌视带到人们中间，那就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在当代，不管是哪个地方，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青年人的痛苦是极深的。他们处在新旧生产力交替的关口，有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却又受着由旧有生产关系而来的各种旧规俗套的束缚，这种强烈反差只会带给入痛苦和抑郁。
祖先的荣耀并不属于后辈，不应当被后辈拿出来炫耀。同样祖先所遭受的苦难、所造的孽也不应由后辈来作为其讨价还价的资本或者包袱，只要后辈不再象祖先那样有着同样的遭遇或者进行同样的罪恶。所有人当然不能忘记过去，那是因为要以史为鉴，而不是依然活在过去，而应活在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并有对未来负责的态度。
有组织犯罪或者群体犯罪并不只是指有组织地犯罪，即不只是指犯罪的方式，还应而且应当以组织的目的为标准。例如组织中的某个人因为组织所面临的问题而去犯罪，即使他是单枪匹马或者雇人实施，也应视同为整个组织的行为，其组织特别是组织的领导者要负连带责任，并依据其是否参与、知晓和策划而负更大罪责。许多组织特别是宗教组织和黑社会组织往往将信徒和手下已被发现的犯罪行为称为个人行为，既达到了组织的目的又使受到的惩罚最小。但从犯罪目的和目标来看，其信徒或手下之所以这样做，实际是为了整个组织的利益或者目标，而且如果没有来自上层的蛊惑、激励甚至指示，他们就不会实施犯罪行为，这与大脑指导四肢运动是同样的道理。这与个人或者临时起意性质的犯罪不同，整个组织都要视为一个犯罪整体而给予相应和正当的惩罚。
教育的本质不在于让其中一部分人出人头地而另一部分人成为社会的弃儿，而是发现和发掘每个人的长处给予指导和培养，使其成为自食其力和对社会有益的人。所以教育科目和课程设置不宜过死，而应在核心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和满足个人的不同兴趣和发展，由个人自由选择课程组合。而象语文这样的素养型课程，在教会基本的文字词汇和语法之后，就是阅读经典，而不是大量无用又费心费力的肢解式分析。让人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善与美之后，自然会有分辨美丑和举一反三的能力。当然在中国，课程设置和能力培养都带有政治性为统治者服务而非简单的人的培养。
要记住的是，任何主义、主张都是在达成同一个目标，即让人类生活得更加自由和幸福。不管这些主张是表面宣称还是真心努力，是一以贯之还是半途而费，这些主张都集合了一批相信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人不惜牺牲生命去实现。因此在这一个最终目标面前，所有的主义和主张都变成了只是途径和实现方式的不同而已，那么为什么非要采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而不允许别人用他们认为理想的方式呢？只要对他人、对人类整体无害，那么各种方式都可以拿来试验，不成功也可以取消，而不是非要坚持一条路走到黑，顽固是不可取的，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有意固执更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古已有之。在某些原始人部落中，经验丰富但体力不足的老人是受到一定尊重的，但在其他一些原始部落中则未必。而在所有原始人中不怎么从事体力或者从事轻体力劳动而又能获得丰厚报酬的是部落首领和巫师。从那时起，脑力劳动即处于高端的支配地位。进入非血缘关系社会后，脑力与体力劳动也因为多分属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变得对立，即孟轲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种差别和对立随着畜力、机械等对体力劳动的取代以及资本所有者的泛化而变得越来越走向统一，即来自于人本身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价值越来越高，最终使极少量夹杂复杂脑力和体力的综合性劳动成为奢侈性高价劳动，而大部分普通的人类劳动表现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则交由技术型机械去完成。所以一般性脑力劳动的价值随着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会越来越低，简单体力劳动的价值会更低，而且只能存在于生产力不发达地区或者特殊情况偶然为之。技术型体力劳动和创新型脑力劳动则会成为具有较高价值的劳动类型。
现在社会上生活着两种人，野蛮人和文明人。野蛮人并不尊重公正，会利用一切手段加以破坏，以实现他个人或是一小撮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企图。他们仍还属于动物级别，是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人类。文明人则相反，是动物性人进化到新阶段的产物。当然这也是两分法，但至少是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比较正当的两分法。
知识就是力量，但并不是知识改变命运，改变命运的是智慧。历史上有太多没有知识但有智慧的人上位的例子，也有太多学富五车却一无是处的孔乙己。由于智慧更多地具有先天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所有类型的智慧，所以不具有普世性。当然当知识与智慧结合起来，就会使人所向披靡。只是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公正或者善心，就更容易给世界带来灾难。知识也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更广泛更准确的知识其实是蕴涵在社会的土壤之中。而书本知识会深化和升华社会知识的认知，而使人不容易陷入单纯庸俗地适应社会中，所以二者都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以君子对君子，以小人对小人，而不能用错对象。以君子对小人，除非是那种良心未泯的伪小人，会因为良心受谴而改正，而真小人既认为自己所做正当，自然不会心存感激或忏悔，而会变本加厉，将自己私利最大化，最终使自己和社会都受到损害。即使是伪小人，在不公正对待的环境里也会意识到好人难做而变成真小人。所以这里公正是同样适用的，要对一切小恶防微杜渐。
要打破官僚和政治的世袭制，这不仅是指父辈传子辈，或者采取上级任命而非民众选举，官员也不能一直呆在官僚机构形成较封闭的升迁系统。这样的后果是他们只以官僚体制内的规则和行为做事或者为根本性指导，与其他行业缺乏深层理解和沟通，而又要协调其他行业，这只能产生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
可以将世界上那些有争端的领土和无主之地划为联合国直辖地，以此做为消除国界的开端和样板。地球上包括无国籍的人也可以自由迁往。所有人必须严守自由公正、不歧视和不使用暴力的原则，否则除了法律制裁还可驱逐出境。
五毛和网络水军从来都不是讲理的，所以也不可以理待之。它们既然为了钱而出卖灵魂，那就夺走它们想要的，而且不必以人类看待它们。它们是阎王殿前的小鬼，看似难缠实际却没什么功力，因为其只是为钱而已，自然说的话也是言不由衷的，所以在网络和现实中都可以以精神病来对待。而重要的是那些雇佣这些小鬼的阎王。阎王搞定，小鬼自然不再难缠。这当然不是说对这些人视而不见，而是时机未到而已。
即使受害者或其亲属原谅施害者，法律也不应依其请求或声称放弃权利而网开一面。原因在于法律背后的公正是不依个人意志为准绳的。虽然不能象数学那样达到绝对的精确，法律也要尽量去做到这一点。只有罪与罚相当，法律才能体现其权威。
恢复公正的时效应以不公正状态的产生为开端，以其恢复公正状态为结束，而不能人为地限定时效。这里不公正状态产生并不仅指侵害行为开始或者得逞的时间，而是从为此开始准备即可生效。而侵害的想法产生并不能当作真正的开始，因为其并没有真正的行为产生。为侵害而扬言也不应算真正的开始，但要为此保持警惕。而为公正实施的侵害等行为自始至终都不应算作违法行为，除非其过于超过公正的限度而变得不公正，一般来讲，为公正而向实施侵害的一方实施侵害，二到三倍的限度内应视为正常。恢复公正状态的时间除恶意施害者受到公正的惩罚做为结点外，在不公正状态一直持续时则以恶意施害者生命的结束作为结点，而不是以受害者或人为规定的时效作为结点。但是有时不公正侵害并不随恶意施害者生命的终结而结束，如恶意施害者将非法所得作为遗产或馈赠给予他人进行个人活动，那么不公正状态仍然继续，法律的追讨时效也仍然有效。恶意施害者如果将不法所得捐赠公益慈善等公共事业，则要根据受害人的意愿做决定，受害人死亡或无法找到的，则由公益事业处置，但也必须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否则将视为新的不法侵害。
专制主义者总是以人多力量大和社会集体性劳动来为专制辩护。的确，没有了帝国的敌人，纳粹才能长驱直入，中国也才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古埃及人依靠集体的力量建起现代社会也为之惊叹的金字塔，却没有人再想回到那个时代去。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科技发展，人们之间的协作也越来越从体力协作转向智力合作，这是需要众多能自由想象的头脑来共同完成，而自由的头脑则来自自由的身体行动和灵魂，而专制正在此起到了限制和阻碍作用。
中国货华而不实，欧洲货实而不华，二者商品观念的结合也许会产生较为完美的商品。
中国目前政治术语中的左派其思想和政策实质更近于封建主义，想要建立农民式的乌托邦而实际却只能走向欲解救对象的反面。右派更近于资本主义，但仍主要维护的是剥削者的利益。二者都无法与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和日益社会化的劳动相匹配。
因为某个国家或地区被压迫者不起来或者无力反抗而指责其国民素质是无理的，一种理念只有在合适的土壤和环境中才会发芽结果，而特别是在暴政国家里，当暴力机器成熟而完备，意识形态也利于统治者，这种情形下民众是很难产生民主思想，团结起来反抗的，不是不可能，而是需要一个时机，或者是无法生活下去，或者是宗教信仰等，但很难是出于要求民主自由等等这更高的要求。而一边指责其国民不抗争，一边又积极与暴政统治者进行各种往来，一起欺压其人民，甚至为了本国利益吸引暴政投资和贪官移民，就不仅无理而且无耻了。
中国与伊朗的革命实际上都很相象，即在革命暴发的前夕是由世俗的暴政所统治，虽然经济在发展，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广大下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反而扩大了贫富差距，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民众的不开化也使各种思想泛滥成为可能。各种信仰和思想趁机兴起，而以一种暴力型学说最为深入人心，由知识分子宣传给下层民众，使其产生如果怎样怎样，自己的生活就会好起来的错觉，而这种如果并不是以公正为基本点的。当革命起来以后，则有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信仰者上台，强力推行他们所认为正确的想法，而当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碰壁时，不是从实际出发去改变，而是更加用暴力去维持他们所信仰的，而最终很民怨沸腾到新的高度，双方矛盾激化，出现比前一个暴政更加暴力的暴政。
实际上所有的税收从借口来讲都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生产和消费都要交税？这是讲不通的。其实公共事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与所有人关系密切的商业行为，也应按商业模式运行，即做得好就会吸引大众投资。而一些部分人的特殊需要，如跑车的对道路有要求，就要交相应的费用如养路费等，除此之外是不应交什么税的。有需求才会有相应的服务，并获得相应的报酬。而公务员作为与商业机构相似的政府所雇佣的雇员，也应象当地商业机构职员那样通过努力工作和业绩贡献来取得相应的报酬。税负特别是对生产和创造型活动的税负过高，其弊端还在于这些领域的前期投入往往很大，过高的税负一方面使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再在这些领域进行投入而影响再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也使人挖空心思去避逃税，使各种腐败行为成风，而又使其成为一纸空文。
印度和中华汉族区都是地球人类社会中较大的政治实体，占地球上陆地面积都很大，人口总数数一数二，因此其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生活经验可以作为将来全球政治一体化后的参考。其中印度对于全球政治和社会和谐的意义更为重要，其原因就在于比中国更为先进的政治体制，对于未来的全球民主化更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是在完全专制的制度下经济起飞的，其专制模式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已经深入到其国境范围内每个人的血液中去了，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只是在完全专制的前提和框架中制定较为宽松或严厉的政策，包括那些号称是民主代表和斗士的人也是如此，这样虽然人口众多，但内部思想的同质性很大，生活习俗和文化也相差不大。其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由于落后得多的意识形态和过于不公正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使其不可能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有可能是重复以前王朝更替的老路，大发展大繁荣之后是大衰退甚至大毁灭，其兴也勃，其亡也速。这种暴政型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模式虽然也有可能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上演，但是却不可能将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也必会受到全体人类的抵制和反抗。相比之下印度虽然进入全球化晚一些，发展缓慢一些，但更为温和，基础也更为牢靠，符合在每个人有权利的前提下由落后向先进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更易被未来的人所借鉴和接受。从崛起的根基来说，中国是山寨大王，通过模仿来绕过原创性，降低了开发成本又能提供更为廉价的商品，但能源消耗很大，而且由于暴政要依赖愚民政策，整个国民素质难以获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和配套的提升，最终会导致后劲不足以及经济与政治的撕裂而形成的崩溃。印度则是以头脑型为主，注重的是原创性，这无论对以后的繁荣还是与当前的发展相适应都是有利的。与空虚有钱人的中国形象不同，印度要注意作为基础的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要与头脑型主导经济相适应。这不是说要保留古老又落后的农业社会模式，而是要把农业和农村一起纳入到国家发展的轨道，而不能停滞不前。高效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注意要与现代“西方”农业生产方式相区别，生产可以现代，但不一定是西方式的，而可以是现代印度式的)和高素质的人口都是印度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中国的强制性免费义务教育和道路、电视、互联网等进入乡村的村村通工程可供其借鉴。虽然这些做法都是中国现政权为巩固统治所采用的，但是印度完全可以拿来为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而运行。这仍然是因为科技是可以为善恶两方同时运作的。因为贫苦本身并不会让人警醒，只有与外界接触后才会对比出自己的贫苦，而有改变的欲望。而青少年和儿童并不是父母的所有物，他们有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因此也应享有和尽自己年龄段所应尽的义务，父母和其他人并不能因为他们的想法和需要而剥夺其未来发展的权利。此外，种姓等级制度、机会不平等、腐败问题、人口问题、妇女问题、宗教信仰等问题也是印度进入现代化所极需要解决的。
宗教虽然也是敬神的，但仍带有一定的虚枉性，这种虚枉性正来源于其原始性，即是旧有的人类在其生存环境中面对不可知的自然的伟大时所幻想和作出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在给后世的发展带来不必要和不利的麻烦的同时，也会越来越受到质疑，就象对上帝创世纪神话的种种质疑那样。所以对一切学说包括这里我所讲的在内不断提出质疑，人才有可能真正走出自己给自己所设的思想障碍，走向真正的进步。但那些保守者和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质疑除外，因为他们并不是为追求真理和放眼未来而提问，其问题不是老掉牙，就是纯属抬杠。
所以要想社会文明进步，脱贫致富并不是有效的手段。中东、亚洲和其他许多富裕起来的实例都表明，没有生产力的真正发展，没有人的意识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富裕不仅有害，而且可怕，低素质而又富有的人会用钱去铺张和实现自私的目的，即使想要改造社会的也只会从传统中去寻求答案，这种空虚的或者低层次的富有最终只能毁掉自己和别人的生活。
经济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中小私人企业的发展。大企业是航母，能力强大，但也只是需要少量即可，而且也有换代的需要，虽然其换代周期会长一些，更适合整个地区的、重工业的、能带动市场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产业。中小私人企业则十分灵活，产量可能不高但很有特色，是创新的起始点，也是保留传统工艺的场所，更是劳动力和小投资能结合的地方，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没有中小企业的创新，大企业就很难有活水来源，也不可能吸纳各种能力和需要各不相同的劳动力。而中国对中小私人企业的压制无异于自杀行为，在大的企业中还充斥官僚作风、裙带关系和低效率等等的这些还带着旧有铁器农业社会的血缘宗法制现象的情况下。
教育应当顺应、满足而不是压抑人的天性，因为天性即是创造性的来源。特别是小学甚至中学之前的儿童时期，自由地玩耍都是必须的，因为人的创造力就是在其原始时期积累起来的。如果群体性地玩耍则能提高孩子的集体意识和与他人相处的能力。
每个人的所做所为都要负责，不只是对亲人，对陌生人，对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更重要的是，要对历史负责。不要以为自己做过什么历史会不清楚，除非只是存在于脑子里的想法，只要说出和做出来，就会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即使现在不知道，将来科技发展，或者比人类更高级的存在形式也会知道。这里居高位者负有更大的责任，地位越高责任越大。这就要求一个地区的高级公务员要有从各方面取得真实信息的技能，并将其融入到政策制订中。这其中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是顺应大多数人的要求而制定法律政策。因为大多数人的想法并不总是和一定正确，虽然很多时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但也有许多时候仍带有历史局限性，而且仍只是维护了部分人类的利益，尽管这部分人类在局部地区乃至全球占大多数，但仍不是对历史发展有利纺选择。有时政策制定就是在顺应历史和大多数人中艰难的两难选择，但最终仍将是顺应历史的选择获胜。这需要有洞察世事的能力和从全球看问题的角度，调查和鼓励所有人提供其真实想法是使政策较为不偏颇的有效方式之一。当然暴政和独裁者的想法虽然也是少数人，但与符合历史发展的少数派想法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来自于二者立足点的不同。请记住，一旦伤口形成就会永远存在在那里，即使会愈合也会留下伤痛的记忆。也许会原谅，但永远也不可能被忘记。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一开始即尽量避免一切可能的过失。
一种宗教或者信仰如果能让不公正的思想找到空子，让追求暴力者欺负无辜的人找到借口，那就证明这种宗教或者信仰是有漏洞的，其并不完美。
一旦这种解释形成和传布，就会根深蒂固，而其中解决当时问题的思路会对社会发展有所促进，而其虚旺的一面则会对当时和后世带来不利的影响，而这种不利影响似乎更加深远。拿基督教来说，其创立之初固然使看不到希望的人们内心平静，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但也安于和忍受现状。而后世基督教受到官方推崇直到教会对科学和人类思想进步的残害是有目共睹的。而现在的基基督教则和其他宗教一样，有回归传统即原教旨主义的倾向，由对一切严惩转向一切宽恕。这固然要比暴力维护教义好一些，但仍缺乏公正。比如废除死刑和对无理伤害者的宽容即是一例。可以试想一下，当一个歹徒要去杀一个无辜者，而一个旁观者有能力制止的时候，他应不应该去制止呢？如果他制止了，歹徒依然要杀那名无辜者甚至对制止者也进行攻击的时候，他会不会不得已而杀掉歹徒以换取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呢？如果这是值得做的，那么在歹徒已经杀死无辜者的时候，对其进行惩罚是否正当呢？对于那些一再杀死无辜者或者搞屠杀的人杀死他们以避免更大的伤亡是否正当呢？何况是在目前这种并不公正的法律体系下，死刑和肉刑就是对待已失去人性的动物性人的最后解决手段。而对于偶尔犯下杀人和伤害罪的人在目前的状况下死刑也是一种震慑手段。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平时即横行霸道的人要实？┘嗫？使其不致产生大的危害。
要记住的是，无数的事例表明，让别人富裕就是让自己富裕，让别人自由就是让自己自由，让别人幸福就是让自己幸福。总之，神不可能总让人类的一部分永远繁荣进步，人类的文明富裕进步必须是全民性和全球性的，否则局部的部分的某种程度的有限的都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也不会长久。识时务而去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生产力并消除其暴政的才会得到人类永远的怀念和感激。
对于人类来说，制造出人类来的即是神，而不管其是虚体的还是实体的，是自然界还是比人高等的生物。至于有没有创造出制造人的神的神，那是未知的。人是神的机器，但并非奴隶。
在当前比较有影响的信仰中，基督教重爱和和隐忍，佛教重平等、和平和个人修行，伊斯兰教重平等和公正，但带有中东地区农牧业经济特点，印度教重和平和等级性稳定，儒家重善与礼即秩序，马克思主义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到专政共产主义者那里则变成重阶级和阶级斗争，现代资本主义则开始重法制，不过是在基督新教影响下的资产阶级法制。总之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现在看起来有所偏颇的方面。
事实上用钱激励虽然有效，但副作用很大，而且只适合在把一切都当成商品的市场经济阶段。而对于人性来说，自我实现的成就感才是最有效而且无害的，但这也要在人不再被物质财富所役使的阶段才能实现，而人在穷困时虽然少数人可能达到但大多数人是无法达到这一境界的。只有人类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这才会实现。
金属货币以其自身的价值做为一般等价物而存在，而纸币则只是金属货币的符号。当然做为符号来说，纸币具有相对其他材质来说十分优异的性能和品质，但其坏处也是显而易见，而且由于其自身价值与所代表价值的巨大反差，使其天然地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深层次的破坏性。其中之一项表现就是使假币泛滥。纸币制作相对容易而价值高，其与假币特别是高仿的区别只是在于一个是正出，一个是庶出，一个是从官方认可的机器里出来，一个是从官方不认可的机器里出来。那么正妻和妾除了名份的不同以外，使用上有差别吗？没有。而为了维护这一名义上的名份而建立起一套维护制度才使正庶由名义上的不平等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其实许多事情也是如此，如同是毒品，烟酒是国家承认的，其他是不承认的，由此建立起只有烟酒合法流通甚至专卖，而其他毒品为非法的制度，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后，连公众心理也发生变化，对烟酒接受甚至喜爱，对其他毒品则深恶痛绝，全然不顾其具有的如在医学和创作、观赏领域中的价值。其他如宗教信仰等等如此，假币也是如此。无论其制作水平多么高超，甚至比真币还精致，也会被认为是假币。那么支撑真币的力量是什么？西方人认为是政府信用。但这里有一些问题：为何外币，即使是看起来由信用更好的政府印制的国际硬通货，在本国也往往禁止使用？为何许多政权本身特别是暴政并没有多少信用已经不被社会公众所信任，其印制货币却仍强制流通呢？所以货币特别是纸币不只靠的是政权的信用，在本质上是暴力和专制推行的结果，是暴政和专制的统治工具，是其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由此我们才会发现各种形形色色的政权都为了解决内外经济问题，或者仅仅是为了攫取民间财富而超量发行纸币，甚至造成通货膨胀也在所不惜。如果在真正民主的制度下，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会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吗？所以货币政策和税收等其他财政一样，都只是统治工具而已。而在未来，这种专制制度也会被淘汰。也许人们会在网上进行新型的物物交换，而以通用的虚拟货币符号作为一般等价物，这样价格更接近于物品自身的当时价值。现实中真正需要的货币量会减少，而且多以价值相当的金属等材质充当，纸币即使不消失，也只在小数额中实现，或者完全被虚拟货币储值卡之类由网上延伸到现实中的支付终端所代替。而财富的储存或者在网上，或者依然由金银等高价值而保质期长久的物品来充当，这样货币或者说一般等价物就会脱离政权割据所带来的价值与价格的不相符而达到更近似于真实的价格反映价值。这样才会更真实地反映财富的稳定增长而不是通货膨胀式的增长。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而货币与经济的关系如何等等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既然神并不需要人的财富的贡奉，那么他需要人做的是什么呢？奉献。这种奉献应是个人自愿的-出于助人的，并且不能与公正相抵触，比如资助人从事滥杀无辜的活动不仅不是向神看齐，反而是与神对立的行为了。神会喜欢人所做的象他那样的行为，虽然人不可能达到神的水准，但那样去做就已经摆脱了动物性而让神感到欣喜了。
计划生育要严格遵守，为了避免富人多生多育而不怕处罚，可以使用超生过多者财产没收以奖励资助少生优生者的措施。当然有财和有才能者相比普通人更可能优生优育，这种社会公平应该怎样体现各地应进行充分讨论。
就中华汉族区本身来说，相对于外患，内忧更为恶劣，历史上许多次亡国实际都是内讧所导致的。要解决内忧的确要团结一致，但这种团结一致并不是靠思想教育，政治教化，甚至是恐吓和监视，而是让人真正觉得自己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就象美利坚地区的人那样，来自四面八方，享受各种人权，虽然仍不够，但对当前这个地球上大多数地区来说已经足够让人产生向心力和维护它的愿望。由此来说，《义勇军进行曲》无论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和侵略者都是同样适用的。
真正优秀的人才应当在具有非凡的才能同时也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最起码即是公正而不损人。但是才能高的人往往由于自己的高智商和探奇思想而损害到别人的合理利益，尤其是现在法律和社会运行都违反公正的状况下，高能犯罪更是普遍。这只能依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健全后的预防、警示和惩处功能，特别是惩处。
伊斯兰教徒在感觉受到压迫时也要想到他们对外扩张时对异教徒的压榨。
爱情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都是有可能的，这与爱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关。但这与多性伴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为性而性，一个为爱而性。倭猩猩多做爱而少暴力。
欧美人以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继承者自诩，而实际上抛开古雅典式民主的局限性不谈，欧美的代议制与古希腊民主制也差之千里。古雅典的行政首脑为执政官，即执行政令的官员，而欧美的总统、总理、首相则有“制令官”的角色，即制定、参与制定以及影响决策等。更为重要的是，古雅典对内对外决策的大政事是由全民公决而非选举或授权，这样就避免了可能的少数人专制。欧美无论是首脑负责制还是议会制都根本不属于民主制度。欧美政治制度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其他地区的纯专制制度了。
泰国军方的表现可圈可点，也是一个正常的军队所应表现出的克制与中立。只是当对立双方开始出现暴力倾向时要坚决给予制止。另外泰国政治的某些局限性也限制了军方和民众所能采取的非暴力立场，但已经比同处在东方的其他许多国家好很多。
当今天欧洲的基督徒们苦于伊斯兰教徒的排挤时，他们应该想到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天主教在西班牙等地对穆斯林的屠杀；当今天美国的白人在为黑人的高犯罪率而头疼的时候，他们也应该想到当年他们的祖先对这些人祖先的压迫；当今天西藏和蒙古等地的佛教徒因为外来的压制政策而感到痛苦的时候，也要想到当年吐蕃攻进长安时和蒙古人西征时的烧杀抢掠；而现在日本人在讨论中国人在钓鱼岛上的态度时也要想到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和靖国神社的态度。有抢就会有还，有杀戮就会有被杀，今天的受迫害乃是对昨天迫害行为的赎罪。由此来看，如果把时间轴加长，从大体上来说，神依然是公正的，不会永远庇佑和袒护人类中的一部分为所欲为。所以，除非做有利于整个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事，否则今天对别的群体的野蛮行径就会换来明天本群体的被野蛮对待。
各种幻像告诉我们，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否则看似真实的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看似完美的实际上却是不完美的。而统一思想即是要让所有人从一个角度去看问题，这将带来群体性的偏见，也即会引发灾难性后果。
快闪实际上是不被重视的年轻人们要求被尊重、被关注的诉求体验。在当前的极权制社会中，除了少数花瓶式或者新科技的行业，年轻人很少有能崭露头脚的机会。特别是在相对重要的政治、传统经济以及文化领域，处于后台起指挥作用的都是些老人，虽然有历史经验，但欠缺创意等等，使社会发展容易止步不前。当然年轻人也有做事不稳和过于理想化等缺陷，但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老人和年轻人们一起结合，优势互补，使社会的发展不至于象日本社会那样过于沉闷，也不至于容易失控。所以，当前需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所有人都能发出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应该是全世界所有年轻人的使命，而对于精力特别旺盛的穆斯林以及处于穷困中的青年们来说，与其将自己的青春浪费在自杀性袭击和毒品等于世无补反而有害的活动中，不如联合起来去推进全体人类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正处在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之中。
任何宗教和其他信仰都不应以限制人的自由与阻碍人类发展为其致力的目标。神（自然）既然创造了人，既然创造了残疾人士，创造了喜欢吃辣和不喜欢吃辣的人，创造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等等等等，就自然有其用意，因为自己想要这样生活而去限制别人去过其他的生活，这即是对神（自然）旨意的违背。只要这些生活方式和态度不是损害他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的，那么就应该允许别人去过他们想要的生活。当然有些据说是天生但却损害他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的行为，比如恋童癖等，或者有这方面的倾向的，如暴力型精神病等，除本人克制以外，社会也就应该采取一定措施去预防，这也是需要科学上进一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宗教中的许多争论都是无谓的和无意义的。比如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对立，一神教除一个被称为神的之外还有很多天使，而多神教也在众神中以一位为主神，所以其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达上的不同而已。这就象中国以前所谓的一夫一妻制，只是因为只有正室被称作妻，而其他的配偶都被称作妾而已，而这影响到其一夫多妻制的实质了吗？再比如闪族三教中上帝造人，据称上帝以自己的身体首先造出男人，如果上帝的身体真的是男性的话，那么女性的构造他又是如何知道并创造出来的？即使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为什么不造其他的样式，而只是女性的形体出来？而且正好与男性相对应？为什么只是两性而不是多性？而且如果没有一开始没有女性，那么男性的性器官又为了什么而存在？而如果上帝是男女同体，那么就不需要圣母的身体了。由此证明，闪族三教的教义要么是男权社会的产物，要么是经过男权主义者的改造，而应该恢复的是人类本身对神信仰的方式价值。
闪族三教对于裸体的态度十分不可思议，甚至可以说直接违背了其教义。因为《圣经》中已经说过，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中赤身裸身，并不以之为羞耻，而且神也是很欣赏的。直到他们吃了智慧果，对裸体有了羞耻心并用树叶遮蔽，才被神赶出伊甸园。所以如果依然对裸体抱有成见，是因为这些人依然处在对裸体有羞耻心、认为其是罪恶的阶段。而真正的裸体主义者并没有这方面的成见，他们欣赏裸体并以之为美，却没有任何污秽的想法，这实际上是对伊甸园精神的回归，而这也正是向神的精神进行回归的一种方式。所以只有那些见到裸体就有羞耻和淫荡等非分想法的人才是真正需要救赎的。
那些以各种名义却不是以公正为名义和根本宗旨的追杀者最应该被追杀，特别是那些以所谓宗教的名义发出追杀令的宗教领袖和实施暴行的追杀者，因为他们并没有贯彻神的博爱、宽容与怜悯的精神，没有象神那样宽容和大度，他们将恨而不是爱散播到人世间，让人类为了各自自以为是的信条而相互厮杀，这实际上是走到了神的反面。他们以神的忠实信徒的面目出现，做出的却是魔鬼一样的行径，玷污了神的神圣与纯洁，也必将为神所痛恨、唾弃，并受到神的惩罚。
那些认为终身或者长期监禁是比死刑更加严厉的观点实际上是自以为是的。他们以他们自由之身的角度来看那些处在监禁中的囚徒，自然会觉得难以忍受。而这些人是犯了人世间不可宽恕的罪行的，所以并不能用自由身来衡量，而是要决定哪种惩罚更为公正和有意义。而且实际上人有适应能力，在监狱里呆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就会适应这样的生活，而且会以这样的生活背景为基础来生活，包括继续犯罪，许多长期囚禁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而终身或长期监禁和死刑哪个更为严厉，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试验就可以证明：让那些被判长期或者终身监禁的人自己选择死刑还是长期监禁。以我个人目前的观点来看，基本上都会选择监禁而非死刑，也就是在人类的心里，是没有比死刑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而之所以对恶意伤害和杀害给予肉体上的惩罚，是根源于人的生命和身体器官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恶意剥夺他人生命和器官的人，就要夺走他自己的，即使是临时起意进行恶意伤害或杀害的情况也不可赦免。而这一次性的生命并不因为被害者或者加害者的财富、地位以及对社会的贡献而有所增减，所以以这些理由为减刑理由的也不予支持。除非加害者证明被害者有其自己的责任，违反了公正的不损人的原则，刺激了加害者采取行动，否则就要以公正的原则进行惩罚。而又因为加害者无法使受害者起死回生，或者受损器官恢复到伤害前的水平，那么公正的原则就只能用相应并且较多的部位伤害来实现。
有人认为人口压力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这里有一个限制条件，即自然环境能充分供应资源的情况下，否则就象历史上所发生的现实那样，灾荒、瘟疫和战争成为减轻人口压力的最终解决方式。正常的人口增长应当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匹配，但由于社会发展有很大的波动性，即突然的繁荣与衰落，人口如果处于无序的自发式的增长状态，就很容易与这种忽上忽下的社会发展模式相一致，而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的确给人类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许多次人类的繁荣都是在灾难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为灾难象洪水一样，将旧的压制因素荡涤干净，才会有新的发展因子破土而出。但这是在传统的旧思想和旧模式压制新思想的情况下的社会进化方式。如果人类整体上能转变为对新的事物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那么这种耗费了大量资源又带来巨大伤害和伤痛的模式就有可能不必继续起作用，而这都应该建立人类自觉的基础上，即自觉地控制自身的人口数量，不管是繁荣还是萧条期，都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可供一定的人口使用。正常的人口增长模式似乎应该是比较平滑的、斜率较小的直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上升，斜率逐渐减少，最终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线状态，虽然有小的波动，但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这种模式除了在人类早期，即受到外部自然环境的巨大制约的状态下以外，在人类其他时期似乎都很难存在。这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才能够完成。
婚姻只能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说到底只是一种定义，而且只是定义的一种，而且是一种过时的定义。这就象说杯子是由玻璃做的喝水用的定义一样，这样就把其他材质做的、可以饮用其他饮料的可手持容器都排除在外了。定义是由所定义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决定的，也必须随着对象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死守不放，就会引起不和谐甚至对立的局面，就象如果坚持杯子是玻璃做的，还不准别人将木的、瓷的等等材质做的杯子称为杯子，这也是专制的一种表现。现在据说性别的定义也由两性扩展到许多种性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如果婚姻只是指一男一女的结合，就将与之相似的关系排除在外，除了同性恋以外，至少穆斯林和盛行多妻制的地方也是不答应的，虽然后者也并非是以爱情来定义婚姻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婚姻的基础应该是财产还是爱情。所谓的男女之间的婚姻如果是保有私有财产以繁衍后代为目标，那么即使他们不相爱也可以进入婚姻关系，并得到世俗的保护，就象所有传统社会中所见到的那样。但从现代人角度来讲，这种婚姻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婚姻，而只不过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存在形式罢了，而以爱情为基础和纽带的爱的承诺和相守才是现代婚姻的真谛。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婚姻应当重新定义，或者说将这种爱的承诺与相守定义为婚姻的话。这样各种以真爱为基础的同居形式就都可以概括到婚姻这个定义中去，如同志婚姻、多角恋爱婚姻等等。而由这种婚姻关系所形成的家庭的稳定程度，以目前的观察来看，还是三人家庭比较稳固，不管这第三个人是爱人、是亲属、还是子女，等等。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一定就是性爱关系，但必然是以爱为纽带的。三人以上的关系就过于复杂而难于处理，而二人世界虽然很美妙，但比较难持久，因为双方相处时间长久，当初的激情会淡化，而各人原有的缺陷就会暴露并累加，直到成为影响关系的矛盾所在，如果再没有第三方的沟通和调解，或者两人因爱而生的克制，这种关系就很难维持下去。
如果说动物性是以弱肉强食为基本法则，神性是以博爱为法则，那么处在动物性与神性之间的人性就是以公正地爱为根本法则的。也许有人会想，既然神性是博爱，那么现在就将人性升华到神性，象神那样去爱世人，不是很好吗？这当然看上去很美，但只是象肥皂泡一样的美丽。因为法则的产生和运用，并不是出于某一方的美好愿望，或者其他想当然，而是来自于现实基础的状态。这里也是物质决定意识。动物性是完全自私的产物，即为了“我”的生存和繁衍，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由于动物性进化而来的人性是包含自由和自私两个方面，而公正地爱正是要限制和惩治人性中自私的那一面，以迫使或者促使其向自由的、不损害他人乃至利他的神性转化。而如果人类整体还没有进化到神性，即还没有以不损人作为行为和行动的自觉标准的时候，一部分人对其他人的博爱只能导致其他人自私自利的私心的恶性膨胀，最终损害到这种转化过程。看看那些被溺爱毁掉的孩子们或者在青春期时胡作非为而没有受到应有惩罚的人就会知道对错误的人采用错误的对待方式的可怕。
民主和专制并不是判断一种制度高下的标尺，至少在目前的状态下。这是因为在当代，专制并不一定代表落后，民主也不一定就代表先进。民主应该是与实施民主的主体民众的思想觉悟的提高相配套，否则轻则社会发展停滞不前，重则引起多数人对少数人特别是有追求自由思想的少数人的专制和暴政。一些专制国家或者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这样的道理。当然从根本上说来，民主是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其发言也都有被采纳和实施的机会，这当然比由少数人独断专行来得进步。但如果民众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自由的高度，即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不会胡来的高度，那么他们就会以某些旧有的教条作为标准来行事，做损害他人也最终损害到自身和社会进步的事。比如一些对社会发展和和谐有利的政策在一些国家的公投中无法获得通过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在还处于农业社会或者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广大亚、非、拉、东欧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里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文革和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可以说还不懂得如何思考和运用权利争取自由状态的无脑人民的民主只能最终导致消极的结果，即民主是否具有进步性是与参与民主的那部分民众的素质息息相关。所以民主和专制都只是一种带双刃剑性质的制度，都必须以公正为基础，也只有在公正的状态下，才会成为一种进步的力量。甚至暴政也是如此，如果暴力是以公正为基本原则的，那么才会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当然暴力作为某种终极性的解决手段，还是要尽量避免使用。
在地球上，没有边远地区一说，同样也没有永远的经济发达地区。边远只是相对于中心来说，而中心有经济原因形成，也有政治等原因形成，都是由于人类的需要而产生。从特定的时间来讲，边远地区的形成是与中心地区对外的影响力关联的，而这又与所谓的边远地区与中心地区的距离、本身地形、交通和经济发展等情况相联系。而如果中心地区所控制的地区相对于当时的交通、通讯等状况过于辽远，政治控制力又过于强大，那么其控制地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地域过于庞大而政治体系大一统的国家和地区总是会制造出大量的边远地区。
即使是积极型专制，即为了公正地发展而实施的少数派决议，也容易因为大多数未开化民众的不认可而变得困难重重，如美国建国早期保留庄园奴隶制即是对南方的妥协，而法国通过的同性婚姻法所引发的抗议至今仍在继续。所以专制性决策要尽量少，最重要的是要提升民众的集体文明层次，而这也需要一个真正民主的环境才更容易进行。因为无理又顽固的人毕竟是少数，只有在说话和做事时都讲道理，言行合一，才会让人信服，进而理解，否则不满情绪将会一直持续积累到爆发，这对谁都不是件好事。
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被有意或者无意遮盖起来的小姑娘，有人意在揭开其面纱，有人则意在掩盖。“任人打扮”会混淆为了揭示历史真相和有意掩盖历史真相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录和研究态度。
小乘佛教和基督新教重个人修行和救赎而轻集体，大乘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儒家重集体而不尊重个人的自由，都未能把群体与个体的关系协调起来，或者说无法共同发展。大体来讲，讲集体性是农业时代所必须的，而讲个体性是工业时代所必须的，集体和个体的协调则是未来所必须的。
人性也遵从着平衡的原则。比如在影视中永远扮演伟光正角色的却总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绯闻，而总是扮演地痞流氓反派的在现实中却往往德艺双馨。时刻要保持自己良好形象符合当时道德标准的政客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丑闻，而放荡不羁总在违反当时社会道德的坏小子却往往做着推动社会发展，或者在关键时刻维护社会公正的事情。给人以自由，他们才会甘心去做真正正确的事情。
长期的专制统治和人口压力使中国人普遍存在一种变态的做法，就是总有意无意地侵犯他人的利益，让别人不快活，即使这对于他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小到阻挡别人的去路，大到对别人申请的审批，处处可见变态。
西方人追求个性自由解放，东方人要求服从集体的整齐划一，都因为缺乏公正地对待别人而出现各种问题。
一般有性禁忌的地区和时代，其人际关系要比性比较自由和开放的地区和时代来得紧张。这正如同动物界中，群体中性交权利被首领霸占的大猩猩要比将性交视为社交手段的黑倭猩猩要紧张和充满暴力。这也许是因为性交缓和了人际之间的矛盾，又使特别是雄性的荷尔蒙得到释放，从而不会显得易冲动而充满暴力。
公有制并不是政府所有制。特别是在当前各国政府还被少数精英进行专制统治的情况下，由于精英们有自己的利益，在掌管公有制企业实际控制权的时候就不可避免要为自己谋利，这使政府所有制企业成为一方面充满贪污腐化，另一方面又效率低下的奇葩存在。即使是以股份制存在的企业，虽然股东们都想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大股东的董事会掌握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小股东的利益并不受保护，其合理的想法也不会被倾听，更不必说采纳。而政府所有制的奇葩却成为攻击公有制的理由，只能说这些精英们太会玩无间道了。真正的公有制企业应该由全体地区人民做大的决策，这需要更便捷和通畅又不失真的信息渠道，而且人民中应以素质较高者占优势，这样才不会出现分家产的现象。这与整个社会的运行应该相仿，即由人民出资，人民管理，人民享有。这种理想状态虽然在目前来说看起来比较难以达到，但不应该用政府所有制来偷换公有制的概念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或者宣传的目的。
任何信仰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偏激，特别是这些信仰并不以公正为基础和最终目标的时候。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信徒会肆意践踏别人的合法权力而心安理得，而且会出现类似于精神病一样的思想状态。专政共产主义者，以前的天主教徒和现在的伊斯兰教徒中就存在很大比例这样的信徒。
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人信仰儒家和专政共产主义的混合，虽然不象宗教那样有固定的仪式，但在49年以前是有的。更重要的是其固定的思维和行事模式都趋同，这与其他信仰没有什么两样。
以公正作为坚定信仰的另一个好处是，信仰公正的人不会因为攀比或者其他要表示更加忠诚的方式而走火入魔，走上极端，而是只有更公正。
人与动物之间应该是普通关系，应尽量不去影响其正常生活，而不应是主人与仆人甚至奴隶的关系。生存已经如此艰难，为何还要彼此伤害.？
必须让职业和人才流动起来，这样才能使合适的人才配置到适合的工作中去。从更深层讲，职业和人才的流动性越强，越会同时有大量职位和求职者存在，个人和公司的选择多，才会各自找到所需，个人也不会象农民那样受到严重的束缚，而会更加自由，这有些象流水不腐的道理。
消极型专制政府和暴政都喜欢扮演神的角色，即依照自己的好恶，有时再参照当时当地的风俗好恶制定规则，然后强迫别人去遵守，做统治者允许做的事，而不能做允许之外的事，而不是按照普遍人性的标准去制定规则。这就使所有人都生活在困惑和痛苦之中，或者消极顺从，或者积极反叛。制定规则的人要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做神的角色，这样会减少许多本不必要的痛苦和冲突。
伊斯兰教中的保守主义者总认为自己是在谨守教义，并保护女性。而实际上是保护还是限制甚至迫害，应该由女性自身去感受和衡量，而不是依据教义。实际上，在穆罕默德的时代，面对兵荒马乱，让妇女们蒙上面纱和呆在家里，的确是对女性的爱护。但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而且是强迫的做法，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甚至迫害。一切都应该出于自愿，而非强迫。
所谓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一丘之貉。他们虽然互相仇视，恨不能将对方生吞活剥，但实际上却作为一对矛盾处在同一个统一体中，那就是共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而形成相似的人格、价值观等等。即使一部分被统治者有朝一日有幸推翻他们所痛恨的统治者而成为新统治者，也会因为相同的理念和价值观等等而很快变得与旧统治者一样。这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和政权的原因。所以伊朗现政权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台并是现在这样而不是象美国政权表现得那样并不是偶然，而是当时伊朗人的想法的表达。所以不要寄希望于旧的生产力和生产框架下的政权更迭，那只能是普通的改朝换代而已，只是政权由一部分剥削和压迫者转成另一部分剥削和压迫者而已。除非处于同一个文化体中的所有人的意识都能随着时代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才能使表现不好的国家政权和阶级关系消失。否则，这群人，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也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融洽还是紧张，都将会严重阻碍代表着新生产力、新生产关系和新思维的新生人类和事物的出现和发展，社会也注定不会和谐，就象伊拉克在萨达姆倒台后所出现的乱局那样。所以不要奢望农民起义成功会建立起不同于基于铁器时代生产力的农业社会制度，也不要奢望工人斗争胜利会建立起不同于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制度。但这些斗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统治者的自私自利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和不平衡状态，使社会发展不至于崩溃，所以还是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生产力总是要突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给予的枷锁而向前发展的，也必然会带来新的价值观和公平理念。但不管怎样，公正都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否则就会产生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除非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不管是精英还是大众，认识并自觉地遵守，否则社会永无宁日，也只能在旧的废墟上来建立起新的制度。
印度虽然号称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但如果不注重提高农村的生产力，不努力采用新机器和新技术去替代旧的农业生产劳作方式，这种民主制度就会被滥用，变成包括一帮别有用心的上层和大多数并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下层的共同玩物。而中国的问题则在于已经发展了的经济和生产力与落后的制度和体制之间的矛盾，如果当前的统治者抱残守缺，继续维护旧有的上层建筑，那这种冲突将会表现得更加激烈。
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有宗教之实而没有宗教之名，即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风俗，但在名称和仪式上却并不明显地显露出来，所以当人们在遵守儒家规范的时候，却以为人世间本来就如此，而他们只是在遵守他们的风俗而已。
儒家信仰与其他信仰有所不同。其他如基督教创始人来自于民间.，有着最直接的草根性；伊斯兰教来自于奋斗而进入上层的商人阶层，反映了农牧社会商业的利益；佛教来自上层贵族，却是脱离了本阶层而从普世人性的角度去寻找人类解脱痛苦的答案；马克思主义来自于知识分子阶层，带有对下层苦难的深刻理解和支援。儒家则是由没落贵族创立的，要力图维护过去的伦理道德，而且一直都是由统治者以自上而下灌输的形式到达社会各个阶层，因此其本身从一出生就带有保守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当前的信仰可以说五花八门，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总是以强迫和侵犯别人合理利益的方式，来达到共同遵守的表面和谐假象。即使是象欧盟这样以和平、博爱为表象的集团，也在废除死刑以及其他方面强迫他国迎合他们的想法，这也是一种专制。如果别人不是出于自愿，并且没有危害和侵犯到其他人，而强迫其以一种固定模式去想和做就是专制的表现。
相对于男性领导者，女性领导者手段更柔化，但也更保守。
有人认为提高工人工资会引发通货膨胀。如果一个负责任的政权不是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的话，货币与商品总价值量基本直符，那么更强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只会刺激更多更好商品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用代表相应价值的金属最好，纸币在创造之初就已经因为其自身价值与所代表价格的严重不相符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可能，加上不负责任的政权为平衡收支，甚至就是为了攫取民间财富而增发纸币，最终只能导致整个价格和经济体系的崩溃。
长期的专制环境中会形成阉割，或者说变态的全民心理，即政权的一项政策出台后，大多数人不是去质疑其合理性，或者在偶尔质疑后即接受，而想方设法在现实的执行中给予变通，而又自发地围追堵截提出合理性质疑的人，认为其比较轴、脑子不清楚等等。小聪明和大智慧都有其适用范围，但只能在不同的人身上才具有，从而造就每个人性格上的不同。。
所谓边远地区，是与中心地区相对应，而其本身并无所谓偏远。要记住的是，地球的表面是圆面的，上面每一个点都可能而且可以成为中心。只是因为现实的和历史的一些因素使一些地区成为一定范围内的中心地区，而其他地区则围绕这个所谓的中心地区产生辐射性的各种资源往来。这种专制性质的中心与边远地区关系决定了边远地区的发展要视中心地区而定，而且往往按与中心地区的远近来获得发展。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这也就说明各个边远地区离中心地区不能过远，否则在物资、信息等资源的调控上就会发生各种困难和问题。因此大而专制的帝国内，其远离中心的地区其发展受到更大制约。
人类应主动退出那些自然资源紧张的地区，除非其生产生活的维持是靠外界输入而不是本地支撑。因为以目前人类的生产力来看，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建立在创造出新事物，而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索取上，即其生产能力的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更多的索取和对自然界更大的破坏，那么这种资源扩张型的生产模式必须受到限制，否则自然环境脆弱的地区根本无法承受越来越多的低素质和高索取人口而致崩溃。
不要对野蛮人过于怜悯，不管其表现得多么驯服和无助，因为这都只是假象。野蛮人是动物级别的人，也只遵守动物界而不是人界的规则，更不必说神界的规则了。动物界的规则即弱肉强食和不择手段，人界规则是公正，神界则是绝对的善。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以公正或者公正以上的态度去对待其他人，那么他就属于动物界的野蛮人，也就不应以人性来对待。
其实对于食物的选择不必过分地限制和苛责。神（自然）既然将人类塑造成异养生物，自然有其深意在。这起码使人在处理各种事物方面不会因为过于善而有违公正。只是要有一点，即食物只是为了维持生命的，不能拿来当作享受，即不能将其他形式生命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因为维持生命而“不得不去吃”，而不是为了享受而只吃其精华或者自己喜欢的部分，更不能随意地浪费，这是对神（自然）的善意的公然蔑视。而在极端情况下，如遇到灾难或者饥荒等等，吃已经死去的人的肉也是允许的，因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而如果一个人因为饥饿而被迫去偷和抢是可原谅的，因为出现这样的事情只能说明社会供给的公正性和人类互助的善意受到挑战，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然一个人只能是为了自己或者他人饥饿而又得不到施舍的前提下去偷和抢才是可原谅的，而且不能对所偷所抢之人有任何人身的伤害，并以能得温饱为限。而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则控制人口是十分必要的，神（自然）虽然慷慨，但也不可能无限地供给。动植物靠着生物链等形式其数量受到自发的控制，而人类如果不想处于这种被动的境地，就应自觉地控制自身数量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外这种不得已也不能以物种的灭绝为代价。
作为人类来讲，只有一个真正的国家和家园，那就是地球，其他都是人类自己虚拟和杜撰出来的伪国家。问题是人类总是受困于自己所杜撰出来的虚伪表象而无法自拔。
如果不能彼此承认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地球就永远不会有宁日。而当一些人想按人或者神的方式生活，即不损害和侵犯他人合理利益、和平相处地生活，而另一些人却不允许他们这样生活的时候，这另一些人就只能称为是动物意义上的人，或者叫野蛮人，那么他们就只配以对待野兽那样的方式来对待，因为他们并没有进化成完全的人。而当野兽向人进攻时，宣道和不抵抗等等都不起作用，那只是自取灭亡，而只有制服这些野兽，它们才有可能听人的话，变成较为顺服的大猫，这里表现出来的专制是不可避免的。而公正的标准应该由具有人性的人来制定和裁决。
暴力理想主义者由于革命的需要，总是把人群划分得十分分明和水火不容，然后态度坚决地去消灭他们认为是敌对一方的人。而当他们取得政权以后，往往由于理想的不合于实际而渐渐变味，他们也逐渐演变成他们所反对和消灭的那类人，而他们却不再有勇气去革自己的命。
文革一代是最无理也最无聊的一代。他们在文革中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在文革后则凭借着改革开放享受到本应是被他们消灭的人所应享受到的利益，改革开放之初的宽容和开放也使他们受益。而轮到他们掌权时，他们却制定出众多匪夷所思的政策来阻止人们获得应得的权利和利益，而不是去促进这些利益的产生和享有，从而影响到以后几代人，并直接拉低整个中华汉族区的道德水准。
将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严格分开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事情，原始社会人们在田野里休息和劳动，从农业社会开始人们的住宅与所劳作的田地开始分开，到工业社会不仅这种划分更加明显，而且出现更为细致的划分，如休闲场所与休息场所等的分开。而到信息社会，这种区分则逐渐减弱，人类又在更高级的层次上达到休闲、娱乐与工作合为一体的程度。
当时代已经进入后大机器的信息和智能机器时代，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和深化，人与人之间服务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依然沿用的是农业和铁器社会自给自足式的做法，只能使社会产生不安定，使人生活痛苦而绝望。
因言获罪是绝对封建专制式的做法，所谓右派并没有给别人给实质性伤害，只是说出自己或者别人想说而掌权者又不想听的话而已，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在政治上大体还处在英国大革命之前的状态。
民族本来是对文化人群的划定和称谓，但在发展过程中，则于加入过多其他因素的考虑，特别是政治上的考量，而变得与其本来要指称的对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差异也愈加明显，而导致人们开始使用族群来指称民族原来所代表的带明显文化特征人群的含义。这也说明名与实的问题，即名称必须与实际相符合，才更有利于划分和定义，以及建立在这种划分和定义之上的所有其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但名在形成以后，就开始有自己的发展轨道和模式，如果没有一种外在力量去规范，最终只能因为越来越背离其所指代的实而遭到被取代或取消的命运。在中国这种情形尤为严重，因为中国人对名尤为看重，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去定义，也就往往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名实不相符的情况。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封建式和农业式的，因为只有在农业或者集权社会中专制政权才会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与愈来愈自由的社会发展和人类本性背道而驰，甚至于对其政权所要达到的便于和懒于管理的目的都是一种讽刺，这只有十分懒惰而又无能而又绝对专制的政权才会想和做出来。
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也就是说并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之类，这是将农业社会的血统论硬套在阶级理论之上的产物。对阶级的判断只能是基于两条，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在此水平下所划分出的人们不同的经济地位。因为脑力劳力过多地占有社会总财富而处于实际上的剥削地位。但是这种划分是动态的，虽然阶级间的确有一条无形的线存在，但其间也是有灰色地带，更何况处于线两侧的人也不时地跨越过线而到对方阵营中去，就象穷孩子也会由于科举或者起义和革命成为统治者而变成统治阶级，只要生产力水平不改变，那么他们也只能是从一个阶级变到对立的阶级去，而不是只变成单独的一级。所以翻身得解放一说纯粹是乎悠人的说辞。
原始社会是性禁忌，农业社会是性压抑，工业社会是性自由，而到新的时代应该是爱自由，即只要双方有爱，不管其身份地位、性别、年龄、种族等等所有其他条件，都能幸福地呆在一起。
中国和印度，也包括中东和非洲地区在内，其人口增长模式在于，虽然人口总量很大，但是由于其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占据主流地位，这使其带有很大的脆弱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因此从社会微观角度来说，社会组成的基本细胞即家庭仍是崇尚多繁衍后代，从而造成宏观人口调控上的失灵。而西方人则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分工的保护，个体又追求的是自由和独立，使对繁衍后代的热情下降。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仍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不要相信权威。既然都只是人，那么就有犯错的时候，只不过号称权威的人犯的错相对较少而已。只有真理，或者说神本身是权威的，人都只是在追求权威的道路上跋涉的无知者，只有认识到真理或者神的权威的人才能更少犯错，但他本身仍然不是权威。从另一个方面讲，在目前世界普遍存在的专制制度中，加于人之上的权威名号本身就是专制的象征，即权威都是与威权相伴而生的。这是专制制度用来剥夺大多数人质疑和思考的权利的途径之一。而作为先知来讲，更不可能也不应封自己为权威，因为他们只是传达了神的旨意，只是反映了太阳光辉的月亮而已，而不能也不应以太阳自居，他们应该有这样的自知之明。而导师的称呼本身就带有权威的意思，他们充其量只是引导者，将人们引向真理，而且还是在正确认识和理解真理的前提下。认识真理需要所有人的参与，是所有人的智慧、人生体验和感悟的结晶，不要只交给所谓的先知、导师或者专家等名号的人去做。
人生有许多痛苦，其中之一在于活不出自己。而人实际上是自由的，只要没有侵害到别人的合理利益，那么可以而且应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演艺界和政治界的下三滥在于其投入与产出的严重不成比例，由于准入门槛低而报酬过于丰厚，吸引了过多的人，为了出人头地而发展到不择一切手段。之和黑社会投资毒品、娼妓和演艺业是一样的道理。
当前的婚姻制度是私有制的产物，保护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和家庭，而不是爱情。
T每个地球人都有权利生活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只要他或她自愿。不过在这之前他或她要遵守与地球、与神的契约，即最起码要以基本的人性标准公正地对待他人，不做伤害他人合理行为的事，也不做损害地球的事，如污染、浪费、多生育、灭绝其他无害生物等等，其次是爱他人，即是一个称得上是人的人。否则那些不能公正对待他人、社会和地球的人，即动物性的人，还是让他们呆在一处让其自相残害比较好，而不能给他们自由迁徙的机会来使其对人类、对地球的伤害加大。
什么叫负责任？那些因为社会或者亲友等等的外界压力而结婚的人对自己所爱或者要爱的人不负责，对自己所娶的人也不负责，对自己要生的人也不负责，甚至对自己也是不负责的，这怎么叫负责任的人呢？至于长辈，赡养他们，让他们颐养天年已经是负责，而不是结婚生孩子才叫负责。则此来看，这些人所能负责的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对传统观念负责，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对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负起过责任。
爱情中也需要公正，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如果不想让自己心爱的人有与自己之外的性行为，那么自己就不要这样去做。对方也应如此。当然如果爱情双方都持有性开放的性爱观，那么也无所谓。只是那种自己想花又不许自己爱的人花的人，这就要看他对爱情，对待这一段感情的重视程度。而如果发现自己爱的人花，那么根据公正的原则，自己也可以去花，因为对方破坏爱的契约在先。所以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因为害怕自己所爱的人去做同样的事而迫使自己先不去这样的事。当然这一切是对立在双方有爱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爱情基础或者爱情已经不存在，那么也说无所谓出轨和背叛之说。
相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更加积极向上，做事更果断，也更具有献身精神，然而这一切的标准在于他信仰的是什么。如果信仰本身有偏差，那么这些积极性结果就很容易转变成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就象纳粹、专政共产主义者以及极端宗教组织所做过的和现在正在做的那样。不幸的是，以前所有的信仰及表达都是有偏差的，这在信仰的各个环节都有发生，如创始者本身对神示或者自然和社会规律把握的能力，他本身的素养，他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他在传播信仰过程中出于让信众信服或者因为所面对信众素质不高而做出的妥协，信仰追随者本身的素质以及对教义的理解、表达，信仰者们的从众心态等等，都有可能使信仰走上歧路而给别人带来伤害甚至是灾难。从原始宗教产生到现在各种宗教的和世俗的信仰纷纷出笼，表达出的是人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觉得怎么样才会使这个世界更好的急切心情，只是都因为有所偏差而走上了歧路。从目前来看，对公正地发展这一信仰能更好地契合社会与地球发展的需要，当然这也需要现实实践中的检验，但人类已有的所有信仰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这却是，也确是实践中所证明了的。
所谓消灭剥削阶级，并不是指将组成剥削阶级的人群肉体上消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那么旧的消灭了，新的依然会再出来。所以重要的是使生产力发展到能使旧的生产关系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消失，才算是真的消灭。这就象消灭敌人一样，从肉体上消灭是消灭，将敌人转变成朋友也是消灭，看这个主体是怎么想和怎么做了。当然，如果剥削阶级中的一部分只知道使用暴力来消灭我方，那就只能先消除这一暴力威胁再说，但也只是包括而不一定就是肉体上消灭。西方过于讲对立、对抗和消灭，而东方智慧则认为对立双方是永远存在于同一个矛盾统一体中，只有这个矛盾统一体消失，对立双方才会一同被消灭。
对传统的反抗会使还在固守传统的人感到痛苦或者愤怒，因为这破坏了他们所习以为常的规范。可是这种规范又何尝不令想做自由人的人痛苦？而且这种还由于来自外部的压迫而需要自身去压抑，于是人即使不自杀，也会变成行尸走肉或者麻木不仁了。三纲五常是否就是不可动摇的规范？让所有没有侵犯到别人同样合理利益的人不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就是一种对人性的侵犯。
现在人的快乐与生活、工作是分开的，即工作、生活并一定是快乐的。而且许多人的快乐由于旧的传统所给的限定和禁忌不同，而实际上是建立在其他人、物种或者环境的痛苦之上的享乐，而且由于各个传统社会本身所固有的顽疾，这种享乐主义会随着社会的纵深发展和对传统观念越来越死板地遵守而有越来越蔓延的趋势，比如伊斯兰文化对性与爱的禁忌颇多，却不妨碍号称是最纯粹穆斯林的极端主义者去强奸妇女和搞娈童。这种貌似对立的表现实际上是越来越严格地遵守传统与越来越放荡的人性的两极对立产物。只有社会的发展与更加文明，才能使快乐与工作和生活合而为一，或者协调起来。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享乐也才能更少一些。由于人性的阴暗，享乐不可能被杜绝，但应会得到限制和严格控制。
提高安全级别之类只能挡住有形的威胁，却无法阻挡无形的，那就是人的思想，所以只会在中国这样对内严加防备的地区起一定的作用，但最终也只能是激化而不是消解矛盾。
先知只有在信息不发达、人们普遍愚昧的社会中才会出现和存在，因为在信息越来越透明、科学和科学思维越来越普及的社会，先知所说的一切很容易被证伪，而且人也很难充当神的代理人的角色。所以说默罕莫德是最后一位先知也不为过，只是要加一个限定词，即最后一位世界范围内成功的先知。因为在默的时代还存在许多先知，只不过都没有成功或者小范围地成功了。
当一群野兽向你扑过来时，首要的任务是力量足够时就消灭它们，力量不够时就逃避，而不是与野兽谈经论道，即使这些野兽长着人形也是如此。在实现公正的过程中，结果比过程更为重要。
农业社会，不管是封建制还是宗法制.，还是其他形式，其政治运行模式都是存在一个威权，这威权不管是由血缘传递或者争斗而来，都非由自由选举所产生。工业社会也存在一个威权，是由自由选举产生，当然这个自由选举也非真正的自由，因为其被选者基本上都是代表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利益。信息社会这个威权倾向散化于全体民众中，由民众提出、决策和执行最佳的方案，当然这就要求参与其中的民众各方面均为高素质。
一般专制政权都是出于强权，在初期较为强势而显得比较清明，后随着中央控制力的减弱而出现贪污腐化等行为，引起最高统治者忧虑而进行改革，从而出现中期的中兴局面，但由于根本原因未解决而很快又腐化衰落下去，直到一个导火线出现而引爆整个社会。
源于西方的律师制度并不象统治者所宣传的那么冠冕堂皇，实际上只是为有钱人服务的工具。真相是不需要法律条文来支持的，而有钱人反而因为能用钱请到更好的（钻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空子）的律师而减轻甚至逃避公正的制裁。这与保释制度一样都是为有钱人服务的工具。学习法律条文的意义在于追求公正，而不是去找现行法律的漏洞。
当制度出现问题时，要注意和致力于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而不是对参与其中的具体个人开火，因为参与的人从本性和个人意愿上也是不同的。只有那些顽固坚持旧制度，或者政治投机者，或者个人品行不足以在其位者，或者对制度改革存在潜在和现实威胁的人才能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打击，但这也是以改变不公正合理的制度为出发点和目的的。否则，就成了人身攻击的闹剧。要记住的是，人只是制度的体现而不是原因，即使将某种程度制度下的所有人都消灭，因为制度的基础仍然存在，所以新的制度即使在形式上有所改观，也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这与阶级的存在是相同的，即阶级存在的基础在经济基础而非个人，所以当经济基础仍然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时候，即便被统治者推翻了旧的统治者，也只能成为旧式的新统治者。
