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這個詞是支那賤畜外省豬竊台後才發明出來的，目的是要用支那文化的父權壓力洗腦台灣人。支那賤種外省豬逃難台灣前，牠們稱孫文「總理」。曾有台裔老兵在汪笨湖的節目上說，他在軍中和外省豬聊天時，提到「國父」，外省豬居然不曉得國父是誰，還以為有人姓「國」名「父」，那隻外省豬後來才知原來「總理」在神格化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成了台灣的「國父」。幹您娘，支那豬自己都不曉得孫文是支那的國父，逃到台灣後卻逼著台灣人認孫文是國父。

國民黨前身是同盟會，是由國父孫中山創立的，所以國父是孫中山而不是宋教仁，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號召，其中平均地權跟現在的台灣非常有關係，台灣剛光復時，糧食不足，絕大多數農民為佃農，給地主的田租高達收成的6成非常不合理(大陸情況也類似)，經過政府的平均地權政策後，佃農變成自耕農，生產意願大增，讓台灣農業大幅穩定。

「講到土地問題，在歐美社會主義的書中，常說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處地方， 在沒有成立市場以前，地價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賣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在當時是很荒蕪 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沒有別的用處，一般人都不願意出高價去買。忽然有一個醉漢闖入拍賣 場來。當時拍賣官正在叫賣價，眾人所還的價，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還到二百五十元 的；到了還到二百五十元的時候，便沒有人再加高價。拍賣官就問有沒有加到三百元的？當時那 個醉漢，醉到很糊塗，便一口答應，說我出價三百元。他還價之後，拍賣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 塊地皮。地既賣定，眾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賣官開出賬單，向他要地價的錢。他記不起昨天醉後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認那一筆賬；後來回憶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對於政府既不能賴賬，只可費了許多籌劃，盡其所有，才湊夠三百元來給拍賣官。他得了那塊地皮之後，許久也沒有能力去理會。相隔十多年，那塊地皮的周圍都建了高樓大廈，地價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買那塊地皮，還他數百萬的價錢，他還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塊地分租與人，自己總是收地租。更到後來，這塊地便漲價到幾千萬，這個醉漢便成澳洲第一個富家翁。推到這位澳洲幾千萬元財產的大富翁，還是由三百元的地皮來的。

講到這種事實，在變成富翁的地主當然是很快樂，但是考究這位富翁原來只用三百元買得那塊地皮，後來並沒有加工改良，毫沒有理會，只是睡覺，便坐享其成，得了幾千萬元。這幾千萬元是誰人的呢？依我看來，是大家的。因為社會上大家要用那處地方來做工商事業的中心點，便去把他改良，那塊地方的地價才逐漸增加到很高。好像我們現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國中部工商業的中心點，所以上海的地價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又像我們用廣州做中國南部工商業的中心點，廣州的地價也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上海的人口不過一百多萬，廣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萬，如果上海的人完全遷出上海，廣州的人完全遷出廣州，或者另外發生天災人禍，令上海的人或廣州的人都消滅，試問上海、廣州的地價還值不值現在這樣高的價錢呢？由此可見，土地價值之能夠增加 的理由，是由於眾人的功勞，眾人的力量；地主對於地價漲跌的功勞，是沒有一點關係的。所以外國學者認地主由地價增高所獲的利益，名之為「不勞而獲」的利，比較工商業的製造家要勞心勞力，買賤賣貴，費許多打算、許多經營才能夠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業家壟斷物質的價值來賺錢，我們已經覺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業家還要勞心勞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價是由什麼方法才能夠增漲呢？是由於眾人改良那塊土地，爭用那塊土地，地價才是增漲。地價一增漲，在那塊地方之百貨的價錢都隨之而漲。所以就可以說，眾人在那塊地方經營工商業所賺的錢，在間接無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搶去了。」

台北的房價是民國76年開始飆漲的，那為什麼76年以前沒有飆漲呢？那是因為政府政策得當，使得資金投入產業發展比炒房更有利可圖，那時候台灣是做什麼都能賺錢，是台灣企業蓬勃的美好時代。

到了民國77年房價越來越高(蔣經國77年1月過世)，報紙上登”中產階級想要在大台北區，擁有一棟屬於自己的「新房」，恐怕將愈來愈困難了！目前大台北區預售屋二樓以上平均每坪的售價幾乎都在十萬元以上，僅剩土城、鶯歌、三峽等五個鄉鎮，還有「便宜」貨可買。”

由於房價快速飆升，以前公告的房價與土地價已經跟現實脫節，這時候出現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財政部長，這個人叫做王建煊，是行政院長郝柏村拔擢的。王建煊主張要按照房屋土地的實價徵稅，一方面符合平均地權的正義，另一方面可以充實國家財政，現在大家回頭看，這個政策明明是公平合理，絕對可行，應該要支持。可是這樣一來，李登輝包庇的炒地財團不高興了，按實價徵稅炒地的利潤就被政府分去了，就沒有炒地的動機了，王建煊分明在擋人財路，於是李登輝公開說「可行的政策 才是好的政策」，意思是實價徵稅不可行，叫王建煊聽話，不要按實價徵稅，王建煊還以為李登輝不瞭解可行性，於是公開地說，他絕對有辦法按實價徵稅，請李總統放心，接下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在他的報紙連續6天大舉批王：〈人民不是冤大頭-王建煊變相增稅引起全面性反彈〉，〈「清官」不等於「好官」-操守無瑕並非政務官的唯一條件〉，指王建煊的政策本質與「共產主義」相近，王建煊在內外交攻壓力下，於民國81年10月8日黯然提出辭呈下台，自由時報這才罷手。

