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 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上台後，系統性地將政治對手（如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特定群體（如猶太人）描繪為「邪惡」勢力，視他們為德國衰落的根源。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 戈培爾（Joseph Goebbels）主導的宣傳機器使用了多種技術來強化這一形象：

反猶太主義和反共產主義宣傳：猶太人被描繪為「寄生種族」（parasitic race）和經濟災難的罪魁禍首，與共產黨人聯繫起來，稱他們為「猶太-布爾什維克陰謀」的代理人，象徵「終極邪惡」（ultimate evil）。例如，在海報和電影中，猶太人被畫成老鼠或貪婪的怪物，偷竊「雅利安」人的財富；共產黨人則被示為腦洗的、劣等的工具，受猶太人操控。希特勒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將猶太人和共產黨人等同於「邪惡力量」，威脅德國的種族純潔和國家生存。

對選民或支持者的檢討：納粹譴責魏瑪共和國時期（1919-1933）的選民支持「十一月罪犯」（November criminals，指社會民主黨等簽署凡爾賽條約的政黨），稱這些選民被誤導或背叛德國，助長了「邪惡勢力」的崛起。這導致了1933年國會縱火案後的鎮壓，共產黨被禁止，支持者被逮捕或妖魔化為國家敵人。2573fa 這種修辭不僅用來合理化集中營和迫害，還動員大眾支持納粹的「淨化」行動。

貝尼托· 墨索里尼領導的國家法西斯黨上台後，將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視為首要敵人，描繪他們為「邪惡」的顛覆勢力，威脅義大利的統一和帝國夢想。宣傳是法西斯政權的支柱，強調「內部敵人」的妖魔化：

對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妖魔化：墨索里尼在演講和宣傳中將社會主義者稱為「國家敵人」，與共產黨人聯繫起來，視他們為「惡魔般的威脅」（demonic threat）。例如，在1920年代的演講中，他指責他們破壞經濟和社會秩序，是「布爾什維克邪惡」的延伸。法西斯宣傳將共產主義描繪為「仇恨的宣傳」，特別在1941年對蘇聯戰爭期間，將蘇聯和國內左派稱為「野蠻的邪惡」（barbaric evil），用來 justification 軍事行動。

對支持者的檢討：墨索里尼譴責支持左派政黨的選民或工人階層被「誤導」或「感染」了共產主義的「毒藥」，助長國家分裂。這導致1925年禁止反對黨，支持者被監禁或流放，宣傳強調選擇法西斯即選擇「善」對抗「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