就中国目前的三大城市来说，北京仍只是一个纯消费型城市，处于封建时代；广州是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所有法规都在完善中，当然也很有活力，所有阶层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生存的空间；上海则相对来讲制度比较规范和健全，只是有点过犹不及，虽然使很多人向往，但因为过于教条和规范而稳定有余，活力不足，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下处于有些超前的地位。
凡不是以爱为基础的性交都属于低级性交，这相当于低等动物级别，如为了生育的婚姻和非婚性交，为了获得钱等财物的性交易，为了发泄欲望的纯生理性交，因为性的吸引如体型、相貌等等所引发的性交也属于此。当然如果开始时是基于以上原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转为爱情也属于从低级性交向性爱方向的转化。当然在动物性交还没有满足的时候，也不必强求其进入性爱阶段，但是也绝不能使这些低等性交方式影响甚至阻碍情爱性交的发展。
看到某某地是某某人的某某地这样的句式，就仿佛看到几群大猩猩在争夺地盘，处在弱势的猩猩群就开始叫嚷：某某地是我们这群猩猩的。其实即使这些猩猩都被消灭掉，那个地方仍然还是那个地方，全然没有为这些小可怜们殉葬的意思。
尽量不要人为地去干涉正常发展的一切事物，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还是其他。人类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却简单至极的脑子是无法懂得客观规律也即神之规律的深奥的。
所谓剥削，与不当得利实际上意义是相同的，因为表面上看有些不当得利没有受损失的另一方，而实际上却是一些隐形的组织或者个人，甚至是整个社会在为其买单、承担后果，也即不当得利总是与不当失利相对应，即不当得利者剥削了不当失利者的利益。判断是否不当得利即是否剥削主要看在特定社会发展水平和正常报酬水平下，所付出的劳动是否高于或者低于其同比例所获得的报酬。以此来看，中国和中东、非洲大部分地区显然是严重剥削社会，主要表现在政界、宗教界对所有劳动者，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上，虽然其也属于特殊类型的脑力劳动者。而欧美属较温和剥削，但其剥削程度也随着富人的特权而逐渐加深，而且相当一部分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实际上也处于剥削的地位，而这是由其国内外同等劳动收入不平衡所造成。
政策一天一个样说明其政府专制、无能又低效，只能通过不断改变政策来达到他们约束社会发展、省心一些的目的，而这种随心所欲的做法又不能受到约束，导致的结果是矛盾的不断积累。
中国现在越来越成为有钱和有权人的乐园，就象世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一样。而这种快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制和威胁，而且也是注定不会长久的。而政权下所领导的政府难辞其咎。就象每个城市现在都在搞的房地产和为汽车提供便利却忽视其他交通工具的交通政策等，只因为其暴利和对政府有利就忽略其能耗高、污染重的特点，最终会导致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而政权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是要慢慢来，慢慢改，全然不顾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的现实，也不象他们在处理对这个政权和政府有利的事务时那样迅速而“有魄力”，这只能说明其不想改，只做对自己有利而不顾大众与地球环境的短视行为。
现在的政权政府犹如欧洲中世纪的政权政府，现在的国人也如欧洲中世纪的国民，只不过一个是听政府，一个是听从教会而已。愚昧又顺从，唯政府是瞻。对于政权想要打倒的人，就会群起而攻之，连奴隶都算不上，而完全是一副奴才相。而在一些宗教实际控制区，则完全象欧洲中世纪，听从教会和宗教领袖的指令。
人类要知道的是，唯心性只有在神那个层面才会存在，人这个层次只存在唯物性，即物质先于意识而客观存在。而且即使存在着神，那么神也因为是客观存在而变成唯物的了，即先有神的存在而后才有意识的存在，那么依然是唯物性的，唯心就只存在于神人之交即造物的那个层面。人是唯物的，就只能按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来办事，而不能自己想到什么、制定出什么政策就自以为是合乎正确而要求别人坚决贯彻，这是绝对唯心的做法。所以共产主义是唯物的，而共产党却是唯心的。只有将想法放到实践中被证明正确和真正有效的才符合唯物性观念。
其实中共贯彻的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的一贯政策，即穷是道德高尚的表现，穷是安分守己。
相对来讲，中国重原料而轻人工，美国重人工而轻原料，都是比较极端的表现，而这与不正常的国际贸易和国间经济差异与经济政策有关。
对知识分子实行低工资政策是脑力统治者对脑力劳动者的剥削，其目的还是为了稳定，在将知识分子变成犬儒文人的同时却是整个民族素质的低下，所以中国注定是在世界上出不了头的。
所有理论都只是对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一种角度的解释，并只带一种叙述形式。这种解释个人认为不可能穷尽对世界认识的方方面面，更不应该成为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当然有的理论也许会更先进一些，对世界运行的把握更准确更全面一些。重要的是学习和认识多种解释，从中去伪存真，并在适合的时机运用不同的理论策略，当然最好从中生产新的更包容和先进的理论，而不是去形而上地采用一种理论，这也算是某种唯心的倾向。
中共纪委的“调查”很象红色高棉所做的，或者说红色高棉正是借用了中共这种特殊的刑讯逼供的模式并将其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二者同样是对人性的践踏，对法制的蔑视，以为自己可以有高于法律和公正的存在，可以为所欲为，结果不可避免地成为专制和暴政的工具而被使用着。这其实是某些人类还处在野蛮期的一种见证。
民主较易带来公平和多渠道信息，但不总是这样，而且其最终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保守性的，因为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往往是倾向于安于现状的。专制则相反，较易带来改变和高效，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几乎所有人都诟病这种制度的原因。如何协调好这两种政治行为方式是一个比较难解决但又十分重要的课题，应各有其适用范围和时间段，而是否采用和如何采用都取决于一个标准，那就是社会能得到平衡的也就是公正的发展。
任何社会都并不反对无私地帮助他人式的善，但只有正常的社会是以公正地对待所有人为基础的，过于强调善而不去试图惩治恶的社会只是一个理想的或者伪善的社会。
现在中国的问题不在唯物，而在唯心，不实事求是，不搞调查真相，即使调查最后出台的政策也是唯权和唯财是用，也只有在这一点上才表现得很“唯物”。总之，中国是将唯物与唯心的负面因素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不公正、健康发展的社会，无论在其发展期、繁荣期还是衰退期，其越到下层，受基本的动物性规律，即弱肉强食规律的影响越显著。当然其中有一些人因为教化的作用而自发地严格遵守传统教义或道德，但这并非自觉，因为他们并不懂得为何要遵守这些规定，所以就显得很盲目，而且为了追求所谓的原始性和纯正性，会更倾向于他们所遵守的道德或教义最原初的规范，这也是原教旨主义在底层存在的群众基础。而受弱肉强食规律控制的人则表现得很直接、很暴力，比较突出的就如黑社会的种种。在这种社会的上、中层，这种动物性规律则越来越由表现在外在而转为内在，即出现勾心斗角、隐瞒和欺骗等等。总之，不正常的社会在运行中，其中的人越来越倾向用动物界的那一套模式去理解和对待他人，于是他人也必然成为了地狱。
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是农业社会式，即领导者或领导小团体自己提出想法和对策，被领导者只有遵照执行的义务；也可以是工业社会式，即领导者在广泛听取意见和可能的解决方法后，在其中选择他们所满意的方案，被领导者有一定的参与，但没有最终决定权；还可以是信息社会式，即社会中所有成员自由提出见解和想法，然后经充分讨论后一起来决定或选择满意的方案组合。其对应的整合社会的形式分别为封建制或宗法制等、资本制和社会制，对应的社会管理形式则为暴政或绝对专制式、半专制式和民主制式。最后一种形式看似比较困难和低效，但实际上处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参与意识、热情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以公正为社会普遍准则之后，很快也很容易会达成共识，当然这需要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才可以实现。当前专制虽然是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必须的，但这实际上对领导者的要求很高，即要先达到信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标准，而不是象现在的执政者们这样自私又无能，还喜欢各种条条框框去框别人和自己。
当两个相爱的人建立家庭以后，会因为朝夕相处而变得习惯对方，即“成为家人”，而爱情中的激情部分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么消失，要么会深化，这全看双方的素养和修为。但既然是家人，就比较容易缺少激情因素，这样外遇就很可以发生。所以改变目前一夫一妻的单一家庭存在模式也许是应当的，去尝试各种家庭存在方式。
许多人将别人惧怕的感觉当成尊敬，因此他们实际上连尊重也没有得到。
霸凌的存在绝对是欧美教育制度的缺失，成人们以为孩子们的世界就要象动物界一样绝对自由，让基本的竞争规律在他们中间起作用。且不说他们每每带着孩子去参加宗教仪式以及每天传递给孩子欧美地区所特有的文化信息，成人这样做只会让孩子们以为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存在，而在内心中只有对强权的渴望、对专制的服从和对竞争的曲解，而根本没有法律即公正的存在，这不仅对被欺凌者带来身心伤害，而且对欺凌者也会在他们踏入社会中时遇到大麻烦，往往不顾及他人感受，一切倾向用暴力解决问题，会因此而经历一个被他人从内心惧怕进而排斥的过程，所以在学校里经常欺负别人的人在真正进入社会后要么无所作为成为失败者，要么成为一些比较另类的成功者，如暴力型体育甚至是黑社会，而一些有头脑的欺凌者在走向成功时也往往会出现违反公正和法律行为，进而侵害到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而东方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式教育则过于强调道德，而不是公正，制造出来的往往是些庸庸碌碌又谨小慎微的对权贵服从者，使社会稳定得如一潭死水而不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保守并不是发展所需要的。
在中国没有人会勇于承担责任，因为人们并不会认为这是高风亮节，而会真的认为事情是由你而起。当然每个地方都有问责制度，只是在中国与太多的因素挂钩而显得很诡异。
在中国做一个正常的人都很难，因为不断会有人来挑刺。如果想过真的自我生活，就会有一大堆真的假的传统道德卫士来以各种方式诋毁，以达到他们背后的目的，甚至只是消灭异己，或者让自己顺气。而如果严格按照传统规定来，又会被说成是道貌岸然、伪君子。总之，在传统儒家道德的统治，人无论表现本真还是严谨恪守都会被挑错，这在于传统儒家道德本身与真正的道德和法律之间有相当大的冲突，就象伊斯兰与基督教社会道德所表现的那样。而基督教采取的改变教义来适应新的社会和新的发展，而儒家和伊斯兰社会则是顽固坚持，不懂得变通，这在社会开始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追求恋爱自由以及其他自由的旅程上，基督徒已经走在前面，而犹太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徒在其后，儒家信徒、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仍在艰难跋涉中。不过由于儒家和印度教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比较柔性，所以对社会发展的拖后腿效应不如伊斯兰教那样大。但这也有了副作用，就是后一辈人在反抗前一辈的爱情干涉时会有一种无力感，从而使社会在表面上的和谐中继续维持其传统的运行方式。而非洲等地区的原始宗教处于最落后的位置，这当然是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应，但也与宗教或信仰本身的一些特性相适合。
神不需要愚蠢的盲从信徒，如果是这样，进化到动物就可以了。人之心智在于去感受，进而去思考，进而去相信神之创造以及神之规律，即真理。对于相信神的人来说，并不是由任何人类包括先知、导师说出来的就是真理，而是对神所创造的世界本身的认识，只不过先知和导师们从这个世界中比常人认识得更多一些而传达给普通人，当然也就不排除认识、传达和理解过程中的疏漏、曲解、误解等等，所以需要去不断地认识。虽然人类的认识相对于神力（自然力）来讲实在有限而可笑，但正是如此人才能不断去接近神，就象一个婴儿在不断成长中一样。只是要注意的是不要滥用这种认识神力或者说自然力的能力而走向自我毁灭，这里待人和做事公正是对人认识能力的必要的约束。
竞争本身是一个很伤人伤感情的字眼，不管是良性竞争还是恶性竞争，特别是其与名利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公正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但对于竞争本身，也许只能等人类认为兴趣比名利更为重要的时候，才会保留其中的积极成分，如奋斗、进步等，而消除其中的消极成分，但这要社会中普遍取得温饱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保证每个人的温饱是十分重要的，而这又与控制人口、分配公正等等相联系。
通常一个人成为恶魔，其社会关系特别是近亲、朋友和信仰领袖的作用十分重要，所以当处罚恶魔时，其相关人也要受到处罚，除非他们能证明其思想和危害正常社会的行为与他们无关。
当前激进的教徒实际上都已经在违反其各自的教义，即是其信仰的亵渎者，应按背叛者处理。
马克思在他的论述中只有对剥削和压迫的严厉谴责，而并没有禁止个人致富的论语，个人富裕与集体和社会普遍富裕并不矛盾，甚至是实现后者所必须的途径。所谓均贫富的思想只不过是农民阶级落后观念的一种体现，不分青红皂白地均贫富只会带来普遍贫困的后果，而不公正的贫富不均所带来的恶劣后果更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文明的标杆已经进入过度发展时期，其突出表现在金钱至上，一切都可以或者用金钱衡量，对所谓的知识产权，实际却是资本家们的利益过度保护，反而严重损害了人类知识的传播，进而影响到人类知识本身，以及更重要的，自由。
对于不涉及到公正方面的信息有三种处理方式：封建制或宗法制农业社会是将一切信息尽可能隐藏，只允许透露他们认为无关紧要或者对自身统治有利的信息，从而获得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利益；资本主义制工业社会是公开各种信息，但有钱才能去买到，以此来获得经济上的最大收益，当然对于涉及自身切身利益的所谓机密仍是保密，而且对泄密者的处罚和农业社会一样严厉；共产主义制信息和自动化社会则将一切涉及到公正的信息公开，并且免费获得，看重的是信息对人类整体素质的提升。而从道理上讲，所谓独家信息来源的各种作品，包括学术著作、新闻等等，都是可质疑的，因为在其公开所有相关信息之前，别人无法验证其论据或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也就无法对其作出评判，这样就会产生为了取得实际利益而造假的可能。当然信息的获取和流通都要以不违反公正的原则下进行，而且需要一个真正公正公开的文明社会环境，这样信息在不断传递过程中才会产生尽量少的损失和歪曲。
对于不想在封闭中落后的地区来说，允许移民是上策。但移民的来源不能单一化，否则就会出现象西欧那种严重的文化冲突和对立。因为众多的文化存在于一地，之间会出现各种反应，这样会减轻只有少数文化存在时冲突的尖锐性。
沉默权是当代西方法学界所普遍认同的审讯中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但与人性常情不合。如果不是自己做的，自然会极力申辩。如果是自己做的，也会极力申辩和辩解。只不过两种申辩中一真一假而已。法律要的是公正，而沉默权却往往给真正的罪犯钻了空子，或者说是当初制定这条法规的人所故意留下来的空子。因为自己知道的可以不说，反而要并不了解实情或者了解了但不能讲出实情的律师代为说话，这不是很悖违常理的吗？当然这是与西方资产阶级保护其利益相通的。所以沉默权在一个公正而透明的法律框架和社会环境中是不存在的，而在专制甚至是暴政的法律和社会体系中则是属于个人对不公制度保持藐视的权利，所以在目前沉默权还是应当存在的，除非人类法律和社会系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
应该自动和免费公开的信息有：所有非原创作品和信息，使用社会或公益经费取得的成果以及个人或组织自愿公开的成果。在现阶段还有使用商业经费取得的成果，应由出资方与创作者共同决定是否公开，当然其中任何一方可自行公开，但要公正地偿付另一方的付出，而且在取得预期收益后即要公开其信息而不能借此取得巨额剩余价值，因为这些专利也是建立在其他知识基础之上而非凭空创造出来的，其收益也不能由投资者独享。至于个人原创则由个人凭主观意愿决定是否公开，不公开即可以相当于这项知识根本没存在过。无论商业还是个人原创性信息，但凡有其他人没有得到先创者帮助而独立创造出相同或相似信息并愿意公开时，先创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阻拦或限制，因为发现或发明都是基于普遍而相同的客观规律和原理，即发明和发现虽然带有个体性，但其依从原理、方法等则有共性，虽然发现和发明有先后，但在原理和效果上是相同或相似的，就不能以先来后到进行歧视性限制。而对于信息的传播自由，农业社会是尽量阻止和限制，以使小部分人获得非公正即非法利益。工业社会则可花钱购买，并用专利法等进行保障，实行有限度阻碍，以使发明发现者受益，用个体得利来保证社会得益，但有时会过犹不及。信息社会则是完全公开，以实现社会受益的最大化。施瓦茨的自杀日可以看作是信息分享自由的受难日。正如伽利略受天主教会的迫害可看作是科学的受难日一样。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不能歪曲生活。
儒家的高明之处，也是险恶之处在于，不象其他宗教那样明确宣称自己是一类信仰，而是将自身标榜为“天地之大义”，是自古以来并将永存下去的整个人类真理，而不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区、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人类理论中之一特例，从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身陷其中，感觉无力挣脱。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这使其政权建立起来会很稳定，而乱起来也要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由乱到治再到乱的道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套宗法性质的统治体系。这套体系从思想上为维护稳定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在实际运行中则不断地在破坏着稳定，其中又以统治者所起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性和破坏力。王朝之初，一切都刚从破坏的残骸中恢复起来，统治者也倾向于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其专制本身的缺陷无法克服，各种矛盾也重新开始萌芽。由于中国之大，使这些矛盾发展得很缓慢，影响范围也有限，这使傲慢的统治者往往出于侥幸心理和维护自身利益考虑而听之由之，任其发展，直到王朝后期，各种矛盾积重难返，统治者又多是受到传统教育浸淫，思想保守又缺乏创造性，还固执于维护自身利益不受损的腐儒，最终使治世进入到乱世。又由于中国之大，这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各种由乱而生的势力互相整合吞并，才会逐渐由实力发展最为强盛的一股独占或几股势力瓜分，从而又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与欧洲治世与乱世都很短不同，当然带来的结果也更巨大，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方面。这中间，统治者的责任最大。
不同文化之间，特别是差异较大的不同文化刚接触时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冲突，这是由于对同一件事物由于其不同文化背景下，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以及表达不同，所以在对方文化中产生的心理反应等也不相同。这就需要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尊重和谅解。一家人生活在一起都有产生矛盾的时候，何况是不同的文化人群之间，这也是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旅行可以，但不能长住的原因。其中又以较先进或占优势的文化人群职责更为重大，处理不当就会引起非优势文化或亚文化群体的不满而导致冲突发生。但这也只是文化上的冲突，而非人性的差异，许多宣传以文化代替人性，以文化差异来否定普遍人性，或者以普遍人性来为自己的文化压迫和扩张张目，都是别有用心的体现。
孔丘在获得权力之后，杀害竞争对手，开创了儒家罢黜百家，也就是禁止言论自由的先例；他又杀害齐王的乐伎，既体现不出“仁”，也体现不出“礼”，这与义也不相关，倒是很形象地表现出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却处处违犯的真实嘴脸。儒家用表面上的和谐礼制来掩盖人与人之间实际的紧张关系，既使一部分有才能而守传统的人无法发挥甚至活出自我，又使另一部分有能力而有野心不守规矩的人窃得实际利益，这是违犯天地的最大的不和谐。所以孔丘并不是什么圣人，而是中国古今第一罪人和大盗。如果说一般的大盗只是非法取得财物，他则盗取人们的信仰、表达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破坏无数人的幸福，制造无数人间悲剧，引起数代人的争斗，这是真正的乱臣贼子所能做到的事，其破坏力和影响力是空前的。
中国货之所以便宜，大家都认为是其使用大量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但同样是剥削，中国式的剥削还有自己的特点。除了原材料等的垄断性定价以外，剥削最狠的即是对劳动力的剥削，而且这种剥削与欧美的资本家式剥削还不同。欧美资本家虽然也是世界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力，但是这种廉价只是与劳动力报酬相对较高的地区而言，而与当地普遍低廉的生活水平相比是持平甚至为了吸引劳动力而略高，这种资金流入对于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是有利的。而中国的统治者往往打着一些光明正大的旗号，公然以低于当地劳动力价格水平的工资来强迫人们劳动，这就使当地的生活水平总是无法提升，实际上对地区发展是有害的。但是由于统治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牢牢控制企业和地区经济命脉，这使其国内的人们对较高报酬选择的自由度很小，加上农业社会式的户口制度所导致的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而不得不在本地接受这种真正是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或者集中到发达地区去，因为那里外资较多，相对中国其他不开化地区报酬相对更为公平，但仍受到当前政权的政策控制、户口限制以及腐败等其他问题的制约。因此中国式剥削是消极的，只能更加降低国内各地的生活水平及加大阶级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进而影响到消费，使本来不高的国内消费更加萎缩，进而影响到生产以及社会等各个领域。这些中国人还妄想将这种原始资本积累式的剥削方式扩展到国外，由于国外的国情也即地区文化和开放程度已经与世界原始资本主义时期不同而受到抵制，只能以国内劳务派出的形式将国内剥削制度延伸到国外。这种剥削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会呈现出非常严重的后果。欧美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也实行过同样的政策，但在今天全世界都进入到更高阶段时，中国仍使用这种剥削制度就实在显得落后。
虽然同为暴政，中共政权在公正程度上还不如纳粹甚至伊斯兰教政权。纳粹在德意志人中所实行的全民福利制度是当时欧美所羡慕的，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的廉洁与操守也为当时德意志平民所称颂，只是这些好的方面被对犹太人的暴行所掩盖了。而伊斯兰教政权虽然有各种各样带有浓厚中世纪色彩的清规戒律，但对遵守的人实行的是宗教内部的互助制度，这对提高内部凝聚力和认同感是有效的。而中共在初期也实行过类似的制度，如官兵待遇一致、大锅饭等等，但这种时不时受到党内特权冲击也实质上并不公正的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实际上被彻底抛弃，虽然还在立着贞节牌坊的名义下实施着对真正有贡献的人的剥削。现在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已经积重难返。
一个对所有人都比较有利有益的社会，也即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建立起来很难。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会存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而且调众口也是很困难的任务，而最严重的阻力来自于人性恶的一面。公正就是不损害别人的合理利益，而这更多的是那些有能力的人的责任，要求他们无所顾忌的利己行为得到适当的收敛。而这些人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考虑，在道德感不强的能人那里，并不会自愿套上这件在他们看来是枷锁一样的东西。更何况公正的社会都是脱胎于不公正的社会，这使那些习惯了在不公正得到自私满足的人更不愿意交出自己的特权。因此，建立的方式就只有自下而上式的夺权，统治者的内讧，以及外来解放等几种形式，象台湾蒋经国这种自动让权的形式太少。这些都需要武力的支持，所以不公正社会中的统治者都是极其看重加强自身武力而尽力解除别人的武装，并通过对外来侵略的恐吓性渲染和宣传民族国家以及丑化国外势力等来切断统治下的人民与国外的正常联系。
虽然科技进步大体上是带来整个人类进化和历史进步，因为这属于生产力层次和水平级的提高，但是由于人类本身人性向自由和自私的两极化倾向，使专制和民主倾向都越来越绝对化了，其产生的后果也越来越显著和严重。对比青铜时代的民主（希腊）、专制（波斯）体制和工业时代的更近于民主（西北欧）、中间（美国）和极权专制（纳粹和共产党）体制所造成的后果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但在农业社会则全世界都似乎普遍笼罩在专制制度的阴影之下，这反而是由小农和个体经济本身所决定了的。所以科技只是提供了一种进步的可能，但也有向另一个极端即专制加强的方向发展，这取决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人群其自身的认知水平和努力方向，以及民主与专制的角力程度。如果一群人中的大多数思想水平不高，又懒于进行独立思考与学习，对生活安逸的追求远胜过对自由独立的渴望，那么民主制度的建立在这样的人群中是无望的。当然采取民主制度与否与建立公正型社会没有必然联系，但是更民主的制度更有机会，也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而是否属发展型社会更与是否民主或专制无关，只是更民主、国民素质更高的社会更有可能有利于发展，而建立公正型的发展社会才是进入文明时期的人类应孜孜以求的带终极性质的目标。
目前在中东地区正在上演的惨剧，可以说基本上是美国这个邪恶轴心起的恶劣结果。解放是必须的，但要长久处在暴政淫威下的人们从野蛮状态一下子进入到文明状态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其间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是必须的。而美国总是在解决掉一个暴政政权后就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包括那些对公正、民主甚至是温和专制都有害的行为。美国人只会打仗，而且是和一些已经因为暴政而没落的政权打仗，对于战后重建从来都不关心，也没有精心的规划，或者只是按美国的意愿来强行推动，这对野蛮人的进步力量实际上是有害的。美国政权是世界和平与公正的害群之马并不为过。
只要不违反公正的原则，即不影响到他人和社会的合理运行，每个人的信仰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而不管其信徒多寡，有多不可理喻。但这些信仰必须是和平式的，因为非和平的方式，哪怕是焚烧和自残等，都会对环境和个人身心带来损害。而如果以信仰的名义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必须以法律和公正的名义予以严惩，因为即使是那些由于宗教或政治迫害而引发的暴力行为，也应寻找到真正源头和责任者并给予相应公正的惩罚，而不是拿无辜者开刀，即不能以不公正的方式和手段去对抗不公正，否则这就变成了血亲复仇一样不可理喻的事了。而这只有在一个奉公正为首要地位的社会中才可能实现。
美国人之野蛮不仅体现在对内，如学校和社会上的霸凌无处不在，和对外，这个也不必说，还体现在对动物的虐待上。中国人虐待动物很多时候是为了节约成本，德国人杀猪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和井然有序则让人联想到纳粹集中营里的杀人流水作业，美国的农场里则纯粹是为了虐待，或者只是因为动物没有象人那样理解和听从他们的指令。这种随心所欲体现出美国人的性格，当然从正面来说使其富有创造性，勇闯敢干，从负面来说则是充满侵略性。
一般来说，在同时同地通过竞争性过程而不是通过世袭、钦定等等非竞争方式上台的统治者，由于其职业素养要求，其知识储备和综合能力等要比被统治者高。但是由于其受所处阶级地位等等的制约，又使其不能公正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与自己同一阶层或者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往往获得更多的权利和利益。而权力和特权等利益要素的非竞争方式传递更使由这些不公正所引发的矛盾得以积累，至社会不能再耐受时得到爆发而重新洗牌。新的统治者，不管是从原来的被统治者上升还是原统治集团内部取代而来的，如果不以公正对待新的被统治者，历史就会继续这种模式演进。因此，将阶级矛盾归于统治者的愚蠢是不合适的，被统治者中存在的道德感也并不比统治者中存在的为多，只不过其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而更倾向于公正而已，而这种对公正的追求倾向是由其利益受损所造成，而非出自其所谓的博大胸怀或者阶级感情之类，所以仍会经常看到同阶级的成员里自私自利的现象。当然如果人类能普遍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上升到公正的程度，那么世界将会安然下来。
不是出于公正的目的，为了某种利益而挑起双方争执甚至是争斗的可以称得上是小人。
所有的先哲和先知都是在其所处的具体时代和空间内生活和传播思想，其著作中记录的内容和举例也只能是那个时代和那个地区所流行的事物。如佛经、圣经、古兰经和论语，甚至是资本论中都没有火箭和网络的记载。这些著作中有当时当地的法律和道德伦理的要求，却没有体现和记录别的地方如美洲印地安人对世界和人类道德的看法和主张。所以这些关于人类道德的说教著作就只能在阅读体会其精神，而不是拘泥于文字和具体规定，后者是死读书的表现，不仅说明其无知而且在交往中有害，那是野蛮人对经典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正如此前所有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就其精神来讲，佛经体现的善与忍让；圣经体现的爱，也有宽恕的内容，但这部分内容被其所宣扬的世纪初犹太人道德伦理冲淡；古兰经是互助与公正，但是其中都是中世纪阿拉伯人式的基于部落内部的互助与公正；儒家是伦理道德和有序，但其有序是建立在先秦华夏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长幼有序上；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关于生产力和阶级的学说，离我们所处的时代最近，也最为科学，但仍被19世纪欧洲社会状态所限制。因此，所有关于人类认知的经典都是站在著写者本人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环境中形成的，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地区的局限性，而能表现出长期有效甚至不朽的是体现于其字里行间的精神。野蛮人和低能儿只能看到什么而遵守什么，却无法从中真正受益。他们可以因为经典中没有出现和规定的部分新事物按照自己的理解而受益，却又在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维护经典中过时的教条去阻碍另一些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对人类和整个地球的进步造成严重损害，所以他们只适合旧的时代而无法进入到新的全球文明时代。
经历过这么多战争的洗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依然和几十年前一样又笨又蠢。他们并不知道所要对抗的对方的弱点，不知道对方害怕什么、珍视什么，而只愿从西方人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或者纵容，或者杀戮。就象数十年前在支持中国内战时一样，他们只提供武器，天真地以为只要有了先进武器武装，就会不出兵而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实际上是他们失败了。而现在他们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继续延续这种脑残的做法，或者因为这些地区软弱无力又腐败透顶的军阀和统治者所领导的旧式散漫军队不懂得先进武器的使用而浪费军事资源，或者就等于直接送给了那些因为有信仰而更加坚强也更加邪恶的对手，增加他们的力量。加上中俄两大军火流氓商人，使这些地区获得真正的稳定遥遥无期。要知道，武器与人是相匹配的，先进的武器也只有在更具有现代意识和技能或者有信仰的人那里才会发挥出其应有的威力。而这都源于欧美人对武器的崇拜，认为只要武器先进就能占据上风，以及对自己文化的盲目自大，不屑于了解和理解其他文化。往往在前期通过本国人作战而迅速取得理想战果，却因为支持了没有信仰又腐朽没落的落后势力，又不尊重他种文化，而在后期陷入异种文化冲突和反抗的汪洋大海而狼狈退出，最终留下一个原生态的社会，让当地人去弱肉强食，强者为王，开始新一轮的独裁和专制统治，与自己原初的理想相对比是更加彻底的失败。
一个有着正常人类思维和情感的人，对于暴政和暴行都会有天然的厌恶，这种情感在有神论中可以说是神赋予的，在无神论中则是人进化到高等生命形式、受到同情、同感等更高级情感所支配而产生。所以在生产和生活更高、受到较为良好教育的地区，这种情感就更为普遍。正因为此，纳粹很少将集中营设置在德国本土人口稠密或者西欧地区，而是多设置在经济文化均相对较低的中东欧地区，而且偷偷摸摸和欺骗地进行。而经济文化水平不高的地区，则容易出现集体性癔症或者说环境性精神失常而参与杀戮和迫害，如二战中中东欧人对犹太人、乌干达大屠杀中的胡图族以及文革中的中国人等等。这种集体性犯罪如果不在出现苗头时坚决加以制止的话，就会产生全民暴政式的严重后果。
如果说美军由于军事行动而造成非战斗人员伤亡还有一些理由的话，那么伊斯兰武装对没有任何武器的信仰不同平民的屠杀就是赤裸裸的暴行了。虽然有些伊斯兰教徒会哼哼这些极端份子并不代表所有的穆斯林，但是毕竟这些人是打着护教的旗号，就象我们将屠杀犹太人归于整个纳粹甚至是整个德国人一样，即使纳粹和德国人中很多并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当然德国人接受了这一原罪式的谴责，证明他们是文明和懂得反省的民族，与那些极力辩白的伊斯兰教徒有着天壤之别。这些伊斯兰暴徒与十字军东征时的天主教徒是一样的货色，虽然也许这些暴徒认为他们更纯净，但实际上却更为肮脏，因为这是发生在21世纪文明时代的纳粹行径。这也说明，一种信仰如果能引发其信徒产生不公正的暴力等行为，就说明这种信仰的教义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和漏洞，才会使其中的极端主义者有机可乘，当作滥用暴力的理由，因此这种教义必需要进行改良和修正。因为只要一种信仰形成，由于信众特质的各方面都不同，肯定会有用比较偏激的方式来表现信仰坚定的人，而且这种偏激往往会敏感地查找到这种信仰本身的漏洞或缺陷而将其无限扩大，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
当前影响世界的思想偏激又感情上脆弱不堪的三大观：伊斯兰教徒的宗教观、中韩的民族观和欧洲人的人性观。这说明人类拘泥于历史和抱残守缺的能力是很强的。
历史上的暴政和专制统治者都处于信息获得与处理的两难境地：出于人类本能与统治的需要，使他们需要人们讲真话等，使真实的信息传递没有阻碍，但又因为害怕真相大白危及到其统治而使用包括思想钳制、禁言、收买、独占专利、建立水军等等各种方式来为信息传递制造阻碍。比如中国现政权提出的“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就是这种两难境地的真实写照。这实际上是来自于这种政体本身因为不具有合理和合法性而又必须为了少数人利益维护而产生的，虽然体现着统治者因为时代进步而不得不作出的让步，但仍是阻碍人类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最大障碍。
不管是物种还是文化等等，呈现多样式的地区都比较充满活力，而不管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如果其中之一有暴力或者强迫其他的行为，就会很快引起争端甚至战争。非洲在人种、中东地区在文化和信仰方面、美国在文化背景方面都是如此，而较能体现出多种和谐共存方面的是美国，虽然这也是经过历史上多次反复和惨痛教训的结果。同质性较高地区则比较死气沉沉，但在其内部推行其认为有益和有用的意识形态或行为方式则受到阻力会小很多。如中国儒家文化和德国文化等等即是如此。
多样性在文化等方面体现是有利和有益的，但在某些更具物理特性的领域如科学等领域，其中一些多样性会带来混乱和麻烦，如测量单位不统一就会出现换算困难等。所以在定标准时，一定要注意区分哪些是对统一性要求较高的硬性标准，哪些不是，以便能区别对待。
所谓的边疆问题实际上都是伪问题。由于当前政权国家（美其名曰民族国家）造成地球上人为政治分裂，国境线的存在又人为制造出政治中心与边疆地区，由于政权本身的利益驱使也很容易使各政权之间对立，造成边境地区的敌对和紧张，这就使许多本来经济、文化很发达的地区由于成为人为的边疆而衰落。如果人员、物资、信息等在地球上流动畅达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边疆问题实际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
不承认基本人权的说人话生物，人人可以得而诛之、得而使之，因为其立场表明其已放弃包括生存权在内的其原应享有的一切人权。
有些人因为别人特别是同群体内部的人曝光了其团体内的黑暗面，或者做了对团体不利却符合公正的事，就去指责曝料者“不爱国”、“不爱党”、“不爱家”之类，大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架势。他们不去指责真正的丑恶和错误的一方，却去指责正义的一方，说明他们内心公正的天平已经倾斜，只为了小团体现时的利益而不惜破坏公众的利益。这不仅从长远来看对组织发展很不利，而且也从根本有害于各方。这在中国人中十分常见，而常见的形式就是各个团体内部对异己的打压和不公正现象的内部消化，又以“爱国”为口号的居多。其实这些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什么是政权，什么是民族，只是窃居国家政权的统治者号召，他们就人云亦云，这些人中间除了统治者真正的爪牙之外，就只剩下些奴才而已，总之都是心智不正常的动物。
有些自由如果泛滥起来，也会带来社会性的危害。如一个人不锻炼，危害的只是一个人的健康，而如果一群人甚至一个国家、整个人类大多数人都这样，那么危害的就是整个人类的未来。当然这些表面上是自由选择、实际上是人性阴暗面体现的行为只是占到自由的一小部分，不能以此做论据而去侵害别人的正当自由。
政府，或者说占据政府的那些人，在实施一项政策后，必须承担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并承负起相应的责任。因为下层在响应政策后，很有可能要丧失相应的一部分利益，这就需要政府给予补偿，否则一个失信的政府，其响应号召的下层人数会越来越少，其公信力也越来越弱。政府政策就如同法律中的要约，虽然表面上看没有向特定的人提出和签定合同，但在提出时已经是在提出一项要约，只要民众中有人响应，即视为履行，而政府也就应负起相应的责任，而不管它在政策中规没规定这种责任，因为无论怎样，这种责任都是客观存在并符合公正要求的。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以，但问题是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去反。如果站在农业专制社会的立场，就会人为地限制人类进化中越来越扩大也应真正享有的自由，这只会激起矛盾、不稳定和反抗，就象在许多家庭中上演的子女对父母专制干涉的反抗；如果真正从信息社会的自由角度去反观工业社会中所谓的自由，而去反对其中自私自利的一面，则是正当和可行的。而从当前中共政权来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是处于农业社会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实施的对人自由权利的干涉和践踏，就象借反腐败去打击异己势力一样，这与之前的历代所谓封建王朝没什么区别。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通过物质，特别是金钱激励来促使人类中每个个体才能与能量的最大发挥，但同时也使人自我本性中的自私那一面也达到极力扩张至极致，这便是资本主义来到世间的原罪。而封建制和宗法制等农业社会制度则通过各种繁文缛节和信仰禁忌等来限制人的自我本性中自私的一面，但同时也限制了人的自由那一方面本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创造性，这是农业社会的原罪。这些有缺陷的社会制度都会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损害。
现在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仍然延续的是以前的帝王将相史，权贵处于历史的中央，永远伟光正，而人民大众则处在边缘，只是被恩泽的对象。
不管是什么社会，什么主义，只要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改变，那么其生产关系和阶级本质都是相同的。如不管是封建制还是宗法制还是伊斯兰教制等其他表现形式的农业社会，其主要的阶级划分和矛盾仍是在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中展开，而资本主义制工业社会以及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工农业混合型社会，则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展开。故而阶级是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对应，而不是以何种统治形式或名称为转移。简言之，在仍存在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即阶级社会中，以生产关系为主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围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展开的。除非这种关系转变成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否则社会仍是阶级社会，这并不是以声称和宣传等转移的。
暴政和非公正的专制社会往往是内部平衡的，也往往是由外来压力所打破。虽然由于暴政和非公正专制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使剥削越来越严重，压迫也会越来越严酷，但由于其制度天然具有内敛和封闭性，因为这对于专制统治者是有利的，即使身处下层的被统治者起来反抗成功，也由于其身处一个较为封闭的和落后的社会环境中，而不懂得如何改进制度，使自身变成新的统治者，其制度也重新又走上历史循环的老路。只有外来的促进，特别是思想和武力，会使处于封闭的沉睡状态中的社会感受到压力，从而开始认真地学习和进步。古希腊罗马思想对中世纪欧洲、欧洲扩张战争对亚非拉帝制国家，甚至近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美军消灭伊拉克和利比亚独裁政权等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无论如何，暴政和非公正专制本身并不值得颂扬和保卫，不管是不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名义，因为国家政权本身并不能违反基本的人权，这在之前是阐述过的。
与人为善必须建立在公正，即互不损人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对恶人恶行纵容的基础上。因为善是更高形式的要求，即是在满足了不损人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否则对恶人的善行就是对受害者的恶行，也就是纵恶，这并不符合人类公正性原则。
真心帮助别人的善人是不求回报的，虽然他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当然也希望象自己帮助别人那样受到无私的帮助，但这些需要并不过分，也不是强迫。而小人帮助别人就是为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所以他们往往是只以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收益，甚至是在别人不需要帮助的时候也硬塞给别人他们所获得好处中的九牛一毛。而在别人发迹或者只要他们有需要，而不管这种需要公正不公正的时候，他们就是以之前的小恩小惠来要挟别人为他们卖命。对待这种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礼尚往来和礼到则止，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和不损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帮助，超出这样的范围就不应再提供帮助，因为那样将会连累自己，并往往成为小人的帮凶。而在公正的范围内真心而无私帮助别人的人则是真的美善。
对待真心帮助过自己的人，根据礼和义的精神，就应当在公正的范围内涌泉相报，而不管其是亲属还是陌生人。当然在儒家的教条中，其互相帮助的立足点是亲友之间的帮助，而这是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所体现出的互助形式，其弱点是将互相帮助狭义地定义在亲友范围内，不管亲友给没给过帮助，也不管其需要是不是公正而合理的，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农形式的互助，其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限定性，特点和弊端都十分明显。进入信息时代的帮助应该是社会型的，即每个人无私帮助其他人，并在需要时得到他人同样的无私帮助，而不是出于为自己的各种需要而去帮助别人。此外，这种帮助也应建立在政府所提供的健全的社会保障基础上，使人在年老、疾病等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是指望他人随机性的帮助，而是得到应得的社会救助，这样就较少产生麻烦别人的负疚感，更利于在帮助自己的人提出不公正要求的时候说不。所以健康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维护公正不可缺少的手段。
暴力理想主义并不是从普遍的地球人性角度出发去考虑和解决问题，而是将问题归结于另一群与他们显得不同的人身上，认为消灭对方、建立一个纯度很高的社会，那么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就会到来。而在建立这样一个由单一阶级或宗教或民族等等组成的他们的理想模式过程中，他们残酷而残忍地对待他们认为影响其社会纯度的假想敌对面，却在伤害和毁灭对方时，自己往往成为了他们口中所憎恨和厌恶的那种方式和那种人。欧洲人认为犹太人是贪婪、狡诈和自私的，却在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贪婪、狡诈和自私；中国的农民阶级和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认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阶级是社会罪恶的根源，却在驱逐和迫害他们认为是反动派的人之后变得更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化；伊斯兰教徒认为异教徒是他们建立真主唯一的理想天堂的障碍，却在叫着真主时做着真正违反人类根本准则和教义的事情，把一个本来就千疮百孔的社会彻底地狱化了。有信仰者要知道的是，人类的多样性，包括种族、文化、信仰等等的多样性都是神或者自然的安排，而要无知地、人为地通过伤害和消灭一部分人去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最终只能在地球上建成地狱。只有象科学家认识并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那样认识人类社会规律特别是普遍人性本身，人类才有可能从他们所认为所处的枷锁状态下解放出来，真正按照神或自然所真正指引的方向获得解放和幸福。
苹果公司是购买了xroxe的电脑可视化系统专利才开始开发自己的可视化系统，而微软更是直接窃取苹果的新想法而开发出windows系统，从而获得了以亿计的商业利润，而真正创造出这些的xroxe公司只得到了几万美元。由此可见，谁是真正在盗窃他人的创造成果和版权。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获利的不是有创造头脑的人，而是用这些头脑创意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利的人，这是商人，这只符合商业和资本主义利益，却并不符合鼓励创造和公正的社会原则。应该让真正的创新者获得相适当的报答，而不是那些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败坏社会交换基本原则的商人和金融界。
政府机关的行政性与官僚性是截然不同的两面。行政性是社会运行所必需的服务性行为，而官僚性则是不必需的统治性行为。官僚作风在于或者应该做的不去做，或者做不必要的而给社会上的其他人增添许多麻烦，如出台些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手段等等。而在专制型社会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往往存在于同一个行政体当中，就象专制体制中的官员往往集领导气质与官僚作派于一体一样。所以重要的是要甄别哪些是行政行为，哪些是官僚行为，而比较好的评判过程应该是全民参与其中，经论辩后得出政府应该具有的行政职能。
对于一种政策正当与否比较简单而有效的检验方式是让始作蛹者自己先享受政策所限定和所规定的方式的对待。想派军，先把自己或者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派出去，想实行国民差别政策，先把自己处到差别性歧视中去，这也比较符合公正的原则。当然，要按政策中所限定的来。
要反对暴政和非公正专制，重要的是擒王，即那些为首的和帮腔的，而不能对身处其中的人民同样处置。处于暴政和非公正专制下的人民已经受到严酷的对待，如果本身是公正的，就不应该再让这些人受到更大的伤害，也就会赢得人民的欢迎。当然，这不包括那些受到欺骗或者自愿拿起武器对抗解放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与暴政同流合污，而且在现实中是有害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度的把握。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工业社会中已经走火入魔，而这实际上是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因为创造发明发现已经变成可以买卖的利益输出，资本家不必是知识产权的创造者，但可以通过买卖取得专利的拥有和控制权，并从中获得利益。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刺激专利所涉及的那部分创造发明和发现，但对专利涉及不到的并没有促进作用。即使是专制所涉及到的部分，也会因为使其功利化而异化。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对娱乐作品、软件等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已经损害到人类知识共享、传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提高。实际上，在知识产权中，所有人对自己所创造作品以外的人类知识都不应有所有权，比如档案，所有者只是搜集和整理，而并非创造，象这一部分在付给其相应的劳动补偿后就应由整个人类免费享有，如果是用公用财富如课题经费等做出的，更应交付给整个人类而不是自己霸占取得利益，这实际属于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而纯粹是个人创造或发现的成果，如发明、著作等，这要看其个人意愿，毕竟个人如果不愿意公开，与这些发明、发现从来没存在过是等效的。但是，如果别人在独立未受帮助的情况下也发明或者发现了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先发明或发现者不应以知识产权为由将其独占。毕竟人类知识从总体来讲是时代发展和知识积累的产物，即使今天没发明或发现，明天也会实现，只不过是落到谁头上而已。公司企业不能因为购买而专享专利，因为知识不能用价格来衡量，公司利润不能建立在对知识独占基础上，知识的发明或发现者只会因此获得声望，而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为新知识所消耗的金钱应按其价值大小由全民对其进行合理补偿。由独占人类知识遗产而获得的衍生知识产权将不被承认，更不用说凭此获得利益，这不仅是因为知识独占不被允许，而且也是出于有造假可能的考虑。
人类数千年来的实践证明，用道德和良心来约束富人和权贵，使其履行公正的义务是行不通的，只有用法律等形式规定、用暴力等形式保障，才会迫使处于上层的这一小撮人就范，而这就是政府的义务。
人力资源特别是人的素质在产品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德国产，其次是日本和美国产，虽然高价，但也是高品质的象征，所以在全球受到追捧，而一些企业将生产线迁到欠发达地区，有时并不明智，因为同样的产品，由一个高素质的工人生产和由一个低素质的工人生产，其结果是不同的，这也是消费者日益重视产品产地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对于缩小全球的贫富差距是有益的，但这也只能证明全球原有的贫富差距过于巨大，以至使在一些地区投资办厂无论工钱怎么低都有人做，而且也是赚钱的。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使低质低价战略将越来越不起作用。可是要提高一个地区的人群整体素质，又与这个地区人的自由度、公共设施的完善等相配套，这在暴政和非公正专制环境下会使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如果统治者依然抱残守缺，就只能以社会动荡的形式表达出来。
除了那些有着比较健康的劳动观念的民族如德意志等，以及很少数的人以外，大多数人类都倾向于懒惰，将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视为做苦工，即使是轻体力的劳动。由此而来的是，往往那些比较官僚化的机构，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政府机关中，所有人都倾向于官僚化，即以最少的投入达到最多的产出。这并不符合公正的原则，从而使整个机构的运行变得缓慢而低效，使原有竞争力丧失。虽然这是在整个机构的所有层面都发现的，但由于上层具有决策权，所以承担这种官僚作风后果的往往是下层的工人或职员，他们因失去工作而与上层对立，并对整个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虽然决策一般是单个机构做出的，但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也由于这样的原因，企业经营应当受到整个社会的监控，特别是经营出现问题或者出现官僚作风的时候。但这种做法往往会让机构以独立经营为借口加以排斥，所以在除了努力提高生产力以外，人的观念转变也是很重要的，即有健康的劳动观念，将劳动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也许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阶段，体力和脑力劳动达到均衡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此外上层决策者也应象下层那样承担经营不善所带来的损失，不仅失掉工作，而且无法养活全家，而不是在亏损的时候自己仍有高额而稳定的收入，甚至收入还会增加，就象两个最主要的官僚作风盛行的国家，中国和美国所出现的那样。
所谓洗钱、洗黑钱都是指将不义之财，也就是不公正得来的钱换成表面上正当应得的财富，供自己和亲近的人享用。而当这些钱用于公益事业或其他正当的地方时，就不再是洗黑钱的行为，因为这些钱并没有用在自己和亲近人的身上，这和政府将违法所得没收，在赔偿受害人之后，用于公共事业建设是同样的道理。只是这种方式并不能减轻不正当行为的不正当性，因为其所造成的损害和伤害仍然存在。不能因为在这一方面投资于公益性就认为能减轻和降低另一方面的伤害程度。
每个人都应接受教育，这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义务。当然教育的内容应是符合真、善，而不应象现在一样要么伪善，要么真恶。这中间，女性的教育似乎更为重要。因为男性受教育往往导致的是个人的成功，而女性由于在抚养上往往与孩子相处时间较多，其影响也更显著，所以母亲和祖母往往会影响更多的人。虽然中国的家传式影响似乎在否定这一理论，但仍不可否认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相对于男性受到教育后的创造性，女性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受教育后的继承和传播，这对人类知识获得进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人认为神是仁慈的，因为他原谅世上生灵的一切过错包括罪恶。有的人认为神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对人类的苦难视而不见，又制造出很多灾难让人类忍受。只能说神就是神，它所做的一切有它的用意，而这用意用人的善恶观看来就有了区别。最重要的不在于讨论神的善与恶，而是在神，或者说自然，所规定的框架去生活、进化，认识它，利用它，而最终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无论是封建制、宗法制还是村委会制等等，都是农业社会中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而无论是私人资本制还是国有资本制等等，都是工业社会中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而且身处其中的各阶级并不是固定于某些人，而是随时都在转化，其标准只在于是谁掌握了生产资料，掌握了统治权。
欧美人总是在说自己在解救这个，解放那个，却在世界各地受到抵制，即使这些地方的人民是受蛊惑和操纵的，是野蛮人，但欧美人是否想过自己所谓的良好愿望是否正当，处理上是否正当，结果又如何呢？带领整个人类走向希望之路，并不是只凭自己的一厢情愿以及以己推人就能做到的。这与中苏所谓的共产主义在全球从接受到怀疑再到排斥的过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为了逃避正当的质疑，儒家总是用感性抒情代替理性思考来进行伪思考。比如节庆日为什么要回家？因为“那是家啊”，好象家就代表温馨宁静的港湾，而全然不管各色家庭中的困难、矛盾和痛苦等等，或者即使家存在这样的困难，也就因为其为家，而且仅仅因为其为家。这很象宗教对人可能的质疑的预防就是灌输“信它，就要相信它”的理念。由此只会带来顺从和盲从，而更高级的人所应具有的质疑精神却被视为离经叛道而受到排斥、指责，甚至消灭。
作为人，都有很残忍的一面，这是由其动物性所继承来的。只不过到了现代，南部非洲人在原始自由的状态下、西方人在越来越自由的状态下比较能释放掉这种残忍，更多的是以个体的形态去体现。而其他地区人则处于各种不自由的状态，特别是由于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限制，使他们将残忍发泄到不合适的对象上去。如中国人，包括汉人和伊斯兰教徒，都残忍地对待其他动物，不仅为了口腹之欲，而且在对动物的折磨中享受精神上的快感，日韩人也是如此，印度人则会去强奸，欺压比自己弱的人，而伊斯兰地区则把对动物的屠杀当作节日来庆祝。而且这些人都有共通的地方是，通过限制别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由来满足自己因得不到而变得变态的快感，最终使整个社会都呈现一种不自由的病态。
分配制度的确是象切蛋糕，切得好与坏的判断标准取决于蛋糕的大小和切得是否公正。当蛋糕大时，人们不太会为了切得不那么太公正而在意，因为能分到的虽然不那么公正的蛋糕已经够自己吃了，甚至还要多一些。而蛋糕很小甚至不够均分时，即使是很小的切得不公正也会带大的指责和动荡，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够的。只是在习惯了不公正地切取最大最丰厚而且并未受到指责的统治者们这时更不愿意自己的那一份受损，而更加压榨下层，最终导致下层起来反抗而使整个社会崩溃。因此在一开始就要注意分配的公正问题，否则在蛋糕变小时会引发大灾难。当然，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一起如何造出大的蛋糕来，这取决于社会中每个人的努力、协调与信息通畅程度。而出于自私的人性的话，这很难实现。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恐惧感都是统治者离间人民的好武器，恐惧使人人都对他人存有戒心，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这样就不容易联合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而是听由统治者宣传的摆布。而且这使统治者有了收取苛捐杂税的理由，为了假想中的敌人而备战，而如果最终假想敌成了真敌人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他们总是虚张声势，或者在人民面前夸张地表现出情势有多严重，却很可能与假想敌们把酒言欢。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损害了全球的公利。他们又都对穷人零容忍，而不是对贫穷零容忍，总是要使一部分人生活在痛苦之中。
实际上，自称为坚定的一神教的那些宗教也不是单纯的一神教。比如亚伯拉罕系三教中虽然都尊崇一位神，但他们的教义中也有天使们，也有天堂和地狱，也有掌管阴间的统治者，这在东方人看来这些也都是神。这里一神与多神信仰的区别，实际上只是对神的定义引起的不同，言语定义上的差异并不能改变二者是同一的这一实质，由此来区别彼此和对立，甚至互相攻伐，看起来也就十分低级和可憎。
新疆问题在根本上是经济问题，但在目前的世界政治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
经济上不能独立，总会永远动荡不安和受制于人。
目前真正的公平竞争只存在于以硬性指标为标准的项目，如体育等中，但是这样的领域也同样有着用兴奋剂提高成绩、行政干涉等不公正的手段，人类实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还任重而道远。
在人类进化中，认识上的进化十分缓慢，这在于旧有知识的人们对新的认识的抗拒。当然可以通过教化等使这种认识上的转变逐渐地发生发展，但是从历史上看，以立法、行政等方式和手段强迫人们向新思想转变却也是有效的，如中共在建国初期对所谓封建迷信的打击，使中国的农民很快就摆脱了原始鬼神信仰所带的消极影响，法国则通过立法通过同性恋在婚姻家庭上所应享有的同等权力。在此基础上，人们的观念逐渐由被强迫接受转为自觉接受，而新的思想和认识得到确定。当然这种方式如果推行的是落后的或者反人性的思想理念，或者操作不当，会起到反作用，或者受到普遍地反对和抵制，就象中共所强力推行的其他政策，以及王安石变法中所遇到的那样。所以对立法等强制措施所要确立什么样的目标要有所选择，而且这种目标必须是带有积极性的。目前来看，只有符合公正性原则的各种新认识才能进入这种强制实施的领域。
通过暴力控制他人并强迫其纳贡，转而在组织内部进行主要的收益分配，以成员对外控制以及对内忠诚度为基本利益分配原则，对违反“帮规”的成员按帮规进行惩罚，或者优先于法律进行惩罚，这是典型的黑社会的统治和治理模式，也是地球上所有暴政统治的表现形式。
乱交和婚外情只有在农业社会，或者说中世纪，会成为罪行，这是因为小生产所有制的家庭结构异常看重私有财产的继承，以及血统的纯正。
现在中国的行政制度特别是对内行政已经逐渐要回到农业社会模式中去，即各种手续和材料并不明确展示出来，而是要申请者往返多次，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之余也为开后门和腐败提供了机会。虽然实行了网上行政公开，但由于官僚作风的散漫等原因，使一些政策和行政手续未能及时更新或公布，而政策的改变却是经常性的。这些现象的产生是由不受约束的权力本身不断扩张所导致，即政权及所领导的政府本身要自由自在和随心所欲，却要社会其他成员俯首贴耳地顺从这种随心所欲。
当前中国对于城市扩张所采取的各种消极应对，如户口划分、行政审批繁琐、限制城市增长等等，都是由其农业社会式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因为政府是头，是管理者，又是高高在上的少数，自然希望能管理的人口数量越少，越容易控制为好。因为政府充当的是管理者的角色，其专制特性又不受监督和控制，所以其政策制定就向着“便于控制”而非“跟上服务”方向转变，由此也激起更多的社会矛盾。
如果华国锋在文革后的故事是真的，那么是否可以说恶人一贯行恶，而善人一贯行善，这皆是人之本性使然呢？
商品的价格构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种成本，包括原料和生产工具、厂房等资产成本、运输等流通成本和各种税费等。这些是容易计算和比较刚性的构成，除了优惠和腐败等等，一般不能打折；二是劳动者的工资，包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由于在工业社会，资本家的工资包含在利润中，以资本回报的形式取得，所以容易让人产生他们没有劳动的错觉，而实际上这一部分劳动极其重要，往往超过体力劳动的重要；三是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超额利润，这往往由垄断产生，而且是个体性而不是普遍性的，如所生产商品的特殊和独特性等等，使消费者愿意或者被迫付出超过其价值的钱。这中间，后两者是机动性比较大的，而往往在这方面，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各执一词，都采取有利于自己的份额划分和计算方式，忽略对方所应得的份额。资本家主要是通过剥削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方式来取得不当不公正的收入，有时也会采取欺骗或其他不守规矩的手段使第一部分费用降低，其生产经营策略、创新精神等获得的则属正当收入，但是也要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仍会造成不合理收入。马克思主义者则完全无视资本家的脑力劳动，尽量压低生产经营者的报酬，使生产的运营往往处在低水平的运行中。二者对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都是有害的。重要的是要由政府出面，改变生产、分配等所处的自发状态，合理计算各方的付出和所得，从而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不当的损人利己的行为固为可耻，损己利人的行为也有当与不当的区分，即与人为善应是出于自愿并对对方有益的行为，而不是出于被迫，或者促进了对方的狂妄自大、自私利己的个性。所以善的行为也分好坏，分正当与不正当。
能喝酒、抽烟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而嗜烟酒的生物连人都算不上。对自己的身体都不负责，如何谈得上对其他人和事负责？
转基因表面上看是两种观点和观念的冲突，实际却是已经被商人绑架了的经济、政治、学术等所谓的精英圈与大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只有商人及其利益退出讨论各方，并结束少数精英控制话语权和裁量权的非公正专制统治模式，所有人都追求事实而非被利益所绑架，才会真正有可能达成共识。
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和不能接受，就阻止其他人去尝试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除非这是出于爱情等情感原因，对方自愿放弃或割舍，否则只要符合公正即不损人原则，任何人都可以去为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努力，任何人也不得对其他人实现这种努力而设置障碍。
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全体人民共同拥有所有权，共同享有收益的所有制形式。但从现有的所谓全民所有制来看，企业由政权掌握、管理和决定谁取得收益，有时甚至连地方政府都无权过问。这实际上是政权所有制，或者如之前所称的国家所有制垄断企业形式，这里的国家即是指政权。真正的全民所有制是不存在的。
所谓文化多元性是指多种文化共存，同时竞争并协同发展。而欧洲呈现的只是占有优势的两三种文化在相互排斥而已，这并不能体现出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利处，即因为少数文化之间的尖锐冲突和对立导致紧张局势。而单一性文化则往往出现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盲目排斥等消极特性。
民族是区域文化人群的政治标签化。虽然区域文化是产生这种差异的基础，但民族标签则强化了这种差异，并导致差异带来的对立等消极影响。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为了政治等需要而人为制造一个民族出来，如胡图族与图西族就是如此。在人类还没有将公正作为立世根本之前，这种划分即成为对立和冲突的依据之一。
开风气之先者注定是悲剧性人物，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合传统规范，而新的规范又未建立起来，离经叛道只会给个人带来伤害，即是历史的必然而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遵从。
由于政治和管理上的落后，中国目前正在逐渐回到以前的局面，即行政上的审查和审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却基本上是不必要的，对人身自由的控制已经倾向于要回到文革前后的水平，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回到依赖亲友等纽带关系中去，之间的相互干涉也越来越强烈。这是要回到农业社会式的状态中去。
当前全球的分配制度都并不公正，其中有以美国为首的向资本家倾斜，以中国为首的向政客倾斜，伊斯兰地区的向宗教领袖倾斜，以及非洲式的向酋长倾斜的制度，而同样做出贡献的其他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报酬，虽然这些国家都认为目前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
中国在任何时期的阶级矛盾都是十分尖锐的，或者说人类在农业社会时期的阶级矛盾都很尖锐，这是由统治者的统治方式所决定的。农业社会时期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唯心地秉持血统论，认为自己得到统治是天命，或者血缘高贵，或者理论和做法先进，是天生的统治者或者永远伟光正，而属下直至黎民也同样受这样的教育熏陶而变得表面上很顺从，这使统治者在统治时过于随心所欲，而且在朝代延续时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实际上，在民间除了统治者的正规教育，还流传着许多针锋相对的思想，如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均贫富等贵贱等等，这比较接近于朴素的唯物论，但农民一旦翻身，由于身处农业社会的生产力阶段，自身又没有行得通的先进理论，使巨变的社会实际上又回到历史重复的老路上去，这又使得整个农业社会呈现出一方面隔一段时间就暴乱，另一方面又超级稳定的样貌，容易让人看不到出路而产生绝望。
生活中近于自然的才是比较稳定和有益的。虽然科技带来生活上的便利和人类实力的强大，但也带来诸如污染、人的异化等等负面作用，也并不能可持续发展。但这又是人类进入到新的更和谐发展阶段所必需的。科技下一步就要将发展进步与环保等结合起来，以更高的发展水平来创造更为接近自然又使生活便利的社会发展类型。
所谓正统，都是在经典出现后，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思想自封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统，全部都是修正，因为除了提出思想的原作者所写和所解释的以外，其他都只是旁人按照他们的理解和意愿添加的，所谓的原教旨也是如此。先就作者本人所提供的思想是否全部和一贯符合真理（或者称为神意）不说，其他人的理解和阐发已经是与原文原意有所区别了。中共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统，还是朝鲜劳动党是正统？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中东基督教派又哪些是正统，伊斯兰教分化的逊尼和什叶还有其他小教派哪个是正统？都只是自己在宣称罢了。所以重要的不是要取得自己的正统地位，而是看自己的理解和修为是否更符合真理和善即公正的要求，或者可以说更高层次来讲神的要求。因为原典本身就存在一个也许符合也许不符合的问题。这需要每个人自己的修为，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接近真理或神的指引，而不是完全服从和听从别人宣扬的所谓正统。因为别人包括先知和导师也是人，他们的话都只能当作自己三观形成的参考，本文也应如此对待。但这并不是说个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因为毕竟还是有真理或者神意在约束着往往倾向于越界的自我，这种界限以往各种先知或先哲提出各种主张，但是最重要的从实践来看都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对人类来说是灾难性后果，所以一种思想或者理论是否总能站得住脚，还是要看其是否在实践中总是站得住脚，而不是一上来就被奉上神坛而未经过质疑和检验阶段。
看似贪污相对社会财富只是小数目，但其影响会呈几何倍数增长。因为其所带来的权钱交易等不公正影响会发生连锁反应，更不必说对人内心所带来的隐形影响，这些都将最终伤害整个人群的价值取向和内部稳定。
