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有幾個特徵，一是相信有終極正義存在且自己了解（相對的是信仰知曉了解「終極正
義」必須全知全能，但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故不該追求自以為是的終極正義）、二是集權
（相對的是反對讓「某一個人」或是「某一群人」、「某一種組織」掌握太多權力）、三
是控制（相對的是自由）、四是現在比較少人提的世界主義（相對的是主張離散性和獨立
性），二、三兩個特徵是為了實踐第一個特徵而產生的，第四個特徵又是因為二、三兩個
特徵而產生。

假如不相信人能全知全能、掌握終極正義，其實是很難放心主張將權力集中，對於社會做
控制（把雞蛋放到同一個籃子一砸就全滅、除非大家都認定這樣最好）。當你主張集權控
制，就不能任由人類社會存在其他體系。例如你主張課徵高比率稅金，如果人類社會存在
稅率較低的其他政治體系，那有辦法的人會逃向這些政治體系，結果你想用公權力重新平
衡強弱的體系，結果就變成弱弱相殘的悲慘社會，所以這個集權體系必須無限上綱，最後
就變世界主義。

奪了這個文化體系的人對更高次元力量的想像；三是因應中央集權形成的龐大非血統繼承
官僚體系，因儒家思想的指導，認為自己有責任將天道帶給非在公務體系工作的庶民，並
且認為自己在人類社會是特殊的存在。

舉例來說，我們會覺得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是相對抗的政治體制，但事實上，中央集權和
地方自治，都是在中央集權體系下的政治想法，地方自治這個說法隱含著地方權是中央授
與的，換句話說，中央可給可不給。但在美國州權派的想法，聯邦（中央）的權力是州分
割出來所組成的，州才是主體（然後州權是每一個人分割自己的權力所組成，人才是主體
，這才是個體主義的核心）。

類似的例子是「資進黨」，其實「出資者和提供勞務者爭逐有限的利益，公權力必須強制
介入讓分配更加合理公平」，其實是一套只是左派相信的論述，然後左派相信勞工階級是
弱勢的，自己的分配一定會對弱勢有利；反對自己的，就是和強者資方站再一起，所以他
們想像中的敵人「右派」，就是和強者站在一起的沒良心人。

但事實上反對公權力介入和控制的自由市場主義，根本反對利益有限，而認為當每個人都
追求對自己的最大利益時，整個社會的利益就會最大化。重點是市場主義者反對控制介入
，當然不會支持「用強大的公權力去幫資方解決問題」這種思維。

重點是天朝文化社會長達千年的「控制」，讓這個文化體系下的人視「控制」為理所當然
，不管是「地方自治」也好，「資進黨」也好，都顯示我們社會主流想像出來的反對者，
都不是反對「控制」，而是朝另一種方向控制。結果是無論怎麼輪替、辯論，都改變不了
「控制」這個大方向，甚至出現問題之時，所有人想到的解決之道，都是更強力的控制。
　

千年的「控制」政治，讓台灣幾乎人人都是信仰控制的大左派，大家都相信不能「只想到
你自己」，每個人都在想怎麼「幫助」事實上是「干涉」、「控制」別人，大家不相信管
好自己就好，因為大家都相信只要別人繼續惡搞，自己就難獨善其身，這讓大家更加不努
力讓自己變好、結果是每個人看起來都需要幫助，陷入了惡性循環。

在被嫌不夠左的台灣，事實上達到許多西方左派想都不敢想的夢幻政策，例如政府主辦的
全民健保，要知道被視為社會福利典範的德國，所謂的「全民健保」也不過是類似台灣汽
車強制責任險，你一定要投保，但你還是可以自行選擇保險公司和保單格式；強制每個人
都要加保的政府主辦保險，事實上充滿著人權、自由、市場的各種爭議，但我們全民健保
不要說開辦之前、一直到現在，這套已經執行了數十年的制度，在這方面的爭論一直是微
小到快要聽不到。

又例如將最大的教育資源投注到公立學校上面，其實也有干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市場
自由的疑慮，但這些疑慮在台灣根本從未形成一種聲音。全球最好的大學有極高比率的私
立私營，但台灣人討論台灣的大學世界排名落後時，把問題歸咎於教育經費分配公私不平
，公立學校得到太多資源的聲音小之又小。為什麼，這根本是一個完全習慣控制，左得不
能在左的社會。

當有人談到美國政府的水電都是私營的時候，大部分台灣人是瞪大眼睛，因為根本不能想
像水電不公營的世界樣貌，即使台灣有很高比率的人口在美國生活過。這種環境，怎麼可
能形成有意義的「『統一公有公營』好或『私人經營由市場決定誰死誰活』好」辯論。

因為沒有真正反對控制、重視個人、重視自由的聲音，來和「控制」、「群體」對抗，每
個人都認為權力魔戒可以也應該存在，沒有人要求將之銷毀，結果辯論永遠只會是權力魔
戒「怎麼用」，或是「我是好人我可以用、他是壞人他不能用」。除了指稱對方是壞蛋，
自己是好人的正邪大戰，還能怎麼爭辯？

「台灣人不夠左」、「台灣沒有左派」，其實是因為整個社會主張控制，沒有人訴求自由
，所有的政策都是左派和左派的鬼打架，最後總是訴諸正邪大戰，把自己人歸於好人陣營
，把對頭歸於壞蛋陣營，而形成的「台灣人不夠好」式的抱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