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賦予法官權限根據被告犯行輕重程度，考量各種量刑因素（加減事由）憑以判處適當
刑度，一方面作為對被告侵害法益之懲罰，他方面也試圖平撫被害人（家屬）不滿情緒與
彰顯國家維護法治之態度....

法官必須堅守之標準始終係針對犯罪事實、在法定刑範圍內給予最適當的刑罰（罪刑相當
原則），故系爭憲法判決所表彰者係「慎刑」、而非「廢除死刑」之結論，因此一旦面對
罪無可赦的犯行，法官不該只因個人價值觀拒絕判處死刑，因為這不只是違法裁量，同時
也違反平等原則，且對於其他相類犯罪、但情節較輕微的行為人（例如僅判處無期徒刑）
而言也非公平。......

回到「死刑是否過於殘酷」、「任何人是否有權剝奪另一個人生命」的議題上，本院認為
死刑確實同屬剝奪受刑人生命，也不免有「國家殺人」之譏，然而「被告殺人」與「判處
被告死刑」本質上應屬二事，前者是個人犯罪行為，後者係執行國家法律，不容任意混淆
。又若以「殺錯無法回頭」作為不宣告死刑之理由，更是一種倒果為因的說法，因為審判
是先認定事實、進而適用法律，如果擔心誤判而拒絕宣告死刑，理應自始判決被告無罪（
或犯更輕之罪），而非認定成立殺人罪後再以該理由作為迴避判處死刑的依據。

至於「教化可能性」一節，國家自然不該將無法善盡刑罰教化功能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
，但同樣不應把「空泛的教化可能性」作為裁量理由，因為殺人罪既然屬於侵害生命法益
之重大犯罪，與其他犯罪迥異且不法內涵更高，倘若連法院都無法判斷如何教化，又如何
期待僅透過長期監禁即可改變其危險性？......