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如果排除其专制、思想控制、对外侵略以及种族主义等其他要素，单就生产、分配与福利政策等来说，以纳粹和专政共产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其生产效率等等都比较高，因为它们都杜绝了其他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存在，也即社会发展中的其他可能行为，使一种官方树立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成为唯一，这就会将大量人力和物力等资源完全集中到一个方向而在这一个方向上产生高效益。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与欧美私人资本主义模式相对立的，但都属于工业社会时期的生产模式和阶级状况。但这种过度集约化的行为其弊端也显而易见，这表现在如果出现方向性错误就会带来极大灾难，就象纳粹和苏联、中国所出现的那样，而且在树立和贯彻这种方针时，即使是有利的方针，如集中精力发展生产等，也必须通过专制手段打压其他思想和行为模式才能确立，这也就使其他的可能性被消除，而这也进一步会导致方向出现偏差。所以总起来讲，除非是处于危急时刻或者明确带有进步性，专制制度只能在短期或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下实施，而不应成为政治即协调众人行为方式的主流。
农业社会中有封建制、宗法制、宗教制等生产、社会生活和政治模式，对应的主要两阶级及矛盾在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之间产生。工业社会有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模式，对应的主要阶级矛盾在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与工人之间产生，而由于实现这两种生产方式的需要，这两种政治模式又分别对应着工业社会中较为民主和近于独裁的统治方式。而农业社会的几种模式都属于专制独裁模式。
目前的婚姻制度、遗产制度等等都是基于私有制建立起来的，当然里面也有先进的工业社会和落后的农业社会之分，但总起来讲是不公正合理的制度，只会助长人的投机和听天由命等心理，在当前还产生了加剧对女性的歧视等副作用。
当前美国和中国的上层都与下层相疏离。试想一个国家的领导或者精英阶层不用快递，不象中下层那样获得食物和其他产品，而是通过特供、请客送礼等特权方式获得，那么他们怎么能体会这些方式的优劣之处并做出合理的政策性对应？这对真正的精英尚且是困难的事，更不必说当前这些藉由各种关系而非能力身居高位的蠹虫型权贵了。
所谓超自然力量和现象其实是很自然的力量和现象，只不过超出了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而变得不那么符合人类认为理所应当的自然了，就象相对论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所带来的冲击那样。
其实，持异见与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是在帮助政府，弥补它们在实际操作中的失误和不公正现象等等，他们使社会运行更加平衡而公正。而这些人往往在专制和暴政中成为最先被打压的对象，社会也因为失去这些人的呐喊以及警示作用而变得噤声，但这些矛盾仍存在，并且会因此变本加厉，最终变得不可收拾。
改良和革新只有在统治者比较开明、比较聪明并且愿意限制自身的权利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的情况才有可能实现。而在非公正专制和暴政中这种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而最终只能致使整个社会走上暴力反抗即革命的道路。
计划生育当然是反自然的。正常的自然规律是一个种群，包括其中的每个个体都在努力繁衍更多的后代，以这种方式使自己和整个种族的基因得以延续。然而在自然界中。有太多的制约因素使所有种群不可能这样枝蔓铺展下去。天敌、传染病、灾难等等都制约了这种无序繁衍的状态。而当一些不太受这些制约因素影响的种群，当其数量膨胀到一个临界点以后，就会出现大幅度下降，这就象一些封闭区域的动物在耗尽资源之后数量锐减来表现，如复活节岛上的居民、玛雅人，甚至是两次世界大战等。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其能自觉地认识并努力克服客观规律所施加到自身的影响，能自觉地对自身和外界加以改造和限制。人类文明本身即已经是突破原自然界的产物，各种新的事物并不是自然界所原有的，他们也应能有足够的理性去限制自身，让他们的各种来自于原始的自然欲望合乎理性的选择，这中间就包括繁育后代这样的原始本能，而许多不想生孩子的人也正在印证这一点。违背自然不一定就是不正确的，这要看这种违背是否能让人升华到一个更加自我完善的境界。
科学与灵学在现代社会中似乎相互对立，格格不入，而实际上却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两种方式、两种手段。科学是理性地认识，灵学是感性地感知。科学并不能完全解释和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宇宙，灵学则失之于模糊和朦胧，却有可能在冥冥中离神更近一些。灵学也许是科学尚未能认知和解释的领域和层次，也许不是，但这两种认识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并不应该彼此成为人走向神与自然的阻碍。这里的灵性并不包括人为的魔术般的装神弄鬼之类，也不包括在特定时代和地域背景下由于人类的愚昧所导致的对自然的曲解，虽然这也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歪曲式的解读，只能作为人类对真理认知之前的一种预演。
除了度量衡之类比较硬性的标准外，其他标准都是柔性的，并不能拿来作为“唯一正确的”标准。如好莱坞和奥斯卡并不是电影的唯一标准，基督信仰、伊斯兰信仰或者共产主义信仰也不是信仰的唯一标准，英语不是语言的唯一标准，民主或者专制也不是政治制度先进与否的唯一标准。公正也是如此，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适用以及对社会运行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如果有人基于善的目的而对公正有所偏离，并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积极影响的话，公正的标准就不会是必须采纳的，即不是刚性的。所以除了硬性指标和标准外，各种柔性指标和标准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但是否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构成和谐，这是需要人们用智慧，有时还需要情感参与其中去解决。当然这也并不说明其中占重要地位的一项标准就不起基础性作用，这要放到具体的时空环境中去衡量，并通过社会是否获得良性发展而得到检验。
在所有宗教中，每天祈祷，转而去侵犯别人、侵犯公正的所谓信徒要比那些不祈祷却不侵犯别人的人更加可恶，特别是以本宗教的名义做恶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对神的亵渎，他们是潜藏在宗教内部的反叛者，所做的事是使他们所宣称信仰的宗教受到质疑和指责，实际不仅是猪一样的队友，而且是狼一样的队友。
现在东西方的政权都在鼓吹宗教信仰自由，并以此来做为自己政治清明的借口。但他们所忽视的是，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是建立在每个个体人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基础上，自己选择是否信教和信哪种宗教的自由，而这又是建立在个体充分的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基础之上。但在当前的世界，许多宗教都是强迫信徒加入并不得退出，在加入之初是这样，加入后也是这样，突出的例子就是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和当代的伊斯兰教，而当代基督新教虽然采取的是一种近乎企业宣传的经营模式，但仍有幼童跟随父母进入教堂，在一开始就没有选择的权力，伊斯兰教更是如此，人一旦加入就不得退出，这在一开始就是赤裸裸的宗教专制，甚至宗教暴政，而没有丝毫宗教信仰自由可言，那么世界上各个政权在保护这种宗教暴政，就是在实际上侵犯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只有从制度上保障和保护那些勇于信仰自由的人，各个政府才不会象目前这样陷入保护那些宗教极端份子对自己和人民的伤害，尴尬又被人骂的境地。
当前伊斯兰教与其他各个地区的冲突，表面上看是宗教上的冲突，而在实质上是自由与专制、暴力之间的冲突，是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在意识形态上争夺的反映，而这实际上却是由于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意识形态基于所谓的自由理念进行保护的结果。人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但这是建立在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基础之上的，只有先提高和解放人自由选择的能力，才能最终实现人自由选择的权力。而西方和东方各国都选择放任各种侵犯人自由选择能力培养的行为，却来奢谈人自由选择的权力，当人在幼年被培养成一种思维习惯和模式以后，他们就会象被束缚生长的树木一样再也不能自由地伸展枝叶，这不是保护自由，而是保护落后和不自由。
基于意识形态的暴力冲突在二战后人类已经经历过，即专政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漫延，而与目前伊斯兰教漫延的情形一样，这些思潮不是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力先进的地区先取得胜利，反而是在那些落后地区取得胜利，并实行了由落后意识形态所理解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而最终达到严重损害人类自由和进步的程度。而当时西方的政权对专政共产主义采取的是坚决镇压和抵制和态度，才保证了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向前发展，虽然西方资本主义本身也并不是善类，而且过程也十分血腥。当前的伊斯兰教思潮与当年的相似，而现在的西方各政权却基于一种形而上的唯心思想，先入为主地以基于西方文化和文明理念代替普遍人性而加于其他地区人之上，做出许多表面上看是善待实际上却让人恶心的政策，让自己吃到苦头却还要保护恶人，只能成为当政的反面教材。
宗教问题从来不是信仰的问题，因为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实际则是反映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其实质在于暴力。关于信仰的问题不能使用暴力来解决，这是一个原则。实际上除了公正，社会上的所有其他问题都不能使用暴力来解决。
如果心存恶念，那么信什么都无所谓；如果心存善念，那么信什么都无所谓。信仰只是会让人更坚强地生活，但以何种方式坚强地生活那也是每个人的经历和修养做决定的。
欧洲白左自以为是人性光辉的代表，实际上他们也摆脱不了信仰的影响，因为这种对善偏执的理念是从基督教那里学来的，在对待正常的文明人时起作用，但在与野蛮人的交往中往往会碰得头破血流。这是智商的问题，而不是道德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在本质上和那些举起屠刀的穆斯林极端主义份子一样，因为信仰而变得偏执，而不近人情，反而违反了他们所声称追求的普遍人性。如果对别人并没有伤害的正常人的正常生活秩序因为某些偏执狂而被打扰，如果一个正常人需要警察的保护才能进行日常生活和工作，那么这个社会是极其有问题的，而其中应负特别重大责任的就是那些专制统治者，因为他们的偏执和不允许不同见解和处理方式的自私和狂妄而使别人受到损害，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样不公正的统治者怎么不是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毒瘤？总之拿别人的生命不当命的人都不应该获得能支配别人的权利。
不要因为一些外在表象或者一些非原则问题上的表现就认为一些人是善良或者无害等等，因为一些宗教和有信仰者很偏执狂，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得很得体，有修养有礼貌，但到了他们所认为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就十分固执而且强硬。这有些象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其他领域思维和行为正常，也可以说符合普遍人性，但到了某些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上就会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顽固和反人类倾向。由此来说，不以公正为准则的宗教和信仰都会成为培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温床。所以在世俗生活中必须去信仰化，包括宗教化，信仰只能在个体精神层面起良性作用，而不应在一个人群整体层面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和思想。
一种宗教或者信仰如果不能在保持精神继承的基础上对教义和行为上进行改良以与时俱进，那么就很可能发展成不合时宜的邪教。
当不公正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审明案情后，不仅要对暴行的实施者进行公正的惩罚，即以双眼还眼、以双手还手，还要追究影响实施者做出这种暴行的相关者的责任，这些影响者也许是不公正暴行实施者的亲属，或者导师，或者领导，或者邻居，或者甚至只是一本书的作者，总之是采取暴力行为的人产生不公正暴力行为时所信奉思想的影响者，而且这种影响也必须是不符合公正原则的。这并不同于古代的连坐或者血亲复仇，因为连坐或血亲复仇都是基于血缘，对有亲属关系而并没有对暴力实施者施加影响的无辜者采用暴力复仇手段，实际是产生了新的暴行。总之，一切必须在“公正”的原则指导、范围框架和追求目标下实行。而之所以要追究这些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不公正暴行实施的思想基础，而这比暴行本身更为可恶，这就象手是受大脑控制的一样，手本身不会产生罪恶，而大脑则会产生罪恶的念头，一双手所产生的罪恶正是来源于罪恶的大脑产生的思想，而非由于手本身受控制地乱动所产生的。所以在量刑上，提供罪恶思想的人应该负更大的责任。
极端势力的做大是与政府职责的缺失相辅相成的。如果政府行为，包括法律行为不公正，就容易使人产生幻灭感，轻则使人消极厌世，重则使人群起而反抗，这与政府职能缺失导致黑社会势力的兴起是相同的道理。而伊斯兰教的壮大也在于个人会受到群体的关照和保护，财富也会在贫富间产生流动，而不象基督新教那样注重个体的奋斗和保护自私，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富人手中。所以所有的宗教问题，或者说所有的社会问题大多是由政府行为的不公正所引发，虽然表面上看是宗教之类的问题。
从事实来看，宗教本身的教义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历史的局限，容易引发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冲突，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因素。野蛮人即使是处在一种比较温和的宗教中也会利用教义而进行对非教徒的侵犯，就象佛教徒中也会出现以残暴著称的君主和日本法西斯，而伊斯兰教徒则利用教义去杀人，也因为教义冲突而被杀，也有十分温和的穆斯林，基督教更是如此，但随着基督教世界普遍文明程度的增高，基督教整体已经很少对非教徒采取暴力和迫害行为。所以，即使是宗教徒，也不要以为能摆脱两个决定的历史规律，仍要受到人性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左还是右都对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无论是什么信仰，只要不是公正的，都不能拯救人类。无原则的善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无尽的恶，而唯有公正，而且是建立在基本人性而不是某些宗教所宣称的神性基础之上的公正，才会避免人类所犯过的这样那样的过错。
绝对的善即是绝对的恶。当前欧洲各白左政权对伊斯兰教所实行的政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虽然在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都是想放弃一定权利而换得暂时的和平。不同的是，对纳粹是放弃捷克等别人的权利，对伊斯兰则是连自己的权利也要放弃，当然这里也不是真的“自己”的权利，因为充当炮灰的仍是中下层与穆斯林直接接触的民众，如果把这些混蛋直接投到伊斯兰教区去，他们就不敢这么放肆地做出损害别人的决策了。这也说明，专制即使是温和的专制也会带来伤害。事实表明，宗教等等所信仰的东西的确会让人变得盲目而又自大，不合时宜又不识时务，还不懂得变通，这也就抵消了相当大的信仰所带来的意志坚定、对未来充满希望等等好处。信仰必须是形而上的，如果规定过多过死又过于具体，即过于干涉世俗生活，那么就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古往今来，有无数次宗教和其他信仰引起的纷争，这只能说明，信仰一旦由内转到外，即由面向自己内心转而面向要求他人，信仰本身所带来的使人意志坚定、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等等积极因素就会被独断专行的专制行为等消极因素所代替，从而变成一种罪恶。而同一种宗教或者信仰，在不同的时代或者地域，所呈现出来的是不同的面貌，并没有与宗教或信仰形成最初的形态完全相同，这也说明想要靠恢复旧的信仰所存在的环境来复原信仰本身是不可能的。时代在变，所有基于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也必须和必然做出相应的改变，顽固不化和执迷不悟只能是跟自己、跟别人过不去，而采取暴力手法推广自己理想中的信仰更是邪恶，是将自己所信仰的直接变成邪教。
所有的宗教都只有一个职能，就是如何让人活着感觉到幸福，至少是心安宁。许多农业社会的宗教，不管是在这一时期创立还是改良的宗教，都通过抑制人的欲望来达到这种效果，这是有其时代和物质基础的原因的，所以不仅是宗教，象其他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如儒家、专政共产主义等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种宣传方式。但到了工业社会，是人获得极大解放的时代，个性张扬、通过物质的满足来达到个人幸福感的提升等等，当然这中间也有不利的因素，对人类进步和幸福感的进一步提升最终起到阻碍和破坏作用，但相对于农业社会那种保守、落后、自我抑制的不自由状态则显然是一种进步。如果利用农业社会所产生的宗教教义和其他意识形态来对抗这种社会进步，无疑是自寻死路。宗教也只能不断改变自身来适应这种变化，而不是把自己当成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来维护。其实许多信仰在别的信仰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为什么？因为偏激。宗教彼此间是不会服从的，那么要么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要么求同存异，要么互相融合。而认为自己的宗教教义才是宇宙间绝对真理，那只不过些灵长类动物的噫语罢了。人类需要在发展中，而不是保守中，发现和取得幸福。
尽管带有些宿命论和先验成份，并且很难说是普遍性真理，但是在现阶段，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个人的外形和气质的确能反映出他当政时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立场和命运。气质不佳、长相又不好的领导者反映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走下坡路，而且会出现动荡的时局。而长相不佳、气质却较好的领导者表明这个国家会出现暂时动荡、但对长远发展有利的局面。长相佳而气质不佳的领导者表明这个国家当前比较稳定，但前景并不乐观。长相和气质俱佳的领导者表明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个飞跃和稳定的发展时期。当然这带有一定先验论成份，但有时说言为心声，现象反映本质。在当前所有国家还都处于专制和暴政的统治状态下，领导人本人的外形、气质除了反映其本人的先天秉赋和后天修养外，也必然通过其统治影响其统治下的国民。而通过选举方式上台的领导者，则反映了这个国家大多数国民的内在感性倾向，这也会决定这个国家的当前状况和发展前景。
所有信仰都必须以普遍人性所得出的公正为基础，也不能违反这一基础，否则就只能归于邪教，认为本宗教义可以凌驾于公正之上、视公正为无物的教徒也只能是邪教徒，那么世人即可以用各种不公正的手段对待他们。
越是专制和国家主义盛行的时期，越倾向于统一和扩大疆土，因为这会为统治者带来现实的利益；而越是民主和自由主义泛滥的时期，越倾向于分裂和各地区独立，因为这才能在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有差异的不同地区保证其各自自由发展。整个农业社会，即从奴隶制到农奴制再到农民制，都是专制和国家主义的，因为奴隶制大农庄需要大量劳动力，小农经济则只有在国家的羽翼保护下才能得到良好发展，这都需要强有力的政权支持。而发展到工业社会和工人制度下，人的自由已经占据重要地位，所以想要建立统一大帝国的野心都会很快被拍灭，就象纳粹那样。其实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各有优劣，并不能说哪一种就是绝对的正确和有利有益，而重要的是要处理和平衡这两者的比重和关系，即分权与集权的问题。如处理不好，这往往是中央过于集权所导致，就会出现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联盟那样的解体，并在解体后各个地区相互仇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随着时间这些伤口逐渐被抚平，人们才会感到国力弱小和经济体系被破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重新走向新的形式的联合。重度中央集权如中国，过度分权如欧洲诸小国，而相对来说北美的几个国家建立了比较合理的集分权制衡体系。但这种平衡也是动态的，随着科技和社会发展所带来个人自由的扩张以及传统官僚机构和职能的相对落后，人类社会会越来越倾向于向个体与整体两个极端发展，如何制衡这种两头发展，即在保护个体自由发展的同时保证群体利益的实现，将会是一个人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但无论如何，专制和独裁都会越来越受到更多自由人的唾弃。
尊重和理解必须是相互的，任何只倾向于一方的尊重和理解都只能形成控制与被控制、服从与被服从的上下级关系，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尊重和理解。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名义，如神的名义、阶级信仰的名义、科学的名义等等要求别人理解和尊重他，而他却可以不理解和尊重别人。因为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来讲，只有自然或者神本身可以这样做，而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并没有神或上天在人间的代理这一说，也不可以宣称代替神来对别人的行为做出判断，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做出惩罚。除非有人侵犯了别人，破坏了人与人之间这种平等的关系，才能为了恢复这种平等的平衡关系而对其实施制裁和公正的惩罚。要明白，自然或神对人是仁慈与宽容的，虽然它会选择某些比较优秀的人做先知和导师，但这些人更应该懂得影响感化而不是强迫的道理，而且这些人也更应该明白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关系，即使他们是自然或神的宠儿，也并不代表他们就比其他人要高等，神反而会给他们更多的磨难机会来磨炼他们的心性。而其他人更不必说，不能代神或以神的名义去责罚他人，这只能是一种侵犯。
《杀死信使》这部电影以及类似的迫害、攻击甚至杀戮，暴露了美国当前政权在民主口号外表下专制所掩盖的暴政本质。
平均主义带来稳定但没有效率，贫富分化带来效率但不会长久稳定，只有公正会兼顾效率与稳定。虽然公正地发展比起贫富分化地发展要慢一些，但也更稳健。
除了神或者说自然以外，所有生命不管死的活的都可以拿来进行讽刺。先知和导师也都只是人，即使只是所谓的具备人形而带神性的先知也应如此。因为只有神是至高无上的，无论是哪个人或者哪种生命形式，只要他们是现实中存在过的就可以拿来调侃，这基于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和公正对待的理念。即使是神也不是说不能拿来进行讽刺，只是无从讽刺而已，因为许多看似是神所造成的罪过，实际上都是愚蠢、愚昧而又自大的人类自己制造的。比如给神下定义，认为自己的宗教所有的禁忌与行为都是神所限定的，这实际上是在用人类自己的想法来绑架神的意志，因为神给人的是无限的自由和可能，而让人类在其中挑选适合自己的，人类依靠自己的才能和领悟就能不断得到发展与进步，神或自然绝不会给人类行为本身加以限定，宗教和信仰中的禁忌只是人类自己一厢情愿罢了。再如跑到神或自然已经提示有危险的地方去居住、旅游等等。神是宽容的，而人类自己才会因为许多愚蠢的想法而变得对自己、对他人不宽容。所以任何假托神的名义对他人实施侵犯的行为都是不允许和不可容忍的。
所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的提法本身其定义依据就很混乱。奴隶是这种社会形态中被压迫和剥削的对象，也可以说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封建则是社会政治组织形式，而且是中上层政治组织形式。而资本主义则是社会财富的创造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也有关系，但毕竟这三者并不是严密的对应。如果从生产工具角度来说，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可以分为石器、铜器、铁器、机器和信息与自动化时代；从社会基础生产来说，可分为狩猎采集、农业、工业和科技社会，其中农业社会由于社会基本政治组织形式的地区差别可分为西方的封建制、东方的宗法制和其他地区制度，工业社会则可分为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形式；从人类基础生产形式或者阶级基础来说，可分为原始人、奴隶、农民、工人和脑力劳动者社会，其中奴隶和农民之间还存在一个农奴阶段。这些社会形式只是由于定义的角度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彼此之间有较强的对应关系，这只能说明人类社会本身是复杂而又全方位的，无法用一种模式简单概括，只能根据研究问题和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当然也还存在其他的划分依据和方法，而这里只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角度给出的几种划分依据。
如果没有制衡和监督，个人走到社会顶端就会为所欲为，一个企业或者组织也是这样。所有超规模大型组织必须给予分解，否则他们就会做出令人感到不愉快却又无力改变的事。
有些先知以所谓神的名义夹带私货，有些有信仰的组织也是。而实际上神的本意是让人在这个世界上更自由和更快乐，以推动人类整体的发展。但目前的所有信仰都不是这样，总是有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一种宗教或信仰只是在一时或一地流动，那就不会是神的意志。因为神的规定是不会只适合一小部分人的，神既然是全知的，那么它的神论也应带有普遍真理性，而这只有在地球各地信息得到充分交流后才能得到实现。区域性宗教或时代性信仰绝无可能也不应该推广到其他地区或时代，不管以何种方式，因为这只会增加人类的痛苦。而如果先知们夹带了自己个人的意愿在里面，那更是对神的大不敬。在这一问题上，个人主观故意要比先知们因为时代和区域的局限而无意间做出的规定更为可恶和可恨。
东方人多内省，遇事先检讨自己的过失，故少事但易控制；西方人多外达，遇事则先批评别人，故多事但易进步。
对待人类世界中各种各样的非公正性的奇葩思想，不应采取单纯禁止的方式和态度，因为传统世界的许多人是顽固而愚蠢的，一种思想一旦成为他们信仰的基础，除非实现了以后在现实中碰壁，才会遭到抛弃，而“理想”在还没有成为现实之前，他们总会被这种还处在理想中的生活方式所打动，压制只会导致更强有力的反弹，就象专政共产主义和伊斯兰革命中所表现的那样。所以对待这些愚蠢而又顽固又自以为处于信仰中的人，基本的对付策略是让其有限实现。所谓的有限，就是在公正的框架内让其实现其理想，从而认识到自己信仰中的荒谬，而这种实现绝不能伤害和损害他人的合理利益。比如对待伊斯兰教中的极端主义份子及其追随者，可以将其送回伊朗等所谓的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即使在本地的，如果女性想穿黑色罩袍也应满足其要求，但是除了严格按《古兰经》以外，还应要求其遵守更为严格和偏激的律令，因为全身遮蔽本身已经是在走极端了，《古兰经》的羞体只是限于手脚部以上和面部以外，那么为了更好地满足其想法和满足其愿望，这些女人只能限制在家，不得出现公共场合，因为公共场合就意味着危险，对不听规定的直接武力相向，强迫其遵从。而传统罩袍仍可透过其视窗看到女人的部分脸和眼睛，为了更坚决地杜绝双目注视以及引发遐想，其应完全用黑布遮盖，最好用完全不透明的塑料或者金属遮住，而不管其能否呼吸等生命需要，因为在这些女人眼里，教义显然已经高于生命，比生命更为重要。而这样也不可能绝对保证穆斯林女性的安全，因为也许会有人看到罩袍就引起邪念，这虽然很变态，但也不是不可能，就象旧中国男人发展出喜欢小脚女人的变态审美情趣一样。所以所有的穆斯林男女应该同样的穿戴，虽然穆斯林男性的羞体比女人少，但从极端份子偏激的角度来看，应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不只是针对女性做出这些不合理的偏激要求。此外，为了更好地履行教义，应禁止伊斯兰教徒中拥有任何现代文明的产品，因为他们中的极端者既然把电视、口红、手机等都当作罪恶的激发品，那么枪炮、现代生活方式等等这些更会带来罪恶，有些甚至是直接带来罪恶。极端穆斯林的语言中不能有猪这样的不洁词语，也不应吃、提和看其他《古兰经》里提到的不洁食物，如动物的血、自死物等等，看到的就应自觉弄瞎双眼，因为看到了不洁的东西，别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应该自觉回避，而不是要求别人这么做，因为信仰是他们的信仰，而不是别人的，别人不应该为了自己不信仰的东西而去迁就他们。再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诩为虔诚的穆斯林应与广大卡菲勒绝缘，即自己到其理想的世外桃源去自生自灭，而不是到卡菲勒的世界中去捣乱，认为卡菲勒是罪恶的人的穆斯林更不应当使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质享受，因为这都是卡菲勒们创造出的。既然他们可以按其教义迫害别人，那么别人也可以按他们所信仰的教义去迫害他们。所以在这中间重要的是两个原则，一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二是对等相处原则。这两个原则都是公正的表现，而且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总之，要象专政共产主义那样让持偏激信仰的人在现实中去碰壁而警醒，而不是在打压中变得更加偏激和顽固。
《婚姻法》中明确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规定，但在中国的实际运行中。仍然沿袭的是农业社会的理念，虽然有了一些进步，即父母不能包办婚姻，但实际上还是通过各种压力来迫使儿女非自愿地进入婚姻，那么何来婚姻神圣之说？伊斯兰地区更不必说，一直所沿袭的都是农业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观念，不仅自己婚姻不能作主，谈恋爱都受限制，更不必说对女性的各种歧视性政策，而这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当地落后的生产条件制约，并以暴力行为加以维护和巩固，本质上是某些还处在野蛮阶段的动物人对更先进思想和理念的抗拒，也难怪海湾国家富裕却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和理念，本土出不了能推动社会发展的任何科技和思想。
敬老也是传统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只有在农业社会信息比较封闭，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文化的环境中才存在。工业社会已经打破了这种封闭，使老人变得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处境尴尬。而信息社会则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和畅通，老人的地位会变得与年轻人一样，除非他们靠人生经验和本身素质来获得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资源，否则普通老年人和普通年轻人一样会沦为社会底层。而从现实来说，当前中国所实行的各种老年人优惠政策，在实际动作中对社会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如对无礼老人的容忍，老人乘车优惠政策等等，甚至不分贡献大小地增加退休人员工资也会加重社会中坚力量的税负。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是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中国中共政权在建立之初实施的是表面上共产主义实则小农经济理想下的社会，即政府大包大揽，给治下民众所有福利，但相应地加强了思想等方面的控制，这也有些象中国式家长制的做法。而现在的中共政权实施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外加小农经济的一些意识形态模式，即以自由竞争的名义尽量缩减给民众的福利，以增加自己的利益，而在思想等领域又加强了控制，这种不给胡萝卜只给大棒的政策，其下场可想而知。
农业社会的人认为生命是父母给的，如许多中国人认为的那样。而实际上如果神或者说自然决定不让其生育，那么那些不孕不育的夫妇即使很想生孩子也不可能生出来。所以生命实际上是神或者说自然给的，父母只是提供了这样的容器或者说机会。子女可以感谢父母的养育，当然这也是父母应尽的义务，否则他们不应该将生命带到这个地球世界。但是子女的感谢应主要以孝来做为回报，而不能让父母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主宰。
此外，由于生命是神或自然给的，人灵魂的义务是维护好这个物质的外在，而自杀是灵魂按自己的意愿决定不再使用这副皮囊，这从一方面来说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但另一方面又是破坏了神所交与的生命和使命，因此即使不是罪过，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中国人所信奉的儒家信仰主要是伦理道德层面的，与精神上的宗教信仰并不同。这种信仰方式有利的一面是没有宗教式信仰的偏激与狭隘，可以显出有容乃大的气度，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是无可无不可，即什么都无所谓，如果敌人用经济来侵略也会为了自己的小利益而为敌人添加利益，而其极端形式是敌人来了也引颈就戮，不会有太多的反抗，而反而成了能够在东方生存下去的智慧。
从历史上看，现在的许多经济和文明不发达地区，如两河流域、黄河两岸等，都是曾经非常发达的地区，但都是在人类破坏环境和自相残杀的人祸下而退化成现在的样子。
很多民主人士惊讶于专制乃至暴政制度持续时间的长久，而实际在于他们假设的前提本身是有问题的。他们以为被剥削者由于受到严酷的压迫，就会愤起反抗，推动社会前进。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种现象只在有限条件下才可能实现，而且也没有他们想得那么高尚。的确在专制和暴政社会中社会阶层主要分为剥削和被剥削者，剥削也十分严重，但是与民主人士所料想的相反，正是这些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共同维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而且由于下层的人数众多，从而使这样的政权十分巩固。这里重要的就在于底层民众并不是理想中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不懂得怎么思考，而身处的环境也使他们养成要么尔虞我诈，要么听天由命的性格。而统治者的欺骗性政策策略，使他们在经济上供养却又依附于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服从于统治者的神授论或者血统出身论，安于现命，而到社会出现变革转机时，又会以投机的想法投入其中以捞取对自己最大的利益，因此会表现出有奶便是娘的态度，这往往容易被在台上的统治者或者在台下的潜在统治者所利用，以理想主义为号召，而以实际利益为引诱来发动群众给他们卖命。这种情况下，公正与不公正没有人去理会，谁提供的利益更多，也就更可能在台上。因此不管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宣传得多么好听，自己上台的理由多么高尚，实际上都是一丘之貉，都是拿利益来做引诱，让大多数下层人倒向自己的一边，从而在自己上台后，重新继续以前统治者所做的事情。一旦有理想主义者出现，或者某地出现群众因为不堪忍受压榨而实施的自发性反抗，统治者就会调集其他地区的被统治者来镇压，所需要仅仅是自己所压榨出来社会财富的九牛一毛而已。这里，占社会大多数的民众在实际上不仅愚昧无知，而且目光短浅，也没有真正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正是这大多数的底层在维护和支撑着这么不公正的社会的稳定。当然这种稳定并不是说一个朝代从一而终，因为由于统治者本身贪婪成性，又没有约束，而下层在生育等问题没有节制，又利用各种手段往上爬，使社会实际处于潜在的动荡和矛盾积累中，当出现天灾人祸如饥荒、外敌入侵等等契机时，会容易暴发出来，但也只是出现新的统治者继续旧的统治模式。而只有中产者出现并壮大，社会才会出现真正的进步。但中产者的出现需要在两极严重分化的社会中留出空隙，这在政治长期不能统一的欧洲成为可能，商业城市的出现使中产者成为现实的力量。而在东方，长期的专制没有与之相抗衡的力量，每个人不是上升到上层统治者就是下降到下层被统治者。即使是在开风气较早的日本，真正的转变也只是在二战后，而且到现在其政治领域还进步缓慢。而其他地区，要么社会各方都适应和巩固了这种制度，要么在外来解放出现时，民众仍自发地维护原有的社会存在模式，这在被从暴政解放出来的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对专制和暴政起决定性贡献的实际上不是统治者，反而是下层的被统治者，统治者只是在狐假虎威而已。如何改变这种现实，或者说下层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即使理想主义和民主主义者小概率地成功，也只能是步入旧的社会体制循环中去，就象苏联、中国和伊朗那样。
不公正的专制和暴政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维护利益的考虑，但主要还是思想和精神上的禁锢表现出来的。有的不公正专制和暴政也会给全体或部分只要不反抗和违反其规定的被统治者以物质上的实惠，如以西方为代表的私人资本主义、纳粹、犹太复国主义、中东富裕的海湾国家、真正的专政共产主义等等，有的则在物质上也是压迫和压榨，如利比亚等伊斯兰国家、当代朝鲜等，但在精神和思想上不出于公正地严格控制却是无一例外的。因为只有此才会带来驯服的任其宰割和奴役的民众，也才能维护统治者实际在享受着的最大的利益。但这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就是人在某些方面创造力的丧失，从而影响到人类从精神世界再到物质世界的全面进步。从根本上说公正的专制也是一种精神和思想禁锢，但其所禁锢的是人对他人有害的思想和行为，因为这些思想和行为最终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因此必须加以清除，所以绝对的包含自私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为这将会导致所有人实际上的不自由，而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不以公正为出发点、过程和目标的所有思想都必须加以限制和打击。
虽然在不公正的社会中底层和顶层同样充斥着人性中恶与肮脏的部分，虽然下层人已经被现实清洗变得极端麻木、自私和想投机，但是作为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仍必须联合下层，仍要为他们争取做人的基本权利。这不仅仅是同情、良心之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唯有通过此大家才能一起获得解放。而人只有在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才会去想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理论一直没有过时。所以中产者或者说整个社会都要致力于保证最贫困的人能有饭吃、有衣穿、有住处，这不仅需要上层让渡出他们本不该享有的权利，而且需要建立一个真正能鼓励每个人实现自我的社会保障和激励机制。
神对人类是很宽容的，这种宽容实际上来自于神的自信，因为它知道人类无论做什么，羞辱也好，不敬也好，实际上都伤害不了它，而实际上伤害的是人类自己。一些被认为是神的过失的事情，细究起来也是人类自己的错误或者说罪恶而导致的。比如杀戮、剥削与压迫，都只不过人类自己发展的进程，而神只是象对待其他它所创造的生命那样比较放任罢了。而一些自然灾害，则一方面是人类的科技发展还认识不到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规律而导致，如地震等等，而有些则人类本身的过失，如在火山和不稳定的地方居住等等。除非来自宇宙和地球内部能量的真正灾难，体现的是神要毁灭人类的意图，只要人类存在，就仍然是神所给予人类的恩惠和对人类的希望所在。而人类中就是有那么一些人，非要假借神或者其他人类思想智慧的名义，并通过暴力来实施他们所认为的正确的人类生存方式，不管是宗教的狂热教徒还是某些理论的狂热信徒都是这样，而当他们建立起他们基于人类的可怜经验所得到的渺小思想所指导形成的王国时，却总是发现按其运行的荒谬。因为他们所实行的在本质上讲是人的理论，而不是神的理论。包括本文，也只提供一种接近于神的思想的一种途径和方式，而不是这种思想本身。所以所有的人都不能将一些思想就奉为神明，而排斥其他的思想，最重要的是对他人不使用暴力，除非他人动手在先，再是要在实践中检验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这种实践必须是在全球范围内和对人类整个历史的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基础上进行。因为有的实践往往在一些时空尺度内适用，而到另一些时空尺度内就不适宜，而这也是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源泉，人类思想认识不断进步的动力。但不能以神的名义去行使自己认为正确的人类理论，并强迫别人接受，特别是不能暴力或威胁进行这样的活动，因为这实际与神的精神背道而驰，是不敬神和实际反神的行为，这是一个前提。
现在人类世界正处在一个严峻时刻，虽然整个人类文明还没有到生死存亡的倒退边缘，但如果目前的情势不加以遏制，这一天就将会很快到来。以伊斯兰教极端势力为首的各原教旨主义正在公开挑衅人类公正原则，破坏人类文明，违反人类存在的基本准则。他们与二战前的犹太人不同，犹太人虽然在教义上也是固执己见，并不合于西方的基督教主流思想，但是犹太人并没有采取暴力手段来宣称自己的信仰，而是通过提升自身素质的方式展开相对公平的竞争，从而对社会和整个人类发展做出贡献。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并不同，他们是自己处在中世纪的教义信仰之下，不是自己努力，反而是要求别人服从和服务于他们的信条，这绝对是法西斯主义式的处世方式。所以现在人类所面对的并不是要不要尊重所谓的信仰自由等等，反而是这些代表人类自由精神的对立面，即是不是要反抗和镇压以宗教信仰形式为外衣所表现出来的法西斯式的极端思想和行为。因为在一种以强迫和欺骗为特征的信仰中，其信徒无论从其思想还是行为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反抗即是背叛信仰的罪名，这实际是以信仰之名而行他们的私货之实，广大的普通穆斯林实际已经被这种思想所绑架，而沦为和正在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帮凶，而真正觉醒和质疑的内部人士将会越来越少。再说一遍，这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公正的公然挑衅，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人仍高谈宽容，实际上和二战前对纳粹的纵容没什么两样，实际上是与法西斯同伍，为纳粹撑腰。而这些人往往占据着西方道德和政治职位的高层，这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损害将是空前的。当然，西方文明在接纳别的文明和信仰，与其和睦相处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在处理对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上也存在利益主导和区别对待，而且存在草菅人命的现象，但相对于伊斯兰极端份子和原教旨主义所绑架的整个伊斯兰世界，这还算其次，但是整个欧美国家的精英领导层对这种状态的产生和存在应负有直接和首要责任。
至善即是至恶，不仅对人来说是如此，对神来讲也是如此。许多人对神不管人间的丑恶和罪恶更耿耿于怀，甚至因此而放弃了对神的信仰，而他们面对动物们所受的苦难时却无动于衷，或者即使深表同情也不干预，因为这些行为包括杀戮、同类相残等等被认为是动物们自己的事，是出于其本能，那么神或自然看待人类的杀戮或者同类相残是否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和眼光对待的呢？而人与神对动物的关系还有所不同，因为神或者说自然是万物之主，是动物包括人的创造者，而人只是生物界中的强盗而已，他们并没有制造出哪怕动物的一根毛发，却享受着神所创造的生物界中的特权，包括杀戮和以神的姿态对待各种生命，而他们也不过是神所创造，而本应做为神在生物界守卫者的角色而存在。而现在人强夺其他生命已经到了十分无耻的地步，即不只是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命需要，而仅仅是为了自己看上去好看一点就可以屠戮大量的生命，这和人与人之间的对待何其相似。而神或者自然对此仍没有制止，包括发生在人类内部的罪恶，这在人看来当然是至恶的，而在神的角度则是至善的，所以至善和至恶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要由其所投向的对象本身的感受所决定。就象现在西方以为所有剥夺人的生命的现象都是罪恶，而不管被剥夺生命的人的行为是公正还是不公正的，从而在实际上保护了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一方，那么在实际上仍是至恶的，虽然西方人认为这是在耶稣的感召下的至善行为。总之，判断善与恶一要看其投射的对象是谁，二是要看是否符合公正原则，没有原则的善在真正的受害者看来只能是恶。
对于专制和暴政的政权来讲，擒贼先擒王的手段是有效的。就象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以及萨达姆和卡扎菲政权的倒台一样。这是因为在专制政权下，普通人不需要甚至不能思考的，因为指令是由领导层做出，下面只是服从和执行命令，而维持这个专制政权最基本的暴力力量军队更是如此，所以专制政权都是采取军队封闭管制式的管理方式，而且在军队中不遗余力地象传销组织那样地灌输统治者的思想，以其达到洗脑的目的，加上优厚的待遇，这样的军队才会成为最听统治者的话，指哪打哪的暴政维护机器。专制和暴政政权的统治者如同大脑，而且倾向于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量甚至是一个政治寡头身上，而军队则成了听命于大脑的四肢，由于不必思考，只要执行，这些四肢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就象僵尸一样，但是只要将处于中枢大脑地位的那几个或者一个寡头消灭，那么这些四肢立即会陷入到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中去，所以对于专制特别是暴政来讲，擒王是减少伤亡和损失的上策。但是就象狼群一样，如果把头狼消灭掉，群狼会立即陷入混乱，但也会出现权力真空以及为了获得这些权力而产生的厮杀，而且这些还处于动物界状态下的人由于缺少约束而会做出随心所欲又极其野蛮的事情来，就象萨达姆和卡扎菲政权倒台后的样子。而战后德国和日本之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状态，一个是国民的素质较高，从受元首控制的狂热状态下解放出来后表现比较理性，另一个是首脑依然存在，如德国是最高司令官，日本则是天皇本人下令放下武器，而中东国家的人则一直处在野蛮的状态中，首脑除掉后就容易出现出于本能的失控状态。因此，在人的思想比较落后的专制和暴政国家，在首脑还有一定威信的情况下，应暂时保留其首脑，让其为稳定局势服务，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是象萨达姆一样一杀了之。而象首脑实际上不很起作用的暴政国家，如卡扎菲政权，就联合和选取有声望又不会危害到公正和公众利益的统治者，但最重要的仍是尽一切手段和力量先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再致力提升民众的素质，而不是一开始就给其各种自由，这对于素质不高的文化人群来说反而是有害的。
过度的善与过度的恶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可以说都是畜牲不如的东西，因为从恶的方面来说，动物只是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对他物、对环境的需求，有所节制，而且还有友善的一面。而从善的角度来说，动物还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而不是无原则地给予。这些都是信仰上很偏激的表现。
当代中国人被认为是很没有礼貌的一群人，因为这在毛的时代是被看成是资本主义伪善或者封建余孽，待人无礼才是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其实他们还是有礼的，只是体现在比如份子钱，婚丧嫁娶等的这些礼仪程序上，而对于一个现代人所应具备的待人礼貌却很欠缺。待人以礼和待人礼貌还是有所不同的。现在当然不需要恢复旧时代儒家式的礼仪程序来表现礼貌，但是待人接物中是否对人态度礼貌还是可以让人感觉得到的。旧时代的礼必须为现代礼貌所代替。
作为固守农业社会时代的信仰，伊斯兰教与儒家、专政共产主义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如家庭伦理、道义等等。
谣言止于智者，并非总是如此，也不必总是如此。因为谣言是没有被证实和广泛接受的信息，而智者也分三六九等，而且有不同的道德组合，所以智者并不抗拒所有的谣言，而是依靠自己的逻辑推理以及分析等能力来判断谣言是否可靠，从而去传一些可靠的信息，而自私的智者也通过谣言自己是否有利来决定是否传播、修改甚至创造谣言，从这一点来说，在不公正的社会里，谣言其实是止于利益。这句话只不过是通过戴高帽而达到制止人民传播谣言的目的。而在真正公正的社会中，信息会公开透明，也就没有谣言存在的必要，当然出于各种自私的居心创造谣言的除外。只是这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想法，所以谣言依然会存在下去，只不过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可以做为一个文化人群中公正存在程度的指标之一。
安乐死其实与自杀是一样的，或者可以说是自杀的一种，表现的都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绝望和无助感，虽然这被描写成是让往往患绝症的病人自由选择，以及有尊严地死去，但试想如果这种绝症是可治愈的，或者在这个世上还有很牵挂的对象，比如一个自己爱得很深，爱自己也很深的人，那么即使是身处绝境，于极度痛苦之中也会咬牙挺立。所以决心安乐死的人是对人世间绝望和了无牵挂的人，也反映出其生活质量并不高，这不管对富人还是对穷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生活质量的高低并不是由财富来决定，而是内心的感受。所以与其讨论一个安乐死是否合法化问题，不如象讨论自杀现象那样讨论如何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其在世上温饱之余有一个真正的爱人，并有机会去实现自我。可以说只要有愿意安乐死的人，这就说明他所处的大环境和小环境是有问题的。对其也应采取不鼓励、不提倡由其自己选择的态度。
东方型的人类文化都喜欢扮演受害者或者受难者的角色，从而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即使是象日本文化这样因为地域限制而无法将这种苦难归于外来文化的文化，也充满了世事艰辛和人生苦难的主题。而尚处于农业社会中的汉儒家和伊斯兰文化更是如此，他们并不把自己祖先对别的文化侵略所造成的“丰功伟绩”做为最大的卖点，而是相反，把自己塑造成历史上一贯的小受角色，来证明自己文化道德和道义上的纯洁性，而将外来文化形容成洪水猛兽，并刻意在内部的本文化传播中用隐瞒或者欺骗的方式强化这种认识，从而使自己文化的传承者们从内心就对外来文化产生隔阂和排斥心理。西方诸文化则自我夸耀的成分更多些，更多的是将自己描绘成探险者和圣斗士，而相对应的民族和文化不是极其野蛮就是极其落后，需要他们去征服或者拯救。这自然会引起本文化传承者对自身文化的自豪和对外界的向往，但西方诸文化也同样以刻意隐瞒和欺骗方式来掩盖自己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血腥气，使文化传承者以为自己文化没有阴暗面。所以一个共同点是所有的人类文化都将自己立为最好的，而在对外传播不管历史和地域条件来推行自己的文化，其实哪一种文化都有地域性，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最适合于本地，而不是全球。全球文化正是在这些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整合中完成。其中已进入高一些阶段的西方文化正通过挖掘自己文化的另一面而获得反思和对本文化更公正地解读，而东方诸文化从整体上看仍处于自我封闭的自大状态。
非暴力也只是为达到公正的途径之一，而不是唯一手段。特别是当对方过于残忍，或者视人之尊严为无物，而将这种非暴力视为软弱可欺，如各种极端主义份子、法西斯份子等等，引头就戮并不是好的办法。善只有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才会散发出其真正吸引人的美丽。所以仍旧是：为了追求公正，可以采取各种手段。
对人类内部的惩罚不能单单依靠神或者自然。因为来自神或自然的惩罚往往是宏观的、环境性的、基础性的客观规律。比如人类在还没有掌握客观规律的情况下就因为人口增加或追求财富而贸然到火山、地震以及其他地质灾害频繁的地方去居住，就只能不断受到这些伤害。人对人的惩罚实际来自于人类内部所遵循的一些规律和要求，就象其他一些生物群体一样会将部分犯了错的群内成员驱逐出群体之外一样，这就必须是人类参照神或自然惩罚的模式来构建人类自己的惩罚模式。实际上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看似野蛮和低级，但仍然遵守着公正规则，即动物凭借着更强健的体魄，更锋利的牙齿等等上位，而并没有采用血缘、关系等等不公正的手段，也就是说，在竞争中仍遵守着低级但公正的规则，这是由于动物本来就是靠物理条件下的体力来实行优胜劣汰，以达到个体和群体的优化。相对于动物来说，人所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在于进化的基础由体力转为脑力，即不是利用内在的本体的，而是利用外在的他体的反映出的人之内在来实现进化。这属于更高阶段的进化，但由此也带来不公平竞争的可能。因为人的思想是无限的，可以公正也可以不公正，这与动物只能被动地遵守公正的体力至上原则不同。因此才会出现利用血缘等等其他手段让自己上位，占据比自己实际能力更高的位置，这样人类整体就无法顺利地完成进化，因为合适的人并没有分配到合适的位置上去，竞争只在部分领域和某种程度上起作用，而且变得很残酷。这不仅违背公正，也违背了进化和进步的原则，而必须依靠人类本身自觉地达成和遵守公正原则来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去。另外，对恶的惩罚也就只能来自于人类内部对公正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现在许多人认为人应是自私的，社会是遵循弱肉强食式的丛林法则。只是，如果自私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为什么善仍然是每个文化社会所追求的和所默认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事准则？即使是在人类最黑暗、人们都认为自私自利是正常的时候，为什么善仍然存在，并象种子一样不断发芽？为什么恶人在行恶的时候，却往往拿善来做幌子？如果善不是人类所追求的，这些就不应出现。
非暴力运动需要有一些前提，其中最根本的是双方都是基于普遍人性基础上展开对话，因此这对世俗性政权或者暴力组织有一定的效果，但对于以某些偏激信仰为支持的暴力组织或政权，比如以人种为基础的纳粹，以信仰天皇或古兰经唯命是从的日本皇军和极端组织，这只能使他们更快更顺利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们并不是基本而普遍的人性来处理双方之间的问题，而是用对自己信仰偏执的信仰表达方式来进行，因而已经没有人性而变得只有动物性，而与神性更是背道而驰。所以即使自己具有神性的光辉，也要看对方是否具有基本的人性，否则只能是更激发对方的兽性。
对公正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把别人当成自己行为模式的镜子，如果自己对别人友善，那么别人就会对你以至其他人友善，如果与别人交往中充满私利和算计，那么别人也会这样对待你。
今天我所说的一切也许有一天会被证明是有缺陷，甚至是错误的，会被扬弃甚至是摒弃，毕竟一种理论都是人所创造出来，即使是受到神的影响，但也不可能象神的理论那样。什么是神的理论？那就是神按自己意愿和想法所创造出的这一切，也就是自然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人之理论也就只能在实践中去检验其是否合于神之理论，也就是客观规律。所以要努力创造并勇于实践，而不是只固守一种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是永恒的真理。原因很简单，人不是神，人之理论只能努力去接近于神之理论，而不是也不可能取代神之理论即客观规律，一方面所有人的理论都要有机会用实践去检验是否接近神的理论，也就是要提供给所有理论在现实中实践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在证明一种理论其中或整体有错误的时候就要扬弃甚至抛弃这种理论，而不是在人的意识层面拘泥于这种理论。还是那句话，人的理论只能通过实践不断接近而不可能达到神的理论。这也就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清教徒以为神保管和增值财富为己任，这固然很好，但是仍有欠缺。因为神自己就会创造万物，包括财富，何必让人去保管和增加？那么人之努力财富是为了什么？快乐。因为神希望它的子民快乐，而创造财富本身就应该是快乐的过程而非痛苦的责任。当然快乐本身有低级趣味和高尚快乐之分，比如低级的快乐可以用钱去买春，去控制别人，而高级的快乐则是救济穷困，去帮助别人。为什么要分低级与高级？因为神所希望的是所有人快乐，即提升人类整体以及内部每个成员的幸福感，而不只是个别或者少数人的幸福，而买春和控制别人的行为已经违背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意愿，而使一部分人变得不快乐，当然有些男女妓认为只要有钱就快乐，这另当别论，因为这的确会使性交易双方都感到快乐和满足，只是这种快乐和满足是暂时的，就象毒品一样会上瘾而让人陷于追求低级趣味的循环中。所以清教徒们应该在努力创造和增加财富之余向穆斯林学习，用自己的财富去救济贫困，并在帮助别人中获得长期而深刻的快乐。而穆斯林除了向清教徒学习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巧取豪夺式地增加财富之外，也要从目前低级的互助形式中提升，因为均贫富最重要的是要每个人都能增加自己所保管的财富，这从根本上来说需要的是一种致富的能力，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财富救济，这就需要给予社会中的每个人公正的平台和竞争机会，并提供给他们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和幸福等等的权利和外在条件，而不是象现在这样通过互助来控制和束缚个人的自由发展。因为均贫富只是低级的互助模式，不管是吃大户还是富人施舍穷人，其消极作用在于只会使社会处在获得财富然后使用财富的循环中，而不是螺旋上升的状态，即通过每个人的努力去增加人类社会整体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而达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所以清教与伊斯兰教只是各执人类发展与公平的一个极端。当然上面所说的这些都必须在合理，即公正的框架下进行，因为神是要每个人和人类整体的幸福感，而不是个别或者部分人的幸福感，所以象有杀人倾向或者恋童癖这样的幸福感并不在神所希望的快乐之内。扩展来说，神也是要包括人的动物们能增加幸福感，虽然它通过食肉动物增加了食草动物的痛苦，但使它们在追逐与被追逐间发展壮大，体力得到提升，这反而是有助于整个种群的素质提高。而消遣性打猎、皮草、动物原料美食等等则是破坏了这种幸福感，使动物成为人单方面快乐的牺牲品，因而也是不能称之为正常的快乐。积极的快乐感是神要人所享有的。动物因为没有理性，不能体会到神所赋予的这种快乐，而人做为理性的动物，应该能体会到神的用意并在其中得到快乐。
不管是目的和原因是什么，任何针对奥运以及类似带和平性质的设施、活动或者非武装儿童的暴力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这些设施或活动都带有和平性质，对这些设施或活动的袭击就是在破坏这种整个人类和平的向往和信念，也就是对整个人类世界宣战，不管之前受到了多大的t委屈和苦难，对这些设施或活动的暴力行为都是直接在宣告其在道义上不会再被支持，而且所有参与其中的组织和个人，只要是按其意愿而不是无意或者被迫参与的，都必须斩尽杀绝，因为其已经不适合在地球人类中生存，他们的存在只会给人类继续带来恐怖和苦难。也不要以所谓圣战等等神的名义为借口搞任何暴力行为，因为从所有已有的圣战来看，都存在滥杀无辜的现象，都已经超出了公正的范围，这与人类的人性已经相差很远，更不用说神性了，称之为魔战或者鬼战倒差不多。而奥运会既然作为宣扬和平的体育精神的圣地，也不应受各国政治斗争的左右，而去规定哪个国家或地区有权参与，而哪个不能，因为所有地区的人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而且让他们在体育场上竞技总比到战场上厮杀要好。除非某个国家或地区做了明显违反公正的人类准则的事情而应排除在人类所有事务之外。
现在所有现存的所谓神权国家实际上都是神棍国家，即以神的名义而实际行使的是人为的禁令。神即自然，神的意旨即自然界规律，物竞天择，以及建立在自然规律之上的人类社会普遍准则，即公正与善。神既不会无聊到规定家庭的形式是一男一女还是其他形式，也不会无聊到规定人是否应穿衣戴帽，更不会无聊到规定男性和女性应该怎么穿着，还要用暴力来迫使人们服从这些规定。不懂得神的意旨或者说客观规律的人不应该成为领袖和社会主流，甚至只停留在遵守自然规律的人也不应该如此，因为这实际上是违背而非贯彻神的旨意，是在与神作对，也是在与人类的普遍准则作对。
在中国或者韩国这样的东方国家里，判断一个人有用没用、是不是能人的标准就是他会不会来事，即会不会运用潜规则来取得利益，而不是在正常的社会运行中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为社会作出贡献。这最终所导致的只能是一个结果，即一小撮上层的无法无天和一大堆下层即使顺从了潜规则也得不到甚至是最基本的人权，因为潜规则出现本身就是为权贵利益服务而定的规则，其背后真正支持的是权利，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的心态，而不是是否承认和运用它，所以越是正常的社会，越会把一切放在公开透明、所有人都看得见的环境里运行。
所有超过经济正常增长的利率都是高利贷，都是影响经济正常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因为这种增长没有社会财富的真正增长做为依托，只能是通过金融暴利来实现，而金融暴利说到底只是钱本身衍生出来的泡沫，只是数字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最终会损害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们的利益，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直至社会心态都会产生不良后果。
农业社会讲的是知恩图报，而不管有恩于自己的人是出于个人私利还是公正，也不管这人是个公正的人还是恶棍，都要报答其“恩情”，于是许多在高位的人恶贯满盈却乃有人为之赴汤蹈火，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这只能说明在公正真正实现之前的所有社会里，恩与仇都与公正无关，而且使人性扭曲，更出于私心而看重个人得失，这是自私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象徐锡麟刺杀恩铭在当时看作是忘恩负义而被炒心就不足为奇了。现在的中国人仍普遍持有这样的思想，只能说明在中国人类进化的艰难。
对公务员的要求首要的即是公正，其次是效率，业务能力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不能只用一次考试来草率确定。因为政务事件由于牵涉面太多太广，不能频繁进行改动，象中国各级政府这样朝令夕改，以口令代替纸令更是应该禁止。政务事务中除了明显违反公正的条款要去除外，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就对公务员创新性要求不多，但是由于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和多变，又要求其政务能否贯通以及保持公正就要看公务员本身的素质高低，一个公正但业务能力差一些的人要比一个精通业务却满脑子私心杂念的人更适合做公务员，所以女性对于日常公务处理是比较适合的，男性则在需要创新和对新事务做出及时和适当反应的决策层面比较合适，当然前提也是而且必须是这个男性具有公正心，否则他还是去经商的好。
虽然欧美由于时代发展、文化等等的趋同而常常并称，但细究起来由于历史发展轨迹、阶级力量对比等等的不同，二者已经渐处在工业社会的两个极端。美国仍是传统的资本家为主导的社会，工人力量虽然存在但并不能大到左右政局，而且常常被资本家所控制的各种传统传媒给以丑化，其发展则由于倾向于资本家们的意愿，比较快速、有活力和创造性但不稳定，经常会出现萧条时期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欧洲的工人力量则比较强大，在保守党时期之后普遍倾向于工党性质的政治势力，反映在经济发展中的反映是较为迟缓，创造力不足但比较公正和稳定，社会福利较好，如果能在创造力即发展和公正性即平稳中取得平衡，应该比美国更能代表人类的发展方向。这从电影中也可以看出来，好莱坞和奥斯卡基本上充斥的是不切实际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道德理念，而没有社会道德概念，而实际上美国社会中却不乏集体和集体英雄主义，无论是石墙暴动而引发的同志运动还是美国反战运动等等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只是美国电影只擅长从个人角度来阐释社会运动而没有一个宏阔的视角，即使是一些宏大的场面也只不过是个人英雄主义（也许称为个人恐龙更合适）张本，而欧洲现在则重视展现群体的力量和群体英雄的形象，这更符合历史的事实和人类发展的趋向。好莱坞越来越注重大场面和高科技，就象一张漂亮却没有神韵的脸，注定走向没落。奥斯卡奖和诺贝尔奖一样，已经成为只是某种风格或者趣味的代言人，却又带有全球性质或影响，这只会导致单一的迎合性作品出现，如果没有全民参与，只是体现几个评委在叽叽喳喳后得出的结论，未免有些不庄重和可笑。
非误伤平民的现象必须受到禁止，非针对加害者本人的仇杀也必须受到禁止。
如果有人声称是为了国家，或者以服务国家为号召，就要问一下：这是谁的国家？谁在这个政治实体中占据统治并享有真正的权力？为了维护这些权力要牺牲这个政治实体内外哪些人的权力和权利？这些牺牲是否必要而恰当？如果只是为了一个民族，那么做得最好的无疑是二战中的德国和日本，他们的政权和战士可以通过奴役甚至屠杀其他民族来保证本民族的利益，可是结果如何呢？这又是必要的吗？可以说，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是十分不合理又霸道的理论，甚至可以说是战争理论，由此而导致的战争和仇恨充满了近现代史。而年轻一代根本没有必要为了父母一辈造的孽而继续仇恨下去，就象德国年轻人没有必要为了纳粹就要愧疚下去一样，但所有人都有必要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社会而努力。
未来的义务教育应该延伸至大学，甚至终身教育，网络课程已经为此开了先声。现在的应试教育只是为了饭碗而战，而且留下的会答题的未必是精英，淘汰的未必是笨蛋，在中小学学习优秀的往往成不了才，这只能说明当前教育的偏失和狭隘。每个人应该为兴趣而学习，而且奖学金也应多元化，而不是向分数和学分看齐，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导向。
任何不公正的做法都会带来社会成本上升的问题。这些成本包括为了维护不公正防止反抗所增加的成本，因个体受损而产生要加倍从其他人那里搜刮而产生的多米诺现象，以及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对社会和他人产生仇视所制造的不稳定因素等等，此外还有为了维护不公正和消除潜在威胁而对新思想和创新加以扼制、以及由此而来的“自觉”遵守所导致的创新流失等等潜在成本等等，这些显性和隐形的成本即使在初始阶段很小，也会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让整个社会难以承受而崩溃。
伊斯兰教对女性的着装要求与天主教中对修女的要求十分一致，都是以黑色为主调，而且不得留出头发，而且要祈祷和禁欲，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将天主教中对修女的要求扩大到所有的成年女性，这是否有共同的起源，需要进一步探讨。或许修女制度即是农业社会时期中东和欧洲地区对妇道要求的准则孓遗，虽然是以奉献上帝为名。
中国人十分保守，并不愿尝试新的事物，但其保守性的根源在于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因此造成的损失只能个人承担。比如银行推出新的理财产品，许多人并不接受，不管其本身安全可靠性如何，人们已经从以往的教训中知道，如果自己存在银行的钱出了问题，不管是银行本身的失误还是因为金融诈骗，基本上都只能自认倒霉，这实际来源于银行是国家的，不能受损失的想法，而不管银行本身做法有多么无理和失误，都会在此理念下得到保护，而相对的，私人财产受到保护只是一句空话，特别是对于不是权贵的人来说，因为每个平民面对的都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暴力机器。
在阶级社会里，两极分化的形态反而是稳定的，这也许在哲学上的意义是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共同体内，而统治者正是利用下层普遍的贫穷而产生的依赖和顺从来为自己服务，以达到其政权的稳定。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想要改变剥削和压迫的企图都没有实现的可能，也许即在此。但是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生产力为人们沟通和全面而深刻发展自身的才能提供条件，阶级之间的差异也会越来越不明显，而最终以往以阶级为两极分化基础的差异会被更高级的两极分化所取代，即一部分自觉地把劳动当成生活一部分甚至是兴趣所在而在对社会有所贡献中以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进步双赢的人和另一部分好吃懒做接受最低水平救济的以历代剥削者方式生存却没有剥削者那样好命的人之间的对立。每个人都能乐天知命而接受自己的安排所带来的命运，而不是觉得这是社会不公所造成的。而其中起最终作用的仍然是公正，因为公正改变了以往阶级社会中各种生产和分配倾向于剥削阶级而非生产者的不公正行为，使因这种不公正造成人心理失衡状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为何真正的移民国家比较容易做到各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和互相交融？也许就在于移民国家中各文化都属于外来文化，都面临为适应新的环境而改变自己文化中水土不服的一方面，所以是真正的竞相发展，成为各种文化交融而创造发展的大熔炉。而非移民国家则不同，土著已经在当地扎根多年，已经发展出与当地环境匹配得相当好的文化，当外来文化人群到来时，自然会发生因不适应当地环境和文化而出现排斥现象，这就为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冲突埋下伏笔。如果说移民国家中的歧视是外在的，是由于更为发达的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优越感表现，也更容易分辨和受到抗议，那么土著国家国民对其他外来文化的歧视则是内在到骨子里的，如果外来文化比土著文化更低等就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象欧洲各国和日本所发生的那样。不光是非移民的土著国家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一国内部比较发达的地区也会存在排斥外来文化的现象，象中国北上广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就在表明这种人性的普遍存在。当然这种排斥对于保存和发扬本地本土文化是必要的，但是也就排除了借鉴其他文化进行发展的一些可能性。解决方式可以是区分移民国家和非移民国家，但旧的移民国家会因为确立起新的标准文化而成为新的土著国家，就象美国和拉美国家所出现的那样。另一种是由移民在所在的土著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这在旧的时代是以殖民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拿英属印度来说，就是由较先进文化的英国派移民来印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占据领导地位，而把先进文化及理念传输入这个土著文化地区。但由于英国殖民者是对英国而非印度效忠，所以受到当地土著的反对是必然的，而最终这种先进与后进文化的接触和转化方式在亚非拉各民族和地区的独立运动中被推翻。现在比较普遍得到接受和实行的是后进文化派遣土著去先进文化地区学习，回来后改变后进文化地区的面貌，但是这种方式一是转变缓慢，二是效率不高，三是经过土著消化后，往往先进文化的优势不再明显，而且那些被派出的土著还存在因为水土不服而对先进文化排斥和反感的心理，使其收效很差。这中间，对国家这个人为建立起的政权实体的忠诚是各文化进行交往和整合的阻碍。也许在新的时代，在后进文化地区，应由先进文化的人来进入领导位置，但应以服务迁入地为目标，即为迁入地服务而不是为原宗主国服务。先进文化国家和地区应该注意修正自身的歧视性心理，这样才容易发现对方文化的闪光点，这当然是不容易的，除非当先进文化在竞争中转变成为后进文化，也许这种潜在的文化歧视现象才会得到收敛，就象中国和日本那样。而后进文化中保存本文化的呼声和愿望也十分强烈，其极端表现就是原教旨主义和各种极端宗教组织，象基地组织、中国义和团等都属于此列，只能依靠打击和消灭这些顽固势力，各种文化才能真正交融和得到进步，最终转变成真正的只是带地区特色而没有高下和先进落后之分的平等文化。
