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了董時進先生的《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4月3日至4
日的《大公報》），很佩服董先生的痛快的筆鋒與辯才，但我的理智決不能允許我希望「
脫開赤膊，提起鐵匠鋪打的大刀」的好漢可以「徼幸三次四次乃至於許多次」。我決不能
像董先生那樣信仰「大車駱駝和人」的運輸；更不信他說的「後方運送械糧，單用人挑抬
也盡夠！」我絕對不信他說「我們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樹皮都沒有，他們不吃也成，到餓死
也不會騷動，更不會同兵士爭糧餉」：如果真是這樣，這樣「到餓死也不會騷動」的百姓
里決不會產出董先生所希望的拼命為國家作戰的武士！

　　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一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
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儘其所有拿去
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

　　老實說，我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我要很誠懇的對董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
亡國又是什麼？董先生說的「我們」究竟是誰？董先生是不是「我們」的一個？「他們」
又是誰？董先生又是不是「他們」的一個？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無數的「好對付，
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
決不願學着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我可以根據歷史的事實，告訴董先生：從前中法之戰和中日之戰都有像徐先生董先生
一樣的慷慨激昂的「清議」極力主戰，「全國一致的主張」，使政府「無所躲閃」。當時
只有一兩個立言無所苟的先知者，如郭嵩燾之流，大膽出來反對主戰之論。郭嵩燾在中法
戰時上疏說：

　　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萬不可以力爭。可以借其力以圖自強，萬不可忮其強
以求一逞。臣嘗論西洋要求事件，輕重大小，變幻百端，一據理折衷，無不可了。一戰則
必不易了。（《郭侍郎奏議》卷十二，《因法事條陳時政疏》）

　　這種話是當日的「清議」所不容的，正如今日我們的話或為徐先生董先生乃至無數「
清議」家所不容一樣。然而失安南，失朝鮮，割台灣，割遼東半島，以至造成今日的局面
，當日主持清議的名流又何嘗想像得到，又何嘗準備負其責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