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説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説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侯她對我説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説：“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聘書醜）她説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裏；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裏去敲門。先生家裏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愛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息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侯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説：“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説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樣從家裏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説：“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説嘴！”她氣的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慶去睡。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我母樣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侯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裏發牢騷，説我母親家中有事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雜裏，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零二、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裏獨撲克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愛母。

　　1991年1月22日和23日，我花了兩個上午前往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採訪王志維。王先生是胡適紀念館的實際負責人，曾跟胡適交往甚多，是胡適晚年身邊的工作人員。這次訪談，我當場認真作了筆錄。最近因退休清理舊物，無意中找出了這份記錄稿，如睹故人，感慨良多。王志維現已作古，但他當年提供的史料，有很多鮮為人知或知之未詳之處。

　　1961年6月10日，是星期六，晚上王志維陪胡適喝酒。胡適忽然說：“當你有一天看不見我的時候，請到我臥室去。臥室裏有一個鐵櫃，櫃裏放了一個小皮箱，裏邊有我的遺囑，我身後的事都有交代。你現在不能去看，也不要輕易告訴別人。”王志維覺得這番話不大吉利，便安慰胡適說：“先生的老師杜威博士也早就立好了遺囑，但他活到了93歲。我希望先生也跟你的老師一樣長壽。”胡適說：“希望如此，希望如此。”

　　遺囑是1957年6月4日立的。當時胡適因胃潰瘍動了大手術，恐有不測，故在美國紐約立了這份《胡適遺囑與遺產處分書》，內容有八條，主要是請求火葬，將存放在北京大學的102箱書和文件捐贈給北大，將紐約的住所和存放在紐約的手稿、書籍、文件捐贈給台灣大學，將財產的其他部分遺贈夫人江冬秀。

　　1962年2月24日晚6時35分，胡適在中央研究院歡迎任之恭、梅貽琦等七位新院士的酒會上突發心臟病，暈死在地。王志維急忙將胡適隨身攜帶的急救藥片放在他口中，又喂了白蘭地，還讓他吸了氧，做了人工呼吸，都沒有反應。

　　王志維認為，胡適犯病的導因是李濟的一番話。李濟在發言中重新提及胡適在1961年11月受到的一次“圍剿”。當年11月6日，胡適應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之邀，在“亞太區科學教育會”的開幕式上講演25分鐘，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胡適講的其實是他的老話，主旨是批判東方人憑藉精神文明夜郎自大的觀念。他強調，為了給科學發展鋪平道路，必須對西方文明重新做出冷靜客觀的估量。胡適的發言後來發表在同年12月1日出版的《文星》雜誌9卷2期，引起了港臺一些學者的非難和攻擊。

　　李濟發言時，重提胡適這段不愉快的往事，胡適的臉色變了。王志維暗示胡適不要動氣。胡適擺擺手，不要他管。胡適最後講話說：“我去年說了25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那是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講著講著，胡適忽然臉色蒼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的地面上。

　　胡適日記直到1990年才公開出版，給胡適日記出版製造阻力的是王世傑。王世傑曾主編《現代評論》週刊；1949年去台灣，1950年3月至1953年11月任“總統府秘書長”，1958年7月任 “行政院政務委員”，1962年4月至1970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改任“總統府資政”。

　　王世傑跟胡適的私交本來很深，但胡適去世之後，王先生跟胡太太江冬秀的關係處得非常不好。1963年，台灣刮颱風，山洪衝了胡適在台北南港的墓地。胡太太坐臥不安，要求中研院為胡適修墳，不料王世傑置之不理。胡太太便去找他，吵了起來。胡太太吼道：“王世傑，你等著，總有一天我要把你給胡先生的信公佈出來。”王世傑嚇得直哆嗦。原來王世傑給胡適的信上寫了很多牢騷話，當時公開出來會給他惹麻煩。後來經過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秘書長陳雪屏先生出面打圓場，維修了胡先生的墳，這場風波才告平息。所以王世傑以中研院院長的身份下了指示：沒有他的同意，中研院胡適紀念館裏的任何一張紙片都不能隨便拿出來！

　　不久，王世傑讓毛子水先生陪同——毛是胡適遺囑的執行人之一，要從胡適紀念館取走胡適日記。王世傑說：“胡適日記是公物，是公器。”胡太太聞訊，從她在溫州街的寓所跑回南港，大罵王世傑不是東西，一氣之下，就把全部胡適日記手稿帶走了。她先把這批手稿放在床底下，但台北空氣潮濕，手稿放在床底下容易霉爛。王志維趕快買了一個保險櫃，搬進胡太太家，剛好把日記手稿全部裝進去，使這批手稿得以完好保存。所以胡太太對保存和出版胡適手稿是有功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