中国的民性低劣，无法产生贵族和贵族气质，而这种低劣除了落后的生产关系等深层因素以外，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直接的因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实际上透露出比贱的民族性格，即谁表现得更贱，就越容易获得成功，这种变态的人性和人格塑造加上不正常的关系，而非知识和才能决定成功，使有贵族气质的人往往成为贱人们的牺牲品。从跑到国外去丢丑的那部分暴发户国民素质就可见一斑。
似乎中东的宗教中都有末世、末世之战和审判的说法，只是如果听任那些自私的、暴力的和唯我独尊的宗教势力存在，那么这种说法的变现就不可避免。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都是利益冲突，但其表现之一却仍是文化之间的冲突，其中一次世界大战是文化内部不同派别即英法与德奥的冲突，二战是不同文化之间即基督与犹太文化的冲突。现在的伊斯兰世界也无非如此，先是逊尼与什叶派之间打，再是整个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打，也许在野蛮人那里，文化交融只能以这种文化冲突的极端形式来进行。
热爱生活与生存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才会被一些在逆境中本来应该是挣扎着生存下去的人有时表现出的豁达所感动。就象驻阿美军跳舞，乞丐弹钢琴一样，那是对生活所表达出的真心热爱，也是神所嘉许的，因为神之本意就是让每个人平等而自由快乐地生活在其所创造的世界里，相较而言，不管是富还是穷都没有感觉和制造快乐的中国、中东等地人，就是神所不喜的。现在要保护和保存的就是这些热爱生活的人性人，而不是那些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生活本意的动物性人，更不是那些有意制造痛苦的恶魔性人。
人们看到的不公正性杀戮只不过是罪恶之手，而产生这些罪恶之手背后的各种暴力和极端思想才是罪恶大脑。没有罪恶大脑指挥，手也不会成为罪恶之手，所以比斩断这些罪恶之手更重要的是追踪这些罪恶产生的根源，并清除这些罪恶大脑，而不管其标榜如何正确、如何遵从神的旨意，因为任何极端思想和暴力组织所标榜的神和信条并不是真神和真的救世良方，却是与之相反和相对立的，只有坚决地清除才能让人类得到普遍的安宁。
任何不以公正为基本准则的制度，其缺点会和优点一样，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放大，直到制度修补得无以为继而坍塌，这样的过程会一直持续，直到这种制度修正到真正公正为止。
人性都有一种平衡机制，即做了明显不公正事情的人，当被按一般对待或者优待时，他们不会认为之前做的事有什么不妥，而当被虐待时，他们才会思考和检讨自己所犯的过失，从而留下深刻的回忆和反思。就象二战后反省自己罪恶的反而是被美军和苏军俘虏、放在莱茵大营和劳改营中的那些人，而被英军俘虏得到优待的德国军人只认为自己是战俘而不是侵略者和战争罪犯。因为只有感同身受，才会使人因为共通的人性而更容易理解他人的苦难，惩罚的公正性才会得到真正的体现，体罚等等只不过是外在的，惩罚只有深入到内心才是有效的。当然这也有例外，如二战后中共对日本战俘的优待，使回到国内的日本兵对其产生好感。从表面上看是如此，而实际上中共在身体的宽待之余，在精神和思想上都很严格，即让其反复写检讨和悔过书，以从内心改变自己的认知，而不象英国那样优待又不给予任何思想上的改造。所以或许身体上的虐待和思想上的改造是两种使人迷途知返的途径，而不只是一关了之。而思想上的改造似乎更重要也更值得推荐，只是这些都必须是以公正为前提，在公正的框架下进行，否则自身不公正却要人去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只能激起更大和更强烈的反感和抗拒。思想改造与身体惩罚应分开进行，其适用范围、时效和对象也有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一个似乎更重于救恕，而另一个更重于公正，但最终都是为了整个人类以至整个地球的利益，需要在实践中继续验证其适用范围和对象。
凡是坚称或者要求他人坚持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人，都应对其进行严格的遵守传统审查，特别是涉及性与财产等方面的问题，这不仅是判断其有无宣传其所信仰的传统观念的资格问题，而且我相信，凡是束缚个人自由的传统观念都不可能得到完全而彻底地遵守。要想渡人，先要自守，否则就是伪君子，而在现代这种伪君子在全球都普遍存在。
犹太人在最初可以算是一个民族，当然也其形成的过程。但是当其散居世界各地后，实际上除了信仰以外，其他生活方式和习惯都已经慢慢融入到当地生活中去，而只能算作是信仰犹太教的各民族了，只是由于受到欧洲本土民族的迫害而坚守自己的信仰，这就象伊斯兰教徒和佛徒不能称为一个民族一样，当然在中国有将信仰回教的汉人称为回族的传统，但这实际上也是政治因素参与其中的反映，从文化等方面来讲则不是这样。而当各地信仰犹太教的人回到巴勒斯坦以后，因为各民族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使其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并最终人为地又创造出了新的犹太民族。犹太人的经历可以说是在民族国家理念影响下的一个范例。
把一本特定时期、特定地点所写就的书当作永世颠仆不破的神之书是愚昧的表现，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既然这些书里所阐发的是神或者上天的旨意，而神又是全知全能的，那么为什么神只以成书的时代和区域作为背景，而没有提到计算机、原子弹，甚至是工业革命中的机械都没有提到？以神之神力完全可以预见并教导那时的人们知道这些东西，甚至也应给整个世界的人类以今后的神谕，但这都没有发生，为什么？先知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当然是最后一个先知，就象佛祖、耶稣、穆圣都可以称为其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但人类的有生之年是如此之长，神怎么可能只派到某个先知就结束？而从人类历史和变革来看，人类思想目前的大变革，实际就是历代思想先驱们的思想累加，而并没有遵从某位先知所传达的所谓神意从一而终。因此，要相信神会不断拯救人类，使人类不断得到进化，而不会将其思想只停留在某个阶段或者某本书规定的时刻而停滞不前。
战争状态下人际关系不能象和平时代那样处理，因为交战各方都是以取得战争胜利而非尽快结束战争为目的，特别是敌对方在力量处于劣势时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就象中共和其他游击力量所做的那样，这就有一个对待平民的问题。这主要是对正义一方而言，非正义一方无论得势和失势时都会滥杀无辜。正义一方要明白的是，战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其次是尽快结束战争，其次是保全自身力量，其次是保护平民，最后才是保护非正义一方下层士兵，而其中上层则作为战争发动者和持续者的罪犯不应受到保护。
美国历来在全球各地所扶植的都是与其国家或者说是专制政权利益有益的势力，而且是当时当地对其政权有利的势力，而不是基于普遍人性之上的公正势力，其结果必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并不受老百姓待见的势力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冲突来调整与美国政权之间的关系，而最终往往是背美国而去，甚至是与美国为敌。这种短视行为贯穿于美国的整个外交，只有在罗斯福和威尔逊当政时有些维护世界公正的做法。扶植真正向往自由和公正的新生力量才是美国要做的，这在开始会很难，但最终将会为世界、也为美国带来长久的和平与安宁。
表面上看，同性恋、异装癖、虐恋等等涉及的是道德问题，但在事实上这是衡量世人对性、对爱、对家庭、对婚姻等等看法的进化程度。而这又需要人摆脱掉生产力不发达所造成的社会风气封闭落后的桎梏。
美国现政权一方面扶持原教旨主义国家，任由他们向外传播和支持各种落后观念和落后势力，另一方面又派自己控制下的国民到那些深受原教旨主义毒害的极端分子控制的国家去作战和送死，我从未见过这样精神错乱的政权，当然也许其中更多的是利益选择，即美国现政权为了自己上层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来自中下层家庭的军人的利益。这是一场十分肮脏和血腥的不公正交易，却在美国政权的宣传机器鼓吹下成了正当的。其实，如果不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支持那些不公正的专制和暴政势力，让各地区的人自由发展，那么这种成本和代价要小得多，也顺利得多。
二人世界的关系形式也受到时代和生产力发展的局限而呈现不同的形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夫一妻制，或者说二人世界从来都没有形成一统江湖的局面，即使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这就为我们探讨婚姻与爱与性的关系提供了现实的而非想当然的基础。婚姻实际上应该是爱情基础上的升华而非坟墓，所以只有当爱升华到带有亲情，即二人相处足够长时间时才可能，而且婚姻不应该也不可能用一张纸做出限定，结婚证只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并对私有财产提供保证，却并非对爱的保证，而且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从人性等等各种角度来说，婚姻与爱与性三者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组合，这并不是传统人们所能一厢情愿得了的。同时保有对几个人的爱，婚外情、婚外性都现实和大量存在着，制度应如何适应这种现实才是应该值得探讨的。
制度的发展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是应是以服务而非管理为主导却是共通的，因为现实生活的发展是充满灵动性和创新性，管理型制度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形式，束缚社会的发展。当然管理和服务是制度的两面，其分界点或者说制度制定的原则即是公正，在公正范围内应体现服务型特征，而对于不公正应体现管理型特征，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基于各种导向自行其是。
21世纪初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原因在于来源于传统社会的各种基于政治的、阶级的、宗教的、文化的、国家和民族的等等制度规范都随着时代的发展显得不合时宜，而即将被社会中的新生力量所冲破而淘汰，但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力量都无法找到一个共同的立足点来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形式，所以才会有向杀人犯示爱这样奇葩现象的出现。如果各方不能达成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共识，那么这个社会会越来越乱，冲突也会升级到无法控制的灾难性程度。
欧美人不应对其他地区所发生的悲惨事件不报以同情和支援，也不应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看待和处理与其他地区人们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所有地球人都是平等的缘故，而且在于直到上个世纪，他们仍在自相残杀而显得十分野蛮，其他地区在过去反而并不是这么野蛮，这些地区的现在就是欧美地区过去的影子，而且其中大都是受欧美人的思想和做法所影响，何况欧美人变得开化是受其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而这中间有剥削其他地区的利润在。现在欧美人似乎要脱离苦海，却把别人推向了深渊。如果他们不能自觉地推动世界各地经济与政治等等的进步，那么他们所得到的也就注定要失去。
有人写过没有男人之后的世界会减少大部分的暴力、酗酒等等，只是由于女性先天的保守性，也会使世界变得死气沉沉，缺乏进步与活力。在现实世界中可以看到，男性天生的不安分是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动力，而女性的保守则通过母亲、妻子等等对男性这种不安分的约束来体现，这样整个世界就会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的平衡发展之中，这对一个社会需要和平发展时是有利的，但是在社会产生和发展变革阶段，这种模式就会变成很大的阻力。又由于女性的保守往往以温柔和关心体现出来，就更会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又无力挣脱，有种拳头打到棉花套上的感觉。所以，只有当公正确立为社会准则的时候，这种男性与女性角力的局面才可能会变得让所有人都能好受一些。
由于人本身的自私性，使其本性倾向于欺善怕恶。善只有对破坏善的行为采用比恶更恶的惩罚，才会使那些自私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得到收敛，在这一点上是符合趋利避害的经济学原理的。事实上，法律之所以有效，除了其公正的本质以外，也在于其高于犯罪所得利益的惩罚性措施使罪犯无利可图，甚至受到更大损失，从而在经济利益的权衡中不去做那些损害别人合理利益的事情。
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被历代有志于专制和暴政的人奉为经典，虽然他们嘴上不这样说，而且在专制社会里的民众也往往认为社会的运行应该是这样的。只是这本书及其思想仅对专制和暴政政体有用，实际却是漏洞百出，而比较重要的在于这种完全依赖于个人阴险才能的政治制度并不适合人类进化的发展，甚至不能称为是政治，因为政治是众人的事情，虽然里面含有治理、管理等含义而被一些个人私欲无限膨胀的人曲解为是专制。《君主论》只对专制制度有效，而且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的专制制度，因为工业社会中的专制已经很大程度上并依赖于这种方式。那种以这种旧时代理论为时髦的思想只能说明其还处在低级的动物性人阶段。除非这些驾驭他人的手段用在正当即公正的地方，否则无疑对一方人民将意味着是一场灾难。
在专制型社会里，贵族或精英具有社会生活和道德的示范作用，正所谓上行下效，因此其责任十分重大。象英国的贵族虽然保留了大量封建制的残余，但是由于其自觉地带头遵守法律，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使整个国家的国民能够从内心里谨守法律，英国贵族反而存在得长久，反观法国的贵族视法律为无物，表面上看很强大，但很快就成为历史的陈迹；美国的上层精英则是表面上严谨，实际上却是处处破坏法律尊严，制造法外特权，导致美国的国民性也是表面上很重视法律法规，而实际上却很藐视法律的存在，法律只能以强制武力的形式存在；在中国，由于上层连表面上对法律的敬畏都不存在，所以从上到下都表现出社会的原始性状态，只是受一定传统道德的约束才不致很快崩溃。所以社会上层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更加谨慎，因为这将成为榜样而被中下层所仿效。那种自以为自己高于其他人一等就应不受法律约束的想法只能是将社会推入无法无天的深渊，其自身的灭亡也会很快到来。这是对专制制度而言，对真正的民主制度来说，上层与下层之间没有信息和沟通的阻隔，也时刻受到彼此的监督，因此极小的以权谋私等行为也会在开始时得到警告和制止，如果这种民主制度再加上每个人能待人接物公正，那么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制度。
政府象人一样，其行为也有好坏即善恶的区别，政府好的行为可以称之为行政行为，即符合必要的公正性标准的行为，而坏的政府行为可称其为官僚作风，即不必要或者不公正的行为。当前的各国政府由于受到政权影响，普遍都带有官僚式的负面影响，行政能力普遍较弱。
从目前来看，人是能够也应该划分成三六九等的，但历史上这种划分的标准却五花八门，基于种族的、民族的、国家的、血缘的、性别的、年龄的、阶级的、财富的、级别的、知识的、宗教的、地域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其中也包含能力以及贡献的大小，但是以公正为基础的才能和贡献为评判标准却从来没有真正和完全地成为等级划分的依据，虽然私人资本主义激发了人的各种潜能，也还是没有真正地使一个人的才能和贡献在不损人和不损害地球的前提下与其所处等级相一致。暴力和欺诈发家十分常见，杂以血缘、信仰等等其他标准而成了等级标准大杂烩。
事实证明，越是政府禁止的行为，越是有人想去尝试。利润也越是丰厚，也越是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地去获取，这实际上是刺激了地下产业的发展，也会成为政治腐败的一个源头。所以应将人的自我选择权扩大到不违反公正原则为度。
人类先要学会如何不伤害他人和别的物种，再学习如何去爱，否则爱也会成为一种伤害。
与主要依靠个体或者小群体单打独斗的生存不同，城市是真正的大群体生活。人类从随处而安走到定居，再从小的定居点逐渐形成大的定居点，直到城市，就象一个大家庭的延伸那样。许多城市的职能实际上就是家庭生活和职能的延伸，如各种衣食住行设施等等，而且越来越规模化和规范化。城市是比乡村更高一级的人类文明生活体现，虽然城市扩张带来大量问题，但是这是文明所趋，不是行政命令所能制止的，而且从整体来看，这恰恰是政府行政跟不上城市节奏的反映，即城市需要的是服务型政府，而现实中却总存在着管理型政府。对城市进行限制只会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拖后而不是向前，这种貌似的稳定是以不进步为代价的。
让一些不懂自己所负责领域的人去决定涉及本领域的事务，比如让不懂爱情的人去负责婚姻与家庭的行政管理，让不懂如何信仰的人去做传教士，让不懂政治的人去做行政长官，也就注定人类痛苦的命运。
政府和军队都应该是比较神圣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就象宗教场所，是谁将这些本来神圣的地方变成人们心目中公厕一样的呢？而且这种去神圣化已经漫延到宗教场所。可以说，正是处在其中的人并没有履行其神圣职能和义务，才会使这些地方成为私利泛滥的污水池。只有当身处政府、军队、教堂等等里面的人真正变成净化的神圣的代表，这些地方才能真正回复神圣与庄严，外与内应该是和谐统一，而不是分裂开来。
不公正的专制和暴政由于其特性，都会与真善美的人类理想背道而驰，而且越是倾向于暴政就越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当有责任心的人无论发起怎样和平或者温和的运动，比如防治污染、爱心捐助等等，即使开始时出于装点门面等原因得到这种政权的许可甚至鼓励，但最终都会与这种政权发生冲突而被限制，甚至禁止，更不必说那些真正对人类有益而对这些政权无益的真实新闻报道、政治示威游行之类。而这会使人产生无助绝望的情绪，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和恶化。不仅如此，不公正的制度还会逼良为娼。因为在正常的公正的制度下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或者很简单完成的事，在不公正的制度下也会完成得异常艰难，由于各种利益的介入，使人只能屈从于这些不公正的权力的淫威，要么昧着良心做事，要么一无所成。更可恶的是，随着这种不公正的深入与累加，这种状况会越来越严重，成本也会越来越高，比如以前只要一千元或者吃顿饭行贿的事，现在要上万元行贿，或者付出暴力和身体的代价，对这些现象的打击只能逞一时之快，因为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当这些情况全面恶化时，不公正政权的统治也到头了。
所有的暴力型组织都倾向于不容忍异己力量的存在，对外是如此，对内更是如此。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提出，却是中共早已贯彻执行了的，对自己人的肃清贯穿了整个中共党史，以保持其思想的“纯洁性”，所谓纯洁只是时任领导人个人专权的一种托词，因为思想上一致，行为上才会象机器一样跟从。一个思想受控制的人会是一个优等的机器人，却是十分劣等的人类。
鉴于当前由企业或者利益集团资助的科研活动本身具有潜在的不公正性和危害性，应将科学家和技师严格区分开来。科学家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必须由政府拨款，或者在大学等专门而没有利益关系的科研机构进行，其中的科研人员才可称为科学家，并主要从事基础性研究，应用型研究不应占据主导地位。这里的政府也必须是达到公正标准以后的政府，而不是目前这种充斥着不公正利益计算的政府。而受雇于企业或者由企业等资助的科研人员只能称为技师，其科研成果可以发表，因为科学研究没有禁区，但是由成果的可信度等等评价指标上应低于科学家，而且一旦科学家受雇于企业主导的科研机构或者接受其资助，即不能再用科学家的称谓，只能成为技师，不管其之前的科学成就如何，此后的成果只能作为参考而需要科学家进行讨论和验证后才能确定。而且科学家如果一旦发现有与企业相勾结的嫌疑，其科学事业即可告终结，并在事实证实后追缴其非法所得和罚款，造成不良影响的应进行大众赔偿。要记住的是，一切不公正的行为只有让其尝到身败名裂和倾家荡产的苦头之后才会得到收敛和整治。对于相关企业也应如此处理。
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人们总是喜欢将性与暴力并列，认为是恶之源，而在现实中，他们对性的道德恐惧更远甚于对暴力。特别是还处在农业社会阶段的国家，影视中凡涉及性的都会标示级别并减少甚至消除镜头，就好象这种与吃喝一样平常的行为不存在一样，而对于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的暴力镜头则大书特书，丝毫不见其象对性描写那样的忧虑。但实际上，暴力的危害要严重得多，而性却是人际关系和谐的润滑剂，对二者不同的态度表现出人们内心与外在的分裂。这种道德感也只能是很虚伪的道德感。
因为女性与善的天然联系，所以女性更适合扮演宗教传道士的角色，而不是传统认为的男性。男性更适合主持正义和创造性的世俗生活。当然这里的女性并不需要传统宗教中的那种禁欲式的苦行生活，因为没有爱的生活会使女性变得没有爱心和冷酷，爱会指引女人们去向善并传播善的意义，而不是象现在由男性主导的宗教世界充斥着冷酷而反人性的教条，这实际上是以男性为表现的理性在本应是感性为主导的宗教世界中不恰当运用的表现。古希腊的祭司更多的是由女性担任或许就是这样的道理。
一般来讲，如果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放任自流，公心往往会败于私利。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心有底线，而私利没有底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私利本身是出于人的本能，激发了人所有的潜能，因而是人性中最为活跃和有创造力的，这使其能够在与公心的对峙中出奇制胜。西方的法律文本越来越厚，却仍有漏洞可钻，对犯罪行为防不胜防就是这样的道理。然而巨大的创造力也意味着巨大的破坏性，黑社会就是一个直接的例子，这有点象猩猩群体，虽然群体中的大佬有无上的权威，但仍时刻受到和提防来自本团体内部和其他团体的竞争，这种丛林法则不仅使人压抑，也会容易使人心理失衡，而做出更多反社会行为来。所以重要的是激发私利中有益的一面，而制约其有害的一面，而这只能由公正的制度和心灵来完成。公正虽然会丧失部分效益和效率，但是发展得更为平稳和稳固，也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而伪公心则是私利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其创造性已经表达为如何伪装成公心，所以对社会和人类发展就更加没有贡献，只是完全服务于私利的欲望。
人之所以不可能向神看齐，除了人本身能力不可能达到神的水平以外，还在于二者层次上的差异决定了其对同一对象也不应具有同样的态度。神对人和人对人的方法应该是不同，当神可以用博爱对人的时候，人却不能这样对待人，就象人可以象神那样满足猫的许多要求，给它食物，陪它玩等等，但一只猫却不可能对另一只猫也象人对猫一样。但人毕竟与动物不同，当动物服从于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时，人是服从于公正的人类社会法则，而神则服从于更加高尚的神之法则。人可以向神靠拢，但不应该求得象神那样，不管是能力还是博爱还是其他。这些不同层次的法则都是向下兼容的，因此，神爱人，也可以公正地对待人，人则应公正地对待彼此，也可弱肉强食，当然还是应以公正为产轴，而动物就只能弱肉强食。可以说，更高的层次意味着更文明，也更高尚。
虽然民主和专制制度都有可能采取公正的做法，但是从历史上看，绝对的专制从来没有实现较为公正的社会运行，包括一些表面民主而实质专制的政权都是如此，只有在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以后，所有个人的权利都受到制约，才可能在民主的基础上在某些涉及公正的领域采取专制的方式。如法国关于同性婚姻的裁决即是如此。
综观当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当年的专制共产主义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怀着自以为高尚的信仰，做着残忍和罪恶的勾当，这或者可以说是暴力理想主义的通病，这也说明，不以公正为基础的信仰会如何将人变成恶魔的。
人类历史上有著名的黄祸（匈奴和蒙古人扩张）、白祸（欧洲殖民扩张）和红祸（专政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扩张），而现在又面临着绿祸的威胁。伊斯兰教之所以受到教徒的推崇，正在于现在欧美流行的基督教等所缺乏的，即对社会下层的关怀。沦为社会下层的原因有许多，而且也是令人不舒服的，象现在欧美社会一概将其斥之为懒惰或者有黄赌毒等恶习是不公允的，因为在社会上层这些恶习实际上存在得更为普遍，但是由于社会上层通过创造或者继承而得到财富，使这些问题被选择性忽视了。伊斯兰社会将黄赌毒打入禁区，因此不存在因这些问题导致贫穷的情况，而交纳天课又使社会下层的基本温饱问题得到满足，也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但是伊斯兰教的这种貌似公平的做法也同样存在着许多问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它和历史上农业社会存在过的其他有关均贫富的思想一样，都属于小农经济的产物，与之十分相似的就专政共产主义，想要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贫富相当的社会，这是平均，而不是公平，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社会缺乏创造和进步的动力，而始终停留在农业社会止步不前。当前的专政共产主义国家普遍认识到这个问题而采取向西方靠拢的政策，结果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西方贫富分化的不稳定中，而再加上其原有的统治绝对专制，使这种分化程度和社会矛盾就更为严重。另一点在于，由于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与人性相对立的，也使其在推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对立，虽然不是主要以贫富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社会上层存在的各种特权和专制行为，对各种新思想和新行为的打击和排斥，都在实质上违背了公正地发展原则。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即是这种均贫富式的以及其他措施都只对内部有效，这些穆斯林对非伊斯兰教徒则十分残酷到残忍的程度。他们自己不吸毒却可以倒卖毒品，自己不卖淫却强奸非穆斯林，甚至进行人口买卖，这些都是与人类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行为。现在是要合理地吸收人类历史上所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而以普遍人性为基础的公正为原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违背人性和天理的绿祸也会象当年黄祸那样，来势汹汹，逞强一时，但终会被历史的车轮所辗碎和抛弃。
现在中国和美国都在提倡市场经济，实际上市场经济只应局限在商业领域，而且也只是为了激发创造性等等这些过于私人或者个体性的行为，而在社会公共领域，如医疗卫生、科学教育，等等等等领域，最重要的是法律和政治领域即政府部门，都不应有商业的介入，不是不能以产品等形式参与，而是不能介入，因为这些领域并不应由花费或者赚取多少钱来衡量，而是为了促进发展、保障生命、提高生活质量，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为幸福为宗旨，而钱及其代理商的介入只会扰乱甚至毁掉这些。美国毫无疑问做过世界的超级大国，但是这也毫无疑问是建立在二战之后的红利基础上，而他们认为是私人商业无限扩张所带来的好处，而这种指导思想的弊病正在显现，并最终将毁掉这个国家，这对那些权贵来说当然不是好事，但对所有人，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却未必不是好事，让人奇怪的是，美国虽然号称自由资本主义，其政权形式却越来越向中国式的集权制靠拢。这说明，不管其产生基础、发展过程以及外在表现形式如何，集权的政治形式在任何制度中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它是少部分人私欲无限膨胀的反映和表现，除非这种私欲受到有效的限制，否则仍会在实质层面上、在任何制度中表现出来。集权的政策也大都殊途同归，就象最大的两个集权国家，美国和中国，所做的那样，取消义务教育、取消全民医疗、科研受商业机构控制等等。集权的政体只有在衰落时才会给人民带来好处，这无论对西方还是东方来说都是如此，就象中国在北洋军阀政权统治时期却是中国发展很快、中国人也普遍感到有自由和尊严的时期一样。而商业，相信最终也会摆脱钱即资本的束缚，从钱眼里走出来，成为个人兴趣的所在和成功的证明的形式之一。这似乎与以前专政共产主义所倡导的公有制形式相似，但也只是形式上相似而已，因为在经历了私有制后，这种真正的建立在私有制废墟上的公有制是真正的公有制，而不是象专政共产主义那样实际是建立在小农和私有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虚假公有制，在新的公有制下，个人自由和创造性受到尊重、保护而不是被侵犯，而人自私的一面又受到严厉的限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能相互协调。当然这种理想还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但是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欧地区实行的公共医疗等政策已经让所有人看到了这种幸福的曙光。
要明白的是，钱只是财富的象征和指示，而不是财富本身，特别是当纸币和虚拟货币成为货币符号的时候，更是与财富无关。而财富只是要增加人的幸福感以及提升人类的层次而存在。资本主义使钱成为万能钥匙，也使对幸福的追逐转化为对财富的追逐，进而转化为对钱的追逐，这与神给人财富的本意已经越来越远。钱只有在流动中才能起到增加财富的作用，而财富也只有在使用中使人愉悦，特别是在增加别人幸福感的时候，自己也会感到愉悦。当然，这对于还处于财富或者说钱的追逐中去体验幸福的人来说并不起什么作用，只是在一些灾难时刻或者是乱世时他们才会真正懂得钱是什么，财富是什么。
与专制的普遍存在相适应，中国也到是特权和歧视。机关食堂卖的菜就比市面上的便宜得多，而各种内部福利都表明这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招聘广告上的性别和年龄歧视已司空见惯，地域和出身歧视则有悠久的传统。中国依然在秉承着原有的农业社会的运行模式，进步十分缓慢。
资本主义司法制度使律师被钱所绑架，出于利益而非公正为他人辩护，从而成为潜在罪犯的同谋，实施的却是“合法”的犯罪。资本主义司法制度虽然脱离了原始社会的无法无天状态，农业社会的权力至上的司法制度，却也沦为金钱至上的司法制度。富人可以由律师制度、保证金制度以及其他倾斜的资本主义司法规定获得好处，而穷人则受尽折磨，而且由于其他制度如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大众媒体制度等等的配合，使穷人能够发声的机会基本没有，而且少得可怜的机会还是被有良知的媒体或者其他属于中上层的人去发现才得以实现。可以说，属于地球人类的公正的司法制度还远未到来。
美国影视中经常出现与现实相对立的情节，最明显的莫过于对警察的丑化和对黑社会的美化。警界很多贪污、不守纪和滥用职权，而黑社会则代表了社会正义，其成员帅哥林立，从《教父》开始就树立了这样的榜样。而就象《教父》的出现成功地缓解了当时美国正统社会对黑社会的愤怒一样，这些黑帮影视片所传达的信息影响和造成了怎样的80后和90后，我们也已经看到。是非不分，以错为对，对警察不屑，对暴力却顶礼膜拜，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现实。西方正统社会中的各种不公正又催化了这些行为，美国的不公正更多，这种情况也更严重，西欧则差一些，东欧则处于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东方也很危险，美国影响下对暴力的推崇、欧洲影响下对善的极端理解、传统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处于社会转型期，都使这些表面上平稳的古老国家实际上处于不稳定中。这是一个推崇暴力而不懂得公正的地球人类社会主导的时期。影视行业对黑社会的依赖也使它们注定成为其代言者，而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是明显而深远的。
暴政为了自身的统治，为尽一切手段，而不管其是否公正合法，如网络水军、造谣诬陷、道德宣传、暴力镇压，如此种种，然而却有意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其政权的合法性，即是否符合人类公认的公正性原则，是否符合和满足基本的和普遍的人权需要。因为这种政权本身的不合法和不公正性，使其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注定无法稳定政局而导致灭亡的命运。可以说，暴政的存在本身对人类就是一场灾难，不管其处于稳定时期还是动荡时期都是如此，除非其被更文明、民主和自由的政权或者政治形式所取代，如果接续的仍然是暴政型政权，那么这种治与乱的交替仍会周而复始下去。
正如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甚至整个科学界由于新知的出现所带来的混乱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人类知识，或者说天地万物的运行都有规律可循，而且能够用一个简单的程式来表达。低级的认识如此，高一层级的知识也是如此，这说明程式也是分级的，高级包含低级，并可以解释新的认知。也许弦理论是对当前人类科学认知的总结表达，就象牛顿的万有引力是对他那个时代人类科学认知的总结表达一样，人类总是在总结旧的知识体系之后又遇到新的认知困境，从而展开新的总结过程，这也许就是神对人类设定的难题。而在人文感知领域，对于人类如何更合理地发展下去这个命题，我选择的是公正这个总结。因为事实证明，无论阶级、国家、民族、宗教、博爱等等这些总结，都在现实中证明无法将人类带到更合理、更高级的发展阶段，都会使想要自由自在过与人无害生活的人们受到伤害。当然也许这个答案也会在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之后被否定，但是那也要在人类经历过他们应该经历过的这个阶段之后才会显现。
人类在每个发展阶段的知识体系都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灵学与科学，或者说感学与理学，这与人类认识外界的两个阶段和层级，即感性与理性相对应。灵学是在人类知识体系中人类能够感受到，却无法做出合乎理性的解释的那一部分知识，文学、哲学、巫术、除西医以外的人类医学知识、风水、宗教、星座命理、灵魂学、其他智慧生命体认知等等都属于此类，其基本特性在于感性、主观、与已知知识相悖；科学则是在现有人类知识框架中可以做出合理解释的知识，所有自然科学、历史、社会科学等等都是属于或者致力于此的学科，其基本特征在于合理、客观、通用。而那些还没有被人类感知到的外界事物，也就还没有被纳入到人类知识体系中来，也就还不存在从感性走向理性知识的可能。而进入到灵学领域被人类感知以后，人类才有可能运用理性去分析、判断和提升这些知识，就象曾经报道的有人用计算机编程写出好词来一样。所以不要贬低灵学在人类认知和知识体系中的作用，因为毕竟这是人类认识外界事物的第一步。
下等人信仰形式，也就是信仰的皮毛，象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女人必须包头巾，佛教徒不吃晕、基督教徒对同性恋等持反对态度等等都是如此。他们只会固执而且往往是蛮横地遵守这些他们看来实实在在的教条，而不去思考其所在宗教想要教导的真意。注意这里说是下等人而不是下层。当然由于下等人的智商和情商都不是很高，所以更容易沦入下层，但是由于各种社会不公平的存在，比如血缘遗产制等等，会使一部分下等人处在中上层，其危害也更大一些。上等人则信仰内涵，即宗教或者信仰的精神、意义和灵魂所在。上等人不会去讨论是不是吃肉或者吃什么肉之类这样无聊得可笑的问题，而是透过宗教等等信仰去探寻生命的真意，人类前进的方向等等，这一点上佛教和基督新教做得更突出一些。
除非是象欧洲殖民者这样处于更高一个层级的文明，否则从历史上往往看到的是同一层级内较为发达和和文明的文化被落后而野蛮的文化所征服和取代。这也许有些不可思议，或者有人据以认为是神的不公。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讲，这反而是较为公正的。因为地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之间不应有悬殊的差异，特别是那些时时处于流动与接触状态的文化更是如此，否则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一种平衡。人们总是关注一个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却没有看到全球的两极分化也会导致整个人类社会的极其不稳定。所以如果想要自己所处的文化永远繁荣昌盛和发达，就应致力于整个人类的繁荣和进步，而不是采取各种方式来保持本文化的领先和霸主地位，这一是不可能，象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对所有人都没好处，二也不符合平衡与公正的发展观。如果说在历史上这种两极分化是用血与火来弥合的话，那么现代的文明人类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更为平和地解决这类问题。可惜的是，现在欧亚非等地区所发生的一切都在表明地球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智力水平。虽然那些以宗教或者信仰或者其他的名义杀人放火的匪徒十分可恨，但更为可恨的是这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不公正社会。如果这样的社会继续存在，人类的苦难依然会循环下去，即使是在中国这样已经被儒家之类维稳思想所控制的地区也是如此，因为任何人为产生的思想和行为都不能与自然和社会规律，即神的意志相抗衡。
人们出于普遍人性的角度，对于事不关己的战争总是希望正义的一方获胜，但真实情况却往往事与愿违。这一方面是由于非正义的即自私的一方一旦发动战争那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正义一方总是受到道义等等因素的磕绊而畏手畏脚。而正义的一方要明白的是，战争状态不同一般的和平状态，也不能用平时的伦理道德进行约束。战争双方实际上在战争之初都怀有两个基本愿望，即本方获胜和快点结束战争。非正义的一方会用各种正常和非正常的手段赢取战争，于是会出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恶，而在当时的日军看来，这是能尽快使南京恢复平静消除抵抗的最好方式。正义的一方则往往束缚于平时的道义准则而不敢和不愿做，其结果就是或者输掉战争，或者付出更大的伤亡，这都会加深和延长整个人类的痛苦史。所以为了尽快消灭非正义一方的武力，有时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如在日本扔的两颗原子弹，虽然仍被世上的“圣徒圣母”们所诟病，但毕竟这加快了战争结束的进程，而且以小的代价换来了己方和敌方更多的伤亡，这就是正义的和符合战争逻辑的行为，而且不要忘记，当时日本的国民都处于天皇政权的牢牢控制下，绝大部分人自愿成为效忠天皇对外侵略的支持力量，那么原子弹对他们也有整体打击敌对势力的含义，死亡的可以说是平民，也可以说持敌对立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持非正义敌对立场的人，那么以看似残忍却是伤亡最小的方式来解决就是必要的。这不同于911以后对基地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打击，如果911真的是基地组织所为的话。因为美国虽然是对外侵略的暴政国家，但对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等国的军事行动则是正义的，原因就在这些国家当时的旧政权都属于非正义的暴政，对内进行残暴统治，不管其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其打击都不为过。而伊斯兰所谓圣战者实为暴徒在西方国家进行的包括911在内的恐怖袭击，即是针对正常社会秩序和真正平民的暴行，虽然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并不符合公正原则，但也不应由来自更为低级和残暴的组织来进行，何况这些组织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将人民从西方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中解救出来，而是出于落后的宗教信仰目的，这就注定其反人类的非公正性质，而对其打击至消灭就是全体人类共同的任务。当然，正义的一方也不能因此而滥杀无辜。所谓无辜是指反对非正义一方的主张和暴行，在战争至少保持中立，但也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正义的一方，而不管非正义的一方的民族、国家或者宗教等属性是否与自己相同或相似，即使受到非正义一方的胁迫也应是被迫甚至抗争，而不是象某些纳粹集中营看守在受到审判所宣称的那种被迫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否出于自愿，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杆秤，违反自己良知的行为总是说不过去的。
不要认为自己富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可以不管其他人的苦难，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生活是相通的，特别是旧大陆地区，基本上不可能独善其身。那些过得好的地方时时刻刻都被过得不好的地方那些如狼似虎的人盯着，只要有机会就趁机作乱打劫。说这是丑恶的人性也好，说这是降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也好，总之想在别人还处在水深火热中时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不仅是自私的想法，而且也不可能，早晚会因此吃到苦头。何况现在所谓的富裕国家的国民实际上是受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恩惠而过得很舒服，即使他们没有参与到对贫穷国家国民的直接搜刮，也间接地获得了这样的好处，这并不是公平的。
相对于纳粹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象是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形式，即从封建制度发展而来的权贵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其权力传递不是通过党内选举，更不是通过全民选举，而是由几个权贵家族通过指定接班人的形式来进行的，因此更带有封建性，是比纳粹更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统治形式。
因为对神的认识来源不同，神，或者说被当作神的客观事物（有可能是生命体）也是分层次的。如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可以被认为是从天而降的神，甚至可以是穿越回古代的未来人类；而创造万物包括地球人类本身的大自然也可以被当成神；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创造出宇宙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为神，而创造出所有这一切的原因，包括创造出神的神，即原初造物主，比如如果包括宇宙的物质世界最高是十一维度，那么处在第十一维度上的可以称为终极神。这些创造者或者有形，或者无形，或许是单数，或许是多数，还分成不同的层次，但肯定是比地球人类更高级也更文明的。地球人虽然起于野蛮而弱肉强食的动物界，但终究是要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向更高层次也是向着神的层次发展，而现在地球人类已有的各种制度因为源于过去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所以对这种人更自由的发展还是一种束缚。不要妄自尊大，自以为自己所偏处的地球一个角落里实行的制度和所处的环境就是最好的。而要谦虚谨慎，在不断学习与尊重他人和其他生命体中体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去体味神所提示和交与人类的使命。
从被奴役到自由，需要放弃一些东西，需要违反一些东西，需要一些代价，但却是值得的。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句话没有错，遗憾的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或者说如何运用科学成果是有善恶之别的。民主一些的国家会用于民生，暴政国家会用于维稳和压迫剥削。从另一方面来看，来自落后地区的人往往会很勤奋刻苦，但创造力不佳，因为这是相反相成的两面。但由于他们的勤奋而取得不错的成绩（而非成就），也许会在先进地区找到很好的职位，甚至是领导职位，这就有可能将其所在地区的落后习气带入正常的管理和科研中，就象落后地区的政客在拉低涉及全球事务的政务水平一样，这也是人类必须经历的，除非这种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差距得到消除。
从目前看，中共政权似乎在通过控制事业单位特别是高校编制，使知识分子生活得不到安定来达到钳制知识分子思想的目的。
国家政权在创立之初的确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因为那时各个国家和民族基本上还处在封闭的状态，这样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当西方对国家民族化的解释成为主流后，国家才被赋予保护本国内部人群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使命，但这种理论仍时不时由于各种来自国家内部的压迫而受到挑战，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而且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局限性来。国家政权仍是压迫的工具，不管来自其内部还是外部，除非有人类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否则由国家政权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永远不会停息下来。
现代律师制度表面上看是遵循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即通过双方辩论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向众人展示谁对谁错。但在实际上，这不仅违背了公正的原则，也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因为律师只是一个代理人而不是当事人本人，在法庭上是律师的辩论而并不是当事人之间的辩论，这样不仅真相很有可能被掩盖，因为律师没有经历过真实的场景，而且会用其法律知识帮当事人掩盖对其不利的证据，这已经与法律真实、客观、公正的精神相悖，而且使自由竞争的模式和益处在这里失效，而变成不自由的代理人竞争模式。这有点象现代企业制度，垄断组织通过选择代理人来管理企业，在取得一些效果的同时也减弱了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好处，更不必说是公正的自由竞争了。
恋童被世人所诟病，也许除了中东和非洲一些文化人群，这世上没有谁会赞同这种行为。但恋童现象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恋童者的性指向之固定也十分顽固，这很些象同性恋者。这就带来一些问题，如如果说同性恋是不可根治的正常性欲行为，那么恋童也是不可根治的，为什么就是反常的性欲行为？如果成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是不正常的违法行为，那么两个未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又是什么？等等。从人类性行为来看，人类中的性欲指向可以说五花八门，似乎只要人群中有多少自然的分类和社会的分工，就会有多少性倾向，比如有人喜欢帅的，有人喜欢长得高的，有人喜欢老的，有人喜欢同性，有人喜欢军人或者教师，有人喜欢做领导的，有人喜欢有钱的，等等等等，那么性指向是少年甚至儿童的性行为从人类学角度来讲是必然存在的天然现象，因此恋童并不是一种变态，可以说是人类性行为形态中的一种。但是恋童与其他性倾向相比有一个问题，即性倾向的对象是不懂得什么是性行为，这种懂是真正意义上的懂，而不是模仿或者玩乐。因为儿童性器官还没有发育，并不能带来性快感，他们从本质上讲并不懂得什么是性，也就无从讲进行性行为了。而恋童者则是成年人，知道什么是性以及性快感，这样性行为双方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对等的。未成年人因为获得不了性快感，因此他们从事性行为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游戏模仿。当然这要排除对未成年人强奸和虐待的现象，这与对成年人的强奸和非自愿虐恋一样是强迫性性行为，是应坚决被禁止的。所以许多孩子在模仿性行为时实际上就象做游戏一样好奇，也就混同于童年的其他行为而一起忘记。只是这些行为的记忆会存在于其潜意识中，影响到未成年成人后的性倾向和性行为等等，这就象有些杀人狂和虐恋者也是由于其童年经历所造成的。所以重要的是保护孩子，给他们一个健康而自由成长的环境，从而让其在成年后自主选择自己的伴侣，而另一方面，对恋童者来说，他们现在被整个社会压制在阴暗的角落中，就象以前不被承认的同性恋等行为一样，就会更多的以性本能的面目出现，而不会升华到爱的层次。因为只有爱上一个人，才会在其当初产生性吸引的条件消失以后，还会继续相守下去。就象因为钱财和美貌而互相吸引的组合，当一方没钱而另一方美貌消失以后，双方仍坚定地要守护在一起一样。可以同样问那些恋童者：你是象美国那一对老妻少夫一样，真的爱这个孩子，不管世事怎样，不管是否为他付出多少，丢工作也好，坐牢也好，都不离不弃，准备给他一生的幸福吗？
现在的商品仍然是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即一部分产品是带有贵族化和奢侈品特征，其特点上产量少、价格高、质量上乘、服务优、系统和销售渠道比较封闭，能保证少数有钱人或者精英的需求，如各种奢侈品，苹果产品也带有这样的特性；而另外一些产品则走大众化道路，量大、质量、服务一般但价格低廉、系统和销售渠道是开放式的，如安卓产品即是如此。可以说一个以少而精取胜，另一个以广而廉价取胜。而一些夹在这中间的产品则处于尴尬的地位而生存艰难，如平板中一些采用安卓系统却不开放系统的，或者使用自己开放的系统却创新性、安全性、服务性、使用性不足的产品。这种局面也许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产品对社会财富分布状态的一种曲折反映。要记住的是，产品永远都是为需要服务，而不管这种服务是后发式还是前瞻式，满足不了需要的产品没有出路。当然这些需要五花八门，是分各种层次，这就要求产品的定位要准确，即使是创新也要迎合或者暗合顾客的心理欲望。
专制国家里，矛盾的积累也是逐渐的，而其有力的推动者却往往就是那些被全体国民所称颂有着所谓文治武功的明君圣主，象西汉时的汉武帝，唐代的玄宗，清代的康熙和乾隆等等，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享受了前几代积累下的财富，才能进行各种武力活动，但这会促使国库很快空虚，而他们又被巨大的歌功颂德的光环所笼罩着，以为自己的才能超凡脱俗，这又进一步使好大喜功以及奢糜的风气在社会里蔓延，从而使下一代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如果下一代不明事理，仍象前代一样不讲积累，本来就没有从财富积累中得到多少好处的人民会更加贫困，国家也很快就会陷入动荡，这样即使末代帝王是明君也很难扭转局面，更何况末代帝王往往是平庸之辈，就只能得到被推翻的命运。因此，值得称赞的恰恰是那些在前期注重积累的君主。而民主一些的制度则由人民来监督政府，使其在法制的范围内办事，也就少了专制制度这么多烦恼。
暴政总是用同样的暴政垮台后人民生活的下降和动乱来恐吓它治下的人民，让其以为它才是保持稳定和发展的最佳人选。而实际上，暴政后的动乱等等现象正是暴政所一手造成的。因为在暴政长期的禁锢和欺骗下，其治下的人民并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的真正意义，他们只会象阿Q那样向往革命，幻想革命会带给他象欺压他的统治者一样的日子。因此他们只能象他们以前所习惯的压迫者们那样行事，从而由被压迫者变成新的压迫者，各色人等持有不同的理念，都想取得控制权，这才会使社会持续动荡。除非他们明白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以及如何正当地获得，这种事态才会受到控制。如果暴君在其执政的稳定期内向民众灌输正当的民主思想，那么民众就不会在他倒台以后仍象无头苍蝇一样乱飞乱闯，但无论谁都不想再回到他所统治的时代。总之，如果专制甚至暴政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那将是人类的悲哀，至于永远存在下去则是不可能的。暴政只会产生暴民，而且永远都是这样。
民族精神近于金牛座的日本人的确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精致而优雅的文化，但大多是物质方面的，在精神方面不仅匮乏，甚至有时可以说是变态，倒也符合金牛座那种内心追求刺激的特性。比如对于死亡的看法，不仅超脱，而且甚至要表达出美感，但其美感就是对剖腹、砍头以及其他希奇古怪死法的推崇和繁琐的规定。尽管他们这样追求美的死法，但无论如何留下一具血淋淋的尸体都不会与美有任何联系。要记住，神创造出人，赋予它灵性和美好的人体，不是让它死着玩的。
尽管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在上台初期都实行了一些打破阶级界限和有利于工农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原来对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都很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并得到各国当时最广大人民，包括大多数中下层和一部分带有公正心和善意的上层人士，的拥护，但是由于其未改变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其所实行的平等政策就只能是乌托邦性质的，是各国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所向往理想社会的一次尝试，而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而且这种模式很快带来的是象法国大革命一样的无秩序暴力，这是在集权被消灭后乌合之众所特有的现象，即不能真正理解民主和自由的含义特别是需要协商对话这一点而有着各种诉求的人很快就会为了完全而彻底实现各自的目的和统治权而诉诸暴力。与之相类似的场景就是当前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暴力和混乱。伊斯兰极端运动与专政共产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有理想和信仰，为此而使用暴力，在开始得到了广大下层的拥护并代表他们的利益，要实行无贫富和阶级分化的理想政策，但在取得胜利后却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而渐渐背离当初这一宗旨，最终只会产生新一轮的权贵阶层和贫富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压迫与剥削。可以说，当前还能体现原有工农诉求的平等政策的也只在古巴、越南这些地区还有一些遗留，但仍受到极大的来自现实的压力，而其他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和朝鲜等等全部已经回到带有强烈封建式专制的状态中去了。而具有伊斯兰平等理想色彩的是一些富裕的海湾国家，但这也不是依靠本国生产力的提升和伊斯兰教本身的力量，而是石油资源，至于其他如伊朗、塔利班等等都或者与现实妥协，或者进入疯狂护教的歇斯底里状态，而且上层仍出现了极大的特权阶层，至于isis的伊斯兰国更是赤裸裸的暴力加不平等，完全不是要在恢复伊斯兰制度本身了。这种尴尬的状态只能说明，追求不公正的平等理想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在面对现实时要么一败涂地地改变理想，要么歇斯底里地伤害现实。
无神论和有神论都是对世界万物本源的探讨，即我们以及我们所在的周边万物是如何产生和按什么运行的问题，将这一源动力归结为更高级的造物主即神的即是有神论，归结为自然本身的即是无神论，因此有神论与无神论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因为二者对认识客观规律都没有阻碍。但现行的所有宗教即有神论观点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将某时某地某种文化的人群所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当成是普遍存在的真理，即神的旨意，由此反而违背了真神的旨意，即自然和社会规律，因为这才是神之创造世界的根本想法。对此相对应，无神论中的各种信仰，如儒家、共产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甚至是对现行科技本身的信仰也都是建立在某时某地某种文化所总结出的非普遍性真理，都有可能是违背了真正的最终的客观规律。所以在终极意义上，无神论与有神论是合而为一的，其区别只是对终极造物主采取了不同的解释，甚至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但是所有的有神论教徒和无神论信徒都必须跳出自己所划定的狭隘的信仰圈子，去不断认识自然包括地球人类社会规律而不是被现行的各种信仰的教条所束缚。
中共现政权的教育仍是奴化教育，并不是只有侵略者的教育才会奴化，本国暴政也会因为要控制人民思想而实行奴化教育，即不去鼓励人独立思考，追求真知，而是要其盲从和听话。但所有的事务都需要有创造性才能发展，所以中国目前不能出现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创造，除非有人能冲突这种思想上的重重封锁和控制，才有可能窥见真知。而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中国的中共政权因为其暴政的本质，是拒绝创新的，他们以为钱能买来一切，包括创新，所以不惜用大价钱去投入所谓的研发，而并不注重整个社会和对人思想的开放程度，相反却极力压制这种创造力的源泉，所以我们所能看到的钱都投入到以官方为主导的所谓科研机构中去，出的成果要么幼稚可笑，要么与人类常识相悖，要么干脆造假，而这些却挥霍了大量从中国人那里榨取的钱财，而真正的民间创造力却被极力压制了，许多民间成果找不到可以对接的地方，因为那些认证机构都是这个政权所把持的。与之相象的是沙特等伊斯兰国家这样的政权，而它们之所以有共性，其实归结起来就是农业社会的，即传统所说的封建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
中国的奴化教育还体现在孝道上，这种孝道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孝道，而是顺道，即放弃自己可能的幸福和人生高度，而顺从和屈服于长辈的安排。这样的人并不会有什么大出息，因为高位意味着思想的开拓和解放，创新意味着前人所没走过的路，这些都不可能在一个总是唯唯诺诺的孝子身上发现。所谓的二十四孝中并没有什么出彩的人物，而那些统治者却多是自行其是，甚至杀戮亲人，就是这样的道理。当然杀戮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孝道应回归孝本身，而不是成为“顺道”。
专制或者说人治是将所有大权集于一身，包括法律在内的裁判和决定权都向极权者靠拢，朕即法律。法治则是社会中的每个人，包括最高决策者都自觉地向法律即其所代表的公正靠拢，最终决策者和裁定者都成为法律的体现者和维护者，法律至上。因此人治与法治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就象《圣斗士星矢》所演绎的那样，双子圣斗士窃居了教皇的位置而兴风作浪，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由政治及其代表者政权窃居了真正的仲裁者=公正及其代表者法律，而兴风作浪。政治本应和科学、教育、艺术、工商业等等是同层次的，但因为其带有权力性而被尊崇到无尚的地位。
包括著作权在内的所有知识产权的目的是要保护和激励创新，而最终的目的则是使人类整体得以进步和幸福。但当前的知识产权法已经逐渐背离了这一初衷，成了保护资本家和垄断的法律，就象在现行法律其他领域所表现的那样。这是因为资本可以购买任何可进入其衡量体系的东西，包括发明创造，这就使其独占成果而谋利成为可能，而不是来为整个人类服务。所以，除了发明和写作者本人，任何人或组织不应享有知识产权，即知识产权不应被买卖，而是由获利者交付一定的酬金来实现。而由企业组织的实验和创新活动应由个人与企业共享，但最终还是要公开于社会。所以科研主要还是依靠学校等研究机构比较合适。
要记住，幸福不等于放纵。各个时代的上层社会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奢华而富丽堂皇，又追求品位；另一方面又淫乱到没有节制。似乎是在从两个方面探索人类欲望所能达到的程度，但都是人性的真实反映，即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和肉体上的快感，这也是与幸福和放纵两种实际得到的感觉相对应。两种倾向都会对整个社会带来示范性影响，当然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是二者如果不能和谐统一起来，人就只能在这二者之间徘徊，人性也只会被割裂成阳光与阴暗的两面。农业社会对阴暗的一面总是采取打压的态势，不承认也不允许，却默许其在一定程度内存在，工业社会则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使这些阴暗面浮出水面，却会使传统社会的人震惊和不舒服，这也许也是农业社会的人对工业社会文化的排斥和认为其丑恶所在。但毕竟这是由真实的人性所引发的，农业社会传统的人也只是不承认而已。而相信随着这些所谓的丑恶公开化以后，人类会找到真正的比较合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阴暗面，以达到灵与肉的和谐统一，但这种和谐绝不会是农业社会传统性所采取的绝对打压和不承认的态度，所以那些还处在传统社会田园牧歌式理想中的人们并没有资格来评论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而需要有着真正现代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思想高度的人们在探索中去总结得出答案。
不要指望和依靠中国人去实现公正的社会，这就如同让那些虔诚的宗教教徒去反对他们所属宗教的教义一样。中国人的公正观只表现在对别人的态度，以表现自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或者是当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不合理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而当他们面对侵犯他人合理利益而对自己十分有利时，他们就会把公正如同一切道德说教那样迅速地抛弃。在这一点上，他们倒很象那些宗教教徒，在对别的宗教教徒进行迫害和侵占时是那么心安理得。这种心态当然是与中国长久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密不可分，由于所谓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实际上只是权贵们想要攫取利益的托辞，对于私人利益的极度盘剥和压制，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看似分裂的人格，即对于专制统治表现出极大的耐受力和顺从性，而一旦条件允许就马上以自己的私利为优先考虑。他们也许谈起官员腐败和外国侵略来头头是道、义愤填膺，而当他们处于同样的位置时，比如真正当上领导，或者去非洲等地开拓市场时，马上就会转为变本加厉地做他们原本所唾弃的那些事，只是因为这对他们本人有利。所以中国人和虔诚的宗教教徒一样，其国民性都表现出人性虚弱的一面，而无法实现建立在健康三观和人性基础上的公正社会。在这样一个权贵以公权的名义肆意践踏私权的国度里，每个人的任务就是如何以各种上得了和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止损和增利，而且做得心安理得，这与当代穆斯林或者更早些时候天主教徒对待他人如出一辙，只不过是用在对自己人身上。因此，虽然这个国度标榜的是孔孟之道，整个社会上下却对《君主论》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任何教会和教士不能以敛财为目的，也不能通过欺骗、强迫甚至劝说的手段让信徒认捐，而且即使是信徒自愿所捐助的份额，也不能影响到教徒的正常的生活水平（注意是正常的，而不是基本生活水平。富裕的生活是一般人都想要的，这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之一。更美好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因为这会让人觉得更幸福，这也是神想要人得到的，只是这种幸福生活的取得并不能以伤害别人的合理利益来获取，否则不仅与幸福本身无缘，而且是违法的。）教士也只有依靠自己的才能去挣得相匹配的生活水平，而不是通过让教徒捐助来肥己。捐助来的钱应当用于提高人类整体的素质和幸福程度，而不是为某些教士服务，如果是这样，那这些教士就象中世纪一些特权教士，或者现在中国大陆的富和尚一样，都是伪教士。即使是以修建教堂等名义也不行，试想佛祖是在高大的佛院里给人传道的吗？耶稣是在宏伟的教堂里给人布道的吗？如果宗教的创始者都是这样简朴地生活和工作，那么其后来的追随者又怎么能用这些世俗的物质化的东西去宣传其教义呢？这并非说现在要去捣毁教堂寺院之类，因为这些建筑已经象不可移动的文物一样成为人类物质财富的一部分，只是教士们在布道时要多想想神与先知们创建宗教的本意，而不是被这些物质性的东西迷住双眼。而伊斯兰教中的天课实际上是带有世俗济贫的税收性质，这应该是由政府出面实施的税收或者费用制度，以确保世上每个人能达到最起码的温饱，而宗教只能是收取信徒自愿交纳的不影响教徒的正常生活水平的费用，除一小部分用于教士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外，应全部用于社会互助性工作。
中国有可能成为富国，或者强国，但不会是创新大国，因为创新需要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环境，但中国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现状来说都有封闭自己的倾向。所谓的四大发明，有一多半也只能称得上是发现而已，既没有明确的发明动机，也没有实施创新的步骤。这与阿拉伯人有些不同，因为阿拉伯人本来就是贸易式的拿来主义，与早先富有创造性智慧的两河流域居民相比，其本身的创新能力已经很弱，而中国人的创新才能则是被专制而封锁的制度压抑和限制住了，中国民智的开启需要真正认清现实又懂得实务的领导者来进行推动。
Pamela Geller说过，如果想知道是谁统治着你，就看你不能批评谁。这里需要修正一下的是，虽然也是专制制度，一些开明的统治者是允许民众的批评的，因此如果改成想知道你害怕着谁，就看你不能批评谁，远如暴君，近如黑社会，现在则加上迷信宗教者。要记住，除了公正，自由不应向任何信仰、现实利益、权势等等低头，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那些企图控制、抵制、抑制这种自由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违反公正和自由原则，因而都是罪恶的。而为了追求符合公正的自由，人类进行过、进行着、也必将这种争取进行下去。
不要因为人类的种种不开化甚至罪恶的行为而就想灭绝人类。如果神对人类已经失望，神自然会去做这件事，既然神都没有对人类绝望，人本身为什么要去做这种神才能做的事呢？人类相对于之前的蒙昧和野蛮已经有相当的进步，而且仍在不断前进着，不应对那些发展中的小小波澜心存芥蒂。何况即使是人类毁灭而代之以新的智慧生命，他们的进化也当是由低级向高级的，也要经历这样的阶段，所以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徒费工夫。重要的则是如何减短这一进化过程，以及如何减轻这一过程中人类自身以及对周围生物和地球环境所经受的痛苦和磨难，这远比推倒重来要艰巨，但是人类自身净化所必须做的事。
这个人类世界上，也许只有三种应该表达敬意的情形：1、神，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神，不是目前各个教派或者信仰中所礼拜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偶像，这或许也是莫罕默德所提倡的禁止一切偶像崇拜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是后世的穆斯林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去执行这一教令了，所谓的圣地崇拜也与偶像崇拜差不多；2、真正的公正与善与爱。但是目前并不存在真正的公正，所有国家和地区所谓的公正法律实质上都带有不公正的成分，也并不值得去表达敬意，而象政治上所谓的领袖们，不管是主席还是总统还是国王，全部都是专制制度的象征，更不也绝不应当成为表达敬意的对象，因为这意味着向专制和独裁低头。3、私人原因。如救命恩人、帮助过自己的人、父母师长等等。这种情形存在的理由在于对别人给自己的恩惠表示感谢，所以当父母师长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或者很专制地控制和剥夺子女学生合理权利时，也就不值得子女学生表达敬意。
事实证明，闭关锁国的鸵鸟政策除了让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以外，还会使国民变得蒙昧无知如井底之蛙，中国这样，缅甸这样，穆斯林地区这样，以前的专政共产主义区也是这样。即使国民比较聪明能干，素养底子较高，其素质也会得不到提高，不能达到其应有的高度，而只能在对外交往中象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国民素养底子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非洲等国家则会在开放中成为强势文化的牺牲品，但其不开放情况可能会更糟。非洲、穆斯林和东南亚国家急需要提高整个地区的素养和素质，否则会拖整个人类进步的后腿。
虽然都是善，但也有理性的善与感性的善的区别。下层民众中多感性的善，即出于别人的教导、影响甚至强迫，或是出于自身长期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条件反射式的行为，但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只会用“都是这样”“天经地义”之类的话来回答。而这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善很容易受到理性思考的冲击而瓦解。理性的特点是客观而不带感情色彩，因此是可善可恶的，想想核能既可以发电也可以造原子弹，网络既能使沟通方便又能使专制政权监控更容易就知道了。因为理性要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提不出所以然或者提出的理由似是而非如宗教或者儒家之类时，就会被理性所抛弃，而这时如果没有理性的善为依据，理性就很可能因为人出于对自己有利的自私的本能而去做恶并心安理得，就象所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文化所经历过的过程一样。而社会中的高层更容易成为理性之恶的实践者，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和所做的决策等等都要求不能感情用事，使其容易因为理性要求而忽略感性的善的一面，所以才有一个父亲和儿子也可能是总统，不同的身份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这样的说法，只是这样就会割裂一个人的人性，使其变成分裂的人格或者变色龙，而不是内在的统一性整体。所以上层更容易受到自私的一面由于来自理性的支持而做恶，或者基于一些民族的、国家的、信仰的等等理由去伤害其他人，这也是一些人发出“道德存在于底层”的哀嚎的原因。现在是应该将理性与善结合起来，用理性的善去思考和对待。而这种理性的善即是公正，因为只有这种善才会使所有人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达到利益最大化，从而使自己也不会最终受到伤害。这就如同一份社会性的契约，每个人都必须履行这份契约才会使社会健康地持续发展，对这份契约的任何违反者会受到相应的和相称的制裁，否则社会就会变得毫无秩序，最终连一开始破坏契约的人也会深受其害。而遵守公正（其外在表现是法律）也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被动的只是因为对受到惩罚的恐惧或者无利可图而被迫去遵守，一旦有合适的时机马上就会原形毕露，而只有这种对公正的遵守达到理性地去遵守，即理性的善内化为每个人行为准则的程度的时候，社会才会变得和谐而平稳地发展。所以，代表感性的人文学科和代表理性的科学必须要结合起来才会达到理性的善这样的效果，但现在对科学过于推崇，人文学科却因为仍然停留在始发性的感性阶段而不被重视，或者由于原始态的人文受到科学理性的冲击而力图固守传统，这都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甚至危机。
在一个暴政国家里打击腐败并不会带来政治的清明，倒会使整个官僚体制越来越官僚化，因为从有能力的人被清洗，甚至是由于上层出于卑鄙的目的使有能力又有德行的人也被清洗，这会使没能力又“站对”了队的官僚因为自己的无能没有受到冲击甚至还被加以保护而变得更为官僚。反正办事得好处会被惩罚，办事没好处又对自己没任何利益，那么不办事就是最优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再对来求办事的人吹胡子瞪眼还会满足自己的变态官欲，何乐而不为呢？标榜为一心为公的暴政就是这样注定衰败。无能的官吏在专制和暴政体制下，可以也只能由利用其职务来虐待其他人刷存在感。而在比较民主的制度下，这种情况则由于受到广泛的监督和曝光而得到遏制。
虽然神给了女性温柔与善良，但却给了男性阳刚与真诚，所以女性虽然表现温柔可人且处处体现善，却很容易也很善于撒谎，也于是需要男女互补，这不一定是以婚姻的形式来表达，只要男女同处一个地方就会有江湖的存在。
暴政基本上无公正可言，它是依赖利益或者某种信仰作为支撑的，前者如当代中国，后者如伊斯兰、前共产党和法西斯国家。这是一种真正的扩张到整个社会的黑社会组织形态。拿中国来说，只有那些没有侵害到其统治阶层利益的事件处理上才会表现出一点公允来，但是往往会由于不公正的一方与统治者千丝万缕又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立即建立起来的利益同盟而变成共同对受侵害方利益的屠戮。这种处事方式会象晚期癌症一样迅速扩展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从而显得时时处处都在发生着冲突。暴政不仅不合公正，甚至连所在社会公认的传统社会道德也会抛弃，而且控制舆论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传播，可以说尽一切手段，最终只剩下统治者的为所欲为，而这也就走到了其统治的尽头。所以对于暴政，暴力对抗是第一位的，虽然其他方式和手段也可以运用，但是以暴政本身的无理和不合法性，以暴制暴是最为常见的方式。