這個林榮三拉下王建煊的目的何在呢？參與巢運的居住正義協會理事長黃益中點名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是台灣社會房地產不公義的「最大吸血蟲」。「報社老闆身為始作俑者，難道不覺得愧對台灣人民」？王建煊氣憤的表示，該報社老闆財富粗估千億元以上，但有天眼睛一閉，一毛錢也帶不走，騎在眾人頭上搞錢，最後還不是一場空？

王建煊的下台大大地鼓舞了炒地的財團，於是房價高漲，國家財用卻不足，所以之後高鐵等大型建設不由政府興建，改由政府零出資BOT招標，結果高鐵反而成為陳水扁利益輸送財團的工具。現在看來真是一環扣一環，令人噓唏不已。

後來王建煊2001年代表臨時整合的泛藍挑戰連任的蘇貞昌競選台北縣長，還差點讓被看好的蘇貞昌翻船，因為蘇在台北縣長任內，極誇張地大舉變更地目，討好了非常多人，大筆的錢被財團賺走，蘇貞昌離任時台北縣留下大筆債務，後來才由周錫瑋縣長把台北縣的債務償清。

國民黨在同盟會時期就高舉平均地權的訴求，因為這是民生主義最重要的地方，民進黨成立的訴求是台灣人民自決，這是屬於民權的部分，在民生方面民進黨並沒有重要的主張，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這些人都很有錢，不需要講民生主義。早期民進黨的主要成員是日系台獨，日本人要離開台灣時，將台灣的土地資產轉移給這些親日的人，這些人在日據時代享有特權，蔣中正來了，這些人的特權消失了，所以這些人很自然地成為帶頭反對國民黨的人。雖然沒了特權，但這些人的資產還是比一般台灣人豐厚的多，例如蔡英文的爸爸蔡潔生，只是一個幫日本人修飛機的，卻能留下謎一般地龐大家產。由於這些人在日據時代能得到日本人的優待，就是因為鑽縫隙很熟練，加上資產豐厚，這些人就是台灣第一批炒地的”本土精英”， 有一次蔡英文的爸爸蔡潔生買了一塊畸零地，枋寮鄉長覺得畸零地不好利用，幹嘛要買？蔡潔生才意味深長地透露：等到這一大片地要蓋房子，這塊畸零地可就值錢了。也就是蔡潔生老早就打準了主意要做土地釘子戶，到時候就要迫使建商出高價來買。至於蔡英文，比她老爸還厲害，內湖炒地30億，現在暫時用權勢壓下來，一旦蔡英文落選，交易資料就會被公開，就是台灣人額首稱慶的時候。

我們看國民黨的施政，日據時代，台灣多為佃農，地主的租金收到6成，非常不合理，也影響佃農的耕作意願，蔣中正時期實行土地改革，375減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領，這個公地放領是放給農民的，而不是像民進黨放給財團。兩蔣時期，威權統治，炒地的投機者沒有力量左右政府，等到王建煊被李登輝授意辭職，炒地者就對政府上下其手，讓政府為財團服務，台灣的居住正義就難以維持了。

拚經濟的關鍵在哪裡呢？有資金的人追求利潤做投資是天性，資金可以做創業，也可以炒地，資金拿去創業，炒地就會減少；資金拿去炒地，創業就會萎縮，好的政府就是要讓創業的利潤大於炒地的利潤，這樣大家就會把資金投入生產創新，而不是做投機，經濟才能繁榮，現在蔡英文說台商回流資金超過5000億，在政府的五缺之下，回流的資金創造就業機會真能有利可圖嗎，還是虛晃一招，先養地炒地再說吧！人力銀行的工作職缺有增加嗎？新創公司的存活率有增加嗎？這些都沒有增加，使得大家都來炒地，政府不是難辭其咎嗎？

我們看全球新創生態系在 2016-2018 年間，總計創造 2.8 兆美元的產值，是20 年的新高！可是台灣呢？台灣的創業成功率只有1%，一年內就倒閉的機率高達 90%，存活下來的 10% 中，又有 90% 會在五年內倒閉，反觀大陸的創業成功率大約是 7%，根據研究機構胡潤百富（Hurun Report）統計，截至今年2019年6月，全球共有494家價值非凡又稱為「獨角獸」（unicorn）的新創企業，其中206家在中國大陸。這個數據使得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新創公司最多的國家，而美國以203家居次。現在我們的蔡英文總統一再地”教育”台灣人不要做對岸的同路人，那蔡英文是不是先要把台灣的創新環境弄得跟對岸差不多才有資格教育台灣人。

台灣的高房價已經是積重難返，其實這個問題早在95年前被國父孫中山所預見，國父聯俄容共，符合蔡英文所說的中共同路人的資格，蔡英文是不是也要把國父抹紅呢？蔡英文還不知道國父很肯定共產主義中打破貧富嚴重不均的理想，而蔡英文跟綠肥貓的無能與貪婪就是造成今日台灣貧富不均的元凶。

歷史記載南北戰爭時候，其實北方文明遠大於南方的，北方廣設大學還有制度更新，說真的啦，要不是袁大頭晚年想稱帝，袁世凱統領的中國比南方整天內鬥的國民黨軍統治下的中國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