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之間的貿易戰正在升級，美國在對34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25%關稅的基礎上，對另外的160億美元商品再加徵25%的關稅；在中國相繼採取同等規模的報復措施之後，美國又進一步發出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增收高額關稅的威脅。在五月份中國副總理訪問美國和美國高級談判代表訪問中國的談判失敗之後，雙方似乎已經終止了高層的談判。

中國高層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公平貿易」問題的本意作出了完全錯誤的判斷，他們不相信特朗普真會與中國展開全面的貿易對抗。在他們看來，特朗普的貿易戰威脅只不過是又一次的競選策略而已，因為一旦貿易戰發展到失控的地步，雙方都會遭受重創，而需要選票的特朗普是經受不起如此的損失的。助長中國政府這種錯判的，不僅有那些只會做「命題作文」的國際問題「磚家」們，還有那些長期善於向中國政府討巧獲利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們」。

近幾個月來，兩國的學者、官員和涉及美中貿易的企業界人士，從技術的角度對緩和阻止貿易戰提出了許多方案，但是這些方案似乎都沒有能夠阻止貿易衝突進一步惡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方案的焦點僅僅著眼於貿易問題。他們沒有看到，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戰只不過是兩個大國之間在政治、經濟制度方面進行的大範圍衝突和對抗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不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全面的對抗終將難以避免。

在過去十年抑或更長一個時期以來，一場新的全球性的經濟和政治對抗已經逐步成型，美國和中國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已經從舊冷戰中的「朋友」變成新冷戰的主要對手。習近平上台以後的五年間，這種對抗出現了急劇升級，特朗普是公開拋棄對中國加入自由民主陣營幻想的第一位美國總統，他從貿易層面入手，務實地承認了這種對抗的存在並著手全面應對。美中之間對抗至少在三個層面相互交織：貿易和經濟層面，制度層面和全球領導力競爭層面。

在經濟和貿易層面，雙方的關係從一度的相互補充轉變成了相互競爭，角力的場所不僅僅在商品市場，還有工業製造能力和就業機會。根據美國的貿易統計數據，美國在二零一七年從中國進口了5054億美元的商品；而向中國出口了1299億美元的商品；美國對華的商品貿易逆差為3755億美元；逆差佔雙向貿易總額的比重高達59.1%。如此巨大規模的逆差，必然會對逆差國的生產能力和就業等產生巨大影響，而且無論從經濟學邏輯還是從歷史經驗上看都無法繼續。

在貿易和經濟層面的背後，經濟和政治制度層面的衝突則是更深層面的對抗。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在獲取美國知識產權和技術方面，「中國長期以來採取了一些嚴重不公的做法，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加劇了美國早已嚴重失衡的貿易逆差。」顯然，他所反對的"不公平貿易"，貿易是形式，「不公平」是本質，而不公平的背後則是制度。

中國是政府權力佔主導地位的「國家資本主義」，美國是私人經濟佔主導地位「市場資本主義」，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政府通過直接控制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對特定企業或者產業進行各式補貼；缺乏獨立的司法制度和企業對政府的從屬關係更是姑息和助長了中國對發達國家知識產權的侵犯。政府的大量補貼和對侵權行為的保護，幫助中國企業降低成本，盡快形成規模經濟，從而有可能實現對西方傳統產業的逐個擊破，形成一種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在完全的封閉經濟下，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會由於效益低下而難以為繼；但是在開放經濟的情況下，這種制度可以在短期摧毀貿易伙伴國的企業或產業，隨後再通過佔領對方市場來為效率低下的本國經濟補充血液。中國政府不僅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給自身和全球的資源、環境和經濟帶來的負面作用，反而四處宣揚這種「中國道路」帶來的「體制優勢」，當然就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以貿易衝突為表現形式的制度性衝突。

從國際關係和全球治理的層面看， 由於美中兩國都具有龐大經濟體量，他們所代表的兩種制度，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場爭奪世界領導權的角逐。在聯合國安理會、人權委員會、科教文理事會場所，中國無疑已經證明自己是美國和世界自由民主陣營的敵人的支持者。近些年來，通過在安理會的否決權，中國在聯合國對朝鮮、伊朗、敘利亞等國家大力進行過保護，並通過倡議和主導建立上合組織、中非、中阿峰會等形式展現與美國的全方位競爭和對抗。

當今世界再次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傳統自由民主陣營，另一個是包括中國、俄國、伊朗、朝鮮、敘利亞、土耳其等國在內的的陣營，後一個陣營的政治光譜是從選舉強人到極權強人主導的體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壓制思想和輿論自由。其中，中國的相對經濟實力最強，而且正在通過「一帶一路」等戰略，向外進行快速擴張。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及其盟國所面對的這個反對者聯盟比第一次冷戰時期的蘇聯及其衛星國更加強大，而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成為這個反對者聯盟的重要支撐。

從表面上看，是特朗普打響了對中國貿易戰的第一槍，但是新冷戰格局的形成卻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已經形成，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通過在南海、台灣、日本、朝鮮、敘利亞等問題上的進攻性姿態，通過在國際舞台上大力推行"一帶一路"和宣揚「中國道路」和「解決世界問題的中國方案」等舉措，加速了這場冷戰由隱性向顯性、由局部向全局推進。

雖然這場新冷戰有著與與舊冷戰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極權對抗民主，但是它也有新特點：一是在意識形態上，早已失去鼓動性的"共產主義宗教"不得不退居後台，而代之以通過政府引導的"民族主義"對抗"普世價值；另一個更重要的特點是，它與舊冷戰結束之後的經濟全球化交織，使得像中國這樣的極權制度國家有可能通過有限的開放利用世界資本主義，形成所謂的從西方自由經濟吸取市場、資金、技術等經濟營養，形成更強大的反對自由資本主義的能力。

理解了這個特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場冷戰會以貿易戰的形式作為前哨戰，也能理解為什麼歐洲和日本等國雖然也與美國有著經濟和貿易糾紛，但是卻無一例外地在針對中國的問題上再次與美國站在一起。只有從全球新冷戰的背景去理解，才不至於拘泥於貿易衝突的技術性解決方案，而致力於尋求更根本的解決方案，終結不人道、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以公平、正義、自由、民主為核心價值的國與國關係和人與人關係。

從短期看，集權國家對社會有著較強的控制能力，也能夠迅速的動員國家資源解決貿易戰帶來的問題，中國政府正是希望憑借這一組織優勢來取得貿易對抗中的第一輪勝利；但是從根本上看，這場對抗依舊是人心之戰，只要自由民主陣營在社會層面能夠對極權制度給全世界帶來的損害達成共識，他們則會憑借著內生的技術、人性和根本制度優勢，最終戰勝違反人性和破壞社會公平正義的力量。對這一點，人類還是應該對自己具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