暴政既害怕其治下人民接触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也害怕其与外人接触而获得真实的力量，也害怕外人与其人民接触而获得真实的境况，所以不管是富如中国还是穷如朝鲜还是所谓笃信教义如伊朗，其不变的是禁止并尽一切手段阻止国民与外人接触交流，既使其人民受其宣传做着美梦，又使外人无从知晓其国内真实情况，当然中国和伊朗随着不可避免的国门打开一点而有所改变，情况也更易为外界知道，但其实质仍未改变。
专政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国家证明，消灭了富人和贫富分化的社会并没有使穷人翻身，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是陷入共同贫穷的境遇和催生了新的特权阶层；而欧美国家则从反面证明不顾穷人死活的两极分化只能带来对立和反抗。重要的在于如何在保持适当刺激以促进进步和发展的前提下兼顾各方的利益，这就要结合两种制度的优点而摈弃其缺陷。要保证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其次要保证每个人的发展权利，这就要一方面保证穷人的生活，又不能使其养尊处优，另一方面保证每个人不管其出身、种族等等都能公平竞争，而不是受到血缘、关系、利益等等的干扰，而只有当对公正的信仰成为人类所普遍遵守的信仰，并且劳动报酬和能力评价在全球达到统一以后，这种情形才有可能出现。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信仰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突出的表现就是牢记别的民族或信仰对自身的侵略和压迫来提升民族或宗教认同感，而忽略对其他民族或信仰所带来的所有伤害，甚至当成是文治武功来加以炫耀，来提升本身所谓的自豪感。日本人这样，中国人这样，法国人也这样，基督徒这样，穆斯林也这样，并没有人从真正的一个地球人的角度去审视自身和他者。只有象犯了纳粹大屠杀这样巨大而且是近代的严重暴行，加上德意志人所具有的理性思维精神，才会有人开始去承认和背负，而且仍没有以真正公正的普遍人性观点去审视。只有某些社会和心理学家才因为学术的客观性而接触到了这一立场，但从民族和信仰层面，还没有一个民族或信仰达到这种程度，虽然佛教徒由于教义的缘故很接近，但也只是接近而已。拿犹太人举例，他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经历的确很可怜，但并不无辜。从《圣经旧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是如何在弱肉强食式运作中征服和赶走其他民族而成为一块土地上的主人的。如果犹太人依据犹太教认为迦南地是耶和华约定赐给犹太人的，那么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也可以依据他们的经典而为对外扩张寻找到依据，其他信仰也可以这样。如果两种信仰相遇而起冲突，那么所遵循的就只有胜利者是正确的的强盗逻辑了，那么犹太人也不应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不公和伤害，穆斯林也是一样，因为他们既然承认这种不公正的法则，并在民族和国家昌盛的时候运用它，那么就不能在自己打不过别人而受其欺凌的时候说这不公平。你如何对待别人的，别人也会如何对待你，别人也应该如何对待你。神是公正的。
宗教和信仰在最初都是些悲天悯人的先哲思考如何解决人类生存痛苦而创立的，但在确立为社会规范的过程，却都变了味，成了统治者统治的工具。基督教在创立时是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统治屡屡失败的产物，而在罗马贵族接受并大力推广后，就成了西方封建社会的支柱，而到了近代随着新教教徒和清教徒对罗马教廷的官方教义的修改而成为为资本家统治服务的工具；伊斯兰教在最初也是阿拉伯人思考如何结束分裂与战乱的产物，而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兼顾了穷人们的利益，但最终还是成了统治者对外扩张、加强统治、钳制新思想产生的工具，而在现在则成为暴徒们赤裸裸宣扬的工具，使其在其他信仰的人眼中成为邪教而在实际上是污辱了这一宗教；儒家则从一开始要建立和谐的等级社会而在统治者接受和推广后成为支撑了汉族几千年宗法社会的精神支柱；即使是佛教也在中国完成了本土化，成为一部分统治者敛财的工具，而在东南亚则为各个实质性的国王们服务；共产主义在现代如何从一种作为理想追求的科学学说演变成个人独裁的工具而遭到世人唾弃，是离得最近发生的鲜活实例。一种宗教或信仰虽然在开始阶段会成为穷人们的精神导师，但不可能总是这样存在，要么象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之类一直在社会下层传播而最终被镇压下去，要么就只能被社会上层所接受和改造而成为其统治工具，因为富人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提供宗教更好的空间，更利于其发展，而一直在穷人中间作为反抗力量的信仰则显得对富人们是不利的。富人可以也应该加入到宗教等信仰中来，因为宗教和其他信仰本来就是全民性的，但问题是富人加入进来后不是顺从教义，而是利用所能控制的资源来改变宗教和信仰的教义，使其变得对自己有利，这样宗教和信仰就变味了。贫富的分化和对立是不可能消灭的，但是宗教和信仰也不应成为任富人们打扮的小姑娘。也许只有公正能使富人们打消改造信仰的念头，但富人们还是会极力宣扬他们所认为的公正来为他们服务，所以一定要让公正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也要时时提防富人们对话语权的控制。
不明白为什么欧洲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着迷，当初却拼死抵抗希特勒的吞并。中国现在在东方做的只是纳粹在西方没有做完的事，那就是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尽可能广的范围，而且在这么广大的范围内只能有一种自由，那就是统治者统治、剥削和奴役大多数被统治者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也只能是由一种统治模式所引发的，这种把人变成只能服从的机器一样的制度的确能在短时间内集结大批资源，很快发展，但是其衰落也会很快，而且那些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大多数根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没有人会注意或者被禁止注意或者替他们发声。欧洲人只看到那些在他们国家一掷千金的中国土豪，却根本不理会这个国家惊人的大面积贫困的现实，如果这也值得欧洲人羡慕，那么他们真的对不起他们的列祖列宗了。当然西方所谓民主实则专制的制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过于重视和纵容个人的想法和自主权，而忽略了集体的存在，或者将集体主义妖魔化成纳粹一样的东西。但是毕竟个体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也是依靠集体的存在和进步而存在和进步的，有时对集体极其有利的事情，部分个体就要牺牲一个小我。比如不交城市管理费，各种生活和服务设施就无法到位，而只要一家不同意，一些对经济发展有利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机场等就无法修建，等等。所以东方的问题是如何限制个体以集体的名义打压其他个体，而西方则要学习如何在尊重和保障个体的同时让集体发挥出正面的积极作用。
中国认为自己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自己优越的制度，而实际上这正是私利极度膨胀带来的结果。因为行政官员拥有国有资产的实际控制权，所以商人出于私利，只要花钱和搞关系就可以控制这一小部分人而不必理会这一地区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见，而官员们为了在任内将自己的权力更多地变现，也乐意商人们的收买。这样由精明而利欲熏心的商人和有实权而同样利欲熏心的官员组成了权贵联合体，正是这个利益结合体出于自私的目的将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富被他们所占有和分享。而一旦中共上层为了巩固统治而抓腐败问题，官员们因为无利可图而消极怠工，经济就很难发展上去。中国贫富极端分化的现实和对自由发声的打压都使中国的事务变成中共上层的独角戏，这部戏应该如何演下去已经和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迅速瓦解的原因之一，对于一个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还限制很死的制度，人们是没有兴趣为之卖命的。
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民族特性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尽可能地捞取能拿到手的东西却一毛不拔，精明又势利，等等。这也许是因为两个民族都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只不过压迫来自的对象不同，中国是来自同一民族的上层，而犹太人来自当地占统治地位的异族，虽然从事实上来说他们也属于该地区的居民。
中共政权对待异己言论向来是防微杜渐，不留丝毫余地，而对待象腐败、裙带关系等等这样真正的问题则是睁一眼闭一眼，甚至是全闭。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长治久安的手段，而实际上却是短视久乱的方式。这与中国的历代王朝的做法都是一样的，这只能说明人的私心膨胀起来会达到多么不可思议的程度。
诺贝尔奖被认为是最具世界级的奖项，但其评奖方式却不是世界级的，这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而重灾区就在人文奖项，因为理科成果比较容易进行衡量和评价，而人文学科则比较难以把握尺度。象文学奖这样的奖项如果让专门的评审委员会去运作，就很可能出现因为评审委员比较倾向于哪一类文学作品而出现这类作品或者写法更多地获奖，因为评审委员会仍然属于精英阶层，其品味虽然可能很高，但也有口味偏差和走向牛角尖的时候，而大众认可的畅销作品则有可能不具有传世价值，这就需要二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而不是只有评审委员会的口味才能代表一个时代和大众，这与其他领域的专制没什么区别，虽然是发生在文学批评领域。而和平奖也很难评判，在全球仍被分块化的今天，各国有各国的利益，很难说谁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和平贡献较大。将许多和平奖颁给政客是有问题的，因为政客本身就是国家或者说部分人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全球人类利益的代表，也就是说是整个人类和平的威胁，颁给他们顶多承认的是化解一时的危机，而实现永远的和平仍然要取消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所以和平奖需要有收回的制度。物理和化学、生物学奖也是这样，因为一些对人类真正有益的发明和发现需要岁月的沉淀，并不能由一时来判断，而且更多的应当倾向于发明和有意识的发现，即便无意识发现的发现者也需要有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因为这些奖鼓励的应该是创造性的思想，而不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获得的发现和发明。诺贝尔经济学奖则过于区域化，即都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所产生的理论，而不是带有全球的共性特征和普遍意义，这样就使其理论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大打折扣。理论应该从实践中来，从现实中来，所以经济调查和对经济的预言所得到的现实反馈是十分重要的。
更多使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不仅是节省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和减少污染的考虑，还因为后者可以用于其他用途，而且其用途还将更为宽广，而不只是被烧掉，就象草木那样。
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国中，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一样习惯于在专制和独裁的制度下生活，只要给其较为安定的生活，即使给他们套上枷锁，他们也会当作脚环而跳舞，当然这与其悠久的专制历史是分不开的，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仍会持续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自由与民主的威胁和悲哀，因为一个在军事上，另一个在财政上都对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却是在政治上最为下三滥的两个大国。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国家也并没有对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任何积极影响。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开始就是领土的扩张，到近代专政共产主义时期仍是如此，中国则始终处在专制统治之下。这两个国家即使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也只不过是一种暴政对另一种暴政的胜利，更不用说在这胜利之后苏联人在德国和中国东北，中国人则对自己的同胞犯下众多的罪行。可以说他们远没有负起与自己力量相当的责任，也可以说是两个不负责任的大国。有时领导人的素质就体现着其国民的素质，而目前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的素质也的确十分恰当地体现着当前这两个国家国民的低素质。当然把责任都推在这两个国家的国民身上也不公平，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最困难的时候，美国及其追随者们并没有提供帮助来让他们看到民主的力量和希望，相反却是利用此来培植忠于自己的势力和大发横财，就象美国和西欧人在世界其他本来向往民主与自由的地方所做的那样，这实际上损害了人类的民主和自由本身，也并没有给美国和西欧那些短视的政客们带来永远的利益。当这两个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专制的制度则得到了加强，而且是得到其人民拥护的，因为他们看到民主，实际上是西方关于民主的想法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是更加促进了西方的民主和繁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种吃里扒外的制度？欧美人制度之恶心也正在此，即我自己要民主，而对别人要利用专制制度去奴役，为的是维持我自己的民主，即使别人因为我的影响也想要民主，也不能影响到我的利益、我的自由和民主，因为奴隶主内部的民主正是建立在对广大奴隶的专制和奴役之上的，这并不是人类想要的民主和自由，而欧美人这样做也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他们无论是在别的国家局势动荡时所表现出的强硬，还是在其生活富足时表现出低三下四的巴结，都只是资本家或者说纯商人行为，与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毫无关系，却严重损害了人类民主和自由的名誉。在俄罗斯和中国的状况就象奴隶们起来反抗奴隶主的奴役，却把奴隶主们创造的民主制度也一齐丢弃，反而认为枷锁才是适合他们的一样。专制特别是暴政制度的确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复苏，但这是以许多人的丧失自由和利益牺牲为代价的。不要忘记，纳粹即是利用魏玛较为宽松但对经济一无是处的短处而通过选举上台，其统治也的确使大多数德国人生活水平提高而被一部分德国人怀念，但是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能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制度吗？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是否能促进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不是唯一的，还有其国民感到自由和幸福的程度，即能否公正地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人文科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善的本质，即自然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其本身没有对与错的区别，所以善与恶的力量都可以使用，而人文科学则为其指明了善的方向。如果说整个社会是一艘船，自然科学是使其进步的发动机，而人文科学就是把握其方向的船舵，没有发动机船无法前进，而失去舵船就没有了方向感而可能驶入歧途。
美国人自己评选的百部最优影片表明了其美利坚地区人的价值观，其中前三部最能说明问题，即追求美的效果、爱的力量、个体的奋斗，却把善丢在一边，加上对暴力的推崇，与原来的罗马帝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用拳击代替了角斗，用经济控制代替了武力征讨，用议会代替了元老院，用大跨国公司代替了大庄园，等等，只是带有时代进步的意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西欧人承平日久，厌恶战争，这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不想战争并不就会真的没有战争。在世界还被条块分割成各个政治实体和利益集团的当代，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和平的，要么是实力均衡的伪和平，要么是绥靖鸵鸟政策式的和平假象，而且维持这种伪和平状态的代价会越来越高。讽刺的是，这正是欧洲人所带来的，其先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侵略、主权国家和民族独立等思想的灌输、各种不公正平等的处理方式，都使世界时时处于争端和不满之中，而欧洲人却因为上几代由于同样的原因过于热衷战争而变得厌恶战争，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都对世界的真正的公正与和平没什么帮助。
中共总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公仆自居，但在实际上，其创立之初就存在着上下等级的区分，每一个级别都有不同的配给，而且越向上越高级和丰富，而不是相反，这种状态到了现代更是变本加厉，却被他们称为是服从组织，有组织性和纪律性，而实际上是什么，是谁都清楚的。
伊朗人是伊斯兰教徒中比较理性的一种，相对于阿拉伯人的歇斯底里和东南亚人的野蛮作派，他们大多比较务实而清醒。虽然他们现在仍处在世界上最邪恶的政权之一的统治之下，但想想被认为是地球人中最为理性的德国人仍欢迎过纳粹的统治，就会知道在面临生存的威胁时，再理性的人群也会陷入疯狂的状态中。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做过世界级的领导者的缘故，那些昔日建立过庞大帝国的子民后代都很美，比如f土耳其人、波斯人、南欧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这种美不仅是表现在外表上，更是一种由内而外展现出来的气质，而且各地又都各不相同。而美国人、德国人和俄罗斯人也许是建立过帝国的时间过短，距今的时间也太近，所以感觉还需要进一步地打磨，虽然其上层已经显露出较为光鲜的一面。
对于恶政，要么在经济封锁后给予根绝性打击，要么让其在开放中逐渐受到压力而进步，只封锁而不进行任何其他措施是最没有好效果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地区都可以封闭地生活下去，只不过生活质量较差而已，但是他们既然感受不到外界，也就没有感觉上的落差，而真正导致生活困苦的是大多数下层民众，这又导致其更加愚昧无知而拥护恶政。
专制特别是暴政的领导者一般对经济无所作为，他们或者对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没有诀窍，或者只是倒卖资源，或者是对民间资本巧取豪夺，十分无能，或者是根本不去管理经济，而是更热衷于对权势的追求和争夺，即毛泽东所说的其乐无穷的与人斗。邓小平一类的独裁者喜欢将他人的创意和功绩窃取为自己的，如将逮捕四人帮、包产到户直至改革开放的成果都包揽到自己身上，大言不惭地让别人称自己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充满别人思想的报告上表示自己同意而已，而且对自己在镇压民主的六四等运动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很少提及。这似乎是中国统治者的通病，即将别人的创意统统加在自己身上，于是领导者成了伟光正还永远具有创造力的神，而实际上他们都只是精通于争权夺利的小人而已。这表现了不受节制和不公正的集体主义的弊端，即根本不尊重个人创造的成果，而他们的发展阶段又远未到个人只需要发明创造本身作为激励的阶段，于是在这样的国度中，创意往往被领导者窃取，真正对历史发展有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发明创造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虽然一个充满自私自利的社会也会达到相对公正的均衡状态，但是根据纳什均衡理论，这种均衡对于个人和社会都只是最合理的解，而不是最优的，因为对公对私都没有达到利益满足的最大化。虽然这种均衡保证了基本的公正，但却是通过每个人违反与惩罚来进行的，对于预防违背承诺所做的各种预警措施等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不必说勾心斗角等所带来的人心疲惫等隐形的成本。对于潜在自私的行为只有通过法律等保证公正的手段来警示、禁止和惩处，当然这也只能从外部来制止人的自私行为。虽然这些措施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却是必要的，至少从当前来讲，因为人类还没有分清自由与自私的界限，也没有从内心里顺从公正这一准则，就只有用外部强加的方式来强迫他们遵守，更何况时至今日人类的各种规章，甚至包括法律都没有明确公正的定义，以及自由与自私，即罪与罚的真正界限在哪里。连最起码有标准都没有，也就无法从行为上去遵守，更不要说从内心去遵从了。所以用公正来严格约束人类的行为是一个人类想要达到真善的理想世界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因为一个理想的世界并不是单凭一部分人美好的愿望就能实现。
在中国，一项政策的实施不是为了惠及大多数人，而是证明领导们的伟大和正确，或者为了博政绩和取得私利，所以无论这项政策看起来是多么不合理和不可思议，也要遵照执行，所以才有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样莫名其妙的解读出现。而且许多政策往往开篇大张旗鼓，接下去就再没有下文，并不知道其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怎样。中国的这种官场戾气产生了种种怪现象，比如能得到升迁的往往是小人，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才得不到应有的报偿；能出国的多是些低素质的暴发户，而真正有良知的人只能在温饱中度日。中国已经渐渐进入其疯狂状态，而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欧洲人要么左要么右，总不会做适当的事。要么为了绝对的和平和善而放弃自己的正当利益，即使是套上枷锁，要么为了某种道德和利益而不惜发动战争去摧毁别人的利益。美国人则做罗马式的奴隶主太久，自以为流氓老大，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强盗逻辑，俄罗斯人则紧随其后，虽然目前只是对待国内和周边地区事务学习美国，但已经显露出让人不安的霸气。中东则更不必说，顽固守旧，为了一种信仰的教义而不惜与世界为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则还没有能影响整个世界的实力和因素。所以也许公正的到来无法依靠当今的任何一个政权，而只能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向往公正、追求自由的人联合起来与旧世界的对抗才有可能实现。
现在地球正处在其最佳时期之一，气温不极端，空气适合呼吸，也没有小行星之类的惠顾，人类也处在其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神所赐与人类的礼物。不要对火山、地震等等自然灾害梗梗于怀，如果不如此，人类也许会更妄自尊大，做出放肆的事情来。那么，人类是在彼此争斗中浪费这段美好时光，甚至将地球搞得一团糟，还是承认和尊重彼此的差异，共同协作以为可能的地球未来灾难做好准备呢？
以暴止暴在传统社会之所以效果不佳并为许多人所痛恨，并不在于暴力本身，而在于这种制止暴力的暴力是否是公正的。并非一切暴力都是罪恶，否则军队、警察以及正当防卫就没有存在的正当理由。而和平主义者根据一些不正当的以暴制暴，就认为所有的暴力都应当禁绝，结果却使自己陷入被恶人随意宰割的尴尬境地。公正的暴力无论多么猛烈，也是正当的，因为如果要制止不公正的暴力，和风细雨的作用很有限，只对那些还存有良知的“人”有效果，而对于一些以信仰或者利益等等为支撑的暴徒来说，根本不起任何效果，因此从肉体上将其消灭或者使其丧失对任何人施暴的能力是天下太平的保证。当然以公正的暴力制止不公正的暴力，最根本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公正，而不以基本人性和人权为衡量的暴力，即使其标榜着公正，也是属于不公正的暴力，反而是需要所有人努力予以禁绝的。反过来说，绝对的和平主义不仅不可能，在现实中也没有存在的基础，只要人性中还有自私的一面，不公正暴力和公正的反暴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和平主义思想因为对暴力的妥协和退让，反而激发了暴力的欲望，这与战争贩子只是殊途同归，都只会导致战争和战争的升级，而以牺牲别人的合理利益来换取和平的更是当代的张伯伦主义。如果不以公正为基本准则，就最终只能是自取其辱和自取灭亡。
人类专制政权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一小撮人拥有去决定其他人怎么做的权力，虽然他们也许是由选举产生，但仍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都做到公正并代表所有人的意见和利益。更有甚者，暴政政权只是依靠个别人的能力，甚至只是个别人在某时的情绪和思考就来决定其治下所有人的行为和权利，这简直就是疯狂。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们提出因为所有人的意见不可能都提到桌面上，只能被人代表。但是象希腊城邦那样的小范围区域他们也并没有实现全民公决，即希腊早在几千年前就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的全民政治。何况现在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分析已经使所有人发声都被听到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形下专制甚至暴政独裁依然存在，就不能不说人性中阴暗面实在强大。
古往今来，人类经历了太多的杀戮和痛苦，其中由信仰而产生的占有绝对大的比例，这包括对宗教、对主义的信仰，也包括对国家、对民族、对金钱等等的信仰。这是因为当人受一种信仰作为支撑的时候，就会使基本的人性看到同类痛苦和死亡所产生的痛苦和负罪感消失，从而使其杀对别人无害的人变得心安理得，因此其杀戮的残酷程度和数量都比其他各种形式的杀戮要严重得多。但这种为了非公正的信仰而杀人又得到了什么呢？矛盾依然存在，而且会激化，而且吃掉的早晚也要吐出来，拿走的早晚也要还回来。可以说，人类各种信仰所进行的都是不成功的实验，而当这些实验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却要花更多的气力去扭转，以回到原点，因为那些本来依靠信仰而上位的人一旦成为领导阶层，其运行的内在动力就会发生变化而符合人性和经济的发展规律，加上他们按照其信仰所实行的各种措施在现实中碰壁，就很容易使他们回到原始人性状态，即为了攫取私利而去统治别人，所以当统治一段时间以后，所有的统治者都会变得趋同，不管是资本家还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论是国王还是所谓的宗教领袖，最后都会蜕变成为财富和权力的奴隶，如果这种统治权是专制的，不受到约束的话。这些专制统治者之间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其所宣扬的信仰教条而不得不做的一些表面文章，但在实质上，他们都攫取了自己所统治的社会中的大部分财富，也通过专制将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强加给别人，即使别人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简单的说这就是阶级压迫，在这一点上这些不同的统治者是相同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专制统治者有难时，其他统治者就会来帮助，只要他们之间不是严重的对立和对抗。所以我们会发现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不会抛美国国债来达到其所宣扬的消灭资本主义的信仰目的，美国的统治者会帮助沙特统治者继续政教合一的统治，而不管其对自己的实质性和潜在的危害。只有当象萨达姆、卡扎菲这样的专制统治者与美国统治者产生冲突时，他们才会进行激烈对抗，看看现在美国扶持的利比亚和伊拉克仍处在专制统治下就会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公正的制度只会产生不公正的财富和权力分配，而这种分配是由人性阴暗面即自私来决定，而不是由统治者宣扬的所谓信仰来决定。
华尔街已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秩序的标志和象征。但这不是一个象征着经济健康的标志，而代表的是贪婪、投机、巧取豪夺等等典型的资本家式的象征。这里每天上演的不是财富的积累和健康的投资，而是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和投机性游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其中就有华尔街金融炒家的身影，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他们直接参与的罪恶。那种认为金融市场和运作是与道德无关的观点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这就象说军火商向冲突地区特别是恶的一方卖军火与道德无关一样可恶。地球人类中还没有哪种行为不可以公正加以道德和价值的判断，金融行为也不可能成为例外。这从个人评价中也可以看出来，比如同是金融和投资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巴菲特和索罗斯谁更有名气，更被世人所尊重呢？金融应该回归其本来创造它时所起的作用，即促进实体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升值，而不是泡沫式增长，更不能成为投机者的天堂，所以巴菲特的价值增长投资策略更能体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并从中获得收益。现在的投机者和投机行为实际上是各国政权，特别是资本家政权放纵的结果。特别是美国之于华尔街更是如此，因为当前美国的经济已经是由金融而非工农业等实业做为主要的支撑，滥发美元其实是在剥削其他国家劳动者的行为，也严重削弱了美国自身的制造财富的能力。所以也才会出现当华尔街上的银行啼哭时，美国政权急忙给其补奶，而工农业遇到同样的危机只能自己解决或者破产。这种不健康的金融秩序实际上是各个剥削阶级的政权纵容金融投机的结果，使代表公正的法律对投机行为并没有恰当而得力的处罚而滋生出来的。投机即是欺骗和不当得利，而这又是建立在货币成为价值判断，金融成为经济行为一部分基础之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将一切资本化的过程后形成的。除非人类社会所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回归它们本来的位置，按其所设定的功能进行运作，否则投机行为仍会存在。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投机者往往是一些家境不好，由贫苦中奋斗出来的人，他们将才能用到了财富的最大化上，而不管其是否符合公正的要求，这与出身富裕家庭的有同样天资的人有很大不同，这也说明贫穷并不象有些人所说，是美德的储存罐，道德并不是只存在于社会下层中，而只是因为来自下层又没有道德的人更容易挤进社会上层，而留在下层的更多是些机械地遵守传统道德律令的人，这样才使社会上层显得没有道德，而下层存在道德。这只能说明，贫穷的下层生活是道德的分离器，能制造严守道德的人，也能制造不守道德的人，因此贫困与道德并没有对应关系。只是贫穷更容易会将人异化，在此也看到公正分配的必要。投机者寻找漏洞，并不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和弥补这些漏洞，而是钻这些空子而让别人受到损失，所以他们不会成为值得称颂的大人物，只不过是苟苟且且被人们鄙视的小人而已。这也可以看出，在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如果没有规范而公正的制度约束，人性中的自私之恶会结出怎样的恶果来。华尔街之于世界就象巴士底狱之于法国，是剥削和压迫的象征。即使巴士底在攻陷的当日并没有关押几个人，而且这几个人也并都是无辜，但这并不妨碍这个监狱成为暴政的象征而被攻打，华尔街也是如此。这里也许是创造百万富翁的地方，但更多的却是输得精光的人，因此现在的华尔街和赌场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赌场当婊子不立牌坊，也并没有牵涉到赌徒之外人的利益，从这一点来说现在的金融机构还不如赌场，除非它们受到真正公正的监控。
由此可见，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和金融社会，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等来说都没有给人类以正确的道路和发展下去的希望，只是在满足一小部分人的不合理欲望，却将大多数人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这也必将象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其他不公正的现象一样会消亡。
夫妻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男性是花心，但也意味着创造力，对男人管得过紧只会使这种创造性丧失。如何正面而不是负面地进行夫妻互动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也许更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人类从婚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自由，愿意单身的单身，愿意在一起的就在一起，而不必非要限制两个人在一起。总之这应当以人的需要而不是社会规范的需要为准，因为社会规范往往是特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又落后于其发展，而与事实相脱节，也与人的自由追求相违背。
自然规律可以看成是神的意志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社会规律由于其过多地夹杂了人为的创造因素而变得不太象神的意志。现实也的确如此。动物包括野蛮人只能盲目而被动地遵守自然规律，这种规律的客观性使它象是由更高级的神所创造，而动物们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要接受这种规律的支配。而人类社会规律也带有这种特征，只是这种规律中的一些规则是由人类自己制定的。比如同类和异类间的杀戮，在自然界中十分普遍和平常，但放到人类社会中则被严格限制在有限范围内。但是，人类创造这种社会规则并不是无限的，也是受到背后人类所不能控制的社会规律的制约。从小的交通规则，到大的禁止非法杀人来说，都是其背后的社会规律在起作用。当然其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实现这一社会规律则体现着人的能动性和人类的创造行为。由此也可知，人类中一些规定是没有必要的，是超出社会规律的人类过度解释行为，比如一些基于迷信和宗教信仰等等的风俗习惯和教条即是如此，而这部分对人来说应是可遵守可不遵守，而这中间取舍所应遵循的度即是公正，即对他人、社会和自然界无害。要记住的是，社会规则并不等同于社会规律，前者是为了适应和实现后者而由地球人类制定的，后者固定而前者多变。同样的社会规律可以由人类制定的许多社会规则来适应，而当社会进化到新的阶段时，旧的社会规则就必须改变来适应，否则就会出现矛盾与冲突，象农业社会的许多规则，包括信仰、风俗、政治制度等等上层建筑，进入到工业社会时期就会出现不适应而被改造或抛弃。这种社会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仍然属于神的意志。
上海是一个文明的野蛮城市。虽然在经济制度中比较注重与国际接轨而显得比广东的城市公平，但是其国民素质特别是对于城市外来人的接纳程度比广东要差很多，而这必然也影响到其政府的政策制订中，可以说充满了歧视和无理由的限制，而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当地人或者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必然导致其整个城市思维的僵化和落后。
在中国，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不仅是自然经济发展造成，更多的是人为造成，而这是最为恶劣的。人，不应被任何非公正的规定所限制，否则这种规定就是带歧视性的，必须对其制定者以严惩。除了神的意志，人类本身不能制定和做出限定别人的政策，而这就要符合公正，而不是某些人的意志和想法。
当大的罪恶不被消除，小的罪恶就更容易被原谅或者受到更严酷的对待，就象在不公正的环境里，即使死刑是公正的，有时并不用在身份高贵的人身上，却用在并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小偷甚至进步人士身上。大的罪恶如不公正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不公正的专制和暴政，各种依靠暴力推广和维护的信仰体系，各种不以公正为目的的暴力组织和团体等，以获得利益为目的的欺骗体系和行为如当前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等等。对于这些虚的实的思想和行为当然公正地对待会在一定程度上回敬它们，但更重要的是用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公正的方式来进行，因为丑恶总是和落后与不公正有关。比如贩毒，如果不是世界上存在那么多落后又适合制造毒品的地区，如果不是象美国这样的流氓政权暗中采取毒化某些特定人群的政策，如果不是社会的不公正让一些人感到无望或是太安逸，那么即使存在也不应象现在这样无法收拾。黄赌毒都是这样运作的。发展和公正，是这个地球上所有地区的所有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
维护法律公正是很神圣和严肃的事情，需要司法人员极其细致。虽然不可能完全和全部结案，但应向这个方面努力。如果是罪犯极其狡猾而办错的案，应由罪犯负责，但如果是很拙劣的犯罪，或者是由于办案人员本身素质不高所引发的冤假错案，就应由相应的司法人员负责。人们必须树立法律神圣的观念，并由优秀而负责又不带任何偏见的人充当办案和审判人员，而且在办案过程中不得有给其压力和阻力，当然这不意味着案件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透明，以利线索的获得。
即使以后智能机器取代大部分人工，作为人类还是要每天进行体力劳动和身体锻炼，这是与自然接触以获得神的意志信息的方式，也是对自身和整个人类负责的表现。现在虽然机器还不发达，但人类已经进入懒惰时期，这只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的体质。
整个东方由于农业社会的传统依然浓厚，所以其社会带有大量的农业社会意识残余，在许多国家甚至是占主导地位，如君主制仍然盛行，而且不受法律制约。而更直接的表现则是依然森严的等级制度。印度等地不必说，伊斯兰地区也不必说，即使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日本，也存在围绕着天皇王室的各种特权和禁忌。而在中国，等级制更是细化到官员的衣食住行等细节，而社会各层对政治领域官员的奉承也洋溢着整个社会的非正常状态，不愧是农业社会制度最为顽固的堡垒。
虽然法国人的想法总是有些浪漫、场面宏大而不切实际，但是就象人类总是需要一些仰望天空的人一样，这些思想却为英德等国后来的更脚踏实地者提供了方向感和论证的基础。所以法国人的思想中如果去除掉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孤高自傲的成份，就仍是人类思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时甚至是没有这些思想火花的产生，人类思想的发动机就无法发动起来。总之，处在先进生产力地位的地区其思想虽然各有千秋，但都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思想财富。
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社会底层的人容易团结，从反面说就是抱团，因为已经身处社会底层，单个人更容易被整个社会压垮，而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内部互助友爱，但容易对个人自由产生许多限制，而且在不公正的三观指导下，很容易产生打土豪、吃大户等现象，而不管这些土豪、大户的收入来源是否正当，这样就很容易发展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专政共产主义、以前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对异教徒和所有黑帮都带有这种性质。社会上层虽然人数最少，但是由于掌握了社会统治地位、话语权和掌控人与物的权力，反而是过得最舒服的一小群人，但很容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剥夺其他阶层人的权利，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特别是其由血缘继承特权和遗产，而没有经历过中下层生活的时候更容易如此。社会中层即中产阶层是最容易产生公正理念的一群人，即不随便侵犯别人利益，也不许别人侵犯自己的利益，但这群人往往因此有不关心其他人的疾苦、只过好自己小日子的倾向，这种个人奋斗的方式很容易在不公正的社会中遭到来自上层和下层挤压而失败。所以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社会的进化和向良性转变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社会处于暴政状态下，即使社会矛盾尖锐，但因为除上层外的中下层找不到出路，反抗代价又极高，又得不到外来干涉和支援的情况下，反而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人类的痛苦和人性变态也会维持很久。
佛教和《道德经》虽然相比较而言最接近于神的旨意，但仍存在许多局限性。例如与世无争的态度，对一切保持无为和不抗争的姿态，小国寡民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等，都不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此外，这些宗教和信仰还有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与中东产生的同源三宗教化世俗的宗教理想不同，佛教与道教都没有那种要改变具体世俗生活方式的强烈意识，而更多的是从阐发性理，即启发人的思想入手，而对具体的世人如何生活并没有过多的硬性规定和介入，这样就避免了其他世俗性宗教因为时世事更易而产生的思想滞后和对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但由于在传播过程中是由人去信仰和操控的，就很容易因为信仰者理解的差异而对世俗生活产生影响。比如佛教传到新疆和汉族人地区，成为达官贵人的统治工具，也产生了不吃肉等戒律。这种被改造的佛教虽然更符合当时人的精神追求，也更利于信仰的传播，但也会留下被世俗曲解的后遗症，这很可能也是在与印度教、伊斯兰教等竞争的过程中失败的原因。由此可见，宗教不应过多干预世俗，也不能被世俗所同化，而且应更多地阐发义理，促进整个社会的思想进步，而不是对具体世俗生活做出规定。
在恶的国度，一切罪恶的出现都不象其宣传部门所宣称的那样简单。因为恶政本身即是恶，即让人容易或者强迫人产生恶的行为，而由它所宣称的恶以及恶的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未来的法律也许只有一个罪名，即损害或侵犯公正罪。而依其侵犯程度的不同给予相应的处罚。
暴政和财富增长并不对立，甚至往往会促进一夜暴富式的财富增长。因为暴政会使用手中的权力，通过不等价交换甚至赤裸裸的掠夺财富和占有劳动成果的方式在短期内积聚起大量财富，并由此形成规模经济，而且会通过强制性的指令来控制人员流动和生产进行，从而在短期内取得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一开始会带着血腥和肮脏的东西，并且只是在财富分配层面上表现为暴富，而且这种不等价交换和掠夺贯穿其政权始终。因此更重要的是，这种财富增长伴随的不是社会各层幸福和满意感的增加，而是相反，而且随着这种财富的日益增长，不幸福感也会随着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财富只日益集中于少数握有实权的权贵手里，广大人民获得很少，使贫富分化加剧，另一方面权贵会会手中的财富加强自己的暴政统治，让人感到越来越不自由、不快乐。而暴政虽然在开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最终会损害并使经济陷入停滞，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其解决方式往往是十分激烈的，要么外敌入侵，要么爆发内战。从长远来看，暴政永远是经济增长的极大阻碍。
政客就是政客，浑身上下充满了官僚主义，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欧洲还是非洲，其区别仅仅是官僚主义的程度和表现方式，但是其本质和危害都是一样的，所以永远永远不要相信。而正是因为专制制度的存在才会有官僚主义存在的空间，即不按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势灵活而合适地进行处置，而是相当死板而机械地走自己认为应当走的前人所订的所谓程序，这样往往很容易使处在矛盾前端的工作人员被动，甚至陷入危险境地，即使事后弥补，但有些事情已经是无法挽回的。这一方面需要任命真正负责、有效率而又足够善于处置的各层领导和负责人，另一方面也应真正放权给相关人员，特别是处在最前端的人员，只要符合公正原则，就可以自主决定行事。另外在事件处理结束后，要同样处理相关的官僚主义的责任人，因为正是他们使别人遇到威胁和危险，那么他们也就会负相应的责任。要记住，野蛮人终究是野蛮人，如果不是拥有比他们强大的武力威慑，他们就会因为一时占上风而乱来，而根本不考虑后果。总之，官僚主义和自以为是的和平主义都是会害死人的东西，越是专制或者越是规范行政，越容易出现，因为规范是人制定的，这永远赶不上变化，赶不上神的意志的变化节奏，所以需要在公正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各级灵活处置和事后进行追责。
相对于人类传统的认为正常的行为来讲，黄赌毒的确是很“丑”的行为，因为它们用肉体的快感代替灵魂和精神的愉悦，是引人堕落的行为。但是，基于当事人自愿基础上的行为并不能也不可能通过强制手段予以禁止，因为这来自于人性，又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应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逐渐自发性地消失。而且相对于这些丑的行为，“恶行”更值得人类关注和下气力杜绝，即不公正地对待他人、生物和整个地球环境，这中间包括各种各样的暴力、欺骗和自私行为，与其讨论和用更激烈的方式去赞成或反对同性婚姻，倒不如将力气用在去关注第三世界的人权，特别是那些还处在苦难中的人类同胞的生活境遇，因为这些都是天赋人权，而后者更值得花大力气去解决。而如果立足的基础和目标不准确，那么即使方法和方式再巧妙，也无法摆脱落后的事实。
美欧的错误在于，正象当年的罗马一样，为自己争取了太多的自由，而将更多的不自由推给地球上别的地区去承受以维持自己在这段时期内比别的地区多一些的自由，而不是让地球上所有人普遍获得自由。只不过手法上由于实力不同而略有差异，美国更多是用暴力和经济等控制其他国家来实现，欧洲则是关上了自己的门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所有的教徒都在说按神的旨意行事，什么是神的旨意？是某一教派的创始人构想出来的强加在神身上的旨意，还是象自然和社会规律这种人不能控制的力量所驱动更象是神的旨意？各种信仰和宗教是指出了道路，让人变得象信仰和宗教所宣称的那样，但是这些道路却是五花八门，彼此还互相排斥，使信仰内与信仰外的冲突大大增加，那么这些信仰和宗教怎么对于促进公正、和平与发展又有什么益处呢？
现在的美国人和数十年的美国人一样，并没有什么长进。他们总是把高精端武器交给一个腐败、低效、无能、专制又没人气的政府的军队，只因为其效忠于美国，然后由这个政府军通过各种士气低落的军事失败转手交给有着愚昧信仰却因此战斗力高涨的敌方。也许美国的政客们只是象当年的罗马贵族那样，日益热衷于辩论、竞选等等这些花哨而有权力的形式，但也只是形式而已，却已经失掉其祖先重实际和实效的传统。说辞越来越华丽而诡辩，也越来越苍白和空洞。这也象美国的现状，越来越象一个华丽而内容空空的花瓶。
信仰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须跟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作相应的改变，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而如果用强迫和暴力手段来维持和维护这种所谓的原教旨，那就是罪恶了。
美国名义上是政教分离的国家，而实际上却是隐形的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国家，这从他们总统的就职仪式中各种与基督教有关的项目就可以看出，而上个世纪关于是否在学校中公开讲授进化论更说明其基督神教国家的本质。公开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必说，还有象中国这种近于政教合一的政治与信仰合一的国家，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中。所以这个世界上除了象土耳其一类尽力避免政教合一却仍时时处于其阴影下的国家以外，似乎很少有能真正称得上是政治与信仰真正分离的地区。而公职人员不应有除公正之外的其他信仰，尤其是大法官之类代表法律和公正的职位，因为如果有除了公正之外的信仰，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其对案件的审理和判断上容易带有歧视性，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含的。就象美国的大法官们在处理象同性婚姻这样的问题上就是这样。如果想要一个公正的社会，那么政治与法律必须与宗教以及其他信仰严分界限，否则就只能是政信合一的不公正国家。而美国之所以自称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是因为其国民中基督教的信仰占据绝对优势，主流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并没有象伊斯兰教国家那样因为意识形态的落后而在信仰上受到质疑和冲击而变得歇斯底里式的残暴和顽固。当美国从神坛上滑落下来、基督教遭到质疑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否会变得象伊斯兰教国家是说不准的。在中国的官方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其他国家的君权和神权等等也有这样的表现和问题。因此，人类至今尚未摆脱宗教以及其他非公正信仰的思想束缚而处于蒙昧中，真正的无神论者还没有占到优势的比例，尽管科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仍是如此。这也说明除非把宗教等信仰中愚昧的那一部分去除而留下团结互助和坚忍等等积极的一面，否则非公正信仰的消极一面仍会给人类带来苦难甚至是灾难。
中国是一个流氓国家，其流氓程度与美国一样，只不过美国政权的流氓主要是对外，而中国则是对内的，而且从君主制建立起来一直到今天，都向来如此。而且这种流氓方式是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家庭都存在。虽然儒家出于礼的需要而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概括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即统治者要象统治者一样行使统治权力和尽保护被统治者的义务，被统治者也应如此来回应统治者，然而到了现实中并非如此，往往是统治者权力越来越大，规定给被统治者的义务越来越多，但统治者应尽的义务却越来越少。拿最近的中共政权统治者为例，在开国之初实施的是象苏联一样近于严苛的统治政策，人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表达，甚至不能自由思想，但这是以从生到死都由国家即统治者包揽为对应义务的。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统治者首先将提供住房和工作等义务抛开，让被统治者自己养自己，接受剥削，而对被统治者的权力一直在侵略和剥夺。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实施过一段时期相对宽松的环境，但随着89民运对党内民主派的打压而越来越保守和收缩，直到现在进行各种网络和现实中的控制，而且这种控制越来越趋向严苛，对人口流动也通过户口等进行越来越严苛的限制。从中国的家庭层面来讲也是这样，父母可以打骂和严格限制子女自由，但他们自己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除了一些他们应提供但不是强制性提供的物质条件以外，对子女道德情操等培养根本不上心，却越来越要求子女要孝顺，甚至要强制其常回家看看。这表明即使是带有强烈专制意味的儒家说教也不能使中国社会摆脱“君不君但要臣臣，父不父但要子子”的不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源即在于中国社会始终占统治地位的专制制度和思想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这种对立终将产生极大的动荡和严重后果。
西方白人由于其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等而发展出相对先进的文化，这本是其先行一步并取得对其文化人群优势的资本，但是他们并没有用这一资本去帮助其他人群跟上，而是去掠夺、奴役其他人，在这种不平等的接触中使这些人群觉醒，也就带来了一系列对整个人类发展不利的严重后果。西方白人还因此认为自己是神的宠儿，并高人一等，在与其他人群交往中时时表现出自觉不自觉的歧视。他们要明白的是，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从而使一部分人注定臣服于另一部分人，他们昨天奴役别人，明天就会被别人所奴役。除非他们真正从整个人类角度考虑问题，扶助后发展人群中进步的发展力量，才有可能将全世界包括他们自己都带入和平、均衡而平稳的共同发展之路。
中国、印度等东方地区文化带有阴柔的特质，而西方地区多带有阳刚之美，这所带来的后果是西方多阳刚的帅气男人，女人则也带有阳刚之气而显得较少女人味，东方则多柔美女性，男人则少阳刚而变得很少男人味。也许人类社会的发展会向着两性的中间地带即中性发展，但从矛盾的两性来说，一部分男人保持阳刚和一部分女人保持阴柔对于两性平衡十分重要。而从国家来说，英国是阳中之阴，所以多男同，俄罗斯是阴中之阳，所以多外部表现阳刚的阴谋家。中国是阴中之阴，以阴柔为美，美国是阳中之阳，以阳刚为上。反对同性恋爱正常化最烈的也就是美国和法国等这些以阳刚为尚的国家。
在人类历史上，金融业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而不能象工农业、科技信息等实业那样成为主导地位，这样只会意味着剥削的加深和经济加速崩溃。因为金融业所代表的只是钱，只是价格，而不是现实的财富，不是价值，就象文献只是人思想记录的产物，而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存在过一样。虽然钱是财富的反映和目前的财富衡量标准，但并不等同于财富本身，更不用说财富只是代表价值的物化形式，而比不上科技等更能代表着进步的生产力量。美国的强大在于其科技而非金融，过度发达的金融却往往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历史上许多经济动荡往往因此而起。
虽然钱与权往往勾结在一起密不可分，但是二者在历史上仍有分合现象。在农业社会中表现为权力对货币财富的打压，这在东西方都存在过，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汉代和中共对大商人和民族个人资本的打击以及欧洲封建领主对城市各阶层的压迫。这是由于以货币财富为表现的商人直接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地主们想要获得的实物财富产生威胁，并进而产生对劳动力和支配力争夺等更深层面的问题。而到工业和资本社会，二者则出现合流趋势，在西方表现为大资本家控制政治统治者为其代言，甚至直接出任政治领袖，在中国则表现为官僚利用权势控制和掠夺财富，使自己或亲友成为所谓的财富精英。这两种表现有所差异，但仍殊途同归，而且越来越走到一起，于是可见外国的资本家和金融家日益对中国感兴趣，并通过各种途径渗透，以与中国的政治统治者联合一起欺骗和压迫中国人民，获得财富。
虽然信仰是应由内而外生发的自愿的意志行为，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信仰都有通过外部强制力对传播范围中的所有成员包括非信仰者进行约束的行为，而以中世纪的基督教、儒家，现代的伊斯兰教和专政共产主义为甚。这种由外而内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对成员进行约束的行为已经属于政治行为，而不是由内而外的信仰。所以宗教和类宗教组织虽然一开始是纯信仰性质，但在发展过程中就会产生类似企业等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发展到一定规模即开始影响直至取代世俗政治的地位而最终演变成政治组织。这可以说是宗教等信仰组织能发展到的最高形式，因为已经占据统治地位，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对成员行为产生干涉，但这也是信仰组织的最终和没落阶段，因为当其占据统治地位，从外部采取强制性措施干涉和约束成员行为的时候，已经不属于从内心生发的信仰，也就失去了信仰的基础，容易被质疑直到否定。所以宗教和类宗教组织要懂得自己的定位，只能通过其成员内心的信仰进行传播，不能干涉世俗政治而变得政治化。这一点上现代的东正教和犹太教做得相对较有分寸，当然这是有原因的，而且也存在一些外部的强制性。而最好的是佛教，因为其教义主要是从义理即人生道理方面对人应该如何做提出原则性的指导建议，而很少对信徒和非信徒在世俗中如何生活和具体操作以神的名义强加干预，这样就避免了许多不合时宜的矛盾。所以宗教等信仰应该带有哲学性而不是政治性，这是由于历史上产生的所有信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性，本身会有不合历史、社会和自然规律，即神的意志的缺陷，对世俗生活规定得越具体和细致，也就越容易违背普遍真理。而对人性等探讨则因为是形而上的，具有普遍性意义，也就更接近于普遍真理。
西方人总是拿农夫拒绝国王买地来说明他们注重契约和法制精神，但从另一角度讲，对私权的过分尊重和维护也导致了不良的后果。实际上农夫所反对的是更大的国王的私权，而非公权。当公权与私权发生矛盾的时候，如果一味偏袒私权，就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利的后果。比如城市规划要建立机场等公共设施，其他有关噪音扰民等都考虑到，而在征地中仍因为一两户不同意放弃土地所有权而使整个工期以至社会经济发展延误，这就是私权损害到了公权。毕竟个人只有在集体的进步和发展中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这种私权对公权的拒绝只能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则相反，当然表面上看是私权绝对让位于公权，但实际上中国的公权里包含了大量私权的成分，使公权成了以权谋私的工具。但是这不应以限制和拒绝公权来解决，应当限制的是隐藏在公权背后的那部分私权，这应该由决策透明化、对不合法私权进行打击等方式对公权里的私权加以清除，而不是将整个公权放弃。这与尊重个体的自由发展权并不矛盾，因为这是在公权与私权发展矛盾时才让私权让步于公权，而且应给私权以合理的补偿，其出现频率和范围都十分有限，而大部分时间公权与私权互不相涉，也就不存在谁优先的问题。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才会以市场经济来调动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而当整个市场经济发展失调时则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从当前来说，中国、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经济活跃地区都主要失之于不公正地发展，而西欧各国则失之于公正地不发展，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则大多数表现为既不公正也不发展。
相对于世界上其他文化人群，中国人比较善于积累财富和知识，即比较善于经营。中国能在整个农业社会在世界上领先，晚清时仍为富国，不能不说是这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而且从港台来看，这种致富能力也会随着富裕程度的增加而弱化。但是，如果中国人一直只是注重积累财富而不是注意个体成长，那么他们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强大而有创造力的国家，而更容易成为另一个沙特。
对于已经侵害到公正，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唯一可能拯救自己的方式就是救赎，尽力挽回自己所造成的损失并一起查找并纠正伤害的源头，特别是那些在别人蛊惑下犯下错误甚至暴行的人，除了对被自己伤害的人忏悔并弥补损失外，还有就是为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向教唆他这样做的人追讨公道。这是他们必须这样做的，而如果一直执迷不悟，或者即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不这样做的人，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应被无情打击和清除，他们的灵魂也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而不能提升进入更高层级，除非他们认识到并有意愿去改正这些错误。
虽然整个东方的各个等级制度在农业社会起到了稳定的基础作用，但到了现代社会，从工业社会开始就已经对生产力以及社会各个层面和方向的变革起到了阻碍作用。不仅是印度的种姓和职业等级制度、中国的血缘和官僚制度，在中东围绕着各个宗教教士所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也是如此。虽然整个东方曾在农业社会成为文明与财富的象征，但在近代开始以后就变成了愚昧、贫穷和落后的象征，即使是今天一部分人比富西方，状况也并没有改变。
虽然还没有系统的研究，但是人的创造力，包括综合和分析能力等等，与记忆力似乎是呈反比的关系，即人的记忆力越强，创造性越弱。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也大体如此。这也可以解释中国的学生中许多高分低能的现象，因为中国目前选拔人才的方式还是以凭记忆为主的考试模式，遴选出的所谓优秀者只是会记忆会考试，而在综合分析和创新性等方面都十分欠缺，所以他们会比较快地学习已有的各种人类知识，包括西方现有的先进技术，但是却缺乏下一步创造新事物的能力。西方人中则这种思维比较活跃，但是西方同样以记忆力做主要选择的考试制度目前限制了一部分有创造力的人深造，另外其优厚的生活条件和相对容易的生存状态也使其创造力退化，这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并不利。而只有当地球上所有人类处于同等的起跑线上，也许每个人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才会将其创造力发挥出来。
在中国农业社会，所谓的知识分子，即士人阶层处在一个十分矛盾的位置上。虽然他们可以通过科举晋身社会上层，甚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平时在社会中也得到普遍尊重，但另一方面，从秦始皇开始，就被历代统治者当成是清肃对象。这种尴尬的地位到了现代也仍是如此。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知识和等级等等的矛盾心态，即尊崇知识，但是从社会上层统治者来讲又害怕知识所带来的对传统和统治阶层的颠覆，从社会下层来说则对士人所构建和维护的等级统治秩序不满，也对一些只会四书五经的书呆子瞧不起。如果说贪官是治世时整个社会的出气筒，士人则容易在乱世成为社会的出气筒。
父母只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负责其健康成长。但在农业等传统社会里，父母成为子女的主人，这一方面表现在将未成年子女视为自己的财产，可以打骂、虐待、出卖甚至处死，另一方面子女即使成年也要受其控制。这在中日韩等国是以孝道表现出来，在印度等国则是以父母对子女一切作主表现出来。而对于公正来说，如果父母起不到监护人的作用，那么就应该剥夺其抚养权，交由社会抚养，这样至少从根源上杜绝不良习气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代间传播。
暴政下的中产阶层永远不要幻想自己独善其身或者坚定跟当权者走就会保有自己的一切，这与在黑社会组织中是一样的。过于忠心的当权当然会很放心，放心地交给不可告人的事去处理，也可以放心地让其顶罪，放心地杀掉，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因为当共同的威胁消失，当权者就会考虑保守秘密和除掉过于亲密者以树立权威，在这些情况下那些忠实的走狗就只能被杀掉。而那些与当权者保持距离不怎么忠诚的，当权者又时刻怀疑其是否忠诚和真心，又要顾虑使其不威胁到自己，特别是一些由于自身努力而发达的人，其能力、财富和影响都达到对当权者产生只是潜在威胁时，当权者就会动用自己的权力使其消失，就象中国一些自主经营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家那样，必定遭到国企的围攻直至取代。而且暴政政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中产阶层保持在小规模又听话的水平上，这样通过控制和利诱，上层就会牢牢地站在中层和下层的头上继续其随心所欲的生活。
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世俗宗教的发展可以看出世俗宗教与世俗生活之间的两种互动模式。基督教在经历了中世纪末期严格遵守原教旨的教会与世俗生活的激烈冲突以后，宗教向世俗妥协，根据世俗生活的发展来改变教义，除了关于通奸、处女等等过时规定与时俱进以外，还出现了积累财富以取悦上帝这样绝对资本主义理念式的宗教宣传。虽然更贴近生活，但从信仰角度讲已经与原教义大相径庭，处于一定的取悦世俗的迷失状态，也因此被许多人所看低。而伊斯兰教地区一直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并没有出现象欧洲中世纪末期那种世俗宗教与世俗生活之间的激烈冲突，所以原教旨主义不仅盛行，而且并没有多少改变和改革，到现代面临危机也采取强硬立场。这两种宗教对世俗生活的态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世俗宗教对世俗生活介入太深的结果，因此从对世俗生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来看，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而象佛教等等仅从义理阐发，与世俗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宗教则很少与世俗生活发生冲突，而在深层次上又影响了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态度，进而体现在其生活中，这才是更接近于信仰本质的宗教。不论其所阐发和所信仰的本身是不是近于真正的神的旨意，即自然和人类社会规律，但至少在对世俗生活干预和引发潜在冲突方面已经比那些世俗宗教要高明许多。
做慈善虽然目的高尚，但是也不能脱离了现实生活去进行。那些以为有了高尚目标就可以目空一切的人道主义者就象头有着高尚理想的驴子，顽固又盲动。慈善必须注意其服务的目标人群的心理，特别是在那些世俗性信仰强大的地方更是如此，而许多因为宗教信仰起冲突的地方更是不应该进入，因为不值得。那里的人就象动物一样不开化，更不会理解什么是普遍人性，什么是真善。对他们来说，他们所信仰的那些就是真善和所有的人性，因为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给他们的，而根本不顾这些信仰至少在人类历史上都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因而只是人自己的发明和创造。所以人道主义者不应去这样的地方，就象不应该去动物还在相互厮杀的地方，而应该在文明的军队经过，地方稳定下来以后再进入。即使一些人道主义者出于宗教式的狂热信仰，也应遵重现实和自己的生命权利，而不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地，还给保护他们的人带来麻烦。而如果人道主义救援机构不顾危险和威胁让其雇员去这种危险地方，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这也是一种不公正。
现代公正意义上的战争并不是为了征服或者杀戮或者开拓生存空间之类，而是为了迫使还处于野蛮状态下的那部分动物性人类在进入文明人类社会之后服从文明人类的规则，即普遍人性，就象当那些动物进入到人类社会中也必须服从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而不能仍旧象在动物界那样生存。从肉体上消灭只是最后的手段，因为根本目的在于提升整个地球人类的层次，在于共同进步而不是消灭谁。因此正义战争一不能滥杀无辜，二适用于全体地球人类范围，即使是那些表面上很和平的地区，如果不以基本和普遍人性，最主要的是公正，作为立世之本，那么就要受到正义的征伐。
恃才傲物者固然在与人交往中会令人感到不悦，但这是人真性情的表现，而且与之相对应的往往是高创造力和贡献。而更应当警惕的是那些在自己所占据的职位上没有真正作为的人，即尸位素餐者。这些人往往本身没什么能力，只是凭借资历和人脉之类上位。由于其职位与才能的不相匹配，往往使这样的人变得狡诈而多疑，却又隐藏在一团和气待人的假象中。这些人往往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或是表现得很顺服，或是表现得无微不至，或是和风细雨，总之在人际关系层面会打点得滴水不漏。但问题是带领一个团队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并不只是人际关系这样简单，如果他们能真的尊重有才能的人，也许会将自己和他人的长处都发挥出来。但这样的人往往对于威胁到自己职位的哪怕是潜在威胁者也极其敏感，而且尽快将其扫出自己控制的领域，这往往会对整个组织的发展不利。总的来说，还是要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情。
所有现行的信仰包括宗教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在于，其创立者本身为人，却要试图以神的名义和命令行事，以人的意志来代替神的意志，即自然和社会规律，而不是认识神的意志，并在实践中去提高和完善认识神的意志的能力，而又把自己所总结出的神的意志的替代品当成是真正神的意志而要信徒遵守，或者是其信徒盲目而死板固守其学说，从而与现实世界产生了诸多矛盾。这在所有的信仰和宗教中普遍存在，即使是象佛教和马克思学说这样离神的意志较近的学说中也存在，只是程度比较轻而已。重要的不是遵从既定的前人所总结出的规范，而是象具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的人那样，通过实践认识和总结自然和社会规律，并在运用中不断完善和改进，进而去创新和发现新的规律，从而在进化和升华中进化和升华人本身。
人是分等级的，这是由客观事实所决定，即人是有不同能力的，这种能力上的差异决定了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适合做某一项工作或者任务，也就决定了人在等级上的差别，因为人们如果要进行任何集体性活动，就总是要让更有领导和决策能力的人来指导和指挥才能完成。然而能力大小只是决定了人在层级上能达到的数量级，另外一个衡量指标是是否公正，这决定了这种能力是正是负，即对人类整体而言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如果待人不公，那么能力越大，对人类就越有害，等级反而越低。象希特勒、斯大林、里根、胡佛之流皆是如此。丘吉尔之类对二战有巨大贡献，但又敌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本身治国也无多大建树，其等级也许也是负数，只不过比以上各位更近于零点而已。只有罗斯福、爱因斯坦一类应处在接近最高的等级上，不论从能力和对人类贡献、对他人公正度来说皆如此，虽然其私生活据说都微嫌放纵。最高的也许是释迦牟尼，真正以一己之力去普渡众生而无所求，甚至放弃富足的生活，这是一般人所难企及的。
中国的官僚属于世界上下三滥的一种人，比其更糟糕的也许就只有在非洲和东南亚等国家找了。他们不仅懒惰，而且贪婪，又喜欢发号施令，而都源于其政权的专制性。有人会以基层无权无势的公务员的辛劳作为反驳，只是 这种辛苦与其他社会阶层来不值一提，而且真正有点权力就会迅速转变。实际上，亚非的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有从专制性体制的传统东方模式下走出来。
判断一件事或一种做法是否是神所禁止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其是否在所有人群中都受到排斥或者禁止。比如看吃猪肉是否是神所禁止的，不仅要看是否在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地区，也要看那些吃猪肉的宗教信仰和地区。如果他们并没有什么异样或者被神所诅咒的地方，那么就说明吃猪肉并不是神所禁止的。而对于无理由杀人，世界上所有地区、民族和宗教信仰都是明令禁止的，这说明也是神所禁止的。而对于有理由杀人，也要看这理由在所有人群中是否都适用或者赞同，否则只是某个民族或者宗教承认的杀人仍是神所禁止的。这样说的理由在于，既然神创造了人，并以自己的规则来规范人，那么这种规则就应是对全体人类都适用，都受到约束。而除此之外，任何宣称是受到神的指引或者旨意的说法都只能是证明是某一部分人自己杜撰出来，并不是神之本意。
