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程序標示著這種統治的技藝：首先是以一種偽世俗化原則將特定歷史主體的真實殉難置換為無指向性的普世評價、再者是將沉重苦難的歷史感知逐步侵蝕以滴水成穿的輕盈小確信。

228從一種對於台灣人具有殉教(martyr)歷史重量的事件－－以台灣人為主體所嘗試集結聲張的政治共同體在228遭遇慘烈的犧牲與劫難－－被轉化為某種中性而不具名（因而是「普世的」）的無指向性遺憾，甚至還先聲奪人地宣稱已「和平」所以「紀念」。

台灣人不但無法有效的就這種肇因於視自身為政治主體集結與行動所導致的犧牲殉難，建構一種關於自身主權歷史的因果連結。更進一步地是；228事件被刻意取消了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的界限。每年固定的儀式是由政府首長道歉（而非國民黨主席道歉）、以國民的稅金「補償」受難家屬（而非由國民黨的黨產賠償）。加害與受害之間的界限被刻意混淆取消的後果之一就是：在228事件中國民黨以其武裝軍隊屠殺平民的明確罪行，竟成為一種台灣人也需隱諱而曖昧承擔的責任：台灣人的民選政府首長必須為228事件道歉、而且必須自己繳稅來補償受難家屬，這個邏輯確立了台灣人自己的罪責。

歷史的228事件對台灣社會集體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挫折與痛苦，並作為一種不可逆轉的過去。但相較於一個觸手可及、又具備可規劃與改變可能的未來（譬如規劃如何以吃喝玩樂的小確幸來渡過某個尚未來臨的「228和平紀念日」）。其效果恐怕是：過去的228事件其沉重痛苦的感知是以等比級數地逐次消逝遞減，並被替代以未來假期的228's holiday之以幾何級數遞增的輕盈愉稅所累加的期待（台灣人發現他們未來可以在數學上無窮盡的計畫出如何渡過這愉稅的小假期）。

這是一種以極低成本但高獲利地去扭轉社會集體感知的操作（將沉重苦難的象徵轉換成日常輕盈放鬆的期待），其具體的方法僅僅就是透過一種重新命名（將受難日／大屠殺置換成一個中性不刺眼的描述：「和平紀念日」）。於是這個沉重的歷史積體遂定錨於社會可合理分配規劃的時間曆之中，並隨著未來只會一再增加的那些更多的228's holiday，來逐次消除那個固著在已逝時間之中的沉重228積體質量。

請參閱蔣化慈的原文：https://www.facebook.com/notes/蔣化...歷史陳跡或指向當下的先模預言/632141873524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