有才能的人总是有些不合世俗规范的惊世咳俗的想法和做法，这被那些自认为“正常”的普通人认为是变态。但社会的发展却往往即是沿着这些变态的做法和想法前进，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所有新社会规则的形成和推行都是如此，那么这些人何变态之有呢？因为有才能的人喜欢创造，这就意味着生产出现存社会中所没有的东西和做法，而且很可能也不合现存的社会规范，但对历史和社会发展来说却是必须的。所以重要的不是一种想法和做法是多么惊世咳俗，而是这种新想法是否符合公正的原则，只要符合就可以去进行，这样社会才不至于总是在保守中变得死气沉沉。
公平并不等同于平均，但在现代社会中，却往往是用平均来取代公平。这重要的表现就是在所有领域都是一刀切，制定一个标准来选拔“合格”的人。如果说在报酬等方面这还有些合理，那么在选拔等方面这种方式实际就是平均主义而非公平。公平是要让所有人发挥出自己特有的才能，并以此来获得回报。平均则只是划定一条线，这条线以上和以下的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但不管这条线划得是不是武断，也不管这些权利和义务是否公平。这种平均主义在中国被农民们追求了几千年，结果不是导致生产力严重下降，就是滋生了新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而在伊斯兰世界等欠发达文化人群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总之，公平，而不是平均或者不公平的制度，会带来可持续性的发展和进化。
对于俄罗斯人更确切些的说法是，他们是酷爱自由的民族，但爱的只是自己的自由，即是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实际上就是自私。因此可以看到很多自由不爱工作的俄罗斯人，而在历史上俄罗斯人是怎样到别的国家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也许只有日本人能望其项背。当然，当遇到十分强硬的主子，他们也马上会收敛得俯首贴耳，任由其奴役。这也讲得通，因为过度的自由总是与过度的不自由相伴而行，而在他们那里也就没有公平的位置。中国人则在一出生就被各种清规戒律所束缚，因此习惯于做奴才而从没有树立起真正的人格尊严意识，他们对自由和不自由的理解不象俄罗斯人那么极端，也不是双极的，而是单极的，即习惯有人管束。这当然不是他们的本性，而是其地方文化所强加于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而塑造出来的。
传统上中国人对于身体锻炼的看法有些象对体力劳动的看法，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看作是低贱的被统治者所做的，所以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关于体力劳动者的正面形象，而所歌颂的几乎一律是才子佳人式的，即文弱的书生与文弱的小姐们谈情说爱，拯救国家和万民于水火。而中共也只是在八十年代以前出于政治的目的歌颂体力劳动者，而不是歌颂劳动本身，其显而易见的是对另一种劳动，脑力劳动者的贬低和摧残。这种情形到了1980年代以后似乎又回到了以前才子佳人的模式。因此在中国，并没有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对所有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及身体锻炼的看法，这也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中，锻炼和体力劳动的缺乏，也直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体质，而这是致力于在奥运会上拿金牌的统治者并不关心的。
人之所以成其为人，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其具有人性，这应该是其称为人并与动物性相区别最根本的一点。当然要与其他星球上的生命相区别的话，还要说明是地球人的地球人性。这种人性即在于不断追求真善美，也就是公正的本性。但是至今为止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与真正的地球人性有悖离的地方，甚至是泯灭人性的。比如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比如有党性没人性，比如完全地将身心贡献给上帝或者阿拉，等等，都从各个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泯灭着人性，从而对真正人性的塑造是一种损害。
哲学应该是探索世间真谛与人类灵魂这些最深奥难懂而又复杂的本真为己任，但是为了便于大众理解，又需要用最为浅显的词语将其表达出来。但中国人为了凸显读书人的价值和尊贵，却总是倾向于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用复杂的不知所云的包括所谓术语在内的语言来表达实际上十分浅显的意思，就象一个二货用一大堆别人都听不懂的话来表明自己不是二货一样。中国不存在哲学，特别是在现代，存在的只有玄学，即玄而又玄的学问，而不是对真理的探索和传播。中国所谓的哲学学者只会致力于将道理阐释得深奥难懂，让人云里雾里，而无法探知真相。这与旧时代的文人风气很是相象。
专制通过将大部分分散在大众中间本应由众人享有的权力尽量收归到少数人手里来完成其对权力的掌握。这样少数人就由于其手中极大的权力和极少的人数而迅速形成利益共同体，对内宽松到为所欲为的程度，而对外则苛刻到连真话都不能说的地步。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使在权力圈之外的人在正当权利受到损害时也无法表达或者求告无门，从而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而在权力圈之内的人则把关系到别人生死的大权都拿过来，从而过上可耻的剥削和奴役别人又不准别人说的日子。只是这种状态由于其极大的权力不平等而变得失衡，从而引发了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所有政权都喜欢为本来顺畅发展的事情设置诸多关卡、障碍和限制。这一方面会显示他们的存在感和所谓政绩，增加下属人员和搞到钱，另一方面使人们在克服这些障碍时心身俱疲，产生对政权的敬畏和恐惧感，再是在审批的过程中也使权力寻租和暗箱操作成为可能。否则，如果根本不需要审批就能进行的事情，谁还愿意为此请客送礼行贿呢？在较为民主的政权中，因为政府实施政策透明，而且受人民意愿的制约，还不至于过于放肆，而专制甚至暴政中，政策出台就显得为所欲为，相当随意。当然有些政策是应当的，因为其符合公正的原则，而在专制和暴政中，更大量的政策规定、法律法则是为了显示权力存在和攫取利益而实施的，既未受到监督也未经过详细讨论和论证，因而纯粹是浪费社会资源和别人生命的行为，其国民生活之苦也在情理之中。
尊老爱幼必须建立在严守法律，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是放纵和纵容一部分人流离于法律之外。所以现在的法律规定的所谓刑不上老人或者儿童，都只能是对公正的公然违反。因为即使幼童不懂得法律，也应该在其懂事起就进行必须的法律意识灌输，使其树立法律观念。而在其懂事之前，婴幼儿基本无法实施违法行为，所以对幼不应有法律优惠。而对老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是过来人，更应该已经是守法成自然，而为老不尊只能是因为其年轻时就不守法律，或者无真正的法律可守。对他们来说，更应该把法律当作家常便饭，而不是把年龄当作自己实施优惠的工具。这样在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再在适度的范围内，依照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去尊老爱幼，这才能使社会走上良俗的发展道路。
反对新事物也许是人的天性。因为人习惯于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和空间中生活，当出现新的事物或者换一个环境就会出现不适应。而专制的统治者正是利用此来强力推行其制定的政策，并以所取得的成果做为自己英明的证明。但专制的决策与公正的决策，其根本区别在于一个为私，一个为公。即使专制者的决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也只是其为自己私利张本的副产品，专制者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为大众谋福利。所以当一个决策出来时，要经过大众的审查和评判，但也不能完全由大众决定，否则很好的决策也很可能在保守的大众那里因否决而流产。这一方面要求服务大众的执政官（而非传统政权体中的统治者）有过人的眼光和胆识，另一方面又要以公权为先，最起码应该是公私双赢，而不是私利凌驾于公利之上，私权凌驾于公权之上。在这基础上，再吸收和听取大众意见以利决策更好地实施。因此，在民主基础上的适度专制也许是目前来讲比较好的决策方式。除非民众的素质，特别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一部分民众素质也能高到以公共权利为先，才有可能最终实现真正的民主决议和决策。但是，以私利和私权为基础的专制制度永远都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时代发展的方向和主流。
这个世界上，每种文化在一开始其实都是很自我为中心和排外，特别是在与其他文化接触不多或者刚开始全面接触的时候。如基督教文化称其他文化为异教徒，伊斯兰世界之于卡菲勒世界，中国儒家认为世界其他都是蛮夷等等，也都认为自己的文化去征服别的文化地区，甚至杀戮，都是为了教化野蛮人。在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下，各种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只是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文化之间接触的深化，东方和西方都在冲突中逐渐改变了对自身和对他种文化的看待方式，虽然是从不同的层面。西方是以先进文化看落后文化，但仍在全球化思想中能够认识到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和在本地区中存在下来的优势，从而越来越倾向于尊重而不是否定其他文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矫罔过正，对其他文化中的糟粕也一并坚持保留，但毕竟比之前对异教徒和异端式的态度来说是一种进步。而东方则是从下往上看，即从落后的状态向先进的文化看。当从天朝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东方才认识到自己文化的落后，夷也不都是蛮，也不都只是会来进贡的，转向采取各种方式向西方学习，包括日本式的东方为体、西方为用，和中共式的激进全盘西化。这当然带来巨大的社会变革，其影响也是正反两方面的。拿中国来说，一方面带来各种矛盾和社会不适应等问题，还出现文革等对传统文化激进的破坏性行为，但另一方面也的确对于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文化地区起到了休克式疗法的作用。相对于印度等地区还在种姓、宗教文化冲突等泥潭中不能自拔，以及日韩台等地区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传统文化越来越大的束缚，中国能够比较轻装上阵，推行各种政策都比较彻底，这的确相对来讲是种优势，只是中共仍在继续暴政式的统治使这种优势会很快变成劣势，他们在发展中的迷惘状态也使整个国家和文化往何处去成为疑问。而相对于东方和西方对其他文化看法的改变，处于中间的伊斯兰文化则处于停滞状态，仍以旧有的对待卡菲勒式的眼光看待其他文化，无论对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如此，即使是在与先进文化接触比较多的地方如埃及、阿联酋、马来西亚等等这样的国家也都是如此，这在世界逐渐走向大同时不能不说是很奇葩的，这也只能说明一种宗教信仰式文化在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时，其负面能量就表现得比较强烈，从而从内心深处排斥，虽然也许在表面上也会接受先进文化所带来的物质文化等外在的好处。这对于整个世界走向大同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障碍，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有宗教式的信仰和无宗教式的信仰在对待发展和异文化中的利与弊。总起来讲，中世纪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宗教都对各个地区进入现代社会形成阻碍，因为其形成和根基在农业社会，带有农业社会式的保守、顽固、狭隘和偏激，这都对新时代文化整合和融合产生负面作用。
伊斯兰文化很根本的生命力来源于其社会表面上的公平性，即对社会下层和弱者通过天课等方式进行救助，使贫富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得以缓解，整个社会也不会因看不起贫穷和向富人看齐而变得很势利。但是这毕竟是表面上的公平，因为是从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公平观，实质上就是农业社会的平均主义，而非真正的公正。比如穷人中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也有不去工作而导致穷困的，而在社会上层也往往是通过暴力和血缘等方式，而非个人才能被大众认可的方式获得权势、财富和地位，这些都是不公正的表现。而且伊斯兰文化对世界整个文明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因为其并不鼓励创新和发明创造，本身也缺乏创新和创造，更不可能出现象工业革命式的那种物质和精神力量全面升级的阶段，而更多的是起到了传播和贩卖各种文化知识的作用，这在中世纪世界各地还被分割在不同文化中，彼此联系不多时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现代各个地区和文化的联系和接触越来越容易和多样化时就会因为本身固有的问题而变得落后。因此伊斯兰世界本身由于社会的平均性，整个社会各阶层缺乏流动以及缺乏创新精神等因素，使其成为一种停滞和落后的地区性文化，其封闭性落后所带来的妄自尊大也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所瞠目。
现在“家教”的含义似乎已经产生改变。以前拥有良好的家教意味着举止得体、待人礼貌、有包容之心，而现在已经成了守旧而且顽固，还可以随意干涉其他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中国的旧时代传统，也体现在文人式的特有称谓中，在古代政府公文和讨论文章都有专门格式且深奥难懂，在现代则所谓的学术术语让人雾里看花，全不象西方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词汇那样尽量取于日常词汇，晓畅明白。这实际上与江湖上的黑话有同样的作用，就是用一些专门术语把简单明了的含义包装起来，让外人看不懂，理解不了，从而达到他们在小圈子内通晓而排外的目的。从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来看，文人和小偷强盗还是有许多共同点的。
对待各种根深蒂固的歧视，有一种比较“损”但是既公正又管用的方式，即把歧视者变成他们所歧视的对象的样子。比如把歧视女性者进行阉割，将其变成女人。种族歧视者把他们的肤色和外貌特征变成他们所歧视的种族的样子。种姓歧视者强迫他们去做低种姓者的工作，并按低种姓生活方式生活。而宗教歧视者按他们歧视其他人群的方式对待，即用暴力歧视的以暴力回敬，用非暴力方式的就以非暴力方式回敬。这样就会让各种歧视者品尝到他们所带给别人的痛苦和恶果，使其至少在脑残的时候能因恐惧被同样这样对待而不去残酷地对待别人。当然，这些歧视都属于非公正性歧视，应与那些公正性歧视，如歧视那些歧视者、破坏公正的人等等相区别，也要与一些出于自身安全或者健康等因素考虑的正当性回避相区别，如因为害怕感染麻疯病或者其他感染性疾病而对病人回避，或者因为对方脏臭而回避，因为这些都是出于维护自身个体健康等方面的考虑，而对方则有可能传染疾病而对其他人或者社会造成危害，潜在的疾病传染者如果明知自己的疾病传染性却仍坚持一些易传染别人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别人不公正的表现。
人类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由于之前恶的行为所产生的恶果，结果使人们将真正的善排斥在门外。比如人类文明的进程，西方在坚船利炮中打开一个又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大门，在带来残暴统治和剥削压迫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文明的启明，而他们所灌输给世界其他地方的关于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理念，却又成为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文化、自由、民主、平等等等人类先进理念被一些专制落后国家推挡在国门外的理由。而人们总是在恶政暴君的统治下忍受，而在其后比较温和的君主统治时爆发。恶总是比善先行一步，而使善因为恶果而被挡在门外。
在专制和暴政政权的统治下，相信自由民主的解放战士会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往往就是他们所要解救的那部分人。正象美国军队里的主体正是那些社会底层，而朝鲜人民军里也同样是最普通的中下层人民所组成。因为下层人时时处于生活的重压下，而周围又都是同样的洗脑宣传，使他们不可能拥有独立思考的时间和能力，那么他们实际上是由专制和暴政统治者指挥和充当大脑，而他们只不过是些爪牙和帮凶。所以对于整个专制或暴政国家，有许多人文主义思想的自由和民主主义者不要因为对方是中下层人民，是被统治者就会拥有反抗强权的精神，或者也会出于同样的普遍人性而不是他们国家政权所教导的特殊方式去看待解放他们的人。所以对于专制特别是暴政政权，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尽快摧毁这个暴政的整个统治体系，而不是保护这个政权下拥有同样落后而专制思想的人民，转变暴政下人民的思想只有在解决了这个政权以后对待剩余的人时，通过经济、教育等手段才会有效果。要把整个暴政国家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将其分成一小撮残暴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善良而天然带有反抗精神的人民，否则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幻想也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所谓公益性捐款，包括支持科研和教育的捐款，就应该是公益性的，而不应因为谁捐款了或者捐款多就为谁说好话，这样做无论捐款人和被捐款的机构都违背其设立这类捐款的初衷。因此，较为正确的做法是不问捐款者姓名，捐款者也不能就此提出附加条件，而其款项的使用应受到严格监督和审核，并保持其独立性。当然最重要的前提是，不能违反公正的准则。
在一些不良买卖中，买家比卖家的行为更为恶劣，特别是象关于野生动物整体或者肢体的非合理买卖，明知是珍稀动物仍要购买和捕捉卖出的已经构成对整个生态圈也包括整个人类的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收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的个人全部财产用于动物保护并强迫其从事与保护动物的劳动甚至是死刑就不是显得比较重的惩罚了，特别是现在大量动物种类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状态下。虽然在人的自私观念中，动植物是比人低等的生物，更不必说无生命的矿产了。但这些如果灭绝或者完全消失，那么世上有那么多的人而且还都只是动物生存意义上的人，那还有什么生动圈可言？有些野生动物虽然表面上看数量比较多，但由于其在整个生态链的底层，其大量捕捉就意味着处于链顶端的往往是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甚至是灭绝，这实际上是对造物主制造生命意义的亵渎和挑战。因此，日本以及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至少在一个方面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那就是对生物的大量商业性，从另一面上即是灭绝性的杀戮和捕捞。因为现代已不同于古代小木渔船赶海式或者打猎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社会的机械大生产在使生产效率，即杀死和捕捉动物的数量和机率，大幅提高以及商业化日益加深的同时，地球上的生物种群和总量却很少在短期内能发生非人为性的变化，那么工业社会的生产规模、作业方式和应对限制机制也不应象农业社会那样无规范、无节制、不承担后果，否则这将与气候等等一样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不能由于少数国家或者地区的过失而造成全球包括全体人类的不可弥补性损失。由于当前事态的严重性，在这之前摧毁其生产设施和将相关人员的财产罚没也并不是过于严厉或者小题大做的公正处理方式。公正，在处理人类内部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同样适用。
判断一个人的思想是否保守或者开始保守，一个比较简单的近似方法就是看其在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下是否觉得舒适，而对新出现的事物有一种排斥甚至抗拒的心态，当然这些新生事物符合公正的原则。一个保守的人往往在其所处的环境中如鱼得水，感觉生活得十分愉快，觉得生活并不需要改变什么，而当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新的时代到来时，就会因为需要重新适应而产生不适感，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一种全球性和历史性的视野，就很容易将其不适应而合乎公正的事物一概斥之为异端、对社会的威胁等等。并只不是社会中上层的成功人士中会大量出现这种心理，社会下层也会出现，而且显得更普遍，否则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许多保守性质的革命就不会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都对自己所处的当前社会环境最为熟悉和舒服，并形成自己的一套处世方式和观念。因此对社会变革的要求会出现在那些富有创造性而又在当前社会中屡屡碰壁而对社会不满的人身上。而除非是到了生活无以为继的地步，社会下层不会提出改变社会的要求，而且他们想要改变的效果也仅仅是回到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得相对较容易的那种社会状态中，即复古而不是维新，就象中国历代末期战争所呈现的那样。社会的发展最终仍要靠生产力的真实发展来实现，而新的思想也孕育其中，而不是社会下层或者底层就天然有着革命，即整个社会改变的热情，他们有的也许是造反，即有更多机会进入社会上层的热情更多些。
我看到人类自私的思想与利益的鸿沟在地球上本来连贯的土地上划下一个又一个界线，比如宗教的象印度与巴基斯坦，比如信仰的象东西德、南北朝鲜，民族的更多，而最多的则是为了利益。如果不是这些愚蠢又自私的人类能力达不到的话，他们会将海洋和天空也划出界线来，就象陆地上的国界线那样。不是有领土、领空和领海的说法吗？全是为了利益，而且不是为了整个地球、整个人类，而是为了一部分人类而划。
东西方的教育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是相反的理念所造成的，但是都有偏颇的成分。东方的教育注重灌输和学知识，所以恨不能把所有时间都用到学习现有的人类知识上，他们知道很多的东西，拥有会解复杂方程和提高记忆力的技巧，却忘记了掌握人类已有的知识是为了更好地推陈出新，更好地创造新知识，他们只是在学，而没有时间也不会去思考和创造，所以大部分人只能停留在技工的层次，象工程师、技师、程序员之类。西方的教育比较散漫，注重个性，其目的是要因人而异地施教和成才，但是这也使掌握知识的过程变得缓慢，更何况在现代条件下，让孩子更早地回家，只会使他们将时间浪费在上网和做家务等等意义不太大的事情上。无论东西方都不重视课外活动，即在学校而又有自由活动的时间，这样孩子不会在家将时间浪费在许多无意义的事情上，而在学校又能自由发挥地与人互助和互动，共同提高，比如许多兴趣小组，甚至只是一起玩耍也很可能触类旁通地增长知识和技能，而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机械记忆。自由地玩是人类产生创造力的源泉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
靠什么来拯救世界？有人说是教育，有人说是财富，有人说是自由，有人说是宗教和信仰，有人说强力。而我说是公正。在不损人的前提下，让恶的受到相应恶的惩罚，让善的受到相应善的褒奖，让有能力的获得与能力相应的报酬，让有知识的获得与知识相应的回报，每个人能按自己所能控制的各种物质的和灵性的因素和限制，达到自己所能和所愿达到的目标、幸福和人生高度，是自己为自己负责，而不会产生怨天尤人的想法，那么人类中间各种不幸、痛苦和罪恶应该能减少到最低吧。
利用宗教和其他信仰去迫害别人的动物们要想一想，其宗教或信仰本身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迫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它们不懂得将心比心，那么毁灭它们就是正常的了，因为它们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人类，甚至高等动物都算不上，至少在高级灵长类中还有一部分会这样去做。
现在全球进入经济衰退期，表面上看有各种原因，但从全球看，仍是现存不公正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所导致的恶果。这种不公正公平的分配制度使穷国弱国一直挣扎在解决吃饭问题而谈不上发展，富国强国则由于福利制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而使原本富有活力的创造性因为国民的懒于思考和创造而陷于停滞，他们更多的是去搞金融业等等，通过不正当地货币交易来不正当地占有和分配全球实物财富。当然这只是基本面，各个国家还有不同。如美国还要加上国内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中国还要加上不公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而伊斯兰地区在这些基础上还要加上宗教信仰制度的制约。经济发展是财富增长的象征，而财富增长需要人的创造和制造，这就需要人的创造力和创造热情，但现有经济体系已经很明显地阻碍了这种能力和热情的发挥。
西方人对于世界的态度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世界各地人民的斗争以后，似乎有了180度的转变，即从一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涉，变成现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但是其效果是相似的，即将公正掩埋了起来，甚至不干涉比干涉的效果更糟糕。如果说他们在上个世纪之初的干涉带来了世界各地的痛苦地觉醒，现在的不干涉除了使一些地区的暴政确立和地区不稳定因素增长，甚至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稳定。因为他们的不干涉，使一些靠枪杆子说话的暴力组织得以强大并为所欲为，并通过同样暴力和有利于自己的宗教和信仰等宣传培养起了顺从又顽固又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新一代，这些在暴力和虚伪宣传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会服从当前暴政的统治，却又在遵守的前提下努力为自己多捞多占，从而引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不公平，这最终会冲垮西方人不再过问世事，想关起门来过自己小日子的虚假美梦。无论是那些不稳定地区所引发的难民，还是那些稳定的暴政地区实力的增强，都会使西方逐渐陷入落后与被动挨打的境地。无论从道义还是对整个世界的未来来说，之前乱干涉的西方和现在消极作为的西方，其衰落是应当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他们真正懂得如何为这个世界做出应有的作为。
所谓的专业人士是指那些受过相关的专业知识训练，比一般人在某个领域懂得多的人，但是这种懂得多中存在一个陷阱，那就是只是在人类所掌握的知识范围内懂得多。除了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只是客观规律，或者说神的意志的肤浅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有可能是歪曲了神的意志，何况这些已经定型的人类知识体系还排斥和排除其他接近神的意志、认识客观规律的道路。所以当一个所谓的专业人士，不管是现有的宗教还是科学还是其他领域，沿着这条人类知识既定之路钻研得越深，就越可能走火入魔，甚至不再象一个正常人的思维。特别是在灵学的领域，比如宗教、美术、心理、音乐、哲学等等这些领域，过多的专业知识熏陶会使人背离其初衷，走到其原始的反面。比如对于歌唱，一般人的感觉是悦耳动听，有美的愉悦感受即可，而所谓的专家会从声音的音色、音准、吐气的时机、吐字的清晰、旋律是否符合当前公认的美学原则，甚至歌词的对错等等各方面进行挑剔，从而使一件本来很美的音乐被挑剔得体无完肤，而经过其改造后的作品又变得毫无美感可言。而专业的歌唱家会由于专业的训练、在本领域的声望考虑以及金钱报酬的刺激等等，不会去挑战既有的声学和美学规则，他们把歌唱当成是职业，唱歌只是完成一项工作，因此并没有热烈的情感投入，即使有所情感投入，也会被过多的歌唱规则所阻碍，更多的是想如何更好地符合当前的美学标准，而不是如何抒发心灵和主人公的感受。所以剧场里的歌剧让人昏昏欲睡，全不象一些草根歌唱家那样虽然不太符合批评家们苛刻的美学标准，却抒发了自己的心灵，感染了别人，这反而体现了歌唱本身真正打动人的魅力所在。
关于食物，吃荤还是吃素，在讨论之前要明白这样几个前提：1、所有的生物都是生命体，即有生物活性的有机体，而植物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可以进行情感表达，如对被杀死的恐惧、愤怒、绝望等等，但不是有没有生命的问题，如果真的不杀生的话，那么人类就只有饿死的份了；2、人是异养性的，即无法象植物那样直接以光合作用等方式吸收宇宙能量，这决定了其只能通过吃掉其他生命体来维持生命；3、为何会有食肉动物的存在，这是神为了使动物进化而做出的决定，即植食动物在没有天敌时机能会产生退化，而食肉动物的存在一方面使这些优质的蛋白质不会浪费或产生污染，另一方面也会在与植食动物的竞争中双方都得到进化和发展，更何况神将肉食动物塑造成危险而又大多数时间处于吃不饱又退化很快的悲惨形象也表明了其态度。当然神也就是自然界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些，但是就目前来讲，地球上的生命就是这样存在和发展的，这也是人类所面临的现状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因此，为了维持生命和进化的需要，人是可以吃肉的。但是从上面看，人在吃肉时也要注意：1、适可而止，即吃少量的肉，能维持生命和保持健康即可，尽可能减少自然界供给的负担；2、绝对不要浪费，因为这是动植物牺牲生命换来的，如果浪费食物那绝对是对神极大的不恭敬；3、尽可能去吃那些老弱的动物，因为以上的原因，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影响到动物种群的发展和进化，所以为了口感等等去吃壮年甚至幼兽都是对神不恭的行为；4、尽可能不吃那些处于食物链终端的动物，对食物链起始端的动植物也要适可而止。因为这会很容易地影响到整个生态平衡，特别是那些处于濒危状态的动植物，再捕杀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5、为了取乐等等非必要需要而杀死动植物的行为都是一个正常而心理健康的人不会去做的，这样的精神病人需要精神治疗；6、食荤食素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精神世界的高尚和卑下，除非其符合公正的人类基本准则。因为有些素食者如希特勒也犯下了惊人的罪行，而象印度教中一些素食者却仍在歧视低种姓，维护一种落后的观念，那么他们的吃素也就表明不了什么；7、个人是否吃素是个人选择，出于公正的原则，不能强迫别人去吃素或者吃肉，特别是对自己的孩子。如果素食者的孩子喜欢吃肉，那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孩子自己选择吃素，或者吃一段时间放弃，父母也不必因此而受到情绪影响，因为这是别人的自由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要不过分，都将会是对个人来说有益的选择；8、吃素可以成为信仰之一，但也要灵活而不要成为一种负担。比如在只有肉食的环境或场合，吃肉也不代表自己放弃自己的信仰；9、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改变人类摄取能量和营养的方式，如对人体叶绿素和人造肉类的研发，使人类能在尽量少地影响自然界的同时保证自身生存和营养供应；10、非生存性或限制过多生物数量的狩猎、捕捞和实验应该全面被禁止。特别是非生存性的消遣性狩猎，并不能表现一个人有多大的英雄气概，反而是一个人卑鄙和懦弱的象征。古代的英雄是靠亲身与野兽搏斗获得荣誉，是人体力和智慧的证明，而在现代这种方式不再显得必要和可能，象贼一样潜伏和打一发子弹就夺走神所赋予的一个生命，而且并不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只有人性懦弱和卑鄙到一定程度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更不要说为了消遣而去折磨一个动物死去，这直接是对造物主的邈视和挑战，也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治疗和惩罚。而以科研名义的狩猎和捕捞在现代已经基本没有必要，因为现代研究更多地是从生态学角度出发，研究动物习性等等，对动物身体结构的研究也可以采用非处死的方式，根本没有必要去杀死一个生命，更不要说大规模式的进行了。另外以动物做医学实验也存在伦理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讨论。此外即使是生存型狩猎和捕捞，在许多时候和地区也可以是不必要的。如在一些资源匮乏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减少人口数量和提高单位生产量来减轻对生物界和环境的压力，就象许多在沙漠地区进行的精细农业所做的那样。象非洲等等地区依然存在的原始狩猎方式，只能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根本谈不上任何人本身的进化和发展，应该逐步被淘汰。至于素食是否能保证人体所需的营养供应，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为了尊重生命和拯救地球而产生的自愿素食者理应受到尊敬。尽管素食和肉食之争古已有之，但在现代来讲，则是人逐渐脱离动物性，向神性迈进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困苦和迷茫时期的表现之一。这需要科学与人文的共同进步，将整个人类思想和精神水平提升到一个层次，才有可能最终得到解决。
现代战争已经与二战及以前的战争不同。二战以前基本上是发达地区，即富国和强国在打，在其本土上进行，其起因主要是争夺对殖民地的主导权等等利益分配的问题。而二战以后，战争主要转而发生在不发达地区，其起因表面上看是出于宗教信仰或者对官僚腐败的痛恨，或者对领土的争夺，实际上却是已经被纳入到以国家观念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而又生活在落差中的人们对本国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外来文明与本地落后文化冲突的抗拒。而这背后也往往有富国和强国的暗中支持，以期划分势力范围和获得利益。至于富国和强国本身，则由于原先本土战争的教训使他们不愿在本土打仗，而现代不公正的经济运行方式，特别是金融操纵，使富国和强国可以通过此来攫取世界财富中的大部分来维持其富强的地位，也没有必要通过以前的战争方式来进行争夺和利益划分。穷国弱国的战争可以给富国强国带来很多好处，可以安抚其本国民心，转移视线，使自己获得穷国交战方的利益，甚至成为新式武器的试验场。因此，虽然战争的场地有所改变，但实质上仍是富国强国主宰世界的一种表现。富国强国就象是当前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大脑，指挥着穷国弱国互相残杀。其中美、俄、中是在全球格局中有影响的，可以称得上是新老帝国主义国家和不稳定的绝对因素，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其本国民主力量的发展，宗教信仰的因素以往战争的教训以及整合自身的需要，对外战争辐射的力量减弱，但仍在某些场合，特别是非洲地区冲突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沙特、伊朗、以色列，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实力弱一些的国家，以及以前的伊拉克和利比亚，都是受到西方政治观念影响的新兴地区性战争谋划地和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除非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放弃旧有的西方式的国家体系和政治观念，否则世界将永无宁日。
其实暴政本身并不太可怕。因为其往往久失民心，比较容易在斗争中垮台。而真正可怕的是在暴政下久经浸染的人民，他们虽然是暴政的受害者，但是由于其所受的教育和所接触到的现实，使他们的头脑里没有真正的民主观念，对他们来说，暴政垮台即意味着其可以为所欲为，包括压迫和剥削别人而成为新的暴政统治候选人。因此，那些受到压迫越深的人，反而越容易成为新的暴政统治者，这在暴政被干掉后的伊拉克和利比亚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这些还未开化的人类，完全消灭并不符合人类的准则，但也不能让其立刻自由表达。现实中教育我们，对于一个久饿脱水的人不能让他马上吃喝得太饱，否则会产生不良后果，甚至死亡。对于暴政消灭后的治下人民也应如此对待，即禁止其任何暴力行为，包括带公正性质的复仇行为，因为这些只有在新的法律和暴力执法机关建立起来之后才能够进行，自发的复仇行动和其他暴力行为，由于人的自私本性，很容易扩大成对其他无辜者的不公正暴力行为。所以要坚决打击暴政消灭后的暴力行为，杀无赦。同时要尽快建立起真正公正的司法和执法体系，使社会尽量平稳地过渡。而这过程中，只有解放者，而不是被解放者能充当这样的重任。这个过程中，暂时的以公正为目的的专制甚至暴力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需的，但暴力政权本身无法提供这种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专制，因此不能延用原暴政体系下的官僚们，特别是中高级官僚，下层官僚和办事人员中惯于作威作福的爪牙式的也必须立即清除出新建立的政府组织。
中国人之贱还在于，随时随地地侵占别人的合理利益，而且如果不当即提出异议，他们会变本加厉地侵占，直到被侵害者不能忍受反抗为止。比如卖货的会先把不好的、有瑕疵的卖给别人，如果是常客而且没有提出，下次会把更不好的卖给他。而中国的官员也是这样，对于老百姓的任何问题，如果不是采取强硬态度，就是采用瞒和骗的方式，能瞒过几个是几个，剩下的再用其他方式解决掉，而不是一种标准，一视同仁。时时处处处在这样的环境，其结果是中国所谓的刁民越来越多，要么滑头，要么强硬，有人说中国的民众是最好治理的，因为其民心淳朴；有人说中国的刁民太多，不好治。实际上中国根本的问题不在刁民而在刁官，在滑头的政权和政府，在伪善的历史传统，教人温顺却被宰割。所以每一个朝代之初民风都会回归纯朴，而越到后代越变得刁钻。如果政权和政府不以信字取信于民，那么就不要指望民总是信政府和温顺。
服饰是人创造的产物。从最初所产生的原因来看，或是为了御寒等保护功能，或是为了遮盖性器官等或者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一些，来吸引异性，即性吸引功能。随着人类在生物界的进化，对服饰的认识也日渐多样化，在最初的这些基本功能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文化功能，特别是地域文化功能，处在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用服饰来表现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职业、地位等等的差异，于是服饰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神圣起来，以至出现制服控、权杖等对服饰的崇拜。而到了今天，服饰在日益分化和个性化之余又有了趋同的趋势，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人们开始公认一些场合应该穿共同认可的样式，而不能穿其他样式，或者象牛仔裤这样的服饰风靡世界。这说明整个世界的人类对服饰的看法开始趋同。但从根本上来说，服饰是满足于人的需要，而不是神的需要，因此某些宗教信仰或国家要求必须穿戴某种服饰，而又假借神的名义，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神创造了人，而没有创造服饰，服饰是人的创造。当然某些服饰由于深深打上某种文化烙印，而被人们普遍接受或厌恶，如西装或纳粹服装，这也只能说明人类文化对其影响，何况至今还有人认为纳粹军装很帅气，这说明在人类中间也并没有对服饰有一个共同的和绝对性的评判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将某种服饰强加于人类中的某一部分即是侵犯人权的行为。
在各种公正中，首先要保证的是大的方面的公正，而首要的是制度公正，特别是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否则公正本身将无从谈起。其次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公正，不致有过大的贫富分化，以及过于偏向某一类人的制度出现。个人层面的公正，即对具体违法犯罪行为的裁定和惩处，应在大的公正之下才会显得服众和有意义。
以公正的名义，是许多人会说的话，但这中间又有多少是真正以公正的名义呢？如果并不出于公正而以公正之名行事，将是最恶劣的不公正行为，包括一些以公正为借口的战争行为、司法行为和政府行为等等，会使公正本身受到玷污。所以对于这一类行为应更为严厉地惩处。
许多人把贫穷等等侵害人所生活的环境当作对抗公正的挡箭牌。当然如果没有大的社会环境的公正，个人也很难产生公正的行为。只是不要忘记，当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实施侵害的时候，所侵害的对象最多的时候是和他处在同一社会底层的人。如果这是可原谅的，那么被伤害者是处于什么位置上呢？那么是否会得出受到伤害即是善的结论，这是否有些荒谬？所以，当社会达到比较公正的程度时，对个人来说，对别人不公正即必须得到与之相应的惩罚，责罚要对应，要恰当，而不是轻重不当。从这一角度说，以其犯罪事实而给以相对应的惩罚是合适的，特别是对那些习惯性的违法者来说。
近年来从对难民的态度可以看出，各个国家、同一宗教或民族对待难民的态度都不同，这说明现在已经进入了多种标准衡量的时代，但是仍有规律可寻。比如出于利益考虑的往往对难民持排斥态度，如美国、俄罗斯、中国、以色列、沙特，以及其他中东地区所谓富强的国家。出于宗教考虑的则同宗的欢迎，如中东的其他国家，异宗的排斥，如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而在人文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也更提倡真正的民主和多元化的国家，如西欧则对难民持道义上的欢迎态度。但所有这些都并非对难民应持的公正态度，不仅使各个大国、富国真正暴露了其与以往宣传相背离的嘴脸，也使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的国家不堪重负，甚至会难以为继。所以，理想固然美好，但还要重视现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拯救。而且最重要的，尽早结束战争，让文化人群回到该呆着的文化地去发展。当然，西欧人对难民的救助，也可以看成是对其祖先所制造的混乱局面的赎罪。当前的混乱局面，正是在西欧人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包括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理念、在不同人群间制造矛盾、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等等，现在是显现他们祖先这些政策的效果的时候了，正如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正是中共建国所实行的国策的结果，而不是刚建国时的那些人的面貌一样。而当西欧人将其文化理念推广到整个世界的时候，也就是把给欧洲带来灾难的文化理念影响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中国人并非缺乏竞争意识，与时时处于残酷竞争而变得麻木甚至退缩的日本人相反，由于他们处在一个大锅饭的压制个人才能正常发挥的环境里，其竞争意识非常强烈，“人比人，气死人”是其正常写照。只是由于这种压制而压抑的环境，使中国汉人的竞争意识变得畸形发展，更多的是去注意小事的争夺，如闯红灯、插队，小到几毛几分钱的算计都会乐此不疲，因为这意味着他又占了人家多少便宜，或者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过或者打败了多少竞争对手，这在仍处在大锅饭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会决定成败乃至生死，看看高考和中考分数就知道。但这毕竟不是以正常的才能竞争等良性竞争为前提的，所以各种不正当手段就会被使用，就象提倡竞争但对不正当竞争也允许的美国人中间所使用的那样，只不过一个是为了自身更好的发展，而另一个是为了维护自身最起码的生活需求。当然在一些比较开放和先进的地区，正当的能力竞争被引入和起作用，这也是青年人想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去的激励因素之一，但即使在这样的地区，旧有的农业社会式的不正当竞争依然存在，而且时时刻刻在阻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更不必说那些中小城市了。
中国人喜欢赶早，认为早要比晚好，特别是在教育上，速成之类是中国人所热衷追求的。但历史证明，往往越是伟大而贡献巨大的人，其成熟和成功得越晚。这也许是因为要取得巨大的成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才艺上的准备，需要日臻成熟的创造性头脑才能获得和守住，就象晚熟的品种往往更好吃一样。中国人中间很少能出现对整个人类和人类历史有贡献的人，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他们喜欢早慧早发达的孩子，喜欢迟早尽快成功，使早熟的孩子占尽先机，而晚熟的孩子只能在其能创造和奉献的领域提早被三振出局。
沙特等穆斯林政权在世界各地援建清真寺，有些象复活节岛上树立石像和玛雅地区建立神庙，使财富迅速消耗在无用的建设中，自然资源也迅速枯竭，而更重要的是带来人际关系的日益紧张，直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这种现象在不开化时期的人类中一再上演。如果新的人类想避免性质同样但更大范围和规模的灾难，他们就应该知道如何去做。
世俗政权和与宗教等信仰的竞争中很容易败下阵来，在于其不公正性。它们的确激发了人的无限潜能和欲望，但允许通过各种不正当和不公正方式去获得财富和释放这种欲望，这不仅使社会贫富不均和不公正现象加剧，也使正直而洁身自好的人们远离这种肮脏的政治。而农业社会起源的宗教和其他信仰正是通过抑制人内心的需要来达到内心的平和，其主张中也有均贫富的措施，这就很容易打动社会各个阶层、为了各种目的的人的心。无论是各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是伊朗以及中东其他国家自发起来的伊斯兰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世俗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又极力去打压这些信仰势力，反而更加使其获得人们支持，而拥护其上台。但是，所有不公正的政权都是一样的，即使是通过自律来宣传自己而达到目的的宗教等信仰型政权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宗教和信仰内容总有与现实以及客观规律，即真正的神的意志，有出入的地方，而且农业社会式的自律只有在农业社会的特定阶段和人际关系中才可能体现出来。因此这些内容总有限制人的自由的部分，而且因为其违背自然和社会规律，也很容易在推行其理想时在现实中碰壁而最终失败。但是所有的政权都一个德性，即使失败也不会承认和改正，特别是在有一个或一群强势领导人的时候，反而会更加神经质地推行其政策，并不得 不用暴力去维护和推行，而且由于其对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执著，使用暴力的时候更加不手软，也更加没有人性。以前的基督教裁判所、共产党政权在世界各地，以及伊斯兰政权在中东各地的表现都是如此。因此，如果政权不能建立在以人性和基本人权为基础的公正之上，不管是放纵还是压抑人的欲望，都不会带来好的结果。
中国和印度如果不是受到传统思想和现实政权体系的严重束缚，应该是全球的思想库，就象法国和德国在欧洲，以及美国的技术和科学思想在世界上一样。或者说每一大类文化都应该有一个思想的发源地，而不只是刻板地继承。这些原生态的思想可以直接，或者传到日本等地区进行包装后传播到世界。
因为担心错判和误判就要求废除死刑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行为。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可以进一步推导，其他非死刑的错误判也很多，甚至更多，那么我们是否不应该进行惩罚，甚至不应该保留整个司法和公正体系呢？因为法律等公正体系既然是人在操作，那么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正确，而造成的对无罪而判有罪者的肉体和心灵的伤害，时间、精力和精神的损失，难道是赔偿金可以弥补的吗？那么不要司法可不可以？为了那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几的错误判而将整个公正体系都否定是正确的吗？难道不是更大的不公正和不负责任吗？死刑之所以必要，因为这是对别人不负责任的人的必要惩戒，否则人类仍会回到丛林法则中去。虽然司法等公正系统是人为的，但是人类以公正地对待彼此而与动物界相区别，完成动物向人的进化却是神的意志，即即使不使用司法体系，人类也必须发明其他的公正方式来保证公正，这是必然的，因此是神的意志即客观规律的体现。对于人类公正体系只能完善而不是否定和废除，只能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最重要的是提高整个社会对公正的认识，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等等，来实现对百分之百公正无限地接近。
在人的大部分时候，都应当充分尊重本人的自由和意愿。既然是选择，就包含自由的隐含成分在里面，否则就会成为被迫了。除非是由于孩子过小而不懂事，或者精神出现异常而不能自主决定等情况，只能由他人代他们决定。但这必须遵循对其有利及对整个社会无害的原则，而且情形消失，即其能够自主和理性地做出选择的时候，就要还给他们这些权力。因此，所有这些仍是在符合公正的框架内实行。特别是决定个人终身幸福的恋爱、婚姻等等，所有相关的人，包括父母在内，只能影响或者提供建议，而让其自主决定与谁结婚。既然都说婚姻是神圣的，那么更应当由其本人决定这些关键性时刻而不是别人，否则就是对婚姻、家庭或者恋爱本身的嘲弄和侵犯了。此外，既然婚姻是性成熟者的彼此承诺，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性未成熟者并不能成为婚姻的主体，特殊情况是指成年而性器官仍未成熟但仍有相爱等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无论怎样，因为年龄原因所导致的性不成熟，即孩童绝不应成为婚姻和性行为的主体，因为这些词本身就暗含“性”在里面，而一个性器官还未成熟的人会彻底明白并体验到性本身的乐趣吗？更不必说与此紧密联系的爱情了。农业社会的婚姻和性行为以传宗接代为目的，工业社会则以单方面性乐趣本身为目的，因此会允许非自愿性行为以及童婚的发生。而进入到新的时代，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负责，也要为对方的爱情和婚姻负责，因此，婚姻的形式是次要的，即与谁结婚，几个人结婚，甚至婚姻本身都是可以选择的，而真正重要的是，当事者彼此都怀有满满的情爱，这在大多数时候是与性爱有关，有时这种爱过于强烈，反而性爱并不那么重要，而是伴有彼此强烈的关心、爱护、相依相守的决心，即对彼此爱的承诺和责任。这样人才能达到神所倡导的那种境界，体验到一种爱的满足和快乐。
德国人最近在难民问题的矛盾性反应，表明他们仍是心智不健全的民族，尽管其出发点是出于善，但仍然做得过分。这与70多年前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和方式其实没什么两样，其区别只是两个极端。
伊斯兰的激进分子以宗教的名义买卖毒品武器、性侵妇女、公开杀戮，表明他们已经是邪教徒的，这是宗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宗教既然属于意识形态，那么就服从于其所依从的经济基础，即特定条件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在不以公正为基础和目标的宗教中，是很容易出现邪教徒的，这一方面来自于落后于时代的宗教教义本身，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宗教教义的偏颇理解和解释，因此可以说任何从旧的时代发展起来的宗教都有可能出现邪教徒。而他们与黑社会也没什么区别，就象中世纪的基督教和20世纪的专政共产主义者一样，认为可以在其信仰的名义下为所欲为，而不顾及人类的基本人性和准则，如果说他们与黑社会有所区别的话，只在于他们是有信仰的黑社会。但现实往往是，宗教信仰只是他们所披的外衣，很快就会将其弃之不顾，就象isis所做的那样，而成为赤裸裸的黑社会恐怖组织。这与伊朗现政权所做的，以及共产党政权所做过的其实没什么区别，历史仍是重复着的。
关于是否禁枪的讨论，似乎应该用事实，即统计数据来说话，而不是单纯地辩论其对人是保护还是伤害，因为凡事都有两面性。所以需要统计的是，有多少无辜的人因枪支而受到伤害，又有多少无辜的人受到其保护，即被枪杀的无辜者和受到保护的情况各是多少，如果前者明显多于后者，那么就只能说明持枪的坏处远大于不持枪，那么枪支就应该是被禁止的，保护自己就要从其他方面去考虑。当然这也有例外，比如从大的方面讲，处于暴政中的人民更应该获得枪支来保护自己，这样才能与暴政相对抗，但现实是暴政往往对枪支监管非常严厉，所以在现实中往往出现的是，暴政国家人手里没枪，而较为民主的国家人手里却有很多枪这样的悖论现象。从小处来说，那些受到真正现实威胁的无辜者应该准许配枪，如因为公正言论、追求自由、向暴力挑战等等各种原因而受到死亡威胁的无辜者，应当允许其用枪来自卫，但条件是其必须是无辜者，即其行为符合公正人性基础上的道德，却被另外一些基于信仰、利益等等的野蛮人当作威胁，而当威胁解除后，即应归还。而枪不同于刀剑之处在于其不需要太多的力量和技巧，而杀伤效果要高得多，正象一个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一个是农业时代的遗存。而刀剑也由于枪支的出现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相信枪支也是如此，因为会有威力更大的武器出现，但从根本上来说，武器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变得越来越不被需要，最终被淘汰。那时的人类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来保护自己，维护公正。武器从根本上讲，仍是利益争夺的野蛮产物。
中国人和穆斯林都喜欢抱团，虽然表面上看表现不同，一个更基于地域文化，另一个更基于信仰，而在实际上，却都服从于更深的动力，即农业社会的根源。虽然农业社会是个体经济，但在较有挑战性的环境中，如多水患的季风气候区以及气候干旱的中东地区，从事农业及其他事情仍然需要同心协力，而儒家和伊斯兰教也从信仰角度为这种集体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都是贬低个体主义和行为，或者对个体自由行为进行贬低，而要求其服从更高层的社会规范，或者更高一等的权威或者亲属等等，使其容易产生共同防御性，一致对外。而资本主义强调个体，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解放，使人更加自由的同时，对集体比较淡泊，有创造性但容易被有集体主义性的人各个击破。看欧美对伊斯兰以及中国人的防御败退即可以体现出这一点。虽然这不是绝对性和主要方面，重要的还在于欧美自身，但不可否认，农业社会意识形态在激发集体思想和荣誉感方面更为重视和有效，但毕竟属于旧的思想潮流，需要让位于新的更为自由、开放和个性化的思想。
中国文人的酸腐气表现之一，就是好好的话不会说，用文言文也就算了，人也不好好地直呼其名，而要用字、号、籍贯以至其他乱七八糟的缘由来称谓，认得几个生僻字、知道几处古董典故就被认为是有学问，却不以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这样的真知为志向和导向，而以此来拉开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博取功名，古今没有什么区别，都很有鲁迅笔下孔乙己式的派头和精神。当然还处在农业社会意识形态下的文人都一个德行，而不管其有无信仰。
中国人的欺骗即伪善是全方位的，包括薪资制度也是如此。虽然在帐面上表现出来的名义工资都差不多，包括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级别工资也相差无几，但在实际上，其奖金、补贴和其他的隐形福利都在拉大彼此之间的距离。而且这些工资以外的工资还可以作为拉拢和控制下属的手段，因为奖金等等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层所决定给哪个下属的。因此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即从表面上看，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致不能维护基本的生活支出，更不必说是过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而算上其他，特别是在一些垄断性行业，整体收入会很丰厚。而临时工却并不可能有这些福利，甚至还基本的保险也不可能给，而工作却是最多、最重和最危险的，这使中共政权控制的薪酬其付出与回报这就出现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也就出现了中国人热衷于公务员考试、进大单位，而单位却都只想招临时工，即使是很急需的岗位也是如此。而与之前实行的近似纳粹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现在所实行的权贵资本主义，其财富越来越流向权贵们手中，即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只是在增加富人们碗里本来就已经十分丰富的肉，而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且随着剥削程度的加深，还会下降至出现绝对下降。所以还是那句话，中国人所奋力争取，却是国外普通人认为基本的权力。只是欧美私人资本主义要求个人薪资信息保密，将其宣传成个人隐私也是一种分化手段，因为会使员工彼此形成防备和不信任状态，不利于联合起来抗争，从而更利于他们进行剥削。
现在的剥削形式又发生了变化，即从原来的劳动剥削发展成现在的金融剥削。现在所谓金融家们只不过是钱倒爷，所谓金融也只是归结于一个目的，即如何将别人的钱通过合法却不公正的手段转到自己名下。金融家们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动动鼠标，就可以将本属于广大农民、工人，甚至是产业资本家的财富据为己有，即真正的财富创造者所创造的财富不费力地变成他们的囊中物。这种轻松的工作在实质上却是损害着人类财富的积累，因为现在的金融只不过是将钱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而不是体现财富的真正增值，即离价格是价值的体现越来越远。这种糟糕的金融体系使人们更加喜欢不劳而获，而不是去创造性地生活，并不利于发展。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本应是创造的源泉地，却有越来越多的有创造性才能的人去搞金融这种不产生真正财富的创造。当人类热衷于金融这种钱的转移而不是物质财富增加的时候，全球出现经济以及其他全方位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很重视婚姻和家庭，如将结婚视为人生的大事，在其前后有众多而繁复的仪式，从信仰等各方面去维护婚姻和家庭的所谓神圣性和稳固，但是亵渎婚姻和家庭、视婚姻为儿戏最为严重的恰恰是农业社会。原始社会并没有婚姻的概念，或者现代这种夫妻制的概念。而到了农业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私有制盛行的阶段，婚姻成为了一项维护私有制最强有力的血缘传承关系的制度，因而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想尽办法，但保障的是婚姻的稳定性，这使整个社会的“形式婚姻”十分流行。所谓形式婚姻，即只有婚姻的形式，而没有或者不重视婚姻的内涵。婚姻是什么，应以什么为基础？许多人，包括那些对婚姻抱有顽固想法的人也会说，是感情。的确，婚姻作为想要携手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生的两个或者几个人之间以性关系为核心的亲密关系的证明和保障，自然要以感情为基础，而农业社会的各种制度恰恰在这一方面是忽略的。它们或者不让本应在婚前相互了解的人根本不见面，而是通过父母作主，只是通过八字等来预测两人性格是否和谐，或者通过限制甚至剥夺婚姻中一方特别是女性的性爱和生活选择权来实现男性为主导的对家庭的控制权以保证婚姻和家庭的稳固和长久。而无一例外的，农业社会对威胁婚姻和家庭行为的其他所有性行为，包括性爱行为都排斥和否定，并以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加以干涉，如对婚外恋的态度，对有偿性行为的态度，对同性恋爱的态度，等等，都是如此。即嘴上说着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关系，但在实际的实行上却是非感情因素来决定一桩婚姻和家庭生活，甚至在制度上是反感情的，因为农业社会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实质只是为了维护香火和私有财产的顺利传承。再比如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农业社会是厌恶甚至禁止的，这在现代的中东和中国地区都仍然稳定地存在着。而从真实的人性来讲，两个或者几个人既然要决定生活在一起，那么就要求其在感情上是融洽的，生活行为包括性行为是和谐的，而且需要进行多方选择才可能决定，而这在对对方没有完全了解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许多婚姻骗子也是利用了婚姻制度的缺陷而通过欺骗另一方来达到骗婚的目的。而农业社会正是通过这些违反人性的制度来达到它们的实质性目的。工业社会在继承了农业社会这种婚姻制度之余，对其进行了改良，至少在婚前的配偶选择权上有很大的宽容度，来突出婚姻中本应具有的人性一面。当然工业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是保守与激进并行，而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以个人选择为基础，以爱情为基础。从总体上讲，婚姻并不是感情生活的开始，也不是结果，而是要向外界传达一段感情生活需要稳定下来的证明，因此更应该是其爱情开花的结果。
经过1957年以后开始的一系列运动的实验，直到1989年以后的各种限制，中共政权终于培养出了其“合格”的统治对象和接班人：80后特别是90后。相对于充满所谓革命斗志而无法无天的文革一代相比，这一代人自私又自大（自己称之为是自信）、冷漠、在某些方面十分保守，服从既有的权威和统治，而与文革一代相同的是不守应该遵守的规则，推崇弱肉强食和丛林法则。虽然国外也存在自私等等一代人现象，这是原有信仰体系崩塌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但是国外的年轻人较少对现实包括政治的冷漠态度，看中东各国的革命即可看出，他们不满现实并表达出来，想要去寻找一个合理的解，但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而整个世界似乎在向着不稳定、缺乏信仰和专制性加强的轨道行进。
不吃猪肉、自以为高于非穆斯林的穆斯林们不去沙特等这些伊斯兰教中流砥柱去寻求帮助和提高生活，而是跑到德国这些吃猪肉的非穆斯林地区去寻求解救，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不要说这是神的旨意，如果是，那么神的旨意更多的是嘲讽而不是其它。其想要世人看到一种世俗性的宗教在达到它信仰疯狂的程度时是多少可怕和不可理喻。因为沙特等国这样做，不仅违背了人类的基本准则，也直接违反了其一直声称坚信的伊斯兰教义，这种打脸方式真是奇妙。这只能说明，即便是宗教教义，也无力与现实和人性中丑恶的那一面去抗争。如果一个穆斯林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那么他们还是去他们所向往的天堂生活吧，而不是在人世间制造不和谐的氛围。
未来的人类要注意吸收以往人类精神财富的合理内核，既不是照盘吸收，也不是全盘否定，而且要注意更多的是吸收义理即精神层面的意义而不是只从字面理解或者只注意那些具体的规定，因为这些往往是容易做但又是极其迷惑人的。比如要注意吸收儒家和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中积极进取的精神，主要致力于创造而不是破坏，包括为自己和整个社会通过努力而不是不正当手段积累财富；吸收伊斯兰教中相互友爱互助的精神，特别是帮助那些同样努力只是暂时还处于贫苦困境中的人类同胞，而不是满足于两极分化和侵犯别人的合理利益，也要尽量避免自己不合理的欲望，比如黄赌毒等，因为这些不仅过分，而且对个人和他人的幸福而言并无益处；学习印度教、日本佛教和原始宗教那种万物有灵，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思想，对自然，也就是神所创造的世界保持一种崇敬之心；吸收马克思等人学说中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特别是两个决定的意义，认识到自己应该和怎样去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不是阻碍和破坏，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生活方式的创造性改变；吸收佛教和道家清静无为的心态，不被世俗生活的各种无止境的欲望所浸染和征服，致力于对人性和社会终极意义即神性或者说是自然等客观规律想要人类往何处去的探讨，对世间保持一种慈悲心，但也不要因为纯粹的善而妨碍公正，因为清心寡欲而不去发展和创造，特别是不要受限于那些具体而细致的教义或者信条而丧失改造社会和自己的创新与动力。要记住，公正地发展要成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向目标前进的方式。
所有揭示客观规律的知识都是有用的，不管其研究问题在现在看与现实问题多么遥远，或者多么琐碎，或者多么幼稚和粗糙。但真正的知识与虚假的知识之前有一道鸿沟，那就是其是否真正是为了探索自然和社会等一切客观存在和规律，即探索真正的神的意志。只是对人所创立的各种宗教进行阐发和引申的不是真正的学问，除非是将其放在宏观的人类历史和社会视野下，探索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因此神学基本上不算真正的学问，而宗教学算。装神弄鬼的巫术除去其中涉及医学等相关学问以外基本上不算真正的学问，而占星占卜等命理学算是学问，只是还处在朴素的学问阶段。真正研究人类意识与客观存在互动的哲学算知识学问，但中国自古至今只是故弄玄虚、近似于装神弄鬼的玄学式哲学和理学不算。当然也可以对客观规律即神的意志的正确和错误的把握可以将人类知识学问分成真学问和假学问，但这与前面提到的虚假的学问有些不同，因为前者是方向正确而方法或者人认识能力局限而导致，而后者纯粹是方向性错误。要致力于研究真正的知识学问，即研究客观世界和规律，而不是去研究虚假的学问，因为虚假的学问不仅无益人类知识的增长，反而有害，而且消耗大量人力与物力，是无法得到真知的。
许多宗教或者其他信仰喜欢将自己教徒中部分存在的人性闪光点当作本宗教信仰的益处而大肆宣扬，而对其教义或者信仰中侵犯别人的恶的内容避而不谈，或者当成是神或主义所教导的而没有羞耻感。所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宗教学在研究人类行为时，特别是研究特定信仰的文化人群时，要注意区别哪些是出于人性善的一面，哪些是出于恶的一面，哪些思想和行为是由于宗教信仰的教导或者教唆而产生的，或者是由于宗教信仰而强化了其人性善的一面或恶的一面。只有这样有层次地分类才会对宗教信仰在人性善恶和人类行为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而且不容易被其教义所左右，而单纯地说某种宗教或信仰是善是恶并没有意义，因为其中夹杂了太多的基本人性。
其实人类都有一种大一统的理想，即将自己所熟悉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方式无限扩张到整个人类。只是在东方这种大一统取得了一定成功，在中东和印度地区都建立过大而强有力的政权，而最为典型的即是中国地区，其他即使是领土较小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也都有大一统的梦想存在着。而欧洲除了罗马帝国外，基本上没有实现过中国式的大统一，即使象纳粹德国那样来势汹汹，而很快瓦解。究其原因，除了东西方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东方的扩张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扩张，而且是循序渐进式的，拿中国和纳粹来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式扩张从东周时期即开始，而在汉代确立了儒家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就以军事、文化优势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进行征服，也就同化了一大批异族和异文化。但是这一过程持续了两个千年，直到清代在已经属于内地省份的边远地区，仍有带文化反抗性质的暴动发生，更不用新疆这样的地区。只有在中共统治时期，才借由西方来的较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扫荡了所有的异族异文化，而将其统一在一种意识形态下。虽然这种只有中共有解释权的马克思主义遇到众多的质疑，但其在最初时期则被不同文化背景和知识层次的人所接受，使旧的文化逐渐丧失了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使中共少数首脑的命令能在短时间内贯彻和执行。与之相似的有印度特别是伊斯兰教的扩张。而纳粹的意识形态具有先天不足，即只是为德意志民族服务，因此在其扩张中遇到顽强的抵抗。此外，纳粹本身虽然有强烈的使命感，但其扩张和统治方式仍是旧式帝国式，与波斯、罗马等帝国没什么两样，即以单纯的并且是短时间的军事征服和暴力统治为主，意识形态的扩张与征服并没有使用，这使其在短时间内能侵占大片土地，但是其土地上的人民由于仍具有原来的意识形态而难以被征服。这样的征服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除了巨大的创伤以外不会在当地留下什么痕迹。我在这里并不是要人们学会怎么去征服异邦异族，而是要注意那些大一统的帝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来加以避免这种情况下的发生。因为大一统是以一种声音说话，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不同的声音，也杜绝的人类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因为在一种同质性很强的文化中，虽然容易因为共同目标而很快致富或者变强大，但是很难找到创新的生长点，即使是象中国这种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化区域也是如此，这是不符合神的意志的。自由而多样性的生活是创新性思维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曾在人认为非洲是一块让人绝望的陆地，甚至有放弃非洲的提法，但比非洲更甚的是两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但其思想仍处在农业社会或者说铁器时代的文化人群，即中国和伊斯兰地区，这两处文化人群虽然时时与别的文化群体或者彼此或者内部发生冲突，但也表现出许多仍处农业时代的思想特质：保守、愚昧、又顽固不化，对现代思想更多地只注重其有没有用处，而没有也不想从人文思想对自己有所提升，而两个地区又同样比较封闭，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强迫性封闭，还有人们自觉地内心封闭，因为他们认为各自才掌握了宇宙的真理，在人文方面已经不需要有所进步，只要从《古兰经》或者马恩列斯毛邓著作中去找答案即可，所以想让他们从全球角度具备一个“人”的视角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也说明人的思想境界的高下与文化本身先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富裕与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拥有接纳世界的胸怀是十分重要的。欧洲是通过多次战争才认识到这一点，不知道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磨难才会真正清醒地认识到如何与他人相处，与自然和整个人类社会相处，成为其中不具威胁的一份子。
在当代，最为落后的地区并不在非洲，或者说非洲只是经济上最落后，而这种落后只是由于不公正的世界贸易和带侵略性的世界金融以及历史上向来将非洲当作掠夺地和非洲由国外扶持的独裁政权所造成，而作为人的观念来讲并不落后。思想上最落后的地区是伊斯兰地区，因为其不仅本身观念落后，还强迫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都服从这种落后的观念，使社会进步从最基础的人本身的改造来说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由此而引发社会进步了，所以中东和北非虽然因为政治动荡了一阵子，但由于信仰和思想上的落后，使这种动荡只能表现为原地踏步，而无法呈现出进步的态势。另一个落后地区是中国，其思想上的落后表现与伊斯兰地区相似，固守对先进世界观的落后理解，并强迫所有人遵守，而其经济上影响力的增强和落后剥削思想的存在，使世界由原来的美国一国剥削和压迫全世界，现在逐渐变成中美合作剥削和压迫全世界。中国在其海外的公司比欧美公司剥削性更强，而且并没有象欧美公司那样给当地带来思想和经济进步的实际意义，这种原始性的殖民主义与中国原有的不计回报却也不计产出的所谓无私援助不同，其后果是遭到当地人更为激烈的反对和反抗。
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对揭示剥削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其仍有局限性，其局限性则根源于这种理论是有适用范围的，即是与货币或者说一般等价物适用的时期相对应和相始终，而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长河中，一般等价物出现的时间很短，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也只是在工业社会时期，或者说工人社会，或者说机器工业时期，也即传统上所说的资本主义时期。而且即使是货币交换十分发达而使人产生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幻想的今天，许多现象仍是不能够用价值理论做出合理的解释，其中比较显著的在于象模特、歌唱、体育这样的行业，存在其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与其所取得的回报十分悬殊，一个歌星只要嗓音好听，外貌感人，可以不用经过特别的训练即复杂的人类劳动就可以获得比付出更多劳动的科学家、医生等更多的报酬，这种并不成比例和构成等价交换的基础也存在于奢侈品、渔猎、矿产等行业中，往往有人只是偶然发现一块宝石，就可以获利丰厚，那么这些一般人类劳动体现在哪里呢？实际上，即使是形成交换基础的价值也在遵守着更为深层的规则，即人对某类东西的需要，以及产生影响的范围大小，这与马克思所称的使用价值比较相近，也构成了价值之所以能形成的基础，但是当价值形成后，实际上与使用价值产生了背离，即使用价值大的价值并不一定大，因为其用一般人类劳动取代了事物的有用性和影响性这一更深层的评价因素，而当货币成为价值的物质代表时，当然会有各种进入人类需要层次的各种事物可以进行交换的利处，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而且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后果就是，由于货币是身外之物的价值表达，并不能与人合为一体，就会出现钱来代表一切，引发一切向钱看的货币拜物教倾向，每个人不管手段如何，哪怕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恶徒，只要能得到钱，就可以在社会中获得较高的身份地位。而且在货币以为价值取向主导的社会中，货币也努力将所有事物，包括不能用其衡量的各种因素也纳入到其势力范围内，出现一切货币化的倾向。这当然相对于封闭而自给自足的农业、农民或者说铁器时代是一种进步，但仍是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利益表达形式。也许，人类应当回归最初的使用价值层面，即按照事物或者思想的有益性以及影响力来给予相应的回报，这不一定是用货币来表达，而更多是精神性的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利益获得，比如象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这样对人类做出独一无二巨大贡献的人，并不是以财富多少来衡量其地位，否则就要排到洛克菲勒等大财阀之后了，但是他们无论到哪里，都会受到热烈地欢迎和接待，人们情愿以不取报酬来接近和服务他们，并以此为荣，这就是因为他们的自然和社会理论虽然与人们的现实具体生活关系不大，却深刻地拓展了人类的认识领域，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层面的效益，其影响广大而又深远，这是用世俗的货币无法衡量的。对这样巨大的对人类益处而言，其个人生活、卫生问题等等都变成微不足道了。因此，以货币为代理的价值体系尽管在现代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仍带有极大的并且是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而且要服从于事物和思想的有益性和影响范围这样更深层的需要和价值取向。
公正法律的权威性还表现在所有人都应以维护它为己任，而不能象农业社会的大多数绵羊民那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出现有损公正的事件时，相关人必须提供真实而详细的自己所见所闻，否则就应以犯罪者或者侵害公正者的同谋论处。如果其在提供证词之前、之中、之后受到威胁、恐吓、伤害等等各种情况，就有提请官方保护的权利，官方也有保护证人的义务，这是绝对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措施，因为这是为了维护公正的权威性，而任何损害到公正的行为，不管其来自实施者、受害人、相关者、证人、官方维护者等等均不允许，因为这就破坏了人之为人的地球生态社会的基本准则。
欧美政权以其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做为噱头在全球推广，但是破坏民主形象的恰恰就是这些人。他们要知道，当他们推翻伊拉克、利比亚这样的暴政时，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怎样来欢迎他们，但又是怎样很快失望，而最终变成各行其事的。而且他们在这些地区不成功的模式复制式推广的失败也成为其他暴政恐吓其被统治者的借口，这能说是民主的维护者吗？不要以为西方的就是完全先进的，而不顾当时当地的民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这种拔苗助长式的民主推广或者说休克式方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尊重当时当地的民情，尽快建立公正体系，加快推动当地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才是有可能使民主在最广泛人群中扎根的途径。
强权政治都是与奴性国民相关联的，如果不懂得这些，看看大猩猩的群体生活就知道了，这种群体即是以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首领和大批带奴性的民众组成，但这些顺从于强权首领的民众并不只是绵羊性格，而是时时觊觎这个首领位置，在自己强大时就阴谋篡位，而在实力还达不到时，就绝对地服从首领的权威，包括卖力地去维护强权统治和对外侵略。所以奴性民众不等于顺民，既有顺从的性格，也有造反和侵略的性情，因此与其说他们是一群羊，不如说是一群狼和猩猩，也即服从于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而非公正的人类社会法则的一群动物。当然强权的首领也要负责好手下的吃穿，以给自己卖命，所以当这种奴性在强权被推翻时，会因为不适应选择的多样化而转而怀念以前的强权政治，特别是在社会刚开始转型时，因为旧的破掉而新的还未立，出现了暂时的倒退使这些奴性更加怀念以前领袖指明方向，自己不管是对是错，只要跟着做就行的强权时代。中国人思念毛泽东，苏联人思念斯大林，穆斯林思念真主的时代都是这种心态的写照。这当然也会引起社会的一段动荡，从而引出或者恢复以前的强权，或者社会进步的发展道路。
专制统治者的主要统治手段无非两种：在能控制局势时采用欺骗，而局势失控时就采用暴力。然而由于其统治的核心目的在于获取和维护本身的利益，所以专制统治者是不可能自觉地采用那些促进社会进步的公正或者善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交替地使用这两种手段。利益本身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范围上有大小，如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生物圈利益、地球利益乃至整个宇宙利益等等，从这一点来说，利益的确是永恒的。但是传统人类政治圈所讲的利益并没有这层含义。由于利益范围有大小，范围较大的利益能给较大范围的事物带来益处，因此维护更高更广泛的群体利益也代表着更高级的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更具有决定性和优先性。而政客们所讲的利益，维护的只是披着国家利益外衣的他们私人的利益，如果说所谓的国家利益是神圣的话，他们也并不以维护这种国家为根本目的，而是维护他们的统治以取得对他们有利的利益，这才是在专制国家和社会中最根本的，而国家中的普通民众只是他们为了达到这种自私的利益目的而愚弄和欺骗的对象和工具。从这一点来说，再加上国家只不过是虚构出来的政治体，所谓的国家利益也只是虚构出来的而已，应该被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所代替。
扒窃、妓女等等很多都是贫穷的产物，而贫穷则多数来源于不公正的人类社会制度，特别是富强地区对贫弱地区的侵略和掠夺。即使是什么都没做，富国的人已然通过不平等交换和各种优惠在剥削和掠夺穷国的人，所以偷窃、宰客行为等等在政府和全球经济不公正的前提下，也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手段之一。一个出租车司机如果不宰客，也许很辛苦而所得不多，甚至不够抚养家人，在这种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下，要求处于贫穷状态中的人安贫乐道，无疑是痴人说梦。只有当一件商品，其物价和成本在全球各地都相差不多时，即所有人只有肯付出劳动，就能获得同质同价时，这个世界也许才会得到大部分的安宁。
对于行政人员，特别是有负责和决定权的行政人员的选拔，首先是要看其处理事务是否公正，而不是以出于私利等去工作。而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以权谋私者更热衷于抓取权力，努力争取权位，上位后又尽力去延长。虽然自私是人的本性，但是这样的人是最不应该进入管理阶层，即使进入，也必须时刻受到严格监督，从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特别是对于有能力而私心严重的人，必须建立行为档案，避免其获得高位而影响到大范围的人群。要明白的是，本应是协调众人行为的政治之所以被人们诟病为粪坑和染缸，正是在于其在应为大众谋利的位置上做着争取个人私利的勾当，而除了个人自觉地杜绝私利行为以外，有关政治的所有信息透明和大众监督是两个绝对不应缺少和回避的要素，加上对个人正当政治行为的激励措施，如极高的荣誉和丰厚的报酬等等，政治行为正是在这三要素之下变得清正廉明而又有效率。其中前两者是保证公正，而后者是促进发展的手段。
具有不同宗教背景或者信仰的人相处，倒应该遵守五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这并不是指在禁吃猪肉的宗教徒面前为了照顾其信仰就自己不吃猪肉，这是妥协和放弃自己权利的行为，真正的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是指不强迫其不吃猪肉的信徒吃猪肉，但自己不是信徒，那么吃猪肉就是自己的自由，而不管其是不是在不吃猪肉的信徒面前吃猪肉。这就是尊重和自由的界限。如果是自己不吃猪肉而强迫其他人，即使是教内信徒也不允许这样做，因为这已经侵犯了别人吃猪肉的自由。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而且也不是说每个人就可以以自由的名义去杀害其他动物。重要的是，你怎么做是你个人的行为，你们怎么做是你们自己的行为，而不应在没有损害到你们的正当人权时强迫别人也这样做。这一点上佛教徒是做得较好的，即我不吃肉不杀生，但是不强迫别人也这么做，这样就会减少许多冲突和自寻的烦恼。
如果美军为ISIS提供武器属实，那么他们就是在与魔鬼做交易，说明他们为了自身幻想出来的利益或者理想状态而不择手段，做任何自私的事。虽然当前的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也都是不公正的自私自利者，但至少都还有一点人性在里面，但ISIS已经完全变成了魔鬼和僵尸，公然违反人类人性的所有准则，而与魔鬼做交易的人也已经与它们没什么区别了。就象在二战中与日军做交易的中共军队一样，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幻想的理想去不择手段地做任何于己有利的事，即使获得一时的成功，也会背上一世的罪与骂名。这些人之所以做起事来肆无忌惮，正在于其没有把公正当作人类的行为准则。
如果不是从泛人类的人性出发，以公正为准则，那么当前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只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工具，包括所有的宗教和其他信仰，比如儒家、日本的神道教、所有的所谓世界宗教等等。除了那些比较明显的可看出为部分人服务的意识形态以外，佛教虽然是从人性出发，提倡善的哲学，但在人类还处在剥削和压迫的阶级阶段，这种学说只能是被统治者所利用而成为其统治工具，就象其在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和现在的东南亚一带所呈现出来的那样；而马克思学说固然是出于普遍性的科学学说，但是由于其对被统治者被压迫地位的同情而导致对其有所偏向，从而否定了统治者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内所发挥的更大的历史作用，而这被以后的所谓革命者所利用，使其成为新统治者的工具。而意识形态又是以全民信仰的表象出现，所以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一样接受这些教条，使其成为区域文化的一部分而加以遵守，并成为新思想和新文化传入的障碍，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是如此，虽然其始终只对统治者有利，但也被被统治者接受，从而将新的文化和思想当作异类而阻挡在整个教区之外。因此，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为全球所接受，就必须不分种族、贵贱、性别等等所有人类差异，而对所有人都公正和有利。
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和暴君都很愚蠢，即使是那些本身就是通过阴谋诡计上台的。因为抛开巨大的责任不谈，越大的权力就意味着越大的危险，这不仅来自中下层民众对强权的反抗，也来自那些时刻觊觎这巨大权力的下级，因此这些统治者所面对的欺骗、背叛、反抗都是极大的，而且时时刻刻存在着，而失去权力的下场又极其残酷，轻则放逐，重则身死名裂，能得善终者极少。只是专制统治者们都象守财奴一样把越来越多的权力揽到自己怀里，并且幻想自己是个超人，甚至是神，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宫廷阴谋中刷新着纪录。
事实上日本人比中国人要活得更不幸福，因为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是程序性的，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是在履行职责，因而也更象机器一样活着。这从社会最小的单位家庭即可看出，虽然传统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婚姻都不能自主，但是中国人还有对爱情的向往和讴歌，而日本人则很少，而且即使歌颂，也更多的是感官上而非心灵上的，虽然其文学作品也十分细腻并可算得上是真挚，但总感觉缺少那种强烈的感情的迸发，而只是淡淡的回味。许多人已经观察到日本家庭的隔膜，即妻子并不把丈夫当爱人来爱，而是当成赚钱的机器。而实际上日本人中并不缺少高素质的和值得爱的对象，但是缺少的是爱本身，与爱相关联的勇气、责任、关怀等等等等，也难怪日本社会性产业如此发达，而父女之间的感情又如此深厚。这也许与日本人乐天知命，讲求服从，生活多灾难，喜怒不形于色，以及把生命和生活当成责任和程序，而不是用感情去经历和体验有关。压抑的人性总是会出问题，日本在二战中总是在占领区搞强奸和屠杀，现在则自杀率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但他们相对封闭的社区型社会又使其心灵难以感受到其他文化的熏陶。虽然日本社会中也能产生很好的东西，但多是程式上的和感官上的，真正能触动心灵和灵魂的很少。
女性进入社会工作也许对人口控制也有好处，因为当不能兼顾家务与工作时，男女组合式家庭会减少生育的孩子数量，而女性在社会的所见所闻以及知识水平的提高也会使其独立性主张增强，不再满足于过服从男性、抚育孩子的生活，这对整个人类的优生优育都至关重要。当家用机器更多的进入家庭，使纯家务型工作的女性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时，她们会要求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包括到社会中去工作，以共同抚育子女，这当然对会使传统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不习惯和不舒服，却是人类进化所必须的。女性并不是天然的，也即不是神所规定的第二性，而是在性压迫社会中所规定的第二性。作为地球人类中与男性同等的地球人，女性的自由和解放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当然女性在解放自身的时候也要注意自由和公正的界限，而不是将自由与责任对立，或者与性别差异和分工对立，更不是只要权利不要义务地靠男人养活，过寄生虫一样的生活。
孩童世界是成人世界的摹仿和简化，也更加直白，因此更能反映一种文化的实质，从而在其成人之后将这种文化发扬光大。不公正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孩童中充满不公正的现象，他们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并认为他们所看到和遇到的都是天经地义的，在他们能理性思考以前，他们会照单全收这种文化而不管其对与错。从这一角度来说，只有那些更为公正和民主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童才更加可爱，而在不公正和专制的文化中，孩子受到不公正对待，又以为这是正当和正常的，他们象食肉动物一样，外形可爱，但时不时会露出獠牙来咬人一口。
社会下层并不天然地具有革命性，如果革命意味着进步的暴力行为的话。下层或者说被压迫者所天然带有的反抗性或者说是破坏性，而且也只是少数人中存在。他们中大多数人身受不公正的待遇时只会逆来顺受，将其视为天经地义或者为来世成为压迫和剥削者提供资本。在那些少数以暴力反抗和破坏社会财富和秩序的人中，在潜意识里仍是要取得上层的地位，而不是为了解放自己。除非他们受到更为先进的理念的影响，而成为先进理念的追随者，否则他们要么被镇压，要么成为新的统治和压迫者，而不可能去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公正的社会。而且即使在新型理念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暴力组织中，这些来自下层的带有暴力倾向的人更多的也只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和生活而加入其中，他们不会想到，也无意于为解放全人类这样宏观而飘渺的理念去奋斗。即使在以代表劳苦大众的政党等组织中也存在多吃多占、以权谋私等旧时代思想，而除非受到严格的新型纪律约束。真正有革命性思想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能独立思考又秉持公正原则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往往在社会中只占极少数，而不得不与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构成的整个落后文化妥协，并力图在这一整块铁板上撕开一角。受压迫的民众虽然对现状不满，但很容易受到各种幻想宣传的鼓动和现实小恩小惠的诱惑，为了一些幻想家和野心家而去卖命，最后仍沦入不利的现实地位。不以公正为真正目标的人类以往革命皆是如此，虽然也不断呈现着进步。
对历史的任何篡改都不是公正，即使历史事件本身是不公正的，因为对包括历史的所有真相的篡改都不符合首先要“真”的原则，不能因为某些理想性的想法如种族、性别平等等等就把真相也改掉，这种歪曲只会造成对历史的曲解等后果。所以说侦探与历史学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即都是寻找已发生事件的真相，探寻历史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当然历史学家还要探讨历史规律。
工业革命之所以重要，或者说机器的发明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理程碑式的意义，即在于其使生产工具变得“自动化”起来，而不象以往的工具那样需要人力的持续做功才可以。虽然动物也可以代替部分人工，但机器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以往任何工具所不能比拟的。而机器的完全自动化则更加展示出代替人类劳动，极大解放人类生产力的前景。
伊斯兰教实际上是披上宗教外衣的世俗政治体系，这与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基督教系统很相似，而其信徒的表现也与那个时期的基督教徒很相似，野蛮、狂妄、不尊重其他的人类，即是伪道者。
人们在谈到善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弘扬善的一面，而把制止和惩诫恶遗忘在一边。而在许多时候，止恶比扬善更为重要，因为善是高于人类行为底线的行为，而恶则是突破了人类公正底线的行为，因而在人类还处于野蛮时更为常见，对恶的制止和惩诫也就显得更为重要。要形成这样的共识，即制止和惩诫恶与弘扬善是等同的，在特定时期甚至比扬善更为重要。
伊斯兰教能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宗教，除了其是最后一个大范围使用暴力进行扩张的宗教与世俗行为紧密结合的复合体以外，还在于其有效的平息社会矛盾的手段，天课就是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天课是从富人那里征税以救助穷人，使穷人感谢的是伊斯兰教义，从而扩大影响，而这种方式又使穷人因为害怕失去这一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社会中少有的救济而难以起来反抗。就象族田制使中国的寡妇们不敢改嫁一样，都是还处于农业阶段的东方传统社会能长久保持稳定的原因之一。东方的农业社会统治较为温和，因而比较长久。
要鼓励甚至强迫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走出家门，到社会上去做工一样。即使这些人一时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因为囿于传统而对此抵触，他们也最终会因为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价值而变得主动去这样做。社会劳动才是真正体现人的劳动价值的劳动，自给自足的家务和个体劳动都无法体现这一点。
一股过激的势力上台，正是由于之前的政治势力做得不好，让被统治者感觉到改变的必要。就象专政共产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更加暴力、更加独断专行、也更加违背普遍人性的政治势力的出现，正是在这些国家原有的世俗统治者所做所为丧失民心的结果。但这就象用油来灭火一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人类的生活更加不和谐。所以要在打击理想暴力主义的同时，也要清算专制而腐败的原有世俗政权，而这只能由秉持真正公正的势力来执行。
东西方教育之不同在于，东方传统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启迪人的智慧，探寻真知，而在于承袭前代，服从规矩，也即其所称的礼和道，在孩子懂事开始即加之于各种教条和束缚，使其在思想和肉体上都成为传统社会规范的奴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放宽限制，到老年可以为老不尊而年轻人却不可以不敬老，这也是所谓的老要张狂少要稳的含义，实际却是东方式教育违反人性的表现，东方教育各个分支如中日韩儒家式教育、伊斯兰教教育等等莫不是如此。而西方对孩子的教育制度起步晚，甚至可以说在中世纪没什么正规的基础教育，而在教育制度确立后，已经要进入启蒙时代了。而西方的教育在经历了基督教会式的宗教教育之后，转而提倡自由，这也是探寻世间真理的必要条件。只是这种对自由的提倡不是真正的自由，实际上称为自我更恰当，因为这种基础教育中的自由也包括随意侵犯和侵害别的孩子的自由，即其所称的随孩子的天性成长。总起来看，东方教育失之于过分束缚，而西方教育失之于过分自由，是两种极端的表现。真正的现代教育应是以公正为基础的教育，即教导约束和惩罚孩子自私的一面，而倡导其自由的一面。所以“教育救国”“人类进步的关键在教育”等等口号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即其所提倡的教育是哪种教育，如果采取的依然是传统式的教育，那么这种教育还不如不教育。
只是大量引进同一种文化并不是文化多元政策。这倒有些象生物入侵，即单一物种进入到新的区域，由于没有天敌而疯狂扩张，导致其他物种的减少和消失。文化多元的意义不仅在于物竞天择和竞争性进步，还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生相克。既然当前的人类仍大多数只属于生物意义上的人而非人意义上的人，那么它们也就依然符合生物界的规律而非人世界的规律。
伊斯兰教相对于其他宗教是更为世俗的宗教，即不仅在信仰层面进行控制，而且还控制了人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当前并没有哪个宗教会象伊斯兰教那样要求严格按性别着装和相貌，而且是只按特定的即沙漠地区的特点进行着装。只有历史上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做过类似的事情。这也是宗教，即信仰领域侵入和侵犯世俗行政领域的突出实例。
宗教信仰自由首要的条件是信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包括信仰后又不信仰的自由，其次是选择哪种宗教进行信仰的自由，最后是怎么样信仰的自由，即信仰的具体形式的自由。从这些来看，现在所有的宗教都不存在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宗教强制信仰和宗教专制反而大行其道，所以现在要实现的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现在以宗教专制为实质内涵的所谓宗教信仰自由。
现在社会中，资本家的财富收入大体可以看做是财富积累，而被雇佣者的收入大体与消费相当，由此可看，积累总量应稍高于消费总量，但是不能远高于消费，否则就会导致严重的供过于求，与货币联系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也说明不能因为贪婪或者重积累而少给工人工资，这实际上是在降低社会的消费能力，反过来会影响到社会财富积累本身。
价格应该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应能反映出事物的真实价值，这对脑力劳动也同样适用。但从历史上看，脑力劳动的价格向来严重背离价值，有的明显过高，如统治者的报酬与其实际治理和行政能力不匹配，有的则明显过低，如科学家的劳动并不象技术员那样明显和易于评价，历史上的重大发现都没有取得与之相匹配的价格报偿。而从歌星等公众人物到金融证券商等的价值与价格背离来看，当前人类对价值和价格的处理还处在非理性阶段。价格既然作为价值，即事物对人类的意义，而并非都是凝结在事物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的考量的标识，应该与价值的高低衡量本身相对应，而不是与需求相对应，但目前并不是这样。只有在工业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时期，才会注意并致力于将事物的意义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并试图将其量化而符合货币量，即价格的支付，事物也就变成了可以标价的商品。一切事物，包括发明、发现和创造等等，都应回归价值的本来面目，对人类来说，即对人类世界的意义有多大来衡量。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等信仰与世俗生活和政权之间总是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但大体上也可分为几种，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上演。一种是对立，这往往是宗教等信仰创立之初与世俗的关系状态，因为宗教等信仰作为形而上的，给人以精神寄托的力量，总是在现实世俗生活发生重大问题时才产生，以解救劳苦大众，或者在这样的时间段发展壮大，所以宗教信仰往往在创立之初与世俗特别是政权是对立的，而这正是由于世俗生活本身的问题，特别是世俗政权的不公正性而产生的问题而导致，这样处于困苦中的下层人民就可以以此当作武器来对抗来自上层的压迫和内心的苦闷而无助的感觉，这一直到当前仍有意义，因为当前人类社会仍是不公正的。这种状态导致了至少三种结果，即被世俗政权镇压而消亡或是隐身；或者自身改变以迎合世俗生活和政权的需要而变成统治工具，成为重要决策力量，甚至是国教；或者更极端的取世俗政权而代之，成为政教合一的社会体系。于是就出现了第二种关系，即与世俗妥协，甚至于相辅相成，完成神界与人界统治的合作，直到合而为一，成为统治工具。这一点东方的印度教和儒家做得很好，这也许是由于东方的统治较为温和，不象西方中世纪末那样不同阶层对立严重，使宗教起不到缓冲作用，甚至本身也成为要打倒的对象。而做得最好的是伊斯兰教，这也许是由于伊斯兰教本身在创立之初就是世俗化的宗教，其教义规定与当时世俗社会的规定已经没有多少差异，而又借助神意将其固化为神的意志，从而从信仰和现实生活两个方面加强了说服人的能力。加上伊斯兰教本身教义对下层民众的关怀和对不同阶层矛盾的弥合，而对教外则主张使用暴力和压迫的手段，使其在农业社会时期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生活愚昧落后、原有信仰又很难解决的大环境下能很快扩张和获得认同。但人类进化到现代工业文明时期，这种与原来农业社会匹配度很高的宗教就会因为教义的僵化和不与时俱进而变得狭隘和偏执，可以说是要把现代生活的人装到中世纪那种生活的套子中去，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矛盾和冲突。这中间有的教徒特别是原伊斯兰教区的教徒是因为要维护原有的传统文化和生活观念而采取顽固排外的方式，而有的教徒特别是在现代西方生活的教徒并不真正认同教义，而是自我发展和实现的理想在与西方世界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相冲突的状况下产生，在没有新的信仰作为解决冲突的思想来源之前，这是以教义做为支持的伪宗教冲突，当然也包含了他们自己身体内不同思想和生活传统的冲突，总起来说仍是新与旧的冲突，但这种新与旧已经是新的新与旧的工业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中东地区所表现的旧的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冲突。
信仰不同于迷信，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盲目地相信。信仰应是在充分的自由状态下，通过广泛的对比和深刻地思考而最终去理性地相信某种理论，而目前除了科学和某些阶段的宗教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外，人类历史中基本上所称的信仰均为迷信，即不问其本身的对错而去相信。当然有的人会因为感情的原因如带来精神上的慰藉或者为得到某种现实的好处而去信某种观念，但这样的非理性信仰往往是脆弱的，当信仰过程中感情上受到伤害或者有更好的慰藉方式时，这种相信就会消失或被取代。因此，信仰应是理性的，自由的和可比较的，否则就发挥不出其应有的对人的积极作用。
传统型宗教信仰只能在传统型文化人群中得到肯定和推广，而在新的代表未来的文化中会逐渐式微，就象现代西方基督教的衰落，而在东方以及在西方世界定居的东方人中间寻找新生一样，因为精神产品就需要与物质环境所决定的精神状态的契合，而基督教注重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伦理道德也正与东方人保守的文化氛围相投。伊斯兰教和东正教则其传教地区本来就是生产力不发达、文化上保守落后的地区，即使是那些移居西方的伊斯兰和东正教徒许多依然是按自身传统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而很少受到外部的影响，可以说是身处工业社会的农业社会文化居民，其意识形态的落后导致其行为的落后与偏激。犹太教与印度教也与此相似，只不过一个是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时就已移居，从而能够在与基督教共同发展进步中又因为受到排斥而固守自身的文化理念，另一个则较为温和，然而依然顽固。可见精神力量即使受到物质力量的极大冲击，仍试图保持本身特性的强大力量，只是在很多时候，这种固守仅对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有意义，而有碍于文明的传播和人类的整体进步。
土耳其与IS的石油交易表明，土耳其正成为地狱使者的帮凶，而其本身也在宗教化的道路越滑越远，势将成为又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美国这现代的罗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又成为帮凶的帮凶。这两个歹徒已经象ISIS一样失去了人性。而俄罗斯反而成为维护世界公正的决定性力量，这也许正象西方预言家所预言的那样。但是其在本国周边和国内所做的一些事则表明他们离真正的维护世界正义的勇士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说到底，现代国家的形式使地球人都只是在为自己群体的小利益而互相争斗，而不是真的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和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人类需要的不是温和穆斯林，更不是激进穆斯林，而是能与其他人和睦相处的无害穆斯林，并出现相信科学而不是愚昧的、主张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受不公正束缚的自由穆斯林。人类其他的信仰群体也应作如是观。
从目前的人类形势来看，伊斯兰世界已经被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所绑架，成为其驯服的帮凶；美国则直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成为世界罪恶的源泉；欧洲则在以德英为首的尽善的虚无理想中走向自我毁灭；中国和印度内部纷争不断，对外则胆小怕事，甚至无法充当随从的角色；世界其他地区也看不出对目前的世界局势起进步的稳定性作用。只有俄罗斯能重振世界的自由与进步之风，而法国或许能充当部分同盟的角色，当然在这之前他们要解决自己国家内部对自由的认识，解决自己与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解决对叙利亚不公正独裁政权的支持。虽然在叙利亚到以色列的地中海东岸，由于信仰的多样性，几乎没有民主协商存在的可能，而使专制几乎成为稳定政局的必然选择，但是当政者本身的不公正执政和执法使这一政权本身的合法性受到损害和质疑，也使极端主义有了兴风作浪的可乘之机。因此除了消灭极端主义势力，检讨和纠正这些政权本身的过错也是必要和迫切的。
宗教信徒们往往是盲目而排他的，却对真正的神之创造视而不见。他们也许到处建造了富丽堂皇的教堂来显示神的伟大，但不要忘记，这只是人类按自己的印象和愿望对自然也即神的拙劣仿制，哪怕再宏伟的人类建筑，也比不过神所创造的地球自然界这样伟大，更不必说更为浩瀚而弘阔的宇宙万象了；即使建造的清真寺再多，也比不上一步一景又变化多端的自然景观，更不必说宇宙中存在的各种奇景了。人类是渺小的，这种小不只在于其本身的能力和认识有限，而且还在于其狂妄和自以为是的本性，虽然随着对自然界，也即神的创造的认识，人类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愚昧，但是仍时不时地暴露出自以为是的狂妄一面。现实中很诡异的一个现象就是，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不管其经历和认识多么有限得象井底之蛙，却总认为世界是应该围着他转的，喜欢用自己有限的眼光去审视和同化世界；不管其思想多么狭隘而肤浅，却仍然觉得自己的认识深刻而又很有见地，以至要世界承认他的伟大发现。即使他们随着阅历的增长与所接触的知识和事物越来越多，而对自己早先的一些想法感到狭隘和幼稚，但又会认为自己当前的所感所想是真正的真知灼见，应该受到别人赞同和敬仰，而不是真正地向自然、向神谦卑地学习。这个世界上狂妄的自信到自大程度的人越来越多，而真正有内秀的智慧者越来越少，这也许也与世间信息业和媒体发达与推波助澜有关。要明白的是，人类即使发展到极高的文明，也不可能达到神的高度，因为人类做为神创物，只能在神创的框架中认识和再创造。即使是一些真正高人一等的认识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只不过是把已经存在的神或者说自然客观寻找出来，加上自己的理解而介绍给别人罢了，更何况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没有达到这种可以认识神的创造用意的程度，得了一点皮毛、一点物质财富就洋洋得意起来，以为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种人还是呆在精神病院里比较好。
欧洲目前所遭遇的一切，实际上是原教旨主义的破产。不仅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也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破产，虽然二者的原教旨内容正好相反，但如果没有其中的任何一方，这种局面也不会形成。除了繁琐的各种具体世俗性的规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主张的是绝对的善，即以对恶的妥协来换取对方的尊重和同样的回敬。但遇到这伊斯兰教这样同样野心勃勃要一统天下的宗教，这种隐忍与退让就变成了自虐和自杀式行为。而另一方面，这却也体现了一定的神意，即作为一个整体，不管是宗教整体还是国家整体还是民族整体还是阶层整体，都不能使对其他宗教或国家或民族或阶层实施不公正的侵犯和侵害，否则就会连累他们的后代，在这一点上神体现了它的公正性。基督教徒现在所经受的苦难正是他们在中世纪时所加于伊斯兰教徒之上的苦难，以及其后所加于世界其他人群的苦难，神正以这样的方式来纠正早已倾斜的正义天平。而伊斯兰教徒目前所做的一切也必将在他们自己身上和他们的子孙那里得到公正的惩罚的回报。虽然温和伊斯兰教徒一直在为激进的伊斯兰教徒开脱，要撇清与他们的关系，宣扬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但是作为伊斯兰教整体，他们必将受到神和历史公正的审判。这也提醒人们不要以各种宗教、国家、民族等等的名义对其他群体进行不公正的侵犯，而在其他人类群体受到来自不管是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时也不应袖手旁观，自私不理，这都会将自己的子孙后代置于不利的地位。只有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将别人的痛苦当成是自己的痛苦而去解救，更不要说去不公正地侵犯他人，这样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救赎。
所有的文明几乎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文明处于先进地位时，无论其统治者还是下层民众都表现得比较温和，社会也比较平和而稳定；而当处于落后的不利地位或者受到外来威胁时，从上到下都变得歇斯底里，社会也随之动荡，矛盾冲突多发而尖锐。这象猫一样，平时养尊处优时温和可爱，而一遇到侵入自以为的领地或遇到自以为的威胁时立马露出凶狠的样子。从历史上，中国汉文化、中东文化、西方文化都经历过而且似乎仍将继续经历这样的循环过程。这或许就是由意识对物质的反动来说明，或者说是当人习惯于一种文化时，就会因为习惯而变得保守，这种保守会因为其文化处于领先地位时变成对其他文化俯瞰式的温和态度，而当外来文化先进而又有活力时，这种保守就变得狂暴而不可理喻，甚至一点小事都要较真，都要争个你死我活，就象现在的伊斯兰教徒在一些戴头巾、留胡子、戴帽子之类象征式的表达上，而中国满清时对西方的上至礼仪之争、下至义和团运动，都表明了一种文化在受到外来冲击时由于人意识的保守惯性，会表现出多么不可思议的疯狂行为来。
任何信仰，特别是宗教式的信仰，都不能以强迫的方式进行传教或者守教，特别是不能以暴力方式进行传教或者守教，因为信仰本身应是由内而外的，即内心相信才会表现和表达，而这是需要影响而产生的自愿行为，而不是强迫性行为。暴力和强迫应该由世俗政治去行使，特别是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但是也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即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不得损害大到整个地球、小到个人的合理权益，当然小的利益要服从大的权益，比如如果个人行为会造成对地球或者整个生物圈的损害，即使其对个人也许是正当而合理的，但也不能被认定是正当的权益。如果宗教或者其他信仰侵入到世俗生活的法律和行政层面，那么这就不再是宗教或者信仰，而是一种邪恶势力了。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在于世俗权力本身是公正的，否则以上这些规定是不成立的。要记住的是，宗教等信仰应以善为最高准则，也只有如此才能一方面与公正的世俗政治准则相配合和相呼应，另一方面符合其形而上的更近于神的意旨，因为宗教等信仰本身应是提升人类整体思想状态的高于现实生活的存在，也就是说，引导人们向更善也即更神性的方向迈进。但是现在，许多宗教信仰，无论是西方的亚伯拉罕系宗教还是东方的儒家、印度教，还是非洲、大洋洲、拉美的更带原始性的宗教，都普遍是在宗教外衣下对世俗生活的一种干涉，甚至试图取代世俗政治，因此都带有政治化和世俗化的倾向。而只有佛教和道家更多的是形而上，也就更少的干涉和干预。
欧美人真的是很小人的一个群体。当没钱没势的时候，他们会拿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制度来压制那些发展不如他们的地区，其影视等宣传上也是尽污损之能事；而当一个地区真的崛起，甚至不用崛起，而只是变成有实力的土财主，其政治和经济环境并没有大的改善时，他们一开始也会义愤填膺，散布威胁论；当自己因为不公正的国际经济而实力衰退时，又一改压制的态度而变得十分谦恭，影视中也不仅去掉那些负面，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歌功颂德的场景。对中东、对中国、对俄罗斯，都是如此。特别是对中国，看一看近年以来的电影，再比照一下之前的电影就可以看出来这一过程的转变。他们自以为是外交和政治手段的灵活，却仍摆脱不了实际上“小人”的嘴脸。他们最好地铨释了“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而他们对世人的承诺，对道德的操守，对人类的责任都可以在这句话、在资本家式的算计面前弃之不顾。可悲的是，当前世界各地区人类的命运总是被小人和暴君所主宰着。
不能以隐私为借口拒绝公正司法的调查，也不能以信息透明公开为由随意探查和公开别人的信息，这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即在于要取得信息的对象是否违反公正，有违法犯罪行为。如果个人信息没有涉及到不公正，就应按其本人意愿决定是否公开。比如个人收入和特殊的性情爱好，如果没有不公正的违法收入和伤害到其他人的自由，那么个人可以公开，也可以保密。而违法犯罪调查人员在接触到这些事实时，也要甄别哪些人的收入和行为是违反公正的，哪些是不违反的，对于没有违法的那些人的个人信息就不应进行披露，而对于确定是违法犯罪份子，其个人信息则应披露得越详细全面越好，因为这会引起相关人员的注意，从而可能会引出更多的线索和犯罪事实。总之，个人信息是否披露也应遵守公正的原则。而对于大数据的采集也应如此，即可以采集和公布整体性信息，但不能披露具体到个人的没有违法的信息，如果这样做就是侵犯了个人的自由。
今后人类的发展会越来越社会化，但这主要是指人劳动所服务的对象而言，而对个人生活空间而言，则会越来越尊重个人生活的意愿。这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和发展着的。就象许多人越来越喜欢在家里办公，但却关注和服务于整个社会经济、金融等的运作一样。快递和网购都凸显了这个地球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当然这也决定了即使是高度发达的信息业和自动制造业，对个人生活空间的最大尊重，人类也仍然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协作，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和个体属性共同存在于一个个体身上所决定的。当然这种存在可以是以很矛盾甚至很冲突的状态存在，就象现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对个人生活的干涉和对社会运行的限制，而越是发展落后、以落后产业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这种现象也就越严重，而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则越相反。所以如何达到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的和谐统一，是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而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中间生产力的发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人类群体的意识形态也起到重要作用。
任何非生产性或投资性贷款行为都是很糟糕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人创造了这种消费方式，比如信用卡，他就是罪恶的；如果有人这样使用和生活，他就是陷入了罪恶的生活当中。因为这种生活是在自己没有通过努力就过上自己还达不到和与自己能力不相匹配的生活状态，这最终很导致个人破产和整个社会的不稳定。要记住的是，一切货币财富都必须以实物财富为基础，并为其服务，而不是反过来喧宾夺主，这会极易导致动荡的发生。超前的思想是好的，超前的生产在一定范围内也是不错的，但是超前的消费却会带来灾难。
东方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是所谓的以德治国、以教治国，包括伊斯兰教地区、印度教地区和儒教地区都是如此。这虽然在表面上看比西方中世纪赤裸裸的以权治国加以教治国，以及资本主义时期的以利治国温和一些，但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拿其中最理想主义也是最温和的以德治国来说，强调个人和集体的道德力量来约束其行为，但问题是这种约束并没有强有力的保证手段来保证，因而在强大的物质利益面前，也只能最终导致以权治国为表象和特征的以利治国，而以利治国实际上导致的就是为了追求利益而弱肉强食。以教治国虽然因为有强制的保证手段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德治国的空乏性缺陷，但由于其不公正性，仍然导致了以权治国，而最终仍必然导致以利治国的出现。这里并不否定人内心的道德律令和准则，因为即使在十分罪恶的人的内心里，仍有人的道德律令在起约束作用，这表现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是公正之所以成为治国核心的基础所在。只是这种道德约束在强大的现实利益和人内心的另一面也就是自私面前往往是无力的，而最终导致其被屏蔽。所以真正有理有效的治国理念应该是以公正为基础和核心的以法治国，即以义治国。这样才能在道德起不了作用，使法律成为来自个体外部的强制性约束手段。直到所有人都自动按公正来行事时，他们内心的道德律令才会在公正的基础上发挥作用，才有可能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进一步进化到和建立起真正的以德治国。否则，以德治国只能成为一句空谈，或者成为以权治国和以利治国的一个借口而已。
专政共产主义和宗教的确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连共产党对马克思思想的官方解释也和阿訇解释古兰经、基督教会解释圣经一样，必须是“钦点”，即符合当权者或者说社会上层的利益和胃口才可以，而这些他们自己的解释已经是五花八门，各成一派，但都打压其他的“野派”理解，不管其是否符合典籍本意，更不管其是否通过质疑这些典籍而接近真正的真理。这种共通性除了其地位相近之外，似乎也在于这些解释者都还处于农业社会的发展水平或者理解阶段，因而表现出来的对典籍解释上的霸道和专制也是出奇得相似。
货币，也就是一般等价物的指示标志，实际就是对事物价值，也就是对人的需求迫切程度的反映，一个要饿死的人会拿所有的财物去换一块面包而不是一座房子，一个歌迷会打工买自己仰慕歌星演唱会的门票而不是一次科学讲座的门票，也就是这种需求的反映。货币等所有财物都是为了这种需求而存在，而且随着这种需求的迫切程度而出现数量上的起落。而将货币归结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种现象。
灵学和科学都是对存在于人主观之外的客观社会和现象的带主观色彩的描述和解释，只是灵学更多的是由感性出发进行描述，因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模糊性、原始性、随意性，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却是必须的，因为人必须认识到一种现象，才会去描述和解释，并在与这种现象的反复互动中得到证实或证伪。而科学更多的是理性思考和解释，因而是目前为止最好的解释方式，当然其中也有许多问题。但这仍需要灵学为先导和引言，而且还不包括许多现在的科学体系无力解释却客观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现象。
之前的说法需要修正一下，公正和发展并不是对立的，与发展对立的是平均主义，而公正正是在绝对的发展和绝对的平均之间取到一个平衡位置，也即平稳地发展。
货币是人需要的量化，人愿付出货币的多少与其对需求的迫切程度成正比。而剥削正是利用了人们对需求的迫切程度，其支付低于其基本需求，使其不能满足基本的需求。从整个社会看，不公正的社会中一少部分人通过剥削，其满足远大于需求，而大部分人则相反，这种不满足感持续累加，即导致社会分配的极度不公。而货币由于是需求的物化，在方便衡量需求的多少和迫切的同时，也存在其独立发展的可能，这在货币变成资本后得到巩固，并在金融体系中获得相对独立于物质财富的地位，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可能。因此，一个较为和谐的社会是货币回归物质财富和需求程度指示标的社会，也是需求与满足在整个社会中大体平衡，但个体之间由于对社会贡献与需求的差异而微有满足和需求之间不平衡差异的社会。这样每个人会为了获得需求的满足感而努力，也由于满足了社会上其他人的需求的同时而取得自己需求的满足。
当人们正当的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回应，甚至得不到注意的时候，他们要么沉默而顺从，但会做一些小小的不合理的坏事如偷盗等，要么就会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后者中不仅有历来反暴政的人民起义，还有女权运动、黑人运动、穆斯林运动等等。这样在专制的社会中才会引起上层掌权者的注意。但这样的暴力运动在得到他们想要的正当以后，往往不会结束，而是因为尝到这样反抗的甜头而渐渐走过了头，变得不公正起来，比如黑人运动最初是为了反抗白人的种族歧视，而到后来，即使是公正的对待一些黑人违法犯罪，也会引发大规模的暴乱，而穆斯林运动更不必说，从一开始正义与非正义纠缠在一起。而且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种暴力引发注意的方式也越来越暴力，越来越血腥。女权主义兴起时只是打砸玻璃等暴力，而到了黑人运动则是大规模的烧打砸抢，到了穆斯林运动更是直接以杀人为乐，这已经不能用人性来形容了。但是这又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欧美的白人真正懂得什么是公正，真正严肃对待处于不平等地位下的人们的诉求，那么这些人怎么会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暴力？平和的反抗方式只不过是甘地的一厢情愿而已，如果人类社会的所有人没有公正之心，不以维护整个人类世界的公正为己任，那么他们所任由烧起来的火会最终烧到他们自己。
货币与物质财富的关系有点象意识与客观物质的关系。意识是同样为物质的人的产物，本应是对物质的能动的反应，而且要在物质的实践中去进行验证对错。货币也是如此，本来只是为物质财富交换而产生的等价物媒介，应是服务于物质财富。但是由于货币本身的相对独立性，使其能够独立于物质财富之外而变成一个看似独立运作的金融市场，就象意识的相对独立于物质之外。但是毕竟意识是以物质为基础，虽然意识可以异想天开，但都需要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其正确性，其不符合客观物质和物质规律的想法都将被证明是错误和有害的，只不过许多人由于坚持其意识的错误而使这种错误的危害得以放大，并危及客观物质世界本身的运行。金融市场也是在相对独立却又与物质财富不断互动中产生波动，并由这一通道影响到物质财富世界的稳定。而由于人性的贪婪、喜欢享受、钻空子和不守信义等等弱点，使当前的全球金融市场极易产生足以危害地球物质财富积累的现象，这在目前名义货币财富已远远超出真实的物质财富就是明显的象征。就象一个喜欢用借贷和透支的方式去买豪车等过超过他支付能力的生活的人迟早都会破产一样，这种吹起来的金融泡沫也迟早会破裂，而回到当前真实的物质财富水平上来，甚至会因为之前的透支太多，要还太多的利息而使灾后财富和生活水平低于按本来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物质财富拥有水平。这实际是以金融崩溃为表象的自私而贪婪的人性的崩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品的数量总是越来越多，而在以价格来标示价值的私有制社会中，这就表现为商品的价格不断下降。这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本来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许多因为产量少、价格高而显得高不可攀的人类智慧产物随着供给数量的增加而将进入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享用。这是神意，即经济为社会服务的规律所支配。但是资本家们并不这样想。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期，经济规律还可以通过自由资本家间的竞争，通过提高产量、附加值和降低价格来实现其服务社会大众的作用，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家们为了维持原有的价格和利润水平，而采取减少和限制产量、解雇工人、转移生产线等做法，使本该越来越廉价和普遍享有的产品并不被人们所享有，不管这种现象被叫作什么，不管是叫美国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危机，还是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式的产能过剩，这些叫法都是从维护资本家们的利润和利益出发而产生的，因为对于社会和人们真正的需求来说，产品可以升级换代，或者被更好的产品取代，但永远都会有需求，也永远不会有经济危机或产能过剩的实际存在，这些说法都是垄断资本家们发明出来为其利润减少而叫屈，而且由于他们贪婪的本性，而通过限制产量、解雇工人等引发了真正的危机。所以当前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危机基本上都是人祸，本来以通过追求利益来取得社会富裕生活的资本主义方式在这里就走向经济规律最初愿望的反面，也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愿望相背离，成了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幸福的阻碍。这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遵循着同样的经济规律，即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上的两个决定。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的确完成了它所应完成的使命，而理应被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所取代，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任何对这种趋势的阻碍都显得自私、无知和可耻。
总之，基本上处理所有事务都需要两步：第一步是公开，即发现和了解真相；第二步是公正，即在真相基础上做出公正的判断和处理决定。大到人类与生物圈、地球甚至整个宇宙的互动，小到个人对健康以及其他私人事物的处理，都是如此。真相是第一步，没有真相的公正只不过是水中倒影，既不真实，做出的判断和决断也不可能是公正的，而这就需要信息来源的广泛、真实和公开，而这需要整个制度做为保障。公正则是事务处理的结果和目标，因为不公正的处理结果总是会纠正过来，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试图与公正作对，与历史作对，与真相作对，否则这个人无论从名誉和灵魂来说都会被历史恰如其分地评价和处理，因为神，或者说自然，是无所不知的。
不要试图去代替神即自然去规定人应当怎么做。人只能去认识神即自然的意志，也就是客观规律，并以此引导自己的行为，这才是努力向神即自然靠拢的方式，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代替神即自然的意志。比如规定要穿衣服以及穿什么样的衣服，规定吃什么样的食物等等。除非神即自然通过影响人的意志和健康等等而有这样的规定，比如人吃某些东西会中毒，或者对健康不利；在炎热而日光强烈的日子里，男女都会很自然地将全身上下裹起来。这些都是神即自然的意志的体现。而当前几乎所有的宗教等信仰都有超越人的本分而去代神即自然进行规定的倾向，任何具体而又不是以科学理论或对自然的感性认识为基础的宗教信仰禁忌以及风俗等都是如此，这必然导致矛盾和其他人的不满，同时在实际上也是违背神即自然的意志的人的意志和行为。
以宗教信仰来划分民族是很愚蠢又无耻的行为。民族是区域文化人群的政治化表现，而这种政治化本身就带有“他们与我们不同”以及优越和歧视的潜在人群划分在里面。象犹太人经过长期与其他文化人群的通婚，传统上的纯种的犹太人已经极少，其生活习惯也因为所在地区的不同而与当地文化紧密联系，而只是因为信仰方式的不同，就要排除犹太人或者让犹太人根据他们自己经典的说法独自建国，这些行为都是很荒谬的。而从没有听说因为信仰佛教而被称为佛族，或者基督族的，但是为何只有犹太人和回族这样的会成为一个民族呢？这本身是带有偏见的成分在里面。
西方人的历史发展过程告诉人类一点的是，即使有了物质上极大飞跃和丰富，精神上的贫乏和无知依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不管是对其他文化人群的傲与卑，都表现出精神的落后性。当然东方也不例外，只是由于文化上的不同，情况要好一点罢了。
传统型信仰会让信徒活得简单，也更容易一些，只要照着经书或者教士们的教导去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其坏处也更大，因为这会使人变得保守、狂妄、自大、愚蠢、专制等等，这样往往会以维护信仰的名义引发冲突，甚至是暴力和灭绝异端。因此非公正的传统型信仰是社会和人类进步的障碍，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行为来说都是如此。
性强迫的教士固然可恶，但也许其中可怜的成分也存在，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即是整个宗教和教会制度的牺牲品。如果没有教会的禁欲主义所导致的对正常人性的压抑和变异，没有因为儿童从事唱诗班等辅教活动而使其有机可乘，那么这些人即使天生是恋童癖者，也不太有这么方便的机会，并且还是以宗教的名义进行。虽然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事件的发生而归罪于某一类人，不管是基于宗教信仰、文化、民族、国家、性别等等时，但是当一种罪恶在某一类人群中显得特别多或者突出时，那么就要审查这一类群体中是否存在引发这类罪恶的诱使因素。这与歧视无关，因为歧视是某一类群体中并不存在与某种事物或者现象很强的相关性而被别人因为某种目的而强加在其身上，既不符合科学也不符合公正的原则，但如果某类群体真的与某类现象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二者间存在因果联系，那么这就不是歧视，而是真实的罪恶之源，也就有必要彻底清查和清除这种引发罪恶的诱发因素，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基本的衣食住行是人存在的基础，教育则是人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因此这些都应是基本保障，而应该免费供应。有人以为这些基础性保障会让人变得懒散和不思进取，并喜欢用那些从底层上升的各行业专家做例子。且不说这些例子是否真实而普遍，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即使是出身最为卑微如孤儿、吸毒者后代等等的人类贡献者，也是在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有条件去进行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某项工作或任务，如当学徒或者被有钱人收养、或者被提供资助等，才会取得其贡献的可能和地位，而相信许多有同样潜质的人都在这条道路上过早地因为衣食住等得不到基本的保障而没有办法完成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如因为疾病过早夭折、饿死、冻死、没有受到相应条件的教育或者受到应有的资助等等。而消磨人的意志的实际上一是自己没有费尽心力就取得财富，如遗产、彩票等等，许多富二代就是这样失掉斗志；一是生活得过于安逸，也就是物质生活保障得太好而使变懒，就象当代西方国家提供太多太好的社会保障一样。这二者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人没经过努力奋斗就轻松取得高于生存的生活资本，使其失去向上的动力。所以一个分层的社会是有必要的，这样人才会有向上的动力，只是这种分层应该是在公正基础上的能力所导致的分层，即越向上的人也越公正，能力也越强，这样处于下层的人才会心服口服。否则只是地区、血缘、民族、性别等等所导致的分层，只会让人感到不公正的愤怒，甚至是对社会的报复心理。
中国女人喜欢外国男人，中国男人被外国女人青睐，这很好，可以使地球人种和文化较快地混合至融合。当然对于屌丝们不会这样想，他们只遵从动物式的理念，即占有雌性和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而不能让别人占有。
计划经济应该以市场经济为核心，围绕市场经济进行运行，即是辅助性手段。因为计划本身具有超前和预测的性质，也就不可避免带有不确定性，并不能象市场经济那样达到供给和需求关系较为完美地贴合。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计划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后，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弊端和短板而存在，特别是在资本发展到垄断阶段，对经济的发展的阻碍更多于促进的时候。而共产党政权对计划经济的尝试则建立在市场化很低的基础上，使他们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而更象农业社会时期的官僚指令性经济体系，即官僚在经济体系中起决定性的决策作用，而官僚起作用的方式不是或很少采取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调查研究方式，也非为了满足社会供求关系的平衡，特别是需求的满足，而只是拍脑袋制定计划和策略，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私欲和贪念。而这样就使计划经济背上了骂名，而人们并不检讨他们所声讨的计划经济是否是真正的计划经济，就象他们所声讨的共产主义是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香港的民主派或许会对香港民众的冷漠和麻木感到失望，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实际上，不只是香港，整个东方世界，除中国和朝鲜等这几个公开推行暴政的国家以外，都处在一种对目前的民主形式懵懂而麻木的状态，而这是由东方太久的专制统治时间所决定的，而且执行和服从这种专制的各种配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无论是儒家还是专政共产主义还是忠君思想，都是东方原有农业社会留存下来的专制思想的体现和保证，这些思想浸入到整个东方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于在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里面，也有很深刻的体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长幼尊卑和孝道，这使东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每个人都每时每刻处在他人专制的控制中，无法真正的活出自我，获得自由。虽然西方国家带来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但是除了这些口号本身有着局限和欺骗的成分以外，也与东方悠久的专制文化水土不服，更何况西方殖民者只是为了推行他们的价值观以利于征服和统治，而并没有真正让民众体会到民主的权利、当家做主的感觉，甚至对于最基本的对东方保守而落后的传统思想都没有进行清算，因此当东方各国开始独立时，他们其实并没有为这种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做好准备。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即是，在西方很正常和常见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这种展现人民力量的形式并不多见，而议会制则成为各派互喷的角斗场，无论是谁掌权，不管是主席还是总统还是国王，都和老百姓的关系甚远，老百姓过着的依然只是自己的小日子，他们并没有力量和办法去表达意愿，最终使他们懒于甚至排斥去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因为他们知道，这都只是在给政客和野心家们做嫁衣裳。除非当权者制定的政策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或者盘剥得太狠，让他们活不下去，否则无论谁上台，民主派还是暴政派，与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讽刺的是，在东方，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至少是他们自以为是这样，只有在反抗西方殖民者时以及中国六四运动以前，不管是武装斗争还是翻身闹革命，他们是真正地投入其中。而在其他时期，整个东方民族就象处在冬眠期里一样。但这是谁的错呢？统治者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都一个德性，即只是对他有利的、有助于维护其统治的就鼓励，而对提升整个文化人群素质和精神的如对公正、自由、平等这些作出制度和政治上的保证工作却没有丝毫兴趣，而民主派也只是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有影响，对于广大市民来说，有他们没他们，日子照过，而且中共政权虽然专制，但能带来真正的实惠，与其作对是不“明智”的做法。所以民主派如果真的想推动香港地区的政治进程，除了与香港之外的民主力量联合，将自身置于全球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洪流中，也要注意真正培养真正懂得独立、自由、民主、公正的年轻一代，否则没有象西方社会那种自觉地维护自身自由的民众基础，再怎么在道义上占优势也很难成功，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久于而且善于进行暴政的地区文化和国家政权，同时还受到西方自私自利的默许式的支持。
中国人有种很偏执的逻辑就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对于受恩者来说虽然有些过分，但也还说得过去。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施恩者即有这么样的想法，这就导致许多丑恶甚至罪恶的发生。中国社会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即一个人还在穷困中时受到另一些人的小恩惠，也许只是资助其上学，或者帮助其照顾病中的父母这样注意是“力所能及”的小善事，但是当这个人飞黄腾达以后，这些人，或者这些人的亲戚，或者甚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战友故交新朋就都来求他给好处，或者为其不公正的违法行为如贪污、批地等等提供便利，或者干脆要钱，尽管多数是以借的名义。而如果这个人不照着他们的意思办，就会背上忘恩负义或者六亲不认的骂名，也就是说，他所收到的只是别人力所能及的恩惠，而要付出的报答却是力所不能及的违反公正的行为。这在并不明白公正与不公正界限的中国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中国整个社会也是按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模式运行的。许多寒门出来的英才就是在这样的所谓人情世故中被压迫到犯罪的道路上去，而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那些真正得到现实利益的家伙却少有惩罚，或者所受的损失要小得多。总起来看，中国人偏离公正的轨道很远，重的是情而非义。那些施小恩小惠的人也忘记了他们之所以帮助别人的初衷是出于自己的本心和人性，而不求回报，只求被施恩的人能将这种恩泽传递和扩散出去。
歧视只是虚假的高人一等的感觉，以及这种感觉被现实击倒时气急败坏的心理。而正当的基于公正和科学基础上的对特定人群的看法并不能算作歧视。美国黑人中犯罪率高、河南多骗子、新疆人多是小偷，这些最初的来自感性的看法是否是事实，需要科学的统计数据支撑，而如果统计结果真的是如此，那就不是歧视，而这就需要人们深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现象，从而找出二者之间的关联以及根源，这才能对症下药，消除根源。而如果这种刻板印象经统计是错误的，那么才能算歧视，但即使是这样也可以继续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印象，都是哪些人群有这样的想法，以及如何消除这样的想法所带来的对其他人群的不公正看法和危险隐患。而不是象纳粹、美国和中国政府那样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也不能象现在的西方人特别是西欧各国政府对待穆斯林难民和移民那样在处理上怕歧视而畏手畏脚。奇怪的是，如果说黑人善于田径就没人说这是歧视，而只要说黑人中间吸毒者比较多就会被人喊歧视。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白人真正潜在的歧视心理投射在现实生活中所造成的物极必反的反击心理和现象。当然，由于东西方国家所设置的各种障碍，使我无法去身临其境感受西方国家的问题，但是总之，真实和公正仍是对待各种歧视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
地球人是集体性生物，因为这个物种只有在集体生活中才能获得生存技能、知识、安全和认同感，以及他人服务和权利。这使地球人都对团体有种依恋感，即使是暴君和纳粹，也有他们认同和服务的小团体在。但是由于利益的不同和进化中的遗存，使地球人会认同和服务于大到国家和泛政治组织，小到家庭这样的一个个小团体，却从来没有认同和服务于全球和整个人类的意识。这是人类产生痛苦的一个根源所在。要知道，小团体也是建立在地球上，并在人类整体中存在和生存，虽然它们之间有竞争甚至对立，但仍服从于人类普遍的行为准则，并共存于其中。所以人的心胸要宽广到全球和人类整体的层面，甚至是以后的宇宙和泛宇宙层面，他们才会学会怎么样与其他团体相处。
有人说政治是公共厕所，臭但必须。实际上厕所也可以变得无嗅无味，甚至芳香四溢，这要看使用它的人是用什么样的态度使用以及怎么使用。就象所有的厕所在一开始建成时都很干净和无臭，政治也是这样，而且是因为人类需要而建立。只是有太多有能力的野心家将个人的野心和私利投入到其中，而使其变得臭不可闻。但这又是谁的责任呢？试想还有什么能象政治这样的服务于大众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让别人快乐时自己也会很快乐，还会获得无尚荣誉的事呢？科学可以服务大众，但不会每天去面对和解决人的问题；音乐等等则只是满足人类的某一方面需求，比政治要简单得多。可以说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绝对是人类中最优秀的和最可敬的一群中的一部分，当然这要政治家本身先要从个人小利益中走出来，真正按政治的要求去思考和做事，这首先是要个人人性的一次升华。而大众对政治家的要求也不能按当时和本地的要求，特别是涉及道德伦理等的问题，要明白的是，一个政治家有几个情人，他喜欢在性游戏中担任什么角色，这与他的政治才能和声望并没有什么关系。只因为当前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观念，就指责一位正直而有能力的政治家是不公正的行为。除非一个人在政治中有不公正行为，如将私利夹杂其中，或者没有相应的政治能力，否则不应说其是不称职的。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讲，在一个方面显示有才能的人，往往在其他方面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如特殊的性嗜好，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品味等等，或者说正是因为其人与众不同，才会在他所擅长的领域有所发挥。而芸芸众生之所以活得平凡和平淡，也正因为其没有这种天分，即只能遵从旧有的传统风俗和理念行事，或者即使有，也因为不去挑战世俗传统，而变得平凡。因此，只要这些与众不同的方面没有违反公正和自由自愿的原则，那么就没有必要和理由去指责其行为不端，甚至提出其辞职的无理要求。具体到特殊的性嗜好，一般人都会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性爱方式和幻想，只不过程度有所轻重，或者被世俗传统所束缚导致其不敢表现和表达。而敢于表现和表达的一般有两类人，一类是天才式人物，其思想的与众不同就包括了其对性交的想法与众不同，而另一类则是以暴君为代表的专制统治者，因为其权力过大而为所欲为，从而很可能为了追求刺激或者权威的满足感而乱来。这两类有交叉，但总起来讲，后者因为违反公正的原则而显得行为可耻和可恨。
当希特勒还只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应不应该象维也纳的那家中国人那样免费供其生活，还助其上学？答案是肯定的，就象希特勒在成为希特勒以后要坚决反对和谋杀他一样肯定。这都是义的要求。如果每个人都能以义作为其为人的基本准则，那么就不会有希特勒和纳粹生存的土壤，即使有希特勒这样的偏执狂，他也不会给人类造成这样大的伤害。如果德意志民族懂得公正，而不是唯我独尊，欺负和压迫其他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文化人群，如果犹太人不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最高准则，对其他民族和文化表现出敌视、贪婪和自私，那么一个至少是对所有人不那么有害和痛苦的社会就会出现。
童婚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极端形式，不管是婚姻的一方还是双方都是未发育完全的未成年。这实际上是农业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极端性延续，是围绕繁衍和保家产而非爱情进行的。历史无论东西方都出现过童婚的形式，即使是在现在仍不开化的落后地区，或伊斯兰地区和非洲等地仍大量存在，这也说明其落后的本质。这里的未成年与刑事上的年龄界定不同，因为其法律实施的理据不同，婚姻是基于身体特别是性器官发育的完全程度而定，而刑法则视一个人能否对其他人造成伤害而定，所以刑事责任所限定的法定年龄要低得多，基本上只要造成无辜伤害都可以定罪。
德国人总是想统一欧洲，并在欧洲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可惜的是，他们摩羯座的特性使他们的理念只是从欧洲，更准确一些说是西欧的普遍观念总结出来，并往往走向偏激，最终是害人害己。除非他们明白如何用公正的人类准则去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否则他们所带给欧洲的只能是专制而又灾难性的统一，而不管是纳粹模式还是欧盟模式还是其他模式。
以低于正常供养人的劳动价值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都是在慷社会之慨，或者说其盈利中有一部分是占用社会资源而获得的。因为企业以低于劳动力的价格来购买劳动力，那么劳动者为了维持生计，就不得不兼职而抢夺了生活在更低水平的人的饭碗，或者申请社会救济，或者甚至采取抢劫等手段来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这都会使整个社会负担加重，也变得十分不稳定。对于这种企业应当收取社会公正费用交给受剥削的员工，以维护公正和社会的正常运行。
不明白西方人为什么即使知道使用了错误的名词也不改正。例如阿拉伯数字，例如印第安人等等，大有一错就到底的架式。而这很可能便宜了一些剽窃者，并且把占有行为当成正当。
当羊受到灾难请求庇护时可以放到家里来，而当是一些老虎狮子甚至豺狼时，也无限制地敞开大门吗？那不叫善，叫傻。
东西方对于海外侨民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拿海外中国人来说，就不象欧美人那样到处受到尊重，甚至是爱戴，倒有些象犹太人的地位，即虽然对所在国的经济做出贡献，但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导致其在当地社会中也没有任何地位。当然这与他们守财奴式的、只注重小圈子的性情不无关系，但如果不给他们以相对称的权力，他们又如何能变得心胸开阔到甘心为所在地区服务的地步呢？与犹太人不同的是，犹太人原来是在没有国家作后盾的情况下被欺凌，而中国人则是在有着一个貌似很强大的国家存在的情况下被压迫、奴役，甚至被屠杀的。海外的印度人侨民情况也与中国人相似。这只能说明东西方对移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西方重在保护所有从那里出去的人，因为这与西方价值观、人权以及西方本身的利益密切相关，而东方不同。拿中国来说，除去历史上不谈，就拿现代来说，华人在海外被欺负，被压迫，甚至被屠杀，中国政府依然是当缩头乌龟，顶多抗议一下，撤一下侨民，而不是象西方那样出兵解救。东南亚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华人至今在当地政治中仍没有发言权，时不时被清洗一下，而中国的政权甚至在东南亚的屠夫们还没有擦干血迹就赶紧送钱上门。可以说，中国政权的威风都只耍在国内，在国外贱得一比一比的。这是因为东西方国家的政权性质不同，西方政权是选举制，注重人权，使其重视其选民的权利，而不管其在国内还是国外，而东方政权都是由专制形成，即使是号称民主大国的印度也是如此，人民的地位都处在贱民的水平上，因此不要说在海外的贱民，即使是国内的贱民其权利也得不到保护，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东方政权多重视与国外政权的友好关系，以此来换取国外的承认和不入侵，来保证自己的统治至少不会受到来自国外的威胁。这就以牺牲侨民的利益作为代价。而从真正的公正来说，任何人，只要有一颗公正之心，对当地作出过贡献，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就都应享有应得的权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等等各项权利，而不能因为不是当地土著，或者因为来自国家的背景关系，就低一等或高一等，这迟早会出问题。就象东南亚的华人问题，不仅在过去和在现在，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仍会成为火药桶一样的问题，除非当地人明白如何公正地对待他人，否则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谁也说不定，但动荡是无疑的。
所有不以公正为基础的法制为治世之本的制度，最终都会变得非驴非马。以中国的中共政权为例，开国之初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现在则又夹杂了儒家仁政的政治理想。但发展到现在，既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也不讲仁政，而完全成了自发性发展模式而拜倒在物质利益脚下。其他包括伊斯兰、印度教、佛教等等也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其理念都有偏颇之处，无法与物质世界的发展和财富扩张进行协调，从而无法与过去和未来顺利对接而导致灾难和痛苦性后果。
所谓纯正的和纯种的并不一定就是好的或者适合的。纯正的中国食品如豆腐和松花蛋在西方并不受欢迎，反倒是经过改良的日本豆腐在美国流行起来。思想也是如此，在特定文化人群中流行的观念和信仰，放眼到全球和整个人类却显得并不合适。因为毕竟某一地区的文化和传统总是带有特殊性，而没有普遍性，除非将其中带特殊性的纯种思想剥离，而留下带普遍性的思想，对整个地球人类来说，即是对整个地球人类都适合的普遍性思想，而且由于这种思想是从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提炼出来，很可能对于整个宇宙生命界也同样适用，即公正的善。
养过猫的人都知道猫如果与人关系好，会将它认为美味的食物带回来与人分享，如死老鼠、半只蟑螂之类，而对人来说，这不仅无奈，甚至有些恐怖。实际上原始人类站在自己的角度对神的祭祀在神看来也应是如此。直到现在，人还把自己认为珍贵的贡品献出来给神，不仅有各种植物尸体，还有动物尸体，甚至是人的尸体，自以为这会使神愉悦，而降福给人。不知道这会不会给神惊吓，并显得无奈，就象人在面对猫的好意的贡品时的感觉。其实人对猫好，也只是希望猫过得幸福快乐，这样人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满足，很快乐。神也应是如此，只是希望人类能过得幸福。而人作为低等生物，偏偏不能理解神的意思，互相欺压、剥削以至屠杀，却都向神献祭来求得这种不公正方式能存在下去，这已经违背了神原来的意思，又怎么能降福于人呢？过好自己，善待或者至少是公正地对待他人，神好，你好，大家好。
欧洲人现在对恶的态度有些象农业社会的东方，虽然形式有些不同，但效果都是一样的，即提倡以德报怨的人通过政治强制、思想舆论等来强迫整个社会接受不对恶行做出公正回应的想法。其实这在东方已经普遍实践过，比如佛教、儒家的以德报怨，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等等，都是如此，其结果则造成的是东方社会普遍的对恶丧失抵抗能力，而造成恶行遍地，当然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是由于这些恶行往往是由专制的统治政权发出的，这些政权当然不希望公正的反攻倒算到自己头上，反倒是伊斯兰教社会采取对某些恶行不姑息的态度，其社会更稳定和清明一些，只是伊斯兰社会对其他一些并不属恶行的反传统的行为方式也按对待恶行的方式来处理，使社会因为无法更新进化而陷于停滞。但是总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以德报怨的实践都表明其路行不通，只会滋生一个不公正的不平衡和不和谐的社会以及更为恶劣的罪恶行为，比如碰瓷、富人和黑社会横行、扶老人被讹，甚至是对恐怖主义的纵容等等。这表明人类在处理善与恶的问题上总是喜欢走极端，或者严刑酷法，或者纵恶不法，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对于公正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理解过。
以后不应用带有宗教色彩的词汇来指代地区性事物或现象，如伊斯兰建筑、犹太食品等等，而应以地区性如中东建筑、阿拉伯食品，或时代性特征来指代，就象基督教建筑只会称为哥特式等等一样。因为人类的知识和智慧都是从祖先传来的，并不是由某一宗教出现才创造出来，如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存在的建筑形式和食品，伊斯兰教也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却冠以宗教名称，让人以为是伊斯兰教创造或者只在伊斯兰教区存在，这是不符合人类知识的行为。
施予给我的，我会加倍奉还；从我这里夺去的，我早晚也会夺回来。除非是自愿施与，否则个人合理合法取得的有形和无形的各种财富和权利不应被非法剥夺来。
人类今后将会以公正为基础的善与恶来判断个人的行为是否正确以进行奖惩，而不是以个人是否属于某一派别，或者某一民族，或者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宗教，等等来判断和奖惩。但是如果某一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甚至全部个体都以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区别来作为迫害甚至消灭其他群体的依据，那么这一群体就违反了公正原则，而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例如二战中的整个德意志民族，十字军东征中的基督教徒和现代所谓圣战中的伊斯兰教徒，肃反和大屠杀中的共产党派别等等，而更多的例子是以国家政权总动员的形式进行的。除非存在于这些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明确表示过反对这些以群体作为迫害和杀戮的依据，或者反抗过，或者以消极对抗过，否则他们就是在与这个群体和这种观念同流合污，也就应负起一定的责任，这也是公正的要求，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群体中的一个个个人的努力，整个群体就不可能犯下严重的罪行。罪罚相当，不仅指程度相当而言，也指惩罚的对象和范围等等各个方面必须相当。
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不是一个没有恶的社会，而应该是不惧怕恶的发展型社会。因为恶来源于人的自私，而自私又是属于人的本性的一部分，所以难以彻底清除，只能通过法律和道德等等手段加以预防、控制和惩罚，将其限制在最低范围内。而现在的社会或者是象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一样恶大行其道，或者象西欧社会那样不抗恶，结果都是形成整个社会对恶的惧怕状态，而不是面对恶人恶行每个人都能挺身而出，甚至是带着兴奋感参与到对恶的对抗和追捕中。一个地区社会中恶的存在方式和范围也是判定这个区域社会文明与否和文明程度高低的指标之一。
历史发展证明，人只有在越来越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状态下，个体才会越来越具有价值，个人也才会越来越感到幸福。从完全被剥削的奴隶主社会到自给自足式的地主社会，再到为了谋取私利而不得不让利于人和社会的资本家社会，人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但人只是被动地适应这一过程，也许只有当他们主动地去实践这一过程，人类的价值和幸福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部分地区的苦难，其根源不应从本地区寻找，而应从那些安宁的地区，特别是安宁而富庶的地区中去寻找。比如当今世界其他地区的动荡和痛苦，就需要主要从欧美地区去寻找原因。虽然他们表现得如此善意而“慷慨”，实际上却正是他们才是整个地球人类世界的麻烦制造者和罪魁祸首。现在的欧洲、美国和中东已经变成为神可诅咒之地，而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地区如果依然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从全球、从公正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就仍会步其后尘。
当前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与其说是被解决，不如说是被压制，因为其无论是被威胁而出让自己的合理权利还是被腐败的法庭判为败诉，都不是符合公正的解决方式。所以可以说从古至今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最终解决。也许最终审判即是从公正的角度、以神的眼光来对所有的人类历史事件和行为重新进行判决。
相对于广博的知识储备来说，从事学术更需要的是清晰而符合客观规律的思维。这一方面是因为知识会随着年龄和人类掌握知识手段的提高而变得越来越简单容易，而知识量又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越来越大，最终使个体的人只能通过归纳、检索等方式获得所有所需信息，另一方面则是学术本质上是探索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所决定。而中国的学术或者说农业社会的所谓学术实际上只是知识储备或者说个人记忆能力的炫耀，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所以其文人圈内思维之混乱、产生各种奇葩结论就不足为奇了。
身体以外的任何东西，大到整个宇宙及宇宙之外，小到衣物服饰，甚至是肉体本身，都应是来帮助个体认识世界和自身，而不应成为一种束缚，特别是当这种束缚性的规定来自于人，而不是自然和社会规律，即神的意志。但也不要因此认为个体是完全自由的，因为每个个体的自由都是平等的。
中国的压岁钱实质上使孩子从小就养成不劳而获的思想，这比西方圣诞节给孩子买礼物更为恶劣。
几乎人类的所有食物都是通过剥夺其他生命的生存权而获得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任意处置自己获得的食物，甚至不是出于获得食物和其他必要的缘故而去凌辱和屠杀动植物，都表现出的是非人类甚至非动物性的恶劣本性。伊斯兰教之所以将用于食物的动物以阿訇念经的方式，基督教和佛教之所以在餐前祷告，许多原始信仰之所以对获得食物有大量的禁忌和仪式，原因一是在于表现对神的感谢，二是对因必要的生存而不得不杀死的生命表示歉意。但现在的人类，包括各种宗教教徒在内，在贪婪而狂妄的本性驱使下，已经忘记了这些必要的生存所需都是神（自然）所赐与这一点，也充满各种浪费和邪恶的虐待，这实际是对神（自然）所创造万物的藐视和对神（自然）的挑战，神（自然）也会以其自身的方式作出回应。
与欧美素质较高的老年人不同，中国的老人向来是以“老不死”的状态存在，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都是如此，他们要风度没风度，要气质没气质，要素质没素质，所得的人生经验也只是在长期物质财富匮乏和历年整人运动中培养起来的损人利己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与之相类似的是中东地区的老年人，但其因为有宗教信仰的约束，使其为害程度比之中国的老年人要小。而中国的“老不死”模式之所以为全球之冠，除了其特殊的时代所造就的群体意识以外，还源于中国农业社会留传下来并特别重视的敬老传统。爱幼还只是近年来才得到特别的重视，但也表现出极其畸形的发展，如对幼童在物质上纵容、在精神上摧残。但这根本比不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敬老传统，这与正常的爱护老人范畴，比如根据老人退化的体能而为老人提供超出青壮年的便利服务不同，而是表现为似乎人老了就高人一等，就要被整个社会伺候，而且所有人要服从其意志，哪怕这些出于维护旧有观念的想法是多么迂腐和落后。所以中国的敬老传统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中东地区的原教旨主义一样，都是属于过去的垃圾意识形态，是注定要被清理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
爱情是快乐的，但快乐的并不都是爱情，即使是那些跨越了性的吸引和快乐阶段而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享受到快乐的人，他们所感觉到的快乐也不一定是来自于爱情。比如现在有很多一对一异性恋或同性恋家庭，双方一起出去旅游或冒险，觉得很快乐，但这不是爱所带来的，因为与朋友甚至一个人出去游玩也可以达到这种快乐。而爱情的快乐则来自于对方的关心与支持，这些往往体现在不经意之间和细微之处，比如一杯恰好需要的咖啡，一份用心制作的晚餐，甚至一个关切的眼神，让人感觉到的却是夹杂温暖和感动的爱意。真正的爱情所带来的快乐才应当称作是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与帮助或救济那些危难之人所感到的幸福是一样的，在于长久而深切，而与短暂和肤浅的快乐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坚决要去自杀或安乐死的人不管之前是不是很快乐，实际上都是不幸福的。因为只有当他们接受到的感情支持即幸福感不足以超过甚至只是抵消来自疾病或内心的痛苦、恐惧等等负面感觉，他们才会是绝望的，才会毅然决然地去赴死以得到解脱，这与有多少亲属和朋友陪伴，有多少财产或身份地位，甚至是完成了多少人生任务无关，因为其来自于内心，来自于内心深处对渴望与满足两个方面增长的深深眷恋。而如何提升幸福感，而不只是增加快乐感，就是每个灵魂的修为和认知的事情了。
中共司法的向老人倾斜十分不可思议，助长的不仅仅是倚老卖老的风气，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趋于保守。而实际上，老人犯罪更应当严惩。因为当人到了老年，随着经验的积累，更应该懂得世间的道理，更能倾向于非暴力和公正的方式去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当然在处理不公正的事务上也更能放得开。而到了老年仍违反公正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其在年轻时也很难是遵纪守法的公民。所以除非其是为了公正而去触犯当前的法律，否则在一个以老年人的行为为标杆的社会和文化氛围里，犯规的老人就更不应受到宽待。
当前地球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缺乏自省和自我完善的能力。除了基督教由于其所传播的核心地区是全球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教义与现实自由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引发信众的流失，而不得不改变或者变通教义来适应发展的时代和社会之外，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家以及其他宗教的传播区域，都由于其区域文化受到时代的较少冲击而显得十分顽固。就儒家来说，虽然在二十世纪受到共产主义学说的冲击，但由于中国社会形态仍处于地主社会时段以及敬重传统的思维模式，到现在就有死灰复燃的现象。犹太教更是如此，并借助犹太人在世界金融和智识体系中的领先地位而得到加强，所以智商高而不公正的人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坏处。而且这些宗教信仰中又大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先锋和顽固性代表来影响民众，不能不说其真正知识素养的匮乏。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都不应是固化的模式，尤其是在对具体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行为进行规定时，更不应如此，因为其总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显得落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做出回应，但又能维护自己的面向神性，即公正与善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所有宗教信仰所必须处理好的课题。
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区域文化的作用在减弱，但仍有着其存在的价值的必要，这在根本上是由地球环境的区域性差异所造成。但是另一方面，区域文化也由于国家、民族、地方风俗等等的存在而对全球化产生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新的事物和思想往往以不合传统或者不合风俗习惯等等加以排斥，更不要说以国家、民族或宗教信仰的名义了。而现实是由于人类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原来由于不同地域所产生的不同气候、水文、物产等等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限制正在减弱，整个地球正处在一个相互融合的一体化的多元化过程中。比如各种原处于不同文化中的衣食和文娱文化等变得风靡全球，但也在风行时适应了当地特殊的品味要求。所以，在这种全球化过程中，不应是采取拒绝的态度，而是对所有类型的思想先了解其内容和过程，再理解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然后再以其是否符合公正性进行评判，而不是以风俗的、民族的、宗教的等等理解去接受或排斥。
君主制，或者说更广义上的世袭制，至少含有三种不合理因素：一是君主，特别是第一代君主往往是通过武力和阴谋诡计取得权位，其代表的是胜者为王的动物性丛林法则，即使是那些被邀请成为一国君主的也是如此；二是君主的传承不管是传男传女，都是以血缘为基础，而不是以真实的个人能力和高尚情操为基础，即使是那些为人们所颂扬的清明君主也因此而失色不少，这代表的是世袭的封建传统；三是君主不管是出于本人意愿，还是出于代表一国之君的需要，都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而这并不是由其本身的能力所获得，这代表了不劳而获的不良表率。当然君主等世袭制还具有影响社会公正，保守顽固等负面影响，因此在现代仍坚持君主制或者世袭制的国家，不管其本身表现得多么富有或者强盛，都只不过是披着现代外衣的野蛮人而已，因为他们执着于过去遗留至今的不公正传统而没有改变，表明其内心至少在政治制度选择上是落后的。
从历史上看，真正富有发明和创造力，对人类生活产生实质性推动作用的人群大多不是来自于富有的上层，更不可能是来自于饭都吃不饱的底层，而是来自于已经衣食无忧，但仍称不上是富裕的下层。两次工业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发明家大多来自工人和技师，即亲自摆弄机械、懂得原理并以其谋生以求进入富裕阶层的人。因为这部分人已经不在为衣食而担忧，不会去为了争得基本的面包而被迫放弃提升个人能力的机会，但仍因为其上面有富裕阶层的存在而感到有动力，变得富有上进心，从而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开展创造性活动。当然在富裕的上层中也有极少数出于培养个人兴趣爱好的原因而从事发明创造，但是从整体来讲，整个富裕阶层，包括通过个人努力上升到其中的人，都会因为其生活的过于优厚而变得缺乏进取心，而容易过上醉生梦死的生活，或者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去投资于真正有发明创造的能力的那部分人，但这样也就等于控制了他们，而且会引发靠垄断专制获得不当得利等阻碍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所以一个公正而正常的社会，应该是能保障其中每位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当然是其成员通过力所能及的基本劳动所取得，但也不是过于优厚，而又能上能下，为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提供上升空间的社会。这种社会在现代还不存在，许多国家要么存在大量穷得拼命养家糊口的人，要么是生活优越得毫无进取心的人，并不正常。
从遗产的捐赠来讲，似乎可以赠给父母，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赠给配偶和真心帮助过自己的人，但不可以赠给兄弟姐妹，更决不可以留给后代。因为父母已经不需要通过这些不劳而获的遗产去乱搞，而且他们的生命也即将到达终点，而不象子孙后代那样会拿着钱胡作非为，最终害掉自己。总之，遗产的原则是不以血缘等为基础进行传递和分配，而应留给直接有需要并能使其增值、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
所多玛城的毁灭有其自然原因，而《圣经》则塞进了过多的道德说教，与之相似的将天灾与人祸联系起来进行恐吓式说教的还有儒家之类，似乎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普遍形式。但即便是从《圣经》本身的记载来看，所多玛的毁灭也并非是由于后世教廷因为同性恋情结而硬塞给所多玛城的同性恋毁灭说，因为那些聚集在天使作客者门前的一定是有男有女，甚至也不是淫乱，而是强迫他人达到自己满足的不公正行为。
地球的生态十分脆弱，除了尽量节能和绿色、少浪费，对违反节约地球资源的相关人和机构进行处理外，特别是象能源开采开发企业等这样的机构，在必需的开采项目实施之后，恢复当地生态是其必须弥补的项目。特别是在亚马逊雨林区和非洲草原区、全球各个矿山进行作业的企业，否则应以其所造成的生态和环境破坏完全恢复所需资金的倍数进行罚款，因为这与危害公众社会的犯罪行为没什么不同。
当前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都已经成为有计划的犯罪组织，只不过程度有不同而已。罪行较为严重的如美国高盛等在全球以及国家层面实施金融犯罪，直接导致其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和自杀，这样只认钱不识公平与正义的杀人机构才是应该立即拖出去斩首的。
当今的地球人类世界是钱与权所统治的世界，虽然财富的统治比权贵的统治进步一些，能让一部分有能力的人从低层有机会爬到高层，但在追逐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势过程中，也使人的自私本能和邪恶潜能被激发得更加淋漓尽致，带来的是在邪恶上与权贵统治不相上下，甚至更为动荡的社会。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因为这是应该所有现存的地球人加在一起，善恶相抵才能给出的答案。
中共政权总借口出了事就找政府来推脱其社会责任，却不管这些都是政府应负的责任，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正是由于中共政权封锁消息、只许听话不准自由思考的暴力统治方式，才使管下的人民变得心智不全、愚昧无知，所以这样的政权更应负起诸多事件后果的责任。
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方政治军事所表现出的国与国之间的侵略和征服不同，中国更多地表现为国内征服，即在同一个统治者统治下优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征服。这是由于中国作为国家来讲疆域广阔，与西方国家的疆域与民族、文化区域分布较为一致不同，是同一个政治区域内不同文化、多民族杂处的模式，只有以前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与之很相似。而中国采取的方式是先以君主赏赐等方式使邻近地区表示对中央王朝的效忠和臣服，以取得经济上的利益，而汉文化则由此进而渗透，以改变当地臣民面貌，有不听指挥的就以武力镇压的形式加以实质上的征服。因为是表现为一国内部事务，所以就不象西方国与国之间那样会获得广泛的关注和国外支援。这样最终达到同化的目的。俄罗斯则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暴力一些。但总之这些国家政体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文化统治达到最大化，而受到内部和外部的阻力达到最小化。只是过于单一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实际上对整个人类世界是有害，这一方面源于带侵略的单一文化本身带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另一方面使文化多样受到损害，而其他负面影响也很多。所以大一统模式是人类社会应该避免的。
当前世界虽然因为人口膨胀而资源显得紧张，其他生命和非生命形式被压迫过度，但就人类本身来讲，并没有到任何人产生自杀念头的地步。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现象，特别是因为生活困苦、生活不下去而自杀，就只能说明这个特定的社会模式出现了问题，而金融和经济在其中负重要责任。
通过人民普选而非世袭或者钦定的领导人可以看出当时当地的一个国家基本的人民素质和精神面貌。就象现在美国人喜欢尝试各种风格的总统，也即统治模式，而现在已经越来越玩得过火，虽然其已明白资本家式的统治对自己没什么益处，想用一种嘲弄的方式反击，却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纠正另一个错误，不知不觉使自己和世界都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法国追求自由到特立独行的地步，当然对国内和世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好的多于不好的。德国同情心泛滥，而现在也开始了反思，但总想以德国人式的思维当老大，而不是从一个地球人角度去考虑欧盟和世界问题。英国不愠不火，保守但也没什么出彩的地方，当然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而产生傲娇式的没落大国心态。意大利很好色，但对经济和世界都没什么益处。日本想强硬而不能。印度变得自私，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水准上升，当然还算以平和的方式。俄罗斯和土耳其都在追求自己祖先的强大之梦，而对内对外都采取强硬态度，这在日益平权化的地球村时代显得很过时，而且影响到自己的经济不好过。每个时代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是一面镜子，反映的是其整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民心态。
人性总有欺软怕硬的一面，但这并不是所有人的天性。除了极少数人天生就喜欢以损害他人为乐趣，其他大多数人都是由于来自于利益吸引的自私目的，或者是被暴力所胁迫。由于当前人类所普遍理解的“善”还只是对人友善、做善事之类表面上看起来较为吃亏的方式，而且往往表现得不如恶那么强势和强硬，所以出于趋利避害的原则，普通人在无可选择时，都会选择以伤害善的方式来逃避或者屈从于恶。而当善恶势均力敌时，基本上都会选择善的一面。这也就告诉我们，善并不能或者说不能只以善良的软弱面孔出现，善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对人的感化和人趋于社会性的本能，也应来自于其有力的支持，尽管这也意味着暴力和表面上的不公正。比如恶势力会以发出对某人或其亲人不利的人身威胁的方式来达到目的，那么善也应如此，不仅对恶人及其胁迫的人本身，对其家人也应提出威胁和警告，这样两种势力才能达到平衡，从而有利于人的选择主动或被迫地向善的一面倾斜。比如在二战中，美国人对被俘的德军和本土日本侨民都采取了严厉的管制，对德军建立莱茵大营而听其生死，对日侨则建立起集中营进行管制，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幸存的德国人开始反思自己对他人所造成的不幸，而更是在本来极可能会出现骚乱的在美日侨中形成强烈的为美国效忠的意识，甚至组建了专门的日裔旅为美国而战。反观英国对德军战俘则采取了尊重的态度和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这表面上的道义行为却使得这部分德军俘虏在战后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他们只是战俘，而不是战犯，对自己所应负的对人类侵害行为并没有羞耻感。对恶人恶行进行教育方式很多时候并不起效果，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维模式已经使其人性不能理解真正的对错善恶，而只能以相对应的处罚来使其明白，让其感受到他给受害者所带来的痛苦。对ISIS等极端主义者也是这样，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而是人形魔鬼，也应以其对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而对其亲友也应该残酷对待，就象他们对待那些对异教徒友善的穆斯林所做的一样。因为如果真的是出于公正的愤怒，这些亲友或者说温和的穆斯林早就应公开与之决裂，并提供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击极端主义分子，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只是不痛不痒地几声反对，却对来自别人因为其落后的思维方式的敌视提出强烈的抗议，加上穆斯林对异教徒允许说谎，他们的态度已经表明一切，而应对其采取真正公正的对应手段，否则他们仍只会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当然这样做必须是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而脱离了公正或者离公正过远，就会变成罪恶。就象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一样，虽然犹太人有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等等不良倾向，但这一方面是由于欧洲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各种限制，即法律的过度规定所造成，另一方面则是法律的过度缺失所造成。比如对人人痛恨的犹太人放高利贷行为，法律规定是否予以明令禁止？是否有严厉的处罚手段并严格执行？如果这样在法律上都没有规定和做到，那么怎么能以此为理由去做决定呢？另外大部分欧洲犹太人也同样是平民，和大多数欧洲基督徒一样只是想赚钱养家，过上即使不富裕但也平和的生活，而即使是那些唯利是图的犹太人，没收财产和处以罚款也足以做到公正，而对于没有错误或只是小错的他们采取灭绝政策本身即是极大的罪恶，而不是对罪恶的反罪恶。但对于现在的以色列则不同，因为其已经对同样本来对别人无害的阿拉伯人产生了罪恶性的伤害，那么对其进行公正的处罚就是正当的，当然这并不是指再来一次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是迫使其真正学会与他人和平而平等的共处。同样的还有俄罗斯人、土耳其人等等。总之，公正并不只是法律规定那么简单，而是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其形式也不只是和平和说教式的，有时暴力是必须的，但其最终都要立足于公正这一点上，否则就是单纯的暴行了。
未来的世界也许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平等意味着机会等起点的平等，但由于每个人都能正常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其生活水准也应相似，只有那些贡献特别大的人会处于资源分配的优先地位以作为奖励。钱或者说资本将不会象现在这样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而使其变态，甚至会逐渐消亡。智能和科技会极大改善人类生活，使人生活水准很高而且趋于平均，又能与地球环境和谐相处。而重要的是人的心态，劳动将不再以痛苦的谋生手段压榨着人的身体和心灵，但脑力特别是体力劳动仍将存在，只是作为增长人的知识、健全人格和提升人灵魂的灵性的媒介而成为每个人一生的必修课。人类发明创造也不再是为了谋生和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将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优秀心理和自我突破。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对于未来，谁说得准呢？只是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如果地球上的人类依然是以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思想和信仰，而不是以公正作为指导其人生的信条，那么世界将永无宁日，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进步和理想生活。
动植物和环境保护实际上是人类素质是否提高的一个缩影，要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协调进行，而这本应是全球政治应做的事情，但由于各国利益的不同，甚至只是统治者部分的利益取舍，而会影响甚至决定这种关系地球和人类本身命运的进程顺利与否，所以人类的政治类型这一上层建筑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否则大部分人类的低素质会导致自取灭亡。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将哪些动植物列入濒危物种，而是将哪些动植物列入允许捕杀式利用的范围，而其他不应再被以此方式进行利用，因为如果单从食物来讲，几种主要的肉食和几十种素食来源已经足够人类自身的需要。而象一些使用动植物做为原料的产业，比如中医、工艺品等等，是可以使用替代产品，或者只是人类收敛一下熏心的利欲即可做到。至于一些人拿捕杀野生动植物做为谋生手段的说法，这只是在自给自足和较少捕猎数量的农业社会适用，在工业社会这些方式完全可以替代，就象农民、渔民和猎人都涌向城市一样，或者由于其捕杀数量过于庞大而应被禁止。因为如果把这些野生动植物杀光采光，这些人同样会陷入困顿或者被迫转行，与其到那时采无可采、猎无可猎，为什么不能走前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呢？地球资源的丰富并不代表作为索取者而非造物者的人类可以索取无度。而鉴于人类这一已经极度消耗地球资源的物种的数量已经过于庞大，减少人口数量、提高整个人类素质就只能与改造政府同时和紧迫地进行。
在地球，在人类的现阶段，作恶者除了受到应有惩罚和赔偿损失之外，不应享受到诸如宽恕之类的宽大，这一方面是体现法律和人性的公正，一方面也是作恶者真正忏悔和救赎的途径，而另一方面也是在告诫作恶者以及潜在的作恶者不要以为作恶就可以通过不痛不痒的悔过而逃避责任。当然在以后，人类整体发展到以公正为行为准则，并有能力控制犯罪，而有些一贯行为良好者也许会因临时起意而犯恶，这种情况下也许会制定出一些较宽松但也不是取消惩罚或赔偿的制度。但是从目前来讲，现阶段宽恕只会助长人犯罪后逃避惩罚的侥幸心理，所以不能在法律以及其他以公正为标榜的制度中被采用。宗教范围内如采用，也必须严格作出界定和限定，不能推广和扩大到整个人群，因为宗教不能干预世俗事务和法律的执行。而且宗教信仰界人士如犯法作恶，就应完全将由世俗法律处置而宗教根本没有自身处置的权力，因为宗教的宽恕权力是世俗和法律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权力的让渡，并以美好愿望作为预期、也应产生良好结果作为前提，而宗教信仰界人士的犯罪本身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一无形的默认协议，所以无论从维护宗教信仰界本身的高尚和纯净，还是从世俗法律的公正来讲，宗教信仰界人士的作恶行为都必须交由世俗法律处理。与之相似的是军队警察等法律执行人员的罪行处理。总之，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法律，其本身必须具有自净的功能，才有权威去处理世间纷杂的世俗事务，其权威来自于严格的自律。
犹太人是地球人类中公认的聪明民族，但仍免不了被歧视、驱逐和屠杀的历史。除了树大招风以外，犹太人本身的弱点也许更为重要，那就是过于重视智慧和财富，却缺乏爱的教育和对世间的关怀，导致其智商过高而情商过低。这不仅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从现代也可以看出，冷酷而过度精明的金融业大多是犹太人在把持，因此即使是历史上的欧洲人不歧视犹太人，给其同等的人权，犹太人由于其本身爱的教育的缺失，也不会使其更加温情。犹太人如果不想那么招人痛恨，那么他们在整体上应该改变这种只认钱不识爱的教育和处世模式。
西方人总将自己视为是人类文明的领导者和代言人，而对其他文明采取俯视或者蔑视的态度，即使是那些率先觉醒的动物保护和民主主义者在潜意识里也是如此。那些环保影片里过多的是对中国这样的与西方异类文明的黑暗面的指责，却少见对中东黑宠物市场、非洲即使是为谋生而对本来就生存艰难的野生动物的灭绝式屠杀以及甚至西方本土的诸如法国野味市场这样的深入报道，更重要的是，他们回避了新一轮的物种灭绝正是从西方人和西方工业文明在全球扩张后开始的，最先灭绝的就是那些温顺而对人没有戒心或者对人利益有害的动物，直到今天，皮草、象牙和犀牛角、熊皮、海豹皮交易以及仅仅是作为消遣的打猎仍在西方广泛存在着，所以西方人没理由去指责别的文明怎么样，他们既然自诩为是人类文明的领导者，那就先让自己纯净起来再说，其他文明虽然野蛮落后，但也只是有样学样。西方文明只不过是工业文明的代表和领导者，而非真正的人类文明的领导者，就象东方曾经是农业文明的领导者一样，而农业文明由于其生产方式的限制，除少数封闭而脆弱的地区外，对地球环境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反而是西方世界首发和引导的工业文明打开了真正的潘多拉盒子，各种对环境污染和破坏，对全球物种，甚至包括太平洋和美洲大陆某些人种都造成了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工业文明才是带来全球性毁灭的最野蛮的文明，而其他地区现在出现的各种环境和物种灭绝问题正是西方工业文明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和深化所造成的。所以现在不是指责和歧视，而是将全世界真正的文明人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全球的野蛮人，而全球野蛮人的代表即是各国政权，政治本应是为整个人类和地球服务，包括环境和物种保护，而且它们的影响要比几个环保主义者出来呐喊强有力的多，因为其调动的是整个社会资源，影响的也是整个社会，但目前来讲，所有国家的政权和政府都只是代表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当前欧美国家所创立的国家型世界政治模式也只会对要求人类整体行动的措施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如果不从这些随着工业文明所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入手进行改变，那么环保只能最终成为空话，而人类以至整个地球也将被这些各自为政的利益集团拖进深渊。
中国与日本两个相邻的地区，当前政权对待国民的态度却是天壤之别。日本是为国民着想，本国产品质量最好的用于国内消费，而较差的拿到国外去。而中国恰恰相反，一切都不为国民着想，将质量差的产品在国内和不发达国家销售，而将好的运往那些发达国家，象同厂代工的产品即是如此。也许只有国民听话程度上两国做法相似，但在实际上中国的国民对政府是阳奉阴违，日本则是真的听从遵守。这也只能说两国的历史发展走上不同的道路所致。日本在历史上也是对国民压迫剥削，内战不止，这也许是因为其是一个岛国，领土有限而人口密度大，其国民本身就是从大陆来的好斗民族，又引进象中国儒家这样表里不一的道德和政治理论，而对大陆的侵略在甲午战争前都归于失败。而在明治维新后，由于引入西方思想，加上中央对地方实际控制增强，产生了一种家长式的统治方式，而在二战后，这种封建家长式统治又让位于日益加深的西方民主思想，使其最终成为较为重视内部团结一心的国家。而中国向来是内斗不止的国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向来都只是宣传口号，这不仅体现在国内异种文化之间的争斗，也更体现在汉族儒家文化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较量。安内远远要超过对攘外的重视。这也许是因为虽然与日本相似，中国大陆也是较为封闭的，但由于其面积广大、人口众多，使之很难形成真正单一的民族和文化面貌，其心理特征也很难达到步调一致。可以说，中国本应成为多文化共存的典范，现实结果却成为了文化和政治多重专制的反面教材。
在感性与理性的争论中，感性往往因为不象理性那样看起来靠谱而受到贬低。但实际上，理性更趋于保守，而感性才更能激发创造。这是因为理性，特别象逻辑推理、理论构建等等都是在已存在的知识体系内和框架上搭建，也即对立在已经存在的已有经验基础上，只是更显得成熟和精密、精细而已，但很多时候并不能推导出现实中不存在的新式思想和逻辑，这或许也是一些有名望的理科学者在政治和生活上却极其保守的原因之一。只有那些真正拥有强大感性和理性思维并重的人才真正既能创造，又能严密推导，就象苯环的梦想式发现，以及爱因斯坦一类人那样，不仅在个人主要从事的领域获得非凡成就，也在不同领域有着同样重要思想的阐发，就象爱因斯坦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的认识那样。但大多数理科学者往往缺乏这种素养，他们只会日复一日地在实验室里埋头若干，却总是缺少细致入微的观察、触类旁通的思考和灵光乍现的感性一刻。这从那些理性思维过于发达的文化人群，比如德国人那里就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的厨房充满理科实验室一样的精细，但做出来却很难称得上是美食。而这种严谨的理性如果遇到不正确的逻辑推导方向，就会演变成象人种学说之于纳粹那样的灾难性后果。感性往往是创造性的，但如此缺少了理性认知、逻辑推理等等，就成了没有根基的空想和幻想，甚至是妄想，即使是其有近似正确的理性为基础的理论作为指导也是如此。就象东方，包括俄罗斯、中国和柬埔寨对马克思主义灾难性的运用，因为这种理论是有外来的较为理性的文化为背景，但经过这些过于感性，即过于理想主义的民族发挥，就以自己的非逻辑性理想替代了原文化背景中的逻辑性基础，而变成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这样的闹剧。所以感性或者说灵性，与理性必须相辅相成，而且要旗鼓相当，才可能使道路走得更平稳些。而无论对理性思维还是灵性思维等人类思维而言更为重要的，即是实事求是，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证实或证伪。因为现实是神即自然的创造，真理规律也是神即自然的意志和思想的体现，人的思想无论是理性的还是灵性的，都只能到其中去证明其真伪性，不仅是那些创造出来的理论和规律总结，还包括已有的但可能有范围局限的理论总结都是如此。所以东方人要注意的是不要过于狂妄，思维不要发散得过于随自己的心所欲，而西方人则注意不要过于拘谨和保守，不要过于依赖于理性逻辑推理和现存事物。总之立足现实，思想放开，又要时时处处进行实践检验，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真理和人类思想财富。
西方监狱制度的诡异之处在于，在监狱外通过血缘继承等不公平竞争、财富资本化等制造出一个生存艰难的社会环境，监狱内却为了讲究人权而给罪犯以各种便利甚至是舒适的环境；监狱标榜的是惩治犯罪，改造罪犯，实际却成了罪犯交流经验和实施各种更严重罪行的温床。这与西方表面公正实则不平等的司法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东方就更没有真正称得上是司法的制度，整个东方社会的法制运行还处在低级和野蛮之中。
孔丘或者说儒家在主观上是为了追求仁，而在客观上却成就了符合农业社会道德的礼制，当然在孔丘那里仁与礼或许是并重的，甚至是二位一体的东西。而当代要在主观上从义字出发，即从公平与正义出发，从而在客观上达到仁的目标。有人认为孔丘所说的“仁者，爱人”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达到和谐的状态，也许是合乎其本意的。
中国的统治者在推脱责任甚至是罪行的时候，常用的借口就是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管理多不容易。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非要管理，实质上是统治，而不是服务？而且非要统治如此大的规模？即使是服务——管理型政府也很难在处理这些由规模而产生的纷繁事务中达到近乎完美。扩大一步讲，以后真的有全球消除国界的那一天，用一个政权或者统治机构、一种声音去统治全球简直是近乎天方夜谭的事情。另一个问题是，越是规模大的团体，不管是社会还是组织，都需要更有力而高效的服务——管理型政府，这里的有力不是指强加于人的专制力量，虽然有时出于公正和公权的目的，专制是必须的，但这里仍主要是指人员处理政务的能力要强，要快而坚决，而这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来充当公务员，特别是法律和政务执行官级别的更是如此。但如果中共政权和政府人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为什么还要赖在这些重要的位置上不让位给更公正和更有效率的人呢？实际上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又要推脱统治中出现的问题和私利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而已。
积累和消费应随着时代发展和财富总体增加而等比例增长，这样才能使整个经济全局较为稳定地发展。体现在具体的企业行为中，即是资本占有者如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劳动力提供者如农民、工人的收入应同比例增长。这应成为资本占有者的自觉行为，而不是靠薪酬谈判来实现，因为相对于资本的相对稀缺，雇佣劳动力往往在获利分配中处于劣势。但是如果在社会消费中占大头的雇佣劳动力群体的薪酬提高幅度慢于积累和整个经济增长，就会出现产能过剩等现象，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就只能通过削减产能或转移固定资产等来维持价格稳定和降低成本，结果依然会引发众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以雇佣劳动者的消费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也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因其直接与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否卖出而实现资本流动性增长相挂钩，其重要性不亚于资本积累。但由于人性中贪婪和自私的一面，往往会出现付给雇佣劳动力的工资低于其应得的用于消费的份额，从而使积累与消费的不同等增长引发种种社会问题。所以在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是资金流动的流畅性，而这就需要产品提供与同等份额的购买力相适应，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复杂因素如购买愿望、产品更新等等，但是最基本的还是生产和消费、社会产品提供与购买力要协调，水平要处于基本同等的位置上，虽然生产或许要高一点点。
什么样的社会塑造什么样的人格，变态的社会只会塑造出变态的人格，对大多数人是如此。中国等国家小人盛行和横行，就是这样的道理。因为小人会见风使舵，看人下单，其观点和态度会随时根据对象进行调整，表现得时而正直，时而徇私，时而亲切，时而威严，时而谗媚，这样八面玲珑，各方都吃得开，也就比单纯的正直或者暴烈的人更受人欢迎，也就更容易爬上高位。不只中国的高层如此，下层民众也早已学会了这一点。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其内部纷争和战乱的时间太久，而停战期间短暂的恢复期又总是被专制政权所统治，所以能大概率幸存下来的就只有小人人格。象历代开国君王，再如近代慈禧、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是这种人格中的佼佼者。而其一旦掌握政权，就会物以类聚，重用同样人格的小人，除非是象唐太宗那样有自知之明的人，但也任由儿子乱搞而使唐初即发生宫廷之乱。中国的小人之风存在范围极广，所有领域都大量存在，而越是重要的有利益的地方也就越多，而且小人的程度极深，外文化的人如果单从表面皮毛地看，会觉得其整个社会修养、待人接物都很有礼节，官会表现得很亲切爱人，民则爱戴领袖、顺从听话又生活惬意，但当更进一步了解这种文化，就会发现其厕所和酱缸文化的特色。小人文化虽然表现很正常，符合正当的社会规范，但在实际上由于其立足点并不在为他人、为公正服务，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私利，所以仍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肮脏文化。现在由于资讯的发达，使旧时代成功的遮掩变得十分困难，所以中国的小人统治者们极力要禁止信息的自由传播，建立网络防火墙、五毛党和对所谓谣言的处置，都表现出其真实的想法。而从历史上看，小人社会由于其虚伪的本质，使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而趋于崩溃。
任何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的理念都会陷入自相矛盾等等的尴尬境地。就象当今土耳其政权一面迫害境内的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一面指责中国对新疆近乎同文同种的维吾尔人的迫害；俄罗斯一方面用暴力禁止车臣等地争取独立的斗争，禁止其人民公决，另一方面却支持本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所谓全民公决将其归并到其统治之下；伊斯兰教国家在方面极力推行其宗教向外传播，另一方面却禁止或限制其他宗教信仰的传入和发展。这些不胜枚举的疯狂例子只能说明，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关系法则只会让人变得自私、狭隘和暴力，也只会让地球事务变得更糟。
所谓宗教信仰自由，首要的是选择是否信仰和何种信仰的自由，即在人有独立思考能力后去选择自己是否去相信某种宗教信仰作为自己处世的信条。其次是如何信仰的自由，即可将宗教信仰教义中的全部作为信条，也可以只选一部分相信。再次是有今天信、明天不信的自由。所有对幼年人的宗教宣传以及将宗教定为国教或者以宗教信仰的信条去干涉别人生活的行为都属于宗教或信仰专制，这是与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背道而驰的。去强迫别人接受以自己对某种宗教信仰的认知的行为更是宗教暴力。地球人类传统上的宗教和共产主义等信仰几乎都符合这些宗教信仰专制的特点。
对真理认知深刻的人不一定在某些具体事物处理同样表现出色，甚至可以说往往是不出色的。就象一位大哲学家也许不会精通甚至学不会一门具体的谋生技艺，对某些政治性事务的处理也提不出合适的解决方案，但这并不妨碍其对整个人类命运以及终极真理的把握和解析。因为思想是有层级的，处理具体事物的层次较低，但只有极少数人会达到认知和处理人类终极命运的能力。这就如同在地球上，地球表面是最容易看清和掌握的，如果钻探到地下不远的深处也是如此。但是这些认识由于只是对地球某时某地的浅层认识，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性和认识浅薄等条件限制，也就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终有人的思想会透过地球表面达到地核的深处，而不管其从哪一处地球表面入手进入的。而地核是均质的，即无论哪个地方都一样。但从另一方面讲，能到达地核的思想并不一定能解决地球表面的所有问题，因为其进入地球深处的时间和从哪一处进入都限制着这一能力的发挥，表现在人身上就其特有的人格和能力等等所给予他的。这就是普遍真理和特殊真理的区别。
拥有并不重要，因为一切有形的物和无形的发生关系会出现也会消失，会得到也会失去。经历更重要，会使人从懵懂到知晓再到通达。然后就是岁月经历所积淀下来的那种集综合、归纳、创新等等于一体的能力和素养。这个过程使灵魂逐渐得到历练和升华，一切的物与关系只是达到这种精萃的途径，当然也有人或者灵魂会将这些物与关系当成达到目的的手段，只是这样的想法和目标很容易偏离个体灵魂成长的目的，因为手段是人将自己的意志加于物和关系之上的，是人意，而经历则是神意，是自然的，所以手段虽然也可以被人当成是历练的方式之一，但会存在失真和偏离的现象，特别是当人为名利等等所吸引和左右的时候，这时公正的制度和态度会把人和灵魂过于偏激的动机拉回到正常范围内，使其不至于偏离灵魂需要修炼的路径太远。手段也只有出于高尚的目的，遵守公正的原则和方式、途径，才会真正成为灵魂经历和素养的一部分。
以目前金钱仍占重要地位的工业社会来说，无论是有形的商品还是无形的服务来说，都以后付费为妥，因为这会使各种虚假广告宣传失去效力，也会迫使谋利的商人们注重产品质量本身而非虚假宣传的力量。对于消费者来讲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和选择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物品，避免无谓的浪费。当然在这过程中也会出现使用后以各种理由不付费等等损害商家的现象，这就需要法律和政府公正地介入，而且从整体来看还是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态环境有利。
中国人嘴上说的是实事求是，却是最不实事求是的一群。当然如果从中国善于撒谎、曲解和教条的文化特质来看，这也就很正常。只不过上层和下层的表现有所不同。对统治者来说，不实事求是表现为纯粹的唯心主义，即我的脑子里认为什么是正确的，就指示下属去怎么做，即使在现实中碰到南墙也不回头，因为在儒家文化中“名”是最重要的，承认错误就意味着你这人不行，名誉会受损，所以宁可硬着头皮干下去，或许会遇到转机而证明领导者是“英明”的，或者走到绝境而不得不回头，就象大跃进和三年人灾一样。所以中国的统治者是最唯心主义的一群。而与之相反相成的是中国的被统治者绝对是唯物主义者，而且是过于唯物的，即过于现实，有奶便是娘，为了一点眼前蝇头小利可以置大义于不顾，可以昧着良心说瞎话，在顺从统治者意图上十分配合。不仅处于社会底层的“小民”级被统治者是如此，处于中产地位的被统治者也是如此，只要中央出来一项政策，只要不是象提油价之类过于侵犯个人利益，就是一片叫好声，而私底下会不以为意，甚至嘲笑统治者的不识时务。最唯心的统治者统治着最唯物的被统治者，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而这又是从中国历史中一脉相承下来的。这种状况其根本就在于中国的专制制度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统治者高高在上，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却除了改朝换代的极端风险以外，对其所做所为负很小的责任，可以说是为所欲为，这种神经病式的统治又有下面一堆人为了各种利益和目的进行捧场，使其真的以为自己所想就是现实中所需要的真正良方，而增加其唯心主义倾向。被统治者则在一些说实话、干实事而被迫害、被边缘化的前车之鉴中变得现实，牢固的专制体制又使其无法获得说真实想法的权力，而最终变成“狡猾”地顺从。在中国，真正的革新和发明创造不仅无法为自己带来利益和声望，反而有可能因为动了统治者的传统获利方式的奶酪，或者给统治者带来因固有统治方式落后所产生的麻烦，而为自己带来灾难，对思想和行动的双重禁锢使中国人的能力并没有用在正常的创新上，反而是将这种能力用在制售假冒等违法行为上。这看似矛盾在中国却很正常。因为中国的法律虽然表面上很严厉，但除了真正威胁统治者统治或利益的正义之事，对于其他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两眼全闭，这样使被统治者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反而有利于其统治，而且当其违法行为做得过于过火时，对其进行处理还会得到其他被统治者的拥护，树立自己公正而又权威的形象，可谓名正言顺。而这反而掩盖了其对社会的真正不负责任和不公正的实质。所以在中国，只要这种不公正的专制和暴政不被真正的公正制度所取代，这种纯唯心主义者统治着纯唯物主义者的奇葩现象依然会千秋万代地存在下去。
所谓的先进文化也是带有地域性的，特别是象农业文明这种靠天吃饭的文明更是受到地域的限制。而所谓的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征服往往都忽略了这一点而造成灾难性后果，先进文化往往自以为是一贯先进的，而不注重从所要接触的文化吸收有益成分，即便是向一个全无文化的地域，比如南北极进发，所有文化的人都注意做好万全的准备，而进入其他文化区域时却反而不注意这一点。西班牙人破坏了印加帝国的水利系统，使本来收获的土地变得贫瘠；汉人向西南和西北地区扩张时，将其原居地适用的灌溉密植型农业带到那些贫水或者养分不足的地区，结果造成土地沙漠化，使原来的青山绿水变成不毛之地；欧洲人向美洲、澳洲进发时所做的或者给自己带来毁灭，或者给当地生态带来灾难。势易时移，法亦异矣。但历史上先进文化对其他文化除了财富掠夺，就是自以为是的全盘照搬自己所在地区的文化，这是十分愚蠢和可怕的。
时尚并不等于美，时尚只是流行，而且是某些自诩为时尚先锋的人所引领和引导出来的，让那些无脑的人趋之若鹜的流行。真正有头脑的人对此并不屑一顾，或者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一个时期的时尚往往代表了束缚，包括思想和肉体上的。就象现在对女性苗条认为是美的，而这实际上只是时尚，而且表现的只是外在，而且也让人越来越注重外在，而且是某些上层人所引导出来的他们对外在美的看法。这些上层人不会去田间劳作，也不会去当兵打仗，所以他们所设计的时尚元素只会符合他们休闲式的偏狭的审美情趣，而且这种情趣因为本身的狭隘而会枯竭，只会越来越倚重去借鉴外界元素来标榜他们的时尚，结果就渐渐走向美的反面去了。要注意的是，所谓美有两种要素，一是个体体验，即对美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喜欢环肥，有人喜欢燕瘦，这都无可厚非，虽然一段时间或者大多数人会喜欢一种模式，但毕竟有人会喜欢其他的美，而且这种模式往往是通过心理暗示、媒体传播等等来自外界的影响，而非内心真实的对美的想法和渴求，所以当前的所谓时尚实际上带有强迫和专制的色彩，即迫使所有人认同少数时尚界人士所打造出来的通过各种宣传影响了众多无脑大众的东西，这与流行有关，也就是说今天流行了，明天也许就不流行了，而这种流行与美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其次相对于外在美，内在的美更让人心动。气质是许多只重外表的人所见不到的而真正属于灵魂的东西，是通过深层或者长期的接触来感染人的美，但在肤浅的当代人面前，这种美已经淹没在各种喧宾夺主而又莫名其妙的时尚元素之中。重要的是要从自己的个性出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什么是美的，而去追求这种美，而内在比外在更为重要。美不同于真和善的一点，即其并不一定是本质性的，或者说不属于真理和道德层面，而只是让人感到愉悦的东西，而且这种感觉是可以被影响的，而且是象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的，并不象真理和道德那样固化和深刻，但三者有联系的地方在于，真善往往是美的，而且三者的和谐统一才是所有人所应追求的至高目标。时尚本身并不是美，只是装饰了美。正如一个公认的即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美人，或者当一个人对于他所爱的人，或者他认为是美人的时候，并不在意其对象穿着什么，不管是晚礼服还是家居服，甚至是统一的囚服，都会觉得其穿得很美，只不过万种风情不同而已。只有那些时尚被岁月淘洗所积淀下来的才可能被认为是美的，但这也要服从于不同人的个人感觉和眼光。时尚不是引领，不是美本身，那么是什么？只能说是对美的理解、追求与尝试，而且是狭隘的部分人对美的理解，这种理解通过各种渠道，如媒体宣传、炒作、阶级社会中上层人物的示范而影响大众，象催眠一样使之认为这就是美，而忽略了其他美的形式，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美的是神所创造的人体本身，在没有身体缺陷以及没有被不良的生活习惯所摧残过的人体，要比许多花里胡哨的衣饰等等来得美。要记住的是，最美的在于内在，对于在外的外表来说，人体是主体性的美，而衣饰只不过在美的本身上面装饰而已，这种装饰美不美要另说，但是不能舍本逐末地去追求美，否则会陷入人为所制造的误区。
在血缘作为区别本族与他人是十分荒唐又愚蠢的事，可以说在历史上，犹太人和汉人都深受其害。然而他们既是受害者，却也是这方面的顽固守旧分子。犹太人划分自身除了犹太教以外，就是按母系的血缘来决定其族属，这就象汉人以父系血缘来决定继承权一样随意而又没有道理。而由于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混入了大量异族血液，要论起血统的纯正性来，其中许多人的血统似乎还不如中东某些非称为犹太人的犹太血统纯正，毕竟那里要比西方封闭得多。除了这随意的似是而非的血缘定族，犹太人还有一种宗教定族法，即信仰犹太教的即是犹太人。只是象基督教所面临的现代危机一样，犹太人后裔也面临着不合时宜的古代经典与现代文明冲突的矛盾，由于犹太人的智商较高，又不象穆斯林那样由于长期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而导致信徒的素质普遍较低，所以不能象伊斯兰教对待内部持异议的异端那样暴力，那么犹太人所能维持本身的就越来越只剩一个名称而已。当然他们在通过严肃宗教、复制语言和复兴风俗习惯等来保存自己的特性。而汉人更是大杂烩，混合了各种在中国的人种，其民族特性如果还抱着希特勒时代的想法，只会让他们找不到什么是汉人的概念。所以说，民族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是地域的，再次是政治性的。但总起来说，抱着过时的血缘论只会在进步的人类文明中显得越来越落伍。
有良好愿望的人以为善就会带来和平和希望，但现实会让他们失望。而实际上他们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或者说是反因为果。他们以为有了良好的愿望，这种愿望就可以而且应当实现。比如和谈之类，而良好的愿望实际上只是要取得的结果和目标，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和谈的各方必须要达成一致的行为，这种行为则是要建立在同一平台上，即利益上一致，或者说公正。否则，和谈的各方怀着不同的目的，又没有达成和平目标的基础，就都想让自己一方在和谈中利益取得最大化，而最终会使和谈破裂，或者占优势的一方挟迫其他各方达到有利于占优势一方的协议，这必然会导致其他方产生不满，而又滑向破裂。其实和谈的基础即在于公正，也就是说只有对各方都公正、利益均衡，才可能达成良好的愿望的目的，而如果各怀利益的各方如果势均力敌，并且不以公正为目标，那么他们在谈判中口枪舌战，用尽各种手段，实际最终所达成的最好结果也只能是近似于公正的目标，所以还不如就以公正为基础和目标进行谈判并执行，才会取得良好的结果。
现在在中东地区，也许只有库尔德工人党领导的组织近似于是这一地区的希望之火。
中国的现实就是，保守派掌握最高的权力。当国家经济出现危机时，保守派就会起用改革派来稳定经济和人心。当经济步入正轨后，保守派就开始坐收税收等各种剥削渔利，并开始打击和排挤对其不当得利取得构成阻碍的改革派以及崭露头角的民营企业。这样周而复始，直到其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带入深渊，而且即使改革派也无力回天的地步。
当今的世界有四大暴政国家，按其对人类发展危害程度以及影响深度和广度来排列，即朝鲜、沙特、中国和伊朗。之所以这些暴政国家都位于亚洲，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农业社会传统悠久，而且在当时无论是财富还是生产力来说都处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就更引发遗老遗少们的顽固守旧，现在则只能是靠卖资源和残酷剥削中下层度日。当然除了这四大暴政之外，还有一些是近于暴政或者情况不明的，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中东和非洲一些地区等等。非洲由于其政治体制紧跟欧洲，即使是那些原来追随苏联模式的也已转型，所以其政权的政治性反而要比亚洲许多国家来得先进，大体上是处于印度等国家的水平，其国家政治生活的低水平主要来自贫穷、不发达的生产力、人口众多、传统和国民的素质低下。拉丁美洲主要受美国控制，所以在政治上要先进，但是由于其人口素质和信仰落后，特别是处于美国后院地位所带来的受控制以及毒品泛滥等等影响，使其政治的落后性更多体现在腐败和社会暴力严重上。欧洲的东欧还在转型期，除了农业社会传统较重的靠近俄罗斯周边国家外，靠近西欧的国家普遍发展较快，政治上也更加清明和先进。而在四大暴政之上还有一个超级暴政国家集团，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集团。之所以称为超级，不仅在于其本身就是一个跨国家联盟，而且在于其把整个世界当成了任其宰割和为其服务的超级政权国家。这些国家的富足与安定是靠剥削世界上其他地区，引发普遍的贫穷和动荡换来的。这就是当前全球政治的现实。
就象欧美已经开始用《唐顿庄园》等等来怀念他们各自的辉煌时代一样。相信他们也会把工业革命时的传统象传家宝一样传下去，就象东方怀念他们的农业时代一样。
智商高不一定是好事，低也不一定是坏事。就象智商高而情商低的犹太人，虽然有受到欧洲人压迫的因素，但要钱不要命的贪婪本性与利用金融来扰乱人类经济的做法仍为世人所不齿，而在欧洲受到灭顶之灾。而智商低的人有时认准一个道理会一条路走到黑，反而不象智商高的人那样瞻前顾后，或者明哲保身，有时反而会起到起死回生、扭转乾坤的作用。不过这也要看为了何事。为了反抗压迫等正义事业就是好事，而象宗教极端主义者这样智商低又顽固的人只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学术无非是两点，一是所记之事近于真实，虽然无法完全而完整地复原，但仍是越近似越好；一是所用逻辑推理要近于客观规律，虽然人的主观总是在干扰，但仍是要拨雾见真。而中国的所谓学术二者都失真太多，充其量是小儿科的自娱自乐而已，这即是农业时代文人所做的事情。
当今地球上各个地区的社会文化都是由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各自的人文环境结合而成。其中自然环境近于刚性，在短期内并且非人为大规模破坏下会基本保持原貌，而人文环境则是可塑性很大，而且改变比较经常。虽然其中含有基本的社会关系，比如都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但由于其所秉承的文化传统、当时当地的群体文化心理的不同等等，使各个地区文化呈现出基于相同基础的不同。而宗教信仰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甚至可以说各个文化社区都是由各自不同的人的群体意识塑造出来的。如东方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区，印度为核心的印度教文化区，中东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区，西方欧美的基督教文化区，拉美的天主教与当地印地安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区，非洲南部的原始宗教文化区等等，都是人的有意识地塑造而出现，从这点上说，人类各文化区都是人造的，体现出多样性。而在各自的发展和冲突中，人类会逐渐了解外界，并越来越接近神所创造人类社会的本意，以此来达到意识的觉醒，逐渐发展出结合本地特色的共同文化心理特征，从而达到大同的结果。
暴政国家还包括所有的单一信仰国家，而亚非拉的广大地区虽然号称是民主国家，但仍普遍存在专制和近似于暴政的力量，只是因为当今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或者近似完全民主的国家，而暴政则普遍存在，所以在那些极端暴政的国家面前，只是显得不太突出而已。
国家资本主义天然是垄断资本主义，也必然是暴政，因为其只有排他性地控制各种资源和市场，才能保证这种资本主义的实现，而这一过程必然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暴力来达到的。这与私人资本主义通过竞争、兼并等手段不断壮大而最终达到垄断程度不同，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
地球人类对于公正的判断当以普遍的人类人性为基础，而人性有正当的一面，也有不正当的一面，即自由与自私。公正就是以其中人性的自由部分为基础，即不去损害他人的合理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基本权利，所以当损害了他人的合理权利，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合理权利放弃了。就象现在所有的宗教信仰保守主义者，当他们利用宗教教条去束缚甚至侵害别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生活的时候，实际上也就等同于放弃了自己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生活的权利，也就必然受到别人基于其他宗教的或者非宗教理由的同样对待。
家务是否算工作，是否象在社会中工作那样创造价值？这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即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应不算工作，只有其与社会性工作发生联接，如购买和使用家用机器等商品，雇用保姆等，家务成为社会工作的一种延伸，或者也可以说社会工作成为家务的一种延伸，也许这时家务才算进入到社会工作，成为众多工作和物质文明的一部分。所以传统农业社会中专职主妇们所做的家务并没有价值，因为其劳动只是为了自给自足，并不符合有价值劳动的定义，即没有形成交换，即使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体力，也并不能称其为社会劳动，这也使操持家务的女性实际上很没有地位，虽然她们也许会迫使男人们听从她们在家庭事务上的安排，甚至通过控制家庭财务来掌控男人，但她们在社会上仍没有地位，仍受男人们的领导和控制，因为她们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家之内，至多只是她们的男人和孩子，而这在整个社会中无足轻重。所以在农业社会中妇女虽然往往在家庭生活内部很有发言权而成为主妇，但是其做为整体，在整个社会中仍地位低下，甚至是单个社区中的作用和发言权都很有限，除非她们真正从家庭中走出来，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并以此取得自己的发言权，社会才会更加和谐，而这也是比较发达的现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如果不是以公正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行为准则，所有的人类社会尽管形态不同，文化的差异，但都易于陷入保守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每个特定的社群都会遵循一定的风俗习惯和行为规则，不管这种规则是怎样制定和形成的，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落伍，不适应新的生产力所决定的新型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相对于传统，新鲜事物更不容易把握其运行规律和发展方向，因此容易被特定社群的最初不适应而加以排斥。就象欧洲中世纪对科学的排斥，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所谓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排斥，以及伊斯兰世界以教义为武器对外来先进文明的排斥，等等，都是如此。即使是当代比较先进的西方社会，因为不是以公正作为社会关系基础的，也会排斥一些更为自由的理念，比如裸体运动、多元化婚姻家庭等等，也表现出了极强的保守性防御。而从目前来看，整个人类社会似乎都在向着保守的状态退步着。而社会之所以会发展，正在于其创新，包括创新的意识和对创新的接纳。所以人类应该学会用更为公正的态度去看待多元化、无限可能的发展，特别是与自己所习惯的思想和行为不同的人类生活模式。
神既然将人塑造成异养者，自然有其用意。当然人在使用这种权利的时候不能滥用，而应抱着“不得不”的态度去行事。即是为了维持生命、更利于思考而不得不去吃食物，包括植物和少量的动物，而不专是为了美味，更不能随意地浪费别的物种用生命所赐的食物。人之为人，不在于其动物性，即身体方面，而在于其思想中的人性。
应该感谢神的宽容与怜悯，让不成熟又不完美的地球人类依然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即使是他们各自为战，相互屠杀，神也不抛弃我们，供应给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资源。但如果认为神以为对立和杀戮是正当的那就错了，因为这只存在于低级的动物之中。我想这源于其相信人类自身升华和净化的能力，通过逐渐摆脱物欲和各种画地为牢的束缚来完成向神之境界的接近。愿神依然保佑地球上的人类，完成神所赋予他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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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oneworld 時間: 2016-04-13 21: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